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研究与历史学的前途[15]

集体研究：这种方式，也可以说是程序，一点不会让生物学家或生理学家，甚至心理学家，甚至离我们不太远的，但往往靠“调查”来做研究的“人文”地理学家和人类地理学家，感到吃惊或不快。可是，现在一旦我们把它用到历史学上，法国的大多数自称是历史学家的人，就会感到吃惊或不快了：这是事实。要解释这个事实，就必须了解它。

有人可能以传统为由。我在20世纪初开始研究历史时，在历史研究领域，集体工作的方式确实不流行。人们还用不着麻烦老档案保管员，自己就把一些“发掘出来的”档案藏起来，一藏就是好几年，以备以后可能用上。这样，要么有时会突然冒出一部十分可笑的“领先他人一步”的历史来；要么就是在同样的基础上工作的两位历史学家，身上像是安装了蒸汽发动机（一个来自尚不知道汽车为何物的时代的隐喻），使出浑身解数，你追我赶，要把对方远远甩在身后，让人们看着着实有点感动。可这是幼稚的个人主义。他们不是关心历史学，不是要促进学科发展。他们关心的是历史学家的名头，是一本要署上大名的书，是作者的虚荣心。

现在这种心态可能不太明显了，但是依然存在，并且还会持续下去，我还没有那么天真，不会想不到这一点。不过，这种心态是结果，不是原因。它起源于一些坚定的信念——按照正常逻辑，他们相互竞争，最终还是会殊途同归的。一些人坚信历史学“不是一门科学”。而另一些人坚信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因此“自然而然”要禁止历史学家对材料进行任何选择，禁止在对文献的原始采集与对读者的阐述之间，插入任何（假说形式的，甚至理论形式的）观念。我们不去详细讨论这些相互矛盾的理念。它们在历史学界获得持久的成功，一方面只能解释为人们对一种相互关联性完全不了解，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各种科学的学科都是靠这种相互关联性联系起来的；另一方面还可以解释为人们对演变或革命的一无所知，在现在这个时代，这种演变或革命就发生于整个“学者”行业关于人们惯常所称的科学客观性的观念中。

总之，我们只要注意：科学不是靠一些在时空之外过着忽视物质的纯智力生活的科学家，在象牙塔中进行私密活动产生的。

科学——我指的是科学社会——靠身处其时代的环境中的人产生：对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环境都是同一种……它以同样的方式对所有人产生影响，而且他们的科学活动与同时代的全部其他活动的联系，就通过它来实现。[16]

换句话说，科学不是一个独立王国。它与所处的社会环境分不开。它承受着其中的压力，许多偶然事件束缚了它的发展。因此顺带地说，科学的历史学，绝不是建造一个死气沉沉的、积满灰尘的收藏馆，保存过时的理论和陈旧的解释，相反，它体现了人类思想通史的一个生动篇章：它归根结底追溯了精神对事物的适应，以及人类对其所处环境的控制。

由此可知，既然在最近二十年中自然科学受到一场真正的意识形态革命的影响；既然由于物理学突然发生惊人的进步，致使由17、18、19世纪许多代科学家建立起来的自然科学理论结构发生崩塌；既然由于具体事物冲破抽象事物的框架，人们尝试用“纯理论的”力学来解释世界，但因为一次突然的挫折而终止；既然必须对此前人们一直赖以生活的所有观念进行全面修改；既然最终没有主要观念能避免这种修改：无论是科学事实的概念、法则的概念、必然性的概念、偶然性的概念，还是总体上的、学科本身和科学的概念……这种科学与科学家们的顽强而认真的干预一起构造它的对象，那么，历史学就摆脱不了这样的动荡。无论它愿不愿意，都要被牵扯进去。如果历史学还坚持要研究一个世纪前那套旧的“科学”观念，就显得非常可笑，那些观念是它不久前从一些“科学家”那里获得的，如今都已经被他们彻底抛弃了。而如果所有科学确实都是相互关联的，那么历史学就变得滑稽可笑了，除了消遣，别无他用。

然而，这些相互关联的，其典范必定对历史学有影响的科学，给了我们什么教益呢？教益有许多，但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任何科学事实都是“编造过的”事实——而且不是未经加工就交给科学家的。观察是照相，是如实反映现实，实验则是干预现实，它们之间旧的区别需要全面修改。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提供未经加工的材料。观察就是一种构造。照相时的“取景”就是构造，人们想利用它们对理论进行某种检验和证明。这样，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历史学家无权选择事实”这种反对意见就无效了；因为事实上不管什么科学家始终都是在选择——况且整个历史学就已经是选择，选择唯一的偶然事实，就湮灭了某个证据、某个遗迹、某套文献——但是保护了别的。最后的教益是，我们要坚持许多关于科学工作真实意义的旧偏见——就要在历史学内部产生一种荒谬而幼稚的信念，认为“漫无目的”地，权当消遣地收集一些事实，留着等待一个能处置它们的人来用，是在做好事；并且，既然历史学与相邻学科相关，这就会导致人们提出一种从前最受社会学家喜欢（况且对他们的抱负十分有利）的理论，即认为历史学家就是干粗活的工人，他们的任务就是从采石场采石，并且凿成方石，而社会学家建筑师只要把它们堆砌起来就可以了……

我们要彻底丢掉兰克的那种幼稚的唯实论，他自以为能从事实本身来认识事实，“就像亲眼看见一样”。我们是通过我们的精神的形式，像认识自然现实一样来认识“历史现实”的。历史学传统的工作步骤是先确定事实，然后运用这些事实，我们尝试用另一种步骤来代替它，这种步骤既重视目前的技术，也重视未来的实际应用，像它所预告的那样的应用。我们历史学家不像逻辑学家那样推理，他们注意按照等级，循序渐进地提升自己，并且一级一级地建造楼梯，从最简单的任务通向最高级的任务。这里要遵守的顺序，就是发生的顺序。根据这种观点，首先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长期酝酿和范围广泛的研究计划，把它制订出来，并且不断修订。[17]

那么，你们的历史学的基础是一些“理论”吗？——这个词根本吓不倒我。不久前，我读到过一位作者写的这些颠覆性的话：“理论是思想的一种构造，它满足了我们天生而迫切的理解事物的欲望，用来向我们提供对事实的一种解释。从这个观点看，理论就是对科学的说明……它不把发现定律当作最终目的……而是就把理解现象当作最终目的。”这位疑似的形而上学家是谁？是一位生物学家，叫安东尼，他的话被另一位生物学家弗雷蓬引用了。[18]路易·拉皮克[19]最近提及的时代，以及马让迪所描述的那种四处巡回拾荒的人的兴奋，都结束了，都已成为过去。马让迪说：“我像一个拾荒的人，在那里面闲逛，每走一步都发现了值得放进背篓的东西。”他的“那里面”指的是一个生命体的迷宫。如今对许多历史学家来说，“那里面”仍然是有生命的历史的迷宫……但是拉皮克用达斯特的话来驳斥马让迪的话，我们历史学家也要记住这句话，因为“科学”也包括我们的历史学：“如果人们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就不知道所找到的是什么。”

对生物学家有用的东西，对他来说是聪敏和理智的东西，对历史学家来说，怎么会是愚蠢和不理智的呢？致力于处理所有材料中最复杂的材料的人，致力于研究人类历史活动的人，怎么会甘心花更长的时间去冒险，没有方向，单枪匹马，而且像祈求神助一样祈求机遇呢？目前在历史学领域，不论是谁，不论待在什么地方，不论用什么材料，沿着不论什么方向，只要他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子，或大或小，建造他的一段墙，完了他就会得意地搓搓手：“嘿，我为未来的宫殿做了这么多功绩！”哎呀，可别这么说！一丁点儿功绩也没有。人们如果要建造宫殿，就得请一位建筑师来，画一张草图，而不是先在自己的领地上砌满这些不协调的各种墙面。我们要从头开始：从建筑师的草图开始。[20]

本质上，这是协调的草图，是协作的草图。这样，我们就回到“集体研究”上来了，我们从来没有把它忘掉。这个时代需要全面的研究。在所有领域处处如此。有人告诉我们：“贾尔是最后一位全面的博物学家。”有人告诉我们：“西尔万·莱维是最后一位全面的印度学家。”就算是这样，我们又能从中得到什么教益了？亚历山大死了，他的帝国分裂了？我的意思是，将出现一些人，成为西尔万·莱维可能还完全占有并管理的这个庞大帝国中仅仅某一部分的主宰吗？而这是唯一的结论吗？可是我发现了另一个结论。

限制学者的活动范围——是在加重“专业化”这个灾难。让它变得不可救药。如果让亚历山大的继承人来统治整个帝国，他必须跟五六个人合作——一位将军、一位外交官、一位征税官、一位建筑师等——他只需组织他们合作，安排任务，分配要干的工作吗？

我们这么来想：历史学家，如果不是自己制造整块手表，不是首先自己制造工具，然后制造零件，最后进行组装，让手表转起来，而是只满足于履行最后的职责呢？如果他出于适当的原因，选择了一个研究课题，细心地划定了它的范围，确定了首先必须确立的东西（因为必须抛弃“所有东西都对所有人同样有趣”这种幼稚的观念），然后组织一个小组来研究，在这个小组中，（考虑到要对技术史进行一些可能的和必要的调查）要有一位真正的技术员，一位熟悉其学科历史的化学家，一位有实事求是精神的经济学家——如果把事先制定调查表，对所得到的答复进行比较，从中得出问题答案的要素，安排必要的补充调查，尤其是指出所存在的问题与提出这个问题的时代的全部历史问题的关系这个艰难职责留给自己——如果采取了这条漫长的路径后，最终却发现，它比从前那些迂回曲折的老路径要短得多，那么，即使并不总是一定能一下子解决这些问题，他也终于能让历史学变成了一门“待提问题的科学”：我相信他的角色尤其会比某个撰写“个人的”著作的人的角色更引人注目；我相信不再会有人去追问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我相信人们或许不再会把写《路易十五和女人们》《博尔吉亚的毒药》这些学术性书籍的学者型作家称作历史学家。不然，历史学家就要把这个被他们糟蹋的名称，和为他们设立的科学院奖一起，让给这些杰出人物，毫不犹豫地为自己改个名称，免得再长期受到一种混淆的伤害，这种混淆令人生气，而且还太过荒唐。

如果想让这个时刻提前到来，而且它必须提前到来，首先要做的，就是征求别人的建议，探查已经实现的成就，依靠那些已经在其领域里组织“集体研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