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仍有政治前途的政治家来说，要透露他所知道的一切事情，是很困难的；而且在一个五十岁才是个婴孩，七十五岁才入中年的职业里，任何人只要没有实际上丢过脸蒙过耻都会觉得自己仍有前途，这是十分自然的事。例如，一本像齐亚诺[1]日记一样的书，如果作者仍旧有声望的话就不会出版。但是，这么说对温斯顿·丘吉尔是公正的：他不时出版的政治回忆录一直大大超过一般的水平，不论从文学素质来说还是从坦率性来说都是如此。丘吉尔多才多艺，除了其他身份以外，他还是个新闻记者，对文学有真正的感情，即使这种感情不怎么有识别能力，而且他还有永不休止、追根究底的头脑，对具体事实和动机分析都有兴趣，有时包括他自己的动机。总的来说，丘吉尔的作品更多的像是普通人的作品而不是一个公众人物的作品。当然，他目前这本书有些章节给人以从一篇竞选演讲里摘出来的外表，但它也显示了作者十分愿意承认错误。
这本书是系列著作的第二卷，涉及的时期是在德国开始进攻法国和一九四〇年年底之间。因此，它的主要事件是法兰西的崩溃，德国空袭英国，美国日益卷入战争，德国加紧潜艇战，以及北非长期斗争的开始。此书资料丰富，每一关键时刻都有演讲和电报摘录，尽管不免大量重复，但使读者有可能把当时所说的和所想的与实际发生的情况作一番比较。
丘吉尔本人承认，他低估了军事技术方面的最新变化的结果，但一九四〇年风暴袭来时他迅速作了回应。他最大的成就是甚至在敦刻尔克的时候就认识到法国已经打败，英国却没有打败，虽然表面上来看是打败了。他的这一判断不仅仅是以他的顽强好斗态度为依据的，而是对形势作出的合理评估。
德国人要迅速打赢战争的惟一途径是征服不列颠群岛，而要征服不列颠群岛他们必须打到那里去，这意味着对海峡保有制海权。因此，丘吉尔坚决拒绝把英国本土空军力量全部投入法兰西战役。这是个严酷的决策，自然在当时引起很大怨懑，并且大概削弱了雷诺[2]反对法国政府中失败主义者的地位，但在战略上来说，这个决定却是正确的。当时认为不可缺少的二十五个战斗机中队留在英国，入侵的威胁被打退了。这一年还没有过去，危险早已大大减退，可以把大炮、坦克、人员从英国调到埃及前线。德国人仍旧能够用潜水艇打败英国，或者，可以想象，用轰炸的办法，但这需要若干年的时间，而在这期间，可以期望战争会扩大蔓延。
当然，丘吉尔知道，美国迟早会参战，但在此阶段，他似乎并不期望会有一支好几百万人员的美国大军最后开抵欧洲。他在一九四〇年就预见到，德国人大概会攻打俄国，他正确地估计到佛朗哥不管可能作出什么允诺，他是不会站在轴心国一边参战的。他并且看到武装巴勒斯坦犹太人和在阿比西尼亚煽起反叛的重要性。凡是他的判断失误的地方，主要是由于他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憎恨，因此在政治上有不作区别对待的倾向。他坦白地说，他派斯塔福德·克里普斯[3]爵士去当驻莫斯科大使时没有意识到共产党恨社会党人胜过他们恨保守党人。的确，英国似乎没有一个保守党人了解这一简单事实，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工党政府上台。没有这一点认识是造成英国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政策错误的一部分原因。丘吉尔对墨索里尼的态度尽管并不影响到一九四〇年的局势发展，也是建筑在错误估计上的。在过去，他钦佩墨索里尼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属于那些认为有可能用收买办法把意大利拉出轴心的一派的。他坦率地说，他绝不会在阿比西尼亚那样的问题上同墨索里尼争吵。意大利参战时，丘吉尔当然没有留情，但是如果英国保守党人能在十年以前就了解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并不仅仅是另一版本的保守主义，而由其本质所决定必然是对英国怀抱敌意的，整个局势就会好一些。
《他们最得意的时刻》最令人感到兴趣的几章中有一章谈及以美国驱逐舰交换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基地。丘吉尔和罗斯福交换的信件成了一种对民主政治的评论。罗斯福知道，英国得到这些驱逐舰，符合美国利益，而丘吉尔知道，美国得到这些基地并不会对英国不利，而是相反。但是，除了法律上和宪法上的困难以外，不可能未经讨价还价就简单地把驱逐舰交给对方。选举即将来临，又要提防孤立主义者，罗斯福不得不作出竭力讨价还价的姿态。他并且要得到保证，如果英国作战失败，英国舰队无论如何绝不交给德国人。这个条件当然是没有意义的。丘吉尔肯定不会交出舰队，但是，要是德国人征服英国成功，他们会成立某种傀儡政府，对于他们的行动，丘吉尔就无法负责了。因此，他是不能够作出所要求那样的坚决保证的，谈判就相应拖延下来。一个迅速的解决办法是取得全体英国人民的保证，包括舰队的船员。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丘吉尔似乎不愿意公开这些事实。他说，让大家知道英国多么接近失败是件危险的事——也许这是他在这一时期里低估英国民意士气的惟一的一次。
该书写到一九四〇年阴暗的冬天结束，当时沙漠中意想不到的胜利和大批意军被俘的好消息被德国轰炸伦敦和海上沉船日增的坏消息所抵消了。你读书至此不免心中反复会问：“丘吉尔能够放开说话到什么程度？”因为这些回忆录中主要引起兴趣的部分肯定是在以后才会出现，那就是丘吉尔告诉我们（如果他决定告诉我们）在德黑兰和雅尔塔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那里采取的政策是不是他本人赞成的，还是罗斯福强加于他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本卷和前卷的口气都显示，在适当时机，他是会把比他迄今透露的要多的真相告诉我们的。
不论一九四〇年是不是任何哪个人的最得意时刻，它肯定是丘吉尔的最得意时刻。不论你对他有多么不同的意见，不论你对他和他的党没有在一九四五年竞选中取胜感到多么高兴，你不得不钦佩他，不仅钦佩他的勇气，而且钦佩他大度的胸怀和待人的真诚，这甚至在这种正式的回忆录中都表露了出来，而这部回忆录远远不像《我的早期生活》那样涉及个人。英国人民总的来说摒弃了他的政策，但是他们对他总是抱有好感，这从他一生之中大部分时间里流传的关于他的传闻的口气中可以看出。没有疑问，这些传闻常常是道听途说的，而且有一些是不能见诸笔墨的，但是它们在得到传播这一点就是有意义的。例如，在敦刻尔克撤退时，丘吉尔发表了他常常被引用的战斗讲话，据传说，在为广播作录音时，他实际说的是：“我们将在海滩上奋战，我们将在街头奋战……我们将向那些婊子养的扔酒瓶，这是我们手里剩下的惟一东西。”——但是，英国广播公司的检查官当然在这关键时刻按了键子。你可能认为，这个传闻是不确实的，但是在当时，大家认为这一定是确实的。这是普通老百姓对这位坚强而幽默的老人非常合适的恭维，他们不会接受他当和平时期的领袖，但是在灾难时刻他们认为他是他们的代表。
写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九日；
刊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四日纽约《新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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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aleazzo ciano（1903—1944），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之婿，曾任外交部长，后因与墨不和外逃，被捕后遭处决。
[2] paul reynaud（1878—1966），法国政治家，一九四〇年时为法国总理。
[3] stafford cripps（1889—1952），英国工党领袖，曾任驻苏联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