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间寒冷而且憋气的坐卧两用的屋子里，到处都是烟头和喝了半空的茶杯，一个身穿满是蛀洞的睡袍的人坐在一张摇摇欲倒的桌子旁，想为他的打字机在乱纸堆中找个地方放下来。他不能把这些纸扔掉，因为废纸篓已丢满了废纸，而且，在那些没有作复的信件和没有付的账单中，很可能有一张两块金币的支票，他几乎可以肯定忘记存入银行了。还有一些信件上面的寄信人地址应该记到通讯录上去。他的通讯录已经丢了，一想到要寻找，甚至是一想到要寻找不论什么东西，都会使他产生强烈的自杀冲动。
他年约三十五岁，但看上去已像五十岁的人了。他已经谢顶，青筋毕露，目戴眼镜，或者说，如果他仅有的那副眼镜不是总找不到的话，他就会戴着眼镜。如果情况正常，那么他就会患上营养不良；如果最近交了好运，那么他就会因为饮酒过度而头痛欲裂。如今是上午十一点半，按照他的作息习惯，他早在两个钟头以前就开始工作了；但是即使他作了什么认真的努力，也会因为电话铃的不断响起、孩子的哭闹、街上的电钻，还有他的债权人上下楼梯的脚步声而受到打扰。最近的一次打扰是第二班邮件的到达，为他送来了两个通知和用红字印刷的所得税催单。
不用说，这个人是个作家。他可能是个诗人、小说家、电影剧本作家，或者广播稿作家，因为所有文人都基本上是一样的，不过，我们姑且说他是个书评家。有一半淹没在乱纸堆里的是一只厚厚的邮包，里面有他的编辑给寄来的五本书，并附有一张字条说，这五本书“放在一起十分适宜”。这个邮包是四天前寄到的，但是这位书评家由于精神瘫痪，懒得打开它，搁置了四十八小时。昨天他下了决心解开包扎的绳子，发现这五本书是《处在十字路口的巴勒斯坦》、《科学养乳牛》、《欧洲民主简史》（这本书共六百八十页，重四磅)、《葡属东非部落风俗》和一部小说《躺下更舒服》，把它放在里面大概是弄错了。他的书评文章需长八百字，得在明天中午以前“交稿”。
这些书中有三部写的内容是他一无所知的，他至少要读它五十页才能避免出错，这不仅会在作者（他当然知道书评家的所有毛病)面前，而且会在一般读者面前出洋相。下午四点他7就已经打开邮包取出书来，但是仍旧没有精神打开来。一想到不得不读这几本书，甚至一闻到纸张油墨的气味，他就觉得像吃那浇上蓖麻子油的冷冷的米粉布丁一样。但是奇怪的是，他的稿子会及时送到编辑部的。它总归是能及时送达那里的。到晚上九点，他的脑子比较清楚了一些，一直到下半夜，他就会坐在这间越来越冷而烟雾越来越浓的屋子里，一本接着一本熟练地翻阅，放下的时候叹一句“我的天，又是废话连篇!”到了早晨，他眼珠污浊，满面胡茬，一脸不快，在一张白纸前呆呆坐上一两个小时，一直到时针咄咄逼人地把他吓得行动起来。这时他突然来了劲。一切陈词滥调——“一本谁都不能错过的好书”，“每页都有令人难忘的东西”，“关于什么什么的章节特别有价值”等等，都像铁屑给吸向磁石一般，纷纷各就各位。书评最后结束时，文章长度正好，还剩大约三分钟时间。与此同时，又有一包内容混杂、提不起胃口的书邮递到达。事情就是这样继续下去。而只在几年以前，这个精神委顿、神经衰弱的可怜虫在开始他的写书评生涯时，他是抱着何等高尚的希望啊。
我是不是有些夸大其词了？我请问任何哪位经常写稿的书评家，任何哪一位一年评一百部书的人，能不能无愧于心地否认，他的习惯和性格不是像我所说的那样。反正，每一位作家都是那样的人，但是长期从事不作选择的书评工作，是一件特别不讨好的、讨厌的、消耗精力的事。这不仅需要吹捧垃圾，而且要不断地捏造对那些书的反应，而实际上你对它们是一点也不会自动产生什么感情的。书评家尽管已经倒了胃口，但是从职业角度出发，照理对书是有兴趣的，在每年出版的几千本书里，大约有五十本或者一百本他是有兴趣写评论的。如果他是这一行业的头脑儿人物，他可能给分到这种书的十本或者二十本!更加可能的是他只分到两三本。他的其余工作，不论在赞扬或贬低时到了怎样正直的程度，也基本上是讲假话。他是在把他的不朽精神倾倒在阴沟里，一次半品脱。
大多数书评对于所评的书都是作了不充分的或者是错误的报道。战后出版商都不像以前那样能够左右文学编辑，为他们出版的每一本书唱赞歌了，但另一方面，由于缺少版面和其他不便，书评的水准降低了。看到这种情况，有时有人建议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于把书评从职业书评家手中拿过来。专门性的书籍由专家来评，另一方面，很大数量的书评，特别是小说，可由业余作家来写。几乎每一本书都是可能在某些读者中引起反应的，哪怕这反应是极为反感，因此这些读者对该书的意见肯定比倦于此道的职业书评家有价值。但是，遗憾的是，每个编辑都知道，这样的工作很难组织。在实践中，编辑总是去找他的约稿对象——用他的话来说，他的“常规军”。
只要你认为每本书都值得一评，这种现象就没有办法改变。在成批地提到书的时候，几乎不可能不大肆赞扬其中的大部分。在你同书发生某种职业上的关系以前，你是不会发现大多数的书是多么蹩脚的。对十之八九，甚至更大比例的书，惟一客观的讲真话的批评是，“此书毫无价值”，而关于书评家本人的真实情况则是“此书引不起我任何兴趣，除非付我报酬，我是不会写它的”。但是读者读那样的书是得不到报酬的。为什么要付他们报酬？他们希望对于要他们读的书有某种指导，他们希望有某种价值评估。但一提到价值，标准就崩溃了。因为如果有人说——而且几乎每一个书评家至少一星期要这么说一次——《李尔王》是个好剧本，《四义士》是部好的惊险小说，这话里的“好”字有什么意思？
我始终觉得，最好的做法是，干脆不去理会大多数的书，而对少数似乎有分量的书，则可以长篇评论——最低限度是一千字。对将要问世的书发一两行短讯是有用的，但是一般六百字左右中等长度的书评，即使写书评的真正愿意写，也是一定没有价值的。一般来说，他并不愿意写，因为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生产片言只语的文字，很快把他压垮了，成了我在本文开始时所描述的那样一个身穿睡袍的精神委顿的人。但是，这个世界上每个人总有个别人他可以瞧不起的，我必须说，根据我在两方面的行业经验，书评家的日子比影评家好过，影评家不能在家中工作，他需要参加上午十一时的内部放映，而且也许只有一两次例外，他往往要为一杯廉价的雪利酒而出卖他的荣誉。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论坛报》；
一九四六年八月五日《新共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