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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方索十三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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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方索十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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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国王;除了国王从未有过别的身份;统治了46年,最后被推翻!在艰苦的新条件下,以前所未见的地位和精神状态,被禁止从事一个为之奉献了终生的职业,到中年时重新开始生活!绝对是残酷的命运!付出了最好的年华,面对过每一次危险和忧惧,做出了伟大成就,在20世纪的每一场危机期间管理了他的国家;看过它日益繁荣,声名鹊起;之后被这个国家突然拒绝。他曾为它骄傲,曾是它的传统和历史的化身,曾寻求以他一生最杰出的行动来代表它——这无疑足够考验一个凡人的灵魂。

政治家的起伏兴衰与这样的考验无关。政治家通过努力和斗争崛起;他们预计到倒台;他们希望再次崛起。不管在不在位,他们身边几乎总是围绕着大群大群的支持者。他们在逆境时有许多伙伴。他们有各种利益和诉求的工作依然继续。政治家知道他们只是时势的产物。那种供奉了多少世纪的财宝,将在他们手中无可挽回地被打破的金匣子,他们没有。在他们为自己选择的道路上,他们甘苦如饴。然而即便政治家也会经历巨大的痛苦。1916年,聪慧贤明的比勒尔(augustine birrell)[2]先生在都柏林起义事件中丢官罢职。同一年,他的上司阿斯奎斯先生也在大战的压力下倒台。反思后一事件时,比勒尔说:“这肯定让他非常痛苦。我只是从一头驴子(即爱尔兰事务大臣)上摔下,也一点都不喜欢它。但阿斯奎斯是在整个英帝国面前,从一头大象上摔下的。”但身为国王然后被推翻——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辛酸经历。

阿方索十三世是遗腹子。他的摇篮是皇帝宝座。在他母亲摄政那段时期,集邮爱好者对画着一个婴儿形象的西班牙邮票趋之若鹜。后来邮票上是一个孩子天使般的面部轮廓,再后来是一个青年人的侧影,最后是一个成人的头像。严厉的教养:女家庭教师、私人教师和太后母亲以国王职业来训练他。对王子的教育异常严格。学术、宗教和军事学科一起加诸男孩身上。教师、主教和将军随时随地监督这个年轻人的生活。所有人都在灌输王权的道理,所有人都在强调义务观念,所有人都在重申礼仪。真正的国王有独特的观点。连臣民中最出众的人都没有同样的与整个民族生活的联系。高居于政党和派别之上,他们是国家精神的象征。但接受过如此养育和训练,如此沉溺于荣誉中的一个人会成长为一个实际、亲切、世故的人,有贵族气派而没有一丝自大或虚伪的人,这证明了他天生就有一种令人欣赏的天性。

作为一个成长过程中没经过寄宿学校磨炼的纤弱王子,阿方索通过户外生活磨炼了他的品格和体魄。童年的王室特权意识会惯坏大部分孩子,但他努力想成为游泳健将、骑士和登山高手。他第一次练习登山是爬上米拉马尔宫(miramar)侧面。机灵、精瘦,与一贯的敏捷相称,他的身心合为一体。他从来没有软弱奢靡,他的愉悦是普通人的愉悦,他的风度是国王的风度。他对马球的爱好无疑影响了西班牙骑兵军官。很难想象,没有他热忱而英勇的领导,西班牙军队会是什么样子。

阿方索几乎还未成年,一个名叫“危险”的老师就将他的课程加到王室课程表里。阴暗的西班牙地下政治世界有许多秘密社团,炸弹和手枪对它们具有一种可怕的情绪吸引力。人人都记得那场破坏甚至差点毁掉王室大婚日的悲剧。长长的亮丽的游行队伍,快乐的人群;婚车上坐着年轻的国王和成为他新娘的美丽英国公主,那个阴暗诡秘的人物从高处的窗户窥视,一个挟着巨大威力的小包,震耳欲聋的爆炸,街道成为屠场,数十人或在血泊中挣扎,或被炸死;围绕着这恐怖场面的惊惧与恐慌;钢铁般冷静的国王将新娘扶下炸坏的马车,不让她看到周围的恐怖景象;挤上前来帮忙的从英国派来为她助礼的第16枪骑兵团分队的鲜红军服——整个场面深刻在它发生的那一代人的记忆中。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游行队伍的前列已经到达王宫。什么情况耽搁了国王和王后?真相当场传开。不久后,染上鲜血但没受伤的国王夫妇赶到,坚强地举行了既定的仪式。出现在王宫窗台还不够安抚焦虑的人群。国王必须坐一辆敞篷汽车,不带护卫并且几乎独自走进一大群臣民,接受他们忠诚的礼赞和对他逃脱一场可怕危险的感谢。这是将在所有危险时期彰显他风度的精神。

1914年春,我造访马德里时,有幸第一次见到他。他邀我共进午餐,饭后在附近一个小房间里与我无拘无束地亲密交谈。我来马德里打马球,以这种方式,我们数次晤面。一天,他请我陪他坐他的车出行。我们开了很远的路,来到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escorial)。在这里,我们的谈话转到欧洲的紧张状态。国王突然说:

“丘吉尔先生,你认为欧洲战争会发生吗?”

我答道:“先生,有时候我认为会,有时候认为不会。”

“那正是我的感觉。”他说。我们讨论了未来似乎很有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他对英国的深切关注明显地体现在他说的每句话里。虽然我在古巴随西班牙部队行动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近20年,在我离开马德里前,他还是为那次行动授予我军功勋章。

没人会对西班牙在那场毁灭世界的大战中保持严格中立感到意外。西班牙与协约国和同盟国间的历史障碍难以克服。西班牙人最深刻的仇恨记忆是拿破仑的入侵和半岛战争(peninsular war)的痛苦。即使百年之后,法国和西班牙的态度也不可能一致。直布罗陀海峡虽然是淡化了的刺激理由,还是在西班牙人的想法中起了一定作用。但他们真正的仇恨对象是美国。西班牙殖民帝国最后残余的最终失去在一个骄傲的民族心中留下痛苦和失落。西班牙贵族阶层支持德国,中产阶级反对法国。按国王的说法,“只有我和大众支持协约国”。我们能希望的最好情况是西班牙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当然,它通过避免卷入战争繁荣起来。

国王对我说过另一次行刺企图。我特别记住的一次。他参加了一次游行后骑马返回,一个刺客突然跳到他马前,在仅1米的距离举起一把左轮手枪。“在这些情况下,”国王说,“马球技能还是很有用的。他开枪的时候,我策马直向他冲过去。”他就这样逃脱了。他总计遇到五次刺杀尝试和许多流产的阴谋。1914年结识他之后,我又在他多次到访英国期间与他会面,并且他一直让我感觉到他对他的国家利益的密切关心,以及他增进子民的物质福利和进步的真诚愿望。阿方索国王的签名是一个真正引人注目的标志。笔迹专家声称从中发现了坚定和构思的深刻源泉,当然它也别具一格。但很少有这样不自高自大的君主。阴郁庄重的西班牙宫廷在它的晚期主人身上造出一个现代、民主的人。他轻松自然地行走在各种社会阶层。将国王与个人、公共职能与生活享乐分开一直是阿方索的愿望和习惯。人们注意到这位王子,这位西班牙所有大公之首,本人在照片上经常穿着马球装、法兰绒裤或非传统的服装。人与背景的对比非常鲜明。

什么也剥夺不了国王的快乐天性和蓬勃朝气。长年的仪式、国事和围绕着他的危险一点也没影响到那几乎孩子气的快活欢乐的源泉。我在他最近一次到访伦敦时见到他,他刚刚摆脱了一场几乎是他统治中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他以一种波澜不惊的忘我轻描淡写地谈到此事。但他似乎满脑子只想着圣乔治选区的下院补缺选举。房屋和汽车上的海报;他的许多伦敦上流社会朋友的政治激情;媒体大佬的影响;男男女女的社会拉票和演说人员——所有这些骚动和嘈杂唤起了他真正的兴趣。它似乎非常有趣,似乎是一个他很想参与的游戏。他喜欢微服四处走动,亲眼去看,亲耳去听。

他的谈话,不管严肃还是欢快,都充满一种自然的魅力,并且因闪亮的眼睛而生动。不管是不是作为国王,没人不会想要一个更可意的伙伴,而且我确信,如果访问美国,他会立即赢得美国人持久的喜爱。他非常喜欢英国和英国习俗,这很容易转变为对美国生活和社会的喜爱。当然,没人比这位精明的政治家、疲惫的君主和受驱逐的人更不幸,表面上更无忧无虑。看着他,我记忆中反复出现离开佛兰德斯的战壕休假的军官们,他们回到家里,快乐地生活在家人中,在舞会或夜总会上尽情起舞,看着杂耍戏院的喜剧开怀大笑,身上看不出他们昨天刚刚离开,明天即将返回的艰苦和危险的一丝迹象。

导致西班牙君主倒台的问题渐渐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它们的起源在于议会制度因与现实和公众意愿的脱节而导致的垮台。人为约束和分裂的政党制造出一连串孱弱的政府,很少甚至没有政治家有能力承担真正的责任或行使足以影响形势的力量。长期的无计划的摩洛哥战事——数世纪的遗产——时不时失败的剧烈痛苦如溃疡般啃啮着西班牙人的心。大不列颠的全部政党都有一种称作荣誉感的严格传统,西班牙政治家没有这样的传统来保护王室免遭一切厌恶和责难。内阁和大臣如纸牌屋般纷纷倒下,很乐意地留下国王承受他们的负担。他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同时,与摩尔人的战争迁延日久,公众的不满在累积。甚至在大战的中立给西班牙带来的富裕和繁荣中,不满也在增长。教会和陆军那顽固、强大和难以控制的力量和炮兵部队几乎自成一体的机构都给阿方索带来另外一系列最难解的问题,与议会机器毫无成效的混乱互相影响。

只有极大的耐心、技巧和对西班牙人秉性与起作用因素的了解才让他得以度过这种形势。萧伯纳先生在《苹果车》(apple cart)里用巧妙的场景和对话为现代人演绎了这一点。我们的费边主义戏剧家和哲学家为王室提供了一种任何其他人可能都提供不了的服务。以毫不留情的嘲弄,他在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者面前揭露了在所谓民主政治的旋涡里起伏的徒有其表的人物的虚弱、卑鄙、虚荣和愚蠢。对一个国王欢快而机智的描绘引来包括许多先进思想家在内的现代世界的莫大同情。这个国王被凌辱,被背叛,受到出于个人和政党目的的操纵,然而他依然确信自己对臣民大众的价值,努力成功地维护他们的长期利益,履行他的职责。

阿方索十三世怎样当国王?怎样做人?这些是我们在他30年的自主权力的统治走到尽头时必须提出的问题。这个结局是痛苦的。几乎没有朋友,几乎独自待在马德里的老王宫里,围绕在充满敌意的人群中,阿方索国王知道他不得不走。一个时代结束了。我们是要将他作为一个专制政客,还是一个有限立宪君主来评价?他是不是欧洲民族大家庭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在近30年的时间里实际上的真正统治者?或者,他是否只是个迷人的马球选手,碰巧又是个国王,优雅地维持着皇家尊严,寻找议会内外的大臣们以年复一年地支撑他过着舒适的日子?他是为西班牙,还是为自己考虑,还是只享受生活的乐趣,一点也不多考虑任何事?他治理,还是统治?我们是在论述一个国家的历史,还是一个人的传记?

历史本身即可对这些问题给出明确答案。但我现在敢说,阿方索十三世是一个冷静、果敢的政治家,他持续而全面地利用了国王职位的全部影响力来控制国家的政策和命运。他认为不仅在地位上,而且在能力和经验上,他都要优于他雇佣的大臣们。他觉得自己是个强大而静止的轴心,西班牙的生活围绕着它运行。他的唯一目标是王国的强大和声望。阿方索不能想象,某天早上醒来,他本人不再与西班牙同呼吸,共命运。在每个阶段,他都采取所有必要和能力范围内可行的步骤来获得和维持对国家命运的控制,凭借老于世故的智慧和无畏的勇气行使他的权力,付出他的信任。因此,他希望作为一个政治家和统治者,而不是作为一个通常依据大臣们的建议行事的立宪君主,来让世人评价,并且历史也将这样评价他。他无须回避这场考验。按他的说法,他无愧于良心。

地方选举对阿方索国王是一个启示。终其一生,他都是阴谋者和刺客追杀的对象,但终其一生,他都毫无保留地信赖他子民的善意。他毫不犹豫地融入人群,不受保护地独自去他想去的地方。他结交了各行各业的朋友,并且在被认出时总是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和尊重。因此他确信自己有这个国家不变的忠诚支撑着,并且因为持续而忠实地努力为它服务,他感觉他值得拥有它的感情。一道闪电照亮了这黑暗的场面。他在身边四处发现广泛的、根深蒂固的并且似乎是普遍的敌意,尤其是对他个人的敌意。他吐露了那些引人注目的话之一部分。这些话在这个值得注意的时期从他嘴里说出来,显示了他对生活的理解的力度和质量,“我感觉就像去拜访一个老友,却发现他已经死了”。这确实是一段令人尴尬的插曲。随你怎么解释——世界各地都经历着的艰难时期、保皇党在政治上的无能、时代变迁、莫斯科的宣传——它都毫不掩饰地属于来自西班牙民族的一份刺痛人心的厌恶表示。

西班牙人强烈而愠怒地反感他们的国王,而他在倒台那一刻却在英法的选民中大受欢迎,每个人都惊讶于这强烈对比。国内全是横眉冷对,国外一片叫好欢呼。被指责为专制并且被推翻的君主照例在国外得到庇护,但他们之前从未在巴黎和伦敦受到以广泛而自发的尊重和赞赏表达出的欢迎。我们该如何解释它?对西班牙人来说,民主制度带来了新的巨大进步和改善的希望,他们将阿方索看成进步的一个障碍。已经享受到所有这些好处的英法选民对此体会更深刻。他们将这位国王看成一个运动家,西班牙人将他看成一个统治者。阿方索国王的品质和个性比西班牙人民的品质和个性对法国、英国无疑还有美国舆论的吸引力更大。这个民族居然不喜爱这样一个君主,这让他们很意外。西班牙人民有他们自己的观点,那是一个必定占上风的观点。阿方索自己不会有其他愿望。

普通人和国王必须放在他们在生活中经受考验的时刻来评价。勇气肯定被看成人的第一品质,因为正如人们所说,它是确保所有其他品质的那个品质。阿方索国王已经在各种个人危险和政治压力的情况下证明了身体和道德上的勇气。多年前,面临一个艰难的形势,阿方索用西班牙语发出这份不是轻松大话的豪言,“我生在王位上,我将死在王位上”。这是一份强烈的自我促成的决心和行事规则,这一点不容置疑。他被迫放弃了王位。今天,正当盛年的他是个流亡者。但我们不应认为,这个决定,他生命中最痛苦的决定,只是在最后一刻,或者在直接胁迫下采取的。因为一年多前,他就放出话来,说作为国王,他不会反对西班牙人民依宪法表达的关于共和或君主问题的确定意愿。毕竟,还有哪个现代国王希望统治一个不想要他的民族?如果西班牙全国大选经由多数赞同产生一个强大的共和议会,各方一致认为,一个制宪会议将会成立。之后国王将以最正式的形式放弃他的权力,将自己交由他的前子民中意的政府处理。

形势没有这样演变。作为地方选举的结果,实际危机因为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突然不期而至。那些根本问题本来是绝对不该进入地方选举的,而且在选举中,对王室有利的力量没有做出任何实际政治行动的准备。即便如此,国王也拥有较大多数支持,但没人等待最后的结果。危机的到来伴着各种各样的暴力和对抗状况。通过在这段极端煎熬期的作为,阿方索国王证明了他将国家的福利高置于他的个人情感或自尊,甚至他的利益之上。那个问题是不公正的,程序也不公正。武装抵抗的手段并非没有,但国王觉得其理由太局限于他自己,不值得西班牙人让自己人流血。他本人是第一个在王宫里喊出“西班牙万岁!”的。之后他发表了另一个惊人的声明:“希望我不会回来,因为那只能意味着西班牙人民不繁荣,不快乐。”这样的声明向我们提供了评价他统治精神的依据。他犯过错误,他也许犯下过与其他大国的国王或议会统治者一样多的错误;在满足这个现代时期的模糊欲望方面,他与大部分统治者一样不成功。但我们看到,在所有这些漫长的艰难岁月里激励他的精神,就是忠实地服务于国家的精神,而且对子民的爱和尊重一直影响着他。

* * * * *

那么后面发生了什么?西班牙在此期间有什么成就?多少抛弃君主的将领活到面对共和国的行刑队?多少曾赶跑国王的“先进政治家”和高贵作家现在亡命天涯?一干西班牙大报的重要文章宣布了自由的黎明,现在,多少这些报纸毁灭了,噤声了?现在,多少为新权力欢呼的无脑群众横死后躺在坟墓里,或者在匮乏困苦中悲悼被杀害的亲人?眼前还看不到西班牙痛苦的结束。西班牙人正在血肉相残。他们应该收手的理由似乎没有,有人会尝试阻止他们,这样的可能性日益减少。成千上万各种阶级、地位和职业的男男女女倒下了——不是倒在战场上的勇敢行军中,而是倒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街道和田野上的凶残处决和野蛮屠杀中。但这一切还在月复一月地进行,并且伴着更多的狂暴。仇恨与血腥争斗持续增长。国家的每个部分都感觉它只能通过灭绝另一部分来活下去。不管哪部分取胜,它都会去报复和镇压被征服的部分,反过来,后者又会滋生出新的祸害。

当所有这一切都经历过后,当人类痛苦和可怕罪行的筹码都加总后,也许剩不下多少西班牙人去弄明白,一个互相保护的有限君主和议会政体是否不值得耐心费力地保存或恢复。他们会不会很快将阿方索十三世的统治看成一个快乐的时代?这个时代至少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甚至永远消失了。如果那样的情绪出现,那么,国王所做的工作和他在困境中维持的国内和平将赢得比迄今所给予的评价更公正的评价。毕竟,那些困境对现在的世界是显而易见的。

注释

[1]阿方索十三世(1886—1941),西班牙国王(1886—1931年在位)。在1902年他成年前,由他的母亲摄政。期间,1898年美西战争使西班牙失去菲律宾、关岛、古巴、波多黎各。1909—1911年,西班牙为革命运动所扰,阿方索十三世试图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果。一战时阿方索十三世保持中立,避免了西班牙被战火牵连。1923年支持里韦拉将军建立独裁统治。1931年西班牙爆发革命,阿方索十三世不久下诏退位逃亡,后病死于罗马。⁑

[2]奥古斯丁·比勒尔(1850—1933),英国政治家、散文家。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曾任教育大臣、爱尔兰事务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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