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里，一连串林荫道式的街心花园贯穿了位于两排发乌了的树木的树冠背后的莫斯科。房屋里的灯光黄澄澄的，它们的星光般的一圈圈光环像从中间横剖开的柠檬。天空低低压在树梢上，周围的白色东西全都变成了蓝色的。

林荫道式的街心花园里，衣着寒酸的年轻人像准备牴人似的弓着腰在奔跑。有几个人我认识，大多数人我不熟悉，但毕竟都是我的同龄人，也就是说都是我童年时见到过的那些多得数不清的面孔。

他们刚刚开始被人叫父名，刚刚被赋予公民权，并且刚刚了解到词语的奥秘：攫取、有利可图、据为己有。他们表现出一种值得更仔细地加以分析的匆忙情绪。

世上有死亡和预见。未知的事对我们来说是亲切的，事先得知的事是可怕的，任何激情都是为了躲避即将临头的不可逆转之事而向一旁做出的盲目一跳。如果激情从共同的道路上无处可闪跳，那么活的物种就无处可生存与再现了，而宇宙逐渐毁灭的那种共同的时间就是在这条共同的道路上流逝的。

然而，生命毕竟有它生存的地方，激情也有它可以闪跳之处，因为与共同的时间并存的还有会无止境地再现的永存的路旁种类，任何一种新一代东西都是其中之一。

街上的年轻人弓着腰在风雪中匆忙地奔跑，他们尽管都有各自匆忙赶路的原因，但是驱使他们奋力前进的不是形形色色的个人动机，而是一种共同的契机，这便是他们的历史完整性，也就是说要贡献出热情，而这种热情正是无数次逃避末日的人类为自救而逃离共同的道路逃到他们身上去时所怀着的。

为了不让他们透过必然性看到奔跑的两重性，为了让他们不发疯，不放弃已经开始的事业并统统在地球上吊自杀，林荫道树木的后面有一股历尽沧桑、非常老练的力量在警戒，并用它那双睿智的眼睛看着他们离去。守在树木后面的是艺术，它对我们了解得极其透彻，从而会使人一直都了解不透它是从哪些非历史的世界带来它那能观轮廓看历史的本领的。它屹立在树木背后，酷似生活，并因这一相似而被容许存在于生活之中，正像妻子和母亲的肖像被容许悬挂在那些献身于自然科学——逐渐揭示死亡之谜——的学者们的实验室里一样。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呢？这是斯克里亚宾、勃洛克、科米萨热尔夫斯卡娅、别雷的年轻艺术——一种进步的、动人心弦的、新颖独创的艺术。这艺术是如此出类拔萃，因此它不但不会使人产生要更换它的念头，而且相反还会使人为了更牢靠一些而想要把它自创立之始再重做一番，不过要重做得更快、更热情、更完美。想要一口气把它重做出来，要做到这一点没有激情是难以想象的，而激情却会闪避一旁，这样一来得到的便是一种新的东西。然而新东西的出现并非像通常所想的那样是为了代替旧东西，而完全相反的是为了非常满意地复现样板品。当时的艺术就是这种样子的。那么当时的一代人是什么样子的呢？

跟我差不多年龄的男孩子在一九○五年是十三岁左右，战前则快满二十二岁了。他们一生中的两个重要关头都正赶上祖国历史的两个红日子。他们的早熟童年和他们的应征成年都马上就负起了巩固过渡时期的作用。他们用自己的神经对穿整个厚度缝合了我们的时代，并殷勤地把它奉献给老人和儿童享用。

然而为了对他们进行充分的描述，必须回忆一下他们与其息息相关的那种国家制度。

谁也不知道这是查理·斯图亚特[1]呢，还是路易十六[2]在统治。为什么在多数情况下都觉得末代君主才是君主？看来，世袭政权在本质上就带有某种悲剧性。

政治上的专制君主只有在他是彼得[3]的那种罕见情况下才会从事政治。这样的例子是特殊的，并且会被人记住几千年。统治者常常更充分地受制于大自然，因为它不是议会，它的制约是绝对的。作为一条千百年来被人奉为准则的规矩，那个称作世袭君主的人是必须合礼仪地活过王朝史记中的一章的——也只是仅此而已。这里有着一种舍己精神的残余，这一角色里的舍己精神比蜂窝里所表现出来那种舍己精神更为赤裸。

如果肩负这种可怕使命的人不是恺撒[4]，如果他们的经验不会变成政治，如果他们没有聪明才智——即唯一能使他们有利于死后命运去摆脱生前命运的那种东西，他们会怎么办呢？

那么他们就不会滑行，而只会滑倒；不会潜水，而只会溺水而亡；不会生活，而只会习惯于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这会使他们的生活堕落到外表光彩地混日子的程度。起初这种做法是以小时计点的，后来就以分钟计点了；起初是真心的，后来就是臆想的了；起初是无需借助于外援的，后来就要借助扶乩卜卦了。

他们一看到锅炉就会害怕它的沸腾声。大臣们担保说，这情况是正常的，而且锅炉越先进，就越可怕。继而开始阐述国家改革的方法——把热能转化为动能，并宣称，只有在受到爆炸的威胁而又不会爆炸的时候，国家才能得以繁荣发展。于是，他们吓得眯缝起双眼，抓住警笛的把手，以先天的温文尔雅态度安排了霍登惨案[5]、基什尼奥夫大屠杀和一月九日[6]惨案，然后就尴尬地走开，走向自己的宝眷和暂时中断了的日记。

大臣们都抱着头。这时才彻底弄明白治理广袤国土的都是一些不大聪明的人。解释变成空费唇舌，建议也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他们一次也没有体验过抽象真理的广泛性。这是一群鼠目寸光、因循守旧的奴隶。再教育他们已经为时过晚，结局即将来临。遵奉罢官的御旨，让他们去听天由命吧。

他们看到结局渐渐来临。他们急忙逃到家中最容易激动和最苛刻的人身边去躲避它的威胁和要求。玛丽亚-亨丽埃塔[7]、玛丽-安托瓦内特[8]和亚历山德拉[9]们在这场可怕的合唱中获得越来越大的发言权。她们疏远进步的贵族，似乎广场对宫廷生活感兴趣，并要降低宫廷的舒适生活。她们开始重用凡尔赛的园丁、皇村的上等兵和平民出身的无师自通者，于是拉斯普廷[10]之流便浮出水面，飞黄腾达起来。他们永远也领悟不到为什么君主制会向民俗学意义上的人民群众让步，君主制对时代潮流所作的让步是与人们想要从真正的让步中得到的那一切东西截然不同，因为这是既有损于自己而又丝毫不利于他人的让步，通常也正是这种荒唐情况在暴露可怕的使命注定要失败的本质的同时，决定着这一使命的命运，并用自身所具有的弱点发出令人激动的起义的信号。

我从国外回来时正赶上卫国战争[11]的百周年纪念。布列斯特铁路被改名为亚历山大铁路。沿途车站都被刷得雪白，钟楼上的打更人也都换上了干净的衬衫。库宾卡的车站大楼插满了彩旗，出站口加强了警卫。附近在举行圣上阅兵式，因此站台上铺着一大片松软的、并非到处都已踩平的新沙。

这一切并没有使乘客回忆起它们所庆贺的那些事件。周年的装潢显示出沙皇统治的主要特点，即对祖国历史的无动于衷。要说这天的庆典有所反映，那么并不是反映在人们的思想活动中，而是反映在火车的行驶上，因为火车停站的时间比规定的时间长，而且临时扬旗的停车信号也比往常更频繁地让列车停在野外。

我不由得想起头年冬天去世的谢罗夫[12]，想起他所讲的给皇室成员画像时的情景，想起画家们在尤苏波夫家的绘画晚会上所画的那些漫画，想起库捷波夫版的《沙皇狩猎》所引发的大笑话，也联想起许多与此有关的绘画学校[13]里的一些琐事。绘画学校归御事部掌管，我们在那所学校里住了约二十年。我本也可能想起一九○五年的情况、卡萨特金[14]的家庭悲剧和我的微乎其微的革命性，那革命性只局限于在哥萨克骑兵的马鞭下逞能，并在棉大衣上挨一马鞭而已。最后，至于那些守卫、车站和彩旗，那么它们自然预示着要发生一场最严峻的悲剧了，而绝非我那轻率的非政治倾向所认为的那种独幕轻歌剧。

我所接触的那极小一部分人甚至是不足以用来评价整整一代人的，如果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就会说这一代人是不问政治的。我就会说，这一代人正是以它的这一面来对着我的，但它也是以这一面来对着时代，并发表自己的论科学、哲学和艺术的首批声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