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快近黄昏的时候，我们四十九个人，四十八个男的和一个女的，躺在草地上等收容所开门。我们累得话也不想多说了。我们就那样精疲力竭地躺在那里，满脸胡茬，嘴里叼着自己卷的纸烟。头顶上，栗树开满了花，再上面，大片大片的云朵在晴空中几乎一动不动地挂着。我们东一个、西一个地躺在草地上，好像是肮脏的城市垃圾。我们弄污了这里的风景，像丢在海岸上的沙丁鱼罐头和纸口袋。
如果说大家说了什么话，说的也只是这个收容所的所长。他是个恶魔，大家都这么认为，一个鞑子，一个暴君，一条咋咋呼呼、骂骂咧咧、铁石心肠的恶狗。他在场的时候，你连大气也不敢出，他好几次在半夜里把胆敢顶嘴的流浪汉赶了出去。轮到你受搜查的时候，他恨不得把你倒过身举起来狠狠地摇一摇抖一抖。要是他抓到你夹带烟草，你就会受到重罚，要是你带着钱进去（这是违法的)，那就只有求上帝保佑你了。
我身上有八便士。“我的天，伙计，”那些老油子劝告我，“你可千万别带进去。带八便士进收容所要关七天禁闭!”
于是我把钱埋在树丛下的一个洞里，上面放上一块石头做标记。接着我们就开始想法把火柴和烟草夹带进去，因为几乎所有收容所都不许带这些东西进去的，你在门口就得把它们交出来。我们把它们塞在袜统里，约有两成的人没有穿袜子，他们只好把烟草塞在靴子里甚至压在脚趾底下。我们把脚踝塞得鼓鼓囊囊的，要是有人看到，一定以为我们都得了象皮病。不过不成文法规定，哪怕是最严厉的收容所长也不检查膝盖以下的地方，最后只有一个人被捉住了。那是一个名叫苏格蒂的毛发浓密的小个子，他出生在格拉斯哥的贫民区，说话侉里侉气口音不纯。他的一听烟头在不该掉出来的时候从袜统里掉了出来，结果被没收了。
六点钟的时候，大门打开了，我们拖拖拉拉地走了进去。大门口有个当差的在登记簿上记下了我们的名字和其他各项，拿走了我们的捆捆包包。那个女的给送到济贫所去，我们其余人到收容所。这是个阴暗、寒冷的地方，用石灰水刷过，一共大约一百间石块铺地的小牢房，只有一间浴室和饭厅。令人生畏的收容所长在门口接我们，把我们带到浴室，剥光衣服搜查。他年约四十岁，态度粗暴，像个军人，对流浪汉一点也不假脸色，好像在池边给羊洗澡一样，把他们推来推去，大声叱骂。但是等轮到我的时候，他盯住我看了一会儿说：
“你是个上等人？”
“我想是吧，”我说。
他又盯住我看了一会儿。“好吧，那是你不走运，先生，”他说，“不走运。”从此以后，他似乎决定要对我另眼相待，有些同情，甚至尊敬。
那间浴室里的景象真是令人恶心。我们内衣的所有猥亵秘密都暴露无遗：污垢、破绽、补丁、权当钮扣的带子、一层又一层的褴褛衣衫，有的破洞连片，靠污垢黏在一起。这屋子里成了一片热气腾腾的肉林，流浪汉身上的汗臭同收容所原有的令人作呕的粪便味交杂在一起。有些人不愿洗澡，他们只洗了“包脚布”，那是流浪汉们用来包脚的肮脏发腻的破布。我们每个人有三分钟洗刷的时间。全靠六条挂在墙上卷筒上的油腻腻的脏毛巾擦身。
我们洗过澡以后，自己的衣服便给取走了，发了济贫所的衣服给我们换上，那是像睡衣一样的灰布衬衣，长可及膝。然后我们给带到饭厅里去，桌上已放好了晚餐。这是千篇一律的收容所伙食，总是同样的东西，不管是早餐、午餐，还是晚餐——半磅面包、一块人造黄油、一品脱所谓的茶。我们花了五分钟才吞下这难以下咽的破饭。然后收容所长发给我们每人三条床单，赶我们到牢房里去过夜了。七点不到，门的外面就上了锁，一直要锁十二个小时。
牢房都是八英尺长五英尺宽，没有灯具，只有墙上高处一扇小小的铁窗，还有门上的一个窥视孔。屋子里没有臭虫，倒有床架和草垫，这是少有的奢侈品。在许多收容所里，你睡的是一块木板，有的是睡地板，把衣服卷起来当枕头。我一人睡一间屋子，还有一张床，满心希望睡一夜好觉。但是我没有睡好。凡是收容所里，总有什么事情不对头，在这个收容所里，我马上发现的特有缺点是寒冷。五月已经开始了，为了尊重这个季节——也许是对春之神奉献的小小牺牲——当局切断了暖气管里的暖气。布床单几乎一点也没有用处。你一夜辗转反侧，刚入睡六分钟就给冻醒了，只好等天亮。
在收容所里总是这样，到我终于舒舒服服入睡时就该起床了。收容所长的重重的脚步在过道中走过来，打开门锁，吆喝我们起床。过道里很快就挤满了身穿皱皱巴巴衬衫的人往浴室里冲，因为早晨那里只有一缸水供我们这些人洗脸，先到先用。我到那里时已有二十个流浪汉洗了脸。我看一眼水面上浮着的污沫，决定这一天就不洗脸了。
我们匆忙穿好衣服，然后到饭厅里去吞早餐。面包比平时更糟，因为那个军人头脑的白痴收容所长头天晚上就把它们切成了片，结果硬得像船上的饼干。但是我们度过了这寒冷的不得安眠的夜晚，能喝到茶就感到不错了。我不知道流浪汉们如果喝不到茶，或者不如说是喝不到他们错叫了茶的那玩意怎么办。这是他们的粮食，他们的药，他们医治百病的灵丹妙方。他们一天不喝上半加仑，我真的相信他们是没有勇气存在下去的。
早餐以后，我们又要脱下衣服作体格检查，这是为了预防天花。等了三刻钟医生才来，我们便有时间看看自己的周围，看到我们是些什么样的人。这景象真叫人开了眼。我们在过道里排成两个长行，光着身子，冻得嗦嗦发抖。发蓝的寒冷的灯光无情地把我们照得一清二楚。除非亲眼看到过这种情况，任何人都无法想象我们那种肚皮松弛，形状猥亵，如丧家狗一样的丑态。一头蓬乱的头发，满脸胡茬和皱纹，低陷的胸膛，平板的脚底，松弛的肌肉——各种各样的体格畸形和败坏退化都在那里。个个都皮肤松垮，脸色灰暗，所有的流浪汉都是那样，原来因为给太阳晒得黑黑的，才看不出来。我的脑海里永远抹不掉在那里看到的两三个人的形象。患有疝气、眼泪汪汪的七十四岁的“老爷子”；一个胡须稀疏、双颊瘦削的皮包骨饿汉，看上去活像一幅早期油画中的拉撒路[1]的体；一个嘴里发出嘻嘻笑声的东游西逛的低能儿，裤子不断地掉下来，露出了屁股，使他觉得又不好意思又好玩。不过我们其他的人很少比他们强到哪里去，一共只有不到十个人的体格还算可以，一半的人我认为早应该住进医院里去的。
由于是星期天，我们要留在收容所里过周末。大夫一走，我们就被赶到饭厅里去，身后的门就给关上了。这是一间石灰水刷过、石块铺地的屋子，家具只有木板桌子和板凳，说不出的单调景象，而且有一种牢房气味。窗户很高，看不到外面，屋子里的惟一装饰是一套挂在墙上的规则，谁要是稍有行为失检就要遭到严惩。我们挤满了屋子，胳臂稍微动一动就要蹭到别人。还只有上午八点钟，我们关在那里就感到无聊了。没有什么可以交谈的，除了路上的一些无关紧要的见闻，还有哪个收容所好，哪个坏，哪个县里的人心慈，哪个县里的人心狠，警察局和救世军怎么欺侮人等等。流浪汉很少能不谈这些事情；他们除了所谓“行话”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他们没有什么可以称作是“交谈”的话题，因为肚子空空使他们灵魂空虚。世道对他们是太过分了。他们吃了上一顿就从来不知下一顿在哪里，因此他们心里想的就只能是下一顿吃什么。
两个小时慢吞吞地过去了。“老爷子”年纪大了，有些痴呆，他默不做声地坐在那里，背弯着像一把弓，发炎的眼睛不断地流着泪水，慢慢地滴在地上。一个叫乔治的肮脏的老流浪汉以戴着帽子睡觉这个怪习惯出名，他嘟囔着在路上丢失了一包面包。叫皮尔的叫化子是我们中间体格最壮的，他在收容所待了十二小时后还满嘴啤酒气，他在讲讨钱的故事，讲在小酒馆里有人请他喝了多少啤酒，讲有一个牧师向警察告发，把他关了七天。威廉和弗雷德是从诺福克来的两个以前打鱼的，在唱一首伤心的歌，那是关于不幸的贝拉的故事，她遭人遗弃，死在雪地里。那个低能儿在胡言乱语，说有个有钱人曾经给他二百五十七块金币。这样，在无聊的闲话和脏话中，时间就过去了。大家都在抽烟，只有苏格蒂没有，他的烟草给没收了，他没有烟抽，样子真难受，我就给了他可以卷一支烟的烟草。我们偷偷地抽着，一听到收容所长的脚步声，就像小学生一样把烟卷藏了起来，因为抽烟虽然默许，但制度上还是禁止的。
大多数流浪汉在这单调的屋子里已连续待上十个小时。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开始觉得，无聊是流浪汉最难熬的事了，比饥饿和颠沛还难受，甚至比经常在社会上被人瞧不起还难受。把一个粗人整天关在那里没有事可做，是一件残酷的蠢事；这就像把狗拴在一只大桶里一样。只有受过教育的人可以从内心求得安慰，能够受得了这样的监禁。流浪汉几乎全都不识字，他们在贫困面前心里一片空白，没有办法。让他们在硬板凳上呆坐十个小时，他们不知怎么打发时间是好，他们想的就只是抱怨运气不好，但愿有什么活可干。他们没有忍受闲着无事可做的能耐。由于他们一生之中有这么多的时间给闲荡掉了，他们深感无聊的痛苦。
我比别人幸运得多，因为十点钟的时候，收容所长把我叫去干收容所里最令人垂涎的活儿，那就是到济贫所厨房里去帮厨。其实那里并没有什么活儿，因此我能够溜开，躲到一间储存土豆的棚里，同济贫所里的几个贫民待在一起，他们躲在那里是为了逃避星期天上午的礼拜。那里烧着一只炉子，还有舒服的木板箱可以坐，过期的《家庭先驱》可以读，甚至还有一份济贫所图书馆那里借来的《奖券报》。在收容所呆过以后，这里可以算是天堂了。
而且，我还在济贫所吃了一顿中饭，那是我吃过的最丰盛的一餐了。不论在收容所里还是在外面，流浪汉一年是不可能吃到两顿这样的美餐的。那些贫民告诉我，他们星期天都要吃撑为止，然后这个星期其他六天就饿着肚子。吃过饭后，厨子叫我去洗碗，告诉我把吃剩的扔掉。浪费是惊人的：大盘大盘的牛肉，成桶成桶的面包和蔬菜就像垃圾一样给扔掉了，上面还倒上茶叶渣。我扔掉的好端端的食物足足把五只垃圾桶装得满满的。我在这么做的时候，二百码外就有我的流浪汉同伴们坐在收容所里，千篇一律的面包和茶这种收容所午饭只填饱了他们一半肚子，由于是星期天，也许还有两个已发冷的煮土豆加餐。看来，这些食物是有意丢掉而不给流浪汉吃的。
三点钟的时候，我离开济贫所的厨房，回到收容所。在那间拥挤的不舒服的屋子里，无聊已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了。甚至烟也不再抽了，因为流浪汉的惟一烟草来源是捡来的烟头，就像放养的牛羊一样，他离开了人行道——他的牧场——太远，他就要挨饿。为了打发时间，我同一个看起来比别人似乎优越一些的流浪汉搭讪，他是个穿衬领打领带的年轻木匠，据他说因为缺一套工具只好当了流浪汉。他同其他的流浪汉保持一定距离，模样仿佛是个自由人而不是领救济的。他还有文学趣味，流浪途中一直带着一本司各特的小说。他告诉我，他若不为饥饿所迫是不进收容所的，他宁可睡在树丛下、草堆上。有一阵子，他在南部海岸流浪时，白天讨钱，晚上睡在游泳场更衣车里，一连几个星期。
我们谈论流浪路上的生活。他批评目前这样让流浪汉一天十四小时待在收容所里，其他十小时走路和躲避警察的制度。他谈到自己的情况，只是由于缺少价值三英镑的工具，他成了社会的负担，已有六个月了。这是荒谬的，他说。
我于是把济贫所厨房里食物浪费的情况告诉他，还有我的看法。一听到这个，他马上改了腔调。我发现我唤醒了每个英国手艺工人内心深处的正统教徒意识。虽然他同其他的人一样挨着饿，但是他立刻看到这些食物应该扔掉而不应该给流浪汉吃的理由。他相当严厉地教训我一顿。
“他们必须那样做，”他说，“如果他们把这些地方弄得太舒服，全国的瘪三都会拥到这里来了。只是靠吃得不好才把那些瘪三赶得远远的。这些流浪汉太懒，不愿做工，这就是他们惟一的毛病。你不该去鼓励他们的。他们都是瘪三。”
我举出理由来辩论，说明他是错的，但是他不听。他只是重复：
“你不该对这些流浪汉有什么怜悯——他们都是瘪三。你不该用判断你和我那样的人的标准去判断他们。他们是瘪三，就是瘪三。”
看到他怎样巧妙地把自己同这些流浪汉同伴区分开来，是很有趣的事。他已流浪了六个月，但他似乎是说，在上帝的眼里，他不是个流浪汉。他的身体可能在收容所，但是他的灵魂已经高高地升起，飘在中产阶级的更加纯洁的太空里。
时钟的指针走得令人难熬的慢。我们如今无聊得连话都不想说了，惟一的声音是咒骂声和此起彼伏的呵欠声。你强迫自己不去看钟，过了很长时间，仿佛一辈子似的，回过头去再看，指针才走了三分钟。无聊仿佛冰凉的羊脂油蒙了我们心似的。连骨头都痛了。指针还只停在四点钟，晚饭要等到六点才开。
六点钟终于到了，收容所长和他的助手送饭来了。连连打呵欠的流浪汉一到吃饭时间就像狮子一样顿时来了精神。但是这顿饭令人失望得感到沮丧。面包在早晨已经够硬的了，此刻硬得连最尖利的牙齿也咬不动，根本不能下咽。年纪大一些的人几乎没有吃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吃完自己的一份，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感到很饿。我们吃完以后，马上发给我们床单，又一次给赶到四壁空空的阴冷的小牢房里去。
十三个小时过去了。七点钟我们又被叫醒了，赶到浴室去抢着用水，然后就着茶吞下面包。我们在收容所的时间待满了，但是在大夫检查了我们身体之前，我们还不能走，因为当局对天花极为恐惧，深恐流浪汉传播。这次，大夫让我们等了两个小时，到了十点钟我们才终于逃离了那里。
最后到走的时候，我们给放到院子里。在阴暗发臭的收容所待过以后，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明亮，和风吹得那么舒服。收容所长把原先没收的东西发还给每个人，还发了一块面包和乳酪当中饭，然后我们上了路，急着把收容所和它的纪律撇在脑后。现在是我们获得自由的间歇。在浪费了一天两晚的时间以后，我们有大约八个钟头可以闲逛，在路上拣烟头、讨钱、找工作。同时，我们得赶十英里、十五英里，或者可能二十英里的路，到下一个收容所去，到了那里，一切又重新来一遍。
我找到藏起来的八便士，同诺贝一起上了路，他是一个样子还体面，但是情绪低落的流浪汉，随身带着一双备用的靴子，到一个地方就去职业介绍所找工作。我们的一些其他同伴就四分五散，各奔东西了，就像一些钻到床垫中去的臭虫一样，只有那个低能儿在收容所大门外徘徊，一直到收容所长把他赶走。
诺贝和我向克罗顿进发。这条路很安静，没有汽车开过，栗树被它大蜡烛一样的花覆盖着。一切都是那么安静，空气那么清新，很难想象只在几分钟之前我们还同那帮流浪汉一起关在阴沟臭和肥皂味里面。别人都不见了；我们两个似乎是路上的仅有的两个流浪汉。
这时我听到后面有匆忙的脚步声赶来，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这是矮个子苏格蒂，他气喘吁吁地追上了我们。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生锈的铁皮罐。他面露友好的笑容像一个还人情的人一样。
“这个给你，伙计，”他诚挚地说，“我欠你几只烟头。你昨天请我抽了烟。我们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收容所长把我这一罐头的烟头还给了我。好心应该有好报——给你。”
他把四个肮脏得令人恶心的发潮的烟头塞到我的手中。
一九三一年四月《阿代尔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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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圣经》中的人物，生前历经苦难死后进入天堂的一个病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