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传说和作品

关于拉伯雷：一无所知[176]

多亏了普瓦捷大学教授让·普拉塔尔的关心，我们这就有了一本关于拉伯雷的传记[177]，关于这本书人们说得最少的可能是这一点，即它的问世恰逢其时。人们知道，最近这30年，在拉伯雷研究会及其创建人阿贝尔·勒弗朗的推动下，一项浩大工程完成了，它尽可能地阐明了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原来模糊不清的生平、作品、思想。艰苦的劳动获得了成果。我们对此人的生平了解得更清楚了，理解他的不甚明了的作品也不太困难。这里所说的我们，是指那些有闲暇，或者有责任，天天关注发掘者工作的人。而没有了解手段的广大读者则需要有一本书来全面概述所获得的成果。普拉塔尔就特别有资格写这本书。从1910年起，他发表了《拉伯雷作品集》，从作品这个词的文学意义上（来源、想象力和创作）进行了说明。他还发表了一篇论文，显示出他在16世纪法国文学方面的深厚造诣。此后他一直参与拉伯雷研究，许多文章证实了这一点。他还进行了一些更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发表了《拉伯雷在普瓦图的青少年时代》，不包括出版拉伯雷的原著。[178]他遇到了一家积极主动的出版社，即范欧斯特出版社，对《弗朗索瓦·拉伯雷传》进行几近奢华的装帧，添加了一些漂亮的照相凸版印刷的插图，补全了不久前由阿尔蒂尔·厄拉尔在其非常生动的著作《拉伯雷》中汇集的图示文献。我们很高兴，因为得到了我们所缺的东西：关于巴奴日之父鲜活的存在，有了一幅完整的概貌，而且不再是素描了。

乍一看，描绘这样的概貌不太难。人们手上不是有10卷《拉伯雷研究杂志》、15卷《16世纪杂志》、由勒弗朗为冠军出版社的豪华版本的《拉伯雷全集》中的《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写的两篇充满生活气息和热情的序言吗？只需有审慎的态度，只需会读会写，这本书就能写成。不过，它应该是一本更出色的、让许多人翘首以盼的拉伯雷传。尤其是要让历史学家翘首以盼。米什莱在其《法国史》[179]的一章中就说过，这应该是一本非凡的书，因为这位眼力超群的作者，虽然只掌握一些错误的事实和虚构的传说，但是他受到他的理解力的支持，并受到他的同情心的引导，能够向我们提供一幅相当准确和十分鲜明的拉伯雷的速写。米什莱曾大声疾呼：“多么希望有人能写出一部拉伯雷传啊！”[180]这是因为，关于这个奇特人物的书籍都带有“时代印记”，而且达到了罕见的程度，因此写他的传记，就要按照米什莱的意思，完整勾勒出“英雄”时代的主线，拉伯雷的作品就紧密贴合这条主线。

然而，让·普拉塔尔的工作的第一部分是细心、严格和审慎地完成的。他的提纲里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按照年代顺序：出生、受教育、成为修道士；接着是在普瓦图度过的岁月，为热弗瓦·戴蒂萨克效劳。然后是到处漂泊，居无定所：波尔多、图卢兹、布尔日、奥尔良、巴黎？人们知道得比较多的，是他在蒙彼利埃、里昂、意大利的罗马度过的那些年，以及在皮埃蒙特时，逗留在纪尧姆·杜贝莱身边。最后是《第三部书》和《第四部书》，然后不知所终。

关于拉伯雷的出生、出身、青年时期，没有什么新鲜东西。都是阿贝尔·勒弗朗的论文向我们提供的。弗朗索瓦的父亲是安托万，是希农的皇家律师，是个有钱的法学家，在离该镇一古里之外他从事法律职业的叫德维尼埃尔的地方，拥有分成制租田，拉伯雷常常提到这个地方。按可信的传统说法，他就是在那里出生的。

什么时候出生的？普拉塔尔和阿贝尔·勒弗朗及克卢佐一样，在其《拉伯雷年表》中表示为1494年。这一切都没有得到核实，但是看上去都很有可能。这之后有一段空白，没有幼年时期，没有学习时期，没有家族关系。进入修道院之后，这个职业，是被迫从事，还是个人意愿，不知道。让·普拉塔尔倾向于第二种推测，认为拉伯雷的“兴趣方向是智力工作，贪图方济各会隐修院的安宁”。[181]我对此不这么肯定。因为“方济各会隐修院”不是专门供人们从事“智力工作”的场所。尤其是关于被迫从事的职业这一段尖刻和过火的话让我耿耿于怀。而且，还有一个大家也许没有充分注意到的小事实。拉伯雷身为未来的方济各会修士，经过洗礼获得了弗朗索瓦这个教名。他可能还有个叫弗朗索瓦兹的姐姐。是他们家特别崇敬这位阿西西（assisi）的圣人吗？甚至也许是父母对神许的愿？这纯粹是假设，我赶紧这么说。我们别用臆测来填补一个充满神秘的空白。可是这种神秘太令人好奇了，连非常谨慎的普拉塔尔有时也拗不过，用“也许”来填补这个空白的欲望。拉伯雷年轻时可能去过昂热。但是我们别以为“他母亲的家族，弗拉潘家族就住那儿”。[182]如果拉伯雷是安托万的儿子，那么他的母亲就是迪苏尔家族的人。他出生于帕万的祖母，在其拉伯雷家族的丈夫去世后，改嫁给了弗拉潘家族的人。[183]因此严格地说，弗拉潘家族的人与拉伯雷毫不相干。同样，“他可能”先是进入昂热附近博梅特的方济各会修道院，杜贝莱家族的人对这个修道院[184]有关照。“他可能”在那里“学习了当一个教士所需的课程”。或者像作者写的，“他（后来）可能没有理由不进入这些绳索腰带修士的修会，他已在博梅特从这个修会学习了最早的课程”。[185]对不起！人们可以假设他在那里学习，但也可以假设不在。我们真该对这些篇章谨慎地提出怀疑，它们从假说到确信，转得如此自然而然，如此合情合理！

总之，我们直说了吧：关于弗朗索瓦·拉伯雷的生平，从他出生（日期不确定，地点人们大概熟悉，他的父母是谁，严格地说是推测出来的），到1521年3月4日，下普瓦图丰特内——勒孔特的一个修道士不无激动地写信给文学之父和博学者楷模纪尧姆·比代的日期，如果要依靠可靠的、明确的、经过严格考证的文献来了解，那么对于这段时期，我们一无所知。

然而，“从拉伯雷的生活圈子，从他自认为是其老师的人”来推断拉伯雷本人，这种方法若是用来确定可以说是完全“模糊”的那些年份，则往往是有害的和靠不住的。我想到一些篇章的内容，其中普拉塔尔就在考虑，少年弗朗索瓦是按照爱比斯德蒙的方式“被精心描绘的好学生”呢，还是按照雅诺图斯的方式被说成是“一个腼腆的笨手笨脚的小男孩”。[186]不过，一旦有了更坚实的史料基础，这些章节就真正变得有趣了。人们在这些内容非常充实的章节中发现：作者在其中复述了他的有关能干的少年弗朗索瓦的小书的内容，生动逼真地描绘一个可信的“普瓦图的拉伯雷”以及其他事情。其中对环境的了解很详细，能使文献向我们提供的某些资料互相联系起来。这种方法澄清了拉伯雷作品中许多不易理解的内容。它巧妙地确定了这个修道士的各种活动，如人们所知，这些活动最终以从一个方济各会修道院转到一个本笃会修道院结束。这无疑要归功于拉伯雷的教区主教，马耶赛的主教热弗瓦·戴蒂萨克的庇护，他担任了这位主教的秘书，而且这位主教可能委托他教其侄子路易。在离南普瓦捷两古里的利圭热本笃会隐修院，他似乎有他的书房[187]；巧合的是，在4个世纪后，于伊斯芒斯也在这里当修士。不过，于伊斯芒斯既不是普瓦图人，也不是都兰人……

可是，不管这种根据环境来解释的方法给我们提供了怎样的帮助，它并没有得到很深入的利用。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没有触及最主要的部分。实际上，如今我们能够非常充分地复原各种环境，把它们首尾相接连起来，（据我们所知）就从表面上构成了拉伯雷的生平。对一位有点精明的传记作家而言，从那时起，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从一个地区到一个地区，追寻他的主人公的足迹。这便是撰写一部有教益的而且不令人厌倦的巨著的规则：一种遍及从1520年到1550年的人文主义欧洲的文人圈子的循环巡行。不过，还剩下两样东西，两样不重要的东西：人和作品。我们前后都了解得不清楚。人，可以真的是弗朗索瓦·拉伯雷，但似乎也可以是他同时代的人、朋友、敌人，只要他们聪明、有洞察力，都行。人，就是这位在1532年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近乎神奇的作家，把这四部小说的第一部献给了我们。我们把有争议的《第五部书》撇开，这四部小说是《卡冈都亚》、《庞大固埃》、《第三部书》和《第四部书》，一个世纪的四幅令人惊奇的图景。一部巨著连续但又有区别的几个部分。然而，我们现在是从外表上清楚地认识了这部作品。对于它的细节，我们即使不是完全了解，也差不多了解所有细节了。由于大批研究者英雄般的齐心协力，语言表述上的大量晦涩的难点，以及更加晦涩的，对一些纯粹应时发生的事件的大量讽喻，都得到了解释。这些研究者中，有孜孜不倦的词汇学家拉扎尔·塞内安，他的两大卷《拉伯雷的语言》，系统地盘点了拉伯雷作品的语言，可以无愧于它的副标题“文艺复兴运动的文明”。[188]还有更好的，是阿贝尔·勒弗朗的热情、耐心、敏锐的洞察力，让他能够证明希农地区的事物与地点之间，以及拉伯雷的小说一些完整的章节之间，如何以各种有趣的纽带联系起来。一切联系都很巧妙，往往是无可怀疑的，而且总是有趣的。但是，核心问题，唯一重要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创作”的问题，怎样考虑这个问题？甚至是怎样把它提出来？

我们要承认，我们其实“没有看到”拉伯雷。

这里有一部巨著，一本杰出的书，多达300页，书的突出位置上，标着这个希农人的名字。我们认真拜读后合上它。自始至终我们没有看到拉伯雷，既没有用肉体的眼睛看到，也没有用精神的眼睛看到。没有看到一幅让我们满意的能干的弗朗索瓦的肖像[189]，或者一幅即便不让我们满意，但也可能是真实的拉伯雷的肖像。尼古拉·布尔邦，一个蹩脚的研究拉丁语言的韵律学家，一个没有长短短格和扬扬格[190]荣耀的骑士，我们本来对这个可悲人物不需要知道什么，可是他和伊拉斯谟一样，偶遇了汉斯·霍尔拜因[191]，于是我们有了他的那幅动人的画像。拉伯雷呢？他有一些面容古怪的画像。《名人肖像年表》[192]中的画像就显得不高兴。他阴沉着脸，显得有点奸诈？有可能。不过我们还是放弃那些老旧的肖像画为好。

有双智者的眼睛？不可思议！他要么是那种举止像塔巴兰[193]的人，在闹剧中扮演一个厚颜无耻的食客，付了一份钱，却胡吃海塞撑破肚皮，酒也漫出了喉咙，到了晚上，就去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要么是一个博学者、医生、人文学者，用大量的古代文献和热切的好奇，孜孜不倦地滋养他的神奇的记忆力；还被叫作泰奥多尔·德·贝泽和路易·勒卡隆的人赞为大哲学家，甚至被夸为哲学家的泰斗：

in primis sane rabelæsum,principem eundem.

supremum in studiis diva tuis sophia.[194]

这两个拉伯雷，选哪个？

我们的祖宗比我们幸运。他们不做选择。两种形象的拉伯雷都接受，不管是体面的还是粗俗的。而且因为不把两个拉伯雷放在一起对比，所以他们适应起来没有困难。当他们在戴蒂萨克家或杜贝莱家，或在埃格——莫尔特，在弗朗索瓦国王身边，遇到这位受宠于国王的博学的弗朗索瓦·拉伯雷大师时；当他们在那儿，或者在无数正儿八经的场所，巧遇这位研究古希腊的学者；这位医生；这位能用希腊语、拉丁语，甚至法语写韵文和散文的诗人；这位受到当时最伟大的文人和学者，从纪尧姆·比代到约阿希姆·杜贝莱，其中包括年轻的泰奥多尔·德·贝泽[195]的吹捧和赞扬，受到有争议的埃蒂安·多莱，以及其他许多同样有名气的人吹捧和赞扬的人时，他们便脱下帽子，用双手拿着，恭敬地称他博士阁下[196]，并静候他从雄辩的口中说出优美的古文。后来当他们饶有兴致地读了《卡冈都亚》或《庞大固埃》时，就立即被完全迷住，就像集市上看热闹的人被一个卖狗皮膏药的人的妙语连珠迷住一样。再说，在翻开这些小书时，他们意识到应该做什么吗？这个行为，可以用那种过时的话说，是一种“文学”阅读吗？绝对不是。作者可能是向他们吐露，在人的勇武行为和文学、高尚文学（人文派文学）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以此来让他们吃惊。彭波尼奥·勒托的虚构的古罗马人卢修斯·库斯庇丢斯的遗嘱，显然是“文学”读物。至于巴奴日与丹德诺的纠葛，得了吧！不过是一些“逗人开心的故事”而已。

16世纪的人不会把表达方式搞混的。开心了他们就笑。开怀大笑，没有恶意。而且他们立刻就根据作品来揣度作者。这个能让愁眉苦脸的人捧腹大笑的叙述者，这个口若悬河的叙述者，估计是个非常快乐的人吧？这个夸奖葡萄酒的人，估计是个多么奇特的酒鬼吧？我们要指出，要这样从书转到作者拉伯雷，就要求作者本人就是读者。叙述者不入戏吗？他永远都不说“我”吗？他报告巴奴日的非凡功绩，不是没带个人情感的。他是街头杂耍的参与者，是奇异把戏的表演者：“善良的人们！愿天主拯救你们，保佑你们！你们在哪里呀？我看不见。等我戴上眼镜……哈，哈！封斋期过了，我看见你们了！……”[197]那么，当他们把拉伯雷变成一个酒鬼和一个小丑时，这不是他们犯了一个错误，更不是往历史档案中提交一个证明。他们心里想的那个拉伯雷，就是一个酒鬼和一个小丑，因为他身上体现了拉伯雷小说里的所有的纵酒作乐的聚会，粗俗下流的玩笑和滑稽可笑的动作。他们认为“真实”的拉伯雷是不存在的。唯一存在的拉伯雷，就是他们创造的，是为他们自己制造的，披着书及其主人公的外衣。拉伯雷创造了卡冈都亚、庞大固埃和巴奴日。卡冈都亚反过来按照他的模样改变了拉伯雷：对那些很少厌倦的读者来说，对那些贪婪而天真，况且对他们尚未提出的一个问题还没有明确概念的大孩子来说，这就是唯一真实的拉伯雷。对他们来说，文学作品创造、产生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即使当这些人的名字叫龙沙，或者叫杜贝莱时。龙沙就是在1554年的《博卡日》中写《弗朗索瓦·拉伯雷墓志铭》的那个龙沙。杜贝莱就是1558年在《诗选》中写庞法居的拉丁语的《墓》的那个杜贝莱。[198]

因此，关于“拉伯雷的传说”，这个著名的重要问题，归根结底只是一个集体心理学的问题。最近人们经常围绕这些传说的文献发起争论，这些文献对我们来说十分意外，以致我们非常幼稚地想象出一些私人积怨的故事来让这些文献容易被人理解，好像涉及的不是描述粗俗的酒鬼的文学形象，而是涉及一份一个叫拉伯雷的人酗酒习惯的治安记录：“姓名：弗朗索瓦。职业：医学博士……”而我还要补充说，如果需要，我等待时机再来详述，好像在他那个时期不乏这种放纵成性的名人，其中一个就是诗人马罗，他就不像拉伯雷那般荣幸，拥有一部十分类似的传说，也没有类似的成长历程。“通过对他所研究的每个时期的思考，对该时期的人的精神材料重新进行组织”：请原谅我引用自己的著作，这是我最近为自然科学史学确定的目标。[199]“不再把我们看作是人的状况的样本，处处都有效；因此也不再想自己来重新思考和恢复精神状态，供我们自己研究”，这是夏尔·布隆代尔为集体心理学规定的大纲。[200]我们都深信这些简单观念，那么我们就把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同时代人叫到我们跟前，展示他们的暴力和任性、对外部影响的屈从、情绪的变化无常、相互之间的易怒、恶语相向、相互残杀，而后又特别容易握手言和，这些向我们解释了，甚至在文人、学者、诗人中间，为什么也会发生那么多无谓的争吵、那么多恶狠狠的指责、那么多对剽窃抄袭行为的谩骂、那么多对人类和上帝的公正的呼唤、接下来便是令人厌恶的极力奉承，最愚蠢的是，要跟荷马、品达尔、维吉尔及贺拉斯平起平坐。我常常说这是“一种由反差构成的生活”的天然产物，这种反差非常强烈，鲜明得出乎我们想象：是白昼和黑夜的反差、寒冬和炎夏的反差、酷热和冰冷的反差……生活条件均等，情绪就均等：两者相互联系，互为条件。可是同样地，我们的神经也麻木了。我们吃了过多的水果——我们或我们的父辈——吃了我们贮藏的这些水果，像圣经里说的，酸了我们的牙齿。他们？他们不是麻木的人。绝对不是！例如，他们对极其强烈的音乐演奏是不抵制的。我总会想到《厄特拉佩尔故事集》，其中诺埃尔·杜法伊为我们描述了克雷芒·雅内坎的叙事合唱《马里尼亚诺战役》[201]对他的同时代人的影响。没有人不受这种音乐吸引，它的表现充满力量，又显得稚气，用拟声的和声来表现“战斗的喧闹”；没有人“不注意看他的剑是否入鞘，不注意看他踮起脚、挺起腰杆，让自己显得更精神抖擞、身材魁梧！”音乐对于头脑简单的人的肌肉的影响被描写得富有表现力，他们尽情表现，不加克制。可是我们呢，我们克制住了。

这里我们又转回来了。必须做出选择。他是一个体面的、有学问的和可敬的拉伯雷呢？还是一个肥头大耳的酒囊饭袋，跟所有人一样，没有鲜明个性的人？或者用形态学的话来说，是一瓶矮矮胖胖的餐后酒；也可以说，就是莱昂·高兹兰所描述的坐在餐桌旁的巴尔扎克，像皮埃尔·亚伯拉罕最近发掘出来的那个巴尔扎克[202]，有着“无所事事的庞大固埃式的傲慢，他解下领带，衬衫敞开，手握水果刀，一边笑，一边喝，一边切着酥梨……”然后笔下就出现了所期待的名字：“真诚的都兰人浮上表面”，高兹兰继续写道，“我们相信在特来美庄园看到了拉伯雷，他为了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很傻的双关语，高兴得哈哈大笑——因为酒使他获得了灵感，无论如何，酒是好酒……”

幸运的高兹兰知道拉伯雷是怎样一个人，而且在特来美修道院见到了他，像他的巴尔扎克的一个原型，一双肩膀在快活的下巴下面摇晃！我们不花什么代价，就能得到一幅按照阿尔高弗里巴斯·纳西埃[203]大师的本性描绘的，像人们可以在里昂书店里见到的1532年的那样有血有肉的素描吗？我们将永远不会再有那种素描了。那么我们也像写他的传说的作者们那样，来画这个素描吧。我们从拉伯雷的书中把他找出来。不过，我们将一如既往，显示对逻辑性的关心，我们的祖先对逻辑性是很鄙视的。我们愿意接受他的朋友们对蒙彼利埃的这个博学而可敬的博士所说的恭维的证词，愿意接受他们对一部辞藻极为丰富的作品的各种证词。这些证词诙谐、粗野、粗俗：我们把它叫作“于布王式的文学游戏”，这个“下等人的全部魅力”，这些我们都一掠而过。但是，卡冈都亚博学的言辞、乏味的训诫、他儿子的说教，这是我们要的一部分东西。那么多大胆的雕塑家在我们的公共广场上竖起一个人的雕像，要是他们知道遮掩这个人的什么外貌就好了，一个叫福兰的人就能以拉伯雷为中心，重画两个著名漫画中的左拉，即《梦》中的左拉与《娜娜》中的左拉：“我吗？我产生了圣人庞大固埃……而就是这个……小丑产生了巴奴日！”

我们始终这样想。我们的前辈选择了他的醉鬼形象，并大肆攻击：想想拉马丁在其《文学教程》中夸张得可笑的叱骂吧。[204]我们呢，选择了整洁的老教师形象。对他有赞成，也有点反对。为了安慰我们守着已经确定的事情不动，我们只要指出，就算我们真的了解拉伯雷；就算我们得到了他的告白，或者他的同时代人的直接和详尽的回忆录，另外一个大问题仍然始终存在，另外一个令人生畏的大问题要解决：即作品的问题，而首先是它问世的问题。

我不想侵犯不属于我的领域。但是毕竟，从人到作品，即从大腹便便的“信奉正统主义的外勤推销员”、脏话大行家、“拉伯雷式”笑话和故事的热烈爱好者、众口一词向我们描述的酒鬼和饕餮巴尔扎克，到由97篇小说构成的《人间喜剧》及在其中淋漓尽致地表演的两千个人物，当人们得出结论（是皮埃尔·亚伯拉罕在我刚才引用过的内容非常丰富的小书里给出的结论），当人们以一声微笑作出结论：“喏，就是这个作品，就是这个人；就是为此写的。”这里有一个魔术师说变就变的把戏，让人生疑。还有“一个缺陷，任何善意都填补不了”。我还来摘抄一段：“人们终于找到一些偶然的类似；人们终于指出一些一致的地方，或者更确切地说，指出这两个封闭领域的事实之间一些相互的移转，是的；但是，总之不过是在随便什么人和他的深刻记忆之间移转而已。有人曾经见到过它们因果联系吗？可以从中发现这种联系吗？”[205]

我们立即要指出：皮埃尔·亚伯拉罕专心研究巴尔扎克的主题的任务，是探求一种可能导致巴尔扎克的生活和作品两组不同的结果的共同原因。而这种任务如果涉及一个大家几乎一无所知的人，我的意思是说，所有对这种研究而言重要的东西都不知道，那么怎么去完成它呢？还剩一个问题。拉伯雷写了《庞大固埃》，这是事实。可是，确切地说，是什么原因，促使大主宫医院的这位博学的医生；这位可敬的人文主义者；这位受普鲁塔克影响，并崇敬柏拉图的研究古希腊的学者，这一天用刚刚抄写了希波克拉底的《誓言》的笔和墨水，开始写这本不起眼的却如此大有前途的小书：《渴人国国王、鼎鼎大名的庞大固埃骇人听闻的英雄业绩》的？文献保持沉默，这沉默无法打破。我们面临的局面是什么东西造成的？也许最好别去想这个原因，只用鲜明的线条圈出我们的广阔的无知范围即可。

但是，关于《庞大固埃》的问世，普拉塔尔大胆提出了一个假说。他写道（第99页）：“人们可能猜测他首先是想谋求金钱方面的利益。”这里没有侮辱的意思，可是普拉塔尔自己在后面几页又提醒人们说：“在16世纪，文学并不给人带来收入。出版社或书商得到它的全部收益，一般只是在卖书时才须返给作者一笔额外报酬。”无论这笔报酬怎样，而且无论阿尔高弗里巴斯·纳西埃的例子的现实情况怎样，说文学在16世纪从来不是收入来源，不完全确切。艰深的拉丁语的文学，甚至希腊语的文学，都能赚到一些钱。不是出版商对作者表现出慷慨大方，这并不是传统。而是作者们有其他收入。一篇有西塞罗风格的拉丁语诗体书简就“收到了稿费”，因为它的幸运的目标读者，如果是精心选定的（而且作者惯常都会选择），见到他的名字被正规地拉丁化，在一篇专深的作品的第一页上以大写字母展示出来，就立即从这种荣幸看到大把大把的金币。[206]拉伯雷如果想“赚钱”，他不会选用拉丁语写，并且写人文主义的作品吗？

但是普拉塔尔先生不轻易放弃他的假说。在解释1546年初《第三部书》的问世时，他又提到这个假说：（他在第172页写道）“缺钱无疑是促使这位医学博士为前两本逗乐子的书写续篇的主要原因。”我还是对这种解释反感。我不是出于一个幼稚的愿望，要树立一个道貌岸然的弗朗索瓦·拉伯雷，让他超越一些世俗琐事，浮在那个时代的空中生活，甚至在囊中羞涩时，也视金钱如粪土。我是担心会犯年代错误。其次，我在阅读这些片段时（因为我读过它，并注意了其他片段），觉得普拉塔尔有轻视作者的倾向，程度还不浅，以至于往往令人怀疑，这位权威的拉伯雷研究者是不是真正深刻领略到了拉伯雷的魅力。[207]当然，我们别上当。但是司汤达常常告诉我们“担心受骗”确实会导致什么后果。而即使应该对观念的换位和意识的年代错误畏之如火，任何文学创作仍然确实有它的原因和法则。人们如果愿意，可以通过与纯粹应时的、外部的和意外的原因不一样的原因来解释。希望人们从拉伯雷小说的几乎每一页上都能感觉到，这原因就是文学创作者的一种需要，即解放自己，表露思想，使之在他身外存在下去。的确，人们怎么能否认这一点呢？可是，正是出于这样的意识，如果想提问题，就该问《庞大固埃》和《卡冈都亚》相继问世的真正问题，然后再是后面其他两本或三本书问世的问题……

不管怎样，而且要想回到历史的特定领域，我们就要知道抵御危险的欲念。关于拉伯雷，人们肯定说了很多蠢话。有一些侮辱的蠢话；同样也有吹捧过头的蠢话。我们在上面提到过，有人说他是一个水平深不可测的哲学家，一个百科全书编写者，甚至说他一个人就是一整部百科全书，而且是神奇的百科全书；是未来的人类和世纪的创造者，自由思想的奠基者[208]，法国大革命的先驱，云云。我们觉得这些狂热崇拜可笑。可是我们不要以为，要彻底摈弃这些狂热崇拜，就该过分低估这位巨人创造者的身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好时代，拉伯雷研究协会在鼎盛时期每年都组织晚餐会，在一次这样的晚餐会结束时，拉伯雷研究权威阿拉托尔·法朗士，宣读了对庞大固埃主义的赞美词[209]。“你们知道这是一种蔑视身外事物的乐观主义”。法朗士声明，“拉伯雷、蒙田、伏尔泰的书，就是现代《圣经》和最新的《新约》。人们从中汲取人类最需要的、最符合人类本性的、最能让人类幸福的信仰，这就是怀疑”。人们理解这个主题，就猜到音乐家知道怎样为它谱曲。在庞大固埃主义的哲学中，他尤其赞赏的，“就是它是跟人的弱点相称的，而且它并不使我们趋于完美，趋于不适当的完美。它担心任何过度，甚至美德的过度，老实说，美德的过度是可怕的过度……”，弗朗索瓦大师几乎不为这种过度所苦：“拉伯雷并不是圣人。本性使他过于讨人喜欢，以致做不了圣人。他没有殉道的志向……”这一切充满都兰人的精致和优雅。这就是庞大固埃主义，阿拉托尔·法朗士本人的庞大固埃主义。可是，这是拉伯雷吗？是真实的拉伯雷吗？或者至少是一个拉伯雷？我不认为。在弗朗索瓦大师身上，我很少看到贵族式的怀疑精神、哲学的审慎、对普通人及其思想的智力的蔑视。如果人们愿意，也可以说，我心中的拉伯雷，像贝日莱先生或热罗姆·夸尼亚尔稍微少一点，像约翰修士和贵族庞大固埃稍微多一点。还有，我心中的拉伯雷不是聪明人世界的公民，而是他那个时代的法国的国民。[210]我认为正是由此值得引起历史学注意。

我们别忽略这一点。根据拉伯雷的出身，如果他真是希农的一位律师的儿子，那么他就是一个有产者。不管怎样，人们发现他很早就被一些博学的社团接受，在这些社团中，勤勉的有产阶级的杰出人物，努力使他们的阅读和思考摆脱祖传的审慎精神和陈旧的思想观念：我们记得丰特奈的那些博学的对话录，拉伯雷无疑是在学者蒂拉科的陪伴下，收集了后面的《第三部书》的原始材料。后来，在一种长期多变的生涯中，他不仅不常和一个有着正当的、地点固定的、勤勉的职务的有产阶级来往；也不和有点脱离博学者、诗人、医生、印刷商的用脑子的小有产者来往：他所接近的人中有做生意的有产者，有从事繁重劳动的手艺人，从他所用的词汇看出，他非常关注他们；有在卢瓦尔河上航行的富商大贾，或者冒险商船的船主，这些船驶向加拿大，又驶向苏门答腊，他们既守传统，又能创新；拉伯雷结识了他们，访问了他们，研究了他们，最后就为他们写作。

因为毕竟人们太容易忽略这一点了。他没有为他那个时代的文人工作，要不然他就该用拉丁语写作了。他为那些不懂或不大懂拉丁语的人写作；为那些要读优秀法语的人写作，那位绰号叫“君主”的书商克洛德·努里就想碰到这些人。他在一篇公认非常优美的散文中，表达了从他们身上发现的和他极其鲜明地向他们表露的深厚情感，其中浸透了属于他的智慧以及到处采集到的全部古代精华。这位伟大的艺术家，这种从蒂拉科得到的强大精神。他把它变成了拉伯雷精神。

而这是一个事实，即我们历史学家可以发现，在真正至关重要的三个方面，对国家、所处时代和所在阶级的表达深厚情感的最好方式，就是弗朗索瓦大师的表达方式。就算是涉及用拉伯雷式的嗜酒象征性地表达他的认识的热情。或者是涉及一类法国有产者对于宗教事务所遭受的某些方面的反应。或者是涉及那些对于和平的公正、对因法律公正而产生的和平的那些憧憬，这已是这些人的特性，而且仍然是。

这就是阻止我们把弗朗索瓦·拉伯雷的思想和活动平庸化的因素，也许至少像普拉塔尔那样，不会过于积极地反对。有一天饶勒斯遇到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法国拒绝了宗教改革？他便大胆地回答（而且他十分了解拉伯雷，并且喜欢他）：因为在发生宗教改革时，已经有“一些像拉伯雷那样的人，隐约预感到整个自由科学的伟大前途”。[211]当然，对于这个说法，应该像对任何说法一样加以完善。

从历史学角度看，可以说这种说法使得一种意见比一位博学者的话更正确。这位博学者——我不说出他的名字——后来颇有学问地教导我们：“拉伯雷不是独树一帜，他不愿意独树一帜……他书中的观念看上去最新颖、最大胆，但并不是他个人思考的成果，因为大部分都是他之前的人文主义者就已经写过的。”于是得出结论：“他首先是一个利用老生常谈的高手。”[212]啊，不！要是拉伯雷的作品只是授奖仪式上的一曲大合唱，哪怕是一曲“极其美妙的”大合唱，是总决赛上的一首无人称的响亮的《马赛曲》，总决赛的主题都被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的拉鲁斯人文主义者完全掌握了，那么可能在几个世纪前它就被废弃了。它没有被废弃。而之所以它一直存在，是因为它不像此人所说的，是“不协调的素材离奇的拼凑”，而是一个表达能力和生动性都无与伦比的创作者的作品，他在地球上的人类本身寻找他的重心，而且找到了。人文主义者因此拥有了这个词的全部尊严。如果必须用一句话来概述这部永葆青春和新鲜的作品所表达的意义，我会立即借用某个宽容借用行为的人的话，我指的是借用巴奴日的话，他宣称：“我只造活石头，那就是人。”象征性地说，拉伯雷也是其他什么都不造。但是，这颂词并不是没有分量的。

2.文学与社会生活

从朗松到达尼埃尔·莫尔内：一种背弃？[213]

历史学家们和法国文学的教授们不说同一种语言，对此我肯定担心。索邦大学教授达尼埃尔·莫尔内发表了一部书名诱人的巨著：《古典文学史，1600—1700；其真实的特征与未知的方面》。[214]历史学家急不可耐。“真实的特征，未知的方面”：确实是使他激动的东西的真实的特征和未知方面啊。他打开书，碰巧看到了这句宣言（第6页）：“我认为，我尝试研究我将再次称之为古典时代的历史之历史的时机到来了。”历史之历史！有人会告诉他，这就是“一种纯文学的历史”——这个头脑愚钝的历史学家会感到浑身不自在的。在精明的文人善于辞令的社会中，他本来会担心感到拘束，因为他天天接触到杰出的、平庸的或更差的作家——而根据定义，正是这些人有资格分得清谁优秀，谁平庸（即使他们像否认一个讳莫如深的毛病一样否认自己平庸）；他本来会担心，这些精明的行家里手会嘲笑他土里土气，干脆把他送回历史学的马厩得了。可是，人们还明确答应给他一种“历史之历史”！来吧，不要前怕狼后怕虎了！因为毕竟他看到了（第7页）那句十分值得纪念的话——如果我记得不错，是第一章的第二句话：人们尚未证明，甚至在文学上，有人会是不可或缺的——这个历史学家就有充分理由想了：“这下我在书架的耗子和卡片柜的耗子中间感到很自在了。不受拘束了。如果愿意的话，只穿件衬衫……”不过，他很快就该变得谦虚些了。

“历史之历史”，在他看来，是指，或者可能是指一种在某一时代与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有关的文学的历史。不用说，这样构想的历史，的确会呈现出一些“未知的方面”。要把它们写出来，就需要复原环境，就要想到该由谁来写，为谁写；谁来读，为什么读；需要知道作家受过什么教育，是在学院还是在其他地方——同样还要知道他们的读者受过什么教育；因为毕竟……[215]；需要知道某某作家获得了怎样的成功，这种成功的影响范围和深度如何；需要在作家的习惯、爱好、风格和成见的改变，与政治的变迁、宗教精神面貌的转变、社会生活的演变、艺术时尚和兴趣的改变等之间建立联系；需要……，我就此打住。

历史之历史……但是所有这些一样也没有在莫尔内的著作中出现。这不是因为作者无视这些问题存在。他是居斯塔夫·朗松的学生，而朗松非常积极地尝试把文学史和历史结合起来——使它恢复青春，并且通过引导它关心许多真正历史方面的问题，使它面目一新。不过，这个企图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要获得成功，就该努力组织一个历史学家团体，这些历史学家是按照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的方法培养出来的，具有对历史的求知欲，尤其是对社会史的求知欲。最棘手的也许是编写所有社会史——然后，这种获得的全面培养，就被专门定向为他们的文学史学家的具体工作。但是，毕竟朗松提出了这些问题。[216]他因此从不同方面饱受人们指责——人们不无愤慨地清楚地发现，他希望、他渴望当一个历史学家，而不是评论家，以便人们把我们的成就让给他，以便我们这些历史学家格外承认他拥有我们的一个成就，他可能想占为己有的成就——渴望不再只是把一些重要典籍，人类天才的一些独特典范，放在他和我们的面前展示，这些典范归于一些把自己变成了伟大创造者种族中的独一无二的模范的人——一些“不可替代”的人。哎呀，我写这个词，冒了被摆脱了那么多成见的莫尔内瞧不起的危险。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时代的所有文学作品，注意指出这些作品中一些对当时社会有价值的表现、表述、表达。这就是纲领，就是居斯塔夫·朗松的不现实的计划。

我再重申一遍，说它不现实，是因为要让这个计划获得成功，就意味着事先要进行一场教学大纲的革命。而在法国，这种革命一直被证实是最难顺利完成的。实际上，朗松鼓励一些没有开始想了解人们如何解析社会机制的人；一些根本没有开始长期、仔细而全面地研究其中一个社会的起源、结构、方向、主使者和隐藏的原动力的人[217]——朗松鼓励这些受过专门培养来研究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和理解希腊、拉丁和法国文学文献的人——他鼓励他们依靠资料，而且只依靠文学的资料，随时为我们提供有效帮助，帮助我们认识一种他们只是在过于简化的教科书中，从第二手或第三手资料中学会认识的环境。而一个社会却是大量不同要素的不同程度的组合：其中有政治的、经济的，还有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道德的，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要素。一个社会是一个整体、一个总体、一个复杂得不可思议的机构……

但是，有人会问，这儿有历史学家什么事？……对，别把他们算在内。确实，历史学在其日常工作中，经过挑选、核实、验证，积累了一套资料。但是历史学可能要等上10年、20年或者更长时间，才会去整理这些资料。在之前这段时间里干什么呢？……其实，在许多问题上，历史学家通常知道的东西，比他说过的、使之形成的、献给读者的东西要多得多。外行对这些东西是不知道的，而他和三四位具有同样好奇心的同行不必言明就能领会。而文学史学家只是文学史学家，在这里属于外行。但是我们历史学家，阅遍世界，抱有一种严谨的幻想，其形式还不明确，但富有清晰书写的、着力描绘的细节。这是特殊的宝藏，向我们每个人提供所在领域的各种专有的便利和特有的才能。文学史学家并不分享这个宝藏。

而问题是要知道，这样一来，文学史学家能否有效地完成历史学家的事业。也可以这么说，他能否为文明的一般和特殊的历史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然而，有人见到达尼埃尔·莫尔内新出的这本书时，就必然觉得问题似乎解决了。可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达尼埃尔·莫尔内一开始就把新娘的所有服饰都摘除了。是她使用的器具，即当时的语言、句法、词汇材料、韵律吗？不，不是，这些都是属于技术性的东西。拿掉吧，不要紧！是她表达的思想、表现的情感、支持的或者反对的偏见吗？不，不是。过后就将看到！我引用这一段（第4页）：“一些像亨利·布雷蒙神父的著作、布罗万的书那样的作品，指出了神秘主义思潮的重要性[218]，或者（18世纪的）对科学的好奇的重要性。但是人们可以不谈所有这些，也不致歪曲我尝试描绘的一般文学生活的情景……”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莫尔内的这个情景就糟透了！甚至“某一天”拥有一部出自他手的笛卡尔时代的法国思想史（“我希望哪天亲手来写一部17世纪的法国思想史”，第3页）的前景也糟透了，这个前景抚慰不了我们现在的不满。因为我们担心（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心），这部历史无疑会一如既往，是一部脱离了躯壳的思想的历史。因为眼前的这本书，甚至都不谈及文学史的社会方面，书的正文部分不谈，序言也不谈，甚至都不提：“问题都不会提！”——于是呢？

于是，朗松的戏闭幕了。于是，我们又陷入了纯文学史：“人们将在这本书中发现一部文学史，一部古典文学艺术史，而不是一部古典时代的法国思想通史……我相信人们是可以把我所研究的时代的这两种历史分开的，没有多大害处……”可怜的新娘哟，你还剩下什么呀？连“思想”都没了。除了皮和骨头，什么也没了。

而这不算过分。除了谬误以外，这尤其还不是属于“历史之历史”的东西……

当然，这一点也不需要说：1940年莫尔内写他的巨著时，很善于利用许多工作者的成果，半个世纪以来，这些人长年累月夜以继日地工作，让古典艺术的一个又一个红角和哑角复活。他理所当然也加进了他自己的大量成果。所以，他的著作的20章里，充满了详尽的细节、认真核实的日期、作家姓名和作品名[219]。一小部分不太有名的，通过一些常常很稀罕的摘录向我们披露；对于伟大世纪的小小作家界抱着一种随便的态度，这我很理解。但是，所有这些只会使一种情况更加明显，我指的是，他即使不承认失败，也会产生没有明说的气馁。也就是说，承认一种背弃。总之，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在莫尔内的观念里，就是既有罗丹，也有安雅尔贝。而且，毕竟由于国家花钱定制安雅尔贝创作的雕像供人欣赏，使他的拙劣作品比罗丹的雕像多得多。而且，罗丹已死，把他个人艺术的奥秘带进了坟墓，而安雅尔贝还没死，他的苍白无力的学院派艺术，好日子还在后头。但最终人们弄不明白，为什么安雅尔贝和他的追随者及继承者，在法国艺术史上占不了一席之地，他们即使不比罗丹或布德尔更强，也完全是一样的强啊，罗丹或布德尔的作品是“由时间打造成杰作”的。这是一种观念，是一种描述事物的方式。这种方式以现有的形式，不大令我感兴趣。因为对安雅尔贝的作品的研究只能是统计学上的，不会是美学上的。它也许可以自称是社会的，但是这需要做大量的准备。

而且，我作为历史学家，面对人们提供的这些所谓“真实的”“未知的”新东西，仍然感到困惑。有些研究，如坐拥诗论教授职位的保罗·瓦莱里在法兰西公学院开设的那种研究，那种教席——我们能理解成一个专门研究精神领域、精神作品领域的“创造”（poïein）[220]的教席吗？很好。这是一些艰深的研究[221]，不是人人都能涉足的，原因不必说了——但是这些研究有前途。《法国百科全书》在第16和第17两卷中，已经试图给它们划定最广阔的范围：“当代世界的艺术与文学”。——这是借助于文学文献，在文学领域继续进行的一些社会史研究吗？完全正确。这也是一些十分艰深的研究，但是我同样确信，如果人们做好准备来进行这种研究，也会有宏伟前途。可是我们毕竟已经有了一些样板啊？在这种研究和那种研究之间，有什么样板？老的文学史，那种介绍作家的成就和生平，介绍他们的生存状况的变迁，介绍他们作品出版的外部环境的文学史——这是收集传说和文献的文学史。是一种按照年代展示的博学。它当然不是没有实际用途。可是它能自给自足吗？没有人这么认为。证据是里面充斥着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这些问题针对的只是一些假想敌。在1940年，谁会认为，还必须跟泰纳[222]以及“把一部天才作品说成是对环境、时机、种族、一种统治权力的忠实表现这种看法”作斗争！——在1940年，关于泰纳的这种新学说，我们已经进行了长达四分之三世纪的高谈阔论，但这到底有什么用？[223]

希望人们小心为妙。我们已经倒退得足够远了。它们不是健康、年轻、能力的特征，不是我们空前需要的一切东西的特征。我们必须重新迈步前进，而不是原地踏步。

3.从古典主义的趣味到浪漫主义的盛行[224]

一、雷蒙·纳维的一本书：趣味与生活

有人会说：“这是一本教授写的杰作！这本书研究伏尔泰，把一部像《风俗论》这样的伟大著作摆在面前来彻底研究，还唯独致力于研究《趣味的圣堂》，用566页的篇幅来专心研究《欧第伯》和《论叙事诗》，即在《百科全书》的世纪里已经真正消亡的东西。这是多么冒险的计划啊！”读了纳维的书[225]，人们可以回答：“也许很冒险，但是成功了。”不仅文学史学家、总体史学家，而且社会和文明史学家，都可以且应当认识到，人们绝不要担心这本著作会因为缺乏资料，以及拥有一个读起来过于简洁的书名，而成为一摞空洞无物的书页。如果需要证明的话，这本历史学杂志中的这篇书评，无疑能够提供。

这就是，纳维说得很详细，趣味的观念是伏尔泰的观念，也是生活的观念。首先，这观念不是表达了一种贵族的理想吗？即上流社会有教养的人的理想。这种人尤其热衷于趣味，而且认为举止谈吐雅致得体，比上流社会人物的道德品质更高。“有趣味的人拒绝民众的本性，拒绝宗教的和浪漫的感情冲动，不愿完全支持某人某事，也不愿不谨慎地做出断言，避免慷慨地和呆板地效忠；他始终为自己保留一个自由区域，让他能够控制和决定他的最合理的冲动。迸发个人激情、发泄痛苦或快乐情感、考虑现实，这些其实都是民众的品质。有教养的人要维护一种尊严，他时而靠雅致和高尚来维护它，时而靠讽刺来维护它……易受鼓动的人，其思想深度一般多少都有点平庸。”这就是伏尔泰的趣味的内涵，它确实是产生于18世纪，尤其是产生于摄政时期，在那个时期，“有意识的综合解体，迫使良好的意志超越这些废墟，去寻求一种对最不受约束的人来说不可消除但是可以接受的原则”。而当纳维先生补充说，伏尔泰非常清楚地看到这种衰落，却不甘心放弃这些逝去的高雅精神的精髓时；当他写道，“伏尔泰总是把一些温情感人的行为当作濒临消亡的古典主义；他感兴趣的不是只是健康有余，而且将完全独自成长的不安分的继承者”时；当他向我们描述《亨利亚特》的作者关心“这个必须用一种精心配制的滋补合剂来延长其娇弱的、富有辉煌的记忆和不可替代的成就的生命的显赫的病人”时——这位研究文学趣味的历史学家，不就趁此机会把总体史学家的注意力，引到18世纪的人对过去的一种多少有点无意识的态度上，引到对某种曾经是崇高的，但是已经消逝的东西的怀念上吗？它无疑很适合于让人们理解如何和为何需要平民的暴力，才能在世界上建立一个两代人将时而怀着隐隐的担心，时而又怀着天真的希望来期待的新社会。而我们这些生活在1938年，还通过那么多情感和物质的联系依恋着19世纪、依恋着它的生活乐趣的人，听到未知事物的召唤却向后退缩的人——我们是否还不够成熟，不能充分理解这样的精神状态；不能通过激起我们的关心，使它们在我们身上复苏和再现呢？

因此，这种有意识的“趣味”值得历史学家注意。因为它建议对世上的问题采取一种机智诙谐的态度。而这就是伏尔泰及其同时代人对这种问题本能地采取的态度，既然纳维先生认为能这样来表述这种态度：“做人们应该做的事，也就是说，做人们能做的事。”既然他能写道，“人类连同他们的历史、进步、文明，以及与未知事物的杂乱的力量割断了任何可疑联系的道德理想，确实是伏尔泰的文学感受性的根源”，那么，这岂不是意外地把一部富有战斗性的作品中被认为可以忽略和无用的这个部分，跟狄德罗曾经表述过的一种概念联系起来了吗？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以提问的形式提出了这个概念：“我们为什么不会按照人类在宇宙中所处的位置，把他们写入作品呢？我们为什么不会把人类当作一种普通的中心呢？人类在广阔无垠的空间中是处在这样一个点上吗？我们从此点出发，能更方便地把无限的直线延长到其他所有点？”

二、安德烈·蒙格隆眼中的一场革命：浪漫主义

安德烈·蒙格隆的《革命的和帝国的法国》[226]是对一些著作和小册子文章所做的出色而珍贵的剖析，其第2卷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机会，让我们不仅可以指出这部人们也许不太熟悉，也难得阅读的基础著作的各种奇特的意义，而且尤其能了解这位研究观念和意识史的历史学家的作品，他拥有一切能让我们的《年鉴》及其读者感兴趣的东西。

安德烈·蒙格隆青年时期开始读书时，似乎就已经觉得浪漫主义是“主宰了我们的文学两个世纪的力量，其影响还没有衰退”。他的全部工作都致力于探求如此强大的思潮的根源，追踪它的发展历程。这是狭义文学史的著作吗？不是的，不论其作者的敏感性、感受性如何，它们都不是那种著作；说它们不是，还因为催生浪漫主义的，是人们内心生活的深刻变革，而安德烈·蒙格隆研究的正是这种变革；还因为浪漫主义运动“在发展中不断与法国的各种活动联系起来”，而他关注的对象正是这些联系、这种发展。[227]

说到浪漫主义，我们想起了我们的中学时代。——当时人们告诉我们，这是法国的一种多少有点仿冒的文学思潮——几乎是从国外全盘引进的，况且被限定在狭小的年代范围里。1900年代的中学毕业会考的考生，都曾经被要求领会在1800年前后，这股思潮最初在“森林的飘忽不定的顶梢”，或者在那位壮硕的斯塔尔夫人的可疑行李中掀起的微澜。有点男子气的斯塔尔夫人夹带着日耳曼精神的私货：她多次借用我们的修辞学家的笔，给萨瓦里将军写过抗议信，因为萨瓦里是拿破仑的近卫骑兵，奉命对德国实施侵扰。

安德烈·蒙格隆写过关于伦理和社会史的内容丰富的许多论文和两部著作，伦理和社会史就被引作了文学证据，就像亨利·布雷蒙对16和17世纪法国宗教情感的细微差别的理解被引作同样的证据一样。在他看来，浪漫主义是一场革命，这是米什莱的话，他经历过这种事。浪漫主义涵盖了我们两个世纪的历史，而不再只是五十年。它实质上是人们持久的倾向和向往对那种内心的贫困、那种想象力的贫乏、那种诗意的缺乏的一种反叛，这种贫困和缺乏，是18世纪的顽固特征。1767年，塞纳克·德·梅朗指责那个世纪所拥有的是一种“老人精神”，而且像他说的，是“花甲老人的特征”。

安德烈·蒙格隆不怀偏见地出发，进行一次情感探索的长期旅行，把任何预想的观念都抛在脑后；只带上帕斯卡尔的话作为旅途中的食粮：“人的心智越高，就越能找到他人的独特之处。”他勇敢地扎进我们的图书馆，在前浪漫主义的、浪漫主义的，以及反浪漫主义的书海中畅游。他读了全部这类书籍；但是，由于他的“阅读能力”超过了曾谦虚地声称花了八十年才获得这种能力的歌德老人，因此他从未被困在或迷失在这个故纸堆里。一见到某个正在上下求索的人在一篇乏味或者荒谬的文献中咕哝的一句话；一见到从无数行文字中发出的一声悲歌、一个欲言又止的秘密；突然在一页的底部使三行文字动了起来。这个猎人就立刻扑向猎物，抓住它，并且就以这样的人类证据，描绘出上百幅栩栩如生的肖像。

探寻最早的充满情感的言语，探寻最早的融化冰冷气氛的温情，探寻一些勉强承认厌恶美妙但枯燥的文雅的男人和女人身上所发生的显著的转变和动摇，没有什么能像这样的探寻动人心弦。

人们从《危险关系》出发，这是一种十分古典的精神和一个完全世俗的时代的最高精华。由此出发，标出一些人所处的时期，他们中有像狄德罗那样，仍然把头脑当作心；或者像杜·德芳侯爵夫人那样，在一个放纵的晚上，自己承认“只存在让人思考的爱情”。

然后，穿过马里沃在1740年就已经关心的那种“人心史”的临时祭坛，一直走到“感性灵魂的大师”卢梭，他的作品和影响占满了安德烈·蒙格隆的第2卷：卢梭是他指导和训练的感伤乐队的出色的指挥。卢梭身后有一支奇怪的成分庞杂的门徒队伍：其中有占星术士和不得志者，有传教者和有宗教幻象的人。我们在蒙格隆的书中欣喜地看到这些人鱼贯出场，从社会基督教的先驱拉穆雷特神父，到普罗旺斯共产主义的先驱库尔诺神父；从庇卡底叛乱分子头领，到有着自大和暴力的易怒气质的格拉克斯·巴贝夫——这种气质是他靠阅读让——雅克的著作和他的乡村经营者经历形成的——，以及对让——雅克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姑娘玛侬·菲利蓬[228]，到冲动的巴黎女人吕西尔·德穆兰：整个一大群人，经过安德烈·蒙格隆耐心评注，经过他对“不再有影响的亡者”进行明察秋毫的听诊，我们能够准确记录并测量重大事件在孤寂的内心中产生的深沉的回响。

安德烈·蒙格隆不断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史的页边上留下心理学的注解；对展现群众运动的深刻意义的个体灵魂进行润饰。

不必说，我跟所有专心研究这些群众运动的历史学家一样，更喜欢他的关于人类经验的审慎教诲，不喜欢有人那么慷慨地试图向我们提供的一种虚假统计学的和所谓科学的文学史；那些人不擅长操纵政治、经济和社会史的复杂的舞台换景装置，在一个一切事物都存在细微差异，需要慢慢体验的领域，他们的作品很容易沦为一些没有细微差异的即兴之作。

此外，但愿我们在此只需摘抄一下第1卷一些章节的标题：景色如何重现并使之色彩浓艳；对遗迹和场景的鉴赏；爱情的复兴——以及文学所反映的上流社会人物的放纵经历如何改变情感生活的倾向；浪漫主义运动前期的几代人，或论浪漫主义的考证和历史中的“代”的概念——还有第2卷中的，对平等的酷爱，或论法国大革命的情感的起源；反叛的根源；文人地位的提升及其可敬的职业；在“有产者的转变”这个总标题下，整个一系列关于资产阶级的结构的珍贵评语，尤其是关于18世纪末巴黎或外省资产阶级的精神的评语。我就不往下说了。任何历史学家，任何关心人类文化的人，都可以通过阅览这些简单的评语，估摸出为法国浪漫主义精神立传的安德烈·蒙格隆依次论述的主题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总之，难道还需要我指出这种创新努力的一项最重要的成果吗？在我国，有二三十年，人们说浪漫主义是一种舶来品——并且指出我国主要的浪漫主义者是隐秘但又非常实在的日耳曼精神的先驱，同时又是这种精神的私生子。这曾经是一句拥有很多支持者的观点，这也许是党派的论点，我们别在政治领域轻率发表意见；安德烈·蒙格隆从不插足这个领域，这是他的一个优点。不管怎样，想象在任由黑暗笼罩的法国大地的上空；在一个从举世无双的道德土地上自发产生过大量财富的国度的上空，交相辉映着浪漫主义时期的西班牙、德国、英国的光芒，交织成一个悬浮的仙境，闪耀着、颤动着；赏心悦目、令人神往；这肯定是过于容易自满的人的幻觉。它罔顾任何现实和事实，完全抹杀了浪漫主义在法国自发产生的作用和反作用。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是什么样的状况啊：国家动荡不安，人们欲望充沛，各种思潮汹涌澎湃。这玩笑看上去可能有趣，但只是一个玩笑而已。而我作为研究16世纪的历史学家，发现在宗教改革运动的研究方面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例如把宗教改革当作“从国外引进”的东西，说成是法兰西精神的日耳曼化。经过好多年的研究，我们才最终发现，法国的宗教改革就完全是法国的，正如德国的宗教改革完全是德国的，英国的宗教改革完全是英国的一样。和浪漫主义完全一样，这种情感的变革、这种精神的革命，也会引发一场文学的革命，因为这不只是文学史的永恒要素，也是人类历史的永恒要素。

为了这个国家的荣耀，为了有助于我们所有人的研究，甚至为了安德烈·蒙格隆的如愿以偿和对他公平的回报，我们应该希望这种对法国在大革命期间将近十五年的悲剧性的动乱生活的出色盘点能够一直进行下去，直到完成。唉！要是关于16世纪的关键年份，或者关于17世纪的研究，也出现这样的人，有和这五卷杰作相当的著作，让当时的法国人自己记录下他们的梦想、愿望、情感和转变，那该多好！至少希望对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这些关键年份，安德烈·蒙格隆的这个如此聪明地开创的事业能大功告成。这愿望里包含了我的私心——如果科学能做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