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波河流域

罗马将疆域扩展至阿尔卑斯山脉或如当时罗马人所言扩展至意大利边界，赋予凯尔特领地生机并在此地实行殖民化，却都因汉尼拔发动的战事而受阻。这项任务如今会在其曾经中断之处重新开始，自是不言而喻，凯尔特人也深谙此理。就在与迦太基签订和约的那一年（罗马纪元553年即公元前201年），涉险最为直接的波伊人境内再次爆发了战争行动。他们与仓促集结的罗马征兵交锋，获首胜，再加上马戈远征北意大利时曾留下一位迦太基军官——哈尔米卡，此人全力游说，于是到了次年（罗马纪元554年即公元前200年），一场普通的叛乱蔓延至波伊族和因苏布雷族以外的区域，这两个部落直接受到威胁。利古里亚人见危险愈加逼近，不得不举兵起事，甚至塞诺马尼的年轻人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以他们行事审慎的首领马首是瞻，而听命于在危难中告急的同族之人。为抵御高卢的突袭，罗马人曾建造两座堡垒——普拉森舍和克雷莫纳，如今普拉森舍惨遭洗劫，死里逃生的普拉森舍居民数不超过2000，克雷莫纳则被围困。罗马军团火速赶来，竭尽全力救其脱困。一场大战爆发于克雷莫纳城下。腓尼基将领的巧妙策略和专业技能无法弥补他手下军队的缺陷，高卢人无力抵御罗马兵团的进攻，无数人战死沙场，这位迦太基军官便是其中之一。但是凯尔特人仍坚持战斗，次年（罗马纪元555年即公元前199年），由于主帅的疏忽，曾于克雷莫纳得胜的罗马军队几乎为因苏布雷人所灭，直到罗马纪元556年即公元前198年，普拉森舍才部分重建起来。但是这个曾并肩奋战的部落联盟内部却出现不和。波伊人和因苏布雷人发生争执，塞诺马尼人不但退出民族联盟，而且卑鄙地出卖同胞，以换取罗马人的饶恕。因苏布雷人与罗马人在闽奇乌斯河上交战，塞诺马尼人竟从后方突袭，助敌人毁灭自己的同盟和战友（罗马纪元557年即公元前197年）。因苏布雷人战败受挫，在科莫沦陷后，他们也同意单独议和（罗马纪元558年即公元前196年）。对于塞诺马尼人和因苏布雷人而言，罗马人规定的条款当然要比他们一贯给意大利同盟成员的更为苛刻，尤其是他们注意利用法律来确认意大利人和凯尔特人之间的障碍，并规定这两个凯尔特部落的人永远无法取得罗马公民资格。但这些波河对岸的凯尔特区域却得以继续存在并保持原有的国家体制——这样一来，他们不成市镇，而成部落聚集区——并且他们似乎不用缴纳贡赋。罗马人意在让他们充当波河以南罗马殖民地的壁垒，使意大利免受北方迁徙部落的侵犯，而且阿尔卑斯山脉的居民惯于在此地劫掠，此举也可使意大利免遭他们的攻击。再者，拉丁化在这些地方发展迅速，凯尔特民族显然还远不能同更为文明的萨贝利族和埃特鲁斯坎族一样抵制此类反抗行径。著名的拉丁喜剧诗人斯塔提乌斯·凯西利乌斯死于罗马纪元586年即公元前168年，他就是一个因苏布雷被释奴。波利比奥斯于六世纪末来此游历，据他所言，此地仅有阿尔卑斯山脉的少数村落仍为凯尔特人所居，这或许会有夸大之嫌，而另一方面，维内蒂人保持其民族性的时间似乎较为长久。

抑制阿尔卑斯山外高卢人迁徙的举措

罗马人在这些地区所做的主要努力自然是抑制阿尔卑斯山外凯尔特人的迁徙，使隔开半岛和内陆的天然壁垒也成为其政治边界。罗马的恶名已深入阿尔卑斯山外邻近的凯尔特部落，这一点能从两方面得到证明：阿尔卑斯山内的同胞被歼灭或被征服之时，山外的凯尔特人保持完全消极的态度，而且孤立的凯尔特人想在阿尔卑斯山脉靠近罗马一侧安居，罗马使者向阿尔卑斯山外各部落——提到这个名词，我们首先会想到赫尔维蒂人（在日内瓦湖和美因河之间）和加尔尼人，又名陶里斯奇人（在卡林西亚和施蒂里亚）——抱怨此事，他们却都不以为然。更重要的是，这些移民先低声下气地来乞求罗马元老院分给他们一点土地，然后又乖乖遵守严命回到阿尔卑斯山外（罗马纪元568—575年即公元前186—前179年），让他们已经建立在离阿奎莱亚不远的城镇再遭破坏。元老院严格遵循以下原则，无一例外：自此以后，阿尔卑斯山脉的门户应该对凯尔特民族关闭，并对鼓动这种移民计划的意大利罗马公民予以重罚。凯尔特人曾经亚得里亚沿海最深处，沿着一条罗马人至今都不知道的路线，企图迁入意大利。再者，马其顿的腓力似乎计划效仿汉尼拔从西方切入的策略，自东方侵入意大利。因此，罗马人在意大利的东北极地建造了一座堡垒，即最北的意大利殖民地阿奎莱亚（罗马纪元571—573年即公元前183—前181年），建造这座堡垒的目的不仅在于永远对外邦人封闭此路线，而且在于确保控制住这一特别便于航行的海湾，制止这些海域内仍未肃清的海盗行径。阿奎莱亚的建立致使罗马人与伊斯特利亚人爆发战争（罗马纪元576—577年即公元前178—前177年），随着罗马人攻陷几座大本营，伊斯特利亚国王埃普洛阵亡，战事迅速宣告终结。这场战事除了少数蛮族突袭罗马军营的消息传来，罗马舰队和整个意大利都陷入惊慌之外，再无其他值得注意的事。

波河以南地区的殖民化

罗马元老院决定将波河以南的地区与意大利合并起来，因而采用了一条较以往不同的路线。波伊人即刻便受这一策略的影响，他们决意拼死自卫。他们甚至渡过波河，企图鼓动因苏布雷人再起兵事（罗马纪元560年即公元前194年）；他们将一位罗马执政官困于军营，眼看着他濒临覆灭的边缘；普拉森舍奋力抵御土著人疯狂而持续的攻击，勉强自保。最后，双方在穆提那决战，这场战争持久而惨烈，但是罗马人获得胜利（罗马纪元561年即公元前193年）。从那时起，斗争不再意指开战，而只是猎取奴隶而已。不久之后，罗马军营就成为波伊境内唯一的避难所，大部分幸存者都开始到此避难，战胜者竟能不甚夸张地向罗马汇报说：波伊除老人和孩子之外已不剩其他。因此，这个民族不得不接受既定的命运。罗马人要求其割让一半领土（罗马纪元563年即公元前191年）。波伊人无法拒绝这一要求，甚至在仅剩的区域内，波伊人也很快不见了踪迹，并与他们的征服者合而为一。[1]

罗马人扫清外敌、掠取土地之后，普拉森舍和克雷莫纳的居民多半因过去几年的灾祸而惨遭扫荡或四散而去，罗马人遂将这两地重组，并派新居民到这里来。新建立的堡垒在塞诺尼人原有的地域或其附近，有波登提亚（在雷卡纳蒂附近，离安科纳不远，建于罗马纪元570年即公元前184年）和皮骚隆（又名佩萨罗，建于罗马纪元570年即公元前184年），另有堡垒在新占的波伊，包括博诺尼亚（罗马纪元565年即公元前189年），穆提那（罗马纪元571年即公元前183年）和帕尔马（罗马纪元571年即公元前183年）；穆提那殖民地在汉尼拔领导的战事爆发之前就已经建立，但还未建成便因此战中断。建造堡垒总是与修建军事道路联系起来，这次也不例外。弗拉米尼亚大道自其在阿里米努姆的北端延伸至普拉森舍（罗马纪元567年即公元前187年），名为埃米利亚大道。而且从罗马到亚雷提恩的卡西亚大道可能早已是地方自治的道路，大概在罗马纪元583年即公元前171年由罗马城接管重修；到了罗马纪元567年即公元前187年，自亚雷提恩翻越亚平宁山脉至博诺尼亚的线路远达新埃米利亚大道，均已整顿就绪，用作罗马与波河堡垒之间的一条捷径。由于这一系列措施，波河实际取代亚平宁山脉成为凯尔特和意大利之间的分界。自此以后，波河以南的地区主要流行意大利人的公民政体，波河以外的地区主要流行凯尔特人的部落政体；如果亚平宁山脉与波河之间的区域仍被称作凯尔特领地的话，那也只不过是虚名罢了。

利古里亚

意大利西北山区的山谷和丘陵地带大多为种类纷繁的利古里亚族所占，而罗马人所遵循的路线也大致相同。那些即刻去往阿尔诺河以北的居民都被彻底铲除。遭遇这一命运的以阿普阿尼人为主，他们居住在阿尔诺河与马格拉河之间的亚平宁山脉之上，一方面不断劫掠比萨之地，另一方面又抢夺博诺尼亚和穆提那的领土。那些人但凡没有在此地牺牲于罗马人刀下的，都被转移至下意大利的贝内文托一带（罗马纪元574年即公元前180年）。利古里亚人曾攻占穆提那殖民地，罗马人不得不于罗马纪元578年即公元前176年收复此地。通过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罗马人在波河流域和阿尔诺河流域之间的分水岭将利古里亚族彻底毁灭。卢纳堡垒（距斯佩齐亚不远）于罗马纪元577年即公元前177年在阿普阿尼故地建成，守卫着边疆以抵御利古里亚人的袭击，一如阿奎莱亚保卫疆土以对抗阿尔卑斯山外的凯尔特人。同时，罗马人也能得到一个绝佳的港口，自此以后，这个港口就成为渡海至马西利亚和西班牙的码头。自罗马至卢纳的海岸线（又称奥勒利安大道）以及自卢纳经佛罗伦萨而至亚雷提恩（在奥勒利安大道与恺撒大道之间）的横路，大概都在同一时期建成。

较为西边的利古里亚部落扼守热那亚的亚平宁山脉和沿海的阿尔卑斯山脉，纷争不断。他们是麻烦的邻居，习惯在海陆两地行劫掠之事：比萨人和马塞利亚人都因他们的侵犯和海盗行径而受到很大损害。这些无休无止的对抗并没有产生永久性的结果，或许甚至也志不在取得永久性的结果。不过显然有个例外，那就是除了沿海的常规路线外，罗马人还想拥有一条通往阿尔卑斯山外高卢和西班牙的陆上交通线，为此他们肃清自卢纳经马西利亚至伊伯利亚的沿海大道，至少远至阿尔卑斯山脉——而在阿尔卑斯山外，则由马塞利亚人负责向罗马船只开放海上航行，向陆上旅客开放沿岸道路。内地山谷无法通行，堡垒坚如磐石，居民贫苦却机敏狡猾，罗马将此地主要用作军事学校，以训练众将士。

科西嘉[2]和撒丁岛[3]

他们所谓的战争与对抗利古里亚人的战争性质趋同，这些战争是针对科西嘉人甚至更大程度上是针对撒丁内地居民发起的。罗马人曾对撒丁内地居民进行劫掠性远征，如今这些居民便突袭沿海各地，予以报复。罗马纪元577年即公元前177年，提比略·格拉古远征撒丁人尤其令人难以忘怀，主要不是因为此战给该省带来了“和平”，而是因为他宣称自己杀死或俘虏的岛上居民多达8万人，并将大量奴隶从这里牵到罗马，因而便有了“廉价如撒丁人”这一说法。

迦太基

在非洲，罗马的政策基本上归结于一个想法，一个目光短浅而又心胸狭隘的想法，即：它应该制止迦太基势力的复兴，因而应该使这座不幸的城市永受压迫，并因罗马宣战胆寒心惊，就好似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悬挂于头顶之上。和约规定：迦太基人应该保卫其领土无所削减，但是他们的邻居马西尼萨应该将所有他或他祖先在迦太基境内曾拥有的领土都对他做出一个保证，之所以补充这一条件，其目的似乎不在于避免争执，而在于引发冲突。这种说法也同样适用于罗马和约强加在迦太基人身上的义务，即不对罗马同盟作战。这样一来，根据条约内容，他们甚至无权把努米底亚人从确属他们自己的领土内赶出去。既有这样的规定限制，非洲一般的疆界问题又变幻无常，迦太基面对一个实力雄厚又不择手段的邻国以及一个既是裁判员又是当事人的领主国，他所处的位置甚为痛苦。但现实却比最坏的预期更为恶劣。早在罗马纪元561年即公元前193年，迦太基便发现它国突然以各种莫须有的借口侵犯自己，它最富庶的一块领土，即小塞地斯高原上的伊伯利亚省，一部分为努米底亚人所掠，一部分甚至被他们夺去不还。这种侵略行为屡见不鲜。平坦的乡村都落入努米底亚人之手，迦太基人勉强能在较大的领域内自保其地。迦太基人于罗马纪元582年即公元前172年宣称：仅在最近两年内，又有70个村庄被违约夺走。他们接连派使者到罗马，请求罗马元老院准许他们武装自卫，或者设立一个有权执行判决的仲裁法庭，又或者重新调整疆界，让他们至少可以清楚知道自己损失多少；否则，与其这样逐渐把他们交给利比亚人，还不如直接让他们成为罗马公民。然而，罗马政府已于罗马纪元554年即公元前200年向其客民言明准许其扩大疆域，当然，吃亏的还是迦太基，罗马政府似乎并不反对它拿走自己的应得之物；对于曾经所遭受过的苦痛，利比亚人如今已全数奉还，彻底报复了往日折磨他们的人，有时甚至会过于猛烈。对此罗马政府可能会适当加以控制，但是罗马人指定马西尼萨为迦太基的邻国，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施以磨难。一切请求和抱怨都没有结果，只有两点例外，即：罗马使者来到非洲，一番彻查过后，仍未有任何定论；在罗马进行交涉时，马西尼萨使者假装没有收到指示，事情因而被搁置下来。只有意志坚韧的腓尼基人能逆来顺受地屈从于这种局势，甚至能主动对暴虐的胜利者极尽殷勤与礼数。他们尤其会通过给罗马人运送粮食来讨其欢心。

汉尼拔改革迦太基政体　汉尼拔溃逃

然而，战败者的这种柔软性却不仅仅只是耐性与顺从。迦太基仍有一支爱国党派，该党领袖无论被命运置于何处，都能令罗马人闻风丧胆。显而易见，罗马与东方各国将会发生纠纷，而爱国党派从未放弃过利用这些纠纷再起战事的想法。再者，由于哈尔米卡及其诸子的大计未成（其主要原因在于迦太基的寡头政治），所以主要目标就是复兴内政，为新的战争作准备。逆境的有利影响加上汉尼拔清醒高尚又极富威严的头脑，引发了政治与财政改革。寡头政治对这位伟大的将军提起刑事诉讼，又以故意放弃夺取罗马城及挪用意大利战利品为由来控诉他，实在是恶贯满盈、愚蠢至极——由于汉尼拔的提议，这腐朽的寡头政治被推翻，一个适于公民现状的民主政府建立起来（罗马纪元559年即公元前195年之前）。通过追缴欠款和被挪用的资金，设立更好的监督体系，财政迅速得到重组，这样一来便能支付上交给罗马的贡赋，而不用让公民负担额外的赋税。罗马政府当时正向亚细亚的大王发动一场至关重要的战争，见此形势，不免忧虑，这一点我们不难想象。罗马军团在小亚细亚[4]作战时，迦太基舰队可能登陆意大利，汉尼拔领导的二次战争也可能在此地爆发，这种危险并不是凭空想象。因此，罗马人遣使去迦太基（罗马纪元559年即公元前195年），多半是要求迦太基交出汉尼拔，对此我们几乎不能加以责难。迦太基那些居心不良的寡头政客一封接一封地寄信到罗马，向民族的仇敌控告曾推翻过他们的英雄，说他同反罗马的国家暗通往来。他们虽然卑鄙，但其情报应该无误。这位使者觍着脸承认他们如此强大的一个民族对迦太基这样一个贫贱小国心生畏惧，确是事实。这位征服扎玛的高傲者竟在元老院里反对采取如此可耻的方法，这是理所当然又值得钦佩的事，但他们所承认的只是单纯的事实，汉尼拔确实是一个非凡的天才，除了感情用事的政客以外，在罗马无人能容许他继续任迦太基首脑。罗马政府给他这样显著的认可并非在他意料之外，因为进行上一场战争的是汉尼拔而非迦太基，所以须承担战败者厄运的也是他。迦太基人别无他法，只能屈从，并对汉尼拔免他们受更大耻辱而心怀感激——汉尼拔迅速而明智地逃往东方，只把较小的耻辱留给他的祖国，即把它最伟大的公民永远逐出祖国，没收他的财产，拆毁他的宅第。有一句意义深远的话这样说道：那些神灵给予其无限快乐与悲苦的人便是神灵的宠儿。这话就这样在汉尼拔身上得到了充分证明。

罗马对迦太基无休无止的愤恨

比起迫害汉尼拔，罗马政府应负的更严重的责任是他们在汉尼拔走后仍继续猜疑凌虐迦太基。各党各派确实在这里蠢蠢欲动，一如从前。但是，在这位几乎改变世运的非凡之人离开以后，爱国党在迦太基的地位并不比在埃托里亚或亚该亚高很多。当时，各种思想搅动着这座不幸的城市，而其中最为合理的无疑就是依附于马西尼萨，让它从腓尼基人的压迫者转变为他们的保护者。但无论是爱国党当中的民族派还是亲利比亚派都未夺得政权，相反，政权仍握在亲罗马的寡头政客手中，即便他们完全不考虑未来，也会坚持这样一种信念，即在罗马的守护之下保全迦太基的物质繁荣和公共自由。对于这种事态，罗马人可以很放心。不管是民众，还是普通当权者，都不能摆脱汉尼拔战争所带来的深切恐慌。罗马商人以一种忌妒的眼光看着这座城市，看着它已然失去了政权，但却仍然拥有着广泛的商业客户群以及根深蒂固不可撼动的财富。罗马纪元567年即公元前187年，迦太基政府已自请立即付清罗马纪元553年即公元前201年和约所规定的全部款项——然而，罗马人对于迦太基需义务纳贡这一事实的重视程度远甚于纳贡金额本身，他们毅然拒绝这一请求，只从中得出一个信念：尽管他们费尽千辛万苦，这座城市却依然未毁，也不能毁。关于背信弃义、诡计多端的腓尼基人的谣言一直层出不穷，传遍罗马。一次，据说有人曾在迦太基看见推罗的阿里斯托作为汉尼拔的密使让公民准备亚细亚战舰队的登陆（罗马纪元561年即公元前193年）；又有一次，谣传议会曾在医神庙里召开秘密的夜间会议，接见珀尔修斯[5]的使者（罗马纪元581年即公元前173年）；还有一次，有人说迦太基正在装备强大的舰队以参加马其顿战争（罗马纪元583年即公元前171年）。诸如此类的谣传至多只是起于个人的言行失检，但它们仍是罗马在外交上再兴风浪的讯号，也是马西尼萨再起纷争的警钟，而迦太基问题非第三次布匿战争不能解决这一观念越缺乏意义，越没有理由，便越坚不可摧。

努米底亚人

于是，腓尼基人的势力在其居住之地日渐衰弱，一如许久以前，其势力在故乡一蹶不振，这时，一个崭新的国家在他们旁边发展起来。自远古时代开始，非洲北海岸就居住着这样一群人（至今仍居住在这里），他们自称锡拉人或塔马齐格特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称他们为诺马德人或努米底亚人，即“游牧”民族，阿拉伯人则称之为柏柏尔人，虽然有时也会称之为“牧羊人”（shawie），我们则习惯称他们为柏柏尔人或卡比尔人。这个民族，就迄今为止它为人所研究的语言来看，与其他已知民族都毫无关系。在迦太基时代，这些部落除直接居住在迦太基周围或直接居住在海岸边的以外，基本上都保持着独立地位，也大多保留着牧羊和骑马的生活方式，与现在阿特拉斯居民的生活方式如出一辙。尽管他们对腓尼基字母表和腓尼基文明大体上并不陌生，柏柏尔首领让其子到迦太基求学以及与腓尼基贵族通婚的事例也不在少数。在非洲获取自己的直辖领地并不是罗马人的政策，他们宁愿在这里建立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实力应该还没有强大到能够脱离罗马的保护，但应该足以压制如今仅限于非洲的迦太基势力，使这座备受凌虐的城市绝不能自由活动。他们在土著君主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大约在汉尼拔战争期间，北非的土著人臣服于三个霸主，根据当地习俗，每个霸主都有众多注定归于其麾下的小王：毛里王包卡儿统辖自大西洋至摩洛卡特河（今mluia，在摩洛哥和法国的边界上）的区域；麻塞西里亚王西法克斯统辖自上述地点至所谓的“钻孔岬”（即seba rus，在jijeli和bona之间），在如今的奥兰和阿尔及尔两省之地；马西里亚王马西尼萨则统辖自钻孔岬至迦太基边界的区域，在如今的君士坦丁省。其中实力最强的西加王西法克斯已在上次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中被俘，并被押往罗马，最终在幽禁中死去。他的广阔领土大多归于马西尼萨，尽管西法克斯之子佛明那言辞恳切地祈求从罗马人手里收复他父亲的一小部分领土（罗马纪元554年即公元前200年），但是罗马人的早期盟友是迦太基的主要压迫者，佛明那无法从他手中夺回其位。

马西尼萨

马西尼萨成为努米底亚王国的开创者，无论是出于选择还是意外，这样一个完全适合其位的人实在是不可多得。他身体强健，年老却不僵化，性情温和，处事冷静，一如阿拉伯人；能吃苦耐劳，能从早到晚立于一地而不动，能24小时在马背上奋战而不倦。他在年轻时历经兴衰枯荣，在西班牙战场上不论是身为士兵还是身为将军他都有所历练，也能掌握更困难的技术，不但把人口众多的家室打理得井井有条，而且能将其领地管理得秩序井然。不论是匍匐于其强大保护主的膝下，还是蹂躏其孱弱的邻国，他都不择手段，通力为之。除此之外，他曾在迦太基求学，经常出入最高贵族的宅第，因而对迦太基的情形了如指掌，同时像其他非洲人一样，对于自己以及自己民族的压迫者满怀怨恨。他的民族似乎濒临灭亡，这位杰出之士转而成为复兴民族的主心骨，他仿佛就是这个民族优缺点的化身。好运对他时时眷顾，尤其是给他时间一展抱负，完成伟业。他享年90岁（罗马纪元516—605年即公元前238—前149年），在位60年，直至最后也还是体力充沛，精气十足，死后留下一个一岁的儿子以及一世英名，后人都说他是当时最强壮、最贤明也是最幸运的君主。

努米底亚的扩张与文明

我们在上文已经叙述过罗马人在管理非洲事务时如何明确表示他们有意袒护马西尼萨，以及马西尼萨如何积极反复地利用这种默许来剥削迦太基，以达到其扩大领土的目的。整个内陆直至荒漠边缘地区都自动落入土著君主之手，甚至巴格拉达河（即mejerdah）的上游河谷连同富庶的瓦加城都归这位君主统辖。在迦太基以东的沿海地带，他也占据了锡多尼亚人的古城大莱普提斯和其他地方，这样一来，他的王国自毛里塔尼亚边界延伸至昔兰尼加边界，沿陆地把迦太基的领土团团围住，在最近的区域内处处打压腓尼基人。毫无疑问，他将迦太基视作他未来的首府，利比亚派也有此意。但迦太基所受的损失并不只在疆域缩小这一方面。他们伟大的君主把游牧民族变为另一种民族。这位君主开垦大片土地，并把大量地产传给每个儿子，他的臣民也仿效此例，开始定居务农。他把游牧民变成定居公民，同时也把成群的抢掠者变成士兵，罗马人认为这些士兵可与罗马军团并肩作战。他传给继任者的是充盈的国库和纪律严明的军队，甚至还有一支舰队。他的居住地锡尔塔（即君士坦丁）成为一个热闹的大国首都，也成为腓尼基文明的一个主要所在地，柏柏尔王的宫廷积极培育这种文明——或许是考虑到迦太基和努米底亚将来要合并为一国才特意加以培育。于是，素来卑微的利比亚民族自觉地位上升，本地的风俗语言甚至流入腓尼基古城，如大莱普提斯。在罗马的庇护之下，柏柏尔人开始觉得自己的地位与腓尼基人平等，甚至高于腓尼基人。在罗马的迦太基使者不得不静听这样的言论：他们在非洲就是外来人，非洲属于利比亚人。即使是在帝国的休整时期，北非的腓尼基文明依然保持着生机与活力，这主要还是归功于马西尼萨而非迦太基人。

西班牙的文明状况

在西班牙，沿海的希腊和腓尼基城市，如伊伯利亚、萨贡图姆、新迦太基、马拉加和加的斯都欣然服从罗马统治，因为如果单凭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必不能自保以抵御土著人的侵袭。基于类似的原因，马西利亚虽然比这些城市都更为强大，也更能自卫，却也不忘通过亲附罗马人来寻得一个强有力的支撑，以备不时之需，而罗马作为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中间站，又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反之，土著人却给罗马人制造了无数麻烦。诚然，伊比利亚半岛并不缺少一种初步的民族文明，尽管我们并不能对这文明的特性得出任何清晰的概念。我们在伊比利亚人之中发现了一种流传甚广的民族文字，这种文字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埃布罗河流域的文字，一类是安达卢西亚文字，每一类又大概能细分成各个不同的小类别。这种文字似乎起源于远古时代，追其根本，似乎是出自古希腊字母，而非腓尼基字母。甚至有传闻称，图尔德泰尼人（在塞维尔附近）拥有自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短诗，一部6000行的法律韵律书以及大量历史记载。无论如何，在所有西班牙部落中，这个部落据说是最文明同时也是最不好战的。的确，它经常利用外国雇佣兵作战。波利比奥斯[6]所描述的一段话指的大概也是这个地区，他说西班牙的农业和畜牧业都甚为繁盛，以至于在没有机会出口时，粮食和肉类便会以极低的价格出售。还说王宫恢弘壮丽，银瓶盛满“大麦酒”。再者，至少有一部分西班牙人热心接受罗马人所带来的文化元素，以至于在海外各省中，西班牙的拉丁化进程相较于其他地方更为迅速。例如，意大利式的热水浴这时开始为土著人所用。显然，罗马钱币不仅在西班牙流通的时间远比其他地方更早，而且还被西班牙钱币模仿，这里丰富的银矿多少可以说明这一情况。所谓的“奥斯卡（今阿拉贡的韦斯卡）银币”即刻有伊比利亚文的西班牙第纳里于罗马纪元559年即公元前195年被载入史册。西班牙开始铸币的时间一定不会太晚，因为这种银币的印纹是根据最早的罗马第纳里仿造而来。

但是，在南方与东方各省，土著人的文化可能已经为罗马文明和罗马统治开辟了道路，以至于它们并没有遭遇多大的困难。另一方面，西方、北方以及整个内陆地区都为众多部落所占，这些部落的野蛮程度不一，对任何文明都知之甚少——例如，到了约罗马纪元600年即公元前154年，茵特加提亚的人还不知道使用金银——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比与罗马人的关系好。这些自由的西班牙人有一种特性，即男子的骑士精神以及至少不亚于男子的女子侠义精神。一位母亲送子出征时，会逐一讲述祖先的功绩以激励他的精神；最美的女子不需请求便自愿嫁给最英勇的男子；单人决斗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它既可用来决定勇士的奖赏，也可用来解决诉讼的曲直，甚至君主亲属对于继承问题的纷争也可用这种方式加以解决。常有一位著名的战士面对敌人的队伍，点名挑战对手，而后战败的那一方将他的斗篷和佩刀赠与对手，甚至与他结为朋友，加以款待。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20年，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小城邦冈普勒加（在塔古斯河的源头附近）给罗马将军送去一封信，信中说他若不给战死者每人送一匹马、一件斗篷和一把佩刀，他便会遭遇不幸。他们为军人荣誉而自豪，被缴械之后，往往不能忍辱偷生，但是西班牙人却愿意追随任何需要他们效劳的人，并愿意在任何外国战争中以命相赌。图尔德泰尼人雇佣一支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队伍去和罗马人作战，罗马将军对当地的习俗非常熟悉，便命人带去一封口信，让他们要么回家，要么以双倍饷银的条件加入罗马军队，要么择定作战的时间地点，这封口信也反映了罗马人的典型特征。如果募兵官不出现，他们便主动组成自由队伍，意在劫掠更加和平的地区，甚至夺取并占据各城市，大有坎帕尼亚人的风范。流放到卡塔赫纳以西的内陆地区在罗马人看来实属重罚，在群情激奋之时，远西班牙的罗马军官所带护卫队达6000之众，内陆地区的荒凉与动荡由此得见。希腊人与其居住于伊伯利亚（伊伯利亚是希腊人与西班牙人共居的城市，位于比利牛斯山的极东之处）的西班牙邻人的异常关系更加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希腊移民居住在半岛上，向陆一面与西班牙人一墙之隔，他们非常谨慎，每晚派三分之一的民兵看守这堵墙，并安排一位高级军官对这唯一城门的守兵进行实时监督；希腊人不准西班牙人踏足希腊城，自己也只在有大部队严密护卫时才运送货物给土著人。

罗马人和西班牙人的战争

这些土著人不安分而且好战，浑身充满席德和堂吉诃德的精神，现在罗马人要驯化他们，如果可能，还要把他们变成文明人。从军事眼光来看，这并非难事。诚然，不论是固城自守或受汉尼拔领导作战之时，还是以一己之力在野外战场拼搏之时，西班牙人都昭示着他们不是可鄙的敌人。手持双刃短剑（罗马人之后也学他们采用这种双刃短剑），形成凶猛的进攻队列，西班牙人甚至经常让罗马军团为之动摇。如果他们能服从军事纪律和政治联合，或许已经摆脱了外国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桎梏。但是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是游击队员的勇猛，而非战士的英勇，而且他们毫无政治眼光。所以在西班牙没有惨烈的战争，却也没有真正的和平，就像恺撒后来极为公允地评判他们时所说的，西班牙人在和平中无法安静，在战乱中也做不到奋勇。一位罗马将军击溃一伙叛军虽非难事，但罗马政治家要想出适当的方法真正安抚并教化西班牙人却也并不容易。事实上，他只能用缓和的手段来应对这种情况，因为真正可取的办法惟有广建殖民地，而这种办法却与当时罗马政策的主要目的不符。

罗马人保留在西班牙的常驻军队

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人在西班牙获取大片领土，这片领土从一开始就分为两块：一块是原先属于迦太基的省份，最初包括如今的安达卢西亚、格拉纳达、穆尔西亚和巴伦西亚；一块是埃布罗河省，即近代的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最后一次战争时罗马军队的驻地就设在这里。这些领土就形成了罗马的远西班牙和近西班牙两省。内陆地区的面积差不多相当于两个卡斯蒂利亚，罗马人统称其为凯尔特伊比利亚，并意图逐渐将它们收为属地，同时，对于西方各地的居民，尤其是如今居住于葡萄牙和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卢西塔尼亚人，他们仅仅满足于阻止其侵入罗马地域；至于北部海岸的部落——加莱西亚人、阿斯图里亚斯人和坎塔布连人，罗马人至今都未曾与他们联系。然而，这样获得的领土若无驻军守卫，便无法保全，因为近西班牙的长官每年都疲于惩办凯尔特伊比利亚人，较远省份的长官也忙着击退卢西塔尼亚人。于是，罗马需要年复一年地安排四个强大军团（约4万人）的兵力戍守在西班牙。此外，在罗马所占领的区域内经常需要进行大范围征税以增强军团的战斗力。此事极为重要，原因有二：派兵驻守一地变成一项持续不断的必要行动最早（至少大范围内最早）始于西班牙，因而这里的兵役也具有永久性。罗马的旧俗是：哪里战事紧急需要援兵，便派兵到哪里，而且除非是在重大战事中，一般人服兵役满一年即可卸甲，而这一习俗却与保全海外动荡遥远的西班牙各省不可兼容。要从这些地方撤兵，是绝对不可能的，甚至士兵大规模退伍都很危险。罗马公民开始意识到，统治外族不仅对奴隶是一种困扰，对主人来说亦是如此，他们对去西班牙服兵役深恶痛绝，怨声载道。同时新任将军以正当理由拒绝现有军队全部实行更替，导致士兵哗变，并扬言如果不许他们退伍，他们便会自行离开。

罗马人在西班牙发起的战事本身也只处于次要地位。西庇阿一走，战事即起，汉尼拔领导的战事持续多久，这场战事便持续多久。与迦太基缔结和约（罗马纪元553年即公元前201年）之后，半岛上的战争才停止，但这只维持了一小段时间。罗马纪元557年即公元前197年，两省爆发了全面叛乱，远西班牙的统帅遭遇猛烈打击，近西班牙的统帅则战败而亡。认真作战实属必要，同时，贤能的执政官昆图斯·米纽修斯虽已控制住最初的危险，元老院却仍于罗马纪元559年即公元前195年决定派执政官马尔库斯·加图亲赴西班牙。一登陆伊比利亚，他便发现整个近西班牙都受叛党肆虐，只有海港和内地的一两处要塞勉强自保，仍为罗马所有。叛党与罗马军队爆发激战，一开始是一对一的单人决斗，而后由于罗马人善于用兵，终于还是以最后一支预备军决定了战局。随即近西班牙全境纷纷递书请降，但是这种投降并无诚意，以至于执政官已回罗马的谣言一出，叛乱即刻再起。然而，谣言并不属实，加图迅速平息二次叛乱，将这些叛党成批卖作奴隶，然后他裁定近西班牙省份的西班牙人全部解除武装，并命令自比利牛斯山脉至瓜达尔基维尔河所有土著人居住的城市都必须在同一天之内拆毁城墙。没有人知道这项命令波及的范围有多广，他们也没有时间来理解这一命令，大多数城邦都听命行事，而少数违抗命令的城邦在不久之后罗马兵临城下时，也大多不敢冒险等待其进攻。

这些强有力的措施当然不会没有长久的效果。不过罗马人几乎每年都会平定“和平省”的某个山谷或山中要塞，卢西塔尼亚人不断入侵远西班牙省，罗马人有时大败。例如，罗马纪元563年即公元前191年，一支罗马军队在遭遇重创后不得不放弃它的营垒，急行回到较为安静的地方。罗马纪元565年即公元前189年，执政官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7]打了一场胜仗，罗马纪元569年即公元前185年，英勇的执政官盖乌斯·卡尔普尼乌斯又在塔古斯河外力挫卢西塔尼亚人，赢得一场更大的胜利，然后才得有一段时间的安宁。在近西班牙，罗马人素来徒有统治凯尔特伊比利亚部落的虚名，直到罗马纪元573年即公元前181年，昆图斯·富尔维乌斯·弗拉库斯大胜凯尔特伊比利亚人，而后逼迫临近区域的居民俯首投降，这才稳固了罗马的统治。其继任者提比略·格拉古（罗马纪元575—576年即公元前179—前178年）不仅用武力征服了300个镇区，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善于适应这一淳朴而骄傲的民族的观念和习惯，因此建立了永垂不朽的功绩，比昆图斯·富尔维乌斯·弗拉库斯更甚。他劝诱凯尔特伊比利亚的名流到罗马军中任职，于是造就了一班依赖者；他授田给迁徙部落，让他们聚居在城镇之中——西班牙城格拉古利仍保留着这个罗马人之名——于是他们的劫掠行径大大受阻；他利用公正明智的条约调整几个部落与罗马人的关系，于是尽可能杜绝将来叛乱的发生。西班牙人感激他，并将他的名字牢记于心，自此以后，虽然凯尔特伊比利亚人有时仍不耐束缚，但西班牙却相对安宁。

西班牙行政管理

西班牙两省的行政管理体系与西西里撒丁省的相似，但却并不相同。罗马纪元557年即公元前197年，罗马初次任命两位助理执政官掌握这两处的监督权，同年规定了这些新省的疆界和具体的组织机构。巴别法律（罗马纪元573年即公元前181年）中有一项明智的规定，即西班牙执政官的任期应始终为两年，由于对最高行政长官这一职位的竞争日益激烈，更由于元老院对最高行政长官的权力监督甚严，这项规定并未严格执行。在西班牙，除了因特殊情况而发生变动的地方以外，罗马人也固守每年更换一次省长的制度，在如此遥远而又难以知悉的省份，这种制度尤其不当。附属城邦一概需要纳贡，但罗马人就如同往日的迦太基人，对西班牙的几个城镇和部落征收定额款项或其他捐资，以替代西西里和撒丁所征的什一税和关税。由于西班牙各城邦的控诉，元老院于罗马纪元583年即公元前171年颁发法令，禁止用军事手段征收这些款项。若非有补偿，他们不会供应粮食，即便是省长，所征粮食也不超过二十分之一。而且依据上述最高权力机构颁布的法令，他必须要用公平合理的方式来调整补偿体制。另一方面，西班牙属国有义务派兵加入罗马军队，这一义务与在和平的西西里所尽的义务相比，其重要性大不相同，而且这项义务在各条约中也有严格规定。西班牙城市似乎经常获得铸造罗马标准银币的权力，而罗马政府在这里似乎也绝没有像在西西里时那样极力维护铸币垄断权。罗马急需在西班牙建立属国，所以不得不极尽温和地推行省级政制。罗马特别优待的城邦有希腊人、腓尼基人或罗马人建立的沿海大城，如萨贡图姆、加的斯和塔拉科，这些城市作为罗马统治该半岛的天然支柱，获准与罗马结盟。总而言之，不管是从军事角度还是财政角度来看，西班牙对罗马共和国而言都是负担而非增益；一个问题由此产生：罗马政府当时的政策显然无意夺取海外疆土，既然如此，它为何不舍弃这些麻烦的领地呢？西班牙不可谓不大的商业联系、她那重要的铁矿以及更为重要的银矿自远古时代便已驰名于远东地区[8]——罗马如迦太基一般，自理开矿之事，马尔库斯·加图（罗马纪元559年即公元前195年）也特别整顿了银矿管理体制——毫无疑问，所有这些诱使罗马人保留此地；然而，罗马人之所以将这半岛留作自己的直接领土，主要原因还是：凯尔特有马塞利亚共和国，利比亚有努米底亚王国，而西班牙却没有类似性质的国家，因此，他们若放弃西班牙，那任何冒险家都有可能复兴巴卡家族的西班牙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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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斯特拉波所述，这些意大利的波伊人被罗马人经阿尔卑斯山脉驱逐出去，到了奥古斯都时代，格塔伊人渡过多瑙河，攻打波伊殖民地并把它歼灭，这一殖民地就是由当时的意大利波伊部而来，但却以“波伊沙漠”之名留居此地。此说与罗马编年史上经过证实的说法相去甚远。据罗马编年史记载，罗马人仅仅从波伊族手里攫取了一半领土。为了解释意大利波伊人的灭绝，我们实在不必设定其受到暴力驱逐，而凯尔特其他部落受到的战争与殖民迫害虽远不及波伊族，但也同样迅速且彻底地在意大利诸民族中销声匿迹。另一方面，有人说以前在德意志部落逼其南下之前，凯尔特民族的主支居住在巴伐利亚和波希米亚，新锡德尔湖上的波伊人由此而来。不论是在波尔多附近，还是在波河之上，又或是在波希米亚境内，我们都发现了波伊人的踪迹，他们是否真的是一个民族的零散分支，还是说只是名称相似，这还不得而知。斯特拉波的假设或许只是以名称相似为依据——古人经常没有缘由地妄自揣测，如关于辛布里人、维内蒂人和其他方面的揣测都是如此。

[2]科西嘉岛属法国领土，位于法国本土的东南部，亚平宁半岛以西，萨丁岛以北，是法国最大岛和地中海的第四大岛。该岛面积8682平方公里，人口30万，气候属地中海气候。该岛被法国当局分为南科西嘉省和上科西嘉省。区府所在地为阿雅克肖，是拿破仑一世的出生地。——译者注

[3]撒丁岛（英语sardinia，意大利语作sardegna，法语作：sardaigne）亦译萨丁尼亚。意大利岛屿和区。西地中海诸岛中面积仅次于西西里岛的第二大岛。位于意大利半岛海岸以西200公里。北距法国的科西嘉岛12公里，南距非洲海岸200公里。首府卡利亚里（cagliari）。1861年，维克托·伊曼纽尔被立为意大利国王，该岛成为统一的意大利国家的一部分。——译者注

[4]安纳托利亚（anatolia），地区名。又名小亚细亚或西亚美尼亚，是亚洲西南部的一个半岛。北临黑海，西临爱琴海，南濒地中海，东接亚美尼亚高原。主要由安纳托利亚高原和土耳其西部低矮山地组成。东西长1000千米，南北宽约600千米，面积52.5万平方千米。南缘是托罗斯山脉，北缘是克罗卢山和东卡德尼兹山（两山合称庞廷山脉），东侧是亚美尼亚高原，形成三面环山、一面敞开，地势自东向西逐渐降低的地形特征。——译者注

[5]阿尔戈斯王阿克里西奥斯从神示得知将被女儿达那埃（danae）所生之子杀死，便把女儿囚禁在铜塔中。宙斯化成金雨和达那埃相会，生下珀尔修斯。——译者注

[6]波利比奥斯，古代希腊历史学家，生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麦加洛波利斯。波利比阿是亚该亚同盟领袖lycortas之子，年轻时即跻身政界。公元前169年任阿哈伊亚同盟骑兵长官。公元前168年罗马人在pydna战胜马其顿之后，他作为亚该亚联盟1000个贵族人质之一被带到罗马。来到罗马后，波里比阿成为小西庇阿（scipio aemilianus）的家庭教师，并成为罗马上层社会的一员。曾随小西庇阿远征迦太基，约公元前150年回到故乡。——译者注

[7]以下为执政官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颁布的法令，最近在一块出土于直布罗陀附近的铜表上得以发现，今藏于巴黎博物馆：“卢基乌斯之子埃米利乌斯将军规定：住在拉斯古达那堡（由钱币和普林尼记载可知确有此地，不过地址不详）的哈斯登修（即hasta regia，距jerez de la frontera不远）奴隶应该享有自由。只要征得罗马公民和元老院许可，他们现在所拥有的土地和乡镇还可继续为他们所有。罗马纪元564或565年1月12日营中所做。”（-l. aimilius l. f. inpeirator decreivit utei qui hastensium servei in turri lascutana habitarent, leiberei essent, agrum oppidumqu[e], guod ea tempestate posedissent, item possidere habereque ioussit, dum poplus senatusque romanus vettet. act. in castreis a. d. xii. k. febr.-）这是我们所知最古老的罗马原始文献，其著成时间比罗马纪元568年即公元前186年执政官颁布的酒神节法令还早三年。

[8]马加比书第一卷第八章第三节：“犹太人听说罗马人在西班牙所做的，就是成为那里银矿和金矿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