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
elliott & fry，ltd.$
一般男女对当前政治人物有什么看法？它与实际差别多大？它夸张到多大程度？成百上千万人是根据报纸上的漫画和评论形成他们的看法呢，还是一些深刻的本能让他们得以看出公共人物的真正人品和性格？
政客们喜欢被称为政治家，在政治舞台上时间一长，国人对他们的品质和价值无疑会有一个相当敏锐的看法。关于被媒体或政党会议或两者突然提升到全国性突出地位的新人，一般男女（我们总是要加上“女”，因为现在她们有了选票）可能轻易受到误导或者肯定投出怀疑的目光。这就是我们的大规模投票，像之前的小规模投票一样，很可能为知名人物甚至由众所周知的名字所主导的原因。他们喜欢根据一个人在四分之一世纪里积累的印象来行动。他们觉得，根据这样顺境逆境的审查，他们可以形成清晰的好恶和明确的赞成或反对。
将斯诺登（philip snowden）先生看成漫画上那个歹毒恶意的骷髅，看成那个津津有味地用刑架、拇指夹和微小税收减免对付受害者的万恶的折磨者，这样的看法是错的。他实际上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连个虫子都不会伤害，除非他的政党和财政部要求，那时他也是怀着内疚去做的。菲利普·斯诺登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他是工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是第一个，也是目前为止唯一的工党财政大臣。1931年的政治动荡将工党赶下了台，他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两次在绝大多数支持下启动国民内阁（national government）。
近40年时间里，菲利普·斯诺登坚持不懈地一步步建立起工党。他面对了它的全部不幸，忍受并且制造出它的大部分愚蠢做法；他拥有分享它繁荣岁月的无可置疑的权利。不列颠民族认可的菲利普·斯诺登的第一个品质是他们知道他的立场。
他只是一个与拉姆齐·麦克唐纳一样的教条社会主义者，但他从不同的角度背叛了社会主义。麦克唐纳喜欢保守党的气氛与传统，旧式英国的魅力吸引着他。斯诺登对社会主义教条的看法里有着对过时的格莱斯顿式激进派的强烈蔑视。在他看来，托利主义是一种现实烦恼，而激进社会主义是一种类似佝偻病或疥癣的由恶劣条件或传染带来的疾病。看待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或心怀嫉妒的社会主义者时，他的心里怀着同样程度的厌恶和怜悯。
这些人已经所剩无几。格莱斯顿式激进派是非常自大的一类人。首先，他们确信自己无所不知。在他们看来，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之后，世界上也许还有许多要做的事，但已经没什么需要知道的。亚当·斯密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相当直率地写尽了它。科布登、布赖特，及按他们所说因为恶劣的早年环境而有些堕落的格莱斯顿先生，以令人钦佩的雄辩表达了它。他们会满腹狐疑地迎入他们思想殿堂的那位孤独的新教师是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先生（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劳合·乔治先生！）。亨利·乔治以他的土地税粗暴地冲击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激进派。他们居住的潜水钟似乎有一道裂缝。它是一道确确实实的裂缝。它也许令人哀叹，但必须面对；不然的话，半个世纪的打击和改变都不能在他们的思想系统上打开一道缝隙或裂口。
另一方面，斯诺登的教条固若金汤。自由进口，不管外国人会如何对我们；金本位，不管我们的黄金多少缺乏；严格的债务支付，不管我们如何借到钱；极高的累进直接税，即使它窒息了创造力；“免费早餐”，即使它完全提供自英国管辖范围之外！它们的一个缺点、一项嗜好、一种享受——对常被提及的“上帝给予人民”的土地价值的特别税收。至于其他，反对所有战争，即使是最避不开的；对所有殖民领地和财产的深恶痛绝，即使大量平民从那些殖民领地和财产中获得雇佣，挣到每天的面包。至于那些不能理解或不信这些教条的人，最好给他们颈上系上磨石，将他们投入樱草会（primrose league）[2]，或投入独立工党[3]。
我们得想象财政部常任官员是怀着怎样快乐的心情欢迎斯诺登先生的。所有英国财政大臣，有人自发地，有人无意识地，有人不情愿地，都屈服于那诱人的知识氛围。但这次是主教进入了圣堂。财政部的思想和斯诺登的思想如两只长期分离的同类蜥蜴一般热烈拥抱，这场快乐的主政开始了。可惜许多烦人的问题不断涌现。首先，这位财政大臣得一直假装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是阶级斗争喋喋不休的支持者，等等。当需要向一干银行家做出“政治家似的”讲话，或向公众发出购买储蓄证书的呼吁时，这会很尴尬。那位挥霍的丘吉尔先生给当时的财政留下一个烂摊子，这位新财政大臣在急难之中不得不采取与他口诛笔伐的前任同样的做法。当保守党人将兵役维持在最低限度时，经济也非常困难，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将希望寄托在失业救济金上，把它看成拯救工党的最后希望。关于这些不协调，不必在此赘述。
我当然不同情斯诺登支持的路线。劳工运动对自由主义的破坏，将成百上千万满足程度和繁荣程度较低的同胞置于不相干和靠不住的社会主义标准之下，这些对不列颠民族是一场灾难，其后果逐渐变得明显起来。与它相伴的是民主进程的衰退、对普遍选举的显著破坏和议会机构的衰败。英国正是通过议会机构赢得它的自由。粗鲁和乏味被带到每个问题的讨论中，这已经与维多利亚时期的辩论的紧张形成了强烈对比；粗鲁和乏味也进入了当时下院对行政机构的严格控制中。
有组织的庞大政党颁布了使所有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国有化的纲领，这些与国际化、反国家主义情绪一起，在欧洲引发了对极端民族主义和独裁暴政的强烈反应。如果说这些结果在我们岛上还没有变得显而易见，那也只是因为这些社会主义者当上大臣后，在实践中很大程度上抛弃了他们为上台而宣扬的主义和原则。看到一个阶级政党秉持着只能通过严重的国内动乱和对英国自由与伟大的破坏来实现的空想原则，这不光对工人阶级，而且对整个民族，无疑都是严重的伤害。
30年来，菲利普·斯诺登勤勤恳恳、孜孜不倦地努力建设这个新的政党，这之后，公共职责迫使他转而用他全部辛辣的口才和宣传能力反对他自己的创造，并且选择作为子爵进入他长期以来努力摧毁的世袭议会，退出了政治生活。花费一生创建这个社会主义政党，之后带着毫不掩饰的乐趣给它以致命一击，这表面上的矛盾在考虑到所有情况之后，并没有让他受到任何反复无常或目标不一致的指责。终其一生，他都真诚地痛恨保守党、沙文主义、既得利益集团和所谓“上层阶级”。另一方面，他从未有一点点参加任何革命运动的打算，他也不会在任何情况下为财政或政治上的放纵或道德沦丧状态负责，这样的状态将危及既有的国王、议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坚实基础。相反，面对现存秩序和国家破产的急迫危险，他不仅站到自己的朋友和同事对立面，而且全心全意地猛烈攻击他们，这大出公众意料之外，也让他们中的大多数感到高兴。
我们必须区别他与拉姆齐·麦克唐纳先生的作为。在国家危急之际，斯诺登退出并且同时几乎摧毁了他创造的政党。[4]但危机一过，他立即寻找机会与新盟友决裂，再次成为他一生支持的思想的积极倡导者。他没有梦想作为准保守党大臣继续待在官位上。如果他是政府领导人，他会不会有另一番举动，这点不得而知。大臣生活确实有愉悦和虚荣，优雅富足的上流社会令人舒适，这些对他都没有吸引力。我们联邦的统治力量能够提供的任何利益都不能支配他的判断或行动。
危机克服后，与摆脱旧朋友时一样，他以十足的精力摆脱了新朋友。相比他在1931年指责社会主义者时的猛烈，他在1935年谴责国民内阁时的措辞毫不逊色。这种明显的四处树敌让他看起来像一种为咬而咬，不放过任何人的恶狗。实际上，它来自极端诚实的个性，只有极其急迫的形势才是暂时偏离它的正当理由。这样一个人如果是西班牙人，他也许会通过铁腕维持民主与议会政府来使西班牙免于内战的恐怖。这样一个人就是在1919年从共产主义手中挽救德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者诺斯克（gustav noske）。斯诺登很清楚他该走多远，当被推到超出那个限度时，他的激烈反应不仅效果良好，而且出人意外。
他写下的关于他早年生活的故事让我们所有人不仅敬重他的人品，而且欣赏英国那自由宽容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他走出约克郡一个村庄的鄙陋小屋，成为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财政大臣及其古老贵族阶层的子爵——如果那算是晋升的话。他展示了在严格的原则、宗教信仰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关注的支撑下的贫穷是一种财富。我们听到他父亲与叔叔关于命定、选举和地狱之火的讨论，及他母亲一锤定音的总结：
“你们说上帝像我们爱子女一样爱我们。你们是不是认为我会把孩子扔进地狱之火？不会！不管他有多坏。”
这些小佃农用的水从邻近的井里汲取，我们看到他们挺身反抗试图为用井收费的地主代理人。谁会奇怪这样的景象和经历给予一个孩子的决心？菲利普是个聪明的孩子，很快成为村里学校最好的学生。得知没人可以在赛跑和跳高上打败他，那些非常熟悉他残疾身体的人肯定觉得不可思议。他成了个小老师。他通过了低级文官职务的规定考试，成为他后来两度担任大臣的财政部的一名“税务局征税官和稽查员”。
但最令人同情的是他生命的第三个阶段。一场轻微意外带来的脊柱感染导致了终身残疾，迫使他离开文官职务。他父亲已经过世，他和母亲回到他的出生地伊肯肖（ickornshaw）村，这就是他现在的贵族头衔。10年时间里，他作为社会主义演说家走遍了全岛。将这些年说成是与贫困作斗争的岁月完全是对它们特征的误解。菲利普·斯诺登从一开始就通过一个简单的方法克服了贫困。这个方法就是将自身需要降到一个非常严格的界限之内，靠着他从演讲中得到的每周30先令，他得以探究一个伟大的世界性问题，骄傲地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是个布道的修士，除了自己的理性外没有需要遵从的上级。在近来这个财富如此重要，对贫困的恐惧困扰着许多人的时代，这段简短描述中有对各个阶级都有极大价值的道德教益。
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时，我是年轻的自由党大臣，他是一小撮独立工党人之一，然而他们还是被迫遵守了阿斯奎斯政府的主要政策。我们同行四小时去兰开夏郡。那时，在这层表面上愤怒甚至恶意的情绪和凝视之下，我看到他天性的某种吸引力和善意。他的脸庞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为痛苦、疾病和敌对情绪所扭曲，但一个真正令人心安的、体谅的和令人愉快的微笑让它容光焕发。之后有七年时间，与他这个财政大臣就财政问题争论，或反对他的大臣职位就成了我的任务。我们在广泛的规则之内尽可能猛烈地互相攻击。但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慷慨、忠实的人，我对他从未有过任何毁掉这种印象的感觉。
马克思主义从未干扰他敏锐的才智。一个熟悉他的人对我说：“你只有在看到没有斯诺登主持财政部的工党政府后，才知道工党政府是什么样。”上任后，他立即反对同事们疯狂而轻率但非常流行的浪费作风，这让他们大为惊讶。虽然在许多方面被压倒，他依然继续为他认为的健康财政的基本原则而斗争，这一冲突的摩擦引来他的愤怒甚至仇恨，导致他最终攻击起他的朋友和同事。
英国民主应该为菲利普·斯诺登感到自豪。他是个有能力维护社会结构，同时还能捍卫大众利益的人。他漫长的一生是辛劳、忘我和病痛折磨的一生，是荣耀与成功的一生。他的无畏、正直、简朴、清醒的判断、对英国的热爱和刻意隐藏但非常强烈的对伟大祖国的自豪，所有这些使他成为我们时代真正有价值的人之一。他贫困、病痛、自律和厌恶战争的一生达到了辉煌的顶点。英国议会历史不会忽略这样的场面：当他引用下面的名句时，下院热情地起立致意。
我们全部的历史都在颂扬未来：莎士比亚的声音与纳尔逊[5]的手，
弥尔顿与华兹华斯对我们上帝选定和自由的土地的忠诚与信任，
为我们见证……
即使世界都与它对抗，英国依然屹立！[6]
注释
[1]菲利普·斯诺登（1864—1937），英国政治家。因谴责资本主义的不道德和对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承诺而在工会圈子中广受欢迎。他是第一位工党财政大臣（1924、1929—1931），在1931年破坏了工党的政策，被工党开除，并被严厉斥责为叛徒，因为那年该党被斯诺登支持的国民内阁联盟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1931—1932年在国民内阁中担任掌玺大臣。⁑
[2]为纪念本杰明·迪斯雷利，由两名议会保守党人（其中之一就是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创建于1883年。樱草被认为是迪斯雷利最喜爱的花，但仅仅是因为对维多利亚女王赠予她自己怀特岛奥斯本的庄园中的樱草的感谢。樱草会为保守党找到了大量的自愿游说者，帮助在1886年和1895年的选举中战胜了自由党。⁑
[3]存在于1893年至1975年，但更接近于一个持不同观点的个人的集合，而非有纪律的组织。1906年至1932年以集体身份加入工党。斯诺登和麦克唐纳在加入工党之前，曾属于独立工党。⁑
[4]斯诺登留任财政大臣，并在1931年8月麦克唐纳组织国民内阁时忠诚于他。工党开除了两人。但斯诺登决定不参加10月的议会选举，相反被任命为掌玺大臣，并进入上议院。⁑
[5]霍雷肖·纳尔逊（1758—1805），英国最伟大的海军将领，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击败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奠定了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他本人在战役中中枪，伤重不治。⁑
[6]语出阿尔加侬·查尔斯·斯温伯恩（1837—1909）《英国：一首颂诗》（“england: an ode”），出自《爱星者及其他诗》（astrophel and others poems，18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