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占据的空间与欧亚大陆相合。
——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
1 入侵
当年出现的这些人，没人知道他们是谁，来自何方，讲什么语言，属于哪个部族，信仰何种宗教。
——《拉夫连季编年史》
1223年，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名不见经传的人出现在了罗斯南部的大草原上。在汇入亚速海的卡尔卡河沿岸，罗斯军队和一个神秘的对手发生战斗，结果死伤惨重。罗斯各公国如基辅、加利奇、切尔尼戈夫、斯摩棱斯克的王公联手组建了一支8万人的军队，前去援助波洛韦茨人，因为后者抵挡不住突然拥入他们领土的这些骑兵。
王公们没想到自己面对的是蒙古大军的骑兵，这支军队有2.5万名士兵，是成吉思汗派遣来的。军队由两个军事奇才哲别和速不台统帅。成吉思汗的军队追击花剌子模的摩诃末苏丹，穿越波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经过杰尔宾特隘口，拥入北高加索的大草原。他们对沿途城市烧杀抢掠，军队惨败，民众悉灭。
加利奇王公剽悍者姆斯季斯拉夫的岳丈，波洛韦茨汗库坦，向女婿求援，要他帮助自己守卫领土。罗斯各王公齐聚基辅，决定向他提供援助，但是要向侵略者发动进攻，而非等待敌军来犯。蒙古军队首领采取一贯的策略，开始撤退，以逸待劳。姆斯季斯拉夫和波洛韦茨人在基辅的亲兵还未赶到之前即发起进攻，结果溃不成军。基辅君主被围困在自己筑壕据守的军营内，抵抗了三日，之后不得不投降。他和士兵悉数被杀。哲别和速不台将参与反抗蒙古人的切尔尼戈夫王公姆斯季斯拉夫的领地科泽利斯克付之一炬，把克里米亚的热那亚商行洗劫一空，并越过伏尔加河，在卡马河的保加尔人中间引起了恐慌，之后他们便折返进入锡尔河北部的大草原。
军事史上令人瞠目结舌的这场骑兵袭击战结束了。蒙古人进行侦察，罗斯各王公对他们发出的这个信息未曾加以重视。在亚洲腹地，还有一场入侵正在酝酿，其规模更是令人难以想象。事实上，成吉思汗在二十年的南征北战和一系列的胜利之中，所征服的帝国规模之大令人难以想象。1227年，成吉思汗驾崩，他的领地从朝鲜的边界地区一直延伸到里海，囊括了中国的大部、中亚地区、阿富汗、波斯。“草原帝国”的边界一再被往外推。同时代人称为“上帝之灾”的成吉思汗征服世界的计划可谓相当具体。
在勒内·格鲁塞看来，成吉思汗就是十二个世纪之久的草原游牧民入侵定居文明的历史的缩影。他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在身后留下如他那样可怖的名声。这位历史学家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个天才征服者的特征：“他将恐怖确立为政府体制，将屠杀确立为有条不紊的制度。”他还说：“从成吉思汗的生活方式、所处的环境及其种族来看，在我们眼里，他拥有的是沉着的头脑、健全的思维，他处事平衡，兼听兼信，为人可靠，慷慨大度，情深意切，不过，他又很严厉，拥有现实的管理素质，毕竟我们要明白，他管理的是游牧民，而非定居民……”阅读这位法国历史学家的著作，我们就会以为他对蒙古大汗焚毁城市、将抵抗他的居民屠杀殆尽的做法持谴责态度。但有许多证据表明，他这么做有很多理由。况且，在12世纪和13世纪，谁没做过这种横征暴敛的事情？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消灭对手都是战争期间传统的通行做法。同样，恐怖也是一种调节对手心理的工具，蒙古人对此使用得可谓炉火纯青。据说他们沿途犯下种种暴行，而这样的名声也可以使潜在想要抵抗他们的民众尽快屈服。
蒙古帝国的行政管理制度由成吉思汗确立，首先这是一种战争组织。游牧国乃是行进中的国度。大汗由忽里勒台（即军事会议）选出，忽里勒台拥有绝对的权力。所有蒙古人一律平等，皆臣服于大汗。习惯法（yassaq，即规章制度）并不由大汗制定，他要求的是民众遵守法律，不得逾越之。军队分成各个单位，名为“十户”“百户”“千户”。士兵服役年龄为十四岁到七十岁。万户负责维持秩序。根本的法律就是铁的纪律；如有违犯，会有两种惩处方式：死刑或流放西伯利亚。
帝国的创建者驾崩之后，这种组织的稳固性又得到了强化。1229年，忽里勒台负责将成吉思汗的土地分给他的儿子，并指定由其三子窝阔台继任汗位。1235年，按照传统，在成吉思汗的出生地，即鄂尔浑河河畔的帝国都城哈拉和林召开了另一次忽里勒台，决定发动世界大战。蒙古军队向三个方向进军：中国南方和朝鲜，波斯和外高加索，罗斯大地。第三支军队由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的儿子拔都率领，术赤英年早逝，未能成为伟大的征服者。军队的最高统帅被委派给了速不台，他是1223年攻占卡尔卡河的大军中的一员。
拔都手下约有3万名士兵，其中有4000名蒙古兵和大约2.5万名鞑靼人，鞑靼人是大草原上被征服的部族之一。一名俄罗斯历史学家写道：“我们可以将成吉思汗对我们的统治称为蒙古的桎梏，因为该王朝源起于蒙古；但我们也可以说这是鞑靼的桎梏，因为绝大多数征服者都由鞑靼人构成；我们同样可以称之为鞑靼—蒙古的桎梏。”分给拔都的军队（绝不比分给其他子女的军队优秀）负责攻占原本应由术赤攻占的领土，既然他已不在这个世上，那就由他的儿子来完成。术赤的兀鲁思（拔都所占有的土地）囊括了额尔齐斯河以东的大草原，其中就包括了富饶的花剌子模，以及伏尔加河以西所有的被占领土。
拔都的军队最先攻打的是伏尔加河畔的保加尔人。1223年，哲别和速不台在那儿就打过一次仗，把保加尔人打败了。蒙古人记得很清楚：他们占领了其首府博尔加尔（大城），并灭绝了城内的居民。编年史家写道，那个时候，弗拉基米尔的大公尤里正在庆祝自己两个儿子的婚事，浑然不觉危险已经降临。
1237年底，拔都越过伏尔加河，就这样进入了罗斯的疆域。梁赞的王公拒绝臣服和缴纳贡赋，决定起而抵抗。切尔尼戈夫的米哈伊尔和弗拉基米尔的尤里要求的援军尚未到来。梁赞在围城中坚守了五天，第六天陷落。所有士兵和督军悉数阵亡，城市被毁，居民遭到屠戮。其他城市也相继陷落。编年史家写道，梁赞地区唯余灰烬和烟雾。
弗拉基米尔地区的防守也不行：1238年2月，莫斯科以及公国的两座大城市弗拉基米尔与苏兹达尔被付之一炬。由尤里王公统帅的苏兹达尔的亲兵在西塔河畔被打得七零八落。王公被杀。鞑靼人向西进军，彻底摧毁了特维尔、雅罗斯拉夫尔，随后便向诺夫哥罗德进发。但在不到一百公里远的地方，他们又折了回去，也许是受到春季几乎难以穿越的森林和沼泽的阻碍，也有可能是诺夫哥罗德的商人行贿所致。
1238年，拔都的大军在顿河与伏尔加河的下游地区重整军备。次年，鞑靼人蹂躏了一遍罗斯南部地区的切尔尼戈夫、佩列亚斯拉夫尔。1240年，基辅经过激烈的抵抗之后，还是被攻占，整座城市几乎悉数被毁。接下来就轮到了加利西亚。王公达尼伊尔和他之前的切尔尼戈夫的米哈伊尔一样，也逃到了匈牙利。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的主要城市均被夷平。1241年初，蒙古军队兵分两路：一路向波兰进军，另一路（由拔都和速不台率领）向匈牙利进军。德国历史学家坎托洛维茨写道：“事实上，整个亚洲第一次被统一了起来，而欧洲由于内部关系紧张，四分五裂，分裂成了好几千个敌对的力量。”1241年2月13日，第一支蒙古大军攻占了桑多梅日，在赫梅尔尼克击败了波兰军队，并向都城克拉科夫进军。波兰君主波列斯瓦夫四世逃往摩拉维亚。居民们弃城而逃，鞑靼人一把火烧了这座城市。4月9日，西里西亚的亨里克仓促组建的由日耳曼骑士和奴隶组成的军队在莱格尼察战役中被蒙古骑兵全歼。第一支蒙古大军夺取了布雷斯劳，向南进发。他们穿过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向匈牙利平原涌去，在那儿的蒂萨河沿岸与第二支军队会合。其间，第二支军队（部队大部）在匈牙利作战，强行夺取喀尔巴阡山的隘口，从那儿进入加利奇公国和摩尔达维亚公国。蒙古军队在速不台的统帅之下，于1241年4月11日击溃了马扎尔人。
在诺埃尔附近的蒙古军队从结冰的冰面上越过多瑙河，攻占了佩斯特。匈牙利国王贝拉逃往亚得里亚海海边。速不台派遣分遣队追击他，分遣队一直追到了史普利特和杜布罗夫尼克。这时候，拔都也正在朝维也纳进军。惊慌失措的欧洲着手防御。1241年5月，日耳曼国王康拉德在埃斯灵颁发了国内和平诏书，呼吁十字军东征，对战当时所说的“鞑靼人”，欧洲人认为鞑靼人都是径直从地狱里出来的魔鬼。
拔都在遥远的西方得知窝阔台驾崩。遴选新的大汗需要他去哈拉和林。他命令军队返回伏尔加的大草原。战争结束了。其主要结果就是将罗斯纳入了术赤的兀鲁思和蒙古帝国之中，13世纪中叶，帝国覆盖了广袤的领土，从太平洋沿岸一直到亚得里亚海海岸。其边界几乎和欧亚空间完全相合。蒙古的桎梏在留里克帝国的古老大地上绵延展开。
蒙古桎梏时期（13世纪至15世纪）在罗斯民众的意识中留下了清晰无误的记忆：陌生的政权，奴隶制，压迫和专断。在民众的记忆中，鞑靼就是敌人，是背教者，是外部的入侵者。俄语当中对一种大翅蓟也称为“鞑靼蓟”。
历史学家对蒙古桎梏时期的看法各有不同。罗斯国第一部重要历史著作的作者尼古拉·卡拉姆津认为，拔都的入侵“使俄罗斯发生了巨大改变”，并坚持认为“这巨大的恶也有好处”。事实上，罗斯变成废墟有利于统一。如无拔都入侵，各王公之间的战争还会打上一百多年，最终使国家走向灭亡。尼古拉·卡拉姆津的结论是：“莫斯科应当感激可汗的伟大。”一个世纪后，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对13世纪罗斯北部诸王公也持这样的看法：“他们对自己家世和土地的传统毫无记忆，更谈不上尊重，儿女的职责和公共义务在他们眼里都是不存在的……他们只关心自己，将罗斯弄得四分五裂，封地东一块西一块，支离破碎，永远都在相争。”但王公们并不是只关心自己，他们还有求于鞑靼人。这位历史学家总结道：“金帐汗国的权力将统一的影子投射到了罗斯诸王公四分五裂的采邑上。”经常写出名言警句的克柳切夫斯基写道：“可汗的权力就是鞑靼的一把利刃，一刀把他们（诸王公）纷纷扰扰的事务造成的死结砍断。”亚·基泽维特也完全同意这个观点：“……鞑靼桎梏的外在影响……有利于诸王公的联合。”
有一段时期，阶级史观主导了对过去的研究，那时候对桎梏的阐释有一抹特殊的色彩。由于谴责民族主义（被称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承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动机，著名历史学家米利察·涅齐基娜是这么写的：“关于鞑靼人的残忍和‘暴行’，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都不惜笔墨，大加挞伐，而在封建时代，无论什么样的冲突都会如此，这是很普遍的事情。俘虏被杀，被弄瞎眼睛，沦为奴隶，这样的命运在罗斯封建主之间爆发冲突时也普遍都是。”这位历史学家发现“被鞑靼人统治的土地上的劳苦大众在被征服初期，常常将其视为盟友，盟友是来和他们一道与罗斯诸王公这些剥削者以及波洛韦茨贵族作斗争的，因为这些人无一例外都会向劳动者课税。所以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即群众发动起义，帮助鞑靼征服者”。米利察·涅齐基娜最后强调，“鞑靼人对俄罗斯的习俗、法律、语言和日常生活毋庸置疑造成了巨大的文化上的影响”。
19世纪的历史学家也从鞑靼桎梏中看出了正面意义。他们认为那是俄国在莫斯科麾下得以统一的催化剂。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历史学家从鞑靼入侵这段插曲中得出论据，以此来支持俄罗斯中世纪的封建特征以及13世纪至14世纪劳动人民发动阶级斗争反抗压迫者这样的论题。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对欧亚主义理论贡献极大，对他而言，“蒙古的遗产有助于俄罗斯人创建欧亚国的国体”。囊括在蒙古庞大帝国内部的罗斯可以说预示了其今后潜在的扩张性。历史学家、人种学家列夫·古米廖夫是个坚定的“欧亚主义者”，他甚至断定，“一直维系到1312年的罗斯—鞑靼之间的关系体系应被认定为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对他来说，关系破裂的那一年，就是伊斯兰教成为鞑靼人国教的那一年。可即便同意他对这个极具争议性的日期的看法，那也得注意到“共生共荣”的关系持续了仍有四分之三个世纪之久。
“桎梏”这个词的含义是明确的。但“鞑靼桎梏”这个概念仍值得做出限定、澄清、评注。迄今为止，这个概念可用来认定罗斯是落后的，可以解释罗斯遵循了一条特定的发展道路。“鞑靼桎梏”这个托词归根结底就是在向西方“表明”，西方因俄罗斯才免遭蒙古入侵。鞑靼的残暴仍然深深地烙印在俄罗斯的意识当中。对入侵时期恐怖岁月的记述充斥着对“无信仰、无法律的鞑靼人”残酷无情的描述。然而，《拉夫连季编年史》却记录了两件事情：“那年，鞑靼人拿下佩列亚斯拉夫尔—鲁斯基，杀了主教，屠戮了大批民众，将城市付之一炬；然后他们就离开了，带走了大量俘虏和战利品”；“那一年，雅罗斯拉夫向卡缅涅茨进发；他夺下城池，抢走了米哈伊尔王公的妻子和大量战利品。”所以，鞑靼人的行为和罗斯王公对待自己人的做法完全一样。鞑靼人招致的毁灭，为抵抗鞑靼人而发动的战争所遭受的损失，同罗斯诸王公之间的内部斗争导致的损失差不多。
“桎梏”的性质首先和人口相关。成吉思汗将蒙古铁蹄到达的额尔济斯河以东的所有地区都传给了长子术赤。术赤的儿子拔都率领骑兵直抵普里皮亚季河以及多瑙河的入海口。大约800万人就这样臣服在了3万骑兵的铁蹄之下。如今，历史学家驳斥了当时人所说的几万名“异教蛮子”所经之处摧枯拉朽的说法。蒙古人的主要力量，亦即他们的“原子弹”就是马。每名骑兵必配3匹马，一匹换乘，另一匹驮行李。一支军队，哪怕只有10万人（编年史家的说法从25万到30万不等），也需要大量的马匹，在被攻占的帝国内，只有某些地区才找得到这么多粮草。我们发现，发生于卡尔卡河河畔的罗斯人和鞑靼人的第一场战斗最终以入侵者的胜利告终。其获胜的原因之一是蒙古士兵人数少（3万人），使得罗斯和波洛韦茨的军队产生对手很弱的错觉。结果，王公们既没有联合起来，也没有协调行动。但也正因为如此，蒙古人人口上的劣势使其无法占据被征服的领土。
“桎梏”的性质很大一部分也是由鞑靼人在宗教层面上所显现出的宽容决定的。他们的宗教是一种特殊且复杂的体系，和所有宗教一样，其目的也是为了对宇宙、人的灵魂、尘世和彼岸的表现进行解释。1253年至1254年在蒙古帝国传教的方济各会修士卢布鲁克的纪尧姆写道，蒙哥大汗是这么解释的：“我们这些蒙古人信仰的是天上独一无二的神，预言家会把天神的意愿透露给我们听。”大汗在一场召集穆斯林、基督徒和佛教徒（他们都可以在帝国的民众中间自由传播其信仰）的辩论会上提到了蒙古的宗教。基督徒对大草原有很大的影响。这些基督徒都是聂斯托利派，正是他们在1009年使克烈人改宗，克烈人是当时那个时代讲蒙古语的中亚人中最重要也最文明的部族。自此以后，聂斯托利派又赢得了该地区其他民族的好感，其中就包括讲突厥语的民族。
以弗所公会议之后，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正教会基督徒归附于遭主教会议谴责的教会牧首(428—431)聂斯托利的教义，于是出现了聂斯托利教会。虽遭谴责，聂斯托利主义还是传播到了波斯、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
12世纪，只有蒙古人没有受洗。但蒙古人对基督教还是有一定尊敬的：成吉思汗的两个儿子都娶了基督徒，聂斯托利派还在自己的帐篷前进行礼拜。编年史家关于鞑靼人在其攻占的城市内摧毁东正教堂的说法并不会受到质疑。我们要讨论的是动机：蒙古人会在不愿投降，非要抵抗的“坏城市”里焚毁教堂，以及其他任何建筑物；蒙古军队里的聂斯托利派信徒人数相当多，他们会将作为“异端”的东正教堂彻底夷平；最后还有罗斯的编年史家以及僧侣更热衷于强调侵略者“心无信仰，目无法纪”的特点，而罗斯的教会受到了鞑靼人的特别关注，鞑靼人赋予其极多的特权。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甚至认为蒙古人是罗斯信仰的真正捍卫者。
“蒙古桎梏”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政府体制。比如，这一点就完全不会使人联想起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人的桎梏。在被占领土的任何地方，蒙古人都不设驻军；他们没办法这么做，是因为人数不够多。他们到处设立地方政权。鞑靼—蒙古人采取的是一种被占领土的间接管理形式。他们的要求只限于两点：承认可汗是最高权威，缴纳贡赋。为了确保能收到贡赋，可汗会任命自己的代表，即八思哈。照某些历史学家的说法，从13世纪末起，照另外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是从14世纪初起，罗斯王公便开始充任这个官职，为可汗向自己的臣民征收贡赋。
1243年，拔都从欧洲战场返回，军队停留在了伏尔加河下游地区，那儿是东欧的主要商道。那里后来建起了一座名为萨莱的游牧之城，那是术赤兀鲁思的都城，术赤兀鲁思也被称为金帐汗国。另两个兀鲁思也是蒙古帝国的构成部分：一个是成吉思汗的儿子察合台的汗国，囊括了中亚地区；另一个是其孙旭烈兀的汗国，旭烈兀继续攻城略地，将自己的版图从突厥斯坦经阿姆河、外高加索、波斯、阿拉伯人的领土，一直扩展到了幼发拉底河。哈拉和林的御座第二年还是空的。由于和法定继承人窝阔台之子贵由向来不和，拔都推称身体欠佳，没有出席忽里勒台大会。政权便由大汗的一个守寡的皇后脱列哥那临朝称制。
对罗斯王公而言，蒙古帝国的构架首先意味着存在两个权力中心：一者近，萨莱，一者远，哈拉和林。第一个理解这一点的是大家族弗谢沃洛德的儿子、弗拉基米尔的大公雅罗斯拉夫。他自己去了萨莱，将自己的儿子康斯坦丁派往了哈拉和林。距离还不重要：弗拉基米尔和萨莱之间相隔1250公里，而哈拉和林则要相距4500公里。雅罗斯拉夫走这一趟是很有道理的：照编年史的说法，拔都对来客推崇备至，认可其就是整个罗斯的大公。他还把基辅让给了后者。这座城市当时已是一片废墟。若望·柏郎嘉宾在穿过这座古城的时候，算了算只剩下不到两百座建筑，还看到堆积如山的尸骸。尽管如此，但基辅毕竟仍是尚无都主教的“都主教府”的中心所在，占据基辅这个事实仍然可以使大公享有特别的威望。
不过，雅罗斯拉夫并没有待在基辅。他返回到富庶的弗拉基米尔，以此强调弗拉基米尔以后就是“全罗斯”的都城。他向旧都指派了一名督军。
雅罗斯拉夫前往萨莱其实是一种政治选择，这件事将在好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决定罗斯历史的进程。在红太阳弗拉基米尔决定改宗东正教，以及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从南方折返至东北方之后，雅罗斯拉夫的选择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但效果并未一蹴而就。蒙古人来到罗斯后，找到了三个大公国：弗拉基米尔与苏兹达尔、切尔尼戈夫以及加利西亚—沃里尼亚。这三个公国之间无休无止的纷争是罗斯衰弱不振的一个根本原因。从地缘上看，弗拉基米尔与苏兹达尔罗斯离鞑靼人最近。而且公国大部分都被摧毁，但也许并不像那些编年史家所说的那么严重。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受到的影响不大，和萨莱相距更远，靠近拉脱维亚、波兰和匈牙利，这些国家并未被纳入术赤兀鲁思之内。而切尔尼戈夫公国比另两个公国遭了更多的罪：科泽利斯克城及其全部人口被鞑靼人消灭殆尽。
雅罗斯拉夫并不满足于第一个前往萨莱，他还成功说服拔都，使之相信他才是可汗最忠实的附庸。切尔尼戈夫的米哈伊尔没有援助科泽利斯克，自己逃到了匈牙利，后又逃往波兰。加利奇的达尼伊尔并没有忘记自己和萨莱之间还相隔1750公里，他有6万人的军队，曾在争夺沃里尼亚的手足相残的战争中击败过波兰—罗斯—匈牙利的联军，所以他并不急着去见拔都。
雅罗斯拉夫的决定成了今后实施的政策之基础，因为这并不只是弗拉基米尔与苏兹达尔大公的选择，它也是可汗拔都的选择，在针对罗斯的政策上，拔都是想要支持弗拉基米尔的。1245年，他召三位王公前往萨莱，三人全都受召前来。雅罗斯拉夫已熟悉这套外交礼仪：他知道在见可汗之前，必须从两个火堆中间走过，以示净化，且要向南朝拜已故的成吉思汗，并跪倒在拔都面前。加利奇的达尼伊尔是个精明的政治家，和异教的拉脱维亚、天主教的波兰和匈牙利联手，服从蒙古人的所有习俗，也受到了可汗的热情招待。自负的切尔尼戈夫王公米哈伊尔则拒绝鞠躬缅怀成吉思汗，故而被杀。米哈伊尔惨遭屠戮一事是“鞑靼恶徒”所犯下的大罪之一，至今也无法完全得到厘清。专门研究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苏联专家仍然觉得这件事充满了迷雾：“杀害王公是有预谋的。后来，东正教会将其列为圣徒，不过，在此期间，苏兹达尔王公总算将自己的一个主要对手扫除掉了。”
拔都的保护是问鼎君主御座的一个必要条件。事实上，鞑靼人对罗斯的现行体系丝毫不作改变，维持其政治体制，但夺取了任命王公的权力。罗斯各地的王公——可汗只看重留里克王朝——必须前往萨莱接受允许其进行统治的札儿里黑。列夫·古米廖夫将札儿里黑视作互不侵犯的友谊条约，他的看法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拔都也向黑海沿岸、叙利亚以及其他依附于他的地方的统治者签发了这样的条约。另一些历史学家参考各类编年史的说法，认为札儿里黑是一种授任证书，可汗以此来允准王公管理自己的领地。蒙古体制为间接管理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所有王公，不仅仅是大公，都可以要求获得这种札儿里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接触到可汗。这种“民主”意愿使术赤兀鲁思的长官成了公国之间的仲裁者，赋予其最终的决断权：王公们前来请求他签发授任证书，向他抱怨自己的亲戚和父母，向他检举揭发。札儿里黑确保了蒙古权力的稳固，这一点优于驻军，不管怎么样，驻军都会很麻烦。
拔都在萨莱的总部是帝国的第二个权力中心。帝国的都城在哈拉和林。尽管拔都的允准也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不能确保王公之位，所以还必须获得哈拉和林的批准。这个额外的障碍便使得罗斯的王公有机会在两个权力中心之间折冲樽俎，用一方来反对另一方。蒙古可汗会插手干预罗斯国内的事务，而罗斯王公也会帮助蒙古解决问题。但结果通常都很悲惨。
1246年，临朝称制的脱列哥那要求雅罗斯拉夫大公前来，对其进行委任。拔都的人同脱列哥那及其儿子、被选为大汗的贵由不和，所以雅罗斯拉夫并未被核准为罗斯的首脑。雅罗斯拉夫受邀来到大汗的帐中，太后还“亲手”给其喂食，但他很快病倒，一周后便撒手西去，只比其对手切尔尼戈夫的米哈伊尔多活了十天。脱列哥那有意将“其父的土地”授予雅罗斯拉夫的儿子亚历山大，于是召其至哈拉和林。继雅罗斯拉夫之后上位的是其兄弟斯维亚托斯拉夫。亚历山大分到了诺夫哥罗德、佩列亚斯拉夫尔和其他几处领地。他必须经过萨莱，摆在他面前的有一个选择：要么选择拔都，要么选择拔都的敌人，也就是脱列哥那的儿子贵由。他最终选择了拔都，不再对哈拉和林的召请做出回应。
雅罗斯拉夫是最早在政治上与蒙古人进行合作的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也会遵循这种政策。涅夫斯基做事有条不紊，而且执着，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会认清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择手段来达成，而且不会轻视任何一种方法，只要能为己所用，他都会使用。押在拔都身上的赌注只不过是亚历山大策略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先是术赤兀鲁思，也就是金帐汗国的可汗，然后是其继承者，都支持弗拉基米尔与苏兹达尔的王公，作为交换，王公也会支持金帐汗国。但选择并不止于此。雅罗斯拉夫、亚历山大及他们的后裔都处在这个地缘政治的博弈之中，13世纪中叶，博弈当中还有几个主要的参与方：英诺森四世麾下的天主教会，教宗战胜了罗马教廷的宿敌、霍亨施陶芬王朝的皇帝腓特烈二世，还使日耳曼人的帝国日渐衰落(1250—1266)；成吉思汗继承者的兀鲁思在1260年至1264年间分裂成的好几个部分，其中一个就是金帐汗国。
既然罗马教廷和蒙古人这两股力量互为敌对，那它们就只能此消彼长地你争我抢。亚历山大的选择并不是：要萨莱，还是要哈拉和林（尽管这也很重要），而是：要鞑靼人，还是要罗马教廷；要东方，还是要西方。拔都迅疾如风的入侵以及确立对罗斯的桎梏之后，罗斯诸王公都表明他们面前存在三个相当具体的选择。弗拉基米尔与苏兹达尔公国选择与征服者合作。和东北方不同，西南方的罗斯，也就是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及其王公达尼伊尔想要走折中之道，在鞑靼人和西方之间迂回行事。第三条道路就是抵抗，首先就是要和罗马教廷建立紧密的联系。切尔尼戈夫的米哈伊尔在基辅当了很短时间的领导人，他任命了修道院院长彼得担任都主教一职。达尼伊尔夺取基辅之后，米哈伊尔逃往匈牙利，但1245年他仍派遣彼得前往由英诺森四世在里昂主持的主教会议。“全罗斯主教”（当时人们就是这样称呼都主教彼得的）要求在座的高级教士襄助，来对抗鞑靼人。
彼得在主教会议上对鞑靼人的描述导致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教宗紧急派遣方济各修士若望·柏郎嘉宾前往萨莱和哈拉和林。他的途中见闻汇集成《吾等所谓鞑靼人之蒙古史》一书，此书犹如宝库，对当时那个时代的人物和事件讲述颇详。1246年，柏郎嘉宾参加了忽里勒台大会。他向我们描绘了罗斯王公雅罗斯拉夫、达尼伊尔、米哈伊尔，也见证了切尔尼戈夫王公遭处决以及弗拉基米尔王公的死亡。鞑靼人完全知悉米哈伊尔的计划，他们很清楚正是他将彼得派往了里昂。同样可能的是，他们也了解到了若望·柏郎嘉宾和雅罗斯拉夫之间的商谈，以及后者准备继续和罗马教廷进行谈判的信息。
而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则既不迟疑，也不怀疑：在他看来，同鞑靼人的合作是唯一可行的策略。促使他做出这个选择有诸多理由，其中一个就是强烈担忧西方的威胁。他小时候就和父亲雅罗斯拉夫去了诺夫哥罗德，十六岁的时候成为这个商贸共和国的王公和地方长官。1240年二十岁的时候，亚历山大在涅瓦河畔击退了乘坐百条战船前来征伐的5000名瑞典骑士。同年，鞑靼人夺取基辅，而对诺夫哥罗德王公来说，主要的威胁仍然是源于西方的压力。1242年，亚历山大在佩普西湖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这次，他歼灭了立窝尼亚的骑士团军队。
1937年，谢尔盖·爱森斯坦写了一部剧本，就是后来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诺夫哥罗德王公在剧本中是这样向民众解释其政策的：“对鞑靼人，我们可以等。有一个比他们更危险的敌人……离得更近，更具侵略性，我们就算缴纳贡赋，也得不到自由，那就是：德意志。”在爱森斯坦的电影中，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展示了斯大林1937年的策略：西有德国的威胁，东有日本的威胁。电影上映之时，“德国”更危险。两年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遭到禁映：此时，敌人成了盟友。但很有可能，这种对外部双重威胁的考量事实上也出现在了13世纪。况且，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完全有理由认为“德意志人”（当时把所有来自西方的人都称为“德意志人”）所构成的威胁远甚于鞑靼人。十字军战士会把夺取的土地占着不放，鞑靼人不会这么干；他们会在土地上建堡垒、城市，征服土地。在宗教层面上，十字军战士就是“狗骑士”，这些人迫使被占领土上的民众全部皈依天主教。而鞑靼人则极其宽容，在这一点上和十字军战士截然不同。
还有另一个动机可以解释亚历山大的选择。作为雅罗斯拉夫的儿子和大家族弗谢沃洛德的孙子，他继承了独断专行的性格，对专制权力拥有强烈的渴望。他屡次三番和诺夫哥罗德人发生冲突，因为后者喜欢和好商量的王公打交道，但一旦有侵略者威胁到他们的城池，他们又只能求助于瑞典和持剑骑士团的军队。威胁一旦解除，他们就会设法从野心勃勃的专制君主手中挣脱出来。鞑靼人的出现和亚历山大的选择将会大大地削弱“大诺夫哥罗德殿下”回旋的可能性，于是他们只能依赖弗拉基米尔与苏兹达尔的王公。
苏联有位历史学家曾写道：“加利西亚的波雅尔是罗斯最反动的势力。”对他而言，那些波雅尔“大肆宣扬要分裂成部族”，反对君主的中央集权，其反动本性暴露无遗。西南罗斯的邻居匈牙利、波兰、罗马教廷，甚至神圣罗马帝国，都会不知趣地插手干预加利西亚的波雅尔和沃里尼亚的王公之间的争斗。现有的势力都在天主教西方寻求盟友，而此时西方却夹在教宗派和皇帝派、教宗和皇帝之间被弄得四分五裂。西南罗斯，首先是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但还有切尔尼戈夫公国，公开反对金帐汗国。1254年，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的达尼伊尔由教宗加冕，成了小罗斯的君主。与鞑靼人战斗的重任自此以后就落到了他的肩上。
1250年，雅罗斯拉夫的儿子亚历山大和安德烈在金帐汗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既去了萨莱，也去了哈拉和林）之后，终于回国，两人身上都带了任命其为王公的札儿里黑。拔都支持亚历山大，但在成吉思汗御座上临朝称制的贵由的寡妻斡兀立海迷失，却对金帐汗国的主人充满敌意，自然另有打算。从此以后，君临基辅和罗斯全境的统治者便不再具有弗拉基米尔与苏兹达尔大公的称号了。
兄弟之中最年幼的安德烈在弗拉基米尔与苏兹达尔的土地上接受札儿里黑称制，而亚历山大的大公头衔也得到了批准。结果便出现了一个复杂的局面，导致冲突不断。一方面，亚历山大掌握着诺夫哥罗德、基辅以及佩列亚斯拉夫尔和德米特罗夫这些世袭的城市，这也就意味着安德烈得听命于他。另一方面，诺夫哥罗德又依附于弗拉基米尔与苏兹达尔，这样一来，亚历山大又得听命于安德烈。
安德烈和加利奇王公达尼伊尔的女儿结婚一事又让弗拉基米尔和加利奇结了盟。亚历山大的另一个兄弟、统治特维尔的雅罗斯拉夫也与之结了盟。哈拉和林发生的事件导致历史之轮出现了即将再次转动的迹象。在拔都的坚定支持之下，临朝称制的斡兀立海迷失被推翻。蒙哥继任大汗。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于是去了萨莱，获得了统治罗斯全境的大公称号。换言之，1252年，雅罗斯拉夫的儿子在三十二岁的时候成了弗拉基米尔与苏兹达尔、诺夫哥罗德与普斯科夫、波洛茨克与维捷布斯克的大公。他的政治手腕由此可见一斑。
拔都的支持并不仅仅体现在授予亚历山大的札儿里黑上面。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对大公上升之路的种种条件众说纷纭。其传记作者就说得很含糊：“亚历山大尚未返回弗拉基米尔，拔都就指挥两支大军向罗斯进发，一路前往弗拉基米尔与苏兹达尔，由督军涅伏留伊率领，另一路前往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由督军库雷姆萨率领。”其传记作者为大公提供了一个不在场证明之后，仍然指出：“拔都知道结盟的王公（弗拉基米尔、加利奇和特维尔的王公）拒绝承认亚历山大的权威。”要确认其中的原因，并由此得出结论，还是挺容易的。安德烈王公匆忙逃往瑞典避难，其传记作者非常清楚地阐明了其中的原因：“1252年，亚历山大来到顿河河畔，找到彼时统治金帐汗国的拔都的儿子撒里答，埋怨安德烈损害了长子的权益，接受了大公的称号，还不向可汗缴纳全部贡赋。埋怨完之后，亚历山大就获得了任命其为大公的札儿里黑，而此时由涅伏留伊率领的鞑靼军队已向安德烈进发。”当代历史学家却并未留下丝毫模棱两可的地方：“1251年，亚历山大前往拔都的金帐，与之确立了友谊，还和其子撒里答称兄道弟，由此成为可汗的养子。1252年，他带领一支鞑靼人的军队向罗斯进发，由经验丰富的将领涅伏留伊统帅。安德烈逃往瑞典，亚历山大便成了大公，德意志人也就不再向诺夫哥罗德与普斯科夫发动进攻了。”
涅伏留伊的突袭似摧枯拉朽，各种编年史都详细记录了其恐怖之处：民众沦为奴隶，劫掠，强奸，焚毁——这些成了强大的金帐汗国支持亚历山大的证据。1248年，英诺森四世的使节向诺夫哥罗德王公亚历山大带去了教宗的口信。若望·柏郎嘉宾曾在哈拉和林与雅罗斯拉夫作过交谈，并呈文上报，教宗便以此为依据，向王公提出帮助他反抗鞑靼人的建议，而王公应以皈依天主教来作为回报。亚历山大拒绝了这个请求：“……我们不接受您的任何教诲。”
为了理解亚历山大选择支持鞑靼人，而非“德意志人”的动机，就必须设想这位罗斯王公已洞察到教宗所承诺的帮助只不过是张空头支票。此外，1252年的事件证明了亚历山大的选择没有错。当涅伏留伊惩罚了不满鞑靼人的罗斯王公，劫掠了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之时，久经沙场的库雷姆萨的军队也被派往了加利西亚—沃里尼亚，攻打达尼伊尔王公。彼时依附于苏兹达尔的斯摩棱斯克的一支部队还护送了鞑靼人。西方并没有对加利奇的达尼伊尔提供任何援助，但这并未阻止他击败对手；他通过这件事证明了鞑靼人并非战无不胜，所谓的援助也都只是空头支票。1260年，在西南方作战的鞑靼军队的统帅遭到替换。鞑靼人在布隆杜伊的指挥下，穿过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的土地，向波兰进发，迫使达尼伊尔参加对其基督教邻居发动的侵略战争。王公被迫同意。鞑靼人把大城市刚刚完善、增强的防御工事悉数摧毁。加利西亚—沃里尼亚从此以后也就成了鞑靼人的囊中之物。
亚历山大在确保弗拉基米尔的王位高枕无忧之后，便着手完成父亲和祖父的梦想：让诺夫哥罗德稳定下来。从弗拉基米尔的情况来看，亚历山大必须对抗他的兄弟安德烈；从诺夫哥罗德的情况来看，他必须和自己的兄弟、特维尔的王公雅罗斯拉夫开战。诺夫哥罗德的波雅尔向来不喜而且惧怕趾高气扬的瑞典军队和十字军士兵，遂将亚历山大的儿子瓦西里驱逐出城，由雅罗斯拉夫取而代之。弗拉基米尔大公率领编年史中所说的“无数军队”向暴乱的共和国开拔而去。诺夫哥罗德人一想到弗拉基米尔与苏兹达尔的军队会侵入进来就心生惧意，犹豫再三之后，便向亚历山大的要求做出了让步，即罢黜地方行政长官，让瓦西里成为大公。亚历山大实现了一个重要目标，即罗斯诸王公（苏兹达尔、切尔尼戈夫以及其他公国的王公）都只拥有个人王权，转瞬即逝，继之而起的是弗拉基米尔的王权，那是永恒的权力。在金帐汗国的帮助之下登上弗拉基米尔的王座、权力得到巩固的亚历山大便这样成了诺夫哥罗德的君主。
这意味着弗拉基米尔与苏兹达尔王公的权威得到了增强，其权力得到了扩大，金帐汗国的权力也统摄到了诺夫哥罗德，毕竟鞑靼人从未在军事上占领过这里。1257年，当诺夫哥罗德人起来反抗鞑靼人强加的赋税，并把亚历山大的儿子瓦西里拉到了自己一边之后，大公亲自镇压了暴动。瓦西里在普斯科夫被俘，并被押往弗拉基米尔；暴动的领头者则受到了割鼻挖眼之类极其严厉的惩罚。
诺夫哥罗德的动荡表明鞑靼人从1257年起课取差饷、户税等赋税的行为导致人心普遍不满。普希金说得没错，鞑靼人和摩尔人不一样：他们攻占罗斯后，既没有带来几何，也没有带来亚里士多德。不过，这位伟大的诗人可能也会注意到，侵略者虽然没有带来亚里士多德和几何，但他们带来了特别完善和极有效率的行政体系和财政体系。拔都的征战于1240年结束，但在逾十五年的时间内，蒙古人仅满足于罗斯诸王公送往萨莱或哈拉和林的礼物，以及时不时的劫掠行为。之后，财政机器开始在帝国运转起来。1230年，正逢蒙古人南下伐金，时任中书令的耶律楚材向成吉思汗的继任者窝阔台大汗进言：“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
耶律楚材出身于契丹宗室，后转投蒙古人。他在任中书令时所推行的改革、所实施的政令将尚武的君主国改造成了官僚体制的帝国。耶律楚材引入了政府预算概念，且最终说服窝阔台相信，征税比夺取城池戮其民众的做法（蒙古的军事手段就是凡在进攻之前不愿投降者，城池若得攻陷，全城民众必屠戮殆尽）更有经济效益。
耶律楚材开始实施预算及财政方面的改革，向蒙古人征税。从1231年起，帝国民众均需缴纳直接税，税额为其收入的1%。中书令实施的这项制度最令人惊异的地方或许是，13世纪30年代被征服的中原人所缴的税并不重。耶律楚材向大汗解释，课税太重会引发民众逃亡，从而影响到国库进账，所以他只以户数为准来征税。
罗斯大地上的居民也是同样的情况，也就是说对他们课税没有对蒙古人课税这么重。为了使财政系统就位，蒙古人对罗斯境内的民众进行了统计清查。中国和伊朗已经清查过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负责保障统计工作有序进行。从他对诺夫哥罗德反赋税暴动的镇压来看，他对自己的政策主张坚定不移。
继人头税之后，针对将广袤的帝国连接起来的帝国驿站网络，又增加了车马税。鞑靼人为了征税，设立了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组织。大汗的代表八思哈被派往全国各地，他们可征用大多由当地人组成的部队。八思哈的存在可以确保赋税如期上缴。弗拉基米尔罗斯境内的大城市，如罗斯托夫、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都爆发了反抗放高利贷者(bessermen)的暴动，因为成吉思汗之孙、帝国王位的继承者忽必烈薛禅汗将罗斯境内的征税权出租给了这些人。放高利贷者滥用权力，违反了八思哈制度的征税规矩。后改为bassourmanine的bessermen这个词在罗斯境内是指“背信者”，针对的主要就是放高利贷者。
照某些历史学家的说法，杀掉征税的放高利贷者是由亚历山大倡议组织的，他在金帐汗国的别儿哥汗和中央政府之间爆发冲突时坐收渔利。亚历山大后来前往萨莱，征税权便转交给了罗斯诸王公。不久之后（此时亚历山大已死），八思哈制度遭到废除。俄语中保存了一些源于鞑靼人的财政术语：kazna（国库），kaznatchei（司库），tamojnia tamga（关税），kabala（因欠债而暂时为奴），kabak（销售酒精饮料的机构）。也别忘了diengui（货币、白银）和kopeck（戈比）、altyne（三戈比）这些词。蒙古的财政制度在罗斯存在了数世纪之久，而这与处于封建制度时期的欧洲截然不同。
1252年，亚历山大从萨莱返回，带回了任命其为大公的札儿里黑。编年史是这样写的：“亚历山大大公自鞑靼人处回返弗拉基米尔城，于金门处受到都主教和全体居民的迎接，他将登上其父雅罗斯拉夫的御座，弗拉基米尔城和整个苏兹达尔地区一片欢腾。”
都主教的存在并不仅仅是表示尊重的一个外在标志。加利奇王公达尼伊尔在收到金帐汗国任命其为基辅王公的札儿里黑时，他手下的大臣西里尔二世已被任命为都主教。西里尔当时正前往尼西亚的牧首处，以期获得牧首对他工作的认可；但他返回的时候，去的是弗拉基米尔，而非基辅。因此，罗斯东正教会首脑的这一行为表明，基辅已不再是精神权力的中心。于是，全罗斯都主教的所在地移向了东北方，那儿才是全罗斯大公统治的地盘。
西里尔二世在迎接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时候，表达了自己对大公的政策全盘赞许的态度。教会无条件支持亚历山大的选择，也就是和鞑靼人通盘合作的策略。之所以实施这个策略，有相当合理的理由。首先，我们说过鞑靼人对不同的宗教向来都极为宽容。他们丝毫不会阻止东正教的传播，也不会插手干预对教会显要的任命事务。而且，教会已被免除所有的赋税。和王公一样，都主教也会收到札儿里黑，以及免除所有修道院及其教区的贡赋以及任何形式税赋的证书。若有人对罗斯的信仰有丁点冒犯，就会被判死刑。1261年，已皈依伊斯兰教的别儿哥汗批准在萨莱设立主教席位。在金帐汗国腹地定居的东正教徒因此也就有了自己的神父，后者有权让萨莱的居民皈依罗斯的信仰。
教会之所以受到如此优待，是因为都主教和王公一样，都可直接接触到可汗，能影响其政策：都主教的一句话就能让可汗转怒为喜，或与之相反。王公也希望能获得教会的支持，从中获取好处。在罗斯的教会里，信徒都会为“自由的沙皇”祈祷，他们就是这么称呼可汗的，而且还会赋予其拜占庭皇帝的称呼，后来，这个称号又被莫斯科大公拿去了。都主教一旦获得可汗的札儿里黑，便可不受王公管辖。
罗斯教会开始趁此形势变得富有，巩固自己的地位，但这也是为了树立罗斯一统的观念。在这样的背景下，教会就成了统一的化身，照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的说法，只有“可汗的权力才能使罗斯诸王公零零碎碎、彼此无涉的采邑维持一种统一的假象”。这位历史学家认为，分裂的现状仍然继续影响着诸王公的领地：鞑靼人入侵之后，公国数量增加了两倍。仅在罗斯的东北方，公国就有十八个。鞑靼人当然不会去抵制这种现象，他们反而发现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合纵连横，摆布这些有求于他们的王公，从而让自己变得富有；而与此同时，他们却倾向于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最强大的君主来代表罗斯。尽管这位君主会受到都主教和教会的支持，但他和鞑靼人在政治上的利益相一致。克柳切夫斯基不无嘲讽地写道，金帐汗国的可汗并没有将自身的习俗强加到罗斯的身上，而是满足于收受贡赋，甚至认为“介入现行的秩序（不是好事）……因为在底下的那些王公那里没有任何秩序可言”。
教会统一是罗斯统一的基本要素，因为教会是信仰和语言的守护者，将相互交战的公国连接了起来。因此，捍卫信仰和东正教对教会来说就是头等任务，如今教会已经发现了一个可怕的威胁，那就是由西方发起的反东正教的“十字军东征”。面对这个教会所谓的生死存亡的威胁，宽容的鞑靼人转而成了他们的盟友。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经过论证，甚至认为可汗才是“东正教信仰的捍卫者”；他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中，看到了两个辉煌的功绩：“为了保护宗教自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牺牲了政治自由，他有两个丰功伟绩，一个是奋起反抗西方，一个是对东方卑躬屈膝，这两个丰功伟绩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护东正教，那是罗斯人民的道德力量和政治力量之源。”
置身于异族占领的环境中，弗拉基米尔主教塞拉皮翁的宣道词不啻是13世纪文学的顶峰，也是民众受教育和感化的榜样。一直到1274年，塞拉皮翁都是基辅洞窟修道院的院长，后随西里尔都主教前往弗拉基米尔。他在1230年左右写了第一篇宣道词，在拔都入侵之前，也就是大约四十年之后，写了第五篇宣道词。第一篇宣道词通篇都在预言灾难即将来临，将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内部不睦导致罗斯千疮百孔，这样的灾难似避无可避。等到灾难来临的时候，塞拉皮翁从中看出那是神的怒火。鞑靼人难道不是“上帝所降的灾祸”吗？塞拉皮翁描绘了可怕的图景：“我们的土地永远不会被夺走吗？我们的城池永远不会臣服吗？很久以前，我们的父兄不是就倒在了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吗？我们的女人、我们的孩子不就曾沦为奴隶吗？余下的那些人不仍然还受着背教者的奴役吗？我们的苦难、我们的痛苦快要有四十年了，他们仍在不停地横征暴敛。遍地饥馑，瘟疫让畜群十不存一，我们忍饥挨饿，却吃不到自己做出的面包，号哭和泪水使我们日渐憔悴。”究竟是谁导致了这一切？预言者如此问道。他的答案是这样的：“我们不信神，犯了罪，而且违抗神命，毫无忏悔之心。”正是这样才招致了上帝的怒火。
塞拉皮翁在既大张挞伐，又悲怆动人的讲道中，鞭挞了东正教徒的罪孽，出其不意地把他们和占领者对立了起来，而占领者则成了他心目中的典范：“异教徒尽管未识上帝之言，却不杀教友，不抢不偷，不毁谤，不奸淫，也不觊觎他人的财物；他们不是那种出卖自己兄弟的背教者……而我们自认为是正教徒，以上帝之名受洗，受十诫的教诲，却贪婪，伪善，毫无仁慈之心：我们劫掠和杀害自己的兄弟，把他们出卖给异教徒；我们检举揭发，妒心甚重，尽可能地吞噬彼此，上帝都看在了眼里！”
这个对比很大胆，将东正教徒的卑鄙和“异教徒”“背教者”的高尚对立了起来，由此表明受奴役的民众道德堕落之深，而与之相反的则是教会的力量，因为教会意识到自己是灵性的指导者。毋庸置疑的是，教会当局高于君权。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很清楚这一点。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生平》的作者强调：“(……)他爱教士、僧侣、托钵僧，敬重都主教和主教，听他们的话就像听基督本人的话。”即便认为这些话只不过是圣徒传记通常的夸张用词，但从中仍可以看出大公对教会的政策清晰无误。尽管他的父亲雅罗斯拉夫认为主教可有可无，而且公然染指教会的土地，但亚历山大却向教会分发土地和金钱，扩大其神意裁判的权力，用各种各样的礼物填满教会。
谢尔盖·爱森斯坦打算用亚历山大从金帐汗国返回之后死亡来给他的影片收尾。斯大林在读了剧本之后，不同意这样的悲剧结局，并写了一句话：这么好的君主不能死。但过去是不可更改的：1263年11月14日，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第四次从萨莱返回之后去世。“苏兹达尔大地上方的太阳熄灭了！”西里尔都主教在悼词中如是说。君主死的时候四十三岁，他在金帐汗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难免会激起当时人的怀疑，更何况他的父兄和远房的亲戚也都死于中毒。此处需要指出的是，通常情况下，鞑靼人刺杀罗斯王公，都是应其兄弟和侄甥的要求而为。所以说，鞑靼人这儿是不存在什么威胁的。要注意的是，1263年，立陶宛王公明道加斯也是在四十三岁的时候遭割喉而亡，列夫·古米廖夫提出的假设认为那是“德意志密探”所为。亚历山大和明道加斯已缔约，共同反抗条顿骑士团。照古米廖夫的说法，条顿骑士团于是决定除掉这两个人。
要给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生平和行为作一个小结并不困难，俄罗斯历史学家对他的看法倒是出奇一致。谢尔盖·索洛维约夫是二十九卷皇皇巨著《起源以来的俄国史》一书的作者，他就说得斩钉截铁：“使罗斯大地不受东方灾祸的侵袭这一事实，以及面对西方保全信仰和土地的功勋，使亚历山大在俄罗斯留下了光荣的记忆，也使他成为我国古代史上从单打独斗者到顿斯科伊之间最杰出的人物。”保护罗斯不受鞑靼人的压榨，捍卫信仰和土地来对抗西方，正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丰功伟绩”，谢尔盖·索洛维约夫之后过了四分之三个世纪，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是这么说的。历史学家完全赞同《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生平》作者的看法，该书作者认为这位罗斯君主不仅和“拔都沙皇”相处融洽，而且在涅瓦河畔抗击“罗马人”、在佩普西湖畔抗击德意志人的战斗中也英勇善战。在亚历山大的“丰功伟绩”之上，还得补充一点，就是面对教宗派遣的“从大罗马来的”使节，他是这样回答的：“……我们不接受您的任何教诲。”
乌克兰历史学家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又对亚历山大的形象做了一些补充：“蒙古人时常前来想必给亚历山大留下了丰富的信息，极大地改变了他的观点。凝聚力强，效率高，坚忍不拔，这些相悖于当时那个时代罗斯人的品质有助于蒙古人进行占领……从此以后，为了适应战无不胜的占领者，他们也只能掌握这些品质。蒙古人要求的是臣服和贡赋，认为自己有权由被征服者来养活，但他们在信仰方面和国族归属的情感方面，并没有进行强制。相反的是，他们对这些虽被征服，却很驯顺的民众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具有豁达的宽容态度。”鞑靼人让当地人主政，以此来管理被征服的土地，他们的宽容态度有助于加强当地的权力，身处远方的可汗对地方权力自然会有所限制，但同样也会倚赖他们。
苏联时期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传记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是莫斯科诸王公之父，是罗斯复兴政策的创建者。”亚历山大在罗斯历史上所占据的核心地位可以从家族谱系上清晰地看出来：他是单打独斗者弗拉基米尔二世的孙子，是莫斯科王公钱袋子伊凡的祖父。但对瑞典人和条顿骑士团的胜利以及可汗养子的身份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这一点。他身上糅合了单打独斗者的拜占庭理念和成吉思汗的蒙古理念。亚历山大对时局反应迅速，做事果断且不择手段，如果儿子反对他的政策，他也会和儿子对着干，他对拜占庭帝国和鞑靼—蒙古帝国两个大帝国适应得都很好，从中获益匪浅。罗斯的政治理念由此诞生，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今后俄罗斯政治的常量。
在这些常量中，第一个就是在西方存在一个头号敌人。它早已经存在于基辅罗斯的政治之中，但在亚历山大时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此时威胁已成为现实，东进始终极其具体且残忍地体现在“狗骑士”傲慢自负的策略之中。鞑靼入侵并非基辅罗斯衰落的原因，毕竟在卡尔卡河战役之前，基辅罗斯就已被诸王公弄得四分五裂了。西南方和东北方之间，弗拉基米尔与苏兹达尔和加利西亚—沃里尼亚之间的分裂也以同样的方式呈现出来。是选择鞑靼人，还是德意志人，同样出现在加利奇的达尼伊尔和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面前。达尼伊尔选择了西方和皇冠，亚历山大选择了鞑靼人和全罗斯君主的称号。随后几代人，尤其是历史学家，都对这个选择众说纷纭。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罗斯作为罗斯大地上最为重要的中心之一，很快就变得无足轻重，相继被立陶宛和波兰吞并；相反，罗斯东北部则相继以弗拉基米尔与莫斯科为核心，成为未来罗斯的中心。亚历山大虽实行反西方政策，却丝毫没有切断以诺夫哥罗德为中心的密集商贸联系，达尼伊尔和涅夫斯基的兄弟的亲西方政策证实了他的选择没错。
第二个常量就是东正教。采用拜占庭仪轨来施洗，以及后来的教会分裂，都使东正教成为不信任西方、对西方秉持敌视态度的根本因素。还需要注意的是，对参与东方十字军东征、在斗篷上绣十字架的条顿骑士团而言，“持教会分立论”的东正教徒和异教徒无异：有必要用剑与火对全体东正教徒施洗。对罗斯而言，反西方、反天主教的东正教会首先显现为统一的因素，是面向民众的精神力量，是独一无二的权威。同时，作为拜占庭教会的继承者，它始终都支持君主。政教合一的理念，国家元首也可领导教会的体制，先从君士坦丁堡传到了基辅，后来又传到了弗拉基米尔，最终在莫斯科旗开得胜。罗斯从未经历过类似于罗马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战争。俄罗斯历史上只出现过17世纪的教会牧首进行的扩展自身权力、削弱沙皇权力的尝试，导致爆发了牧首尼康和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之间的冲突；结果，牧首完败，由此成为悲剧性分裂的诱因之一。
第三个常量是专制权力。单打独斗者的理念，他对独一无二的专制权力的看法，都来自拜占庭，来源曲折：有看书得来的，也有从罗斯使节或希腊僧侣的叙述中听来的。成吉思汗的理念就是大汗具有专制权力的理念，萨莱与哈拉和林就是这样的学校：罗斯王公在那儿亲眼见到蒙古“沙皇”、罗斯所谓的“自由沙皇”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个主张绝对臣服的学校里，战败者学到了如何进行统治。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就是这样一个模范学生：他让对入侵者的臣服成为其政策的基础，无情打压反抗者，但这同样也损害了他自己的权力。
专制的学校同样也是帝国的学校：专制权力要求扩张帝国的领土，攫取更多的财富，而为了保全自己，他就需要专制权力。拜占庭和蒙古帝国就是这样的实用教程。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选择将罗斯，主要是其东北方地区放入了一个茧里，未来的罗斯就可在这茧里进化到高级阶段。转变过程并不平静：在茧里，为争夺成蛹权的斗争都很残酷。但罗斯诸王公之间的战争并未阻止这个国家在广袤的蒙古帝国内部得到发展，它获得了管理经验，扩大了商贸联系，在和鞑靼人联合作战期间也获得了军事经验。金帐汗国的领土上始终都很和平，打破这和平的就是罗斯王公之间的纷争，他们也始终都会让鞑靼人过去帮忙；而鞑靼人就会赶过去，毕竟可以去那儿大肆劫掠一番还是挺诱惑人的。
加利奇的达尼伊尔和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兄弟安德烈尝试组织抵抗力量反击鞑靼人之后，罗斯诸王公便同可汗紧密合作，以此为基础制定政策。他们为这样的选择找借口，认为涅伏留伊和库雷姆萨的远征极其血腥；但很清楚的是，同可汗合作也同样符合他们自身和国家的利益。列夫·古米廖夫讲到了一种“种族接触体系”，他的说法是，这就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而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点。这位俄罗斯历史学家甚至走得更远，提出了一个假设，即1262年，金帐汗国的可汗别儿哥和定都北京的蒙古中央政府（1271年，取名元朝）决裂，这标志着“东欧从蒙古的桎梏中摆脱了出来”。照欧亚主义者古米廖夫的说法：“俄罗斯第一次摆脱了蒙古人，这个巨大的功绩自当归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既然蒙古可汗别儿哥已经让罗斯不受蒙古人的管束，那也就没必要再去反抗“解放者”了。
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从卡拉姆津到古米廖夫，在提到包含于术赤兀鲁思内的罗斯各公国有可能从中得到好处的时候，都带着不同程度的谨慎态度，有的比较直接，有的只是在暗示（并没有省略入侵和桎梏时期将城池夷为平地、奴役人民的种种暴行）。
同时，在七百多年的时间内，通过民间传说、文学作品所表达出来的俄罗斯的集体记忆、俄罗斯的意识，都异口同声地认为鞑靼人就是敌人，是“魔鬼”“背教者”，恶的化身，信仰和东正教会的对手。编年史、文学巨著（《拔都汗夺取梁赞记事录》等书）、流行歌曲、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小说都在讴歌抵御“背教者”的英雄，赞颂被蒙古人杀害的坚守信仰的殉道者所受的苦难：传奇勇士尤帕特·克罗夫拉特是梁赞的守卫者，甚至还得到了拔都本人的赞誉；弗拉基米尔王公尤里在西塔河畔被击败后，率领残余的亲兵重返隐秘的基捷日城，只有未曾和敌人结盟者、良心未曾受到玷污的人方可得其门而入；切尔尼戈夫的米哈伊尔在萨莱殉道；还有同样多的人物，他们都显得很真实，远胜于历史学家的文字。仙女帮助尤帕特·克罗夫拉特建立功勋的奇闻怪谈不重要；弗拉基米尔的尤里在鞑靼人围攻梁赞时拒绝出兵援助，其真实本性如何不重要；米哈伊尔被杀时，其父母和亲戚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也已遭人遗忘。所有人都成了“抵抗英雄”。
编年史家记录的同时代人的见证经由各种抄本传了一代又一代人，这些抄本大多都是很晚出现的，而且不乏添油加醋的内容。还要记住的是，编年史、古罗斯的所有文献都出自僧侣和教士之手，而神职人员却又享受了蒙古当局的种种好处。这些僧侣的作品都是坚决反对鞑靼人的，他们表达的个体情感与王公的政治利益并不相符。经过了数个世纪之久，在展现鞑靼的“桎梏”时就出现了两个“过去”，或者是过去的两种视角：由事件堆积起来的历史，以及想象、幻想出来的历史。后者充满理想化，充斥着心灵高尚、灵魂纯洁的英雄，他们甘愿为信仰、祖国、人民而牺牲自己。前者很现实；都是政策操作，强调的是结果决定手段，以及“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三个）常量”。
2 莫斯科的诞生
上帝降福于你，将你置于高于所有君主的地位，他让这座城市充满荣耀，超越了其他任何一座城市。
——彼得都主教
14世纪最初十年，钱袋子伊凡是莫斯科王公，当时彼得都主教的这番预言将以其洞察力和直觉震惊未来数代人，无疑也会使同代人错愕。近一个半世纪之前，编年史提到了一个小村庄，其名为莫斯科，弗拉基米尔王公尤里·多尔戈鲁基就住在那儿，后来尤里成为基辅大公，将父母中的一方请来参加宴会。编年史家认为有必要记录这则事件，而八百年后，斯大林个人提议要庄重纪念这个伟大国家的首都的创建日。
莫斯科后来成为弗拉基米尔公国的一座小城市，并随着弗拉基米尔公国的扩大而扩大。1299年或1300年，克利亚济马河畔弗拉基米尔成为罗斯的宗教之都，来自基辅的都主教在此驻扎下来。几年后，彼得都主教将特区迁移到了莫斯科，1325年，他就葬在了这里。
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莫斯科王公的权力、公国的领土及其权威增长甚巨，许多人认为那是上帝的意志，是一个不可抗拒的上升过程。
莫斯科发展得如此之快，时至今日，其理由仍然在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之间众说纷纭。所有人都承认莫斯科最初相当破落。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死后，其子德米特里继承大公之位，但很快，他的另一个儿子安德烈对自己的兄弟发动了无情的战争。
亚历山大大公将弗拉基米尔与苏兹达尔的土地，以及问鼎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王位的权力留给了继承人；可汗的札儿里黑也使他们有机会征用其他王公的军队，从而让条顿骑士团的战胜者来守卫卡累利阿、涅瓦河、纳尔瓦，而不用把通往波罗的海的通道给封住。
基辅罗斯于是再也不存在了。基辅从此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而斯摩棱斯克和加利西亚—沃里尼亚也分离了出去。立陶宛人已经找到杰出的领袖明道加斯，于是把目光投向了波洛茨克和维捷布斯克。经过亚历山大的努力，在经历了蒙古人入侵之后，罗斯东北部变得愈发强大。但他的几个儿子却在痴心妄想，想要摧毁这个国家。
1266年，亚历山大的养兄别儿哥汗死后，金帐汗国经历了一段动乱时期，罗斯的编年史家称之为“大混乱时期”。可汗的权力受到了成吉思汗的继承人、著名的军队统帅那海的质疑，他还窃取了黑海西北方（那海大草原）几乎独立于萨莱的一块领地。动荡的局势对金帐汗国的影响不小，使之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而罗斯诸王公却从中获利，他们并不想从“桎梏”中解脱出来，而是有自己的算盘。1280年初，亚历山大的几个儿子之间开始爆发战争，且持续了大约十五年之久。戈罗杰茨王公安德烈决定夺取其兄长佩列亚斯拉夫尔王公德米特里的王冠，但这违背了其父的意愿以及留里克家族严格的继承顺序。1281年，安德烈来到金帐汗国，说服蒙哥汗授予其札儿里黑，以坐上弗拉基米尔的王座，他还得到一支军队，用来推翻王位合法的主人。大公势力的增长不利于诺夫哥罗德，所以其他王公都希望其势力能够得到削弱，故而对安德烈均持支持态度。罗斯诸王公率领大军出击，鞑靼人在苏兹达尔的很大一部分领土上烧杀抢掠；他们摧毁了德米特里的都城佩列亚斯拉夫尔，此前那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城市。德米特里召来那海相救，那海在鞑靼人的支持下击败了安德烈。但战争还是持续了下去。1285年和1293年，安德烈又有两次将鞑靼人引到了罗斯的土地上。在第三场战事中，他们洗劫了公国的都城弗拉基米尔以及另外十四座城市。安德烈的目的终于达到了：迫使其兄让位给他。他后来统治了十年时间。
由安德烈和德米特里的长兄达尼伊尔统治的莫斯科一段时间内并未卷入内部的纷争当中。随着人口增长，许多罗斯人都来到此处，想要过上平静的生活，于是莫斯科威望日增。后平静被打破，兄弟之间爆发了长时间的战争，莫斯科被推向舞台前部。1302年，达尼伊尔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的一个没有子嗣的侄子将佩列亚斯拉夫尔传给了他。这份礼物极大地增强了莫斯科的实力，却也引起了安德烈大公的强烈不满，按照惯例，这座城市应该属于他才是。安德烈死于1304年。但特维尔的米哈伊尔王公对此更生气。莫斯科和特维尔之间开始出现纷争，这是今后路途上的第一次考验。
达尼伊尔有五个儿子，长子尤里继承了莫斯科的王位，他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他把佩列亚斯拉夫尔抓得很牢，城里的人都倾向于他，而非特维尔的米哈伊尔。诺夫哥罗德人对米哈伊尔很不满，因为后者站在鞑靼人那一边，对他们征收极重的赋税（顺便也供自己使用），所以他们也支持尤里。只有萨莱想要结束这场纷争。于是，尤里去了可汗那里，请可汗颁赐任命他为大公的札儿里黑。作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幼子达尼伊尔的儿子，原则上来说，他是无法摘取王冠的。但习俗惯例已越来越不受尊重。鞑靼人的到来只不过加强了基辅罗斯本已明显的衰落倾向，而且这种趋势还在不停地发展。
脱脱汗宣布自己支持米哈伊尔，还给后者拨了一支鞑靼人的军队，用来教训不听话的诺夫哥罗德。尤里虽然失败，却并未气馁。他扩大了莫斯科公国的范围：他侵入到斯摩棱斯克的领地，夺取了莫扎伊斯克，并从梁赞手中夺取了科洛姆纳。1313年，脱脱汗驾崩。他的侄子月即别继位。月即别死于1341年，他在位期间是金帐汗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岁月。那时候，伊斯兰教已成为鞑靼—蒙古人的主要宗教，但其他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即东正教和天主教）也仍然可以自由传道。特维尔的米哈伊尔找到月即别，想从他那里得到任命其为大公的札儿里黑。这段时期，莫斯科王公尤里虽未获得札儿里黑，却占据着诺夫哥罗德的王座。他被召至萨莱后，不仅成功给自己脱了罪，还获得了可汗的好感。尤里在金帐汗国待了两年，结果之一就是和月即别的妹妹成了婚。可汗自己则娶了拜占庭皇帝的女儿为妻。于是，莫斯科王公进入了他那个时代地位最高的人物之列。尤里还得到了一支鞑靼人的军队作为嫁妆，他便立刻率领这支军队去进攻特维尔。1317年12月22日，米哈伊尔王公在距该城40俄里的地方击败了罗斯—蒙古联军，俘获了可汗的军事首领和尤里的妻子康察卡（东正教的教名为阿伽菲亚）。莫斯科王公的妻子，也就是月即别的妹妹死于被俘期间。编年史家都认为她是被毒死的。
战败后侥幸活命的尤里和打败他的米哈伊尔都被召至金帐汗国。米哈伊尔大公被控谋杀可汗的妹妹，公然抗命，还想携带珍宝逃到德意志人那里。他于1319年11月22日被处死。尤里得到了任命其为大公的札儿里黑。莫斯科王公第一次跃升至如此尊贵的地位。莫斯科原本是罗斯东北方赐给王室分支的封地中最无足轻重的一个公国，却从14世纪初起突然成了一个中心。莫斯科大公的地位当然还不太稳固。特维尔认为大公的称号应该属于他，自然不会善罢甘休。1322年，尤里受到特维尔王公德米特里指控，说他挪用了上缴给鞑靼人的一部分赋税，于是他再次被召至萨莱。德米特里同样也被叫了过去，照编年史的说法，德米特里的双眼“充满了仇恨”，他为父报仇，亲手杀死了尤里。随后，他也被可汗处死。大公的头衔被授给了米哈伊尔最小的儿子亚历山大，诺夫哥罗德人承认他为他们的王公。
依照当时的说法，弗拉基米尔大公亚历山大居住在特维尔的采邑内。1327年8月15日，居民举事，将驻扎在该城的鞑靼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编年史家对这次事件的细节说法不一。有人说这支军队是由月即别的堂弟（有说此人名叫绰儿汗，有说叫切夫卡尔，或者叫奇切尔坎）指挥的，死伤惨重；也有人说之所以发生暴动，是因为鞑靼人要从辅祭裘德卡那儿抢一匹膘肥体壮的良种小牝马。不管怎么样，绰儿汗的鞑靼军队遭到了屠戮。据说王公想尽方法要平息特维尔居民的怒火。
尤里的长兄、达尼伊尔的四子、莫斯科的钱袋子伊凡王公匆忙赶往萨莱。历史学家伊·扎别林写道：“整个罗斯怒声震天。可汗为此派遣了5万人。莫斯科的伊凡担心自己的安危，也担心领地的安危……眼见对特维尔公国的打击已无可避免，便决心力挽狂澜。”维尔纳茨基对这个说法作了解释：“月即别让莫斯科王公伊凡·丹尼洛维奇来惩罚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和特维尔人。于是，钱袋子就得到了一支蒙古大军，‘攻占了’特维尔。亚历山大王公逃往普斯科夫。伊凡获得了任命其为大公的札儿里黑。”
在莫斯科王公的统帅之下，蒙古大军对特维尔的土地进行大肆劫掠，摧毁了公国的都城，将民众沦为奴隶。那些成功逃去森林里的人也饥寒交迫而死，这次远征行动就发生在1328年冬天。伊凡对亚历山大穷追不舍，以期将他交给可汗受审。普斯科夫拒绝将亚历山大交出。都主教塞格诺斯特认为普斯科夫的民众收容罪犯，违反可汗的法律，便对其大肆诅咒，将之革除教籍。于是，亚历山大离开普斯科夫，逃到了立陶宛。
伊凡的统治成为罗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莫斯科最终还是获得了大公的头衔，公国物质和精神的飞跃发展也对此起到了作用。伊凡从小就得到了“钱袋子”的绰号，这是因为他腰带上总是随身挂一个小钱袋。有些历史学家说王公的内心仁慈是出了名的，他总是随身带一个小袋子，里面装满铜币，用来分发给穷苦人家。还有的认为这个绰号传递出了他的一个本质特点，那就是节俭为人，只是后来节俭演变成了贪婪。这个品质并不仅仅指他为人节俭，不会挥霍金钱和国库，也指他喜欢给公国开疆拓土，从而对新的土地拥有不知餍足的欲望。钱袋子伊凡买下了三座城市（乌格里奇、别洛焦尔斯克、加利奇），以及诺夫哥罗德、弗拉基米尔和罗斯托夫周边的村庄。他将大公的资产全部转移至莫斯科，驻扎于此的都主教彼得在临死前曾预言：如果伊凡建一座教堂纪念圣母升天，莫斯科就会将罗斯的所有土地都集中到它周围。1326年8月4日，钱袋子伊凡下令建造圣母升天教堂，这是莫斯科第一座石砌教堂。都主教彼得死后，其继任者确认都主教的主教府就设在莫斯科，从而使莫斯科成了俄罗斯大地上的宗教之都。
和金帐汗国紧密合作的政策导致了各种结果，编年史家记录的时候心情不错，这点还是可以理解的：“诅咒不再占据俄罗斯大地，不再屠戮基督徒；基督徒总算可以休养生息了，他们早已疲惫不堪，被鞑靼人暴力强加的重负压得喘不过气。从此以后，和平将会降临整个大地。”钱袋子伊凡一丝不苟地替可汗征收赋税，同时也不忘充实自己的钱袋子，莫斯科公国一片“祥和”。人们开始从四面八方蜂拥来到东北罗斯的这个角落，他们在这儿感到更加安全，正如15世纪的一份文件所示，伊凡“清除了罗斯大地上的匪帮”，确保了道路和城市的安宁。
钱袋子伊凡最终了结了莫斯科和特维尔之间的纷争。特维尔王公亚历山大在立陶宛待了十二年后，去见了金帐汗国的月即别汗，请求其宽恕，或准其返回自己的公国。可汗将特维尔城还给了他。于是，莫斯科王公便带着两个儿子前往金帐汗国，向可汗承诺自己的继承人会对可汗忠心耿耿，同时也尽可能地抹黑对手。月即别于1339年11月29日将特维尔王公亚历山大召至萨莱，把他和他的儿子费奥多尔一并处死了事。莫斯科和特维尔之间的纷争也就此尘埃落定。
《俄罗斯史》一书作者阿·别斯图热夫·留明在论及亚历山大的命运和双城的对立时，是这么论述两者的：“特维尔诸王公都比其他王公家族更顽强，和莫斯科诸王公争斗不休，而亚历山大就是有勇有谋的王公之一；斗争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原则，就是要获得霸权；差异并非体现在结局中，而是体现在使用的武器，更确切地说是体现在如何灵活地使用计谋上；特维尔诸王公要比莫斯科诸王公更有能力，也更忠诚，正因如此，他们输了。”
俄罗斯第一部真正史书的作者尼古拉·卡拉姆津在论述智者雅罗斯拉夫死(1054)后三百年的历史时说，在那个时代，“无数君主都急于建功立业，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反目成仇，受苦的臣民血流成河，而那个时代如今已静悄悄地没入了遥远世纪的夕阳之中”。19世纪俄罗斯最了不起的历史学家谢尔盖·索洛维约夫对13世纪至14世纪的文献了如指掌，他对那个时代说得言简意赅：“演员都在无声地行动，他们打仗、媾和，但无论是他们，还是编年史家，没人能讲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打仗，又为什么要媾和；在城市里、王宫里，万物平静安详，严丝合缝；所有人都被封闭在自己和自己的思想之中；门打开，人们走上舞台，他们做着一些事，悄无声息。”
从1238年拔都入侵到1328年钱袋子伊凡登基，十四任王公在弗拉基米尔的王座上鱼贯而过。每个王公的平均统治期是六年；事实上，王公更换得更加频繁，因为有的人的王位是失而复得的。其他公国的状况也是一样。由于历史资料稀缺，再加上王公的所作所为及其所追求的目标都很相似，所以他们最终都失去了个性。谢尔盖·索洛维约夫承认历史学家从他们波澜不惊的脸上很难看出其不同的特质。克柳切夫斯基写道，东北罗斯诸王公“局限于采邑的巢穴之中，只在捕猎的时候才会外出，一代又一代的孤绝，使他们变得贫乏而野蛮，渐渐丧失了宏图大志，只沉浸于雏鸟是否能顺利孵出这样简单的担忧之中”。这位历史学家注意到，东北方的王公虽然没有其南方的罗斯祖先那么好战，却“比他们更野蛮”。
而莫斯科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冉冉升起的。对于俄罗斯历史上的这一主要事件有多种阐释。专家根据自己内心的信念、政治背景或当前的科学范式，提出了各种地理、政治、经济、心理学的论点。总体而言，他们对该事件给出了一个相当全面的图景，从而证明历史学家的思考与纷争都是过去以及历史资料的重要一部分。
第一个解释是地理因素。对大多数历史学家而言，这一点不言而喻：莫斯科坐落于森林腹地，就在纵横河道的交汇点上，地理位置优越。莫斯科河及其支流与伏尔加河上游地区、奥卡河以及第聂伯河的上游地区相连。城市位于从切尔尼戈夫通往克利亚济马河畔弗拉基米尔（从南方到东北方）、从梁赞通往西北方的诺夫哥罗德方向的道路上。河流迂回地将莫斯科与梁赞连接起来，但最直的一条路要经过难以穿越的森林地带。
由于处在十字路口上，莫斯科王公能够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地理位置还给他带来了其他好处。首先就是安全：相邻公国梁赞、下诺夫哥罗德、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斯摩棱斯克形成一道屏障，所以莫斯科很少受到敌人的入侵。因此，人口大量拥入，都想来此过上安稳日子。森林里猎物众多，河流中鱼群雀跃，这片适合居住的空间吸引了各方移民。“因地理位置优越，莫斯科成了一个蓄水池，罗斯各地拥入大量生力军，他们都是为了躲避敌人的威胁而逃来此处的。”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对这个主要因素就是这么说的，在他看来，莫斯科正是因此而转变成了强大的罗斯公国。
这个观点遭到另外一些历史学家的反驳。他们并没否认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而是认为莫斯科河的支流在商贸中所起的作用被高估了，比如，下诺夫哥罗德或特维尔都是同样重要的贸易中心。伏尔加河要比莫斯科河重要得多，坐落于伏尔加河畔的特维尔和“大诺夫哥罗德殿下”之间的商贸很活跃，还通过斯摩棱斯克与立陶宛通商。当然，莫斯科是坐落于森林当中的，但俄罗斯到处都是森林，围绕莫斯科的森林也并不比其他地方更富饶。
所谓莫斯科有很大的诱惑力，作为避难之地，因人口增加而导致其实力大增的说法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的。13世纪，特维尔经历过三次鞑靼人的袭击(1238、1281、1284)，莫斯科经历过两次(1238、1293)。虽然特维尔受到极大削弱，但差别不是很大，不过，莫斯科很快就恢复了活力。而如某些历史学家所注意到的那样，鞑靼人并没有提出难以进入某个地区的问题。蒙古骑兵不是在夏天，就是在冬天到达了那里，正是可汗决定派他们去那里的。唯一的问题是萨莱的计划缺乏政治上的凝聚力。
对莫斯科为何会发展如此快速的问题，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的回答增加了心理因素，照他的说法是谱系因素。这座新城坐落于公国的边缘地带，在分土地的时候，城市就归到了大家族弗谢沃洛德的家族手里。按照现行的长子继位体制，莫斯科王公并无希望将谱系一直追溯到大公那儿。莫斯科的君主因此必须通过不太传统的方式来确保自己的地位和财富，那就是违反规则，无视“等级”和继位顺序。因此，“莫斯科诸王公很早就制定了特殊的政策；他们一上来就和传统反其道而行之，比其他人更快、更果断地抛弃了王公之间的家系，设法寻求新的道路，却又不用担心政治传统和习俗”。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认为莫斯科的最初几位王公“胆大包天”，“如猛禽一般蛮横”。
12世纪末，城市刚建成时，民间出现了一句谚语：“莫斯科建于鲜血之上。”这个说法源自建造了这座城市的这片土地的所有者波雅尔库奇卡，他是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的知交和亲戚（妻子一方），后来他还杀害了这位王公。这句谚语的预言性令人瞠目结舌，我们知道，好多世纪以后，古老的“库奇卡校场”成了卢比扬卡路和捷尔任斯基广场。不过，过分强调莫斯科诸王公政策的“血腥”也不公平；从当时那个时代的残酷程度来看，他们的残酷并不见得有多突出。
莫斯科冉冉升起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传统的继位模式中断，这也是基辅罗斯衰落的原因之一。从钱袋子伊凡算起，莫斯科诸王公在分配土地时总是将最肥沃的地块分给长子。古代的文献将这种做法称作“对长子继承权的补充”，这种做法变得越来越重要。新的做法受到了强烈的抵制，导致了残酷的冲突；不过，长子手里的土地还是集中得越来越多，实力也越来越强。
莫斯科地位上升有诸多原因，每个原因都有其重要性，但无疑主要还是和可汗的合作政策一直保持连贯性有关。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选择为莫斯科此后的政策奠定了基础，最后积聚起必需的力量，终至撼动了“鞑靼桎梏”。莫斯科和特维尔之间的对抗表明了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古罗斯史专家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断定罗斯的其他王公不及莫斯科王公有才华。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好几代特维尔王公由于颇具主动性、精力充沛、性格强势而非常突出。但归根结底，他们之所以都败了，主要是因为他们从14世纪初起便认为自己可以对抗鞑靼人。
与鞑靼人合作的政策确保莫斯科受到了萨莱的保护。而且，鞑靼人还大力支持东正教会。教会可自由传道，免缴贡赋，于是支持和金帐汗国和睦相处，而这是让民众过上安稳日子、教会地位得到巩固的唯一可行之法。莫斯科王公在用各种方式攫取土地的时候，尽力保持和平：公国的疆域越是广大，平静的区域就越大。此外，莫斯科所采取的政策阻止了罗斯大地的疯狂分裂。而教会也对国家的统一感兴趣。因此，诸王公之间爆发战争的时候，神职人员一贯都是支持莫斯科的。我们曾提到都主教塞格诺斯特，说他诅咒普斯科夫的居民，将之革除教籍，就因为普斯科夫的民众收留钱袋子伊凡的敌人特维尔的王公亚历山大。在伊凡的孙子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和鲍里斯王公为争夺下诺夫哥罗德而爆发战斗时，都主教亚历克西斯派圣三一修道院的创建者圣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前往那里，关闭该城所有的教堂，而且禁止举办弥撒，直到居民支持莫斯科王公为止。
莫斯科诸王公也对认可莫斯科政策的教会相当慷慨，赋予其道德权威，使这座城市成为灵性权力之都。都主教彼得曾离开基辅前往弗拉基米尔，后又在莫斯科安顿下来，他就曾向钱袋子伊凡预言：“上帝将赐福于你，将你置于所有王公之上，他会让这座城市的荣耀超过其他任何一座城市；你的子孙也将长久保有这个地方；他的手会击打你敌人的肩膀……”
莫斯科在实施统合于一体的政策时会采取各种手段，但这也和罗斯东北部占主导地位的分裂倾向相悖。公国越分越小，越来越穷，越来越弱。此时，它们已无力对抗莫斯科，而莫斯科则在吞并或远或近的小公国时，不停地壮大自身、强化自身。鞑靼可汗一有机会就会让王公们互相敌对，但对莫斯科的飞跃发展却持支持态度，毕竟强大的大公可以保证赋税及时上缴，而且莫斯科尽管贪财，却也不会对给可汗的礼物动手脚。1341年钱袋子伊凡死后，其长子谢苗获得任命其为大公的札儿里黑（并不像古老的继位制所希望的那样由伊凡的兄弟继位）。同时，可汗赋予了他统治其他所有罗斯王公的“支配权”。仅仅三十年前，钱袋子伊凡才获得大公的头衔，他的继承者更是超越其他王公之上。谢苗被同代人称为“高傲者”。这一称号显示了莫斯科大公对“下属”的态度。
莫斯科的最初几个王公像是羊圈里的狼，却得到了牧羊人的支持。阿纳托尔·勒鲁瓦—博利厄与19世纪的俄罗斯历史学家一脉相承，对莫斯科诸王公的道德品质也不看好：他认为这些人“狡猾，贪婪，缺少骑士风度，肆无忌惮”。但他恰如其分地评估了莫斯科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卑鄙无耻地耐心等待着伟大的时刻。”
对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后人在莫斯科河畔创建的这个出身卑微的国家，这位法国学者用“伟大”来形容之。尽管职业上的道德心迫使这位历史学家列举了莫斯科帝国创建者道德上的瑕疵以及他们所犯的罪行，但他并没有做出谴责。莫斯科诸王公和所有的同代人及其祖先一样行事，他们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后继者也将如此行事。20世纪后半叶，一位俄罗斯诗人写道：“政治上所谓的天才就是恶棍。”莫斯科最初几位王公并不是什么天才。他们的主要品质就是顽强执着，政策一以贯之，而他们的继承者则收获了果实。
通往伟大的道路漫长而艰险。障碍处处可见。最棘手的就是立陶宛。
3 立陶宛的飞速发展
这时候，立陶宛人民实力大增，开始劫掠亚历山大的财物。而他则把他们痛揍一顿，赶走了事。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生平》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传记说得没错：13世纪初，立陶宛人“实力大增”。他们很早就开始劫掠罗斯的土地，保护自己不受罗斯诸王公的侵袭。涅斯托尔的《往年纪事》说他们也向基辅缴纳贡赋。这部史书讲到了983年红太阳弗拉基米尔、1040年智者雅罗斯拉夫对抗立陶宛人的事情。胜利缺乏细节似乎表明胜利并不存在：生活在难以穿越的森林里的勇猛无畏的立陶宛战士成功保卫了自己的领土。
立陶宛人是波罗的海的部族之一，自古以来就生活在从波罗的海至维斯瓦河和西布格河下游的土地上。他们是异教徒，勇猛无畏，残忍无情，除了劫掠之外，他们还靠狩猎和捕鱼为生。直到13世纪初，他们既无城市，亦无统一政治力量意义上的国家。德意志人的到来将立陶宛人推到了东欧政治生活的舞台中央。1226年，马索维亚的康拉德向条顿骑士团求助，因为他无法单靠自己的力量战胜普鲁士的波罗的海部族，这些部族是立陶宛人的邻居，也是异教徒。十字军战士在康拉德提供的维斯瓦河下游的小片土地上安顿下来，他们不停地扩大自己的领地，奴役当地部族，使之皈依基督教，如遇抵抗，则悉数消灭。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就攻占了普鲁士人的土地，普鲁士人在战斗中消失殆尽，此外，他们还征服了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进行了猛烈的抵抗，同时还整合起来，创建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立陶宛如何出现于历史舞台上，至今仍然是个谜，解释众多，却都无法穷其现象。有人认为部落时代末期，波罗的海的三个主要部族无论在领土和人口上都差不多：拉脱维亚近14.5万人，5.8万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约2.5人；普鲁士17万人，4.2万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约4人；立陶宛17万人，5.8万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约3人。一个世纪后，立陶宛已成为金帐汗国和莫斯科公国的重要对手：立陶宛大公的领地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了黑海。
尽管以不多的人力凭借刀剑开创了一个帝国，但立陶宛人在历史上并不是例外。他们只不过是在模仿波罗的海海岸边的邻居瓦良格人或诺曼人，4世纪时，这些人来到基辅，着手建立国家。瓦良格人顺河而下，立陶宛人也是如此，但他们还有骑兵。和瓦良格人一样，立陶宛人也是异教徒。我们知道，罗斯于10世纪皈依东正教，这在强大的罗斯国的创建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立陶宛人创建了自己的国家，却仍然是异教徒。他们要到14世纪才接受基督教，在欧洲属于最后一批。
立窝尼亚骑士团的出现造成了威胁，立陶宛诸王公便集合军力来反对这种威胁。1200年至1236年间，立陶宛人对立窝尼亚人发动了二十三次袭击，对邻近的斯拉夫人发动了十五次袭击。在随后的时间里，比例翻转了过来：1237年至1263年间，对立窝尼亚人计有五次袭击，对斯拉夫人则达到了二十八次。理由很明显：骑士团越来越强，罗斯诸公国却因内战而四分五裂，越来越弱。这时候，明道加斯出现了，他是立陶宛无数王公里的一位。1248年，他夺取了尼曼河上游河道上的新格鲁多克，并开始乐此不疲地开疆拓土，而且颇有手段。编年史记录这些事件的时候没有添油加醋，但很有说服力：“明道加斯是整个立陶宛的专制君主……统治着立陶宛的土地，杀害自己的兄弟子侄，驱逐其他人，独自君临天下……”
他统治的三十年时间是立陶宛国得到稳固、疆域扩大（罗斯受损）、对德意志人进行抵抗的时期。1250年，明道加斯获得大公称号，改宗天主教，从教宗手上接过王冠。他聚集足够多的兵力，在杜尔别湖畔击溃骑士团，又开始改信异教。他杀害天主教徒及其随从，这么做无疑是为了表明自己恢复原初信仰有多么真诚。
1263年，明道加斯被其侄子刺杀。于是一段动乱时代开始了，但国家并未崩溃。政权之所以稳固，一个根本因素就是他们接受了王位父传子，或长兄传幼弟的规则。从1380年末起，一直到1572年，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立陶宛都是由同一个王朝统治着。
立陶宛国的真正创建者是格迪米纳斯大公，他的统治期大约是从1315年起，到他1341年死亡时为止。编年史说他由于家族人口众多，便想给自己的子女分赠土地，结果国土面积不断扩大。西边因为要抗击条顿骑士团，格迪米纳斯便快速向南北两方推进。他的国家从普斯科夫一直扩展到基辅的南缘，从伏尔加河上游一直扩展到沃里尼亚。国都则迁移到了维尔纽斯。
斯拉夫人占到立陶宛国人口比例的很大一部分。格迪米纳斯的头衔是立陶宛人、萨莫吉希亚人和罗斯人的大公。“罗斯”这个词在这儿应被理解成具有宗教意涵，因此此处所谓的“罗斯人”首先就是东正教徒。同时，东正教的文化也比立陶宛人的异教文化要先进。罗斯人在军队服役，也在宫廷服务（格迪米纳斯的好几个儿子都皈依了东正教），他们还时常履行外交使命。大多数人口讲的都是俄语（某种斯拉夫方言，后来成为白俄罗斯语）。
1341年格迪米纳斯驾崩——月即别汗和钱袋子伊凡也死于这一年——立陶宛陷入长达五年的动荡期：君主的兄弟和七个儿子将国家弄得四分五裂。渐渐地，格迪米纳斯两个最有能力的儿子（家里最后两个信异教的儿子）奥尔格德和科斯图提斯夺取了权力。他们统治立陶宛的时间长达三十年，政治清明，使该国成了一个大国。两兄弟分工合作，各据都城：科斯图提斯在特拉凯防守该国西部边陲，应对德意志的入侵；奥尔格德则在维尔纽斯拓展立陶宛的疆域，对抗罗斯诸公国。科斯图提斯是个坚定的异教徒。奥尔格德对东正教颇为宽容，他的第一任妻子就是维捷布斯克女王公，第二任是特维尔女王公，但尽管如此，他仍未放弃异教信仰。
格迪米纳斯的儿子统治期间，立陶宛和莫斯科发生过激烈的战斗，这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1358年，奥尔格德的政策很简单，那就是：“整个罗斯都应属于立陶宛。”这也就意味着要和莫斯科发生冲突，那个时候，莫斯科也有相似的计划；冲突特别尖锐，因为立陶宛和莫斯科公国很相似，但各自又有许多特点。他们政治上的根本分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莫斯科的政策永远不变，那就是和鞑靼人合作，而立陶宛的政策是和罗斯诸王公联盟，尤其是特维尔王公。
莫斯科王公高傲者谢苗在十二年的统治期内，去萨莱的次数不少于五次，目的就是为了寻求帮助来对抗立陶宛人。编年史家所谓的“仁慈的札尼别汗”对谢苗礼让有加，答应支持他。奥尔格德趁着罗斯诸王公之间纷争不断而扩展了立陶宛的疆域，但他让吞并来的土地实行充分自治。有些历史学家甚至说立陶宛国具有联邦制的特点，他们特别提到了波洛茨克、维捷布斯克、斯摩棱斯克，这些地方都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宗教宽容政策也得到严格执行；而且，立陶宛王公也都改宗了东正教，以期强化自己在被占领土上的地位。米哈伊尔·格鲁切夫斯基在提到立陶宛人兼并“乌克兰的土地时”，对立陶宛为何会轻易取胜做出了解释，他认为那是因为“民众受够了混乱无序和鞑靼人奴役的现状”。他们的权力之所以更容易获得接受，是由于“立陶宛王公并不介入当地事务，也丝毫不去改变当地的习俗。他们口号是‘我们不改旧制，亦不设新规’”。
王室联姻是立陶宛政策的主要工具。格迪米纳斯的继承者和特维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奥尔格德娶了特维尔王公亚历山大的女儿，特维尔王公伊凡则娶了科斯图提斯的女儿。下诺夫哥罗德（14世纪，下诺夫哥罗德成为伏尔加河流域重要的商贸中心，围绕该城形成了一片广袤的区域，直达莫斯科）王公鲍里斯也娶了奥尔格德的女儿为妻。他是诺沃西利王公伊凡和卡拉切夫王公斯维亚托斯拉夫的舅子，而这两个地方都是莫斯科公国的近邻。
和莫斯科诸王公一样，奥尔格德也喜欢专制权力，想要让王朝永祚，王冠世代在手，王室所有成员只要听命于长子，都会拥有土地（十二个儿子每个都拥有领地）。而且，立陶宛大公的榜样就是莫斯科。在奥尔格德和科斯图提斯统治期间，立陶宛成为军事强国，军队战无不胜。希腊作家尼基弗鲁斯·格列高拉斯（卒于1360年）阐释了14世纪君士坦丁堡对立陶宛的普遍看法：“立陶宛人臣服于独一的君主，人数众多，勇猛无畏，甚而战无不胜……其君主比北方罗斯的所有基督徒王公都要强势和英勇。他不向蒙古人缴纳贡赋，因为他的王国极为强大，而且城池坚固……”
王朝的军事力量、外交力量和政治力量使立陶宛得以把疆域“从一片海洋扩展至另一片海洋”。奥尔格德阻止了十字军对其西部边界的推进后，便率领大军向东南方进军。1361年，他夺下了从格迪米纳斯时期起即已独立于立陶宛的基辅，让儿子弗拉基米尔坐上了基辅的王位。他又继续向南推进，在布格河的支流青水河击溃了鞑靼部队(1362)，夺取了波多利。立陶宛—罗斯国占据了基辅罗斯的土地。金帐汗国因被内部纷争削弱，于是选择和立陶宛议和。从奥尔格德对莫斯科的袭击可以看出汗国的影响力已在削弱。1368年，立陶宛军队来到莫斯科城下，将守卫部队打得落花流水，不过并未夺下莫斯科。1238年以来，莫斯科公国的这座都城第一次变得岌岌可危。拔都的鞑靼人曾夺取、洗劫过莫斯科，如今，立陶宛君主来到城下，陪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特维尔王公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莫斯科曾让后者饱受羞辱。立陶宛虽所向披靡，却并未解决一个主要问题：将主要对手莫斯科清除掉，反而会使将罗斯全国各地统一在奥尔格德麾下的想法受阻。立陶宛计划的失败，首先可以由东正教会的态度来解释，毕竟教会无条件支持莫斯科。
1351年，曾于1348年至1349年肆虐欧洲西部的“黑死病”经由普斯科夫进入罗斯。1353年，瘟疫来到莫斯科，城市十室九空。谢苗王公和几乎整个家族都死了（谢苗的兄弟红脸伊凡是唯一的幸存者，从而登上了王位），都主教塞格诺斯特也未能幸免。都主教死前指认亚历克西斯为其继任者。奥尔格德本人则强烈支持基辅都主教狄奥多里克，他是保加尔牧首的人选：君士坦丁堡和塔尔纳（保加尔牧首辖区首府）之间的分歧终于昭告天下。君士坦丁堡拒绝认可塔尔纳的决定，任命与立陶宛君主达成协议的罗曼前往基辅，以期控制“全罗斯的都主教辖区”。亚历克西斯是个杰出的外交官和手段高超的政治家，他前往君士坦丁堡，获得了任命其为“全罗斯都主教”的任命书。直到罗曼于1361年冬季去世之前，东正教会都存在着两个都主教，但君士坦丁堡明确支持莫斯科和亚历克西斯。
1379年底和第二年年初，奥尔格德给君士坦丁堡牧首写了一封信，后来历史学家仔细研究了这封信。立陶宛大公在信中强调了在其国土上设立都主教府的必要性，毕竟这片国土囊括了基辅、斯摩棱斯克、特维尔、下诺夫哥罗德以及其他许多城市。奥尔格德说他想让莫斯科的土地臣服于立陶宛，他指出了两个敌人，说自己会向这两个敌人发动无休无止的战争，这两个敌人就是莫斯科和条顿骑士团。立陶宛会在两个方向上行动：一是抗击不断蚕食吞并立陶宛国土的十字军骑士（1362年，十字军攻占了考纳斯；1367年，他们又入侵了科斯图提斯的都城特罗凯；1377年，维尔纽斯又遭十字军围攻……），一是持续扩张领地，以使莫斯科处于下风。1368年，奥尔格德来到莫斯科城下；1370年，他再次围攻莫斯科王公的这座都城；1372年，他第三次攻城。但这几次进攻均无疾而终。第一次发动袭击期间，奥尔格德在莫斯科城下待了三天；第二次几乎没怎么停留；第三次，立陶宛和莫斯科的亲兵彼此相隔，只是打量对方，并未交手。
1360年至1370年间，两个对手的力量逐渐持平。而且，双方对峙时，都害怕进行实打实的军事交锋，彼此都觉得自己的后方受到了威胁；一个是怕鞑靼人，一个是怕德意志十字军。在这样的背景下，教会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其天平倾向于一侧。都主教亚历克西斯比莫斯科诸王公更厉害，战胜奥尔格德的正是他。他从君士坦丁堡接获了将克利亚济马河畔弗拉基米尔设为“全罗斯”都主教驻地的授权书。不过，继彼得之后，这位都主教也将宅邸安在了莫斯科。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是这样描述后来成为东正教会圣徒的亚历克西斯都主教的：“都主教亚历克西斯出身于波雅尔家庭，自始至终都在和各位王公一道保卫国家、管理国家，走的是一条军事和政治的道路；他相继成为莫斯科三位王公的主要谋士，领导波雅尔议事会，前往萨莱讨好可汗，说服他们放弃不利于罗斯的想法，使用其职责所能赋予的一切手段打击罗斯的敌人，捍卫莫斯科君主的至高权威，革除不愿臣服于莫斯科君主的罗斯王公的教籍，坚持不懈地支持莫斯科的至高权力，确保其成为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全罗斯唯一的宗教核心。”这位历史学家大致叙述了亚历克西斯都主教的事迹：使莫斯科成为罗斯的政治中心，从而也是宗教中心（或者说，成为宗教中心，故而成为政治中心）；为实现这一目标，或求助于外交手段（涉及与金帐汗国的关系），或诉诸武力（教会拥有的武力）来对抗莫斯科的敌人（特别是拒绝听命于莫斯科君主意志的罗斯诸王公以及立陶宛）。对都主教亚历克西斯而言，莫斯科在罗斯的对手，尤其是同立陶宛联手反对莫斯科的那些对手，要比鞑靼人危险得多。
亚历克西斯的行为导致了多种结果，强化了教会对精神生活的掌控和影响，也增强了莫斯科公国的政治影响力。19世纪，一位教会史学家写道：“主教的权力达到了罗斯从未出现过的高度。”当时的一位专家认为都主教亚历克西斯对罗斯的贡献，正如“额我略七世对罗马教会的贡献，梭罗对雅典的贡献，琐罗亚斯德对伊朗的贡献……”
和后来罗斯最受人尊崇的圣徒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一样，都主教亚历克西斯除了履行教会的事务之外，还阻止了奥尔格德实现自己的计划。奥尔格德并没有如自己所期望的那样，成功说服罗马将波罗的海沿岸的条顿骑士团迁至黑海的大草原上来对抗鞑靼人；他也没有夺回在与十字军的战斗中失去的立陶宛土地；他也没能将整个罗斯置于立陶宛的权威之下。尤其是，他发现自己并没有能力征服莫斯科。历史学家们都在想，如果立陶宛大公皈依他土地上大部分人都信奉的东正教的话，他究竟会获得什么样的机遇：有可能会取代莫斯科，成为东正教全体公国的中心，并将基辅罗斯置于立陶宛的庇护之下。
奥尔格德并不适用于这种选择。他的儿子雅盖隆（欧洲最后一个异教君主）皈依天主教后，便将立陶宛并入了波兰。但和莫斯科公国以及之后同莫斯科国与罗斯的冲突仍然没有停歇。
第一个回合，莫斯科胜出：它岿然不动，击退了立陶宛的进攻，领土不断扩大。奥尔格德死于1377年，我们知道他共有十二个儿子。科斯图提斯的继承人在1382年父亲死后同样也在觊觎王位。立陶宛的“大混乱时期”等于解开了绑缚于莫斯科双手上的镣铐。
4 库里科沃战役
在卡尔卡河战役和马麦溃败之间，经过了一百六十年时间。
——《顿河彼岸战记》节录
由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发起的罗斯诸王公与马麦汗率领的鞑靼人之间的库里科沃战役，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重要事件。1223年，罗斯亲兵在卡尔卡河被“从四面八方冒出来的”蒙古骑兵击败，成为蒙古桎梏的开始，而从那时到1380年在顿河沿岸对战马麦大军的库里科沃战役之间已经过去了一百五十七年时间。《顿河彼岸战记》以诗化的语言描述了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大公及其亲戚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王公“战胜他们的君主马麦沙皇”的事迹，此书写于战斗之后没过多久（1380年至1390年间），如此一来，从战败到胜利的这段时间便凑够了一百六十年。
一个半世纪内，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最先发生变化的是鞑靼人的对手。1223年，成吉思汗的两员猛将哲别和速不台率领骑兵冲向卡尔卡河沿岸，与之对阵的是好几位王公的亲兵，基辅罗斯此时已在走下坡路，四分五裂，根本无法对敌人进行有效的抵抗。1380年，罗斯诸王公的亲兵以莫斯科为核心，来到了南方大草原的顿河河畔，他们的兵力始终在增长，还得到了教会的赐福。罗斯的对手在这一百六十年间也发生了变化。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创建的强大帝国很久之前就已分成了几个部分：中国和蒙古的元帝国；波斯的伊儿汗国；中亚的察合台汗国；术赤兀鲁思，包含了金帐汗国（其势力延及罗斯诸公国）、白帐汗国（囊括了从锡尔河右岸直至咸海的疆域）、蓝帐汗国（包含了里海至咸海之间的疆域）。
1359年，大公红脸伊凡和金帐汗国的别儿迪别汗双双死亡。莫斯科君主的继位者德米特里年仅九岁。别儿迪别在刺杀其父后登基，统治两年后自己又被杀，他的死亡开启了一段无政府时期，用罗斯编年史家的说法，就是“大混乱时期”。在萨莱，各汗上台和下台的速度极快；有的统治期不满一年，随后就像其前任那样被人刺杀。金帐汗国不再是统一体。两个可汗同时统治。马麦是“制造可汗的权臣”，克里米亚和黑海沿岸就是他的统治区域。由于他并非成吉思汗的后裔，故无法僭取王位，但他拥有足够的军队，谁能讨他欢心，他就让谁登基。
金帐汗国的衰败以及“大混乱时期”并没有改变一个半世纪以来确立的习俗。莫斯科的波雅尔向萨莱派出使节，以期为年幼的君主德米特里获得札儿里黑。他们甚至把这孩子带到汗国去。罗斯始终需要由“鞑靼沙皇”颁发的授任书。可是，以九岁的君主之名来寻求授任，这本身就是变化的征兆。莫斯科希望无论由谁掌握权力，其权力世袭的性质都能获得认可。金帐汗国的可汗将札儿里黑授予苏兹达尔的王公，但可汗很快被杀，而萨莱的新主人则倾向于莫斯科。苏兹达尔王公拒绝交还大公的头衔，而这也正好可以再次说明鞑靼权威已然衰落。由时年十一岁的德米特里率领的莫斯科军队便包围了佩列亚斯拉夫尔，来自苏兹达尔的对手正避难于此。被包围的王公只能让步，但他向萨莱告了一状。这样他就获得了札儿里黑。另一个由马麦支持的可汗却给莫斯科王公发去了札儿里黑。莫斯科的军队便将苏兹达尔的领地劫掠了一番。
随后的二十五年时间是莫斯科跃升史上的重要阶段。莫斯科公国在四条战线上作战：金帐汗国、立陶宛、特维尔、梁赞。主要敌人是立陶宛，最大的盟友是鞑靼人。但如果说在此之前，莫斯科是在跟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打交道，那此后的局面就截然不同了：金帐汗国已经衰弱，觊觎萨莱汗位的纷争自可提供回旋的空间。莫斯科的对手也不会放过这些机会：特维尔和梁赞趁这个时机请求获得奥尔格德的支持。对手之间时而缔约，时而解约，但莫斯科和立陶宛这两个宿敌谁都不会忘记自己的最终目的，那就是将罗斯统一于一个核心周围。
战斗和国族无关：罗斯人打罗斯人，彼此摧毁对方的土地，其激烈程度不亚于对战穆斯林鞑靼人或异教徒立陶宛人。冲突属于政治层面。这儿涉及了两种国家概念。特维尔、梁赞、苏兹达尔这些伏尔加河畔的富裕城市都在反对莫斯科的中央集权制，他们宣扬分离主义，恪守传统，梦想重启源于基辅罗斯的古老习俗。其盟友立陶宛想要将所有的东正教公国聚集在一起（这一点在奥尔格德统治时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会给予各公国以全面的自治权，他也不会违反任何一种形式的传统。
莫斯科政治的观念截然不同。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之子达尼伊尔的继承人、莫斯科诸王公都矢志不渝，想要创建一个由专制君主统治的中央集权国家。六代人的时间里，他们只追求一个目标，只朝一个方向行动，直到伊凡三世统治时期，他们才达成自己的目标。照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的说法，达尼伊尔的后代有一个重要的品质，就是“持续且出奇的平庸”。缺乏个性，缺乏真正的才能，也缺乏可以博取别人关注的恶习，使他们沿着父辈划定的那条政治道路行进。这位历史学家特别指出，在王公们正面的特质当中，有一股强烈的家族情感力量，正是这股力量使莫斯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避免了内部战争；他还提到了王公们心地仁慈，懂得节制，行事谨慎，以及累积财富的能力。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列举了莫斯科公国建造者的种种美德，但他也没忘记说他们性格贪婪，“悄悄窥伺着邻居”。
伊凡和瓦西里泯然众人，而历史上被称作顿斯科伊的德米特里王公很快就跳脱了出来。德米特里九岁成为王公，三十年后驾崩，其最大的荣耀就是在库里科沃战胜鞑靼人。1941年11月7日，斯大林在红场上讲话，说德国人已兵临莫斯科城下，能用望远镜观察城内动向，他对士兵们说起了“我们伟大而英勇的祖先”。他首先提到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然后就是德米特里·顿斯科伊。
对外政策是德米特里主要关心的事情，或者说正如其同代人所观察到的，这也是同样影响了莫斯科王公国内政策的都主教亚历克西斯所关心的点，而这一点也得到了历史学家的支持。亚历克西斯在位二十年时间，直至1378年去世（这也是德米特里统治期的头二十年），他的政策就是要强化莫斯科的权力。其表现形式就是扩大公国领土，削弱对手。行文生动的编年史毫不怀疑，正是亚历克西斯为德米特里的政策制定了规则：“德米特里将所有王公都置于他的麾下，谁若拒绝臣服于他的意志，他就会对那人实施打击。”“实施打击”这个表达法在特维尔王公米哈伊尔的身上体现得相当充分。德米特里决定对特维尔诸王公之间的纷争进行干预之后，便将米哈伊尔及其波雅尔召至莫斯科进行仲裁，并立即命人将这些人全部投入黑牢之中。是鞑靼使节将他们救了出来。如果德米特里毫不忌惮危险的劲敌特维尔王公的话，可以想象得出他是不会轻易放过那些最弱的王公的。
特维尔和梁赞无意于接受莫斯科自命不凡的意图，于是动用各种手段来对抗德米特里。特维尔王公米哈伊尔共计三次“派遣”立陶宛亲兵攻打莫斯科。特维尔—立陶宛的威胁对莫斯科都城造成了影响，从而促使德米特里拆除克里姆林宫周围的木栅栏，改用石头圈围。从那时起，莫斯科便有了“白石”之称。14世纪70年代，在莫斯科的持续打击之下，特维尔和梁赞迅速衰败了下去。
都主教亚历克西斯除了强化莫斯科的权力之外，还有另一个目的：巩固君主的专制权力。都主教为处死伊凡·维利亚米诺夫举行了降福仪式，维利亚米诺夫是莫斯科维彻最后一任已故会长瓦西里·维利亚米诺夫的儿子。伊凡公然反抗对旧维彻最后残存的一点自由进行压制的做法，于1374年8月30日在库奇卡校场被斩首。
亚历克西斯政策的第三个基本因素是强化教会指导国家事务所扮演的角色。东正教在国家精神生活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它作为将各个公国的信徒统一起来的力量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此时也被都主教改造成了国家的政治工具。当代历史学家说“东正教神权政治的这座大厦由都主教亚历克西斯建成，得到了圣三一修道院院长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的帮助”。从许多方面来看，亚历克西斯在小德米特里身边的所作所为很像黎塞留与路易十三。由两个例子可见，历史的发展惊人相似：受到大多数人拥护之后，君主便不再听取良臣的谏诤，以此来确立自己的自主性。德米特里果断、粗暴，“堪称伊凡雷帝的先驱”，他牢牢地将权力握在了自己的手里。尽管亚历克西斯对他采取抵制态度，不愿君主在精神指导方面越俎代庖，谢尔盖和苏兹达尔的主教也对他持反对意见，但德米特里就是不让步。亚历克西斯的候任者米季亚伊在前往君士坦丁堡接受主教冠的途中死亡。德米特里由于怀疑新任都主教毒死了米季亚伊，从而拒绝在莫斯科迎接他。直到1381年，由于得到谢尔盖的支持，莫斯科君主才同意基辅都主教前来都城。
亚历克西斯之死没有改变莫斯科的政策基础。但在都主教生前，莫斯科就表露出想要摆脱鞑靼人，利用金帐汗国的“大混乱时期”为自己谋利益的微弱愿望。1375年，特维尔王公米哈伊尔从萨莱得到了任命其为大公的札儿里黑，这份任命本已颁发给莫斯科王公德米特里，但后者没把金帐汗国放在眼里，纠集大军将特维尔的领地劫掠了一番：城市被焚毁，粮食被劫走，民众沦为奴隶。米哈伊尔王公逃到了立陶宛，萨莱便承认了德米特里用武力得到的权利。鞑靼诸可汗东征西战，彼此内讧，根本没把金帐汗国当回事，罗斯诸公国有时战胜，有时战败。于是，莫斯科的亲兵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对战鞑靼人，从而获得了战事方面的经验。1377年，德米特里派遣军队前去援助岳父苏兹达尔王公。莫斯科战败。次年，德米特里在沃扎河畔（梁赞的领土）战胜了穆尔扎别季奇的军队。
1380年，“伏尔加金帐汗国背信弃义、刚愎自用的君主马麦”亲率大军进攻莫斯科。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列举了这场战事的参与方：马麦汗“将希瓦人、布尔塔斯人、拉西人投入战斗，还和立陶宛王公雅盖隆及黑海的热那亚人联盟”。他还可以把罗斯的参战者加入名单里去。梁赞王公奥列格不满足于归附马麦，于是向立陶宛大公雅盖隆派遣了一名特使，发出邀请：“立陶宛雅盖隆大公，我向你宣告一个好消息！我知道你很久以来就有计划要将德米特里王公驱逐出去，夺取莫斯科。我们的时机来临了。因为马麦大汗正亲率大军追击他。我们加入追击队伍吧。”雅盖隆接受了这个邀请；他在准备对战莫斯科的时候，和骑士团签订了条约，以确保后方的安全。
马麦的联军杂七杂八，而与之对战的德米特里的军队则由倾向于莫斯科的罗斯诸王公构成，但其中也有立陶宛的两个王公，他们是奥尔格德的两个儿子，与雅盖隆不和。马麦在其后方聚集了脱脱迷失汗的军队，而脱脱迷失汗谋求夺取金帐汗国的汗位，遂而支持德米特里。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写道：“幸运的是，德米特里预先击破了特维尔诸王公的抵抗。当然，德米特里这边，也就是库里科沃这儿并没有特维尔的分遣队，至少没有军队来和他打。”诺夫哥罗德人也没有参加反对马麦的战事，虽然他们反对马麦攻占莫斯科，害怕这样的计划得到实施，却又受到莫斯科诸王公的专制政权对其造成的威胁。
德米特里王公决定和敌人打上一仗。1380年8月15日左右，罗斯各路军队聚集在莫斯科附近的科洛姆纳，并穿过梁赞的土地，来到了顿河。9月8日，在涅普里亚维达河河口的库里科沃，两军爆发激战。雅盖隆的立陶宛亲兵后来才加入战斗。这场战斗历来众说纷纭，结局就是先行发动进攻、击破敌军阵线的军队取得了胜利。被打败的马麦逃到了亚速大草原，被脱脱迷失追上。在一百五十七年前罗斯诸王公曾战败的卡尔卡河沿岸，鞑靼人的两支军队碰到了一起，马麦再次战败。他逃到了克里米亚的卡法，背叛了他的热那亚人将他杀死。他的儿子逃往立陶宛，在那儿受到了热烈欢迎。他的后裔当中，叶连娜·格林斯卡娅占据了特殊的地位，因为她正是伊凡雷帝的母亲。
库里科沃战役的意义完全不止一场军事胜利、大败敌军、使莫斯科免遭袭击这么简单。这场胜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罗斯军队的精锐都倒在了战场上。马麦军队败北并不像胜利者所想的那样，可以终结鞑靼桎梏：两年后，脱脱迷失汗将莫斯科一把火烧成了灰烬。但打败马麦极大地鼓舞了士气。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写道：“以前一听鞑靼人的名字，民众就会吓得直哆嗦，而现在他们都敢起来和奴役他们的人对着干了；民众不仅找到了奋起的勇气，在广袤的大草原上迎击鞑靼军队，还形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猛击敌人，让敌人的尸体堆积如山。”和马麦的这场战役乃是民族情感的觉醒，这种情感直接和宗教情感相连。对那些战士及其后人来说，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对德米特里军队的赐福，重要性不可言喻，它使反抗马麦军队的这场战役成了捍卫信仰的战斗，是东正教徒对抗背教者（异教徒和天主教徒，后者以热那亚人为代表）和叛教者（在立陶宛王公的军队里服役的罗斯人）的战斗。
对异教徒的胜利是在莫斯科王公的领导下获得的。库里科沃战役因此成了莫斯科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事件。事实上，它以最令人信服的方式，确保了由尤里·多尔戈鲁基创建的这座城市有权成为罗斯的中心。
在俄罗斯历史上，库里科沃战役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可以从历史学家对它的兴趣体现出来，而且思想家们也在设法用马麦战败一事来支持其观点。有关1380年事件的传统观点简明扼要地出现在了1992年选定的学校课本中，之前的其他版本都因为可信度不高而被摒弃了：在德米特里·顿斯科伊统治时期，“公国联盟以莫斯科为核心，与金帐汗国作战”。课本完全没有涉及事件当中无数当事者为了捍卫彼此矛盾的利益而导致的错综复杂的现象，只保留了最基本的内容：莫斯科聚集罗斯诸公国，与鞑靼桎梏战斗。
20世纪70年代，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开始形成一种略有不同的观点。他们对11世纪至12世纪定居于克里米亚的热那亚殖民者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热那亚人使黑海沿岸地区的商贸活动特别活跃。那时候，克里米亚还是马麦的领地，鞑靼汗会让热那亚人为其服役。克里米亚还生活着犹太人，他们是哈扎尔人的后裔。当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说库里科沃战役是罗斯和西方之间的一场战斗。在这个形势下，马麦就成了天主教西方和资本家的工具，认为莫斯科对其构成了威胁。持这种理论的人为了证明其理论的正确性，提出了一个事实，即莫斯科的宿敌以及天主教波兰的邻居立陶宛就是马麦联军的一员。列夫·古米廖夫是这个想法的主要代言人。欧亚主义者确信与鞑靼人的联合（“共生关系”）对莫斯科而言是件好事，在这样的图景中，存在两个极点，分别是鞑靼人的两个可汗：马麦和脱脱迷失。照这位当代历史学家的说法，莫斯科的两个计划就是逐渐以他们为中心成形的。第一个计划就是臣服于马麦，罗斯进入热那亚殖民地，和教宗签下协定，复兴统一的教会，归根结底，就是达成牢固而持久的和平状态。第二项计划的基础是必须让脱脱迷失屈服，只有这样才能强化莫斯科的东正教神权政治，使之成为罗斯的统一中心。对列夫·古米廖夫而言，马麦就是一个“败坏了的”鞑靼人，他任凭西方的影响渗透大草原：“大草原被意大利人通过经济管道渐行渗透，政治层面上，则被立陶宛人的偏见所影响。”这样一来，“西方唯一有意识的对手就是当时领导罗斯的莫斯科都主教府。这样便使得莫斯科成了马麦唯一的敌人，从而也成为蓝帐汗国诸汗、成吉思汗后裔的盟友”。
列夫·古米廖夫所谓的“计划”是他对现有文献的自行解读。可是由于还缺乏证据，这位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他是在宽泛得多的背景下，以20世纪的观点加以审视，从而对现行的资料进行“补足”的。列夫·古米廖夫认为第一项计划在莫斯科最受欢迎，不仅在波雅尔中间，而且在教士阶层也很受欢迎。对这位历史学家而言，德米特里的告解人，也是德米特里本想指定为都主教的米季亚伊就是其第一个支持者。照列夫·古米廖夫的说法，证明米季亚伊存在“亲马麦”的情感的最佳证据就是，他在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途中获得穿越可汗领地的授权，以及他的猝死。如果说时人和德米特里·顿斯科伊本人只是怀疑米季亚伊是被人毒死的，那列夫·古米廖夫则对此深信不疑。不过，他认为杀害米季亚伊是个必要的举措：“米季亚伊只会阻碍罗斯大地及其权势得到巩固，所以他就被除掉了。罗斯必须被拯救。”我们先不去讨论手段和目的这样的问题，而是指出一个矛盾：照古米廖夫的说法，米季亚伊反对罗斯的利益，是德米特里的告解人和候选人，而照德米特里的同代人及其后裔的说法，德米特里开创了一条使罗斯从鞑靼桎梏下得解放的道路。这位历史学家完全无视这样的矛盾，他对德米特里为何会犯“政治错误”的解释是“他太年轻，资质平庸”，而德米特里做得好的地方，他又说是受到了东正教会的影响，因为东正教会纠正了他的错误。
在列夫·古米廖夫的图景中，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矛盾。他所认为的莫斯科的天然盟友脱脱迷失汗在库里科沃战役两年之后无情地劫掠了这座城市，而脱脱迷失是亲眼看着自己的敌人马麦被打败的。在此，这位历史学家再次无视矛盾，用阴谋来对此进行解释。苏兹达尔的王公很久以来就是莫斯科不共戴天的对手，他们向鞑靼可汗告密，说德米特里秘密和马麦的盟友立陶宛媾和。“刚愎自用、头脑简单的西伯利亚人”脱脱迷失一听就信了，于是派兵攻打莫斯科。
我们知道，库里科沃的胜利对士气有极大的影响。但金帐汗国的“大混乱时期”已经结束。马麦之死为脱脱迷失打开了一条通往萨莱之路。白帐汗国和蓝帐汗国的这位可汗同样也成了金帐汗国的可汗。术赤兀鲁思的领土从锡尔河直抵德涅斯特河，此后全都受他的统治。罗斯诸王公因战胜马麦而骄傲不已，故而拒绝缴纳贡赋。1382年8月12日，脱脱迷失的大军打到了莫斯科城下。德米特里王公此时已离开该城，设法纠集军队。莫斯科人相信了苏兹达尔王公的话，对鞑靼人派来的使节打开了城门。敌军士兵趁势涌入，屠城由此开始。城市被焚毁和劫掠一空之后，掩埋的尸体就有2.4万具之多。
鞑靼桎梏后来还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只是可汗和臣属的各公国之间关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双方谁都离不开谁。认为自己福星高照的脱脱迷失准备成为成吉思汗第二，遂宣布向帖木儿开战。1370年，被称为跛子的帖木儿攻占了中亚地区后便自封为皇帝。其帝国的都城是撒马尔罕，这位新的征服者正是从此出发南征北战，势力遍及世界各地的。帖木儿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可谓马不停蹄，他攻占了花剌子模、波斯、印度、叙利亚，1405年在和中国发生战争时驾崩。1376年，登上萨莱御座的脱脱迷失前来撒马尔罕找帖木儿，希冀求得他的帮助。事实上，帖木儿帮助他和马麦作战，也重新设立了术赤兀鲁思。1387年，金帐汗国的可汗向曾经的庇护者发起了挑战，战争一直持续到主角死亡为止（脱脱迷失于1407年被杀）。和帖木儿的战争削弱了金帐汗国，后者需要莫斯科的帮助。记录帖木儿统治的编年史记载，1388年底，脱脱迷失在费尔干纳和帖木儿作战，其军队里就有莫斯科亲兵队员。
莫斯科也体会到了盟友，或者说强势庇护者的这一迫切需求。脱脱迷失袭击莫斯科之后，德米特里·顿斯科伊重新开始征收赋税，向可汗缴纳。税负并不是很重。经过计算可以发现，即便在最艰难的1389年，德米特里也只支付了五千卢布，从当时的人口来看，每个人缴纳五十戈比。尽管这样的税负很耻辱，但这也正好可以让莫斯科君主向采邑及其王公以及那些没什么势力的亲戚施加压力。这些人法律上独立于大公，于是就通过收取赋税一事和他联系在了一起。诸王公及其长兄之间关系如何，都由契约说了算。大公对采邑的要求在契约里写得清清楚楚：“是我，而不是你，在和金帐汗国打交道。”此后，采邑和金帐汗国也就不存在什么财务上的往来了，这种往来成了莫斯科君主的一项特权。征收赋税成了一种工具，以此来确保采邑的王公在政治上依附于他。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写道：“这是一种新的鞑靼桎梏，对这种桎梏的接受，成了整个东北罗斯恢复莫斯科君权的唯一手段……”
莫斯科的立场现在变得很微妙，因为立陶宛大公雅盖隆决定皈依天主教，而这是他迎娶波兰王位女继承人雅德维加的必要条件。1386年，雅盖隆跨出了这一步，娶了雅德维加，戴上波兰王冠，成为瓦迪斯瓦夫二世。立陶宛并未因此而并入波兰王国：两国签订了协议，以期创建一个联合王国。强大的波兰—立陶宛国一旦形成，就将在莫斯科以及罗斯历史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雅盖隆之所以做这个决定，是为了在与骑士团的战斗中寻求援助，因为骑士团一直都残酷无情地想要将立陶宛人基督教化，从而吞并其领土。他现在自愿受洗就使十字军失去了占领立陶宛的借口。他可以在东正教和天主教之间做选择。他的大多数臣民都是东正教徒。15世纪末，立陶宛大公国占地80万平方公里，其中不到7万平方公里，也就是10%的面积上居住着土生土长的立陶宛人。1384年，雅盖隆开始和德米特里·顿斯科伊谈判，讨论其最终皈依东正教，以及和莫斯科君主的女儿成婚的事宜。这些计划一直停滞不前，因为雅盖隆想先结婚，再皈依东正教。不过，谈判失败的真正原因是立陶宛君主想要从莫斯科这儿得到帮助他抵抗骑士团的承诺。在被脱脱迷失打得惨败之后，德米特里·顿斯科伊还不准备和十字军作战。雅盖隆于是转到了克拉科夫一边。
二十六岁的立陶宛君主娶了波兰十一岁的公主后，便登上了王位，创建了雅盖隆王朝。继他之后登上立陶宛王位的是波兰国王的堂兄维托夫特，他的头衔是立陶宛和罗斯大公。在得到波兰的帮助之后，立陶宛便成了极为可怖的对手。不过，皈依天主教的立陶宛已不再是莫斯科统一东正教诸公国时的对手。维托夫特追随父辈的事业，积极拓展立陶宛的疆界。在他统治期间，立陶宛的地域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了黑海。不过，拓展疆域的性质已有所改变。异教徒的王公对被占领土上的东正教持宽容态度，而天主教徒维托夫特本人则致力于让他们皈依自己的信仰。
1389年，又有一个坏消息传到了莫斯科：在塞尔维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的联军在科索沃—波尔耶（乌鸫田）战役中被土耳其苏丹穆拉特一世击败。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国家（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便在近五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由奥斯曼帝国统治。东正教最大的基础拜占庭自从14世纪70年代起就已向土耳其人缴纳贡赋，成为苏丹的附庸，如今势力已是一日不如一日，各种阴谋诡计使拜占庭四分五裂。1398年，皇帝曼努埃尔二世向莫斯科求助。但当时的君主瓦西里一世被自己领土上的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缺乏足够的力量来支持皇帝。拜占庭政治和军事上的衰落导致莫斯科的都主教府和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府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后者竭尽所能反对偏远的莫斯科都主教府想要独立的愿望。
德米特里·顿斯科伊的传记作者指出，在历史的“记忆中，他就是鞑靼人的征服者”，但也认为“他的国内政策同样了不起，或许还更出色”。我们曾经提及这一政策的大致方向：拓展莫斯科的领地，加强君主的专制权力。德米特里的遗嘱乃是他一生功绩的巅峰。我们发现从钱袋子伊凡以来，莫斯科诸王公在分配自己的领地时，都会将最大的地块分给长子。15世纪初，“长子继承权补足部分”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从而使物质上的这种优势成了真正的政治力量。在好几代人的时间里，长子采邑的持续增长成为政治权利的基础，而莫斯科大公就享有这样的政治权利。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经过计算，发现了继承者所分得的土地之间的差别。大公在其遗嘱中指明了每个人缴纳给鞑靼人每一千卢布中各自所占的份额。德米特里给五个儿子分了财产。长子瓦西里一世的份额不是两百，而是三百四十卢布，为三分之一多。德米特里·顿斯科伊还不止于此：他将弗拉基米尔大公国全部遗赠给了瓦西里。莫斯科大公于是通过世袭继承的方式成为弗拉基米尔大公。这个决定极大地增加了莫斯科物质和政治上的权力。
可尽管如此，若是没有可汗的允准，德米特里的遗嘱也并不能将王位占为己有。1389年，瓦西里一世受封。他在莫斯科的王位上一直待到1425年去世。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对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不过，他三十六年的统治对莫斯科来说是个多灾多难的时期。尽管瓦西里一世在编年史家的眼中并无特殊的禀赋，但他显然拥有那个时代所必需的那些品质。他为人审慎，但在需要的时候，也会显得果决，他也拥有外交才能，好几次从中获益。
瓦西里经受的第一个考验是在萨莱。1383年，德米特里派儿子去找可汗，尽管他们之间先已有约，但可汗在特维尔王公的恳请（赠礼）之下，还是将札儿里黑授予了莫斯科的对头。瓦西里最终成功确保了德米特里的头衔，但脱脱迷失却将他作为人质，扣押在了金帐汗国。两年后，瓦西里脱逃，经过立陶宛治下的基辅，返回了莫斯科。他在基辅的时候娶了立陶宛维托夫特大公的女儿索菲娅。
瓦西里脱逃一事并未损害莫斯科君主和可汗之间的关系。父亲死后，瓦西里不仅获得了允准其为莫斯科大公的札儿里黑，还于1390年去了萨莱，买下了下诺夫哥罗德的札儿里黑。编年史中记载瓦西里在那儿耗费了“大量的金银财宝”，送给可汗的家人以及脱脱迷失本人，但下诺夫哥罗德这座伏尔加河畔最富有的城市值这个价。此外，失去下诺夫哥罗德极大地削弱了莫斯科的对头，也就是占据该城的苏兹达尔王公。
购买下诺夫哥罗德增强了莫斯科的实力，将公国的边界推向了更远的东方。这种事虽然并非没有风险，但也提供了辗转腾挪的空间，瓦西里政治上的接班人也一直在从中受益。
领土扩张是莫斯科三大政策方针中的一项，对莫斯科在其他公国的敌人而言不啻是一个打击。另两个因素则涉及和鞑靼人及立陶宛人的关系。莫斯科和金帐汗国之间的关系是由脱脱迷失和帖木儿之间的战争来决定的。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从阿姆河到额尔齐斯河，从捷列克河到奥卡河的广袤大地上，成吉思汗的后继者们和新出现的想要夺取欧亚霸权的土耳其人打得难解难分。1387年，在帖木儿的帮助下成为金帐汗国可汗的脱脱迷失趁着“铁打的跛子”在波斯打仗之际，对恩人的领地发起了攻击。帖木儿匆忙返回，打败了脱脱迷失。一年后，重整军力的金帐汗国可汗再次向帖木儿发起进攻。莫斯科的一支分遣队支援了鞑靼人。这一次，帖木儿又赢得了胜利。
脱脱迷失执拗得惊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要打败帖木儿的军队，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败北。帖木儿打赢之后，向来都不会派人驻守在被占领土上；他会返回自己的土地，只留下满目疮痍的城市，抵抗者惨遭屠戮，大批俘虏都被带了回去。土耳其人刚一离开，金帐汗国的可汗便再次出山。1393年，脱脱迷失从塔纳（亚速海）给波兰国王寄去了一封信，要求后者缴纳贡赋。1395年，帖木儿决定和这个太过好战的对手彻底来个了断。这次，他选择了一条更直接的道路，穿越高加索，夺取金帐汗国的主要城池：萨莱和阿斯特拉罕。在捷列克河沿岸，脱脱迷失的大军惨遭败北。可汗逃走了。帖木儿将塔纳、萨莱劫掠一空，之后便挥师北上，军队一直来到依附于金帐汗国的莫斯科。君主瓦西里纠集大军，向莫斯科公国的界河奥卡河进军。编年史提到，这次罗斯的宗教情感相当浓烈，令人想起了罗斯人在对战马麦前一天的景象。大公和都主教西普里安下令，将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从基辅夺来的圣母的奇迹圣像从弗拉基米尔运往莫斯科。劫掠了罗斯的城市叶列茨之后，帖木儿没动梁赞，没从那儿走，而是挥师南下。脱脱迷失和帖木儿之间的这场战争使欧亚大陆上的民众活在了血雨腥风之中，对莫斯科和立陶宛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脱脱迷失—瓦西里—维托夫特的三角关系中，盟友总是根据战斗需要时时变化：昨天的对手会联手对付前天的朋友，然后再分开，形成新的联盟。每一方都会追求自己的目标，他们都想扩张领土，称王称霸。
维托夫特于1392年成为立陶宛大公之后，遵循奥尔格德的政策，努力确保自己对东欧的东正教世界保持霸权。1395年，趁着莫斯科忙于击退帖木儿的进攻，维托夫特攻占了斯摩棱斯克公国。次年，立陶宛君主又将奥卡河畔的柳布茨克这座城市占为己有，把手插到了莫斯科和梁赞之间。他从南部绕着莫斯科公国走。战败多次之后，脱脱迷失逃往立陶宛。维托夫特于是决定帮助被废黜的可汗重夺王位。有了萨莱的这个受庇护者，立陶宛就拥有了向莫斯科施压的一个称手的工具。
1399年，第聂伯河支流沃尔斯克拉河沿岸，维托夫特基本由西罗斯士兵构成的装备精良的大军（还有火炮）可以说被鞑靼人歼灭殆尽，鞑靼人的统帅是金帐汗国的可汗帖木儿·忽都鲁特和著名的军队统领也迪古。莫斯科这时总算可以喘口气了。立陶宛人失去了斯摩棱斯克。可维托夫特很快又重整军力。1404年，他攻占了维亚济马，并于次年夺回了斯摩棱斯克。在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这座城市成了一道边界，罗斯和波兰为此不断争夺。
自从立陶宛皈依“拉丁信仰”天主教之后，便成了莫斯科的眼中钉。天主教对大公国的东正教民众极具侵略性。大部分民众都对此进行了抵制，于是维托夫特就想找到一种办法来统合各个教会，以期形成“联盟”。有一段时间，他似乎觉得这个联盟的基础和胡斯派的方针不谋而合，但捷克新教徒的理念在立陶宛的东正教徒中间从未引起反响。维托夫特于是为立陶宛罗斯创建了一个东正教都主教府。1418年，都主教被派往康斯坦茨的大公会议，会议宣称扬·胡斯为异端，以火刑处死。以胡斯派的方针为基础的旨在建立联盟的谈判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成立联盟的想法却并没有熄灭。
立陶宛的威胁迫使莫斯科寻求金帐汗国的帮助。维托夫特越发强大，这个要求便愈发迫切。立陶宛的君主让莫斯科安静了一段时间，将注意力放到了十字军对自己国家的威胁上。事实上，尽管立陶宛受洗之后，条顿骑士团的行动似乎失去了意义，但“狗骑士们”拒绝抛弃在东欧的领土上创建一个强大国家的计划。1410年，立陶宛、波兰和西罗斯诸公国联合起来在格伦瓦尔德（德意志人称之为坦能堡）击溃了条顿骑士团。这场胜利最终摧毁了条顿骑士团：一个世纪之后，其领地转变成了臣属于波兰的世俗国家(1525)。以后，会有很多人谈起普鲁士这个国家。编年史家们（尤其是波兰人德鲁戈齐）有关格伦瓦尔德战役的信息都很模糊矛盾，不过战役已成为斯拉夫人和德意志人对抗的象征。对后者而言，战败是他们历史上的污点和耻辱，在他们看来，1914年8月，俄国军队在东普鲁士的坦能堡战役中被击溃，这个污点也就被抹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苏联的宣传中，格伦瓦尔德战役又成为“斯拉夫人和波罗的海人军事联合的历史范例”。胜利归功于“俄罗斯人、立陶宛人、波兰人和捷克人”。历史学家可以把鞑靼人也加到这个名单上，因为雅盖隆—维托夫特的军队包括了鞑靼人的几支分遣队。
格伦瓦尔德—坦能堡战役中，以波兰人、立陶宛人、斯摩棱斯克以及捷克亲兵为一方，条顿骑士团的骑士为另一方，后者呼吁西欧喜欢冒险、劫掠成性的人前来支援。这场战役绝不是一场民族战争，却被后世人利用，视之为一场神秘的战斗，易于唤醒民族情感。
这场战役的结局不错，由此极大增强了维托夫特的实力，使他成功压制了西方对立陶宛的危险。1411年，立陶宛大公的受庇者在金帐汗国夺取了权力。莫斯科在过了十五年之后，看到了其中的危险，便决定重新开始向可汗缴纳贡赋。瓦西里一世去了萨莱，带去了“大量财宝”。1413年，波兰—立陶宛枢密院批准了两个国家新的联盟条约。立陶宛大公国承认波兰王国的主权，作为交换，立陶宛的贵族只要皈依天主教，即可在波兰的什拉赫塔（即贵族）当中享有所有权利和特权。大公宫廷中的波兰一方权势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而大公也就越发受到鼓励，在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之间寻求一条合作之路。
1425年，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一世去世。他在三十六年的统治期内，成功实施了“扩张领土”的计划：“得到了”穆罗姆及其乡村地区，吞并了苏兹达尔，大公国不久之前的首府、伏尔加河上最富有的城市下诺夫哥罗德，以及塔鲁萨、戈罗杰茨、博罗夫斯克。也迪古袭击莫斯科期间(1408)，莫斯科被围三个星期，没有敞开城门，之后莫斯科公国一直生活在和平之中，而这大部分得归功于瓦西里一世的外交斡旋。大公留下的遗嘱规定，莫斯科公国遗赠给其唯一的继承人相当年幼的儿子瓦西里。由于预见到危险，他将“儿子瓦西里与公主（托付给了）自己的兄弟和岳父维托夫特大公”。莫斯科大公对维托夫特的信任令人吃惊，因为后者尽管是他妻子的父亲，却始终都是莫斯科最危险的对手。但瓦西里一世显然对自己的罗斯表亲和亲戚很了解。他去世的那一年，儿子还只有十岁。孩子的母亲索菲娅和都主教弗季开始摄政。瓦西里二世的叔叔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拒绝向其侄子宣读誓词，不承认孩子拥有坐上大公之位的权利。弗季和莫斯科的波雅尔便请求其监护人维托夫特的帮助。尤里所激发的恐惧一度曾使其清醒过来。立陶宛大公趁莫斯科虚弱之际，事实上吞并了特维尔和梁赞。联盟条约(1427、1429)规定特维尔和梁赞的王公需臣服于维托夫特，他可任意对这些王公进行惩罚或赦免。转投其他王公会受到剥夺采邑的惩罚。莫斯科公国的北部和南部均受困于维托夫特及其附庸盟友，似乎只能成为立陶宛大公国的领土。1430年，维托夫特驾崩，立陶宛在这方面的成功就此终止。雅盖隆的兄弟斯维德里盖洛和维托夫特的兄弟西吉斯蒙德为争夺继承权爆发战争。斯维德里盖洛率领的是东正教徒，其对手率领的则是天主教徒。西吉斯蒙德最终赢得了胜利，但1440年，立陶宛—罗斯的贵族阴谋叛变，将其杀害。雅盖隆之子卡齐米日·雅盖隆被选为立陶宛大公。1445年，他又成为波兰国王。立陶宛罗斯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了波兰的势力范围之中。
维托夫特之死导致立陶宛出现了一段动乱时代，也是莫斯科公国“大混乱时期”的征兆。莫斯科得以增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四代人（从达尼伊尔之死到瓦西里一世之死）以来，父亲的王位和平传给了儿子。新的体制开始和建立于年资基础上的旧的习俗决裂。
德米特里·顿斯科伊的儿子尤里代表“旧体制”，拒绝向其侄子宣誓。他主要依据德米特里的遗愿，认为自己的态度完全合理。1431年，尤里和瓦西里二世前往可汗那儿，以期给这场纷争做个了断。这场争讼一直持续到可汗做出决定才停止下来。编年史家认为，鞑靼人的选择依靠的是莫斯科的波雅尔弗谢沃罗日斯基巧妙的政治手腕，他向萨莱证明权力的基础并不存在于古老的编年史里，也不存在于死去的羊皮纸上（顿斯科伊的遗嘱），而是存在于可汗本人的意愿之中。我们不得不承认，15世纪初的莫斯科人已经非常清楚什么是专制权力了。可汗颇为欣赏这位莫斯科外交使节的论点，于是做出了有利于瓦西里二世的决断。
可是，可汗的意志很久以来就已不再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了。在梁赞和莫扎伊斯克王公的帮助下，尤里推翻了瓦西里二世。于是爆发了一场漫长的战争，一直到1434年尤里去世，他的儿子瞎眼瓦西里和德米特里·舍米亚卡也还在继续打。即便对当时那个时代来说，战争也特别残酷。瓦西里二世俘虏了与其同名的堂弟，剜了他的眼睛（他的绰号“瞎眼”就是这么来的）。他自己落到德米特里·舍米亚卡的手上后，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他也就因此成了失明大公瓦西里二世。至于德米特里·舍米亚卡，他于1450年战败后被毒死。这场持续二十年之久的兄弟相残的战争最后以莫斯科新的继位制的胜出作结。
瓦西里二世统治时期局势相当动荡。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言简意赅地描述了这位君主：“瓦西里二世几乎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即已开始君临天下，他温柔平静，似乎并不适合扮演落到他身上的那个打打杀杀的角色。他被打败过好几次，被打劫过，当过俘虏，最后还被弄瞎了双眼，最终从这场持续二十年之久的战争中走了出来，他的成就将他父亲和祖父通过长期努力所获得那些成就远远抛在了后面。”在他统治期间发生的无数事件中，有两件事特别突出，有其历史意义，当代人可能不太会关注到。第一件事和教会有关。瓦西里二世决定让梁赞主教约拿入主都主教府，并派他前往君士坦丁堡，希望约拿的职位能获得批准。拜占庭没有接受他的候选人资格，而是让希腊人伊西多尔取而代之。1438年，伊西多尔是相继在费拉雷和佛罗伦萨召开的大公会议的成员，他“接受了联盟”；换句话说，他赞同大公会议做出的将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合并起来的决定。这位都主教从佛罗伦萨来到莫斯科，按照新的仪轨举行祭礼，宣称罗马教宗之名排在君士坦丁堡牧首之前，并对大公会议所建议的联盟作了解释。瓦西里二世大公从伊西多尔的态度中觉察出这是对东正教的背叛，于是将这个“假牧人”关入了大牢。1441年，罗斯的主教会议选择约拿担任都主教。
罗斯教会不应仅仅是民族的，它同样也应该是自主的，独立于拜占庭。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拜占庭一旦接受联盟，就会丧失东正教的宗座地位和壁垒作用。拜占庭的低级神职人员都不赞同联盟，接受联盟的主教只能逃往罗马。但这已经对拜占庭教会的威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打击。于是，莫斯科宣布只有它才是东正教的守护者。
第二件事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与“鞑靼事务”有关。某些历史学家认为此事发生于1452年，但该事件所涉及的事实，也就是卡西莫夫汗国的创建，只不过是先前进程的结果而已。15世纪30年代，金帐汗国急遽衰落。中央权力的削弱导致某些可汗开始与莫斯科发生战事（他们也攻击其他公国），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之中，而另一些可汗则投奔到了莫斯科君主的麾下。瓦西里一般都会接纳他们（这些经验丰富的战士可以大大增强莫斯科亲兵的军力），且赏赐大量土地给他们。这个态度激起了莫斯科人的不满，他们指责大公“爱鞑靼人胜过爱理性”。德米特里·舍米亚卡见此不满情绪，便趁机加以利用：1446年，他打败了正在圣谢尔盖三一修道院朝圣的瓦西里二世，就像我们说过的那样剜了其双眼，并将之流放至乌格里奇。
但瓦西里二世很快就获得了很多支持者，人数之多超过了其对手的想象。尤其神职人员是盲人君主的主要支持者。1447年，大公会议严厉谴责了篡权者，将德米特里·舍米亚卡之父尤里对莫斯科王位的觊觎与人类之祖亚当受魔鬼诱惑犯下自比上帝的罪行相提并论。罗斯的神职人员宣布只承认大公王位父传子的继位顺序。这个秩序被认为是“古已有之”，属于罗斯最古老的习俗，这个说法尽管与历史事实不符，却拥有可以使莫斯科体制合法化的优点。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写道：“兄弟相残的战争尚未终结，罗斯宗教等级制的最高首领就已宣称合法的莫斯科大公拥有专制权力是一个既成事实，面对该权力，无论是王公，还是升斗小民的罗斯全体社会均需匍匐于地。”
瓦西里二世返回莫斯科后，便继续先前的政策，吸引鞑靼人前来为他服务。1452年，他将奥卡河畔的一座小城赐予鞑靼君主卡西姆居住。在莫斯科公国的东南边陲地区，就这样出现了一个附庸大公的鞑靼人的王国，该王国主要负责守卫莫斯科的边疆，免受喀山汗国对其的威胁。喀山汗国的可汗穆罕默德和卡西姆虽是亲戚，但敌意不曾消减。瓦西里的政策使莫斯科对金帐汗国剩下来的那些人吸引力很大。就在鞑靼人在莫斯科服役的人数日益见涨之时，克里米亚汗国独立了出来。金帐汗国的可汗始终都在萨莱，但其活动范围自此以后便极其受限。鞑靼桎梏走到了尾声。瓦西里二世的儿子伊凡三世后来彻底解放了罗斯。
瓦西里二世的遗嘱对自己的近四十年统治期作了总结。为争夺莫斯科王位而爆发战争的动乱时代并没有阻止大公取得瞩目的成就。甚至有人说“大混乱时期”摧毁了来自基辅罗斯的旧习俗的支持者，使莫斯科最终赢得了胜利。瓦西里二世登上王位的那个时刻，莫斯科的采邑被分成了十二份赐给王室分支，这些土地都属于君主的亲族。等到他拟定遗嘱的时候，所有的采邑都已掌握在他的手中。苏兹达尔公国也同样属于他，“大诺夫哥罗德殿下”也听命于他，维亚特卡城也是如此。历史上第一次，莫斯科君主将大公的头衔遗赠给了自己的儿子（瓦西里二世的父亲没敢这么做，他不敢冒险），将公国的领土都囊括在了其继承人的遗产之中。
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将俄罗斯历史分成了不同的时间段，他将1452年以及独立于莫斯科的卡西莫夫汗国的创建视作鞑靼人1238年入侵以来的那个时代的终结。但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将盲人瓦西里二世去世，其子成为大公——号称伊凡三世——的1462年视为鞑靼“桎梏”的终结、新时代的开启。莫斯科因实力强大，其统一整个东北罗斯的合法性得到了认可，也受到了神职人员和波雅尔的认同。其主要对手立陶宛曾想方设法要让罗斯诸公国听命于格迪米纳斯的后人，现在则和波兰以及联盟联手，也不再和莫斯科竞争了。不过，后来很长时间里，立陶宛仍然是莫斯科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