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座开班典礼上的发言[11]
我喜欢历史学。如果不喜欢的话，我就不会当历史学家了。历史学家的生涯分两种：一种就是从事一门职业而已，敷衍应付，谈不上爱好；另一种则要满足人的内心深处的需求：如果人们选择的职业是一种用脑子的职业，这是不讨人喜欢的。我喜欢历史学，所以今天我很乐意把我喜欢的东西跟你们说说。[12]
我乐意这么做，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不太喜欢把事情搞混，不喜欢用私下的谈话来代替会议发言。但是，这些内容我毕竟还是可以跟你们谈谈的。1899年，我服完兵役一年后（我们那一代人一般都要在七年学业的第一年入伍），我和你们一样，进了这所学院，学的是文学专业。这是违背自己意愿的：我从小就有坚定的志向，要当个历史学家。可是这个志向无法让我抗拒两年的修辞学学习，它比路易大帝重要，无法让我抗拒对埃米尔·布尔热瓦的《外交政策史教程》进行两年的钻研（后来我认出他就在学校里当讲师）。阿纳托尔·法朗士似乎在什么地方说过，小时候他梦想写一部法国史，“把全部细枝末节都写进去”。在中学里，我们的老师似乎都向我们宣扬过小阿纳托尔的幼稚的理想。有人也许说过，在他们看来，对于德·夏尔纳塞先生在北方几个宫廷里的使命，即便不能了解全部细节，至少也要了解得尽可能详细。谁比旁人知道这些细节多一点，他当然就比旁人强了：哇，他擅长研究历史！
我有点担心，我们这个时代从开始到现在，情况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我们法兰西公学院的一位刚刚过世的同行，大数学家勒贝格，直到生命最后时刻，还保留着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幽默，他曾经带着这种幽默跟我们谈心，说存在着两种数学：一种很可怕，是总督学的数学，他都承认不太懂；另一种可以弄懂，就是他每天钻研的数学，没有任何困难能让他灰心丧气。同样，也可能存在两种历史学，大家都不想去尝尝前一种的滋味吧？那是莽撞之举。无论如何这不是我要跟你们说的历史学。我要说的是另一种历史学，即总体史，是我试图发展的历史学，是我喜欢的历史学。
一
你们会问我，我是要谈总体史吗？不是的，因为你们的通知是举行关于“经济与社会”史的讲座。不过也正好，我一定要告诉你们的第一件事就是，严格地说，经济与社会史并不存在。这不仅是因为，经济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并不是特有的，从这个意义上，就没必要说经济与社会的，更不必说政治与社会的、文化与社会的、宗教与社会的，甚至更不必说哲学与社会的。我们一直很自然地、不假思索地把经济和社会这两个修饰语联系在一起，而使我们产生这种习惯的，并不是经过考虑的理由，是一些很容易确定的历史的理由，而且归根结底，我们一直采用的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思想的残余，或者说是一种遗产：争论了长达一个世纪的遗产，被称作历史唯物主义的遗产。所以，当我采用这个流行的说法时，当我谈到经济与社会史时，决不要以为我一点不对它的真实含义起疑心。当马克·布洛赫和我把这两个传统的词印在我们的《年鉴》的封面上时，我们都很清楚，尤其是“社会的”这个形容词，在时间的长河中，已被人们说得太多，最终几乎都不想再提了。但正因为如此，我们还是用了这个词。它那么招人喜欢，到头来竟因为一些纯粹偶然的原因，让另一个词失宠了，弄得这个词如今形单影只地出现在《年鉴》的封面上，“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就这么简单地变成了“社会”史年鉴。我们欣然接受了“经济”这个词的失宠。因为我们一致认为，像“社会”这样一个空泛的词，就像是由历史学的保护神的一道通谕创造出来的，它被当作一种杂志的标志，因为这种杂志自称四周没有高墙，而是面向毗邻的所有园地，广泛地、自由地甚至不慎重地宣传一种精神，一种它的精神：我说的是一种任何意义上的自由批判的和首创的精神。
因此我说：没有经济与社会史。只有统一的总体史。根据定义，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我所认为的历史学，就是科学地对从前的人类在极为不同但可以互相比较的（这是社会学的公设条件）社会范围内的各种活动和创造进行的研究，这些活动和创造被按照年代记载下来，它们遍及全球，贯穿更迭的时代。这定义有点长，但是我不相信短得离谱的定义。我认为，按照原话，这个定义排除了许多伪问题。
从一开始，我就是这样把历史学叫作一项科学地进行的研究，而不是一门科学。因为同样的原因，我在拟订《法国百科全书》的编纂计划时，不愿按照惯常的要求，为它提供科学的一般分类作为编纂基础；尤其由于这个原因：说到科学，人们首先提到的是大量成果，可以说是一个装满了钱财的宝库，其中有些是珍贵的，有些并不是；而不强调所谓学者的原动力，我指的是不安于现状，是质疑传统真理，不是无休止的，过分注意细节的质疑，而是经过论证的、有系统的质疑，必要时，需要对所获得的成果重新思考、重新审查、重新修改，使它们重新适应观念，并由此重新适应新的存在条件，这些新条件是时代和人，生活在时代中的人，一直不断地为自己创造的。
此外，我来说说人。人是历史学的唯一对象，这里指的是一种属于人文学科的历史学，这类学科，除了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之外，还包括了所有范畴、所有阶段的学科；这种历史学感兴趣的不是某种抽象的、永恒的、本质不变而且永远保持下去的人，而是一直生活在他们作为其成员的社会中的人；是处在完全确定的发展时期的那些社会的成员；是具有各种职责、拥有各种职业、有着各种操心事和才能的人。这些职责、职业、操心事和才能混合在一起，相互冲突，相互制约，最终达成一种妥协，就叫作生活。
这样定义的人，人们为了能够很方便地捉住他，不是抓住他的头，而是抓住某部分肢体，比如腿或者臂膀即可：人们一拽就拽出的人，总是完整的。这个人不能被切成碎块，那样就是把人杀了。而历史学家不需要破碎的尸体；历史学家研究逝去的生活。当代大历史学家皮雷纳曾经给出过人的定义：“人热爱生活，并且知道关注生活。”用一句话说，这个人就是他的一切活动发生的共同场所，而人们可以更具体地对其中某一种活动感兴趣，例如对他的经济活动感兴趣。这有一个条件，就是决不要忘记，这些活动总是牵涉到整体，而且是在他创建的社会的范围内。而“社会的”这个修饰语的意思恰好就在这里，我们照例把“经济的”这个修饰语和它绑在一起；它提醒我们，我们研究的对象，不是实物的碎片，不是人的活动的一个孤立的方面，而是人本身，要把他放在所处的群体中来理解。
请原谅，这些看法有点抽象。然而我说这些看法的时候，既没有忘记我的真实意图，也没有忘记我此刻到这里来的深层的原因。昨天，我为了你们特意重读了一些奇特的杰出的文章。在1914年，奥瑟曾发表了米什莱的一些授课笔记，跟以往的文章一样，他的这些笔记充满着闪光，是预感和天才的闪光。其中有一课就是在这里上的，时间是1834年7月10日，是对三年级的学生讲课，他们就要离开学校到外省去。等待这些年轻人去的那座城市，没有整理有序的档案资料，没有编好书目的图书馆，旅行又不方便，还没有地方消遣娱乐，等待他们的就是一所皇家学院的艰苦的教师生涯——为此米什莱要鼓励他们。
他指出，一个历史学家，只要愿意，在任何地方工作都能出成果。如今，问题变得不一样了。不过米什莱凭着他的威望，他的热情话语，以及他的天资的影响试图做的事情，也都是我要试图跟你们一起做的。如果我能挽回并且加强某个历史学家的动摇的志向；如果我能消除对历史学的一些偏见——产生这些偏见的原因，是你们不幸过多接触了人们以历史学的名义向我们提供的东西，是接触了人们给予你们的，以及直到博士学位的考试还在要求你们的东西，这是唯一让你们避开或者至少能避开风险的东西——如果我能让你们产生“当个历史学家也能尽情享受生活”这种意识，那么我就能报答一点学院对我的恩情了。
可是，如果我不当着你们的面，跟你们一起研究当今历史学向那些攀登探索巅峰的人，向那些站在船头不断察看视野的人提出的一些现实问题，怎么能让你们产生这种“当个历史学家也能尽情享受生活”的意识呢？
因为，任何历史的开端和结束，都是“提出问题”。没有问题，就没有历史。“叙述”，就是编写历史。然而，你们记得，我虽然没有说过历史的“科学”，但是说过“科学地进行研究”。这些词在这里不是故弄玄虚。“科学地进行”这种说法就包含了两种活动，就是在任何现代科学工作的基础上的两种活动：提出问题，并提出假说。有人向我们这一代人指出过，这是所有活动中两种有风险的活动。因为提出问题，或者提出假说，根本就是背叛，是让主观性的特洛伊木马潜入客观性的城邦……
在那个时代，历史学者生活在对“事实”的崇敬当中，这种崇敬幼稚又虔诚。他们天真地认为，学者盯着显微镜，马上就能弄懂一大堆事实。这些事实是人们向他提供的，是好心的上帝为他编造的，他不过是记录这些事实而已。随便哪位掌握了方法的医生，只需稍稍盯着显微镜，观察一下标本切片，马上就会意识到，对于组织学家来说，关键并不在于观察，而是在于解释一种完全应该被叫作抽象概念的东西。学者按照预先设想的打算，首先经过长时间的、艰难的准备，才掌握他要的东西，而研究者只是因为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并且提出一种假说后才做，可能五分钟就可以测定。
历史学家的情况也完全一样。没有哪个上帝会为历史学家提供一些原始事实，会提供一些偶然被赋予了一种实际上十分确定的、简单的、顽强的生命的事实。历史事实，哪怕是最不起眼的事实，它们的生命也是历史学家给的。我们知道，人们经常要求我们虔诚对待的这些事实，就和一些抽象概念一样——而且我们还知道，要确定这些事实，必须求助于证据，这些证据差异极大，有时还极为矛盾——我们必须从中进行选择。因此，人们常常当作原始事实提供给我们的这批事实，自然而然就会构成事件发生的那个时刻记录的历史——我们知道它本身就有一种历史——而且知道这就是历史学家的认识和意识的发展史。因此，为了了解不同版本的事实，我们有权要求人们首先接纳我们参与考证工作，这种工作已经准备在引用这些事实的人的头脑中把它们都连接起来。
而且，同样地，如果历史学家自己不提出问题，或者在提出问题以后，不提出假说来试图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就有充分理由说，他在职业、技术、科学能力方面，都不如水平最差的农民：因为连这些农民都知道，不能一见到草场，就把牛羊乱哄哄地赶过去，随随便便地让它们到处吃草。他们会把牛羊关进围栏，把它们系在木桩上，让它们吃这一片草，而不是吃那一片草。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们想知道原因吗？一些年来，我们最优秀的历史学教授，呕心沥血撰写了一些巨著；经过认真细致的准备，精心编纂了一些十分出色的教科书；当这些著作的某一本中充斥了事件、数字和日期，罗列了图表、传奇故事或文学艺术时，当这些书的某一本被法兰西研究院、索邦大学、地方上的大学打下的恭维的印记，比一家好旅馆的光怪陆离的招牌还要多时，人们就有了这么一种印象：“我们要研究的时期（而这也是我们最现实的一段历史），是它前面时期的延续，也预兆了它后面时期要发生的事情；这个时期就因它所废除的东西而引人注目，但也因为它所创立的东西而引人注目”，等等。我们还会花更长的时间继续思考，为什么许多有才智的人都嘲笑历史学，离开历史学，痛斥和奚落历史学，因为他们失望地发现，下了那么大的功夫，花了那么多金钱，出版了那么多精美的书，结果只是为了传播那样一种指导思想，让那种鹦鹉学舌式的、没有生命的历史学长盛不衰，从这种历史学中，人们永远感受不到（这里我引用了，而且我坚持要引用保罗·瓦莱里的话），“人们面对由伟大生活的重大感觉构成的不确定的东西时，所产生的那种忧虑，如诸民族在面临命运所系的战役时的感觉；野心家在即将获得荣誉，或者即将上断头台时的感觉；艺术家就要为他的大理石雕像揭幕，或者下令拆除还支撑着他的建筑物的拱鹰架和陈列台时的感觉”，不知为何你们就会对人们激烈反对历史学感到吃惊，对年轻人对历史学丧失兴趣感到吃惊，对因此引起的历史学的退步和这场真正的危机感到吃惊，我们这一代人是亲眼见证这种历史学缓慢、逐渐、稳健地发展起来的。你们想想，在我进高等师范学校的时候，历史学在斗争中是获胜方。对它来说，赢得太多了。这么说是因为它甚至都不再像是一个具体而有限的学科了，是因为人们把它当成了一种万能的方法，用来不加区别地分析所有形式的人类活动，是因为如今还有一些落伍的人，在定义历史学时，不是根据它的内容，而是根据这种方法——它甚至都不是历史学的方法，只是考证的方法。
历史学攻城略地，征服了所有人文学科。居斯塔夫·朗松把文学批判变成了文学史，库拉若的继承人，性子暴躁的安德烈·米歇尔，把美学批判变成了艺术史，这位主神在卢浮宫学院叱咤风云。古老的神学争辩则变成了宗教史。历史学为这一进步沾沾自喜，为它的征服感到自豪，它自负于世俗的成就，心安理得地呼呼大睡。它不再前进了。它老话重提，反复修改；它也不再进行再创造了。而每过去一年，它的声音都增添一点死气沉沉的音调。
在这期间，一些新学科建了起来。在里博、雅内、迪马的推动下，心理学把它的方法和对象同时更新了；在迪尔凯姆、西米昂、莫斯的号召下，社会学同时作为科学和学派创建了；高等师范学校的维达尔创立了人文地理学，索邦大学的德芒戎、法兰西公学院的让·白吕纳发展了它，满足了一种现实需要，在史学研究中，是找不到任何东西来满足这种需要的，因为史学研究正逐渐朝着最专断的、与现实最割裂的外交史学发展——而且还朝着政治史学发展，而从狭义上说，政治史学对所有不是历史学的东西都瞧不上眼。年轻人对新兴学科的兴趣越来越浓。斗争随之而来，危机爆发了——一些人把历史学抛弃了，还有一些人讽刺它。然而，历史学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据的位置太重要了，以至于人们不能不关心它的变迁，而对它的抨击不会只是耸耸肩了事，这些抨击的形式可能有错误，或者显得笨拙——常常都是这样——但是都说出了历史学的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需要纠正，而且要赶快：这是一种失望，一种彻底的幻灭——是一种痛苦的感觉，是让人觉得，今后研究历史、阅读历史都是浪费光阴了。
二
这种局面必须得到纠正——可是怎样纠正呢？
方法就是把历史学和围绕着它的那些学科之间的联系了解清楚，不管它是不是知道，也不管它是不是愿意，这些联系都是存在的，而且它的命运永远跟它们分不开。
1834年米什莱在讲课时对学生说道：“在历史学中——就像在斯特恩的小说中一样：客厅里发生的事，在厨房里发生了。就像两块相互能感应的手表，一块在200法里以外指示钟点，而另一块会把这个钟点报出来。”他还对这个例子进行了补充说明：“在中世纪，这就是一回事。阿贝拉尔的哲学敲响了自由的钟声，而自由就在庇卡底的市镇显示出来。”真是一番妙语啊。我还顺便注意到，米什莱没有把人类的各种活动分成等级：他不像泥水匠，有着过于简单化的形而上学思想：一层砖，二层砖，三层砖——或者是一层楼，二层楼，三层楼。他也没有建立一种谱系，说这个是从那个派生出来的，这个产生了那个——没有。他有共同环境的观念，这种观念更为精妙。而且很奇怪，我附带还注意到，如今在我们所处的世界，电已经无处不在，可以向我们提供许许多多的隐喻，来满足我们的精神需要，可是我们却还在固执地使用几百年前的那些笨拙的、呆板的、不贴切的隐喻；总是还要固执地要按照砖层、楼层、砾石——按照地基和上层结构来思考历史学的事情，而电在线路中流动，它的干扰现象，短路现象，就能方便地为我们提供一整套形象化的比喻，如果将其融入我们的思想环境，将产生更多的灵活性。而事情总是这样的。一个历史学家，当他想建立历史学理论时，就要借鉴科学的情况，（如果他很好学的话）就要重新读一读克劳德·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这部伟大著作很有历史学价值。（近一个世纪后，这本书成了规范。）优秀的普拉塔尔从前写过一篇文章，对哥白尼的太阳系在他那个时代没有立即产生更大的影响，而且没有在人类思想中引发革命感到吃惊。如今，还有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值得我们去写一篇好文章，这个事实就是，三四十年来，在现代物理学的推动下，我们的宁静生活的根基，即旧的科学体系发生了整体性的动摇和倾覆；不光是这些体系，连所有基本观念都要重新考虑和修正：首当其冲的便是决定论的观念。那好，我就想，一百年后，再发生一场革命，今天的概念又会过时，那时，理解力强的人，有学识的人，那些研究人文科学的理论、尤其是研究历史学的人，会突然发觉有过一些叫居里夫妇、朗之万、佩兰的人，一些叫德布罗意、约里奥的人以及其他一些人（只列举一些法国人吧）。这些研究历史学的人便会把他们的理论著作中的某些只言片语据为己有，按照一百年前的观念来修正他们的关于方法的论著。
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历史学家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历史学的危机并不是一种专门只侵袭历史学的弊病。它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人类精神的一场严重危机在历史学方面的体现。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只是特征之一，同时也只是最近科学家、学者对科学的态度发生很明显的转变所造成的后果之一。
确实，在所有这些新概念产生之初（这些概念是学者，更确切地说，是研究者提出的，是那些推动科学进步，而且常常关心行动，而不是关心研究行动理论的人提出的），出现了“相对论的提出”，这个重要事件，它动摇了我们那一代人年轻时所想象的那种科学的整个结构。
在那个时代，我们就靠着一些观念无忧无虑地生活，不费什么气力，这些观念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感观数据，以及可以被看作拟人化的材料，渐渐地、缓慢地建立起来的。首先，一堆知识碎片被以物理学的名义组织起来，最初这些知识碎片各自保持着独立和不同，并且以一些可比较的事实，以及以它们通过人的某种感觉器官提供给人的方式归类。通过视觉得到的，就是光学知识。通过听觉得到的，就是声学知识。通过触觉和肌肉的感觉得到的，就是热学知识。力学知识则更加复杂，它是身体运动的科学，同时通过视觉和肌肉感知信息，并由此结合成各种器官的感观数据；还有，也许是由于拥有更丰富的直接信息，也许是由于对力学感兴趣的人因为实践和技术方面的缘故好奇心更强，产生了更复杂的，但发展也更快的知识。例如，为了制造机械，建造磨坊和锯木厂，人们提出了一些越来越复杂的水力学问题；为了制造和继续完善火器，尤其是为了制造大炮，人们提出了越来越艰深的弹道学问题。而物理学的其他科目，那些人类在其中不太能得到直接经验的科目，发展就比较慢，尤其是电力学和磁力学这两个新领域，因为感觉器官根本或者几乎无法直接去感知。
我不必说力学是怎样开始一点一点地对各门科学产生影响，并且渗入其中的，再说我也会被阻止这样做，况且这对我讲话的目的一点用处也没有。首先，它兼并了声学，用振动来解释声音的感觉。然后它创立了天体力学，把人类的运动法则——把我们祖先的头脑根据他们自身的肌肉力量得出的运动法则，应用于宇宙星辰。接着它又把它的方法和法则推广到整个热学领域、整个流体力学领域。而光学、磁力学、电力学无疑还在抵抗——但是人们已经相信，可以宣告已经征服它们了；人们已经宣告，而且提前庆祝笛卡尔物理学、宇宙几何学无可争议的全面胜利；巨大的希望已经萌生了，人们总是在同一方面看出苗头，预告精神的东西成功化简为物质——而当这突然成了革命时，我们历史学者，在这个一切在我们看来都用已知数字来标记的科学世界里，曾经是觉得自在的。这场革命分为两个时期：先是电力学、磁力学，甚至光学的突然出现，抗拒预先宣告和庆祝的合并。后来，从由麦克斯韦在安培和法拉第的实验的基础上创立的电动力学，与牛顿在哥白尼的观察的基础上创立的力学之间发生的形式上的对立，又发生了融合，就是这种奇妙的融合，改变了原先关于时间、长度和质量的观念，把整个物理学都囊括进去，并且用成套的定律，把被旧概念分离开来的因素联系起来。
其间，生命领域也在发生一场类似的革命——一场由微生物学引起的革命；人们通过观察，得出了“机体是由大量千分之一毫米大小的细胞构成的”这种观念。而当裸眼观察到的生物机体越来越显得像一些物理化学的系统时，一些力学定律、地心引力等对微生物学所揭示的机体的作用，却又似乎可以忽视。那种在人们认为有机体，至少是基本有机体，似乎也受经典力学定律支配的时代产生的解释性理论，对它们不适用了。相反，微生物学所理解的机体，自身没有强度，不是实心的，其中有空洞，而且这些机体的绝大部分只是能被一些力场穿透的空间。这样，人就突然改变了世界。在他面前，有像他本人躯体的机体，裸眼可见，手可触知；一些具有重要机制的机体，例如我们想到血液循环机制，以欧几里得几何学为基础的经典力学定律，曾经而且仍将适用于它们。但是在他面前，构成机体的还有我们无法描述大小的亿万细胞。而在细胞层面上发生的情况，又经常跟我们的感性认识不相符。我们这样突然看见的机体，最近的工作成果向我们揭示的机体，可以说超出了“我们的常识”，并且违背了这些常识。而在生物学领域，机体组织的空洞，也让我们习惯了不连续的观念，而这种观念也从另一方面随着量子理论进入了物理学，这大大加剧了相对论已经对我们的科学概念造成的破坏，它似乎对传统观念，对旧的因果关系观念提出质疑；因此也一并对决定论这个任何实证科学的无争议的基础——老的经典历史学的这根不可动摇的支柱提出质疑。
这样一来，整个世界观一下子就崩塌了，多少代的科学家，连续几个世纪，以对世界抽象的、适当的和综合的表述构建的整个结构崩塌了。我们的认识突然超出我们的理性。实际存在突破了抽象理论的边界了。靠牛顿力学即推理力学来解释宇宙的尝试止于这场突如其来的挫折。我们必须以新理论来代替旧理论，必须对此前我们还赖以生活的所有科学观念进行修改。
这里如果把要修改的东西一一指出来，需要太长的篇幅。我们注意到，没有什么东西是不需要修改的。科学事实的概念，科学定律的概念，偶然性的概念，都免不了要修改。学科本身的全面和整体的概念，乃至科学的概念，都免不了要修改。一些学科，像从前奥古斯特·孔德所提出的那种在同一门类下分成不同等级的学科，其双重缺陷一下子就暴露出来：它既不承认科学工作深远的统一性，又不妥当地使事实状态转变为理论状态；例如，它把傲慢自大的几何学和力学送上科学的巅峰，它们就为自己的完美形象感到沾沾自喜，并且把它们的法则——它们的真理的法则，它们的抽象的、绝对的、普遍的和必然的法则，当作典范一样，可以说当作标准一样，推荐给其他学科。什么是学科？学科就是一些分离的领域。是杂乱的混合物。而且所有的发现并不是在各个学科内部得到的，而是在学科的边界，在边缘，在分界线上，它们就在这些地方互相渗透。这就是学科。至于科学嘛，它和艺术差不多，而且对此我们可以引用贝特洛的话。1860年，贝特洛说到在合成的基础上创立的有机化学，当时他就陶醉于他早期的成就，宣称：“化学创造了它的对象。”他还补充道：“这种创造能力就像艺术本身的创造能力，从本质上使化学跟自然的和历史的学科区别开来。”他明确指出，因为这些学科“有预先给定的，而且与科学家的意愿和活动无关的对象；它们不支配的对象”，而新化学却“有能力构造大量人造生命，与天然生命相似，并且具有它们的一切性质”。当科学家渐渐地把理解，而非认识视作科学努力的终点时，区分就变得过时了。当科学家渐渐地把科学定义为一种创造，我们称之为“构造对象”，而且注意到其中随时都有科学家（通过他的意愿和活动）在进行干预时，区分就过时了。
这就是当今的科学的环境。这种环境与昔日的——我20岁时的科学的环境不再有任何共同之处。那种科学所依赖的公设条件都彻底遭到动摇，受到批判，变得过时了。科学家早在多年前就抛弃了那些公设条件，代之以别的公设条件。那么我就要提一个问题，只是一个简单问题：我们历史学家还要独自继续承认那些公设条件有效吗？此外，如果我们所用的有关科学观念的全部材料，确实正好是从几十年前那些对在拿破仑时代意义重大的自然科学，即物理和自然世界的科学感兴趣的人那里获得的，这种承认还有什么用？我们难道不需要用一些更准确、更近似的新观念来替代那些过时的观念吗？无论如何，我们难道不需要彻底打消依靠五十年前的“学科”来支持并论证我们的理论的念头吗？因为五十年前的学科不过是一些回忆和往事而已。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回答了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历史学的危机。而如果学科确实都是相互关联的，答案就是可预知的，无须郑重地把它说出来。
这就是在我们眼前上演的大戏，是许多大戏中的一场。因为还有许多别的大戏在我们的眼前上演，剧情冲突不断形成、化解，我们却没有给予它们短暂的注意。唉，要是我有时间就好了！我多么想以参考和比较为由头，跟你们说说所谓进步的悲剧呀！我多么想为你们描述一下，19世纪强盛的市民社会的创造者、组织者，以理性为基础发起他们的力量，并依靠明显理性主义的哲学来支持这种力量，后来到了19世纪末，当瓜分世界遇到困难，当群众都组织起来，并且越来越迫切地要求提高生活水平时，情况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这些组织者把理性扔到海里去了，而且就在他们把生活托付给技术，托付给从前被父辈称赞为进步的那些科学的应用——它们不再是为他们服务，而是在奴役他们——之时，他们就不再绝对相信科学和进步，而是宣告它们彻底失败了……这是可悲的矛盾。不过，如果真是因为这些人已经不再相信这些用技术来奴役他们的科学的人文价值，这种矛盾是能够化解的。当人们的视野内没有任何重要目的吸引他们时，手段就变成了他们的目的，而自由的人类就变成了它们的奴隶。
对我们历史学者来说，这是重要的教训。我们决不要忘记，历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是关于人类社会的持续变化的科学，是要按照物质、政治、道德、宗教、知识存在的一些新条件，进行持续和必要的调整的科学。是在所有时代，在人类的不同但同时存在的生存条件之间进行协调，使和谐持续地和自发地确立起来的科学：这些条件包括物质条件、技术条件、精神条件。历史学就是从这里获得生命。它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不再当婢女，而且不再追求那个各方面都具有极大危害性的梦想：把昔日的死者口授的所谓法则强加给活着的人。而我既然有幸知道，在这个大厅里，有一些年轻人决定毕生献身于历史研究，我肯定要对他们说：研究历史，就要坚决背对过去，首先去生活。你们要和生活相结合。或许，还要和整个多变的智力生活相结合。历史学家们，你们要成为地理学家，还要成为法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不要无视重大演变，它正在快速改变我们面前的物理宇宙的自然科学。但是你们还要去体验一种实在的生活。你们不要只是待在海岸上，手足无措地看着暴风雨肆虐的大海上发生的事。在遇到风浪的船上，你们决不要做巴奴日，因为胆小而名誉扫地，甚至也不要做庞大固埃，他只是死命抱住主桅杆，仰望天空，苦苦祷告。你们要像约翰修士那样，卷起袖子，帮着水手驾驶船只。
这就完了？还没有。要是你们继续想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把你们的历史学家的生活和普通人的生活分开，那么你们甚至会一事无成。做的和想的之间没有隔阂，没有藩篱。对你们来说，历史不应该像一块死气沉沉的墓地，只有一些没有实体的亡灵在游荡。你们应该斗志昂扬，身披战尘，任衣服上凝固着被打败的怪物的血，在沉睡着历史的古老宫殿中，把它的门窗统统打开，让阳光重新洒进来，让声音重新响起来，让你们自己的活力焕发出来，焕发你们的炽热而年轻的活力，唤醒沉睡的历史公主的被冻结的生命力……
世界，这个破碎的、分裂的、流血的、呼吁宽恕的世界，它的统一不是靠外部干预来恢复的，而是要靠这个世界中的每个人，通过每个人的深邃的思想与无私的行动完美一致，要靠每个人的全部天赋，只有这种天赋将允许我们以恢复的全部信心，对“我够资格吗？”这个重要问题作出肯定回答。
请原谅我采取这种方式讲话。对历史学家我尤其要这样说话。不过，要是他们真想认为，我这样对他们说话，是没把他们当历史学家看，我请他们在发这种牢骚之前务必三思。这种牢骚非常致命。
历史学和任何学科都一样，也需要一些优秀的工人和工头，来按照别人的图纸正确地施工。它还需要一些优秀的工程师。他们必须能看到藩篱之外的事物。他们必须能够描绘一些宏伟蓝图，然后就靠能工巧匠通过有效的工作来实现。要描绘宏伟蓝图，就必须有宏大的思想，就必须对事物有明晰的了解。他的工作必须与他所处时代的整个发展保持步调一致。必须抛弃琐碎的、无价值的、贫乏的、落后的东西。总而言之，必须会思考。
历史学家们严重缺乏的就是这种东西，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能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不应该再一直缺乏下去了。不然的话，面对“非得研究历史不可吗？”这个问题，我会干脆劝你们放弃研究。不要浪费生命。生命浪费不起。此外，我也希望人们广泛了解历史学与其他学科建立起来的关系，这么做不是阻止人们去抓住具体问题，也不是阻止以讲求实际和实用的方式提出问题，而是相反！这是我打算在下次讲座上向你们指明的东西。相较于他们的入门课，历史学家们也许更喜欢这些课，也更感兴趣，如果这样，我只求他们想到，所有东西都是相互关联的；而且也需想到，对建筑师而言，全面的文化修养，也许比做好砖石工程的本事更有用。
今天我想对你们说的就是这些，语言没怎么修饰。你们也耐着性子听完了，我要谢谢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