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尔·西翁、阿尔贝·德芒戎[315]
朱尔·西翁（1878—1940）去世了。西翁，我四十年的朋友，在不安于现状的批判精神和为知识界进行的斗争方面，他是我忠实的伙伴，是我认识的最优秀、最凭直觉行事的两三位人才之一。阿尔贝·德芒戎（1872—1940）也去世了。他也是相处了几乎一样久的朋友，不过我对他更敬重一些，不只是因为他长我6岁。他一直把我们的《年鉴》放在心上，还为1940年7月号写了书评。等到书评发表时，作者却离开了我们。
只用三言两语来回忆西翁和德芒戎两人的为人处世，这不是履行一种虔诚的友情道义的方式。我们是要说明某些精神态度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我们的《年鉴》成为它想成为的东西，它一直努力要成为的东西。
一
朱尔·西翁的一生波澜不惊，因为他始终注意让他的生涯避免变故。这个法国北方人在一个阳光充沛的地区，在蒙彼利埃，谋到了一个他中意的教授地理学的职位，他从来没有试过去换一个巴黎的教授职位。人们完全能够料想到，不会有什么人要图谋他的职位；我们别要求谁有超乎常人的美德。1899年到1922年，他在高等师范学校的时候，我们作为他的同学，就认为他是十分出色的“地理学家”；之后他再也没有其他外号；但是他是一类十分少见的地理学家：极其敏锐，极有学问，特别注意与竞争伙伴进行思想交流，本能地逃避一种封闭的环境。因为在那种环境中，那些“牧羊人”的指挥只能驯养出无创造力的牲畜。但是人们不应该把他当成一个“半地理学家”，怀疑他的方法，又有点为他的学科担心。
32年前（1909），我已经在《历史综合评论》的一篇书评中指出过这一点，当时这本杂志刚刚在业内有了一些声望。尽管《东诺曼底的农民》这本出色的论著非常吸引历史学家，尽管它鲜明地揭示了历史学科与地理学科之间必然的相互关联性，但它完全是一本地理学著作。这不仅是因为，西翁在开头连续两章中，以一种非常敏锐的地理学意识，考察了自然环境的状况；更是因为，他显然十分熟练地处理了所遇到的技术和工农业生产、人口学或统计学、财产或经营制度方面的所有问题，“他不是作为研究工业或农业、人口或产业的历史学家，而是作为地理学家写出问题的已知条件，并且尝试解决这些问题”。
这是在1909年。但是在1932年，朱尔·西翁自己揭露了一个屡犯天真错误的人所犯的错误，此人是《地中海地区地理》的作者艾伦·丘吉尔·森普尔小姐（这是时隔二十年，她重犯了另一本书《地理环境的影响》上的错误，但这次的错误更加严重，那本书曾惹得我本人在《土地与人类演化史》一书中发火）。他出于朴素的好心为错误辩解，他写道：
地理学家不必涉及那么丰富的令人生畏的历史问题。只是因为他受过的教育和历史学家不一样，而且好奇心也不同，有时他可能希望从一些新的角度指出问题，通过强调至今仍被忽视的一些自然因素来重新提出问题，并且提出一些难题，即使他无法解决它们。他的错误可能蕴含许多道理。但是，只要……他会历史学家的技能……他就应该同时作为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来思考。
他还批评了我曾常常坚持的一个论点：“如何要求他从此不仅要掌握，而且亲自从事关于冰川或多旋回地表形态，关于气象学以及人们所称的植物社会学的研究？这里不存在自然地理学和与历史有关的地理学这两门思想上和方法上都不同的学科吗？”人们发现，从这个刚刚完成“成名大作”的年轻人，到拥有充分经验的大师，其观点和理念没有任何不同。他们的思想保持完全一致。
逐年追踪朱尔·西翁的科学作品不是我们的意图。除了提到的论文（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们看来，这篇论文越来越像是两三部产生了法国地理学派真正独创的地理学的专著之一），我们提醒大家，尽管他有点不情愿，但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对“瓦尔河上游”的自然地理学研究成果；要不是能让他跟我们法国的一个最多彩、最原始的地区愉快接触，他一定会极度厌烦的。关于那里的森林荒芜的一章，他突然显露出了喜悦之情，好像终于回到最适合于他的研究了。这之后便是一个转折。当维达尔·白兰士构思他的《世界地理》的计划时，他想必找到了一个能胜任的人，可以承担其中的两卷，不至于被这个非常沉重的担子压垮。按照计划，这两卷用来阐述“季风的亚洲”的一些大国和地区：印度、中南半岛、中国、日本，他这个识人行家（这种行家常常让人发现自己的长处）没有犹豫。这位大师认为，这些地区历史渊源那么深远，那么充满人类活力，它们产生的文明其规模和影响可以与我们的文明相媲美。要理解它们，并且让别人理解它们，我们需要一个思想开阔、直觉力非常强的人。因为时间紧迫，他个人还无须花多少时间去进行收效甚微的实地勘察，就能提供足够清晰的看法，让专家们心悦诚服。维达尔这位大师就选择了这个身体柔弱却才思敏捷的朱尔·西翁。事实证明，大师的直觉无懈可击。
我曾经赞赏这种被迫跳出区域性专著的迷人圈子的行为。我承认，后来看到西翁听信他人怂恿，在《世界地理》中撰写了专论意大利和希腊的研究成果[316]，我不太满意。并不是因为这些成果不如以往的成果优秀，而是我更喜欢这样的人能自由研究地中海世界，而且尤其要自由自在地论述，不要受到一般的限制。我也更喜欢他能在一部更具个性的著作中表现出色，说不定还能献给我们一部独创的作品，一半“论述人类地理学”，一半“论述地理学方法”。这样的作品只有他能够写成，而且无疑会是一部杰作。
这部杰作没能问世并非是由我决定的。大概在1910年，当亨利·贝尔酝酿《人类演化史》的写作计划时，要我找可以担纲撰写他最珍视的最初几本著作之一的人（这本书最初应该是《土地与历史》，后来只写成了《土地与人类演化史》）。我毫不犹豫地说，这活儿非朱尔·西翁莫属。可是朱尔·西翁拒绝了，因为他刚刚接受了《世界地理》中关于远东的两卷的写作任务。情况变化出乎意料，他再三要求我替他承担如此繁重的任务。为了说服我，他甚至向维达尔·白兰士求助……以至于有段时间，大师和他的弟子都认为我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地理学家”；这两位都不是那种在学科之间竖起藩篱的人。
西翁的著作，除了他的论文和为《世界地理》撰写的文章，最终只在阿尔芒·科兰出版社丛书中留下一本出色的小书《地中海的法国》（1934）。但是，要是只把这唯一的一本关于地中海研究的著作当作朱尔·西翁的成就，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散见于各种杂志上的许多文章，除了我们的《年鉴》，还有《地理学年鉴》、《综合评论》、《科学》、《社会学年鉴》、《阿尔卑斯地理学杂志》，以及朗格多克地理学会的《公报》等等。显示出他在各方面都无拘无束的求知欲，还显示出一种思想的活力，这种思想不必从自身寻找，而是寻找他人的思想来使它在自己身上产生，并且使它提供它所能给予的一切。马克·布洛赫的那本内容丰富的著作，就在西翁的沉思的头脑中产生了一整套想法和计划，他在《历史综合评论》上发表的书评在结尾处表示希望看到这部杰作的“某些部分很快就会过时，因为他指出，这个艰难的课题含有大量人文方面的极为有趣的东西，这些东西将会引起一场热烈的研究”。[317]勒费弗尔·戴斯诺埃特关于“套车术”（attelage）的奇特著作是如此；罗歇·迪翁的启发性论文《法国乡村格局的形成》也是如此。在这些富有成果的著作所引发的争论中，西翁一如既往地牢固确立了他的地位，展示了他的能力和独创性。他也因此和我们及《年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318]
最近几年，他还以另一种方式跟我有着密切联系。他兴致勃勃地同意主编一卷《法国百科全书》，这一卷需要论述衣、食、住等方面。似乎诸多情况凑起来妨碍了这一卷的撰写，写作超过一半还需要推倒重来，改写了四五次；倒不是因为由西翁主编的这三个部分老要修改，而是迫于各种需要才这么做。先是必须增加关于体育运动的内容，后来又增加了关于如何利用闲暇时间的内容，而这种内容有的甚至还没有等到书出版就过时了。而读者也没有来得及向朱尔·西翁表示敬意，而他的细腻文笔，他的准确概念，他的精到方法和他对生活的透彻的见解，都无愧于这种敬意。
他人品高尚。他属于那样一种人，当他离开你时，你一想到他就会感到绝望：“他走了……可是我还有许许多多事情没跟他谈呢……”他离开了他喜欢的人，悄悄地，不引人注目地，以他自己的方式。在1940年这个残酷的夏季的一天晚上，他累了，躺下了，第二天早晨再也没有醒来。他那颗那么脆弱的心脏，承担了太多的忧虑和悲伤，终于被压垮了。
二
德芒戎也在1940年的大动荡中悄然离去。在他去世后的几个星期，他的一些老朋友因为还沉浸在悲痛之中不能自拔，不知道已经蒙受了一种重大损失。要是在其他时期，这种损失也许要推迟一些年才会到来……
想到德芒戎，我很自然地回想起1905年那场论文答辩，它让当时还年轻的我们聚集到一位兄长周围，他似乎就在那一天扛起了我们的旗帜。
在那个时代，已经有一个法国地理学派存在了。一些年来，随着魄力增长，维达尔·白兰士在高等师范学校就像是一位创始人，也是一位大师，又是一位领军人物。人们已经发表了一些地理学论文，但是直到多年来有人提议让一些“已经出师的”年轻人参与研究和竞赛，这才有杰作问世。这部杰作就是在扎实、稳健和理解力上都达到完美的著作[319]，一本一下子就被当作典范的著作。然而，正因为它的完美，德芒戎也许应该对在他之后法国地理学家所表现出的对区域性专著有点固执的偏爱负责。这篇论著是他怀着热爱精心撰写的，很小的细节都写得非常精致。这本书从头到尾内容充实，合乎逻辑，是一部优秀的法语著作。风格独具匠心：朴实、明白、简洁、扎实。著作中采用了大量惯用语，由于确切和直率，都能切中实质。他在进行论文答辩时也大量采用这些惯用语。这种答辩是工作的聚会，但也是友谊的聚会，这是因为这个人能干、扎实、健壮，他的身体构造让人想起原始的孚日山脉，散发出一种魅力。那双明亮而坦诚的眼睛吸引着你，眼光那么率真，显露出他心中的一切。一旦他接纳你，就不再放弃。你可以和他争执，他从来不会因此埋怨你，这是一种难得的宽厚。而当他严厉时，也是一种合理的、有益的和必需的严厉，德芒戎从不阴险恶毒，从不背信弃义。
这里不是逐一检阅他的成就的合适场合。人们知道这个成就的构成。除了关于庇卡底的那篇论文，还有《世界地理》中的巨作，如《不列颠岛》和《荷兰》（1927），在此期间还有论经济的《经济与人文法国》。还有综合论著《大英帝国》（1923）和论文《欧洲的衰落》（1920）。还有大量有关他想涉足研究的最后的外省地区的“乡村居住环境”的资料：有文章、论文、调查表，甚至会议报告。[320]更近的，内容也几乎同样丰富的，还有关于“移民”的资料。[321]几乎到处都有他发表的文章，还有一些十分认真的、深入的、审慎的书评。我还没提到他的口述的成就，即这位模范的、活跃的、卓越的教授的课程。一种沉甸甸的成就。这是一种繁重劳动的成果，这种繁重劳动常常让我们为他的身体担心。
我们不要沉迷在他的丰富成就中，在此我只谈谈《年鉴》的这位朋友及撰稿人阿尔贝·德芒戎。他是《年鉴》最早的朋友，这点可能很少有人提起。他做的完全是另外一码事。的确，对我们过问最多的正是他。当《年鉴》还只是一项计划时，正是他利用他从阿尔芒·科兰出版社的创始人马克斯·勒克莱尔那里获得的全部威信帮它出版。杂志创办后，阿尔贝·德芒戎也没有放手不管。他是最佳撰稿人，尽管有那么多工作吸引他去做，而且他理应专心为《地理学年鉴》工作。
这是因为他和我们之间没有隔阂。我的一位同行刚读了《大英帝国》，非常兴奋地发出感叹：“多好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啊！”这种情感表达合理，但不确切。确实，这本书在方法和学识方面都是非凡的优秀作品，同时以地理学和历史学这两门密切相关的学科为基础。对自然环境有深入的第一手认识，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条件全面理解。德芒戎的地理学著作就稳固地建立在这两个基础上。关于自然环境，他拥有个人的和直接的科学认识，由于其中含有一些始终是公认的不确定和未知的东西，因而激起了一些愿望和一种无限的热情。他对一些人类社会怀有强烈的兴趣和好奇。他不用宿命的巨大阴影来覆盖它们，使它们模糊难辨。此外他坚持认为地理学最深刻的问题，正是这门学科产生于最富于各种表现的地区，各领域都最先进的地区，而不是产生于简单的人群中，也不是产生于还接近动物性的人类中。由此历史学就被引进来了，德芒戎一点不排斥它。相反，1905年，他就曾大胆地将一篇小论文命名为：《国家档案中的法国地理学原始资料》，并把文章题献给他的老朋友皮埃尔·卡隆，此人在复兴优秀历史学科方面立下过汗马功劳。而正是德芒戎的整个成就证明，具有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双重学识能带来好处。因为他明白，对地质学家来说，要了解地表的现象，首先要了解深层的现象。但是对诠释人类社会的人——地理学家只是其中之一——来说，要了解社会的现实面貌，首先要了解其发展进程的前期阶段。[322]
德芒戎对于这一切始终有着很清晰的意识。而且正是这种意识使他的整个成就从内部充满生命力。他擅长在其著作的开头，或者在章节的开头，以一种令人赞叹的流畅文笔撰写历史概要，而这些概要用几页的篇幅，为读者提供了可靠的、精炼的、明晰的内容，是从许多本经过精读和仔细分析的著作中摘得的。我们来打开原始形式的巨著《莱茵河》[323]吧，就是阿尔萨斯银行总公司在其第一个50周年之际（1881—1931）发表的那本，我和德芒戎碰巧在这本书里进行了合作。没有什么比他的著作的前10页更能让人理解这位地理学家的各种天分了。首先（第161—165页）是一番引人入胜的描述，就像在俯瞰莱茵河谷，或者更确切地说，如他所说，给人准确、清晰并且多彩的印象。在这儿，把这些土地上幸福景象深深印入读者头脑中的，不是展现最美景色的图片，而是德芒戎的文字。他的朴实的评语，以一种对人类的和平劳作以及他们的伟大成就的赞歌结束：
河两岸用石块或者用柴笼构筑、固定，它的顶部露出水面；巨大的白色数字标记为船夫们指示水路的里程；大腹便便的低矮的平底驳船连成串，由拖轮牵引着在水上航行……这令人联想到水中城市的林荫大道，交通井然有序；一些沉重的木制驳船，这种古老运输模式的最后见证者，把其笨拙而缓慢的形式引入繁忙的内河运输业……船舶种类繁多，令人称奇，从牵引运输煤炭和矿石的船队的强大的螺旋桨汽船，到运输小商品的简陋的荷兰帆船，应有尽有……有时，一个黑影会突然兀立在平静的水面上：这是一艘正在溯流而上的海轮，把遥远的海外景色带进了大陆景色之中。一些海鸥顺着海风，一直飞到大河上来谋食，使这种梦幻般的景象美不胜收。
这是地理学家的描述。而翻过这一页，笔调就变了。
在莱茵河的历史上，人们必须划出几个重要时期，同时按照沿河运输的性质和对它可能产生的联系的研究来区分。莱茵河谷先是一条横贯大陆的道路……然后变成基本上是区域性的道路……但是从19世纪中叶起，莱茵河水运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它可以说变成了一条国际大通道。
莱茵河的完整历史被分类、分级、明晰化。德芒戎重述了他的三个分期，而历史学将他的成就贡献给地理学，对它进行说明，使其具有活力。十分自然，一气呵成。这些出色的成就出自德芒戎的笔下，就像是它们自己产生的一样，这是因为他事先付出了努力。这些成就是对一种长期而艰巨的人文科学和历史学修养的回报，它们是无可替代的。
此外，应该在这里——我的意思是说，在他的实实在在的成就中，寻求他的威信的奥秘。德芒戎几乎算不上理论家。或者不如说，他在论及方法时，始终似乎仅仅是从他的实践中得出有点与本职无关的行动规则。他性格刚强，是通过实干成才的乐观主义者，他不为方法发愁。一场争论结束时，人们似乎总是看到他拿起笔，听到他说：“这很简单！”确实，在他的笔下，一切都变得非常容易理解。他的思想的明晰似乎替他掩饰了困难——但无论如何也拨开了迷雾。朱尔·西翁在试图说明地理学如何与移民史接合时承认[324]：“可惜地理学几乎还没有为这种历史产生有用的成果。不如说它产生了一连串好奇心，产生了有助于满足这些好奇心的相关科学的知识，以及它以为瞥见到的隐约的微光……”他心里忐忑不安，说话爱用条件式，总能意识到事物的相对性……
阿尔贝·德芒戎没有这种态度。他不理解这种审慎，不理解这种自愿画地为牢的行为。他属于那种用全身心投入的伟大事业的生命力掩盖了这些事业的短处的人。
他还属于那种为了行动需要坚定信心的人。
阿尔贝·德芒戎、朱尔·西翁，两人都是在非常困难的时候起步的。当人们已经很喜欢他们时，人们更会说：他们真幸运！但是两人都不会体会到这种友善的尊崇。两人体格和性格如此不同，一位身体单薄孱弱，靠精神的力量支撑着；一位身材健硕，看上去还会活一些年。两人都是那种放不下工具，（像我们大家一样）一生都以满腔热情和旺盛的精力工作的人，在困难面前，在致命的危险面前，在迫在眉睫的灾难面前，只有一种共同的反应，即《巨人传》中的约翰修士的反应：卷起袖子，竭尽所能拯救遇险的船只。他们的离世更令人难过。而仅就我们在此处谈到的研究而言，他们的逝世也实在令人惋惜，因为就在此时出台了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可能是轻率的，会对他们的事业不利，他们两人都将自己的名字都跟这项事业联系在一起，而且为这项事业贡献了他们的一生。
我们刚刚得知，历史学和地理学这两门学科必须分离。这在教学上无可非议。可是人们很清楚，在法国，学科常常是被教学左右的。这些简单措施还没有开始实施，我们不应采取这些可以预知恶果的措施。人们难道看不到人文地理学要是落到没有历史学识的人手里会变得很糟糕吗？前不久西翁就严厉指责一些地理学家，“在尝试对乡村的过去进行探索时放不开手脚”，左右为难，担心会“偏向历史学”。如果我们不依照一种合作精神和科学求知欲的开阔思想来进行必要的规划，将来情况会是什么样子？明确地说，这样的工作多么需要朱尔·西翁和阿尔贝·德芒戎你们这些亲爱的朋友啊！你们这些意志坚定的智者是我们这代人的辉煌的智力成就，是人文地理学的巨匠。
若有必要，我们会努力挽救你们的工作中的一切有益的东西，传给一些人，让他们无拘无束地沿着维达尔、西翁、德芒戎这几位巨擘的足迹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