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彼得之城，君士坦丁之城，

俄罗斯治下皆圣城，

但何处是终结？何处是界限，

北方，东方，南方，还是日落之地？

——费奥多尔·秋切夫

1 彼得为何必须出现？

大家都意识到必须走一条新的道路……人民将会站起来，做好准备；他们在等待一个向导，而向导就来了。

——谢尔盖·索洛维约夫

19世纪的一位重要历史学家就是这样阐释彼得一世的出现的。这个观点并未得到所有人的认同。没有一个俄罗斯沙皇能像彼得那样被人大书特书，没有一个君王能激起如此激烈的争论。我们知道，对另一个广为人知的沙皇伊凡雷帝的讨论至今仍在继续。但对他的分歧基本上集中于政府治理的方式和他究竟有多残忍之上。而关于彼得的争论则集中于目的和手段、国家发展的道路和对战友的选择、对俄罗斯和西方的看法。直至今日，对俄罗斯第一位皇帝及其行为的判断仍然关联着俄罗斯，关联着俄罗斯的过去和未来。

书写俄罗斯恢宏历史的作者谢尔盖·索洛维约夫以科学的方式分析完过去之后得出结论，即俄罗斯需要一名万众期待的向导。亚历山大·苏马罗科夫(1717—1777)是彼得时代之后最知名的诗人和剧作家，他灵光乍现，写道：“伊斯梅洛沃，俄罗斯的伯利恒，孕育了彼得。”一个世纪后，理性主义者、革命民主主义者维萨里昂·别林斯基(1811—1848)批评了俄罗斯知识界的一名影响力极大的神父，后者丝毫不曾怀疑彼得的神圣出身：“彼得大帝不仅是我们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伟人；他就是神，让我们得以活，他向庞大的身躯里吹入了鲜活的灵魂，却又沉沉坠入古罗斯的昏昏欲睡之中。”

我们知道，罗斯时代确实认为莫斯科君主是拥有神性的，无论是人民，还是君主本身都这么认为。彼得的父亲阿列克谢就指责过一个敢顶撞他的廷臣：“你竟敢不听话？连基督的话都不听了吗？”但认为彼得拥有神性的看法有点属于另一个范畴：这位俄罗斯的第一位皇帝被其同时代的人，甚而被随后一代又一代人视为活着的神，因为他亲手重建了俄罗斯，从一大团杂乱无章的东西中造就出一个强大的帝国。伏尔泰说得言简意赅：“彼得诞生，俄罗斯成形。”

对彼得的狂热崇拜并无规则可循。谢尔盖·索洛维约夫在纪念俄罗斯诞生两百周年时作了十二次公开演讲，详细地说明了自己对“这位极其了不起的历史角色，人民心灵最为完整的化身”的看法。这位历史学家写的俄罗斯历史从远古讲起，共计二十九卷，他说得很中肯，没有哪一个俄罗斯沙皇能像彼得大帝那样难以被人民理解，又被人民憎恨。彼得在位时期充斥着无数的起义、暴动、阴谋，当然他的几个前任的命运也都如此。但人们将他身边那些波雅尔造成的动荡全都归到了他的身上。彼得在位时期，沙皇本人被全体民众视为一切灾难的根源。彼得的合法性并未随时随地都在遭到质疑，这和我们所说的鲍里斯·戈杜诺夫与瓦西里·舒伊斯基是有区别的，毕竟他们并不是皇室出身；因此，他们并没有被看作“真沙皇”，否则容易为“僭号者”打开大门。

彼得的行为举止导致出现一种传说，说他被调了包。他的行为放在沙皇身上显得难以想象，却也自有其符合逻辑的解释：他不是真沙皇，别人把真正的沙皇调包调走了。这个传说有好几个版本：他出生的时候，或他去外国的时候被调了包；替换真沙皇的是一个德意志人，因为只有德意志人才会像彼得那样举止。德意志人，就是敌基督者。这个沙皇—敌基督者的传说在旧信徒当中传播尤广。

彼得在俄罗斯历史上的作用由两方面来定义，一方面是其行为，一方面是他对两个持续具有现实性的基本问题所作的答复：怎么治理俄罗斯，以及要把它带向何方。19世纪在俄罗斯出现的，又延烧至20世纪末的大规模讨论就是“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的争执，而这场讨论的核心就是如何评估彼得一世的行为及其遗产。代表这两股大思潮的人物彼此之间并非始终泾渭分明，经常会显得很传统。对彼得的态度可以澄清这场争论的意义所在。康·阿克萨科夫(1817—1860)是斯拉夫派的重要思想家，他指责彼得犯了两宗罪：打破了俄罗斯人民和权力之间向来的和谐，他的改革具有反国族的特征。斯拉夫派将莫斯科的“国族”时代和彼得堡的“反国族”时代严重对立了起来。

斯拉夫派运动诞生之前的数十年，尼古拉·卡拉姆津总结了彼得所作所为的几宗大罪，不过他并没否认“他那强有力的手腕使俄罗斯出现了新的气象，我们再也无法往回走”。应女大公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大一世的妹妹，是她那个时代最有文化、最杰出的女性之一）的请求，写于1811年的《新旧俄罗斯笔记》一书最终于1861年在柏林出版。1870年此书在俄罗斯出版，却惨遭失败：审查人员要求将已准备刊发的卡拉姆津的文章从《俄罗斯档案》里抽走，并将其销毁。要等到1900年，《笔记》才得以在这位历史学家的祖国出版。从出版图书的迹象来看，足以证明尼古拉·卡拉姆津的观点是正确的；彼得改革的许许多多反对者后来也持这种看法，只是说得不太出色而已。

《新旧俄罗斯笔记》的作者是以这样一个判断来起头的：“从米哈伊尔及其儿子在位时期开始，我们的祖先就已发现借鉴外国的某些习俗能带来无数好处，但他们还仍然认为俄罗斯笃信宗教的人才是完美世界的公民，神圣俄罗斯才是诸国之首。从中可以看出这样的说法有点错乱；但这是对祖国何等的爱，何等样的道德力量啊！”这位历史学家继续写道：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外国人的熏陶”，原本将欧洲人视为异教徒的俄罗斯人开始将他们视为兄弟。卡拉姆津又问：究竟是背教者还是兄弟在束缚俄罗斯？他的结论是：“我们已经成为世界公民，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并没有成为俄罗斯公民。而这是彼得的错。”接下来，卡拉姆津下了判决：“这位性格急躁的君主充满了热腾腾的想象力，他发现了欧洲，想要在俄罗斯实行荷兰那一套。”

亚历山大·普希金在其诗歌《波尔塔瓦》中提到了这位主人公，说他是常胜军的统帅（“他长相俊美，犹如神圣的惊雷”），在《青铜骑士》一诗中，还讴歌了北方都城彼得堡（“彼得之作”，通往欧洲的窗户），普希金从引领改革的沙皇身上看到了他所作所为的两个面向。普希金在未完成的《彼得一世的历史》中，着重指出彼得大帝的敕令与其日常教诲之间的矛盾：“前者是宽广的心灵杰出的硕果，充盈着仁慈和智慧；后者时常显得残忍，异想天开，出现鞭刑的字眼。”诗人支持沙皇的目标，却谴责其方法。从这个观点来看，他和卡拉姆津一样，也无法忘却“彼得堡建于死亡和泪水之上”。

不过，索洛维约夫的弟子，俄罗斯最杰出、最有才能的历史学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对彼得的改革没有像他老师那样狂热。他觉得那些改革讲究的是实用，所以受到了限制：“彼得大帝完成的改革并不是要重建政治、社会、道德秩序，而只是想用西欧的知识和物质武装俄罗斯国和人民……”人民的反抗使得彼得只能寻求残暴的手段，所以予人一种是在革命的印象。事实上，克柳切夫斯基认为，彼得的作品“更像是撼动，而非颠覆。”这位历史学家特别指责彼得的一点是，在他的国家里，除了“权力和法律之外，便不存在驱动力、自由的个性，还有公民”。

围绕彼得一世及其成就的科学和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了1917年的革命，那一天，国家遭受了新的撼动，举棋不定，被迫转向过去，来更好地勾勒现在。彼得的时代成了一个参考系，使人得以理解（设法去理解）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本质和意义。几乎与此同时，两位作家转向了彼得：1918年，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写了《彼得的一天》，1919年，鲍里斯·皮利尼亚克写了《科涅波·彼得指挥官陛下》。托尔斯泰的小说描述了帝国首都修建时的一天：“沙皇的城市建在土地边缘的沼泽带，而日耳曼人的土地很近。谁要住那种地方？这又是哪门子的折磨，让成千上万的人流血流汗，成批死去——人民没听他的……但除了听话，严禁思想和感受。因此，在他那片遍布沼泽的荒漠中，凭其一己之意愿，彼得夯实了国家，重建了国土。”残忍暴虐，君主的专制权力……可是对这位作家来说，这个冷酷无情的事业有一个意义：“沙皇的斧子凿穿了人民的骨头和血肉！在那呼啸的寒风中，温和平静的庄稼汉们都还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何要献出生命的时候就凋亡了！从上到下，都是那样昏昏欲睡！因为窗户终于是捅开了，一股清风涌入平静的闺房。那风将睡眼惺忪的布尔乔亚撵出了暖烘烘的屋子，俄罗斯民众开始骚动起来，潜入缩回的国境，想要参与共同的事业，国家的事业。”彼得建造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故而，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为此所作的辩白意义就在于此。

鲍里斯·皮利尼亚克的观点截然不同。他笔下的彼得冷酷无情，破坏力惊人，彼得这幅肖像在俄罗斯文学和历史文献中可以说是无与伦比。只有将彼得堡的建造者视为敌基督者化身的旧信徒谈到他的时候才会用这样的字眼。“这人只有行动的时候才会感到快乐。这人拥有惊人的才能。这人不正常，整天醉醺醺，得了梅毒，神经衰弱，时而忧郁，时而狂怒，精神上危机重重，后来还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不懂节制、不懂自控的君主就是个暴君。这人没有丝毫的责任感，蔑视一切，直至生命终了，都没能领会历史的逻辑和人民的生命力。就是个狂人、胆小鬼。充满恐惧的童年，充满了对旧的憎恨，盲目接受新，和蜂拥而入的外国人生活在一起，被快钱的诱惑所吸引；这人在兵营里受的教育，将荷兰水手的道德当作理想。这人直至死亡都还是个孩子，喜欢玩高高在上的游戏，他终其一生都在打仗，坐船，检阅，开会，顿悟，去欧洲……”

鲍里斯·皮利尼亚克不厌其烦地列举了俄罗斯第一个皇帝的缺陷和罪行。让作家得意扬扬的是，自己终于勇猛果断地深入到了沙皇充斥着意识和无意识的迷宫之中。但皮利尼亚克揭穿彼得还有一个迫切的需要，就是要让十月革命呈现为真正的俄罗斯现象，亦即反彼得的现象。

皮利尼亚克在小说《荒年》(1922)中是这么说的：“自彼得以来，欧洲就凌驾在了俄罗斯之上，而在腾跃而起的马蹄之下则是我们的人民，他们的生活和一千年前没什么两样……革命让俄罗斯和欧洲对立了起来……从革命第一天起，俄罗斯，还有它的习俗、城市就都回到了17世纪……”作家坚信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人民起义，将彼得及其继承者的东西扫荡一空，这样才能将俄罗斯带入反彼得的好时代。皮利尼亚克还相信这个前景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古罗斯充满了智慧，它来自久远的过去，连同它的生活方式、壮士歌、史诗和修道院，似乎都折返回了隐藏蛰伏两个世纪之久的自身……”

鲍里斯·皮利尼亚克并不理解布尔什维克争辩的本质（但他很快就发现对己不利），最主要的是，他没能领会十月革命领袖们的特点和目标。那些让人爱的就是彼得大帝。列宁在讲起自己对这位皇帝的看法时，说得又清楚又简洁：“……彼得加快脚步让野蛮的罗斯接纳了西方模式，不惜采取最野蛮的方式来击败野蛮。”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建者一再重复说，目的决定手段；认为有必要“接纳西方模式”，这样才能唤醒俄罗斯，所以他是赞同彼得的所作所为的。

斯大林对崇尚改革的沙皇看法的演变正好和他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看法相符合。1931年，在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交谈时，斯大林向对谈者承认：“彼得大帝为国家的发展，将西方文化引入俄罗斯方面做得很多”，但他还说：“当然，彼得大帝也为地主阶级和新兴的商人阶级的上升做了很多……他为确立和强化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国家做了很多。”

几年后，斯大林对“民族国家”大唱赞歌。他对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寄予厚望，于是后者便做出了回应，写了一部名为《彼得一世》的小说，为强国的缔造者大唱赞歌。30年代末，根据这部小说拍了部同名电影。但在40年代后半段，斯大林更倾向于伊凡雷帝，因为他发现彼得政策上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在同谢尔盖·爱森斯坦和在《伊凡雷帝》中扮演沙皇一角的尼古拉·切尔卡索夫交谈时，斯大林说：“彼得一世也是个伟大的君主，但他把门……打得太开了，让外国人在国内发挥影响……”斯大林在其生命末期，丝毫没有指责彼得的方法不对，而是批评他的目标错了，那个目标就是：“接纳西方模式”。

之后，俄罗斯第一位皇帝被历史学家视为伟大的君主，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缔造者，但有时也会采取极其暴虐的方式。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彼得一世的形象再次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改革者在俄罗斯历史上发现了好几个典范，其中就包括彼得大帝。再说，亚历山大·赫尔岑不也说了“彼得和习俗教会我们要大踏步地向前走，要一步就从一月怀胎跳到九月”吗，所以怎么可能对这位沙皇无动于衷呢？对赫尔岑而言，这位俄罗斯皇帝是个革命者，和法国革命的领袖们一样。重要的是要知道如何“从一月怀胎跳到九月”。

“纵身一跃”的想法颇为诱人，到1993年底，自由派和民主派阵营获准参加立法会选举，为此还在彼得堡竖起了彼得大帝的雕像（彼得大帝骑着俄罗斯骏马腾跃而起），上面还有三个词：“自由、繁荣、法制。”该阵营因此也就取名为“俄罗斯选择”。

彼得反复具有现实相关性这一点，使得对他的成就和个人的评估变得愈加迫切，这一点超过了俄罗斯的其他君主。彼得的神话——国家的伟大缔造者或敌基督者，俄罗斯杰出的进步主义君主或“被调包的沙皇”——充斥着历史学家、政客、意识形态思想家的观点。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在俄罗斯历史上，没有哪个人能占据彼得的位置。正如20世纪末的事件所证实的那样，他的神话也许要比这位喜欢当木匠的沙皇现实中的行为更重要。

2 成长岁月

我还是学生，需要受教。

——彼得为自己的印玺挑选的铭文

尽管对彼得时代以及他的所作所为和他的个性中无数的谜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晦暗不明之处和分歧依旧存在。不过，外国人和俄罗斯人所写的文献和回忆文字非常丰富。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并不像谢尔盖·索洛维约夫那样认为彼得的改革具有革命的性质，他写道：“这是一场革命，但不是而言目的和结果，而是就其进程和它对当时人的精神和神经所造成的影响而言的革命。”精神和神经事实上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从克柳切夫斯基这话之后几十年人们的亲身经历来看，并不仅仅当时的人是这样。包括彼得的后人在内，所有人都经受了冲击，而这冲击也影响了对彼得堡缔造者的看法。

从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作品来看，他们对彼得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并无异议。开场一般都会讲他十岁时发生的天翻地覆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对他终身造成的影响：1682年，沙皇费奥多尔死后爆发的射击军叛乱。彼得和他的兄长伊凡经宣布成为沙皇，他协助杀害了波雅尔马特维耶夫以及他母亲娜塔莉娅·纳雷什金娜皇后的几个兄弟。这些童年时期的印象可以解释他为何会如此残暴无情，十六年后，彼得就是这样残暴地镇压了射击军的又一次暴动的。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第二任妻子的父母未经审判即遭处决，这样就在克里姆林宫为索菲娅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玛利亚·米洛斯拉夫斯卡娅腾出了位置，索菲娅是阿列克谢的第三个女儿。对彼得而言，七年的摄政期也是他的成熟期。他还是王储的时候就已学会了读写字母、音节，可以阅读《诗篇》、福音书，还会书法。后来，遵照莫斯科古老的规矩，他进入了更高的阶段，被委托给了基辅的博学修士，由后者来教他语法、演讲术、修辞术、辩证术，以及波兰语。彼得的长兄和姐妹都接受了这样的教育。但这位未来的皇帝并没有机会获取经院哲学方面的知识。索菲娅对他的教育并不上心，皇后娜塔莉娅对基辅的学者及其莫斯科的弟子颇为忌惮，因为这些人受到了摄政的庇护。

只有举办需要沙皇彼得在场的官方典礼时，娜塔莉娅和她的儿子才会去克里姆林宫，平时他们基本上都住在莫斯科周围的两个村子，即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和科洛缅斯科耶村。所以，彼得对传统教育不以为然：用某位研究者的说法，他的文体“实在可怕”，没什么语法和正字法的概念。对他觉得有用的知识，他就不是这种态度了，而是消化得又快又扎实。

彼得颇为任性，只做自己喜欢的事。他对两个领域很有激情：战争和技术。两者彼此相关。他会和“士兵”玩战争游戏，“就是为了找乐子”，但这样的游戏后来也变得越来越严肃。真的火炮很快就取代了木头玩具炮。他看着这些真正的火器，内心激发了对细木工、木工、车工这些职业的兴趣。从皇家的消费记录来看，宫中的账册记录了一系列年轻的沙皇订购的物品：首先是玩具士兵，其次是真实的武器，最后是“细木工工作台”“全套锻铁用具”，等等。1686年，彼得十四岁，从账册上可见有一大批建筑材料运往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事实上，彼得希望在村子附近建造“好玩的城市”，这座堡垒后来被取名为普莱斯堡。

堡垒的建造、火炮的出现使这个孩子对平面图、度量法和算数都有所熟悉。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在位时期，宫廷对专家有不小的需求，所以从那时候起，皇室就会找德意志人去帮忙。荷兰人弗朗茨·提莫曼向彼得讲解了等高仪的用法，还教他“数学、堡垒建造术，让他了解了车工和烟火行业”。这样的教育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沙皇会在数学运算时使用拉丁语：不说slojenié，而是说additsia（加法），不说vytchitanié，而是说soubstraktsia（减法）。在亚历山大·苏马罗科夫所谓的“俄罗斯的伯利恒”伊斯梅洛沃村，童年彼得在阿列克谢沙皇以前的用品中发现了一艘外国船。提莫曼告诉他这是一艘英国小艇，可以挂帆行驶，迎风逆风都行。他们还找到了另一个荷兰人克里斯蒂安·布兰特（彼得称之为卡尔斯滕·布兰特），让他来修小船，教沙皇驾驶船舶。从那时起，大海和航行就成了彼得的终生爱好。他的父亲阿列克谢就曾觉得有必要建立一支舰队。第一艘军舰已在阿斯特拉罕建成，名为“老鹰号”。但哥萨克和拉辛一把火将船烧了，沙皇也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他的儿子终生都在打仗，就是想让俄罗斯用舰队征服大海。

年轻的彼得会驾着修复好的小艇航行在亚乌扎河上，只是在那儿驾船多有不便，因为亚乌扎河太窄了。不过，在陡峭的河岸对面就是德意志人区。它距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两俄里，从水路走更近。彼得很快就将目光从亚乌扎河转到了佩列亚斯拉夫尔湖（就在三一修道院边上）上，那儿不仅能航行，还能造船。

随着彼得年齿渐长，他玩的游戏也越来越正经。原本是“为了找乐子的军队”，现在则设立了两个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和谢苗诺夫斯基团，这两个团将会成为新式常规军的核心力量。外国人帮年轻的沙皇组建了军事力量，让他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所以他对外国人的喜欢便越来越明显。他少年时期自由自在，没受到传统的束缚和父母的监督，这样就让他对限制完全不放在眼里，哪怕一丁点想法没得到满足，都会让他无法忍受。

帕·米留科夫写道，他这辈子，母亲就正儿八经地管过他一次，就是让他娶叶芙多基娅·洛普欣娜为妻。皇后很着急：儿子已经十六岁零八个月大了。叶芙多基娅出身卑微，但很乐天，没把彼得放在心上：纳雷什金家族不想让他和大家族联姻，怕他和自己搞竞争。未婚妻随身带入宫中的至少有三十个穷亲戚，都是洛普欣纳家族的。索菲娅的心腹圈对此很不满，这点也影响到了娜塔莉娅和彼得。这不是摄政和沙皇之间唯一一次剑拔弩张：彼得已经长大了，结了婚，所以摄政也就对自己的皇冠越来越上心；他们自然会成为敌对关系。双方阵营的支持者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之间的关系变糟。索菲娅担心被她叫作“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的二流子”的彼得对自己发起攻击，于是让射击军保护自己；而彼得也很忌惮射击军会来打他。

1689年8月7日至8日晚，有人通知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的彼得，说有一队士兵正朝他的皇宫进发，要来“消灭他”。历史学家并不知道这一天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危险，也不知道是谁把沙皇敌人的动向传到了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他们只知道彼得得知迫在眉睫的危险之后，只穿了件衬衫，就马上趁着夜色逃至三一修道院，把他的母亲和怀孕的妻子丢下不管了。后来，彼得并没有展现出任何的懦弱；每逢危险，他总会表现得很英勇。他之所以逃跑，有可能是因为回忆起儿时的射击军叛乱，他曾目睹屠杀的惨况。当时的人注意到，从那天晚上起，彼得就患上了神经抽搐，导致脸部肌肉扭曲。他自己则将这个弱点归结于自己对射击军的恐惧。他后来在回忆的时候说：“我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在颤抖，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无法入睡。”

彼得在三一修道院附近安顿好之后，便让家人和忠诚于他的部队赶来，并要求索菲娅下台。摄政所依靠的波雅尔和射击军很快就表示不支持索菲娅。渐渐地，莫斯科就归附到了沙皇身边：牧首、波雅尔、常规军和大部分射击军。彼得觉得能成事，便向德意志人区发送消息，命令所有将军、上校和外国军官前来三一修道院，而且要骑马且全副武装。最先做出归附彼得决定的人是苏格兰人帕特里克·戈登将军，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他就是俄罗斯军队的指挥官。整个德意志人区全都跟随着他。戈登将军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前来三一修道院一事至关重要；之后，所有人都开始公开宣称支持年轻的沙皇。”

在那之前，彼得经常会去外国工匠那里；那些了解欧洲、发现莫斯科的生活与之截然不同的军人都会去三一修道院那里见他。有些人长期跟随在彼得左右。帕特里克·戈登就是其中之一，还有最受欢迎的外国人日内瓦人弗兰茨·勒弗尔，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他就来莫斯科了；后来他在军中服役，有所成就，不过和其他上校军官并无很大不同。直到死前，勒弗尔都是彼得的心腹；他将欧洲的情况讲给沙皇听，教他饮酒、寻欢作乐。皇后娜塔莉娅的（也是沙皇的）亲戚鲍里斯·库拉金亲王对彼得时代留下了热情洋溢的描述。他的许多话都进入了历史文献之中，只是并没有人知道作者是谁。库拉金认为弗兰茨·勒弗尔是“法国酒色之徒”，但他又说勒弗尔不像许多外国人那样傲慢，还说他受到沙皇的宠信，但没伤害过任何人。

眼见自己胜利在望，彼得便要求把摄政的亲信，射击军统帅费奥多尔·沙克洛维特，以及普遍认为的阴谋对抗沙皇的组织者交出来。索菲娅不敢不从，只能将沙克洛维特及其军中同伙交了出来，这些人受到严刑拷打后被处死。瓦西里·戈利岑遭到流放，索菲娅则被关入了女修道院。

1689年9月6日，彼得给自己的哥哥伊凡写了一封信，向他解释了剔除索菲娅的必要性，说自己会“像尊重父亲那样”尊重自己的哥哥，并要他将管理国家事务的重担卸下来。就这样，伊凡也被剔除掉了；直到他于1696年去世为止，他都在名义上履行沙皇的职责。

9月12日，以彼得之名为莫斯科国所有中枢机构都指定了新的负责人。沙皇的传记作者写道：“我们可以把9月12日看作彼得真正开始君临天下的日子。”十岁被选为沙皇的彼得在十七岁（零四个月）登上皇位的时候仍然是孤家寡人，但他还没有开始统治。他对权力不感兴趣。于是就由皇太后娜塔莉娅来管理国家，但正如鲍里斯·库拉金所说，娜塔莉娅“没有管理能力，头脑也不聪明”，管理权都被她家人握在了手里。库拉金亲王还说：“皇太后娜塔莉娅·基里洛夫娜摄政时期混乱不堪，人民很不满意。那时候，法官不秉公断案，贪腐严重，对国家的偷盗延续至今，而且愈演愈烈。这伤口很难愈合。”

新政府的特点之一就是公然敌视外国人，这是对索菲娅宫廷的西方主义做出的反应。牧首约阿希姆在和“外国帮”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遗训（牧首死于1690年3月17日）中坚持认为：“我们不应和不虔诚的拉丁人、路德派、加尔文派、鞑靼人来往……”那个时代采取的措施使莫斯科和西方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化（强化检查信件的措施，限制外国人进入俄罗斯的人数）；1689年，半波兰血统半德意志血统的奎里努斯·库尔曼于那年4月来到莫斯科，想使莫斯科国成为《圣经·启示录》中的第五国，届时基督重临，将会建立千禧王国，但他后来被送上了红场的火刑堆。莫斯科宣布库尔曼为异端，将他连同他的弟子一起被活活烧死，他的著作也被悉数焚毁。

与此同时，彼得开始时常大摇大摆地前往德意志人区，他在那儿不仅交到了朋友，还产生了恋情。1691年，他迷上了德意志工匠的女儿安娜·蒙斯。他们的恋情持续了十年之久。帕特里克·戈登1690年的时候五十五岁，成了他在军事技艺上的师傅，而时年三十七岁的“酒色之徒”弗兰茨·勒弗尔则教彼得勇往直前地追寻巴库斯和维纳斯的享乐之道。那个时代还出现了一个想法，就是要设立一个“酒徒和滑稽大公会议”，由沙皇的亲信参加。“大公会议”模仿教会仪轨，目的就在于胡吃海喝，荒淫宴乐。会议由彼得以前的老师（教其读写）的尼基塔·佐托夫来主持，为此还赐予了他“滑稽牧首”或“亲王—教宗”的称号。费奥多尔·罗莫达诺夫斯基亲王被起了个“亲王—恺撒”的名号，彼得则是修士大司祭。伊凡雷帝曾亲自创立由特辖军团构成的独立“教会”，为恐怖时期的受害者祈祷。相较之下，彼得的模仿与之没什么区别，只是更无害：就是想找个狂喝滥饮的场合罢了。

还有一些心理上的原因促使彼得直到生命终期仍在玩“大公会议”这个游戏，以此来嘲讽教会的仪式。尼康的改革将会急遽改变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这些亵渎神灵的戏仿就这样长久地为尼康的改革做好了准备。彼得少年时期对在亚乌扎河上航行的激情促使他创建了舰队，而军事游戏也导致他组建了新的军队。

彼得并没有发明任何新的东西：我们知道，他父亲喜欢排场，喜欢设宴，把波雅尔和神职人员灌得头昏脑涨，而他也对舰队感兴趣。不过，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区别并不仅仅是气质的问题。彼得所有天生的特质，他的爱好，他的激情，他的情感，他的欲望，自他和德意志人区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民众相遇起，从质上看就出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走向。1690年，他从克里姆林宫到德意志人区所跨出的那一步标志着他和昔日的传统开始决裂，他把墙给推倒了。谢尔盖·索洛维约夫写道：“彼得从宫中逃到街上，不想像前任那样返回禁锢人的宫廷。”这位历史学家解释道，对彼得的祖父、父亲和哥哥来说，“宫殿难以抵达，神圣的辉煌和恐怖，和古时候俄罗斯女人的闺房没什么两样：都是为了保卫习俗的纯洁性……阿列克谢最小的儿子拥有热烈的性格，从宫中逃到了街上，可是我们都知道17世纪末俄罗斯的马路有多脏”。一到了街上，年轻的沙皇便去了德意志人区，此时他已走在了通往欧洲的半道上。

娱乐活动完全占据了年轻君主的心灵，或许他也不想去管理国家，因为别人在这方面从不征求他的意见。牧首约阿希姆死后，彼得建议普斯科夫都主教马克尔为其继任者，但皇太后娜塔莉娅及其随行的神职人员都想让喀山都主教阿德里安继任。七年后，沙皇向外国人提到了这件事：“莫斯科最后一任牧首死的时候，想任命一个游历甚广，会讲拉丁语、意大利语和法语的博学之士继承其衣钵；但俄罗斯人强烈恳求沙皇别这么做，他们的理由如下：首先是因为他懂蛮子的语言，其次因为他的胡须不够长，与牧首的尊严不符，最后因为他时常坐马车出行，不骑马，这违背了习俗。”

被排除在国家事务之外的彼得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事务上去了，首先就是舰队。他去了阿尔汉格尔斯克两次，都是去看海，那儿是俄罗斯唯一的海港；他下令建造了两艘舰船。他还组织军事演习，让他那些“搞笑团”参与军演。沙皇的传记作者指出，他“学巴库斯的样，天马行空，肆无忌惮”。

1694年1月，皇太后娜塔莉娅薨，死时四十五岁不到。沙皇第二次开始行沙皇之责。一开始，他就发起了战争。伏尔泰根据从彼得堡收到的文件写了彼得的历史，他就指出，沙皇选择在土耳其、瑞典，和中国之间发动军事行动。理论上，这么说没错。但中国还太远，瑞典太强大；那就只剩下了土耳其及其附庸克里米亚汗。历史学家对他1695年和强大的奥斯曼帝国进行战争的决定有不同的说法。诚然，两国确实有账要算，关系也在变坏，尤其在鞑靼人对小罗斯进行了残酷的劫掠之后关系更是急转直下；但莫斯科还存在一个想要抵达黑海的想法，而这个想法正是16世纪以来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诱因。我们要记得，伪德米特里是在和鞑靼人打仗前夕被杀死的。从小罗斯再次归附以来，对黑海的需求就变得尤为迫切。彼得的父亲在位时，哥萨克夺取了亚速，但我们知道，莫斯科意识到哥萨克无力保住这个港口，于是提出了要求，哥萨克只能将亚速让出。摄政索菲娅有两次试图夺取克里米亚，但都没有成功。

卡尔·马克思在其著名的《18世纪的秘密外交》中写道：“俄罗斯需要水。这些词是他［彼得］生命的格言。”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反驳马克思（在苏联历史学家看来，他的话将会使帝国缔造者的征服政策变得合理）。不过，这第一场目标直指黑海的战事只不过刚开了个头，好戏还在后头。

彼得发动的克里米亚战争像是瓦西里·戈利岑远征的翻版。真正的目标是亚速，它堵住了从顿河前往黑海的大门。我们知道，瓦西里·戈利岑失败的一大主因是大草原太干旱，而要夺取半岛就得穿过这片干旱的大草原。彼得的计划显然是由帕特里克·戈登制订的，他准备向克里米亚迂回前进，并从水路运送部分军队和物资，这一点极富创意。按旧时传统组建起来的这支庞大的军队共有十二万人，由波雅尔鲍里斯·舍列梅捷夫指挥，军队将与哥萨克联合行动，攻打第聂伯河上的土耳其堡垒。而由波雅尔阿尔塔蒙·戈洛文、帕特里克·戈登和弗兰茨·勒弗尔率领的新军则前往亚速，向这座堡垒发动进攻，堡垒的土耳其守军有八千人。

彼得自己也在“新军”，位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掷弹手”之列，尤其是负责炮兵这一块。前线的指挥层是一大败笔，因为指挥官根本就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士兵和军官都没做好准备，守军拼死抵抗，亚速的防守无懈可击，所有这一切都促成了俄军的失败。围攻三个月，三次进攻被击溃，人员伤亡惨重，于是只能决定放弃。撤退时穿过大草原，受到鞑靼人的纠缠骚扰，又平添了众多受难者。伤亡要比戈利岑发动的那些战事的伤亡更多。

彼得沙皇初尝败绩，由此显露出他的一个主要的性格特征：战败反而让他劲头更足，于是他调动所有军力再次开战，一定要打赢。谢尔盖·索洛维约夫写道：“失败让伟人现了形：彼得从来不会觉得气馁，他会愈挫愈勇，干劲十足，抹去战败的耻辱，确保下一次战争能够打赢。”

他着手开始进行第二次尝试。他决定不但要从陆路，也要从水路向亚速发起进攻。因此，舰船就变得至关重要，于是他就在沃罗涅日的造船厂造船。米哈伊尔沙皇在位时期，就生产了平底小船；该地区的森林腹地有大量栎树、椴树、松树，这些都是绝佳的造船材料。彼得下令按照从荷兰带回的模型来建造双桅战船。第一艘双桅战船取名“开端号”，沙皇本人亲自任船长，而且舰船的建造他都亲自全程跟进。除了双桅战船和运输船之外，他还命令建造炮舰：“使徒彼得号”。沃罗涅日造船厂的工人多达两万六千人。农民由于是被强迫拉去造船的，所以出工慢，还会逃走。于是，造船的任务交给了外国工匠。

1696年春，亚速再次遭到围攻，这次是陆路和水路都遭到堵截。7月，堡垒投降。俄罗斯军队很久以来都没尝过胜利的滋味，所以这次胜利更是意义非凡。打败苏丹增加了莫斯科在西方眼里的地位，毕竟西方也在不遗余力地和奥斯曼帝国打仗。莫斯科取得了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一座宏伟的拱形雕塑竖立了起来，高至少十米，其上镌刻了莫斯科人绝对理解不了的象征和铭文：这个做法其实是受到了罗马皇帝打胜仗的启发。到处都刻了月桂皇冠，铭文是在庆祝赫拉克勒斯和玛尔斯的丰功伟绩；还将恺撒那句著名的话译成了俄语：“我来，我见，我征服。”他们庆祝的到底是谁呢？对于这一点，观者无不感到困惑。民众看见载着统帅波雅尔谢延、海军统帅勒弗尔的战车鱼贯而入；后面，彼得沙皇步行出场，他穿的是黑色的德意志服装，那是船长的制服。莫斯科哪曾见过这样的场面，更是想象不出来。

但是，彼得觉得这场胜利还不够；他觉得必须巩固胜利，得让自己更进一步。他邀请波雅尔杜马“纵马驰骋，抓住机会”，想办法实现这个计划：组建舰队，进击黑海，以期继续和土耳其人开战。但建造舰队还缺钱，缺少技术人才。于是，他就设立了极重的特别税：莫斯科国的所有居民都要参与舰队的建设。他还组建“商行”，类似于像地主的集合体，有宗教人士，也有世俗人士，迫使这些人负责建造舰船；商人也必须造船。专家、造船工人、木匠都是从外国招来的。沙皇迫使工人入驻，向亚速调动了三千名射击军及其家眷，着手在沃罗涅日建造港口。

帕维尔·米留科夫对彼得改革时期的俄罗斯经济状况很感兴趣，他的观察是：“‘商行’建造的船只并不可用，最先组建的舰队耗费了当时近九十万卢布（国库每年收入大约是一百五十万卢布的税收），却毫无实战用途。”军事战争无休无止，因为彼得准备和“异教徒”战斗，狂热的造船运动、沉重的税负、沙皇周边数目极其庞大的外国人，这些都激起了越来越严重的不满情绪。

谢尔盖·普拉东诺夫在彼得的传记中写道：“［……］后来的观察者对他在这个时期的行为的看法是，他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而是一个年轻的乌托邦主义者和异想天开的人，将强烈的个性和聪明的头脑独特地结合了起来，但从政治上看却极其天真幼稚。”这位历史学家认为，自己就是那位“后来的观察者”。他在改革者沙皇的两百周年忌辰那天对沙皇的生平大张挞伐。但他同时又庆祝了十月革命的八周年纪念日。与此同时(1926)，大作家安德烈·普拉东诺夫写了一则历史故事《圣主船闸》，讲述按照彼得的计划建造顿河至奥卡河运河一事；这只不过是宏大计划的部分项目而已：用运河将俄罗斯的河流连接起来，以此在波罗的海、黑海和里海之间建设“完整的河道网”。历史学家和作家发现了彼得的计划的特点：强制劳工建造工事，既不顾惜有多少人牺牲，也不考虑最后的结果如何。

贬低彼得的人，无论是其同时代人，还是“后来的观察者”，都无法否认他的前后连贯性。彼得很清楚得有自己的专业人才，于是就向国外派了六十一个年轻的贵族（其中二十三人都拥有亲王的头衔），并有士兵随行（每人一个）。后来，到1697年3月，他自己也跟着庞大的代表团去了国外。这个使团的负责人是西伯利亚总督费奥多尔·戈洛文和海军元帅勒弗尔。沙皇则微服私访，更名为彼得·米哈伊洛夫上尉。彼得愿意始终待在幕后，将自己的仆从推向前台，沙皇最爱玩这种游戏，但他也真心承认其他人懂得比他多，自己还得多学习。

尽管不满情绪越来越厉害，也日益明显，但沙皇还是出国去了。1697年初，亚伯拉罕修士揭露，彼得虽贵为沙皇，其行为却令人不齿。他罗列了沙皇的大量罪状，其中就说到沙皇爱玩“游戏”，却荒废朝政。修士受到了严刑拷打，结果供出了许多人，那些人诟病彼得，说他的治理模式“令上帝不悦”。2月，启程后两个星期，有人通知沙皇，射击军上校伊万·齐克列尔阴谋叛变，想要杀害他。这时候，上校支持索菲娅，调查人员顺藤摸瓜，想将阴谋分子和昔日的摄政牵上线。尽管嫌犯受到了严刑拷打，但这根藤并没有接上。于是，沙皇下令处死了阴谋分子，把射击军调出了莫斯科，将都城重任交给了外国人指挥的部队，并加强了对索菲娅的监视。

1697年3月9日，阴谋分子一被处决，彼得就动身前往外国。他不在朝的时候，管理国家的任务就交给了他的舅舅、外交大臣列夫·纳雷什金，以及鲍里斯·戈利岑亲王和谢苗·普洛佐洛夫斯基亲王。费奥多尔·罗莫达诺夫斯基亲王则负责对莫斯科进行管控。罗莫达诺夫斯基是“酒徒大公会议”的常客，拥有“亲王—恺撒”的称号，但他也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衙门大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这位参谋很快就成了秘密警察，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衙门就是秘密警察部门。我们知道，从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时代起，就存在秘密事务衙门，该衙门职责不少，其中一项就是治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衙门后来就成了俄罗斯最早出现的政治警察。费奥多尔·罗莫达诺夫斯基是该部门的负责人，直至1717年去世为止；他儿子伊万接替他坐上了这个位子。该衙门并不负责调查，没这个需要，只要有检举告发就行了。规定是：“对告密者施以鞭刑”，我们知道这样可以确保没人再敢血口喷人。经过鞭刑和其他许多折磨方式（反正折磨的方式变幻无穷）之后，都能套出口供。一般情况下，判决均由费奥多尔·罗莫达诺夫斯基亲自宣读。

官方所谓的这个“大使团”共计有两百多号人。他们都是一等使节弗兰茨·勒弗尔、二等使节费奥多尔·戈洛文、三等使节普罗科菲·沃兹尼钦的随行人员。戈洛文是个经验丰富的外交官，1689年和中国签订了《涅尔琴斯克条约》（《尼布楚条约》），而沃兹尼钦则是杜马的工作人员，是个专业的外交官。我们说过，随从也包括了“彼得·米哈伊洛夫上尉”这个人。

官方的说法是，促使沙皇决定向皇帝、英国国王和丹麦国王、教宗、荷兰、勃兰登堡选帝侯以及威尼斯派遣使团的原因属于外交范畴：目的是为了“增强长期以来处理基督教事务所发展起来的友谊和情谊，以期削弱上主十字架的敌人土耳其苏丹、克里米亚汗和所有异族人……”这是一个令人信服的动机：亚速的主宰者彼得希望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对手都能做好准备，继续和“上主十字架的敌人”开战，形成一个共同的战略。行程已依照官方计划设定好。17世纪80年代前五年诞生的反土耳其联盟包括了奥匈帝国、波兰，还有威尼斯。联盟的庇护者和担保人是教宗英诺森十一世，他还为之取名神圣同盟。

出了俄罗斯边境，彼得很快便相信欧洲对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旁王朝之间的战争最上心。后来他又得知皇帝准备和苏丹签订和约，但根本没想着通知俄罗斯。沙皇并没有特别生气，在那时候，外交并不是他的主要兴趣点。如果说彼得离开自己的国家毫不后悔，那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他还没真正地进行统治。他因好奇心驱使来到外国，想要看看、学习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内所不了解的东西。法国驻斯德哥尔摩的大使达沃伯爵跟着俄罗斯代表团游历欧洲，他向路易十四报告说，这趟行程“很奇怪，可以说完全不合情理”。

彼得很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出发。他从国外寄给莫斯科的大量信件的封蜡上都印了一个年轻的木匠，周围都是武器和航海用具，其上的铭文是：“我还是学生，需要受教。”沙皇想学习，就去了能找到老师的地方。后来，在《海军条例》的前言里，他这样解释了此次行程的目标：“为了让这个新的领域（造舰船）能永远在俄罗斯立足，君主想要向民众教授这项技艺，为达此目的，他派遣大量出身高贵的人士前往荷兰和其他国家，学习建筑和航海。很特别的是，君主仿佛羞于在掌握这项技艺时落后于自己的民众，故率先前往荷兰。”

彼得在欧洲游历了十六个月：使团从俄罗斯人不受欢迎的里加来到了库尔兰，在那儿受到了很好的招待，随后便去了勃兰登堡，很快那儿就成了普鲁士，最后来到了荷兰和英国。彼得在后面这几个国家待了九个月，大部分时间都在造船厂。俄罗斯使团随后来到了帝国的首都维也纳，这是前往威尼斯的中途站点。但射击军在莫斯科发动叛乱的消息迫使彼得中断行程，匆匆回国。

彼得什么都想看，也看了许多东西。尽管他主要对船舶感兴趣，但也去了许多博物馆、莱顿的解剖室、伦敦议会；他还见了各国君主、政治家、学者。无论在何处，他都是一样的做派：他发现随从中有人看见陈尸房的尸体觉得恶心，他就让那些人用牙齿把尸体的肌肉扯开。苏联时代(1922)的第一批小说中有那么一部，主人公是名契卡，他就讲到暴力死亡的场景会使人堕落，并列举了彼得一世下令随从用牙齿撕扯尸体的做法：“这是另一码事，这么做丝毫不会使人堕落。这样做是必须的，不会让人腐化变质。”

卡拉姆津指责彼得想要“让俄罗斯成为荷兰”。19世纪初，这么说有那么点荒谬，但在16世纪末，荷兰（那时候，俄罗斯把荷兰叫作低地之国、三级会议之国）是欧洲强国，无论从物质层面，还是文化层面来看，国力都极为强盛，相当富足。彼得从孩提时起喜爱荷兰（尚未亲眼见过）。德意志人区的荷兰人是他学习航海和造船术，以及许多行业领域最初的老师；他掌握的唯一一门语言就是荷兰语。

和梦想中的国家相遇并没有让沙皇失望。彼得微服私访，住在赞丹的一座小房子内，后来这儿就成了瞻仰朝圣之地。拿破仑本人也来这里短暂走访了一下。当后来的亚历山大二世去那儿的时候，与之同行的诗人瓦西里·茹科夫斯基用蜡笔在墙上写了这样几行诗句：“在这朴素的乡间茅舍上方，天使在飞翔。欢迎你，伟大的君王：这就是你的帝国的摇篮。此地诞生了伟大的俄罗斯。”可以看出诗歌夸大其词，没人会认为俄罗斯帝国诞生于赞丹的小房子里。不过，茹科夫斯基的诗行也确实反映了后来人对彼得游历欧洲一事所产生的印象。但在17世纪末的俄罗斯，沙皇长时期不在引人担忧，有流言说沙皇已被人替换，敌基督者马上就要来临。

彼得注视着欧洲，欧洲也注视着沙皇。奥地利驻莫斯科的代表让皇帝放心，说沙皇的游历并不是什么前所未闻的事，因为11世纪，罗斯的一位君主就去了皇帝亨利四世在沃尔姆斯的宫廷。外交官指的是1075年伊孜亚斯拉夫·亚罗斯拉沃维奇大公前往西欧一事。但六百年来，欧洲还没见过俄罗斯君主。

我们知道，从16世纪中叶起，从游历者的叙述中可看出，他们发现了俄罗斯这个奇异而遥远的国度，这些游历者有：赫伯斯坦(1549—1556)、波塞韦诺(1568)、弗莱彻(1591)、彼特雷(1615)、奥列亚里乌斯(1656)。从1629年起，有关俄罗斯的信息刊登在17世纪的流行报纸《欧洲舞台》上，1638年，“莫斯科大公国”上了头版，成为长盛不衰的话题。沙皇彼得抵达欧洲吸引了欧洲人对他的国家的关注；俄罗斯所呈现出来的形象在许多方面既有变化，也有确认。

彼得的传记作者总是会引用德意志两位公主的观点，她们分别是汉诺威和勃兰登堡的公主，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女儿，沙皇是在长途游历之初与之相遇的。女儿索菲—夏洛特声称：“很显然，他还没学会怎么用餐，不过我倒还挺欣赏他自然而然、随心所欲的方式。”她母亲索菲则认为：“如果他受了更好的教育，那他就会是个完人，因为他拥有许多品质，思想很特别。”凡是游历期间见过彼得的人都会留下证词，和两位公主的观点相似：沙皇天分很高，聪明，活跃，但没受过丁点儿教育；他完全不懂欧洲为人处世的方式。

那个时候的人惊讶于他的外貌和举止、他无穷无尽的好奇心以及奇异的习俗，对此都留下了一致的看法：彼得在欧洲逗留期间，展现了他想要进步，以及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意愿。有些人，其中也包括莱布尼茨，都折服于沙皇的意志力及智慧程度，都认为他会成功。还有些人则对此持怀疑态度。威尼斯外交官卢奇尼总结了这些人的观点：“很难说沙皇游历期间所作的观察，以及他邀请许多人前去俄罗斯教授其臣民，将各行各业发展起来，是否足以将这些野蛮人转变为文明人，并促使其行动起来。如果民众的精神状态和意志力与这个沙皇国广大的面积相符的话，那莫斯科国就会成为强国。”一个半世纪后，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麦考利认为，彼得这次游历“不仅是他自己国家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也是英国和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时代”。

彼得的所作所为绝对比其前任重要得多。稍微这么动一下就犹如惊天爆炸，对那个时代所产生的冲击波又增强了爆炸的威力，而且在“布尔什维克沙皇”死后好几十年依旧能感受到这波爆炸的威力。

谢尔盖·索洛维约夫写道：“彼得始于血腥，又归于血腥。”彼得是在处死了射击军上校齐克列尔之后才前往欧洲的；他返回俄罗斯的时候，射击军的叛乱已经失败，他回来就是为了审判这些骚乱分子。

5月底，被从莫斯科流放出去的射击军决定返回都城，“劫掠德意志人区，屠杀德意志人，因为东正教正是因为这些人而受到了糟蹋，他们还要屠杀波雅尔……不能让君主进入莫斯科，得把他杀了，因为他太信任德意志人……”官方派出了由谢因率领的政府军去迎击射击军。6月18日爆发了战斗。帕特里克·戈登的炮兵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战败的射击军遭到逮捕。经过初步审讯之后，罗莫达诺夫斯基处死了五十六名骚乱者。彼得回复了“亲王—恺撒”的来信，他对这次叛乱是这么写的：“阁下说伊凡·米哈伊洛维奇的种子已经发芽，为此我请您要立场坚定；若非如此，便根本不可能扑灭这场大火。”沙皇还宣布会尽快返回，但这也就意味着不能去威尼斯了。

在彼得看来，射击军第一次叛乱（当时沙皇年仅十岁）的组织者伊凡·米哈伊洛维奇·米洛斯拉夫斯基这个名字仍然让他恐惧。彼得实在太害怕，所以在惩处齐克列尔的时候，还下令挖出伊凡·米洛斯拉夫斯基的尸体，处决“死者”。可是，米洛斯拉夫斯基的“种子”竟然还“发芽了”。

返回莫斯科后，彼得便决定和这些射击军来个彻底了断，毕竟十二年来，这些军人让他的皇位始终风雨飘摇。沙皇长于行动，于是亲自参与对叛乱的原因进行调查，还调查了他们和索菲娅之间的关联，此外他还参与了对叛乱分子的拷打折磨。历史学家对沙皇在处决叛乱分子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众说纷纭。谢尔盖·索洛维约夫相信奥地利外交官的说法，他写道，彼得亲自砍下了五名射击军的脑袋，还迫使罗莫达诺夫斯基、戈利岑和孟什科夫也这么做。直到如今，关于叛乱如何遭到镇压的主要信息来源仍然是帝国使节约翰—格奥尔格·科布的日记，他是1698年被利奥波德一世派往莫斯科的。日记在维也纳出版了拉丁文版，但俄罗斯当局很快便要求销毁该著作，而且成功做到了这一点。不过，科布日记的俄文版是1866年至1867年出版的。使团的负责人伊格纳修—克里索托夫·瓜伦蒂也写下了自己的印象。不过，奥地利人并非刑场的直接目击者。因此，他们都是依照俄罗斯友人的说法记录下来的。这样一来，有些历史学家便否认彼得参与了屠杀行为。

显然，彼得并不比他父亲更残忍，他父亲在镇压自己在位期间的无数暴动时表现得极端残暴。他也没有比射击军更残忍，1682年，射击军将波雅尔和外国人撕成了碎片。沙皇执意要根除射击军暴动的种子，这个做法给人留下了特别残暴的印象。不管怎么说，即便按照那个时代的习俗来看，惩处过程也是极其残酷的：9月和10月这两个月，被处决的人数达到了好几千人。1699年2月，又处决了好几百个人。1699年6月，彼得肢解了射击军的十六个团，剥夺了他们的武器，将之驱散至各座城市，而且规定他们不得离开。

尽管调查紧锣密鼓，彼得还是没有找到射击军叛乱和索菲娅有关的证据。但这位昔日的摄政还是被迫戴上了面纱，改名苏珊嬷嬷。她后来就一直隐居在诺沃捷维奇修道院（新圣女修道院）内，受到层层看管，后于1704年7月3日去世。

彼得第三次开始统治。但这次的情况最好。沙皇终于紧紧攥住了所有的权力。

3 北方战争

沉重的物体就这样

将玻璃碾为齑粉，

锻造出

宝剑

——亚历山大·普希金

亚历山大·普希金写了一首讲述波尔塔瓦战役的诗，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欧洲最优秀的瑞典军队在此次战役中遭到惨败，普希金在诗中描绘了俄罗斯如何开始变成了“男人”。诗人未曾有一刻怀疑过这场胜利的创造者；他断言说多亏了“天才彼得”，俄罗斯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变得日益强大。彼得的德国传记作者给讲述这场战争的章节取名为“宿命般的战争”。他这么写自有理由。彼得要到1698年底才真真正正地成为俄罗斯沙皇，而并不仅仅拥有沙皇这个头衔。1700年爆发了18世纪最漫长的北方战争，战争要到1721年才会结束。彼得是1725年驾崩的。因此，和瑞典的战争几乎占据了他的整个掌权时期，而他的改革也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战争是所有变化的根源：它改变了国境线，使俄罗斯进入强国之列（但和其他强国时常不和谐），影响了行政管理、财政、经济。对射击军最后一次叛乱进行镇压并取消其建制标志着莫斯科罗斯的终结。随着北方战争的爆发，帝国也就此诞生：1721年，两国签订尼斯塔德条约，承认俄罗斯战胜瑞典，于是沙皇也就获得了皇帝的称号。

我们知道，彼得去外国的时候抱有对土耳其人进行十字军东征的想法，因此他希望获得神圣同盟的支援，以此来攻占克里米亚。回国的时候，他已经制订了攻打波罗的海的战争计划。从根子上来说，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未曾发生过变化。只是因优先选项的不同而有所变化，而打击目标却不会改变。一旦安定下来，莫斯科国便想要控制南面和西面的海洋。向“大海”方向运动既具有防御性质（势不两立的敌人从南部和西部威胁莫斯科），又具有进攻性质（可使国家持续扩张领土）。

彼得发动的亚速战事只不过是莫斯科君主东方政策的延续，实现了伪德米特里和索菲娅摄政的梦想而已。同样，夺取波罗的海沿岸的战争也是传统政策的延续：彼得的祖父和父亲两人都曾和瑞典人打过仗。历史学家说，促使彼得向强大的瑞典宣战有好几重理由。他本人也不止一次地讲过自己是怎么想到这个计划的。

沙皇在前往西欧的途中，早期有一次在里加停留，我们知道他受到了很糟糕的接待。几年之后，他仍然没有忘记这件事，他觉得只有在1710年夺取这座城市才终于抹去了这段难堪的记忆。另外一个动机更重要（虽然彼得认为自己受到羞辱已足以成为一个借口），那就是想要夺回“俄罗斯以前的土地”。苏联历史学家塔尔列院士指出，“从16世纪起，俄罗斯就不得不放弃沿岸的土地”，“伊凡雷帝想要让罗斯人夺取入海口的战斗并未成功，最后甚至还丢失了宝贵的领土”。

塔尔列之前一个世纪，谢尔盖·索洛维约夫就讲到了重回海洋的历史合法性：“俄罗斯的土地就是从那儿开始的，也应该返回到那儿，这样才能找到方法继续让自己存在于历史之中。”这位19世纪的俄罗斯历史学家为了支撑自己的观点，便提到了瓦良格人，这些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人建造了基辅国。而那位苏联历史学家自然会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进行补充，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好几次宣称……俄罗斯如果无法自由地掌握出海口，就没法正常地发展”。

莫斯科的所有君主都希望拥有海港，其中许多人都为了掌握“出海口”而打过仗。彼得对海洋的渴望强于其他人，因为他对航海的热爱是真真切切的。但奥斯曼帝国和瑞典这些强大的国家都为莫斯科设了障碍。实现海洋梦想就得和其他国家，也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瑞典人的敌人联合。先尝试攻占克里米亚，再在亚速打胜仗，才有可能形成强大的反土耳其联盟，而其核心就是哈布斯堡帝国。

彼得前往国外游历的行为使这位俄罗斯沙皇确信，自己的国家在和土耳其人的战争中并无潜在的盟友：奥地利正准备在奥斯曼最高朴特签订和约。同时，彼得也隐约预感到有可能可以和瑞典结盟。彼得从维也纳仓促回国，在途中得知叛军被镇压，于是就在波兰的拉瓦小镇停了下来，在那儿和号称铁腕的国王奥古斯特二世见了面。对于这次会晤有许多说法，都强调了两位君主体格上的相似，他们都是巨人，力大无穷，年纪也相仿（彼得二十六岁，奥古斯特二十八岁）。他们谈了些什么呢？达成了什么协议吗？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们的这次相遇并无目击者。只是有回忆说两人喝得酩酊大醉，喝酒喝了整整三天（1698年7月31日至8月3日）。

《瑞典战争史》是彼得在胜利之后命人编纂的史书，书中说奥古斯特国王要求沙皇帮他攻打拒绝承认他的波兰人，而莫斯科君主则提到了自己在里加受到的羞辱。毋庸置疑的是两位君主惺惺相惜，觉得两国最终会联合起来攻打瑞典，只是“并无文字约束”。之后的事件证明了这一点。整整十八个月都在为发动战争而进行外交折冲。各类协议都弄好了：丹麦和波兰签订协议；丹麦大使普尔·海因斯前往莫斯科，肩负签订俄丹协议的使命。12月，奥古斯特的信使卡尔洛韦茨将军前往沃罗涅日面见彼得。沙皇第一次明确说出了自己的目标：俄罗斯“需要拿回被收走的波罗的海的所有港口”。

彼得的说法（“波罗的海的所有港口”）表明沙皇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无论里加还是列威利都不是俄罗斯的：只有纳尔瓦、英格里亚和东卡累利阿有一段时间属于莫斯科国；这些城市就是有名的“俄罗斯旧有领土”，因为它们以前都是诺夫哥罗德的殖民地。波兰和丹麦想要和瑞典来个总算账，夺回丢失的领土，两国这个想法极其强烈，所以沙皇提什么要求，他们也都照单全收。1699年4月，俄丹条约的文本得到双方认可。该条约虽被认为是“防御性质的”，但一旦一方交战，另一方必予以支持，不管是谁点的火药筒，反正“不设任何限制”。彼得并不急于签署这份文件，8月，条约的倡议者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五世驾崩，俄罗斯沙皇也就静观其变，看其继任者弗雷德里克四世是否有结盟的意愿。

10月27日，彼得接见了海因斯，直接向后者提了这个问题：丹麦国王是否愿意和瑞典开战？后来他又问了卡尔洛韦茨，后者承认奥古斯特二世已准备好参战。11月11日，沙皇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签署了进攻瑞典的协定。这份文件预见到俄罗斯在获取波罗的海沿岸“坚实的基础”时将会获得支持。为了钳制对手，奥古斯特将会进攻里加（俄罗斯军队会对其进行援助）。俄罗斯会在和土耳其签订和约之后便参与到战争中来，但时间不会在1700年4月之后。

对谢尔盖·索洛维约夫而言，俄罗斯历史上出现过两场大规模战争：18世纪初的北方战争和19世纪初反抗拿破仑的战争。这位生活于19世纪的历史学家并不知道20世纪将以另一场“大战”，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开头。令人震惊的是，谢尔盖·索洛维约夫将1700年和1812年的战争等同视之。两者存在重要的差异：第一场是主动进攻（是彼得发动的对瑞典的战争），第二场是自卫（拿破仑进攻俄罗斯）。虽然这位俄罗斯历史学家毫不怀疑1812年战争是外国侵略的结果，可他也并不认为1700年的俄罗斯拥有战争的企图。

谢尔盖·索洛维约夫承认，俄罗斯国土广袤，会使人认为该国“是靠侵占土地而来的，就和古典时期的那些庞大的国家一样，如：波斯、马其顿、罗马”。但对这位历史学家而言，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是错误的。谢尔盖·索洛维约夫坚信，莫斯科国向东扩张并不是“好战的大国侵占其他大致还算文明的大国”，而是“占据空闲的空间进行殖民以及和平劳作”。“在无垠的土地上相遇的那些民众，或者说部族”，政治发展极其薄弱，靠劫掠为生，毫不尊重法律，时常和邻近的部落争斗，于是“无奈，只能使之臣服”。

他对向西行进的行为作了略有不同的解释。17世纪末，“西方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威胁；睿智的做法就是去面对这个威胁，就是竭尽所能不要向西方纳贡、曲意逢迎……”

谢尔盖·索洛维约夫的观点有意思的地方并不仅仅在于其明晰性和简洁性：东方有一片广袤的自由空间，那儿只有稀少的“部落”；西方，存在受到奴役的危险，只能向其赠送“贡品”，就像向土耳其苏丹纳贡那样。这些观点值得受到关注，因为从20世纪30年代起，这也是官方关于俄罗斯历史的观点。

北方战争的真实借口是宣称战争有可能会发生，这点和盟友的想法一样。17世纪初，统治瑞典的是那个时代最具才能的军事统帅古斯塔夫·阿道夫，他极大地拓展了领土，削弱了邻国，并成为该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但此时已开始显现疲态。1697年，十五岁的卡尔十二世登上王位。他只喜欢狩猎和玩战争游戏。其前任已经在和瑞典贵族斗争，后者不满国王权力太大，以及税收太重。1698年，利夫兰的一个贵族约翰·莱茵霍尔德·帕特库尔来到华沙，意图在利夫兰地区发动暴乱，使之从瑞典独立出来，归附于贵族的天堂波立联邦。由于得到了奥古斯特的支持，帕特库尔便陪同卡尔洛韦茨前往莫斯科，并成功得到彼得的支持。历史学家对他在向瑞典发动战争的进程中起到何种作用众说纷纭。有一点明确的是，他憎恨瑞典人，并制订了吸引那些庇护者的计划。他向奥古斯特承诺利夫兰将归附于他，还宣称让彼得攻占纳尔瓦令人难以接受。与此同时，他又向彼得提出了瓜分波立联邦的计划，并给普鲁士分上一杯羹。沙皇在此表现出了政治家的出色素质，只采纳了适合自己的那些建议。帕特库尔成了俄罗斯的外交使节，但他后来落入了卡尔十二世的手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照波兰历史学家约瑟夫·费尔德曼的说法：“创建一整套工具和方法，使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后来得以深入波立联邦的核心层面，这样的荣誉毋庸置疑属于帕特库尔。”帕特库尔所承诺的利夫兰暴动是对瑞典开战的一个重要因素。

缔结反瑞典联盟的条件之一就是削弱波兰。扬三世·索比耶斯基的驾崩标志着无王时代的开启：华沙的觊觎王位者多如牛毛。已故的国王留下了三个儿子，但在波兰有个当国王的父亲还不够，还得看贵族的选择。为此就需要花钱，可扬·索比耶斯基的长子雅各正好缺钱。但法国的孔代亲王掌握财政，还得到了太阳王的支持。不停地和整个欧洲打仗的法国想要让波兰站在自己一边，甚而阻止哈布斯堡家族让自己人坐上华沙的王座。

萨克森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突然成了候选者。他有钱（毕竟萨克森在德意志诸公国中最富有），有军队。此外，他还得到哈布斯堡王朝和俄罗斯的支持。莫斯科政府还在梦想着打败土耳其人，希望能和波兰结盟。

选择法国候选者坐上波兰王座的做法让俄罗斯的计划彻底破灭：路易十四是苏丹的盟友。大多数选帝侯都支持孔代亲王。但当亲王慢悠悠地去那儿登基的时候（他并不急于去华沙），却在敌视法国候选人的但泽那儿受到了长时间堵截，萨克森选帝侯便率领八千人马来到克拉科夫城门下。1697年9月15日，他发誓弃绝新教，皈依天主教，于是就坐上了王位，号称奥古斯特二世。听闻这消息，喜出望外的孔代亲王便返回了巴黎。

波兰再次处于和一百多年前相同的处境之中：同时选出了两个国王。不过，16世纪时，其中一个国王斯特凡·巴托里很快就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但奥古斯特和巴托里不同。他的绰号是“铁腕”，因为他能轻而易举地折断马蹄铁，用银餐盘给自己卷烟斗；有传言说他至少有三百个私生子，可见情妇多到数不胜数。

选择奥古斯特违背了波兰的三个古老的传统：已故国王的后裔被排除在了候选人名单之外；他们选了一个德意志人，但这放在以前，贵族是绝对不会允许的；获少数支持的候选人取得了胜利。破坏传统再次表明该国已陷入混乱。王国的衰颓促使它投入军事冒险之中：向瑞典开战。

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在其《普鲁士腓特烈二世史》一书中提到了“倒霉蛋奥古斯特”时期的波兰（介于奥古斯特二世和斯坦尼斯瓦夫二世·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之间的那段时期）：“令人想起了一大堆鳞光闪闪的腐烂物。”卡莱尔解释道：“从此以后，波兰就死了，至少已是濒死。它死了也活该。我们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无政府状态的立足之地。对民众和报纸编辑来说，这名称悦耳动人，充满了吸引力，但在造物主看来，无政府状态始终都丑陋不堪……”无论我们对这位英国历史学家所表达的观点持有何种看法，很显然，无政府状态（或者说波兰的国家结构）正在将国家拖向毁灭。奥古斯特二世的统治正标志了它末日的来临。

虚弱同样也将俄罗斯推向了战争。俄罗斯的行政管理体系明显已经过时；税收，彼得在位时期开始涌入的外国习俗，都激起了不满情绪；国家既无现代化军队，也缺乏军官团体。从国外回来后，彼得彻底废除了射击军的建制，并采取激进措施革新习俗：禁止蓄须，禁穿莫斯科古装。胡须必须完全剃干净，有可能的话，就从下颏开始；长袍的长袖和长下摆都要剪短，绝不通融。剃胡子和把服装改短的措施推行得雷厉风行，和彼得砍射击军士兵脑袋时的做法有得一比。所有这一切在在表明彼得想要马上将莫斯科国改造成荷兰的模样。

这些实施现代化的粗暴措施并没有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而积极性正是发动大战必不可少的因素。但对彼得而言，所有这些创新的措施都是为了让民众从麻木中清醒过来，那是为战争进行的磨炼。他极少会对舆论让步，其中一次让步是为了解释为何要采用新的历法（人们已不再从“创世”起纪年，而是从基督诞生起纪年），因为这“不仅和欧洲许多基督教国家有关，也和完全与我们东方东正教会相一致的斯拉夫人民有关……”因此，新纪年的第一天就变成了1700年1月1日。除了这样的解释之外，1700年10月牧首阿德里安死后，彼得决定不再任命其继任者，而是任命梁赞都主教司提反·雅沃尔斯基为“牧座守护者”。

17世纪初，神意、偶然性、君王的野心拯救了俄罗斯。那个时候，波瑞一旦结盟，对它而言就会很致命。但波兰和瑞典却选择彼此开战。18世纪初，俄罗斯和波兰这两个虚弱的国家联手攻打了同样虚弱的瑞典。其结果颠覆了东欧的格局。

北方战争（波兰—丹麦—俄罗斯联手对战斯德哥尔摩）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18世纪初，奥斯曼最高朴特已开始衰落。17世纪下半叶，也就是1660年至1680年间，土耳其侵占了匈牙利，接近了哈布斯堡帝国的核心地区；土耳其还侵占了乌克兰左岸，对波兰造成了威胁，将俄罗斯置于危险的境地；它还夺取了克里特，沉重地打击了威尼斯的气焰。1683年，波兰国王扬·索比耶斯基在维也纳对战土耳其人，阻止了后者的推进，在这之前，土耳其人都显得势不可挡。战胜土耳其人之后诞生的神圣同盟击退了苏丹的军队，迫使后者第一次弃守被自己攻占的领土。1699年，和约签订；从条款来看，土耳其必须将几乎整个匈牙利交还给奥地利，将乌克兰左岸交还给波兰；土耳其还将伯罗奔尼撒交还给了匈牙利；亚速则还给了俄罗斯。

夺取亚速之后，土耳其人和莫斯科签订了停战协定。在与瑞典开战之前，彼得想和奥斯曼帝国达成“永久和平”。和约的签订就成了俄罗斯开战的条件。由埃梅里昂·乌科拉因采夫率领的俄罗斯代表团从亚速前往刻赤，登上了“堡垒号”战舰，附近还有九艘新的战船；彼得就在其中一艘战舰上。土耳其人没料到俄罗斯舰队会来，于是一直都在拒绝“堡垒号”进入黑海，但后来还是同意其进入，于是俄罗斯使团便作为新的海上强国的代表抵达了伊斯坦布尔。

不过，会谈拖了很长时间。在和波兰签订协议的时候，彼得正准备在稍晚的4月份发动军事行动。他得知和约一事也要到8月份：亚速是俄罗斯的，但俄罗斯并没有权利在黑海上航行，彼得要求收回这样的权利。不过，没有国家有这一权利。正如乌科拉因采夫在报告中所指出的：“奥斯曼最高朴特对黑海的控制，就像对年轻的处女百般呵护，不让任何人靠近那样。”

和土耳其的谈判持续了八个月之久。在这期间，彼得想尽办法安抚瑞典人：瑞典的外交官在莫斯科受到了很好的接待，沙皇确认俄罗斯和瑞典之间的“永久和平”已成为真真切切的现实；席尔科夫亲王被派往斯德哥尔摩，让担心莫斯科军队实力增强的瑞典人放心。向他们提这样的问题是完全有根据的。1699年11月，俄罗斯组建了二十七个团，分为三个师。两个师准备于1700年6月投入战斗。

8月18日，莫斯科的教堂告知民众，国家已和土耳其签订和约。从次日起，莫斯科军队将向纳尔瓦进发。

彼得恪守传统：从伊凡雷帝的时代起，俄罗斯人始终都是通过围攻纳尔瓦来和瑞典人开战的。彼得的军队要到10月底才包围这座要塞。其间，卡尔十二世说服丹麦人，并迫使其签订了和约，向对方强加了各类条款。遭奥古斯特的萨克森人围攻的里加打赢了围城战，波兰国王抱怨彼得的援助不够，撤除了包围。时年十八岁的卡尔十二世以震惊欧洲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让自己的军队渡过黑海，向纳尔瓦进军。他率领了一支八千人的军队，此时要塞被兵力至少多出四倍的俄罗斯军队包围着。

得知瑞典人逼近，彼得便离开众人，将指挥权交给了法国人克吕伊公爵，后者长时期在奥地利军中服役，后来俄罗斯人招募了四十八名军官，他就是其中一名。彼得匆忙写就的指示既无日期，亦无封印，照负责进攻技术领域的萨克森工程师哈拉尔特的说法，这份指示可谓“荒诞不经”。

沙皇的行为让他的同时代人大为迷惑不解，对历史学家而言也仍然是个谜。20世纪俄罗斯的沙皇传记作者尼·帕夫连科写道：“彼得的这个行为很难得到解释。”其德国传记作者莱茵哈德·威特拉姆也承认，研究者很难对沙皇逃走的行为给出理由。这两位历史学家都不认为这是因为沙皇懦弱：彼得已在好几个场合展现了自己的英勇。尼·帕夫连科认为彼得低估了对手，相信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的俄罗斯军队能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战胜瑞典人。莱茵哈德·威特拉姆则认为沙皇预见到了自己会被打败：不用等卡尔十二世过来，他就将自己已然失败的军队弃之不顾，转身去准备发起新的战斗。波兰历史学家帕维尔·亚显尼卡驳斥了彼得传记的波裔法籍作者卡齐米日·瓦利泽维斯基的说法，后者认为沙皇的这个做法是“史无前例的逃跑行为”；他认为沙皇决定离开纳尔瓦的军队“拯救了俄罗斯”，还说：“我们不应对这个天才的直觉太早下判断。”

在纳尔瓦，俄罗斯军队全线溃败。当时的人和历史学家列举了溃败的好几个理由，其中有：沙皇离开，将指挥权交给听不懂士兵和军官说话的外国人；炮兵存在缺陷；士兵缺乏经验，被专业的瑞典军人包围。塔尔列院士在清单上加上了克吕伊公爵，说他“不满足于当个没有能力的军事统帅，结果还是个叛徒”。对这位历史学家来说，公爵之所以叛变，是因为最先投降的是他，结果“几乎全体德意志军官”都跟着他投降了。当然，这种事对军人来说很不光彩；不过，伏尔泰在叙述纳尔瓦战役的时候，指出德意志军官对俄罗斯士兵的畏惧甚于对瑞典人的畏惧。他们这么做是有理由的。哈拉尔特将军在回忆录中说，克吕伊公爵之所以做出投降的决定，是因为他亲眼看见外国军官被俄罗斯士兵杀害。

这场战役可以说是惨败。俄罗斯军队几乎损失了一万二千人，有的被杀，有的当了俘虏，有的逃进了森林。但幸存下来的两万三千人都聚到了诺夫哥罗德，成为彼得立刻组建起来的新军队的核心力量。这和亚速战役战败之后的情形一样，彼得都是干劲十足地投入到了接下来的战斗之中。丹麦密使海因斯向国王报告了和彼得的谈话，后者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接待了他。彼得指责丹麦人单独签订了和约，他认为那就是纳尔瓦战败的原因之一。但大使明确指出，沙皇很乐观：“和我们受到的那个教训相比，这点损失算不上什么……莫斯科开始睁开眼睛，隐约看见了自己身上的弱点。”

许多年之后，彼得在名为《瑞典战史》的“日记”中对纳尔瓦战役进行了总结。他强调自己的军队缺乏经验：只有两个近卫团参加过两次进攻亚速的战斗，其他人从来就没打过仗；此外，绝大多数军官没做任何准备。而且，事后他也看出了这次战败标志着神在大发慈悲，因为缺乏经验的俄罗斯如果在军事层面和政治层面上都打了胜仗，今后反而会摔得更惨。因此，彼得认为纳尔瓦战役失败是件好事，不是坏事，因为“必然性乃是一种法则，我们只能没日没夜地努力工作才行”。

卡尔十二世成了西欧的宠儿：他和三支不同的军队（丹麦人、萨克森人、俄罗斯人）打过仗，都取得了迅如闪电的胜利，这让他获得了伟大统帅的荣耀。无论是在维也纳、海牙，还是其他都城，俄罗斯使节都能观察到彼得和俄罗斯的威望一落千丈。他们写道：“人们对我们百般嘲讽。”戈利岑亲王在维也纳的报告写道：“我们的君主绝对需要来一场小胜，好让欧洲再次欢呼他的名。”

彼得疯狂部署的核心就是军队。他一心只想着军队，想让国家围绕着军队打转。于是，他宣布开始再次征兵。不到一年，兵员就翻了三番。整个炮兵（177门火炮）都驻守在纳尔瓦城前。炮兵还铸造新炮；缺乏金属，就用教堂的钟来凑数。1701年，又浇铸了243门加农炮、臼炮和榴弹炮。军队还需要钱。1701年至1709年间，军事开支相当于国家总开支的80%至90%。彼得在位初期，国家从民众手上收来的岁入为近140万卢布。1701年，军队的开支上涨到了230万卢布。这样就只能不停地设立新税种，以期弥补主要收入来源的不足，后者就是指关税和酒馆税；为了维持1701年新组建的骑兵，还创设了一种名为“龙骑银”的捐税。舰队则课“舰船银”。彼得在国外游历时随侍左右的阿列克谢·库尔巴托夫有了一种想法，堪称名副其实的发明，那就是：缴讫印花税纸。对货币的重新定价也带来了可观的收入：银钱重铸，失去了其真实的价值，但其票面价值仍然不变。国家还征收钓鱼税、家庭洗浴税、磨坊税。彼得从国外回来后对蓄须的打压也成了一笔收入来源：坚持蓄须的富商只能每年支付100卢布的税，穷人和市民则需缴纳60卢布，等等。对农民来说，每次进城或出城需课2戈比的税。蓄须者每次缴税之后，就会得到一个铜质证章，蓄须者必须随身携带，每年更换。

创建一支强大的军队可以使俄罗斯打到波罗的海。卡尔十二世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已被战胜的国家，无足挂齿，他的这个想法更是促使俄罗斯想要拥有精锐之师。因此，瑞典国王便同波立联邦和萨克森发动了战争。如果是在战时创建新军，对彼得来说，情况就会变得更困难。瑞典君主的战略正好给了俄罗斯所需要的喘息机会。从1700年到1708年展开的两场合二为一的战争就被称作北方战争。卡尔十二世将利夫兰、库尔兰和芬兰让给了彼得，自己则专心对付奥古斯特二世。而波兰国王发动了两场战争：一场和瑞典打，另一场则是和不想与瑞典人开战的波兰贵族打。

在西欧，1700年是开始争夺西班牙继承权的年份。西班牙国王驾崩，路易十四宣布自己是王位继承人，还说依照传说，比利牛斯山脉不再成为阻隔。奥地利、英国、荷兰和勃兰登堡并不认同这种看法。于是战争爆发，且持续了十三年之久。对东欧来说，这场战争只有一个意义：欧洲各大国忙于战事，就不会对北方战争感兴趣了。

当彼得匆忙离开纳尔瓦城前的军队时，他解释了自己的态度，说有必要和波兰国王见面。四个月后，双方在拉齐维乌领地内的比尔吉会晤。奥古斯特想要从沙皇所处的困境中获益，于是坚持要求沙皇把小罗斯还给他。彼得眼见部分元老院议员对波兰国王持敌视态度，就担心波立联邦会学丹麦的样，同瑞典签订和约。可他极其需要一个盟友。因此，彼得决定做出一些让步，甚至建议可以再次讨论基辅问题。于是，再续盟约：彼得承诺向波兰国王派遣一万五千到两万步兵，再向其提供援款；奥古斯特则批准在利夫兰和埃斯特兰发动军事行动，以支援准备在英格里亚和卡累利阿开战的俄军。沙皇并没觉得利夫兰和埃斯特兰仍旧归属波立联邦有何不妥；甚至准备（有秘密条款）向国王支付两万卢布，以犒赏支持俄波联盟的波兰元老院议员。

如果卡尔十二世愿意，他是能和奥古斯特缔结和约的。瑞典人并不想和波兰开战。瑞典强大的基础在于波罗的海诸省，尤其是利夫兰。斯堪的纳维亚产铁，但缺小麦。肥沃的利夫兰可以为它提供小麦。可是，那地方受到了俄罗斯的威胁，瑞典就准备和俄罗斯开战。可瑞典国王却另有打算。军事史学家对卡尔十二世派遣军队攻打波兰的原因众说纷纭。有的认为这个年轻的军事统帅相信俄罗斯最终将会被战胜；他只要愿意，就会有时间来处理这事。况且，打手下败军也没什么好夸耀的。有些人则从瑞典国王打波兰的举措中看出瑞典有一个宏大的战略意图：一旦奥古斯特战败，他就可确保后方的安全，之后再占领俄罗斯。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卡尔十二世有过此等规模的计划。德国军事史学家汉斯·戴布流克认为瑞典国王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统帅，“他在战斗期间懂得如何指挥军队，如何鼓舞士气和让士兵完全信任他”。同时，他也认为瑞典国王“刚愎自用，喜欢冒险”；他甚而说国王缺乏“明确的政治取向”。戴布流克以瑞典枢密官乌克森谢纳向年轻君主所提的建议为例：“和奥古斯特保持和平，把自己的军队借给外国，你能从中获得极大的荣耀。”

1701年7月9日，瑞典人在德维纳河沿岸碾压了萨克森的军队。波立联邦的元老院向卡尔十二世提议签订和约。国王同意，但有一个条件：奥古斯特二世退位。这个要求遭到断然拒绝，卡尔便向波兰进军。立陶宛部分大贵族在盖特曼卡齐米日·扬·萨皮耶哈的带领下，投入了瑞典阵营。除了北方战争之外，波兰还饱受内战的折磨。1702年5月27日，瑞典人占领了华沙。8月7日，卡尔十二世再次打败萨克森的军队，进入了克拉科夫。

对彼得而言，瑞典的胜利转变成了外交上的巨大胜利。反对瑞典的立陶宛人击败了萨皮耶哈的支持者，要求沙皇的援助。立陶宛大公实际上还接受了俄罗斯的庇护。俄罗斯军队进入了立陶宛的领土（三个步兵团和一万两千名哥萨克）。沙皇同意向立陶宛提供其所需的财政援助。

彼得后来是这么说自己的对手的：卡尔“在波兰陷入了困境”。当瑞典国王决定把奥古斯特二世赶下王位，和波兰人开战的时候，彼得也在发动战争。俄军在舍列梅捷夫的率领下，在利夫兰发起了军事行动。1701年12月29日，俄罗斯人在和瑞典人的战事中取得了第一次胜利。舍列梅捷夫当上了元帅，并被授予圣安德烈勋章（由彼得颁授）。元帅第二次（1702年7月）打败施利彭巴赫将军之后，瑞典人便只能弃守利夫兰。彼得下令劫掠该国，意图从敌人手中将其基地和所有给养剥夺殆尽。不久之后，舍列梅捷夫向沙皇汇报：“……这片土地上已没有东西可以劫掠了，已无一例外遭到摧毁，并被洗劫一空。”

这种战争方式在18世纪司空见惯，之后也是如此。1704年，当时站在法国人一边攻打哈布斯堡王朝的萨伏伊—卡里尼昂亲王欧根透露了自己的计划：“除了摧毁巴伐利亚以及包围着它的那些地区，使敌人再无可能从巴伐利亚或邻近地区发动战争之外，我实在看不出还有其他方法。”欧根亲王的军队和舍列梅捷夫元帅的军队之间有唯一一个差别，就是俄罗斯统帅使用了卡尔梅克人，后者在非常备的骑兵部队中占了很大比重。在历史学家，尤其是西方人看来，大草原骑兵犯下的种种暴行实在太过恐怖。

俄军有两条战线，利夫兰是其中一条。另一条是英格里亚，也叫作英格曼兰或伊若拉，该地区就在涅瓦河和芬兰湾沿岸地带。彼得暂时将纳尔瓦放在一边，想要攻占涅瓦河出海口。1702年秋，俄军占领了瑞典的诺特堡要塞，这儿以前属于诺夫哥罗德，当时叫作奥列舍克。彼得并没有给这座小城起之前的俄罗斯名，而是自行发明，叫作什利谢利堡。许多年后，彼得说攻占诺特堡的“那一天，我们占了上风”，还回忆说“靠这把钥匙打开了许多城堡的大门”。

1703年5月，瑞典的尼山茨要塞失陷；要塞就坐落于奥赫塔河汇入涅瓦河之处。该地并不符合彼得的要求，于是他又找了一个地方，在涅瓦河的出海口，又造了一座港口和一座要塞。1703年5月，开始建设彼得保罗要塞，之后在要塞的护卫之下开始建城，首先名之为彼得波利斯，后名之为圣彼得堡。彼得无法预见他的这座城市辉煌的命运，它后来成为帝国的都城，开启了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那就是：彼得堡时代。

普希金深入新都城缔造者内心的思想，写道：“他在想：我们可以从这儿威胁瑞典人。这座城市的建成将会惹怒我们傲慢的邻居。这儿的大自然命令我们凿出了一扇面向欧洲的窗户。”1703年的时候，这第二个目标很可能并没有出现在沙皇的脑海中。但第一个目标显然是要威胁“瑞典人”，创建一个反对“傲慢邻居”的基地。在涅瓦河出海口牢牢站稳脚跟之后，彼得便于1703年夏率军直指纳尔瓦。他夺取了科波列要塞和扬堡要塞之后，又于1704年夏攻占了德尔普特和纳尔瓦。夺取纳尔瓦不仅洗清了四年前所受的羞辱，也充分证明了创建一支不怕瑞典人的军队这一任务也完成了。最后，这么做还能保护夺来的英格里亚和新建的圣彼得堡。

1704年8月，波兰国王和俄罗斯沙皇的代表在纳尔瓦缔结了新的联盟，确认双方对战瑞典，直至将其击败，且不得单独与瑞典媾和。这次，这份文件并未提及俄罗斯有可能将其攻占的领土让给波兰这样的承诺。奥古斯特越来越需要获得彼得的支持；而沙皇也需要奥古斯特将瑞典引开，使其无法向俄罗斯发起军事行动。

卡尔十二世对波兰事务越来越感兴趣。瑞典国王虽然打赢了和波兰及萨克森的每一场战斗，但仍然没有最终攻占波兰。1704年7月，八百名波兰贵族满足了他的愿望，选择了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担任波立联邦的国王。当奥古斯特的密使签订了纳尔瓦条约的时候，波兰就有了两个君主。“双政权”导致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俄罗斯士兵出现在了波兰，他们是来支援奥古斯特的。波兰编年史家描述了戈利岑亲王率领的这支分遣队。“这些士兵都很勇猛，身着灰底军服，衣边镶蓝、白、红，武器齐全，水平高超……”1705年10月，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在华沙加冕登基，由此成为第二个合法国王。当月月底，奥古斯特和彼得在格罗德诺会晤。沙皇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波兰领土，他身上笼罩着军事统帅的光环，因为他攻占了米塔瓦要塞，让俄罗斯人在库尔兰占据了主导地位。奥古斯特则像个强盗那样从格但斯克和柯尼斯堡穿越而过。

俄罗斯军队取得胜利开始让欧洲觉得不安起来。彼得意欲驻守波罗的海沿岸的想法激起了荷兰、英国和法国的担心。西方外交官向沙皇提议由他们来调停，让沙皇和瑞典签订和约。彼得说他已做好签订条约的准备，只要卡尔十二世做出让步就行。沙皇有两个论据，以支持他保留被占土地和港口的愿望：一方面，这些领土以前就属于俄罗斯；另一方面，他的国家需要港口城市。“因为经由这些动脉，国家的心脏就能更健康，连接得就会更紧密。”我们将会注意到这个隐喻颇具现代性：血液流通的说法也就是在半个世纪前才真正为人所了解。

被派往西方各国都城的俄罗斯密使通知沙皇，无论是荷兰、法国，还是奥地利、英国，都并没真正地把他当回事，他们都不相信他有多强大，所以其斡旋对俄罗斯毫无助益。总之，劝他和瑞典签和约的说法只是个表面形式：卡尔这方面就完全不想这么做。1706年秋，瑞典军队肆无忌惮地破坏了奥地利西里西亚的中立地位，冲入萨克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德累斯顿。10月签订了阿尔特兰施塔特条约：奥古斯特二世让位给了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奥古斯特和俄罗斯的联盟及所有反瑞协议都不再作数，前来支援奥古斯特的俄罗斯军队也都成了瑞典人的阶下囚。他们还把不久前被抓的约翰·莱茵霍尔德·帕特库尔交给了卡尔十二世。瑞典国王下令折断其四肢，对其施以车轮刑，继之以枭首。卡尔十二世得知处刑的细节后，表达了对刽子手的不满情绪，说他们对这个利夫兰人的折磨时间太短了。

奥古斯特签订阿尔特兰施塔特条约的时候，并没有通知彼得。他就这样失去了一个盟友，而波兰贵族也分成了支持莱什琴斯基和支持奥古斯特，支持瑞典和支持俄罗斯两派。帕维尔·雅谢尼卡在其《波兰—立陶宛波立联邦史》一书中写道，亲俄派第一次在波兰出现。特别是首席主教斯坦尼斯拉斯·尚贝克，以及波兰和立陶宛的两名盖特曼均为亲俄派。亲俄派并无有组织的军事力量，所以就需要俄罗斯金钱和军力上的援助。1707年，瑞典军队在肥沃的萨克森土地上休养生息之后进入波兰，准备攻入俄罗斯，彼得的支持者只能阻挡敌军的推进，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波立联邦的骤然衰落将在波兰和俄罗斯随后的历史上起到重要的作用。

和瑞典的战争让俄罗斯精疲力竭，但它也从中发现自己拥有取之不竭的资源；为了对此好好加以利用，只要能达成目标，彼得必然会不惜余力。1705年，他得知东南部偏远地区的阿斯特拉罕爆发叛乱。逃亡农民都在那儿避难，还有许多旧教信徒也去了那儿；射击军遭到镇压后也被流放至此。

要引爆这个大火药筒，火星有的是。财政上的压榨越来越严重，不满导致暴乱，当地的督军就向阿斯特拉罕居民中的蓄须者和穿俄罗斯传统装束者全面开战。1705年7月，有传言说婚礼已遭禁止，所有的年轻女孩都要嫁给德意志人。于是就开始了动乱。骚乱者将消息传给了哥萨克，希望他们也能加入进来；他们是这么写的，“起来造反，捍卫基督信仰”，反对下颏无须、德意志装束、使用烟草。整个俄罗斯的不满情绪都汇聚到了阿斯特拉罕。暴乱者誓要将“莫斯科搞得天翻地覆”，他们毫不怀疑占据皇位的是假的沙皇，要让真沙皇来替换之。

顿河哥萨克并不支持阿斯特拉罕，但彼得认为这是严重的威胁，便派遣大批军队去攻打骚乱者，而后者都来自刚被攻占的米塔瓦地区；部队横穿俄罗斯全境，经过了莫斯科和梁赞。远征军的指挥官是彼得手下最优秀的军事将领舍列梅捷夫元帅。阿尤克汗麾下的卡尔梅克人忠于沙皇，可汗向沙皇派去了援军。1706年3月，舍列梅捷夫发起进攻，叛军轻易就被击败，镇压开始了。领头者被押往莫斯科，这些人遭到严刑拷打，想要发现他们是否和其他城市有联系。在接下来的两年之内，这些人经过审讯之后都被处决了。

在前往阿斯特拉罕的路上，舍列梅捷夫在喀山收到了沙皇的命令，让他前去镇压1705年初爆发的巴什基尔人的暴动。要征服的这片土地上生活着巴什基尔人，他们是突厥系游牧部落，在卡马河和乌拉尔河之间游走，16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开始了征服进程。建于1585年或1586年的乌法要塞是俄罗斯唯一一座可以控制这片广袤区域的城市。金帐汗国消失之后，鞑靼人创建了真正的国家，如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克里米亚，但和鞑靼人不同的是，巴什基尔人分成各个部落，分布在乌拉尔河两岸。俄罗斯人花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深入巴什基尔人的土地，但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被攻占的部族同意用紫貂皮、貂属皮、狐狸皮当作牙萨克（iassak，即税收）来支付，而行政管理当局也就不去管那些人了。垦荒者过来，得到了土地，他们很快就和土著发生了冲突，而这就是1705年爆发起义的缘由，起义时而缓和，时而激烈，一直持续到了1710年。各部族曾经短暂地聚集在名为“萨坦沙皇”的可汗麾下。穆斯林贵族也支持起义军。1708年1月，巴什基尔人的部队已打到距喀山三十公里的地方。

要等到1710年，指挥俄罗斯军队的彼得·霍万斯基才成功平定了巴什基尔地区。霍万斯基亲王遵照沙皇的指令，不仅想用武力来臣服巴什基尔人，也设法取消了税种，同巴什基尔人的首领和解。

阿斯特拉罕的暴动刚被镇压下去，巴什基尔地区就沸腾起来，顿河也燃起了熊熊大火。1707年，部队被派往顿河两岸搜寻逃往者，如农民、许多建筑工地的工人、士兵。当地人对新的习俗和不尊重古老的“特许制度”群情激愤，于是顿河揭竿而起。孔德拉季·布拉文率领的起义军一开始节节胜利，军队的规模很快便越拉越大。骚乱者想要获得旧教信徒的支持。起义军很快就抢占了地盘，离开顿河地区，开始威胁中央。叛军准备向坦波夫和图拉进军。彼得于是派遣瓦西里·多尔戈鲁基亲王率领大军前往镇压。军队的命令是“现场灭火”，沙皇给出了灭火的方法：“把哥萨克的村子夷为平地，大开杀戒，对领头者施以木桩刑，继而烧死他们，这样就能根除敲诈勒索的欲望和习惯；因为只有残暴才能让这些趁火打劫的坏蛋消停下来。”当时的人说骚乱者对敌人也毫不手软。

1708年夏，由于残酷镇压，再加上阿塔曼之间纷争不断，暴乱就这样被碾压了。孔德拉季·布拉文自杀身亡。

北方战争期间俄罗斯东南方出现的动荡引起了俄罗斯历史学家的注意。一方面，沙皇正在打一场对国家来说必不可少的战争；另一方面，人民也在为自己的权利而抗争。19世纪，这样的困境会相对容易得到解决。弗·索洛维约夫认为布拉文的暴乱就是哥萨克在搞事，既然后者需要依靠国家，那国家就有必要战胜哥萨克。苏联历史学家起初也给出了相当简单的解决方法：君主制是反动派，和封建主义作斗争就是进步人士。结果，孔德拉季·布拉文成了英雄，彼得就成了反动派。可当彼得成为“进步主义的沙皇”，而人民仍然是一个相当正面的概念时，这么说就把事态复杂化了。历史学家纳坦·埃杰尔曼说他20世纪50年代教书的时候，很难回答学生提的问题：“彼得是进步主义吗？——当然是。——那俄罗斯的农民暴动也是进步主义者吗？——那是。——可农民、孔德拉季·布拉文，还有其他人怎么会起来反抗这么进步的彼得呢？”

1975年，这位彼得的传记作者给出了答复，二十五年前，这位年轻的教员还做不到这一点：“和封建时代的所有暴动一样，这次［孔德拉季·布拉文的暴动］并不是反抗沙皇的，它自发形成，没什么组织性，所以注定会失败。”换句话说，暴动没什么进步性，甚至完全算不上进步主义。1992年出版的《历史简明教程》一书的作者们也持这种观点：“……起义军［都是指布拉文］的计划没有丝毫的反封建诉求。”看来“保守的农民阶级”是错误的。不过，作者们也说“暴动减缓了农奴制向新的地区扩散”。

1707年5月初，卡尔十二世离开萨克森，前往波兰。他毫不怀疑自己会攻打俄罗斯。到那时为止，瑞典国王似乎对俄罗斯在利夫兰和库尔兰的战事毫不担心，对彼得建造要塞和城市也没放在心上。反正，该来的总归会来，他就是这么说的。彼得采取各种积极的措施来保卫莫斯科，他相信瑞典人会对都城实施打击。他对马尔博罗公爵和英国女王安妮发话，希望他们能从中调停。他在给使节的指示中解释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他会同意停战：沙皇准备做出大量让步，甚至把纳尔瓦还回去。只有彼得堡是没法谈的，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彼得都不愿放弃彼得堡。沙皇还想让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四世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进行调停，还向法国进行求助。

卡尔十二世并没有一心想着怎么和平。1708年1月，瑞典国王占领了格罗德诺，俄罗斯军队未费一兵一卒就把城市让给了他，接着他又来到莫吉廖夫城前，在那儿稍事休整。

主动权掌握在国王这一边。彼得并不知道瑞典军队会向哪个地方进发：是向北走里加—普斯科夫—彼得堡，还是向西走斯摩棱斯克—莫扎伊斯克—莫斯科？俄罗斯军队此时计有十万人左右（在纳尔瓦，彼得还有四万人），卡尔这方则有六万三千人。叶甫根尼·塔尔列讲述了北方战争的进程，特别指出了彼得是军事天才，沙皇懂得如何掌握合适的时机，集中多于敌军的优势兵力，这点可以说是开了拿破仑战术的先河。塔尔列说得完全没错，但也得注意到彼得的军队依靠庞大的人力资源，却只能在数量上超越小小瑞典的军队。

1708年9月，卡尔做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率领军队折向南部，进军乌克兰。他发动攻势的时候，并没有等待一支由吕文豪普特率领的一万六千人的军队赶来，这支军队从里加出发，配备了大量粮草和火炮。彼得将军队分成两部。一部由舍列梅捷夫指挥，追踪卡尔，另一路由彼得率领，迎战吕文豪普特。

9月28日，吕文豪普特的部队在列斯诺伊战败。后来，彼得说这场战役“是波尔塔瓦之母”。舍列梅捷夫率领部队与瑞典人平行进军。他下令将敌军穿越的地区悉数摧毁。彼得的指示是“用火焰和废墟来击垮主力部队”。焦土战术颇为奏效；一个世纪后，拿破仑试图侵占俄罗斯的时候，俄罗斯将军又再次使用了该战术。1941年，斯大林也记得这段历史。

卡尔十二世的许多传记作者都想理解他这个完全没有道理的行为，但都不得要领：为自己的军队选择行进路线，轻敌……不过，选择“乌克兰”作为发动攻势的地方，至少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瑞典国王希望乌克兰盖特曼马泽帕的援助。但这次，他又上当了。

盖特曼伊万·马泽帕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广为人知的人物之一。但凡有点重要性的诗人、剧作家、画家以及作曲家（更别提没什么名气的人）都逃不过这个人物对他们的浪漫主义吸引力：伏尔泰、拜伦、密茨凯维奇、雷列耶夫、普希金、笛福、斯沃瓦茨基、席勒都是如此，这份名单很长，我们没法一一列举。最开始，出现了波兰贵族扬·克里索斯托梅·帕塞卡的回忆文字，他在国王扬二世·卡齐米日的宫中见过马泽帕，且与之不和。他还说了一则故事，意图彻底搞臭这位未来盖特曼的名声。据他说，年轻的马泽帕勾引了他附近庄园主的老婆。丈夫怒火冲天，让仆人把马泽帕赤身裸体地绑在马上，让马在大草原上疾驰。历史学家确定这则故事是假的，但伏尔泰是从斯坦尼斯瓦夫一世·莱什琴斯基那儿听来的，后者失去王位后就住在了法国。

1731年，伏尔泰在其著作《卡尔十二世的历史》中讲述了马泽帕的这则艳遇。这本书在欧洲广为人知，还有次激发了拜伦的灵感。英国画家霍勒斯·韦尔内就画过一匹白色骏马惊慌失措地向着森林疾驰而去，赤身裸体的俊美年轻人躺在马背上，四周的狼群虎视眈眈，结果使得这则故事飞速传播开来。故事确实包含了所有的要素：倒霉的爱情，政治上的背叛，悲惨的结局。

对俄罗斯的诗人和历史学家而言，马泽帕这个人并不仅仅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他们有一个问题：盖特曼是不是叛徒？在一首名为《沃伊纳罗夫斯基》的诗中，诗人、后来成为十二月党人的孔德拉季·雷列耶夫给出了否定的答案：马泽帕和他的侄子沃伊纳罗夫斯基不是叛徒，他们都是革命者，为了民族自由而与彼得斗争，此处的民族自由其实和政治自由是混为一谈的。普希金在其诗作《波尔塔瓦》(1828—1829)中说盖特曼“野心勃勃，背信弃义，十恶不赦”，比犹大坏得多。

大部分历史学家说伊万·马泽帕出生于1639年。他在基辅的学校读书，后在华沙成为耶稣会士，为国王的宫廷服务，年轻时游历甚广，去了法国、意大利、荷兰。返回乌克兰后，马泽帕投奔彼得·多罗申科，后又为萨莫伊洛维奇做事。他受过教育，有军事上的才能，拥有让人喜欢的本事（不仅是指讨女人欢心），于是飞黄腾达起来。马泽帕参与了克里米亚战争，让戈利岑亲王相信战败都是盖特曼萨莫伊洛维奇的错。1687年，马泽帕得到了戈利岑的大力支持，将失宠的盖特曼取而代之。卡尔十二世正准备和莫斯科打仗的时候，马泽帕已管理小罗斯达二十年之久。盖特曼大力推广教育：在他管理期间，基辅学校转变成了学院（这个决定得到了彼得的批准）。马泽帕鼓励建造学校和礼拜场所，他最关心的就是要让乌克兰的哥萨克高级军官形成一个新的精英阶层。在波立联邦内部，乌克兰已失去了其精英阶层，这些人均已波兰化。马泽帕觉得很有必要形成一个乌克兰的领导阶层，他心心念念梦想的就是乌克兰的独立。波兰历史学家写道：“如果运气好的话，马泽帕二十年的管理经验可为他博得杰出政治家的名声。”

北方战争压在小罗斯身上的压力并不比俄罗斯其他地区少。不仅仅是税收，还有无休无止的动员将年轻人送上了遥远的战场。大力抨击马泽帕的普希金也承认：“乌克兰暗潮涌动。”布拉文的暴动表明了极大的不满情绪。和瑞典的战争对小罗斯造成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但与此同时，战争也增加了乌克兰在国际层面的分量，盖特曼对此心知肚明。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在死之前主导了同瑞典人的谈判。自此以后，真正的胜利者卡尔十二世便成了一个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有两个国王的波兰遭到了极大的削弱。彼得始终都很信任马泽帕，他也需要这位盖特曼。

1708年12月29日，伦敦一份报纸的头版头条写道：“哥萨克统帅、七十岁的马泽帕将军听从瑞典将领的劝诫，率领军队投奔瑞方阵营。”英国记者的效率令人咋舌：盖特曼是10月24日投奔瑞典阵营的，驻守在杰斯纳河沿岸地带的彼得是11月16日得知此消息的，到12月底，整个欧洲就都知道了马泽帕的背叛行为。

至少从1707年起，马泽帕就在和瑞典人及波兰人谈判。盖特曼（为数众多的）敌人时常会向沙皇告发，说马泽帕图谋不轨。告密者冒着生命危险提交的报告，君主全都拒绝相信。苏联历史学家无法解释彼得为什么会如此信任这个叛徒，通常情况下，彼得对人的判断都还不错。马泽帕的行为有力地证明了政治观念的相对性。伏尔泰让马泽帕成了《卡尔十二世的历史》一书中的主人公，在《彼得一世的历史》中则称之为叛徒。绝大多数俄罗斯历史学家都把马泽帕看作十恶不赦的罪犯。他们说得没错，因为他曾宣誓效忠俄罗斯沙皇（而且是以《圣经》发的誓）。但他们却说摩尔达维亚王公坎泰米尔是英雄，后者在几年以后就背叛了自己曾宣誓效忠的苏丹，就因为坎泰米尔离开苏丹，投到了彼得的阵营来。

七十岁的盖特曼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有其自身的考量，但同样也有更广泛的考虑。对俄罗斯而言，小罗斯毫无疑问就是俄罗斯的一个省份。但对小罗斯而言，1654年的选择并没有盖棺论定。特别是因为佩列亚斯拉夫尔的人民会议所接受的依附条件，时常遭到俄罗斯满不在乎的对待。赫梅利尼茨基之后，没有一个盖特曼（除了多罗申科，但他也被剥夺了爵位）是寿终正寝的。小罗斯居民的权利越来越受到刁难。马泽帕为了强化乌克兰的地位，决定恢复盖特曼成为世袭职位。由于他并无子嗣，他就准备让自己的侄子安德烈·沃伊纳罗夫斯基成为继承人。

1707年，哥萨克军队实际上被交由亚历山大·缅什科夫亲王指挥，于是马泽帕便想废除盖特曼一职。在马泽帕的众多秘密线人当中，安娜·多尔斯卡娅就是其中一位，后者是波兰人，生活奢靡，时年四十岁，两任丈夫均已身故。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写道：“多尔斯卡娅公主还不算老，勾引人的本事特别厉害。”马泽帕从白采尔科维赶来参加公主小女儿的受洗仪式，且“夜以继日地与之‘畅谈’……”在写给盖特曼的加密信件中，公主在他和波兰的斯坦尼斯瓦夫国王之间牵线搭桥，将自己和俄罗斯将领的交谈内容告知这两个人。其中一则消息讲的是，舍列梅捷夫元帅和雷恩将军告诉她，彼得打算将小罗斯送给缅什科夫。照科斯托马罗夫的说法，马泽帕将多尔斯卡娅公主的情报说给了枢密官（秘书长）菲利普·奥尔里克听：“我很清楚他们会怎么对付我和你们所有人。他们想给我一个神圣罗马帝国亲王的头衔，以此来废除盖特曼一职，任命自己人当上校，在各地强行安插地方长官。如果我们的人民起来抵制，他们就会把人民流放到伏尔加河以远的地方，让他们的人遍布乌克兰。”马泽帕的担心并非没有根据，后来不仅是莫斯科，还有彼得堡对小罗斯的态度都能说明这个问题。

卡尔决定折向乌克兰，这个做法让马泽帕大吃一惊。“真是见了鬼了！”盖特曼得知瑞典军队的动向后，就这么惊呼了起来。马泽帕希望卡尔十二世经由斯摩棱斯克和莫扎伊斯克前往莫斯科，这样哥萨克的军队就能在俄罗斯而非乌克兰的土地上支援瑞典人，打击彼得的军队。瑞典军队现在出乎意料地来到乌克兰，只能迫使盖特曼亮出自己的底牌。马泽帕的背叛让彼得惊得目瞪口呆。他在给阿普拉克辛将军的信中写道：“马泽帕就是个真正的犹大，他为我服务了二十一年，现在马上就要行将就木，却成了重罪犯、人民的叛徒。”

马泽帕只带了一千五百多名哥萨克和少部分高级军官投奔瑞典人。他给自己留了卫戍部队守卫都城巴图林。亚历山大·缅什科夫得知马泽帕叛变，便来到巴图林城前，由于该城拒绝投降，他便发起攻击，纵火焚烧。科斯托马罗夫写道：“居民一个不剩都被屠杀了，只有高官没被杀，但后来也都被处决了。”沙皇的军队夺取了盖特曼的大量财宝、火炮和军事设施，将卡尔所指望的大量库存小麦付之一炬。

乌克兰人并没有跟随盖特曼。他转向转得太突然：谁都不会忘记，二十多年来，他对沙皇可谓尽忠尽责。彼得下令，叛徒盖特曼相继在基辅和莫斯科遭到了宗教上的惩罚。许多教堂都将他革出了教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1917年。新的盖特曼很快被选了出来，当时彼得也在场，此人是伊万·斯科罗帕茨基。小罗斯拒绝用俄罗斯人来换瑞典人，不为所动，只有扎波罗热是个例外。1709年3月，他们在阿塔曼科斯佳·戈尔坚科的率领下重新归附到了马泽帕身边。事实上，在小罗斯统帅俄罗斯军队的亚历山大·缅什科夫对哥萨克进行了惩罚，派一支大部队歼灭了扎波罗热的城寨。缅什科夫向沙皇报了捷讯，也对他说了屠杀要塞防守者以及实施处决的情况；他说所有东西都被摧毁，“就是为了彻底根除这个罪犯窝”。俄罗斯军队不仅摧毁了要塞，还毁了扎波罗热哥萨克的所有村子。1917年革命前夕，俄罗斯共有十二支哥萨克军队驻守在帝国的边境地区：顿河、库班河、乌拉尔河等。只有扎波罗热的军队后来没恢复过来。

尽管乌克兰人拒绝追随马泽帕和扎波罗热人，但彼得的处境还是颇为艰难。1708年7月，由孔德拉季·布拉文指挥的骚乱部队试图夺取亚速，沙皇的部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赢。亚速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其要塞与港口的位置，这些都是从土耳其人手上勉强夺来的。失去亚速或许会导致苏丹的政策出现转向。

卡尔十二世、斯坦尼斯瓦夫一世·莱什琴斯基、马泽帕一直都在鼓动最高朴特参战打俄罗斯。与彼得开战最坚定的支持者就是克里米亚汗德夫莱特—格来。局势已经相当不稳，1709年春，彼得离开小罗斯，前往亚速。有传言说俄罗斯强大的舰队一旦开战，就会离开亚速，投入黑海，沙皇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彼得·托尔斯泰就会用“金雨”浇灌苏丹的宫廷，促使后者表明奥斯曼帝国丝毫无意和俄罗斯开战。

在写往伊斯坦布尔的一封信中，马泽帕提醒对方：如果土耳其不抓住这个机会，支持乌克兰独立，不保护自己免受俄罗斯的侵袭，那它肯定会失去克里米亚。盖特曼的这则预言将在七十年后应验。

1709年4月1日，瑞典军队来到波尔塔瓦城门前。这座城市坐落于沃尔斯克拉河岸边。三百一十年前，帖木儿的一个将军就在这儿击败了由立陶宛的维托夫特大公率领的立陶宛、波兰和十字军士兵的联军。维托夫特战败也就标志着统一罗斯各公国的莫斯科的死亡。沃尔斯克拉河畔的新战斗持续了数月之久（19世纪时，普遍认为库里科沃战役之后，波尔塔瓦战役是决定俄罗斯命运的最重要的战役）。瑞典人试图夺取这座位处交通要道的城市，但没能成功。渐渐地，俄罗斯人相信他们必须在这里发动一场会战。6月4日，彼得来到现场。战斗前几天，卡尔十二世在敌军鼻子底下骑着马检阅时腿部受了伤。他最喜欢的就是这种虚张声势的做法。他把这叫作“呛敌取乐法”。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躺在由两匹马抬着的担架上来指挥战斗了。

无论是否研究军事史，历史学家对波尔塔瓦战役的种种细节都作了大量的描述和研究，这场战役让诗人和散文家灵感勃发，已成一代传奇。战役最后以瑞典军队惨败收场（瑞典军队在战场上留下了近七千名士兵和三百多名军官的尸体，还有至少三千名士兵和军官当了俘虏）。卡尔十二世剩下的军队（约一万五千人）也都被俘。国王带领一小股骑兵最终渡过第聂伯河，躲到了土耳其人那里。马泽帕和他在一起。法国一份报纸报道了波尔塔瓦战役的结局，它是这么写的：“一句话总结，敌军全军都落得了法厄同的命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不像法国记者那样爱使用诗意的比喻，一个半世纪后，他对这场战役进行了总结，从政治观点层面归纳了它的意义：“卡尔十二世试图深入俄罗斯腹地，从而导致瑞典失利，并向所有人证明了俄罗斯坚不可摧。”

彼得一世对和瑞典人的这场“会战”的结果相当满意。自从纳尔瓦战役战败起已过了九年时间，瑞典军队被完全抹去了。沙皇直接指挥军队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对手，自然认为自己完全应该获得更高的军衔。战斗期间，彼得是上校军衔；战役结束后，他向舍列梅捷夫元帅和阿普拉克辛海军元帅建议授予自己海军少将和中将军衔。他甚至认为自己有权跳过少将这一级，之所以如此，他的观点是胜利也有自己的功劳。12月底，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火炮和城内所有的钟楼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胜利者开始游行。瑞典俘虏走在队列的最后面，徒步穿越全城。其中就有罗恩舍尔德元帅和瑞典枢密官皮佩尔伯爵。

在随后的宴会上，沙皇的精神突然崩溃，刚到莫斯科的丹麦使节也是宴会的宾客，他巨细靡遗地记录了这个场景。别人对他说，彼得担心心上人叶卡捷琳娜的健康出问题（三年后，叶卡捷琳娜成了他合法的妻子），两天前，叶卡捷琳娜为他生下了女儿伊丽莎白。

彼得还有其他担心的理由。和瑞典的战争尚未结束。波尔塔瓦战役的次日，卡尔向彼得派去了梅耶费尔特少将，打算交换战俘，商讨和谈的可能性。彼得想要结束战争，提了几个条件：要求获得英格里亚（和彼得堡）以及卡累利阿（和维堡）。卡尔认为这样的条件“太无耻”。瑞典国王还不愿相信这场战争自己已经失败。他还拒绝了彼得提出的用皮佩尔伯爵交换马泽帕的建议。老盖特曼的问题后来自行解决了：1709年12月，马泽帕去世。

卡尔逃到了当时由土耳其占领的摩尔达维亚的都城宾杰里，他劝说苏丹向他提供十万人的大军，他保证可以攻占俄罗斯和波兰。卡尔在给妹妹乌尔里卡—艾莉诺拉的信末提到了波尔塔瓦（没有明说）：“［……］军队惨遭损失，我希望很快就能得到补充。”

卡尔有一点说得没错：战争还没结束。波尔塔瓦之后，彼得让军队兵分两路。一路是利夫兰。1710年7月，舍列梅捷夫的军队夺取了里加；之后，杜纳蒙德、培尔诺夫、阿伦斯堡和埃泽尔岛相继陷落。9月29日，列瓦尔投降。利夫兰（也就是后来的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终于被全面攻占。1710年，俄罗斯人占领了维堡和芬兰的凯克斯霍尔姆。伊凡雷帝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岸牢牢地扎下了根。

彼得选的第二个方向就是波兰。波尔塔瓦之后，斯坦尼斯瓦夫一世·莱什琴斯基在华沙的王位摇摇欲坠。不过，他仍然得到了冯·克拉骚将军指挥的瑞典军队的支持，后者还有一万左右的兵力。得知卡尔战败之后，奥古斯特二世便离开了萨克森；他郑重其事地声明，他会重新遵守阿尔特兰施塔特条约，也会逊位。1709年10月，彼得和奥古斯特在托伦见面，签订了新的盟约。盟约的一大“创新”并不仅仅是同意俄罗斯军队（四千到五千名步兵和一万两千名龙骑兵）驻扎在波兰境内，还有军力的分配，这点和十年前的状况截然不同。铁腕奥古斯特二世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盟友，从现在开始，他只是一个羸弱的次要合作伙伴。波兰当代历史学家写道：“彼得一世成了波立联邦的权威……事实上，他的权力扩展到了波兰全境，直至普鲁士、勃兰登堡和奥地利的边界地区。”

战胜瑞典人之后，彼得和丹麦再次开始攻守同盟，还和普鲁士签订了防守条约，再加上和波兰结盟，这样一来，彼得就能确立反瑞同盟，此前卡尔十二世成功的时候，这样的同盟就分崩离析了。

俄罗斯军队在各条战线上不可遏制的势头因和土耳其开战而停了下来。卡尔的密使一直在伊斯坦布尔搞阴谋诡计，努力想要说服苏丹把俄罗斯打回原形。瑞典外交官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在那儿找到了有利的条件。彼得再三要求让卡尔离开土耳其的领土，从而导致局势愈来愈紧张。1710年1月，俄罗斯和最高朴特续签和约，但这并不能阻止苏丹为战争做准备。埃及、非洲、巴尔干诸国的部队从庞大的奥斯曼帝国四面八方赶来，集中于边境地区。只要俄罗斯被瑞典人打败，土耳其采取观望态度，可以预料莫斯科很容易就会衰落下去。波尔塔瓦大捷促使苏丹觉得有必要宣战。彼得也同样持这种看法，他认为他有足够的兵力打击土耳其人。1710年10月，彼得要求最高朴特引渡卡尔，并指出，一旦这个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就会诉诸武力。土耳其对此予以驳斥，并于11月向俄罗斯宣战。

彼得有巴尔干地区斯拉夫人（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王公）的支持，并亲自指挥军队。俄罗斯军队（大约四万人）来到相对不太重要的普鲁特之后，被土耳其大军（近十五万人）包围。巴尔干诸王公虽然承诺提供粮草，但还是缺给养，这样就使局势变得愈发严峻。前来增援的一万九千名塞尔维亚人在多瑙河沿岸受到瓦拉几亚王公布兰科万的阻击，他突然决定不再支持俄罗斯，向苏丹宣誓效忠。

俄罗斯军队有可能会遭到惨败，沙皇也有可能被俘。外交斡旋拯救了他。沙皇代表副枢密官彼得·沙菲罗夫精通众多外语，曾陪沙皇游历欧洲，他在和指挥土耳其军队的维齐尔马哈茂德—巴拉尔基谈判期间，展现出出色的外交才能，并成功使俄罗斯军队从包围圈里抽身而出。彼得·沙菲罗夫除了拥有外交才能之外，还有一个强大的武器，那就是：行贿。与这些事件同时代的人曾计算过，为了买通维齐尔，陪同彼得的叶卡捷琳娜必须放弃自己所拥有的所有的珠宝。但彼得·沙菲罗夫从沙皇这儿得到命令，要他不惜任何代价让俄罗斯军队摆脱困境。沙皇同意向土耳其人交出自己从他们那儿攻占的所有城市，将利夫兰让给瑞典人（如果局势走到那一步的话）。但他断然拒绝让出英格里亚和彼得堡，如果没有其他解决办法，那就让出普斯科夫。

沙菲罗夫同意休战，但他获得了更优厚的条件。据说维齐尔马哈茂德—巴拉尔基（他是意大利人，原名朱里奥·马里亚尼，后成为伊斯兰教徒）收取了二十万卢布和叶卡捷琳娜的珠宝；他对彼得的承诺颇为满意，即将亚速还给苏丹，摧毁塔甘罗格（沙皇下令保留基础设施）以及顿河的其他要塞，停止介入波立联邦和乌克兰右岸的事务，最后就是让卡尔十二世回瑞典。沙菲罗夫和舍列梅捷夫的儿子被遣往伊斯坦布尔当人质。

普鲁特一役战败只是推迟了最终战胜瑞典人的步伐。1713年，彼得将莫斯科国的都城迁往彼得堡。他站在当年建造的一艘舰船上，对军中同僚发表讲话：“兄弟们，三十年前你们能想象这一切吗？”十年前他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彼得堡的时代开始了。当时把报纸叫作音乐自鸣钟，彼得命令报纸上不再称呼莫斯科国，而是称呼俄国。1739年住在彼得堡的意大利诗人及普鲁士伯爵阿尔戈罗蒂将这座城市称作“近期面向北方的一扇窗户，俄罗斯透过这扇窗户望向欧洲”。亚历山大·普希金罗列了俄罗斯第一位皇帝种种功绩的时候，采用了意大利诗人的形象化比喻，并作了很大的改动。俄罗斯诗人赞颂伟大的沙皇“用斧子凿出了一扇面向欧洲的窗户”。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发现，17世纪，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经受了来自西方的强大压力（1610年和1612年，波兰人在莫斯科的存在，古斯塔夫—阿道夫麾下的瑞典人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他写道：“彼得大帝对西方的推进所作的回应就是1703年建立彼得堡。”俄国诗人和随笔作家弗拉基米尔·魏德列也认为，建设彼得堡是——十四个世纪之后——对建立君士坦丁堡所作的回应：彼得以自己的意志让俄罗斯重返它始终都归属其中的西方。

战争还在打，因为待在宾杰里的卡尔仍然希望能获得土耳其军队的指挥权。他向斯德哥尔摩去信，说他永远无法接受“用丧失好几个省的代价来购买耻辱的和平……应该用极端的行动来解决问题，而不应容忍国家及其各省变得越来越羸弱，反而让俄罗斯得益”。

要等到1713年秋，土耳其人才终于对瑞典国王失去耐心，勒令他离开宾杰里。1718年12月11日，他在围攻挪威一座要塞的时候被杀。历史学家们断言他在夜袭的时候被一颗子弹打中，有些人则认为他是被护卫队的士兵所杀。不管怎么样，横亘在签署和平条约路上的一大障碍终于被清除了。1720年，瑞典王位被卡尔的妹妹乌尔里卡—艾莉诺拉占据，她觉得必须停止战争。

于是谈判开始了。但彼得要求得太多，瑞典人却并不承认自己已经彻底战败。俄国军队在芬兰和波美拉尼亚如有神助，从四面八方穿越波兰。1714年夏，俄国初出茅庐的舰队打了第一次胜仗：在汉戈乌德海岬附近，彼得（战斗期间，他给自己起名彼得·米哈伊洛夫，是值班水手）指挥的水兵通过接舷战术夺取了因海上风平浪静而麻痹大意的瑞典战船。

因打了胜仗，彼得被晋升为海军少将，不过他也活跃在外交战线上。1717年，前往法国的途中，他得知法国人在俄罗斯和瑞典的谈判中担任了调停者的角色，而且法国人也不再向瑞典国王支付援款。但奥兰群岛上的谈判拖了很长时间，于是俄国军队又开始发起军事行动。

1719年，在斯德哥尔摩周边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登陆事件，哥萨克来到了瑞典首都的大门前。翌年，俄国军队再次踏上了瑞典的土地。

谈判就这么拖着，因为瑞典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后者想阻止俄罗斯插足波罗的海；而且，彼得自己的盟友普鲁士和波立联邦也在密谋反对俄罗斯。乌尔里卡—艾莉诺拉登上瑞典王位之后，外交官们齐聚尼斯塔德。1721年，俄国军队再次出现在瑞典，瑞典人只能相信自己被彻底打败了。1721年8月30日，尼斯塔德条约签订。俄国得到了利夫兰、埃斯特兰、英格里亚和部分卡累利阿，其中就包括维堡地区。芬兰被还给了瑞典。莫斯科国魂牵梦绕两个世纪之久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终于成了俄国的领土。

北方战争的结果并不只是谁获得多少领土。伏尔泰充满激情地描述了波尔塔瓦战役：“这场战役最重要的就是，在血腥味浓重的战斗期间，并不仅仅只是摧毁，还促进了人类的幸福，因为这场战役终于使沙皇可以自由地开化世界上很大一片地区。”法国的这种激情只有在1935年的时候才被超越，那一年，亨利·巴比塞把斯大林说成个“恩人”。

不过，伏尔泰说波尔塔瓦战役让彼得得到了机会，其最终的胜利使这机会赢面更大，这话说得没错。当汤因比认为彼得堡就是在回应西方的挑战时，他想到的是西方的两个“代表”瑞典和波兰对俄国的压力。北方战争以瑞典战败收场，瑞典不仅失去了波罗的海诸省，没法再威胁俄罗斯，还从欧洲的政治舞台上隐退了下去（被赶了下去）。

瑞典是俄国的敌人，它由于战败而丧失了影响力应该也有逻辑可言。但俄罗斯的盟友波立联邦数世纪以来一直是莫斯科国的敌人，也同样丧失了旧有的重要性。1716年，彼得在不满奥古斯特的贵族和国王之间进行了调停。1719年，迫于支持奥古斯特要求的英国和奥地利的压力，沙皇从波兰撤出了军队；但1720年，俄国和普鲁士达成协定，使之可以继续在波立联邦维持现有的国家体系（否决权和选举国王的权力），只是这种做法对国家相当有害。波兰历史学家帕维尔·雅谢尼卡得出结论：“北方战争无可挽回地决定了我们的未来。”事实上，瓜分波兰的条件在冲突期间就已具备。

尼斯塔德条约签订之后，元老院决定授予彼得“大帝”、“国父”以及“全俄皇帝”的称号。使用拉丁语(imperator)，而不是希腊语，是其中的一个特点，表明“第三罗马”就是“第一罗马”的继承人。伊凡雷帝也曾一门心思将自己追根溯源到了奥古斯都。枢密官格罗夫金伯爵在郑重地发表讲话时，总结了皇帝的种种行为：他将俄国“从无知的黑夜领到了光芒灿烂的世界舞台上”，使之“从虚空中诞生”，进入“文明人的社会”之中。彼得对此做出了回应，誓言俄国人会认识到战争结束以及和平来临的种种益处，但他也发出了如下的警告：“若希冀和平，就不能让我们在军事上变弱，千万不能经历希腊君主制的命运。”希腊君主制就是指拜占庭。

到那时为止，欧洲只经历过一个帝国：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维也纳为其首都。不过，欧洲国家相对而言也比较快地承认了俄罗斯帝国：最先认可的是瑞典，最后认可的是1764年的波兰。对波立联邦而言，承认也就意味着自己将最终失去不久前由卡齐米日大帝的波兰和格迪米纳斯的立陶宛占有的土地。彼得大帝的新称号让突如其来的变化成了理所当然。自此以后，君主成了全俄、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诺夫哥罗德的皇帝和独裁者；只有在以前的鞑靼人的土地（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上才会称其为沙皇。这也就意味着俄罗斯沙皇不再存在了，从此以后只存在全俄皇帝。

4 改革抑或革命？

俄罗斯人并没有在西方邻国——波兰人、瑞典人、德意志人——的带领下被强行西方化，而是(……)自己进行社会转化，这样得以使之以大国的身份，而非殖民地或“穷亲戚”的身份，进入西方国家社群。

——阿诺德·汤因比

汤因比所说的“社会转化”首先指的就是彼得大帝的成就。这位英国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个革命的进程。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并不赞同这种观点。我们说过，彼得的改革在他看来就是“一场革命，但不是就其目的和结果而言，而是就其进程和（它）对当时人的精神和神经所造成的影响而言”。克柳切夫斯基的弟子帕维尔·米留科夫对老师的说法作了补充，他有一个颇为重要的观察：“国家有权进行自己有能力进行的唯一一场改革。”米留科夫进一步表明，改革乃偶然现象，进行得很混乱，“很仓促”，“一直都显得缺乏条理，是在零敲碎打”。

美国历史学家马克·拉耶夫却持截然不同的观点；他把改革叫作“彼得式的革命”，他写道：“与克柳切夫斯基和米留科夫不同，我并不觉得彼得的政策是战争必需，这只不过是一系列为了因应当时的需要而专门采取的措施。”马克·拉耶夫研究了重要法案的草拟和修订过程，他以近期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得出了结论，他认为“彼得以警察国家为模板，相当合乎逻辑地实施了转化计划”。

纳坦·埃杰尔曼在改革时期对顶层发布政令推动革命的现象很感兴趣，他认为18世纪前二十五年的转化过程是“上层革命”的模板，在约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决定了俄罗斯的历史进程。这位历史学家指出，那个时代所有的观察者和评论者都试图通过彼得来预测他们自己的命运，他强调，在俄罗斯表现相当不错的那些时代，后彼得时代的一代又一代人对彼得都更为宽容，认为自身处境的暂时改善都是很久以前他实施改革的结果；但若是谈到反抗、萧条，他们就会说那都是为沙皇实施的转化过程奠基的那些“惨无人道的野蛮原则”所致。纳坦·埃杰尔曼合乎逻辑地从这些观察当中推导出“1700年至1725年的革命本质上含混不清”，各个层面随后彼此交替、互占上风的结论。

彼得改革对后世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结果，其中有一种信念（几乎可以说是公理）认为，在俄罗斯，只有顶层推动，才有可能发生改革（和革命）。亚历山大·普希金写给彼得·恰达耶夫的信件草稿（1836年10月19日）对这个观点进行了极其清晰的阐述：“政府仍然是俄罗斯唯一的欧洲人。”同确信只有“上面发话”才会发生转化的看法相辅相成的是另一个观点：国家进步所需的变化必然是受欧洲的启发而来。对俄罗斯历史的这些看法还有第三个受彼得“革命”所致的因素，就是坚信俄国不管需要什么，都能从欧洲借来。

莱布尼茨第一个提出了这个观点。这位著名的德意志学者密切关注彼得的动向，以及彼得为了将“光明”带给俄国而发动的战斗，他认为沙皇乃是人类的恩人。在1712年的一封信中，莱布尼茨向彼得解释了落后所带来的优势，照这位德国哲学家的看法，国家正是从这个时刻方才准备脱颖而出的。落后可以使人白手起家，采用外国的经验，很快这就会成为一种美德。莱布尼茨之后一个世纪，尼古拉·卡拉姆津写到了彼得时代：“我们就这样看向欧洲，一眨眼的工夫，就将长期劳作结出的成果据为己有。”与之同时代的《哲学书简》的作者彼得·恰达耶夫对此作了反驳：“我们惯常都有一个习惯，就是觉得我们能瞬间吸取欧洲人缓慢得来、受到共同的道德力量直接影响所结出的进步果实，甚至都不需要知道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这种想法难道一点都不幼稚吗？”但当卡拉姆津的观点反映了舆论的观点时，恰达耶夫就被人说成是疯子了。这些观点获得了支持。因为彼得所实施的转化证明是可以在转瞬间“将长期劳作结出的果实据为己有”的，而且照列夫·古米廖夫的说法，这么做还“惊人地轻松”。

彼得所获得的经验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俄国历史上各段时期停滞不前，但这并不能阻碍它的发展，因为一旦从停滞不前里出来，俄罗斯就能一跃而起，“赶超”跑在它前面的那些国家。之后，一旦吸收了变强大所需的各种要素之后，俄罗斯就会稳步前进，重新返回惯常的生活模式之中。

一方面是必须“追赶”，另一方面是在吸收“进步果实”方面“惊人地轻松”，这两者都强化了两个世界印象的存在：“他们”和“我们”，欧洲和俄罗斯。即便算不上彼此敌视，这也是两个根本相异的世界，一方对另一方充满蔑视、疑虑和恐惧。杰出的外交官和政治家安德烈·奥斯杰尔曼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些有可能是彼得大帝亲口说过的话：“我们会需要欧洲一段时间，但随后，我们就会扭头走开。”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相信这就是沙皇说的话，因为这话正好证明了“在他眼里，和欧洲走近只不过是达到自身目的的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本身”。

很有可能，俄国的君主都未曾像彼得大帝游历那么广。这位沙皇永远都在走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是在俄国，他还去了波兰、德国、西欧。帕维尔·米留科夫写道，俄国“处处都能见到彼得和他的改革”。也正是为了改革，彼得才去了国外。

转变突然出现在各个领域和各个层级：国家层面的，精神层面的，私人生活层面的。年轻的沙皇一开始是要求剃胡须，之后成年了，就打压牧首制。如今，历史学家对彼得改革的性质仍然莫衷一是：这是偶然所致的结果，还是有其逻辑性？叶卡捷琳娜二世认为自己是第一个皇帝的继承人，这并非没有道理，她命人在彼得雕像上镌刻的这几个字“致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就是明证，她认为彼得“自己并不清楚什么法律适合在国内推广”。相反，谢尔盖·索洛维约夫则认为彼得有明确的改革计划。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得出的结论是，“彼得只是想到哪，做到哪，并没有费心……制订特定的计划”，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事都很稀松平常，很正常，不是什么改革；他自己根本没注意到，通过这些稀松平常的事，他改变了自己周围的一切，改变了人和体制”。

有大量证据反对克柳切夫斯基的观点，证明改革计划确实存在，虽然细节不同，但大方向不变。1698年，彼得在英国逗留的时候，向神学家弗兰西斯·李坦诚自己想要为俄国制订改革计划。在向沙皇呈递的议案中，可以看到有人建议创建七个院，直接管理国家。1718年，彼得设立了这些院，数量达到九个，十五年后，他终于将英国神学家的建议利用了起来。与沙皇同时代的人和某些历史学家之所以留下改革是偶然为之、缺乏条理的印象，那是因为当时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变化，还因为彼得一旦对创新觉得失望，或突然觉得自己追求的目标毫无用处，他就会将其骤然抛弃，投入另一项创新实验之中。而这就是耗费巨资推动进步的手段，两个世纪之后，这也成了布尔什维克的教义：“我们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能承受得了错误，因为我们是开荒者。”还要记住的是，彼得在立法和行政领域最亲近的合作者都是自学成才者和业余人士，沙皇自己就是。对瑞典战争结束之时，彼得自己也承认俄国的军事将领就是从这场战争中催生出来的：“战争让我有机会见到了我的蒂雷纳，但我活不到能见到我的絮利的那个时候。”事实上，尽管北方战争期间俄国出现了一批堪与17世纪这位星光灿烂的法国元帅相比的军事将领，但彼得周围圈子里的行政管理人员还没人能比得上亨利四世的这位大臣的胆魄和见识。“絮利”的缺席或许是因为并不需要这样的人，沙皇认为西欧国家懂得什么是“优秀的管理方式”，也就是良好的行政体系，而他所要做的就是利用这样的知识即可，他以前就懂得如何利用外国军事科技的成果。彼得觉得外国人掌握了组建国家的秘密，却对此秘而不宣。他把霍尔斯坦本地出生的海因里希·菲克派往瑞典，将所有可用于俄国的规章制度秘密复制下来。

改革先从军队入手，彼得认为军队——先是让他登上皇位的“滑稽团”，现在又是对瑞典人的大获全胜——是国家的基础。1715年，沙皇向皇太子阿列克谢解释自己政策的核心时断言，军事改革有利于俄国的进步，正是有了军队，“我们才能从黑暗走向光明”。

改革的目的是仿照西方的样板，创建一支俄国的正规军。其中一个困难是必须在战时建设这支军队。这也就意味着得招募源源不断的新兵：从1699年到1725年，共有五十三个征兵期。北方战争的第一年，三分之一的军官和所有的将军都是外国人。战争结束时，不再需要这些外国人了；沙皇下令，只有终其一生在俄国军队服役者才能获得晋升。1716年的军事条例基本都是按照卡尔十二世的规章为底本修订的（但也受到了萨克森、奥地利和法国的启发），确定了军队运转的种种细节问题。彼得亲自给这份草案作了两百处修订和更正。

一旦军队“优秀的管理方式”得到确立，它就能成为国家组织的典范。军队的目的就是服务。彼得穿起了军装，所有的朝臣也跟着他穿起了军装。我们发现，改革中最重要的是规定贵族子弟有义务参军服役——进入近卫团——从普通士兵做起，他们只能一步一步慢慢爬到军官这一级别。1716年的军事条例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凡参军者都称为士兵，无论将军，还是最末等的步兵或骑兵，概莫能外。条例确定了服役期间的所有细节，也考虑到了对违规者实施惩罚措施。被强制征兵的农民拒绝服役：1712年，逃兵的比例升到了10%。很快，逃跑现象就蔓延到了贵族阶层。从1708年起，家庭必须为逃跑的新兵负责；1712年和1715年，特别下达的敕令规定会用黑火药在逃兵的左手上烙刻十字架标记。

严厉的军队纪律成为模板，文职生活也因此受到了启发。彼得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向服务国家的人做了解释，说不得窃取国库，不得收受贿赂，为人必须诚实；他威胁道，如有违犯，就会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他这是将军队纪律方面的概念用在了文职工作上：“凡工作中自愿且有意犯罪者，必将受到惩罚，和战时不愿履行职责的叛徒同等待遇……”

因战时需要所实施的行政改革很快便超越了战争框架。彼得经常不在莫斯科，但他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掌控，要在所有的领域做出最终决策。于是，他就设立了迄今为止俄国闻所未闻的行政管理机构“内阁”。“阁务秘书”阿列克谢·马卡洛夫一直都在沙皇左右，他在将文件呈递给彼得之前会将所有文件全都审核一遍，所以他也就成了最有权势的人。波雅尔杜马就这么不知不觉地消失不见了，甚至都不需要为此颁发特殊敕令。最后一次提到波雅尔杜马是在1700年2月。自然，彼得是从西方寻找可以更新并改革莫斯科陈旧过时的行政管理体系的方法的。“莫斯科罗斯衰落了，甚至传统文化也没落了，欧洲存在一个完美的政治观念和社会方法体系，这对彼得而言都是实施‘革命’的有利条件，以使俄国融入欧洲‘现代’强国的圈子。”17世纪末，西欧和中欧出现了行政管理和政治原则（也是社会—经济原则）的类似体系。“官房学派”，对财政、经济、管理的研究，所有这些在中世纪大学教授的内容，最终导致17世纪出现了组织性极强的国家概念，很快就又变成了警察国家的概念。哈雷大学在“官房学派”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大学的许多教授全都去了俄国。

马克·拉耶夫认为“官房学派”的重要原则全都来自16世纪和17世纪诞生于西欧的新世界观，以及后来伽利略、牛顿、笛卡尔的发现。这些思想家将中世纪世界封闭完善的观点变得一无是处，他们强调了世界的无限性，这样一来，自然资源也就有可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们断言宇宙是可以通过学习来理解和组织的。但需要理性和意志。这两股力量结合起来，就能使人产生思考，认为未来就是现在的延续，只要掌握理性科学所证明的那些难以理解的法则，向着未来的发展进程就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人类能够增长知识、增加产量，从而改善自身的物质状况。换句话说，进步是可以做到的。

从这些哲学前提推导而来的一个政治结论是，必须对民众进行再教育，并且重构社会，这样他们才能为未来、为遥远的结果、为进步而拼搏。自此以后，就有两项任务落到了政府的肩上：第一个是长期组织社会活动，摆脱“农民”日复一日“生活的”心态；第二是消灭偏见和其他迷信，这些会阻碍对宇宙的理性阐释。马克·拉耶夫写道：“政府和政治精英必须在对社会的再教育和再组织上发挥关键作用。”中央集权制得到强化，君主（国家的化身）此后的政策也会具有清晰的逻辑性，其目的就是使国家的潜能变得最大化，如财富、实力、物质方面的福利。这样的任务显然没有尽头，一旦动起来，它就会内化于体制，使自身成为目的。

自此以后，国家的帝国主义实力就会倍增：它不仅掌控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终垄断私人生活），还不停地侵占新的领土（或国家），拓展各个领域。马克·拉耶夫对警察国家的定义是：彼得使用的方法“目的在于用从西欧和中欧进口的富有活力的体制来替换濒死的莫斯科文化”。

彼得一如既往地做实验，强行实施新的法律法规，觉得不适合了再将之摒弃，就这样积极地对国家行政体系进行了重组。战事正酣的时候，俄国分成了八个行政管辖区（或曰省），这些省份几乎都是行政区和军事区，为一定数量的军队服务。1711年，创建了中央政府机关——元老院。元老院的使命是沙皇不在都城的时候取代他发号施令；正式设立该机构的命令指出：“每个人均应服从元老院……和我们。”新设立的机构有九名成员，机构拥有极广泛的权力（因为谁都认为它可以取代沙皇），可以履行无数的职能。1718年，为了使元老院的活动合理化，彼得还设立了上文所说的院。莱布尼茨给彼得去信，说这些院可以撼动国家机器，就像一个小齿轮带动另一个小齿轮那样，归根结底，“生活的指针将会绝对无误地指向国家的幸福时刻”。

创建院（我们说过一开始是九所）可以扩大政府的治理领域，强化中央集权。首先是负责“外国”事务的院。之后出现的是陆军以及海军院（这在之前的俄国闻所未闻）。三个院负责财政事务：一征税，二安排预算资金，三控制花费。最后，另外三院负责贸易和工业事务：一院负责轻工业，二院责矿产，三院国外贸易。所有的院长（只有矿产交由苏格兰人雅各·布鲁斯负责，他是出色的炮兵统领）都是俄国人，副院长几乎都是外国人。一开始，院长同样也担任元老院议员。不过后来，彼得对这些职能又作了区分。

行政机关要受到帝国的双重监督：秘密监督财政（有线人网络），全体检察官公开监督法院。总检察长担任监督机构最高领导人。

正教院在行政体系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地位。1700年阿德里安牧首死后，教会便由“牧首御座的护卫者”司提反·雅沃尔斯基领导。这位神职人员表达了想要有一名牧首的愿望，彼得便做出了回应，于1721年颁布《教会条例》，由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执笔。领导教会的工作便交给了正教院，正教院的院士均为公职人员，和任何一个世俗机构一模一样。他们向沙皇宣誓，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指示。正教院1722年的敕令命令教士需将告解时听来的叛国或反叛之类的意图报告给当局。

某些历史学家和彼得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都认为教会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强行让俄国具有新教的构架；而且，新教对彼得大帝颇具吸引力。彼得的德国传记作者认为是国家层面的考量，而非神学层面的考量，促使沙皇选择新教模式作为精神生活的组织形式。尼古拉·卡拉姆津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事实，他写道：“没什么东西能让［彼得］害怕。无论什么时代，俄国教会都有首领，先是都主教，后来则是牧首。彼得宣布自己是教会首领，取消了牧首一职，认为牧首对专制权力构成了威胁。”

1589年设立的牧首一职表明官方正式确认莫斯科继承了拜占庭的遗产。取消牧首就表明全俄皇帝根本不需要中介存在于上帝和他之间。1716年通过军事条例的时候，彼得还没获得皇帝的头衔，也没创建正教院，军事条例是这么宣称的：“陛下乃绝对君主，无须对世界上的任何人负责，但作为基督教君主，他拥有权力和力量，以自己的方式统治他的国家。”

沙皇和牧首——上帝选定的双重权力，具备上帝的智慧——代表了莫斯科国至高无上的权力。在1721年的《教会条例》中，给出了取消牧首一职的理由，即：“庶民无从知晓精神权力和沙皇权力之间的差别。”为了不致造成太大的混乱，皇帝便将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都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彼得给象征符号赋予了极大的重要性，规定在莫斯科圣母升天大教堂内都主教彼得的墓旁不再放置一普特（poud，16.38公斤），而是一俄磅（funt：略少于500克）的蜡烛。

彼得改变行政架构，效法警察国家模式，同时用罗马帝国的世俗模式（因此，俄国既非沙皇国，亦非正教王国）取代神权政治的拜占庭模式（东正教沙皇国）。阻止君主成为国家绝对主人的牧首必须离开。彼得对他父亲发起的反尼康牧首的斗争可谓记忆犹新。照皇帝的看法，近卫军随便一个军官就能来领导教会。因此，彼得比路易十四更有理由说“朕即国家”这句话，因为俄国沙皇还加了一句：朕即教会。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在阐释教会改革的意义时写道，彼得的“整个精神结构属于俄国类型，但他的宗教观却使他成了非俄国类型的沙皇”。

1722年设立的“官秩表”制定了管理体系的规章制度，是一份重要文献。彼得吸取绝对君主国——法国、普鲁士、瑞典及其他国家——现行的官阶制度，在国家内部创立了官阶等级制：军职人员和文职人员、宫廷人员。“官秩表”计十四“类”（或级），规定了该等级中依据能力、学识和热情的多寡来决定升迁的种种可能性。现在不再靠出身和家世，而是靠才能和工作能力方可走上一条通往“顶层”的道路。一级官阶（文职等级中的第九级）如获晋升，便可自动获得只荫及自身的贵族身份，六级军职（文职四级）则可获世袭贵族身份。

因此，贵族不再是封闭的社会等级：通道正向庶民开放。伊凡雷帝时期发起的反对门第授官制的斗争最终以沙皇的权力大获全胜收尾。此后，权利和特权的获得不再取决于出身和职务，而是取决于级别。“官秩表”一直在俄国沿用至1917年。彼得所确立的这个方案不仅可以对行政部门进行管控，也可以对社会阶梯上的每个公职人员进行管控。即便再琐碎的日常生活也都受到了严密的管制。比如，前五个级别购买制作制服的布料每俄尺（0.71米）不得超过四个卢布；随后三个等级的费用是三个卢布，其他等级则为两个卢布。

改革（或曰革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贵族（领导阶层）获得了借用自波兰语的新称号：chliakhetstvo。但这个新词在俄国的土地上并没有波兰语的含义：俄国的贵族阶层并不像波兰什拉赫塔那样拥有这么多的权利，而是受到了极其严格的“管控”。彼得坚持认为十五岁是开始作为贵族服务的年纪，这样的服务并无限期（一直到五十五岁）。但他规定少儿贵族要在开始服务之前学习算数和几何基础（只有掌握一定水准的基础教育之后方可成婚）。十岁的小贵族刚开始的时候为普通士兵级别。“对士兵这个职业的基础情况都一无所知的”人没有任何机会可以成为军官。家财万贯的、头衔最高的家族出身的儿童都会加入首都近卫军，而其他儿童都要去军队服役。

1714年，彼得签署了一项敕令，针对的是遗产以及禁止分割不动产（采邑、庄园……）。接下来，父亲只能将财产遗赠给一个自己选定的儿子。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写道，这并不是西欧存在的长子继承制。由于立遗嘱者可选择继承人，故而土地（和其他财产）并不会自动来到长子手上。因此，彼得就这样规避了田产的碎块化，但由此也引发了贵族的贫困化，而贵族这个阶层主要是“军职人员”的来源。采邑和庄园的区别最终遭到废除，这样也就出现了一种新的田产形式，“可继承，不可分割，一劳永逸地迫使持有者履行军职和文职职能”。

1714年设立的人头税是向农民的最终奴化走出了新的一步。由于民众想尽各种办法避免缴税，所以当局就实施了类似于“连带担保”的措施：地产主负责征税。农民的依附性越来越厉害。而且，通过“规范”和简化现有的关系，新颁发的敕令将所有农民一视同仁，取消了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所有区别（以前，后者并不属于领主）。农民作为耕作者，被固定在土地上，由此转变成了奴隶。此时建立起来的农奴制一直将持续到1861年才结束。很快，农奴制的种种形式引发了皇帝的不满。在1721年的一份敕令中，彼得禁止将农奴的家庭拆散，“像牲口那样”“零售”出卖。但这份敕令一直都是一纸空文。

我们知道，成千上万的农民被用来建设沃罗涅日、亚速、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海军船坞，以及建设彼得所谓的“天堂”：圣彼得堡。外国亲历者说在建设塔甘罗格港口期间有三十万人死于饥饿或疾病。圣彼得堡的建造更是死伤无数。

战争有效地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其肇始源头可追溯至17世纪。当时在西方甚嚣尘上的重商主义逐渐站稳了脚跟。彼得有三个宏大的目标需要达成：鼓励采矿业开采俄国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外贸差额为基础，规范贸易；发展地方制造业。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写道：“俄国的年轻企业并不能符合改革者的期望；必须下达敕令，命令资本家开办制造厂，创建商行……这样一来，创建工厂或商行就等于是在为国家服务，成了一种义务，而工厂和商行也就像是官方机构。”对此必须补充的是，被强制遣往矿场、制造厂、作坊的“在工厂干活的农民”，其处境要比专事耕种的农民凄惨得多。

不过，成效还是颇为惊人的。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从彼得的改革中看到了两个层面，他列举了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俄国没有正规军，沙皇就建了一支；俄国没有舰队，他就造了一支……原材料的开采发展不快，加工业几乎不存在：他在位末期留下了两百多家工厂和作坊……”改革的成果甚至也受到了斯大林的关注，他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受到了克柳切夫斯基文本的启发：“以前，我们还没有重工业……现在有了。以前，我们生产不了拖拉机。现在也有了……”

这些可观的变化同样也影响到了文化领域。对彼得而言，文化就是教育的同义词，他认为教育就是获取有用的知识，所以基本上就是技术方面的知识。弗拉基米尔·魏德列说彼得是“现代第一个技术官员”。学校开了不少，都是教授算数和几何的，还开了许多专业学校，培养工程师和炮手，航海和医学方面也有专门的机构。俄国以前的教育完全由教会管辖，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世俗学校。1703年还出版了首批和宗教无关的出版物：《消息报》提供技术信息、刊登皇家敕令，列昂季·马格尼茨基的著作《算数》在当时那个时代风靡一时，书中除了算数运算规则之外，还提供了大量极为实用的信息。

文化层面的转变触及了彼得时代俄国人的生活方式。胡须消失了，服装变了，新的行为规范也得到了认可。当时畅销书的书名是：《青春时期诚实之镜，或日常良好的举止规范》。1717年和1718年这两年时间，印刷出来的189本书售罄，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份讲述良好举止的指南教导年轻贵族如何落座、行走、致礼，使用餐刀、餐叉、餐巾、手帕，如何戴帽，以及如何施行宫廷社交礼仪。书名页上写道：“应沙皇陛下之命印刷。”

《诚实之镜》也绘制了此书读者的肖像，由此定义了新文化得以传播的一个框架：新文化关涉的是宫廷、高级官员、首都的贵族阶层，以及部分外省贵族。新文化成了社会特权阶层的一个独特标记。

文化上的革命如火如荼进行着的时候，俄语也受到了撼动。新概念和新词汇的出现引入了大量外来词：三千多个来自拉丁语、德语、丹麦语、英语、瑞典语、法语、波兰语的词注入了俄语当中。几十年之后，俄语将这些外语消化殆尽，现代俄语也就从文学中诞生了出来。

在彼得的倡议之下，文化和教育都发生了变化，而其他生活领域也是一样。用1899年亚历山大·基泽维特的话来说，这些变化是“靠着强制和恐怖”才得以推行起来的。1956年，弗拉基米尔·魏德列用了一个形象：对他而言，彼得等于是把俄国这个“优秀的学生派到了工人学堂和欧洲去学习，他这人头脑很清晰，太清晰了，他觉得欧洲没有灵魂，很‘美国化’（亦即只注重技术和工业）”。

无论称之为改革还是革命，彼得的改造工作都遇到了社会大多数人的抵制，也由此形成了反对力量。阿斯特拉罕、顿河以及其他地区爆发的暴乱就是这种不满情绪的有力证明。但这并不仅仅是生活困难所致，也是当时的情感所致，因为许多人觉得自己所认定的生活方式、行为举止以及普遍的信仰都受到了威胁。彼得的支持者称其改造工作是“理性的胜利”，但俄国的大部分居民却认为这么做丧失了灵魂。沙皇设立的人头税（所谓的“按灵魂”征税）却将灵魂转变成了税基单位。

对彼得的反对出现在三个层面上。首先是社会层面。对暴乱的镇压极其严酷，但这丝毫无法改变绝大多数民众对沙皇及其新发明的看法。反方的第二个壁垒是神职人员，这些人虽然是分裂派教徒，但与官方教会仍有部分联系。分裂派从其源起和内在的逻辑来看，纯粹是一种宗教现象，完全不具备社会特点。不过，其发展的逻辑，还有它的起源，都导致了民族主义类型的反应。俄国的民族主义就是在这儿找到其根源的。“旧信仰”的传道者并不要求信徒通过个体的约束和努力来拯救灵魂，而是强调他人（外国人）的过错会使他们受到责罚，用这种威胁手段来吓唬羊群。帕维尔·米留科夫写道：“分裂派要为这些民族宗教的形式而斗争，因为这些形式受到了希腊和基辅语法的误用。”第三个反对因素主要由传统贵族阶层的残余力量构成。

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反对派倾尽全部之力聚集在彼得的儿子，皇储阿列克谢的周围。阿列克谢为遭沙皇疏远的叶芙多基娅所生，所以成长过程中没有母亲的身影，阿列克谢和父亲一点都不像。“彼得具有开创精神，身形强健，精力充沛，和皇太子的温柔、懒散、孱弱形成鲜明对照。”父亲对实用技术、手工劳作感兴趣，儿子则更喜欢神学和教会史。阿兰·贝桑松概述了父与子之间冲突的来由：“父亲的要求就是对俄国的要求：俄国和他化为一体，与他的精力、事业步调一致……阿列克谢所要的是私人生活：而这一点，彼得绝不允许任何一个俄国人这么做。”

随着阿列克谢日益长大，彼得对俄国的震动愈来愈强烈，再加上还存在不满情绪，沙皇与其继承人之间的分歧也就愈发明显。1717年8月，沙皇向时年二十岁的阿列克谢下了最后通牒：要么马上改正，成为合适的继承人，要么削发为僧。皇太子的回答就是逃往国外。他逃到维也纳后，受到了奥地利皇帝的庇护：阿列克谢的妻子、1714年去世的夏洛特公主就是查理六世的妻妹。用20世纪的语言来说，就是俄国皇位继承人要求奥地利皇帝给予其政治庇护。这种叛国行为已是不打自招：逃亡、侨居国外都承认了这种罪行。

彼得派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彼得·托尔斯泰去找皇太子，而后者则设法藏在了奥地利皇帝的领地内。彼得·托尔斯泰威胁利诱，还同意让他和叶芙罗欣生活在一起（叶芙罗欣是女仆，受阿列克谢钟爱，这次他也是和叶芙罗欣一块儿逃亡的），这才说服阿列克谢回国。奥地利宫廷根本就不支持这种叛逃行为，加之维也纳惧怕彼得大帝的雷霆之怒，所以看到阿列克谢离开自然欣喜万分。奥地利的大臣甚至还担心俄国军队会入侵帝国的领土：沙皇的军队就驻扎在波兰西里西亚的边境地带。

阿列克谢返回之后，对他的审判就开始了。先是逮捕了皇太子的身边人，那些人遭到了严刑拷打。沙皇想要找到儿子有罪的证据，想要获得阴谋反对他的那些人的名单（他相信有这样的阴谋）。身处彼得堡的汉诺威使节韦伯写道：“我不想充当法官，我知道不管沙皇是否有理，都不会让皇太子登上皇位，还会对他进行诅咒。不管怎么说，神职人员、贵族和平民喜爱皇太子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每个人都清楚沙皇的遗嘱在他死后没人会加以理会。”

彼得还亲自审问了叶芙罗欣（她没受到拷打），从而得知了儿子的梦想，他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分享了自己的梦想，那就是：登上皇位之后，阿列克谢想要国内保持平静，不再进行征伐，解散大部分军队，取消舰队。对皇太子而言，所谓的“国内”自然就是指莫斯科。皇储其实一心想着要把彼得堡变成“荒漠”。彼得生平所要做的就是实现宏图大业，凡对俄国至关重要的东西就要拿到手，而皇太子的这些梦想却与之背道而驰，这当然并不只是阿列克谢的臆想。彼得死后十二年，普鲁士驻俄国大使沃克罗特阐述了贵族反对沙皇政策所立的方案，这些看法是以他在“密”谈中听来的东西为基础的。首先，主要是反对外交政策。该方案的支持者反对俄国向西方推进：对他们而言，沙皇获取波罗的海领土一事对俄国的安全毫无助益，反而会冒风险，将国家拖入和外国纷争不断、你争我夺的局面。贵族阶层认为获取波罗的海既得不到好处，也没有土地上的益处；相反，“利夫兰人几乎都踩到了我们头上，所得的特权比我们还多”。此外，贵族还反对建设正规军，“即便敌人劫掠了整个国家，但和最糟糕的敌人相比，这么做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总之，俄国并不担心外国的入侵：地理位置决定了没有哪个国家能征服得了它。俄国想要变成海上强国的愿望荒唐至极。根本就不要什么舰队来保卫边境：唯一一个能从海上发动攻击的国家就是瑞典，可瑞典还是倾向于从地面攻打。最后，沙皇将居所搬至北部的首都，这么做可以说有害无益。在地处中枢的莫斯科管控国家要方便得多，而从外交层面而言，定都于彼得堡没什么帮助。当然，这座城市离瑞典更近，所以也就更易遭到进攻；而且，它离波兰和土耳其也都太远，而监控这两个国家相当重要。

这个方案令人想起了从叶芙罗欣那儿挖来的那些信息。在分析了彼得的对手的这些论据之后，帕维尔·米留科夫认为，他们想要保持和平的特色只是表面现象而已。事实上，反对者并没有说不要从波兰那儿“获取必要的土地”，也没说不要发起新的征战，“确保（土耳其）难以入侵”。但和彼得不同的是，他们认为莫斯科政策的老目标，用老的方式也可以做到。

从叶芙罗欣那儿得到所希望的情报之后，彼得便迫使儿子坦白自己有哪些不可告人的计划。1718年5月，民众知道了皇太子所犯的罪行：“［皇太子］想借助外国的帮助或通过武力发动骚乱，在其父亲在世之际登上皇位。”6月，彼得下令设立法庭，法庭成员由一百二十名神职人员和世俗人员构成，沙皇嘱咐这些人要“多多了解”“君主的儿子”。阿列克谢被拘禁在彼得保罗要塞，并受到长时间的审问，而且遭受了可怕的折磨：沙皇想要知道所有皇太子的“同谋者”、所有不满者的名字。审问由彼得·托尔斯泰主导，此人就是说服阿列克谢回国的那个人。他既是外交官，也是刽子手，过了很久之后，他的后人说家里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说阿列克谢临死时诅咒了彼得·托尔斯泰及其后人，一直诅咒到了第二十五代子孙。法庭判定阿列克谢“大逆不道”，该当处死。

1718年7月26日，阿列克谢去世。沙皇下令向各国使节发布宣告，就说皇太子身故，乃“罹患重疾所致，起初，颇类卒中”。彼得的苏联传记作者指出死刑判决并未实施，但皇太子还是死了，“不太可能是身体和精神上受打击所致”。

皇太子去世次日，就是波尔塔瓦战役的纪念日，沙皇和廷臣一起庆祝了这个节日。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是这么写的：“没有举办丧事。”

对彼得怀有极大好感的俄国历史学家也没能找出哪怕一丝一毫反对沙皇的阴谋诡计。a. 布里克纳在其《彼得大帝的历史》一书中陈述了俄国文献中传播极广的一种观点：“事实上，根本就没有阴谋，也不存在真正的政党。但不满者的人数极多，许多人都表达了对皇太子的同情。”但历史学家也都一致承认是国家理性、俄国的利益促使这位了不起的改革者消灭了自己的儿子。就连布里克纳也极为天真，他写道：“彼得战胜了无数对手：沙皇认为属于‘米洛斯拉夫斯基核心’的那些人遭到了碾压；射击军也没了；索菲娅死在了修道院里；阿斯特拉罕暴动、布拉文叛乱也都失败了；哥萨克和分裂派都已屈服于改革者的意志。最后就只剩下消灭皇太子阿列克谢了。”

谢尔盖·索洛维约夫对彼得的欣赏毫无保留，他说神圣的君士坦丁大帝就处死了自己的儿子克里斯普斯，18世纪，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也险些这么对待自己的继承人腓特烈二世，他还说沙皇在听到这些不祥的话语时内心的焦灼之情：“他会死去，万物随之熄灭，俄国又将重回旧日的野蛮状态。”所谓的必须求助于野蛮手段来与野蛮作斗争的理念在20世纪特别流行。谢尔盖·索洛维约夫的结论是，阿列克谢的死亡仍然迷雾重重，但他父亲的苦难却得到了澄清：“彼得写道，我受苦始终都是为了祖国，只希望它好；敌人对我使尽了各种卑鄙手段；对这些事情不熟悉的人很难承认我的无辜；但上帝能察觉出真相。”

这位俄国历史学家觉得有必要用外国权威人士的观点来支持自己，于是援引了伏尔泰的看法。《彼得大帝治下俄罗斯帝国史》一书的作者用了很长的篇幅讲述了“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王子被揭发一事”。伏尔泰提到过一本英国小册子，里面说如果皇太子受到议会的审判，一百四十四位法官没有一个人会投票支持惩罚他，因为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和俄国不同，他们不会因为思想罪而去惩罚任何一个人，但伏尔泰解释了为什么必须处死彼得的儿子：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服从，在我们这儿会认为那只不过是行为不端，可施以惩罚，但对庞大帝国的继承人而言，不服从就是十恶不赦的罪行，会引发极大的破坏。对伏尔泰而言，皇储之死是个极其昂贵的代价；但彼得以为人民谋福祉的名义坚决处死了他。

1759年，关于彼得时期历史的著作上半部分出版了，但俄国读者并不满意，伏尔泰于是给他最狂热的仰慕者，也是伊丽莎白皇后的宠臣舒瓦洛夫伯爵写了一封信：“皇太子的悲惨结局让我略有不安……从审判中，我并没看出任何谋反的迹象……在我看来，这孩子不应被处死，他只是和父亲道不相同而已。”想一套，写一套，并不是只有伏尔泰才会这么做。但必须指出的是，住在莫斯科的外国人都很支持彼得大帝。汉诺威使节韦伯是这么说的：“如果存在阴谋，这儿的所有外国人都会处境堪忧，无一例外都会成为平民怒火的牺牲品。”许多外交官都对阿列克谢持负面看法，其中也有法国人，他们担心的是皇太子有意要和奥地利结盟的做法。

1910年，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的《俄国史概论》第四卷出版了，这一卷专门讲彼得大帝。如今已经八十年过去了，这位历史学家以格言警句的形式巧妙呈现出来的观点似乎具有难得的正确性，因为这些格言都受到了后续事件的确认。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写到彼得改革的时候说：“最高权力就是人民所熟悉的指路者，他所发起和推动的改革使用暴力手段，使改革开始成形，这有点类似于革命［……］。但这更像是一种撼动，而不是颠覆。”历史学家并不否认撼动的重要性，它对社会和未来都造成了冲击。但他不愿将沙皇的改革视为革命，因为俄国的基础得到了保存。克柳切夫斯基写道：“彼得改革是专制政权和人民及其故步自封的特性作斗争。他想用恐怖手段来激发奴性社会的主动性，经由拥护奴隶制的贵族阶层，让欧洲科学进入俄国，对人民进行教育，并认为那就是社会苏醒的绝对条件；他希望的是，奴隶虽然还是奴隶，但可以自由清醒地行动起来。”这位历史学家的结论是：“专制政权和自由、启蒙运动和奴隶制相结合，这就是化圆为方的做法，自从彼得时代以来，我们就一直想要解决这个政治方程式，但经过了两个世纪，直到如今，我们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死于1911年，六年后，布尔什维克便尝试解开“专制+自由”这个方程式。20世纪末，如何解这个方程式仍然成谜，而俄罗斯也仍然想要找到“化圆为方难题”的解法。

5 彼得大帝的遗产

彼得的国度不会包含特权人物和特权群体，所有人皆为平等，那是一种面对国家，权利缺失的平等。

——谢尔盖·普拉东诺夫

濒死的彼得尚有时间在别人向他展开的纸上写道：“我将一切遗赠……”可是，皇帝要把这“一切”遗赠给谁呢？没人知道。和以前发生过的许多次情况一样，有遗产，但没有继承人，要么就是同时出现太多继承人。阿列克谢已死，沙皇也就不再担心有可能会抹杀父亲功业的儿子登上皇位了。但这也会让他思考由谁来继位的问题。1715年10月，阿列克谢的妻子夏洛特生了个儿子，取名彼得。几天之后，沙皇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也生了个儿子，也命名为彼得。1719年4月，彼得大帝的直接继承人夭折。当时有个人说叶卡捷琳娜“由于身形肥胖”，无法指望再生一个孩子。1722年，彼得颁布有关皇位继承的敕令，克利加尼齐就曾为迟迟无人继位而哀叹不已。这道敕令使沙皇可以任命他所选定的继承人。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写了一本书，名为《君主意志之真理》，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这位担任主教的学者在书中科学地证明了沙皇敕令的正当性和实用性。

继位问题并不会阻碍彼得继续狂热地我行我素，尤其是外交政策方面。皇帝已在波罗的海沿岸站稳了脚跟，现在将目光转向了东方。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概括道：“彼得的东方政策有两大目标：和印度及中国密切接触。”这两个国家并未威胁到俄国。但正如亚历山大·基泽维特所写的，“俄国（在彼得时期）的领土扩张尚未达到其自然限度”。他说，俄国会继续“打磨边界”。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也从中看出了彼得的意志所在，一方面是为俄国打开通途，创建强大的海军，以在和欧洲大国的折冲樽俎中取得相应的地盘，一方面将西方文明的果实带往东方，“带给东方各民族，相较之下，这些民族仍处于文化发展的底层”。这位苏联历史学家发现东进发源于经济（“彼得想要把俄国转变成东西方，尤其是印度和西欧之间的商贸中介”），还想使俄国“加强与（遭受土耳其和波斯威胁的）兄弟民族的关系”。没有哪个俄国历史学家（出于各种理由）不会对扩张的帝国的必要性提出质疑。

和中国接近所作的尝试纯属外交性质：俄国皇帝驾崩之前不久仍未对没能同这个国家确立关系感到挫折，准备再派一名特使前往，后者听命于萨瓦·拉古津斯基伯爵。只是到了彼得驾崩之后，该使节才来到北京。彼得由于没能同印度缔结关系，便制订了一项计划，以期稳步向着设定的目标推进。他打算让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臣服于俄国，让俄国分遣队常驻在那儿，作为大汗的贴身守卫。同时再勘探东方沿海地区，设法在那里建造堡垒。

1717年，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亲王率领大部队（约四千人）进入希瓦。但部队遭到伏击，悉数覆灭。几番失败（1715年，卡尔梅克人在额尔济斯地区将布戈茨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并没有让彼得灰心。1722年，他向波斯发动战争，且亲自率领军队打到阿斯特拉罕城下。这次出战的借口是沙赫势力太弱，波斯国内爆发内战，担心土耳其从中渔利。1723年，他和波斯签订和平协议，波斯将里海的西部和南部海岸地带（达吉斯坦、希尔万、吉兰、马赞德兰诸省）悉数让给了俄国。巴库也成了俄国城市。

从1720年起便担任阿斯特拉罕省长一职的阿尔捷米·沃伦斯基此时正积极筹备波斯战事，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陛下并非只是剑指波斯。事实上，如果命运朝我们微笑，如果他宝贵的生命没有熄灭，那他显然就会打到印度，甚至瞄准中国，而我正好有幸亲聆陛下此等训示。”

和往常一样，彼得并不满足于做梦和制订计划，他要的是行动。1723年12月，两艘战舰接获秘密指示，驶离列瓦尔：取道马达加斯加，驶抵“印度东部，也就是孟加拉”，使印度和俄国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但战舰一旦驶入外洋，就不难发现造这些战舰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仅仅走这么远。

我们发现，彼得并没有留下遗嘱。但很快就有人虚构了一份出来。“彼得大帝遗嘱”伪本的历史只不过是“彼得神话”的表现之一，并在后世一代又一代人的意识中代代相传。“遗嘱”“伪本”令人颇感兴趣，其所造成的冲击远比真实事件来得大。看看《锡安长老会纪要》为何会名声这么响，也就能理解这一点了。

1812年，拿破仑攻打俄国前夕，欧洲第一次想聊聊“彼得大帝的遗嘱”。法国外交部官员勒絮尔匿名出版了一本书，名叫《俄国的发展》，里面就谈到了“遗嘱”。事实上，“遗嘱”只出现在第二版中，法皇觉得此时完全可以为针对俄皇的战争造一造舆论。这逻辑没毛病：向来攻城略地毫不含糊、满脑子宏图大业的拿破仑，认为其未来的对手俄国拥有掌控全世界的意图。所以“遗嘱”肯定是彼得写的：“我接手时的俄国只是一条潺潺小溪，如今我已使之成为浩荡大河；我的继任者要使之成为汪洋大海，浇灌贫瘠的欧洲……”他甚至还指出了“浇灌欧洲”的方法：“必须相继和凡尔赛及维也纳秘密商谈，与之共享世界帝国。吹捧其野心，满足其自尊，就容易达成共识，如果有一方同意，就利用这一方消灭另一方，再碾压剩余者……战果如何毫无疑问，因为俄国会拥有整个东方和大部分欧洲。”

皇帝向其子嗣提供的婚姻建议给了他迎头一击：“需始终娶德意志公主为妻，以此增进家族联姻，使两者利益趋同，让德意志为我们的事业共同奋斗，扩大我们的影响力。”“遗嘱”给波兰留了一个特殊的位子：“必须分割波兰，使之动荡不息，纷争不止；必须用黄金收买领主，将之吸引过来，通过散播不和，对议事会采取行动，以此来影响国王的选择……”

“彼得大帝的遗嘱”的经历令人目不暇接。每次俄国和西方国家爆发冲突，它就会冒出水面。国务活动家、记者、小说家都说那是“彼得的指令”，说俄罗斯帝国想要攻占欧洲和亚洲。拿破仑之后，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法国人和英国人大量使用这份“遗嘱”。1914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在宣传中也用到了它。

20世纪初，有证据表明彼得一世并未留下遗嘱，归于他名下的遗嘱是1797年10月由移民巴黎的波兰人米哈尔·索柯尼茨基凭空捏造出来的。后者将“遗嘱”文本提交给了督政府。1812年，拿破仑读了“遗嘱”，经过修正之后，命令放入勒絮尔的书中。后来成为拿破仑麾下将军的米哈尔·索柯尼茨基在第一次瓜分波兰之后即已撰写了“遗嘱”，那时他因参与柯斯丘什科起义而在彼得堡被关了两年之久。他这么做就是为了将俄国当作敌人，激发“北方帝国”威胁论，设法吸引西方站到波兰一边。

索柯尼茨基的这篇文本还起到了很奇妙的作用。19世纪末，法国的反犹主义者也编造出各种“文献”，目的是证明犹太人有着独霸世界的图谋；于是，他们就将目光投向了“彼得大帝的遗嘱”。后来，这些“文献”在编订《锡安长老会纪要》的时候得到了采用。

很久以来，“彼得大帝的遗嘱”实属伪造一事早已不再受到质疑。但人们想要让俄国的第一任皇帝成为攻占世界的始作俑者这一事实，再次表明这么做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彼得运用武力使俄国跻身欧洲强国之列。自此以后，他的帝国就成了欧洲（因此，也是世界）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他拥有庞大的军队。武力弥补了经济和文化的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