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法兰克福去看望表姐，并看望了自己的家里人——他们那时已来到了巴伐利亚。弟弟来看过我了，后来父亲也来过了。但是这事我一点也不重视。我正儿八经地写起诗来了。我不分昼夜地只要有时间就写，写海，写黎明，写南方的雨，写哈尔茨的煤。

有一次，我全神贯注到了极点。那天，夜幕费力地降落到最近的一道篱笆上，然后精疲力尽地垂悬在大地之上。那是一个完全无风的夜晚。生命的唯一标志就是那无力地偎依在篱笆上的天空的黑影。还有一个标志，那就是盛开着的烟草和紫罗兰的强烈气味，它是大地对天空这种困惫样子的回应。这样的一个夜里的天空几乎能用一切东西来比喻呀！大的星星像是一个招待晚会，银河像是一个大社会。不过，那斜切地延伸出去的空间的白粉涂鸦之作更像是夜间花园里的一条小花畦。这里有天芥菜和紫罗兰。有人晚上给它们浇过水，并使它们向一侧歪倒了。花朵和星星挨得这样近，以至于看来像是天空也已置身于洒水壶之下，现在星星和带白斑点的草是分不开的。

我专心致志地在写，现在覆盖在我桌上的灰尘与从前大不相同了。从前的哲学灰尘是因背弃信念而积聚起来的。我曾为我的著作的完整性而担心。我喜爱吉森公路上的碎石，因而情之所至我也不拂去现在的灰尘。餐桌漆布的远端上放着一只好久没洗过的亮晶晶的茶杯，犹如空中的一颗闪烁的星星。

我蓦地站起来，全身浸透了这种足以溶解一切东西的莫名其妙的汗水，并在房间里踱起步来了。“真卑鄙！”我心里想道，“难道他不会再是我心目中的天才了吗？难道我是在跟他断交吗？从收到他的明信片时算起，我已经卑鄙地躲避他两个多星期了。必须说说清楚。可是怎么开口呢？”

于是我想起他是个学究气很浓的严师。“was ist apperzepzion？[25]”他问一个应考的非专家，当那个考生把这个拉丁词译成德文，说那是……durchfassen[26]时，他就回答：“nein，das heisst durchfallen，mein herr.[27]”

在他的课堂上有时要读古典著作。在朗读当中，他会打断朗读者，并问作者的用意是什么。他要求学生像军人那样用一个名词简洁明了地说出一个概念。他不仅憎恶含混不清，即使是近乎正确但终非正确的答案，他也不能容忍。

他的右耳失聪。一次，我就从这个方向坐到他身旁去分析自己的康德课作业。他让我滔滔不绝地讲下去，让我讲得忘乎所以，并在我最意想不到的那一刻，令我震惊地提出了他那常用的问题：“was meint der alte？[28]”

我已经不记得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但是假设按思想的乘法口诀表应该像回答五乘以五等于几那样来回答这个问题，于是我就这样回答：“二十五。”他皱了皱眉头，把手往旁边一挥。我随即稍稍修改了一下我的答案，但我这种微微的修改使他露出了怏怏不乐之意。很容易猜到，当他伸出手指在空中点击着叫起一些高材生的时候，我的答案被变奏得越来越复杂了。答案暂时还是两个十再加上半个十，或者是一百的二分之一再除以二。不过，正是这种越来越绕脖子的答案使他越发气恼了。看到他那鄙夷的面部表情后，谁也不敢再重复我说的那个答案了。于是他向另一些学生微微颤动了一下身子，做了个手势，该动作被理解为是在说：堪察加[29]，救救我吧！欢快的答案纷至沓来了：有的说六十二，有的说九十八，或者二百一十四……他举起双手，很费力地制止住了这阵欢腾的胡言乱语，转过身来，对着我干巴巴地轻轻重复了我自己的那个答案。这激起了一阵新的骚动——为我辩护的骚动。当他弄明白一切情况时，他便上上下下打量着我，拍拍我的肩膀，并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是他们学校的第几届学生。接着他用鼻子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皱着眉头请我接着讲下去，嘴里还一直在作评判：“sehr echt，sehr richtig；sie merken wohl？ja，ja；ach，ach，der alte！[30]”我还想起了许多别的事情。

喂，你会怎样去接近这种人呢？我将对他说些什么呢？“verse？[31]”他会拉长声音慢腾腾地说。“是诗！”他对人类的平庸性及无能之辈的花招研究得还不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