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子弹的阴影下，要有信心地谈论什么进步是不容易的事。但是，如果可以假定我们在大约十年之内不会被炸成碎片，那么就有许多理由——乔治·吉辛的小说也在其中——认为目前的时代比上一个时代好了不少。如果吉辛今天仍在世，他比萧伯纳还年少一些，但他笔下的伦敦几乎就像狄更斯笔下的伦敦一样遥远了。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煤气灯下浓雾密布的伦敦，一个喝醉酒的清教徒的城市，那里的服饰、建筑和家具都到了极端丑陋的程度，那里的工人阶级十口之家挤在一间屋子里几乎是正常现象。总的来说，吉辛并没有写最严重的贫困情况，但你读到他描写的显然是十分真实的下层中产阶级的贫苦生活，不能不感到我们较之相隔仅仅六十年前那个金钱统治的黑色礼服的世界，很明显地有了改善。
吉辛的作品也许除了他晚年所写的一两本书以外几乎都有令人难忘的章节，凡是第一次阅读他的作品的人也许不如从《大庆年[1]》开始。不过，很可惜，在他的许多值得纪念的作品多年来完全脱销的情况下，他的这两部次要作品[2]竟浪费掉宝贵的纸张。例如，《畸零女》就完全绝版了。我自己有一本，是在一九一四年大战前流行的那种红封面的廉价小开本，但是这是我所见到和听说过的惟一版本。吉辛的杰作《新格拉布街[3]》我就从来没有买到过。我读的是从公共出租图书馆借来的汤迹斑斑的旧书：《民众》、《地下世界》和其他几本也是如此。就我所知，只有《亨利·赖克罗夫特杂记》[4]、《一生的早晨》和写狄更斯的那本[5]最近重印了。但是，现在重印的两本是值得一读的，尤其是《大庆年》，这一本更加阴暗凄凉，因此更加有吉辛的特色。
威廉·普洛默先生在他写的绪言中说：“一般来说，吉辛的小说写的是金钱和女人。”麦法尼·埃文思小姐在为《漩涡》写的绪言中也说了十分相似的话。我想，你可以把定义再扩大一些说，吉辛的小说是对为了保持体面而宁可自己遭罪受的抗议。吉辛是个书呆子，也许是个过分有教养的人，他酷爱古典的东西，发现自己却陷身于一个寒冷多雾的新教国家，在自己与外界之间没有厚厚的一叠钱是无法过舒服生活的。在愤怒和不满后面，他认识到维多利亚后期英国存在的许多生活惨状大部分是不必要的。肮脏污秽、愚蠢无知、丑陋邪恶、性的压抑、偷偷摸摸的荒淫放荡、庸俗猥亵、粗鄙无礼、吹毛求疵——所有这一切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清教主义的残余，而清教主义已不再是维护社会结构的支柱了。人们原来是可以不减低效率而过相当快活的生活的，却选择过可怜的生活，造出一些没有意义的禁忌来吓唬自己。金钱是一件讨厌的东西，不仅仅因为没有它你就要挨饿；更重要的是，除非你有很多钱——比如说，三百镑一年——社会是不会让你活得体体面面，甚至平平安安的。女人是一件讨厌的东西，因为她们较之男人更相信禁忌，甚至在她们冒犯体面的时候也仍受到体面的奴役。因此，金钱和女人是社会藉此来向有勇气和有见识的人进行报复的两个工具。吉辛很愿意自己和别人更有钱一些，但是他对于我们今天称为社会公正的东西不感兴趣。他并不钦仰工人阶级本身，而且他也不相信民主。他不是要为芸芸众生讲话，而是要为鹤立鸡群于野蛮人中间的不同寻常的人、感情细腻的人讲话。
在《畸零女》中，没有一个主要人物的生活不是因为钱太少，或者因为得到钱太晚，或者因为显然荒谬可笑但毋容置疑的社会习俗的压力而毁掉的。一个老处女虚度一生最后喝酒浇愁；一个漂亮的姑娘嫁了一个可以当她父亲的男人；一个为生活挣扎的教师一再推迟同恋人的婚期，最后结婚时两人都已进入中年而枯萎了；一个好脾气的男人被他妻子聒噪死了；一个特别聪明，很有精神的人因为错过了有些冒险性的婚姻而一生无成；在每一人身上，发生悲剧的终极原因都是服从公认的社会准则，或者没有足够的钱可以绕过它。在《一生的早晨》中，一个诚实而有才华的人遭到了毁灭和死亡只是因为不戴帽子不能在一个大城市中行走。他在火车上旅行时，他的帽子给吹出了窗户，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钱另买一顶，他挪用了他的雇主的钱，结果引起了一系列的灾难。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说明人们看法的改变可以突然使得原本是威力无比的禁忌一下子显得滑稽可笑。今天，你如果丢掉了裤子，你大概也会挪用公款，而不会光着屁股到处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丢了帽子的情况也同样会产生这个必要。的确，甚至在三十或四十年前，光着脑袋在街上也是要给人嘘的。但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不戴帽子变得体面了，吉辛写的那个悲剧在当时情况下是完全可信的，今天，却完全不可能了。
吉辛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作品是《新格拉布街》。对一个职业作家来说，这也是一部令人不安和丧气的作品，因为它写的除了其他内容以外还有那个令人十分害怕的职业病——才思枯竭。没有疑问，突然失掉写作能力的作家的数目不多，但是这是一种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会碰上的灾祸，就像阳痿一样。当然，吉辛把这同他常用的主题——金钱，社会准则的压力，女人的愚蠢——联系了起来。
埃德温·里尔敦是个年轻的小说家，刚写了一部小说侥幸成功了以后，就放弃了小职员的工作，娶了一个迷人的显然有头脑的年轻女子，新娘本人有一笔数目不大的收入。在这里，和其他一两个地方，吉辛都说了如今听来是很奇怪的话：一个受过教育而不是富有的人很难娶到老婆。里尔敦却做到了，但是他的朋友却不这么顺利，这位朋友住在阁楼里靠当收入很低的补课老师维持生计，因此理所当然地只好独身。如果他真的能找到一个老婆，只可能是出身贫民窟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姑娘。有教养和讲体面的女人是不能面对贫困的。这里你又注意到那个时代和我们时代的深刻不同。无疑，吉辛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暗示，有头脑的女人是稀有动物，他这么暗示是对的。如果你要娶一个既有头脑又有美貌的女人，那么选择就更加有限了，这是根据一条公认的数学原理。这就像让你只能够在患白化病的人中间挑选，而且还是左撇子白化病患者。但是通过吉辛对他的可憎的女主人公的处理以及他对笔下其他女人的处理，得出的结论是，当时对女人的风度、修养，甚至头脑的看法同优越的社会地位和富裕的物质环境几乎是不可分的。作家愿意娶的女人也是一想到在阁楼中生活就会退缩的那种女人。当吉辛写《新格拉布街》时，情况大概确实是如此，但是我认为，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说，这在今天并不是如此。
几乎在里尔敦结婚之后不久，事情就马上变得很明显，他的妻子不过是个愚蠢的势利鬼，在那样的女人身上，所谓“艺术趣味”不过是社会竞争的一种掩饰。她嫁给一个他那样的小说家时，满以为嫁了一个很快就会成名因而自己可以沾些光的人。里尔敦是一个好学不倦、与世无争、无所作为的人，吉辛笔下的典型主人公。他身不由己地处在一个他很明白自己是决不会有能力生存的奢侈浮华、讲究排场的世界中，他的精神几乎马上崩溃了。当然，他的妻子对于什么叫文学创作没有丝毫的了解。有一段情节十分令人害怕——至少对靠卖文为生的人来说是如此——她在计算一天可以写几页，依此算她丈夫一年可以写出几部小说，可见在她看来写作并不是一种十分费力的职业。而在这个时候，里尔敦却忽然写不出东西来了。他一天又一天地坐在桌前，什么也写不出来。终于，他惊惶之下，胡乱地写了一篇东西；他的出版商由于里尔敦前一部作品的成功，心存怀疑地收了下来。从此之后，他甚至连看来似乎可以出版的东西也写不出来了。他完蛋了。
令人丧气的事情是，只要他回到小职员的工作岗位上去再过独身的生活，他就没有问题了。那个后来娶了里尔敦的遗孀的老油子记者正确地总结他说，他是那样的一个人，如果不去管他让他自己去，每隔两年就会写出一本不错的书来。但是，当然，他没有能够让他自己去。他不能再恢复去做原来的工作，而他又不能安于靠自己的老婆的钱生活：通过他的老婆起作用的社会舆论促使他才思枯竭，最后进了坟墓。书中大多数其他文学界人物并不比他幸运多少，困扰他们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但至少书中的主要灾难如今是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地发生了，或者为了完全同样的原因发生了。情况很可能是，里尔敦的妻子不会那么愚蠢，而且他也不会那么讲原则，如果她实在使他觉得一起生活太无法忍受，就离她而去，一走了之。在《漩涡》中出现了一个很相似的类型的女人，名字叫做阿尔玛·弗罗辛姆。对比之下，在《大庆年》中有三位法兰西小姐，她们代表了新兴的下层中产阶级，这个阶级在吉辛的笔下掌握了它不配使用的金钱和权力，而且她们的粗俗、喧闹、精明和不讲道德是相当惊人的。乍看之下，吉辛笔下的“上等太太”和“非上等太太”的女人似乎是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两种动物，这似乎否定了他对一般女性的总的蔑视态度。但是，她们之间的联系环节是，她们全都目光短浅得可怜。甚至像《畸零女》中的罗达那样聪明有朝气的女人（那是令人感到兴趣的新女性的早期标本）也不能进行抽象的思维，不能摆脱现成的标准。在他的心目中，吉辛似乎觉得，女人天生比男人差。他希望她们受较好的教育，但另一方面，他不希望她们得到自由，因为她们肯定会错用自由的。总的来说，他书中最优秀的妇女是缩在后面只管持家的一类。
有好几本吉辛的书我从来没有读过，因为我一直没有能够弄到，遗憾的是，其中包括《生于流放之中》，有人说这是他最好的作品。但是仅仅根据《新格拉布街》、《民众》和《畸零女》，我就可以认为，英国的作家很少有比他更优秀的。这话也许说得过于匆忙，但是你若考虑一下小说的意义是什么就不会这么想了。“小说”一词一般用来指几乎任何种类的故事——《金驴记》、《安娜·卡列尼娜》、《堂吉诃德》、《即兴诗人》、《包法利夫人》、《所罗门王的金矿》等等——但是它也有一个狭义的定义，专指十九世纪以前很少存在而主要是在俄国和法国繁荣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是一个要想刻画人的故事，它不一定使用自然主义的手法，但是要表现人在日常动机的支配下怎么样行事，而不仅仅是经历一系列不大可能的冒险。根据这个定义，一部真正的小说也包括至少两个人物，或许还更多，他们是从内心而且是在同样的或然性水平上来加以刻画的，这实际上就排除了用第一人称写的小说。如果你接受这一定义，那么就很明显，小说不是英国特别出众的一种艺术形式。一般称为“伟大的英国小说家”的那些作家结果往往不是真正的小说家，或者不是英国人。吉辛不是一个写奇闻轶事，或者滑稽喜剧，或者政治文章的作家：他对别的人有兴趣，他能够含有同情心地处理好几种不同的动机，而且从它们的冲突中编出一个可信的故事，这一点就使他在英国作家中间不同一般。
当然，在他所想象的情景和人物中，并没有很多一般称为美的东西，诗情画意的东西，在他的文字之中则更少了。的确，他的文章常常是十分倒胃口的。但是，他不犯真正重要的毛病。他说的意思是什么一般总是清楚的，他从来不“为效果而写”，他知道怎样在叙述和对话之间保持平衡，怎样使对话听起来可信而又不致同前后的文体太不协调。比他写作缺少文采更加严重得多的一个毛病是他经验范围的狭小。他只熟悉少数社会层面，尽管他对环境给人物的压力有细腻的了解，但是他似乎对政治和经济力量没有什么了解。他的世界观是有一些反动的，那是由于缺乏远见，而不是由于恶意。他为环境所逼只好生活在工人阶级中间，但是他把工人阶级看成是野蛮人，他这么说只不过表明他是诚实的，有什么说什么；他并没有看到他们如果有稍微好一些的机会就可以有文明的教养。但是，说到底，你对一个小说家的要求不是要他作预言，而吉辛的魅力一部分在于他毫不怀疑地属于他自己的时代，虽然那个时代待他十分不公。
最近似于吉辛的英国作家似乎总是他的同时代或近乎同时代的人马克·路思福德。如果你单纯罗列一下他们的特点，这两人似乎十分不同。马克·路思福德没有吉辛那么多产，他不如吉辛那么谈得上是个小说家，他的文章要写得好得多，他的作品属于哪个时代不那么容易辨认，在世界观上，他是个社会改革家，而且，尤其是，一个清教徒。但是他们两人有令人难忘的相似之处，也许这是因为两人都缺少英国作家的致命伤——“幽默感”。一种情绪消沉和孤独的气氛则是他们两人共有的。当然，吉辛的作品中有可笑的段落，但他主要并不想博得一笑——尤其是，他并没有滑稽的冲动。他对待他的所有主要人物或多或少都是认真严肃的，至少力图表示同情。任何小说都不可避免地有一些次要人物滑稽可笑，或者是用纯粹敌意的眼光看他们的，但是不偏不倚这种品质确实是存在的，而吉辛比大多数英国作家更能够掌握这品质。他没有十分强烈的道德目的，倒成了对他有利的一点。当然，他对他所生活的社会的丑恶、空虚和残忍深感厌恶，但是他关心的是反映它，而不是改变它。在他的作品中一般没有一个人可以归为坏蛋一类，而且即使有坏蛋，他也没有得到恶报。吉辛在处理性的问题时，考虑到他写作的时代，他写得十分坦率，令人吃惊。这并不是说他写色情性质的东西，或者说对乱交表示赞许，而只是说，他愿意面对事实。英国小说写作有一条不成文法，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一样在结婚时应该还保持着童贞，这条不成文法在他的作品中被抛在一边了，几乎可以说是自从菲尔丁以来的第一次。
像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的大多数英国作家一样，吉辛除了当作家或者做有闲阶级以外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值得想望的前途。有文化和没有文化的分野已经存在，一个能够写严肃小说的人不可能再把自己看成是能完全满足于商人的生活的，或者军人、政治家等等人的生活的。至少在意识上，吉辛根本不想当他那样的作家。他的理想是相当令人悲哀的，不过是有一笔起码的个人收入，住在乡间一所舒服的小房子里，最好是没有结婚，那么他在那里就可以沉湎于书本中间，特别是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经典。要是当初在得到了牛津大学奖学金后没有行为失检而致被捕入狱[6]，他也许可能实现这个理想。结果他一生都在从事他视为为人作嫁的卖文生涯，最后终于达到可以不再抢时间写作时，马上就不幸亡故，年仅四十五岁。赫·乔·威尔斯在《自传试验》中把他的死说成同他的生是一致的。他在一八八〇年到一九〇〇年之间出版的二十部左右的小说可以说是他为了争取悠闲生活的斗争中的血汗之作，这种生活他从来没有享受到，而且即使享受到了他也不可能充分利用的：因为很难相信他的气质真正适合过学术研究的生活。无论如何，也许他的才华的天然力量会迟早把他吸引到小说写作上来。否则，我们就得感谢他少年荒唐干了蠢事，这才使他不可能过上舒服的中产阶级生活，而迫使他成为庸俗、贫穷和失败生活的记录者。
一九四八年五月为《政治与文学》写作，
未刊出该刊即停刊；一九六〇年
六月发表于《伦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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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五十周年大庆。
[2] 《大庆年》和《漩涡》。——原注
[3] 格拉布街是当时伦敦潦倒文人聚居的一条街，后喻文丐。
[4] 现通译为《四季随笔》。
[5] 即《狄更斯评传》。
[6] 吉辛年轻时学习成绩优异，曾获多项奖学金，后因为在经济上帮助一不幸少女而犯偷窃罪，判刑一月，被开除学籍，断送了前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