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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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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的民国七年九月,安福系推徐世昌上台的前后,正是段祺瑞大做武力统一迷梦之时,前一年由徐树铮策划的天津督军会议,作成了讨伐西南的决定,以曹锟、张怀芝分任南征军第一、二路总司令。自段内阁财政总长曹汝霖接洽成功的日本西原大借款中,拨给大笔军饷,从湖北、江西两路,进攻湖南,还特派了一个前清当过道员,现任陆军军法裁判处处长的天津人段鸿寿,为“前敌总执法官”,授予七狮军刀一柄,权当作“尚方宝剑”,率领四十名刽子手,到达汉口;凡有自前线作战不力而逃回后方的,一律斩决。

两路人马南下后,两军总司令“曹仲帅”;“张志帅”也先后抵达汉口。张怀芝字子志,山东东阿人,北洋天津武备学堂出身;庚子之乱,甘军董福祥围攻使馆,久而不下,荣禄奉慈禧太后懿旨,召张怀芝的开花炮队入京助攻,列炮城上,瞄准了东交民巷的使馆区。但荣禄深知只要一开炮,便成不可收拾之局。摆炮不过恫吓?无奈慈禧天天催问:“怎么不开炮?怎么不开炮?”荣禄被逼不过,面召张怀芝下令开炮。

张怀芝福至心灵,当即回禀:“请大人下手谕;沐恩遵办。”

荣禄怎么肯下手谕?原意是闯出祸来,推到张怀芝头上,为他作替死鬼。那知张怀芝乖觉,不愿上当;荣禄无奈,只好暗示:“横竖只要宫里听得见炮声就是了。”

张怀芝恍然大悟,上城开了一夜的定炮;荣禄得以覆旨塞责。对张怀芝亦从此另眼相看,不次拔擢官运亨通。

不过,张怀芝一生,亦只干了这么一桩漂亮差使,此外不按牌理出牌的笑话很多,民国五年从靳云鹏而为山东督军时,驱逐省长而自兼,“文官武做”,动辄要打省政府职官的军棍,有一回要打一个厅长,大家纷纷为他求情,张怀芝总算从宽免责,但要那个厅长写个“欠打军棍二百”的“借条”存档。

张怀芝与曹锟是拜把兄弟,但两人在“征南”中途,发生了隔阂,原来当曹锟驻节汉口时,日本人在北京所办的顺天时报,登了一段消息,说他在青楼中选到一个姨太太。张怀芝一时冲动,以老把兄的资格,去电责备曹锟,不该“军中行乐”。顺天时报造谣。曹锟正在气头上,一看张怀芝的电报,大为光火,表示要绝交。因此当段祺瑞到汉口召开军事会议时,张怀芝怕跟曹锟见面,托词不到;段祺瑞打听到实情以后,电召张怀芝立刻动身到汉口,亲自居间调解,结果是张怀芝向曹锟道歉,方始言归于好。

汉口军事会议以后,北军在吴佩孚指挥之下,占领了长沙,分三路向前推进,右翼由第二路军负责,占领了湘东的醴陵、攸县以后,遭遇了赵恒惕湘桂军的反攻,一举而克攸县、醴陵。张怀芝的大将施从滨,仓皇逃遁。张怀芝由萍乡退往樟树,转到汉口,宣称旧病复发,要回山东。

事实上是第一、打仗没有把握;第二是护理山东督军的第五师师长张树元,有取而代之的企图。他如果打了胜仗,段祺瑞当然会支持他,而且实力无损,自己亦可以对付张树元;但湘东大败,损兵折将,事情就很难说了,所以急于想回山东,保住地盘。

段祺瑞觉得这时候阵前易帅,很没有面子,同时也找不到替手,所以提出“鲁督决不易人”的保证,要张怀芝再干下去。

在此期间,“安福国会”已选出徐世昌为大总统,那知吴佩孚大唱反调,发表通电,指斥安福国会“卑劣不全,安能为全国民意代表。”最使段祺瑞震动的是,在湖南战场上南北军将领,联名发出“寝电”,请“冯代总统颁布停战部令,东海先生出任调人领袖”。称徐世昌为“东海先生”,即是表示不承认安福国会所选出的大总统。段祺瑞看到这个电报;就像袁世凯称帝以后,看到陈宦自四川所发的电报,“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一样,气得几乎昏厥。

但吴佩孚羽毛已丰,段祺瑞拿他毫无办法;想来想去,只有拉拢曹锟,因为只有曹锟才能约束吴佩孚。在此以前,本有以名义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曹锟为副总统之议,此时作了最后的决定,段祺瑞派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到保定面见“曹经略使”,即日进行副总统选举,以曹锟为唯一候选人;同时派国务院秘书长曾云霈,向正在天津的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疏通,请他支持曹锟为副总统,张作霖卖个交情同意了。

王揖唐与曹锟的交情,便建立在这件事上,他是众议院的议长,在安福系国会议员讨论副总统选举问题的茶会上,宣读了一封段祺瑞致参院议长梁士诒跟他的一封信,推荐曹锟,决定在徐世昌就职的前一天,选举副总统,这样,正副总统便可在双十节那天,同时就职。

得到这个决定,曹锟满怀高兴,准备专车进京,与徐世昌一起接受各国公使的觐贺。不道好事多磨,首先是安福系的议员表示。他们选徐世昌为大总统,已经尽了义务,这回不能“白当差”了。意思是选曹锟要有代价,但曹锟已经派曹锐到京配合行动,花过八十万了,不肯再出钱;他认为选徐时,一切活动费都在西原借款中开支,选他要他自己掏腰包,太不公平,而且政府还欠著他的经费,如果要钱,就由所欠军费中坐扣好了。

这一来只好由王揖唐出来奔走协调,最后决定由政府付给曹锟军费一百五十万元,以此作为选举活动费;每票二千元,在十月九日以前支付完毕。

不道到了那天上午。两院议员稀稀落落,距离法定人数甚远;秘书处到处打电话,十九不得要领。上午流会,下午续开;王揖唐建议,关闭议院大门,只许进,不许出。此言一出,在座的议员纷纷离座,夺门而出;情形比上午还糟。

原来安福国会中的各派系,对于推戴徐世昌愿意支持,到了选举副总统,却出现了分裂的现象,而且裂痕甚大,颇难弥补,其中主要的是旧交通系的首脑梁士诒,认为大总统出自北政府的北方人;副总统就应该选西南方面的人,这样不但南北统一有望,而且他这个广东人,对桑梓亦可有所交代。不过,他是参院议长,不便公然反对,所以指使旧交通系的大将。曾经当过交通总长及财政总长的山东人周自齐,出面拆台。

这天上午流会,下午再开,则旧交通系的议员五十馀人,已应周自齐之邀,参加了在三贝子花园举行的游园会。安福系向梁士诒大施压力,梁士诒迫不得已写了个条子,交给安福系的干部刘恩格等人;去请园游的议员回院投票;那些议员置之不理。最后王揖唐亲自出马,坐了汽车去“拉伕”,死拉活拖,只弄来八个议员。下午的选举会,依旧开不成。

第二次选举会定在一星期以后的十月十六日星期二。那知十四日星期天,一百四十馀议员应周自齐之约,到天津饮酒看花。周自齐以他的位于天津英租界球场附近的私邸,作为总招待。另在天津有名的四家大饭店包了一百多个房间;当天筵开十馀桌;侯家后有名的窑姐儿,都到“周总长公馆”出条子,莺啼燕叱,飞觞醉月,好不热闹。当议员们带著看中的窑姐儿,回逆旅共度良宵以前,还开了一个会,准备联名提出促进南北和平,以及暂缓选举副总统的提议。

同时梁士诒也在北京表示,如果选举北方人为副总统,则南北和平,势必遥遥无期。看起来并非反对曹锟,只是对事不对人。

王揖唐当然不会死心,派出他的手下大将克希克图到天津去抓“逃兵”。此人是蒙古人,先世在镇江驻防,留学日本学警察,练得一身极好的柔道;另外找了八名安福议员作帮手,亦都是孔武有力的彪形大汉,到了天津,会同王揖唐津寓的听差、打杂,连厨子都动员了,分赴四家大旅馆,却扑了个空;问起议员在何处?饭店中人事先已获指示,摇摇头答一句:“不知道。”克希克图再到周自齐家,依然不得要领。万般无奈,只好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乱闯乱碰。

皇天不负苦心人,在英租界的福利公司,终于找到了一名姓朱的议员;原来所有的议员,都在窑子里作乐,这个议员有季常癖,虽在千里之外,不敢违犯阃令,一个人逛百货公司,不道为克希克图逮个正著。

“朱议员,大家在那里?”

朱议员不肯出卖同僚,“什么大家?”他问:“是指谁啊?”

“你老别装糊涂了。议院唱了空城计,王议长这台戏唱不下去了。”

“他唱不下去是他的事,与我何干。”

“朱议员,你老就算可怜我,行不行?”

软哄继以硬逼,在旅馆里从黄昏磨到深夜一点钟;朱议员有一口大烟瘾,瘾虽不大,但几个钟头下来,也支持不住了。迫不得已,只好说了地方,都在侯家后。

等到侯家后的窑子里,已是清晨三点多钟,有的醉后好梦正酣;有的正待“横戈跃马”。克希克图肝火很旺,不由分说,将议员都从床上拉起来,只说:“奉王议长之命来请各位上车,有话到北京再说。”议员们吼叫怒骂,乱成一片,无奈克希克图霸王硬上弓,一个个推上汽车,车上还在大吵,惊动了警察,喝令停车检查;好在押车的议员都带得有证件,缴验了方得放行。

当然也有些议员比较合作,但要求回旅馆取行李,克希克图一概不准。这一来合作的也不愿合作了,汽车到了老龙头火车站;专车已升火待发,但车站光线黯淡,趁此时机,有些议员跨过铁轨,落荒而逃;有些议员虽上了车,却躲在厕所中不出来。到得北京。有的回家,有的坐早班火车,仍回天津。以致于天亮以后。王揖唐派出汽车多辆,分途去抓议员,所获依然不多;怎么样也凑不足法定人数。

安福系还想对梁士诒施加压力,但他的态度很强硬,这跟徐世昌的态度很有关系,曹锟在他看来,“末弁”出身的一介武夫,有些羞与为伍。梁士诒有恃无恐,表示安福系不择手段,硬要选副总统,他只有出于辞职之一途。见此光景、王揖唐跟段祺瑞去商量;段祺瑞认为已尽了最大努力,问心无愧,既然不可强求,只好听其自然。

曹锟当然非常扫兴,不过王揖唐替他如此出力,他还是见情的,所以这一次特地发帖子宴请王揖唐叙旧。

这天请的是西餐,曹锟与当家的大姨太分坐长餐桌两端作主人;照西洋规矩,女主人两旁是男客,男主人两旁是女客,主客王揖唐、陪客王克敏与曹姨太没有什么可谈的,但男主人这面却很热闹,顾太太与小阿凤陪著曹锟谈笑风生。饭罢曹姨太将女客邀到前楼去喝茶;二王陪著曹锟闲谈。

“大总统,”王揖唐率直问道:“回想当年在小站的时候,料不到有今天吧?”

曹锟笑了,“有一年,”他停了一下,回忆著说:“是甲午那年,年底下我过保定,境况很惨;在东门外茶棚子里坐下来歇腿,有个看相的上来一抱拳说:‘恭喜,恭喜!’我一愣,‘喜什么呀?’他说:‘足下五岳停匀、印堂发亮。要当县太爷。’我一听,火了;敢情是拿我开胃。那时候脾气很冲;顺手摔了他一个嘴巴,站起身就走。这件事我到现在都觉得过意不去。”

“那,大总统后来得意了,倒没有去找这个算命的?”

“怎么没有?我驻扎保定的时候,派人找过好几回,有的说已经死了;有的说到关外去了。唉!这个人,恭维我还挨了我一巴掌,可真冤。”

“有冤会报冤。”王揖唐说:“大总统得替他超度、超度。”

“对!”曹锟猛一拍大腿,“这是个好办法。我倒不怕他报冤,想来我这颗印把子,总还镇得住邪魔外道。”

“是啊!”王克敏接口,“大总统到这个地位,百神呵护。不过,既然当初无缘无故揍了他,替他念一坛经;烧点儿锡箔,也是应该的。”

“就是这话啰。”曹锟便将李彦青找了来,交代他替看相的做一场功德。

“那容易,到庙里去放一堂焰口好了。”李彦青问道:“这看相的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我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名字了。”

“那可难办了。没有姓名,就做功德也是白做。”

“不要紧。”王揖唐说:“疏头上就写‘保定东门无名大相士’好了。”

“对!就这么办。”

正谈到这儿;公府承宣官送进来一个电报,曹锟一看皱眉,“叔鲁,你看!”他随手将电报递了给王克敏。

电报是吴佩孚打来的,说浙江的卢永祥与江苏的齐燮元,随时有开战的可能;卢永祥已派他的儿子卢小嘉出关去活动。如果齐卢发生正面冲突,奉张有进关的可能,请曹锟格外注意。

“大总统,”王克敏问道:“如果直奉二次开火,你看有几分胜算?”说著,将电报递了回去。

曹锟却又转手将电报递了给王揖唐,同时反问王克敏:“照你看呢?”

“我看总有七八分吧?”

“七八分不敢说,六成是有把握的。不过,也只能把奉军在山海关挡住而已;要想出关占张雨亭的地盘,是办不到的。”

“这样子说。只能人家打过来,这面不能打过去,天生就处于不利的地位了。”

“那是没法子的事。”曹锟停了一下又说:“有一回我跟张雨亭说,天下的饭,一个人吃不完的,你占关外,我占北方,西南让他们自成一个局面;咱们想法子拿东南几省调和调和,大家各守疆界,河水不犯井水,岂不大家都好?”

“这岂不是四分五裂,永远统一不起来了?”

“中国这么大,怎么统一得了?段芝老总想武力统一,到现在弄得只有浙江一省的地盘,只怕还保不住。”曹锟转脸向王揖唐说:“你回天津劝段芝老,不要再听徐又铮的话了;尽给他惹祸。”

“大总统这么交代,我当然会转达段芝老。不过,我倒也有一句话想劝大总统,吴子玉不也想武力统一吗?我听说,他打算支持齐抚万压迫卢子嘉,这似乎也太过分了。”

“喔,我倒没有听说。如果真的有这回事,我会跟吴子玉说。”

王揖唐不知他是真是假;如果真的愿意劝阻吴佩孚,在齐燮元与卢永祥之间,采取中立的态度,亦可说是此番进京的一大收获。

转念到此,心中一动,很想在曹、段之间,重新拉拢,携手合作,说不定可以制造一个新的局面。

回到王家,他将这个想法跟王克敏去谈;王克敏劝他不必多事,因为吃力不讨好,明知吴佩孚不服段祺瑞;段祺瑞轻视吴佩孚,何必去干这种徒劳无功的事?

齐卢战争终于爆发了。九月六日上午十时许,苏浙两军前哨,在沪宁路的黄渡、望亭间,正式接触。卢永祥通电就任浙沪联军总司令,兵分四路;或攻或守,主力在上海及太湖边上的长兴方面。

在此以前,卢永祥派他的儿子,会同奉军驻沪代表,袁世凯的女婿杨毓珣,专程到沈阳去见张作霖联络,奉军已经准备妥当,所以张作霖当面承诺,只要江浙一有行动,奉军立即响应;此时承践诺言,在九月四日通电表示支持卢永祥。接著在广州的孙大元帅,亦决定督师北伐,分路入江西、湖南,并发表“讨伐曹锟吴佩孚告军民书。”

九月七日,张作霖邀宴各国驻沈阳的领事,宣布由于直军增兵进迫山海关,所以决定兴兵入关,请各国领事通知侨民离开秦皇岛。同时宣布恢复“镇威军”的名义,总司令当然是曾有“镇威上将军”名号的张作霖本人;参谋长是杨宇霆。

在杨宇霆的主持之下,由张学良、姜登选、韩麟春、郭松龄、李景林等人,订定了整个战略,将主力摆在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因为预期直军亦必以精锐进攻山海关,准备在这一线上予以决定性的打击。

奉军入关,除了山海关这一条大路以外,亦可由热河前进;这面又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南路,由北镇出朝阳,经凌源出喜峰口;北路是由通辽出开鲁,经赤峰南下承德,或西至蒙古多伦,再进喜峰口以西各口。南北两路比较,又以南路为重要,因为直军若以重兵出朝阳,可以威胁锦州,截断奉军归路,即以防守而言,此路亦应掌握。

整个战略是热河南北路及山海关正面,三路并进,到得喜峰口、冷口一带,与山海关一线齐平时,同时发动猛攻。但路线有远有近,所以行军亦有先有后,热河北路最远,由第六军军长许兰洲率领骑军三旅,首先出发;热河南路其次,由以李景林为军长、张宗昌为副军长的第二军,攻击前进;第一军军长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下辖四个旅;第三军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下辖三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开至山海关及九门口布防,并组成了第一、第三联军指挥部,由张学良及姜登选主持,作为前进指挥所。另外老将张作相的第四军、吴俊陞的第五军为预备队,控制锦州、绥中一带。

直军自然也动员了,曹锟连发急电,催吴佩孚进京;而且还派了李彦青到洛阳去劝驾。吴佩孚说:“打仗要钱。平时欠饷还则罢了;现在不发足了饷,谁替你卖命?”

“大帅,你老不用著急。”李彦青说:“大总统的家财,不下八千万,全在我手里;军饷你老不用愁。”

“好!既然如此,我委你当军需总监。”

“这军需总监,应该让曹四爷当;我当他的副手好了。”。

“也好!你再兼兵站总监,一切军需补给,全归你负责;我只跟你要。”

“是,是,你老就赶紧进京吧!”

于是吴佩孚于九月十七日专车到京,曹锟立即对奉军下讨伐令,需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兼后方筹备总司令。接下来根据吴佩孚所开的名单,特派彭寿莘、王怀庆、冯玉祥为第一、二、三军总司令。

吴佩孚的总司令部设在西苑四照堂。第二天上午发出通知,当天晚上在四照堂点将派兵。

接到通知的,除了直系各军将领以外,还有因直军进关,顾维钧坚辞代理国务总理;由曹锟坚邀承乏的颜惠庆,以及陆军总长陆锦;海军总长李鼎新;海军总司令杜锡瑛;航空署长敖景文等等,将星闪耀,不下六十馀人之多。

其时天色已黑,四照堂中,电灯亮如白昼;大家枯坐守候了好久,只听副官高声报告:“总司令到!”六十多人包括颜惠庆在内,都站起来迎接。

吴佩孚慢慢踱了出来,下身著一条白布打裹腿的裤子;上身著一件酱色宁绸夹袄,外套玄色坎肩,钮扣却都未扣;嘴里衔著一根纸烟,向大家点一点头,在会议桌的一端盘腿坐了下来;他对面是他的政务处长白坚武,面前放著一副笔砚,准备点将之用。

吴佩孚扔下烟蒂,咳嗽一声,摸一摸两撇黄胡子,开口说道:“奉张大逆不道、杀我人民、夺我土地、侵我主权、藐我武功。本总司令奉大总统之命,统率三军,大张挞伐,誓必除此元凶。切盼诸将用命,早奏凯歌。”停了一下又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奉张既分三路来犯,本总司令亦分三路迎击。第一军出山海关,兵分三路,第一军总司令彭寿莘兼第一路司令;副司令王维斌兼第二路司令;董政国兼第三路司令。”

第一军共有三师人马,是吴佩孚的主力;第二军总司令王怀庆,下辖一师两旅,迎击热河南路;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完全是他的嫡系部队,奉命出古北口,迎击热河北路。后援军共有十路,派定张福来担任总司令。

到得点将完毕,已过午夜,吴佩孚将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留了下来,派了他一个秘密任务,监视冯玉祥。

原来吴佩孚深知冯玉祥心狠手辣,而且野心极大,所以这一次点将,强调古北口这一路关系重大,非劲旅不足以胜任;其实是这一路关山险阻,地瘠民贫,接济非常困难,是有意要陷冯玉祥于绝地。即令如此,他仍旧不能放心,除了派副司令王承斌,以指挥热河方面作战为名,随第三路行动,作为监视以外,另派胡景翼由喜峰口进军热河,表面是支援第二军王怀庆;实际上是对付冯玉祥,他当面向胡景翼下达密令:“只要冯军一有什么越轨的行动,你立刻解决他的部队,任何手段都可以。”

吴佩孚走了一著满盘皆输的错棋。他只以为胡景翼在陕西当靖国军总指挥时,冯玉祥曾经想对他不利;上年胡景翼率领陕军第一师,随冯玉祥入河南后,又因为军饷问题失和,曾经与吴佩孚的心腹张福来及靳云鹏的胞弟靳云鹗结成“小三角联盟”,合力倒冯。胡冯二人之间的芥蒂甚深;但他不知道,胡景翼早由于冯玉祥的至交,大名镇守使孙岳的拉拢,结成了一个倒吴的“小三角联盟”了。

第二天,胡景翼将吴佩孚的密命和盘托出。其时冯玉祥由于教育部长黄郛的策动,准备轰轰烈烈干一场“首都革命”;得此消息,加强了他的决心,密密地作了几方面的部署,其中之一是向曹锟保荐孙岳为首都警备司令;孙岳本名孙耀,字禹行,是明末名臣孙承宗之后,与曹锟的关系极深,当然一保就准。

另外一个重要的部署,便是筹饷。直军编入正式战斗序列的共有八个师,六个混成旅,但李彦青发饷。因人而异,吴佩孚嫡系的第三师及曹锳的二十六师发双饷,而且不扣两万元;彭寿莘的十五师,王维城的二十三师,也是双饷,但扣两万元;董政国的第九师发单饷,扣两万元。此外有的只发几成,有的一文不发,那就是冯玉祥的部队。

冯玉祥约了第二军总司令王怀庆一起去见吴佩孚,谈行军给养的问题,要求设置兵站。吴佩孚很轻松地说:“兵站是用不著办的,你们走到那里,吃到那里。不但自己省了许多麻烦,地方上的官绅也是很欢迎的。”

“请问吴二爷,这是什么意思?”

“这还用问吗?”吴佩孚答说:“地方上官绅谁不愿意接办官差?他们花了五个可以报十个,是大发财源的事。你们只管开拔,不必思前想后的。我在湖北、河南都是这种办法,地方上欢迎,我们自己也省事。”

“这,扰害地方的话且不必说了。我走的古北口这一路,完全是荒僻地区,往往百儿八十里的不见人烟,上那儿办粮去?吴二爷,你说的办法,别路也许行,我这一路万万办不成。”

“那就再研究吧!”吴佩孚轻轻巧巧地就推开了。

僵坐了半天,毫无办法,只好告退;王怀庆仰天叹了口气说:“咱们这是死路一条。”

冯玉祥不作声,他另有一条活路,通过段祺瑞的关系,张作霖答应津贴冯玉祥军饷一百六十万日元;合到大洋一百万,起码三个月不必愁饷。这笔款子,一部分已由正金银行汇到了,冯玉祥托京兆尹刘梦庚代征大车一千馀辆,又向绥远都统马福祥借了几百匹骆驼,山路运粮的问题解决了。

但冯玉祥却还是迟迟不愿开拔。吴佩孚一直派人来催;冯玉祥所部一师三混成旅,延到九月廿日以后,方始陆续就道。冯玉祥是最后一天走的,临行之前,给黄郛留下一个密码本;所以冯玉祥虽已出了古北口,北京的情形却清楚得很。

奉军旗开得胜的是第二军的李景林。当吴佩孚在四照堂点将时,他已率领著第二十六旅、二十四旅,到达热河朝阳;守将是直军的热河都统米振标,未作抵抗,后撤与王怀庆的十三师会合;但李景林亦未前进,他怕孤军深入,会中埋伏。

第二军一共四个旅,各自为战,除了李景林的两旅以外,张宗昌的第三旅往冷口进攻;另外配属的第二十五旅,旅长叫蔡平本,则在第三旅东面,沿青龙河前进。这两路都遭遇了强烈的抵抗,直军第一路正是吴佩孚的主力。两军鏖战,一连七八昼夜,枪声炮声,没有断过,山鸣谷应,打得昏天黑地。

直军的主力,摆在山海关与九门口之间;九门口便是多尔衮大破李自成的一片石,南面隔著一座角山,与山海关是两个战场,张学良与姜登选商定,第三军副军长郭松龄率领二、六两旅共六个团,担任山海关正面;第一军副军长韩麟春,率领四、十六两旅五个团担任九门口及其以西以北各关口。另外以十二旅的三个团作为预备队。联军指挥部则设在山海关东面的前所;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是向日本驻军借来的。

十月初开始大战,双方都有重大伤亡。原以为山海关正面会先得手,不道直军是由保定军校有名的战术教官李藻麟指挥,防御工事极其坚固,因而奉军毫无进展;郭松龄情急之下,未经联军指挥部同意,把预备队的三个团也都调了去作战,却仍然不能打开局面。

反而是九门口一带,十六旅的一个团,突破了黄土岭口,接著也攻下了九门口,但却无法扩大战果,因为兵力不够;如果预备队未为郭松龄调走,情形就不同了。

在冷口一带,张宗昌打得精疲力竭,要他的参谋长王翰鸣向李景林求援;王翰鸣答他说:“我跟李景林是同学,再清楚他的为人不过;你别指望他会拨一个人给你。你无论如何顶在那里;过了今天晚上,明天再想办法。”

第二天一早,蔡平本派了个参谋来见王翰鸣,要求支援;蔡平本的部队为直军精锐时全胜的十四旅所包围,形势非常危殆。王翰鸣心想,蔡平本一垮,时全胜便可转攻张宗昌,那时非一败涂地不可;因而决定冒险,写了一封信派人骑马送交第五十五团团长褚玉璞,火速抽调五百人前来;并且要严守秘密,对任何人都不能透露任务。这是因为怕张宗昌知道了,心里恐慌会支持不住。

张宗昌对王翰鸣十分信任,曾经公开宣布:“俺的命令,可以不听,参谋长的话,非听不可。”因此褚玉璞带了五百人来,照王翰鸣的指示,从侧面奇袭时全胜的包围圈,将蔡平本救了出来;而奇怪的是直军似乎有撤退的模样了。

原来吴佩孚的战略是,先用大量兵力,在山海关至九门口一线,吸住了奉军的主力第一、第三联军;再由冯玉祥出热河,牵制奉军在锦州、绥中一带待命的预备队,那是张作相的第四军与吴俊陞的第五军,训练及装备虽不如一、三两军,但都是能征惯战的老兵,是奉军的第二主力。至于李景林、张宗昌的部队,吴佩孚并没有看在眼里,只以为王怀庆、米振标凭险便可固守。

这针锋相对的三路正兵以外,吴佩孚另有一路奇兵,包括装备最好的靳云鹗的第十四师;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以及由他的第三师中抽调出来子弟兵第六旅,约计两万人,由温树德指挥的渤海舰队载运至葫芦岛登陆,截断山海关奉军的归路,直扑奉天,生擒张作霖。

战略是很高明,坏在吴佩孚以儒将自命,自炫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的才干,常常在一面批公事,一面会客之际,自己泄漏了许多机密。他的这一枝奇兵,外界知道的就很不少,王维城曾当面警告过他;但他仍以为计出万全,轻视东北海军只有两条三千馀吨商船及一条购自俄国的破冰船所改装的军舰,名为“镇海”、“威海”、“定海”,其实只能在近海巡弋,不堪一击,所以仍照预定计划,只待奉军旷日持久,师老无功、士气消沉时,出兵葫芦岛,展开奇袭。

那知东北海军虽微不足道,但他们的海军司令沈鸿烈,却真是“九头鸟”,以他日本海军学校出身的学历,与在参谋本部为主管海军作战及海防事宜以及在陆大担任海军教官的经历,加以张作霖的“奉票”的支持,与渤海舰队已经搭上线,接上电了。

另一方面,冯玉祥的第三路军,将行军路拉得极长,而且越到前线兵越少;不过战报却很热闹。经常有“遭遇战”力战歼敌的报告。事实上对于吴佩孚所希望的牵制锦州、绥中一带的奉军,可说全无影响。

最差劲的是王怀庆的第十三师,根本不懂什么叫战略战术,作战时由一个叫刘富有的旅长担任前敌总指挥,他派人搞一面大旗,往东往西,只看他所指挥的大旗行事;前进时皆是密集队形。李景林发现直军十三师还是这种老掉了牙的战法,便拉开一个大散兵线,远远将敌人包围了起来,很容易地消灭了直军的两个营,九月底由朝阳进占凌源,威胁平泉、承德。

自九月十七以后吴佩孚一直在四照堂饮酒赋诗、运筹帷幄;但前方战报不利,而李彦青一见了吴佩孚,便如芒刺在背,所以不断怂恿曹锟催吴佩孚上前线,他说:“待在北京城里当总司令,谁也会当啊!”

曹锟倒是对吴佩孚信心十足,不愿催他;但吴佩孚自己在四照堂坐不住了。首先是凌源失守的消息一到,他撤换了刘富有;接著连王怀庆的第二军司令都免了战,由援军总司令张福来接替。

其时李景林与张宗昌已打到长城边沿,所以双方的两路攻防,已联成一线,奉军第二路转攻直军第一军;直军第一军,则加派了三路的副司令,由三个混成旅长冯玉荣、葛树屏、时全胜担任。

在这条战线的攻防战中,两军争夺的焦点是石门寨。奉军自突破黄土岭口以后,部队便已由长城外面进入长城里面;长城至此,将到尽头,由抚宁县北的义院口关,蜿蜒往东,至九门口急转南下,直到山海关。在这个环形地带,位于义院口关以南十三里的石门寨,宛如中流砥柱。如果奉军能攻占石门寨,不但东与山海关联成一气;尤其有重大关系的是,自石门寨以建瓴之势,直冲南下至秦皇岛,可以截断京奉路,在山海关与奉军对峙的直军精锐,即无归路,为奉军东西夹击。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势,直军第一军总司令,也是吴佩孚手下第一号战将,外号“刺儿彭”的彭寿莘,除了树白旗以外,别无他策。

因此。奉军借直军一架飞机失事降落在敌军阵前的机会,以“抢飞机”为名,发动全线攻击。原来奉军早悬有赏格,如能夺获直军一架飞机,将赏十万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奉军各团各营,奋勇争先,攻势非常锐利。

全线攻击之中,必有一点突破;指挥官韩麟春召集参谋会商,决定仍派平时由姜登选亲自训练的,冲破黄土岭口第十六旅孙旭昌团,担任攻坚的任务,占领一个高地以后,调回来休息;遇到难攻的高地,又调它上前。如此连续攻击前进,直军战斗力不强的陕军第二师,终于不能不放弃石门寨了。

由于前线的战况不利,吴佩孚不能不亲自出马了。十月十一日晚上九点钟,他率领直属部队,坐上讨逆军总司令的专车,由北京前门车站出发;随行有各国观战武官及中外各报新闻记者共一百馀人,声势浩大,风光无比;吴佩孚认为比他前一年在洛阳过五十岁生日,“牧野鹰扬,百世勋名方一半;龙蟠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还要来得神气。

第二天上午四点半钟,吴佩孚的专车到达山海关,停靠在长城旁边;讨逆军总部,便设在专车上;直属部队则在山海关车站扎营帐“宿卫”。

吴佩孚是测量出身,对侦察地形是内行;一看当时的情势,非夺回石门寨不能稳住战局。这一来奇袭的计划,不能不改变了,预定进攻葫芦岛的两万人,悉数在秦皇岛登陆;这个华北唯一的不冻港内,停泊了渤海舰队的六条兵舰,廿几条运输船,还有廿几条外国兵舰;岸上则大军云集,将一个只有三百家住户的秦皇岛,挤得肩摩毂击,空前热闹。

后援军总司令;其实是奇袭部队总司令张福来,受命夺回石门寨与九门口。直军原来守九门口的是第十三混成旅;旅长冯玉荣通奉,不战而退,听说吴佩令亲临前线,怕被活捉处死,畏罪自杀,第十三混成旅便亦归张福来所指挥。双方的战况,非常激烈,奉军将张作相的总预备队六个团,由锦州调来,而看样子并没有顶得住的把握。

正当张学良、姜登选、韩麟春忧心忡忡,考虑从山海关正面调兵增援时,接到杨宇霆自沈阳打来的一通密电。翻译出来一看,无不惊喜万分,电文是:“金坛密示,大树回师,延陵全线动摇。”。隐语中的“大树”指冯玉祥;“延陵”指吴佩孚,只不知“金坛”是谁?后来是联军指挥部的作战科主任指出,清朝小学名家段玉裁是江苏金坛人,金坛必指段祺瑞;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消息,一百六十万日圆的“威力”,终于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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