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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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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盛德军装局在天津中区最热闹的估衣街;掌柜亦姓吴,谊属同宗,所以对吴少霖格外客气,看到杨宇霆所给的存款折子,问吴少霖是要现款,还是另换存折?如果另换存折,在北京亦可取款;协盛德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有一家联号,支付方便,吴少霖便留下印鉴,另换了一扣存折。

这些手续,不消半小时,便已办妥;吴掌柜尽地主之谊,要请吴少霖吃饭,声明他是回回,只好请在清真馆子,如果吴少霖要吃别样菜,他只好另找人奉陪。

“当然下清真馆子。”吴少霖紧接著说:“不过,我有件事拜托;能不能替我介绍一位在王巡阅副使面前说得上话的朋友。”

“有。有。”吴掌柜问:“要怎么样说得上话?如果要说话够力量,我得先安排一下;倘或只是转一句话,我马上就可以请了来。”

“转一句话就行了;最好是王巡阅副使身边的人。”

“那容易。”吴掌柜说:“我先来打个电话,看有谁在?你请坐一坐;我马上就回来。”

吴少霖在客厅坐候了一刻钟,便有了回话;他已经约好了王承斌的一个随从副官,姓赵。王承斌有三个头衔,直鲁豫巡阅副使;二十三师师长;以及为了敷衍“废督裁军”的民意要求,换汤不换药的,由直隶督军改名的“督理直隶军务”,简称“直隶督理”,赵副官管理王承斌在直隶督理公署的办公室,每天都有见面的机会。

在日租界的鸿宾楼清真馆,吴少霖认识了赵副官,互道仰慕,把酒倾谈;吴少霖得知赵副官也是兴城人,便即问道:“贵处的商会会长陈叔和先生,想来赵副官也很熟?”

“我不认识。不过陈会长是敝县的闻人,当然知道他名字;他跟王孝帅的交情很厚。”

“是,是。这回我在奉天,正就是陈会长托我带了一封信给王孝帅;再三关照一定要面交。能不能请老兄替我向王孝帅请示,给一个赐见的时间?”

“那容易。王孝帅每天三、四点钟,总要到督军公署来一趟;请你回头来找我,他一来,我就替你回。”

“费心、费心。”吴少霖又问:“老兄看,我是不是写封信请你代呈,比较合适。”

“这也好。”

吴少霖是下了火车直投协盛德;随身带著公事皮包,内有信纸、信封、墨盒、毛笔,即时找了张空桌子,写好信封了信封递给赵副官说:“请你过目。”

赵副官是老公事,不肯看人家写给他长官的私函;摇摇手不肯接信,“不必、不必!”接著便喊跑堂:“伙计,找点浆子来。”

找来浆糊封好了信;吴少霖说:“主人赏饭吧!回头要见王孝帅;酒喝得脸上红红儿的,不大合适。”

“好。咱们晚上再喝。”

“是,是!”吴少霖接口说道:“晚上我做个小东。”

“那里有宗兄作东的道理;自然还是我来。”

“不,不──。”

“两位不用争。”赵副官打断吴少霖的话说:“王孝帅有规矩,凡是远道来的客人,一定要请吃饭;不是他自己作主人,就是找人代陪。今儿晚上他有曹四爷家的饭局;多半是让我陪你。”接著对吴掌柜说:“你多找几个人,咱们好好乐一乐。”

这意思便是多找些朋友,在天津有名的花街柳巷侯家后的南班子吃花酒;吴掌柜连连点头:“交给我、交给我。”

“吴先生,”王承斌接信在手,一面拆封,一面问道:“你跟陈会长是老朋友?”

“请孝帅先看信!”吴少霖答非所问地说。

王承斌拆借一看,即时显出贯注全神的脸色;看完,凝视空中,不断地眨眼,好久方始开口,却不是跟吴少霖说话。

“周秘书!”

等隔室的周秘书奉召而至,王承斌特为吴少霖介绍,说是他的机要秘书。两人握一握手,互道仰慕,然后都坐了下来,眼望著王承斌,等他发话。

“曹四爷今晚请客,是干甚么?”

“李六爷从北京来了,曹四爷请他吃饭,请大帅作陪。”

王承斌鼻子里哼了一下,一脸不屑的神气;原来“李六”就是李彦青,最近兼了公府收支处长;军饷军械都归他经手收发。发饷照例每师扣两万;直军二十五个师,每月回扣就是五十万;当然,这笔钱不是他一个人独得,但分到手的,也很可观,所以最近在北京买了一座花园的住宅,大事装修,即将完工,传言在这座住宅上,李彦青花了四十万大洋。

王承斌虽鄙视其人,却还不敢得罪他:“你打个电话给曹四爷,说我今儿身子不舒服,医生交代要避风,不能替他作陪。”他接下来又说:“再问问,李六爷明儿晚上空不空?我请他吃饭。”

“是。”

“还有,除了曹家,还有几个饭局?”

“三个。”周秘书知道他连曹锐的饭局都要辞掉,其馀的当然也不会去应酬,所以紧接著又说。“都是不相干的,我都打电话去好了。”

“对!”王承斌说:“今儿晚上留吴先生便饭,你预备一下。”

“是。”周秘书问:“是在公馆,还是在这里?”

“在这里好了,比较方便?”

是甚么事比较方便呢?吴少霖这样在想,却不便问;不过有一点他已经体会到了,王承斌特为辞掉曹家的饭局留住他,必是有很要紧的话要谈,自己心里该有个准备。

“吴先生,你看看这封信。”

这封信的信封与内容不符,名为陈叔和托转,其实是杨宇霆的亲笔;信中首先表明“老师”对他十分惦念,常常提到“楚材晋用”之可惜,接著攻讦直系已成“天下之公敌”,如果南方有所动作,奉军一定会作有力的响应,最后才提到吴少霖,说跟他虽为初交,但深知此人“明大势、重情义、诚恳可靠”而且“精明能干”,所以“此君不仅可托以腹心,且能担当大事”,此后双方的秘密联络工作,可“委由吴君担任。”

看完这封信,吴少霖对杨宇霆油然而生知己;同时也不免惭愧,自觉并不如杨宇霆说的那么好。这两种感想加在一起,便产生了为报答知己,必须善尽努力的决心。

“孝帅,”他将信封好递还,“我静候驱策;请示联络办法。”

“言重、言重!倒是我应该仰仗大力。”王承斌问:“杨邻葛给了你密码本没有?”

“给了。”

“好!如何联络?咱们回头再研究。”王承斌话题一转:“你看他们准备的情形怎么样?”

吴少霖已想到他会问到关外的情形,从容答道:“准备工作,做得很扎实;士气可用。”

“听说奉军新旧两派斗得很厉害;有这话没有?”

吴少霖想了一下答说:“就是斗,也是工作上的争强好胜;反正不论新旧,老师都能完全掌握,再说,旧派也不能不爱护少帅,所以只要一旦枪口对外,一定是团结的。”

王承斌不断点头,“吴先生,你的观察很深刻。”他又问:“照你看,是新派行,还是旧派行?”

“谈到练兵打仗,当然是新派行;不过讲谋略,以及财政调度、后勤支援,还是得靠旧派。”

“我也是这个看法。”王承斌又问:“郭茂宸此人到底如何?听说他是张汉卿的灵魂;是吗?”

“也可以这么说。郭茂宸这个人,实干、苦干,确是人才;不过,气量狭了一点。”接著,他谈了郭松龄与张宗昌冲突,最后化敌为友,义结金兰的故事。

“我也听说了,不过不如你谈得那么详细。”王承斌停了一下说:“照此看来,李芳岑倒也是个厉害角色?”

李芳岑便是李景林,“此人我没有见过。”吴少霖老实答说:“为人如何?不甚清楚。”

王承斌复又谈起奉军中的许多新旧人物;吴少霖或知或不知,一一据实而答,一直谈到天黑,周秘书来请入席。

饭开在王承斌办公室旁边的会议室,一张长桌子,用了三分之一,面对面摆了两副餐具;王承斌交代周秘书入席相陪,于是又添了一副杯筷,王承斌打横坐了主位。

菜不怎么好,酒却很讲究;有个很大的玻璃橱,陈列著标签五色缤纷,瓶子奇形怪状的洋酒。

“吴先生酒量怎么样?”王承斌指著酒橱说:“请你自己挑,别客气。”

吴少霖酒量不坏,也很喜欢洋酒;但对洋酒的知识有限,平时喝的只是与“五月黄梅天”作成“无情对”的“三星白兰地”,而且只知道“斧头牌”,此时望著酒橱,目迷五色,不知如何开口。

幸而浙江绍兴籍的周秘书,对洋酒也很内行;看他为难的神情,便即问说:“吴先生喝浅酒,还是烈一点的?”

“烈一点好了。”

“那么是威士忌呢,还是白兰地?”周秘书接著又说:“我看喝白兰地吧!”

“好,好!”

于是周秘书打开橱门,略一张望,取出来一瓶酒,晶莹厚重的水晶瓶,瓶颈上还吊著一块铜牌,光看华丽的外表,便知是名贵的佳酿。

“这瓶酒以储藏三十五年为号召,很不坏。”

周秘书打开瓶塞,先倒出少许,请吴少霖品尝时;王承斌便问:“怎么样?”

“好!”吴少霖答得很坦率,“说实话,我不但是头一回喝这么好的白兰地;而且也是头一次发现洋酒居然是这么醇。”

“我这里洋酒很多。”王承斌转脸对周秘书说:“你回头多挑几瓶好酒,给吴先生送去。”

“是!”周秘书问说:“吴先生住那家旅馆?”

“一下车先到协盛德军装局看朋友,还没有找旅馆呢?”

“你给我招呼一下。”王承斌接口,交代周秘书。

周秘书点点头对吴少霖说:“督军衙门在法国饭店有两个长房间,还空著一个;回头我送吴先生去。”

吴少霖想了一下,觉得不妥,“不!”他说:“那一来容易让人注意,我自己另找好了。”

“这话倒也不错。”王承斌认为他细心谨慎,更加放心了;转脸说道:“周秘书,你找个比较不起眼的地方,安置吴先生。吴先生是杨总参议的代表,以后如何联络,回头你跟吴先生好好研究一下,一切总以稳当为主。”

杨总参议便是杨宇霆,到这时候,周秘书才知道吴少霖的来头不小;少不得也加了几分尊敬。

酒喝到一半,王承斌告个便离席;周秘书便趁这时候,与吴少霖商量秘密联络的办法,他给了吴少霖一个电话号码,如有机密要事联络,打这个电话找“陈四爷”,留下话来,自能转达。吴少霖当然也留下了他在北京的公、私两个电话号码。

等他们话完,王承斌也回来了,手里拿著厚厚的一个大信封,以及一张支票;坐下来说道:“吴先生,我想劳你驾,到奉天去一趟,不知道行不行?”

吴少霖请了五天假;到奉天去一趟,如果不须逗留,仍可如期销假,当即答说:“要走,今天晚上就得走。不知道孝帅是何差遣。”

“我有封信,想请你面交杨邻葛;还要带东西回来,你先看信。”

信很简单,只说“少霖兄来,详情已悉。敬照尊意办理,余请少霖兄面详。”等他看完,王承斌又从大信封中取出一个密封的密码本来,有话交代。

“吴先生,我想跟杨邻葛交换一个密码本。不过,请你说明白,除非十万火急的事,不必用这个本子直接联络;平常往来,仍旧请你代转。”

“是。”吴少霖心里明白,他这个密码本是要到两军发生冲突时,才能使用;略想一想说道:“孝帅要跟杨总参议通信,当然可以交给我,用密码代发;可是杨总参议有密电来,我要照转,岂非也要有一个孝帅给我的密码本,才能转得过来。”

“那太麻烦了,耽误你的工夫;如果奉天有电报来,请你交给我的驻京办事处好了。”

“我看这样好了,”周秘书接口说道:“奉天有电报,请吴先生打电话给我;我派人到指定地点去取。”

“好!”吴少霖欣然答应,“这样办,既妥当,又方便。”

“这是一点小意思。”王承斌递出支票,“你别嫌少。”

吴少霖当然不必客气,收了那张两千元的支票答说:“谢谢!我尽快把杨总参议的密码本带回来交差。”

“言重、言重!”王承斌拱拱手说。

“我也不必下旅馆了。”吴少霖看一看表说:“京奉路的夜快车,还有一个钟头到天津;我就从这里直接上车好了。”

“那未免太辛苦了吧!”

“一点都不!我一上车就睡,辛苦甚么?”

其时局秘书已经站起身来,“我想‘包房’应该还有。”他说:“我先打电话给路局。”

这得要找赵副官;此人正在他自己的办公室烦闷地待命,一见周秘书赶紧迎上来招呼,正待探问吴少霖的动静时,周秘书先开口了。

“老赵,请你打电话给京奉路局,这一班北京来的车,留一间包房。”

“喔,”赵副官急忙问说:“孝帅出关?”

“不是。是吴先生;回头还得劳驾送他上车。”

赵副官大出意外,但只能喏喏连声,不能多问吴少霖何以突然要去奉天?当下先打电话到路局,定好了包房;再找吴掌柜,电话一直追到侯家后的宝鸣班才找著。

“赵爷,”吴掌柜先开口催促:“你怎么还不陪了客人来?陪客都到齐了。”

“吴先生马上要到奉天,不能来了。”

“那怎么办?”吴掌柜知道这天的花费,已不能由赵副官出公帐,事已如此,只好放大方些,“好了,好了!算我请客;你快来吧!”

“好!等我把吴先生送上车,马上就来。”

等吴掌柜放下电话,向陪客说明其事;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其中有一个客人是四十五旅的军需,名叫魏荫中。是王维城的亲信,生性机警,心想吴少霖一见了王承斌。立即便有奉天之行,而且迫不及待,连吃一顿花酒的工夫都没有,可见得必是急要之事;再想到吴少霖是吴景濂的部属,而“兴城二伯”的关系,人所皆知。这几点情况联系在一起研究,自然而然地产生这样一个判断:吴景濂与王承斌与奉系有勾结,而吴少霖是双方的联络人。

到第二天,魏荫中悄悄向他的旅长密报;王维城亦以为然。于是王承斌与奉系暗通款曲的说法,在直系高级将领中秘密流传,连吴佩孚都知道了。

吴少霖为人经手所办的事,都很顺手;从奉天取了杨宇霆的密码本回天津交差以后,又为廖衡办妥了纳宠之喜。此外还促成了一件喜事,借了两千元给杨仲海,助他为大金子完债脱籍,随之南下。

由于有杨宇霆所赠的一笔存款;而王承斌又按月有五百元的津贴,他的日子过得很舒服;每天出入八大胡同,结识了好些场面上的朋友。不过,他在直系的势力范围之下,从事反直系的活动,择交不能不谨慎。交情较深的朋友之一名叫于立言,是广懋煤矿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的老板段永彬,为段祺瑞族中的叔祖。所以吴少霖认为于立言可以放心结交;因为他跟皖系有渊源,在立场上自然而然地会倾向奉系。

有一天周秘书来找吴少霖,“孝帅有封要紧信,想请你送到关外。”他说:“不过,不能坐火车走。王维城是天津镇守使,最近以盘查奸宄为名,在火车站派了大批密探,你的身分,他们多少有些耳闻。倘或钉上了你,偷走了那封信,关系极重。”

“既然如此,还是以发密电为妥。”

“没有办法打电报。老实奉告,孝帅是想换一个密码本;所以来去都要谨慎。”

“原来这样子。”吴少霖想了一下说:“那就只有从海道走了。”

“对。不过客轮上龙蛇混杂也要当心。”

由于他这句话,使得吴少霖想起一个朋友,就是于立言;广懋煤矿公司的生意做得很大,除了在泺州附近开采以外,也经销抚顺的无烟白煤,运煤以海道为主,想来以广懋的规模,一定有自己的运煤船,往来渤海各口岸,能搭他们的货船,可保万无一失。

广懋的总公司在天津,打电话一问,说于立言人在北京;那就更方便了,他问周秘书:“孝帅希望我甚么时候走?”

“当然,越快越好。”

“好,我知道了。不过海道不比铁路,来去要好几天,而且还得看船期;起码要半个月的工夫,我先得请假,还不知道能准不能准?”

“不准怎么办?”

“大概还不致于。”吴少霖又说:“真的不准,我辞职;那还能不准吗?”

“如果真要辞了职,少霖兄,以你的才干,还怕没有人延揽吗?”

“这倒也是实话。”吴少霖点点头说:“有好几处地方约我;若非贪图国会不欠薪,我也早就走了。”

原来当时各衙门大都欠薪,号为“灾官”;但有入息的衙门便不同了,大致以交通部为第一、财政部也不坏。不过国会是不欠薪的,因为议员领不到公费会闹;国会职员沾议员的光,每月亦能如数领薪,只是日子有迟早而已。

“好吧,少霖兄,我先回天津,等你办妥当了;从速命驾。”

“这样,请你先耽搁一夜;晚上我请你在石头胡同金桂堂喝酒;到那时,大概一切都有头绪了。”

“好!我在办事处听信儿。”

说完了分手;吴少霖便坐洋车到前门外广懋分公司去访于立言,直道来意,想搭他们公司的货船到东北。

“我们公司没有船;运货多托天津的北方船业公司。”

“那末,就请老兄为我介绍北方。”

“行!”于立言问:“你打算甚么时候走?”

“越快越好。”

“后天倒是有一班船,不知道有空舱位没有?”

“没有关系。”吴少霖立即接口,“那怕跟水手挤一挤呢?货船这么大,莫非打个地铺的地方都没?”

于立言原想安排他坐下一班船,听他这一说,无话可答;沉吟了好一会问道:“你要快不会坐火车?”

“立言兄,我实在有不得已的缘故──。”

“那也不致于这么急啊!”于立言抢著开口。

吴少霖心想,不说实话,便不是以诚待人;于立言当然亦不会替他设法。考虑了一下,决定话说一半。

“实不相瞒,我是替人送一封信到关外;这封信很要紧,坐火车、坐客轮,都不安全,所以想搭货轮。”

于立言很注意地听完,随即发问:“是替谁送信?‘大树?’”

吴少霖不知道“大树”二字,意何所指?只摇著手说。“对不起!对不起!立言兄,我话只能说到这里。”

“好吧!我也不必问了。北方后天晚上有一班船开营口;后天咱们在天津一块儿吃饭,吃完了,我送你上船。”

“好极,好极!承情之至。”吴少霖站起身来拱拱手说:“我不打搅了,准定后天下午在天津见。”

接著,吴少霖转往议院去办理请假手续;秘书处管人事的课员姓朱,素有才子之称,吴少霖触机想起,有件事正好请教。

“老朱,我想跟你讨教,甚么叫‘大树’?”

朱课员一愣,随后问说:“是‘大树将军’不是?”

“没有将军这两个字,不过是指人,不错。”

“那就对了。‘大树’指姓冯。”朱课员将后汉书上,冯异谦退不伐,诸将论功时。常是一个人坐在树下,不顾争论;军中称之为“大树将军”的典故,告诉了他。

吴少霖心里在想,这“大树”莫非指陆军检阅使兼十一师师长冯玉祥?如果真的是他,就更值得玩味了。于立言何以会猜测他是冯玉祥的使者,当然是认为冯玉祥可能与奉军有联络。

细细想去,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冯玉祥在南苑办了一个教导团,常请卸任的教育总长黄郛去演讲,关系极其亲密,而黄郛是国民党,与陈英士及革命军的领导人,新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蒋校长,是生死与共的异姓手足,孙、段、张既已结成以打倒直系为共同目标的三角联盟,那末,由于黄郛的策动,促成冯玉祥与奉军的联络,亦是情理中事。

应约到了天津,吴少霖自王承斌手中,接到一个极大的信封;然后由于立言陪著吃了晚饭,上了北方航业公司的北京号货轮。船长叫赵静安,经于立言介绍后,招待得很周到;将船上四间客房中最好的一间,分配给他。

半夜船开,一宿无话,第二天一早,赵静安派人来请他去吃早餐;餐室中另有一客,年逾六十,打扮得极其朴素,开出口来,是合肥土话,不容易听得懂。原来此人就是段永彬。

“幸会、幸会!立言兄跟我谈过段老太爷──。”

“不!吴先生,你这个称呼万不敢当。”

“应该的。”吴少霖说:“段总理国之大老;你老是段总理的长亲,我们做晚辈的,当然应该尊称你为段老太爷。”

由于吴少霖的嘴很甜,段永彬对他深具好感,旅途无事,整日倾谈。段永彬是个很老实的生意人,有甚么说甚么;而况吴少霖并不讳言,此行是去看杨宇霆,彼此目的相同,那就不但同舟,而且也是同志,谈话就更少顾忌。

“段老太爷,你看奉直双方,打不打得起来?”吴少霖故意这样问说。

“非打不可。”

“如果打起来,你老看那方面的胜算比较大?”

“这很难说。论势力是直系大,不过,是不是都肯替曹三爷卖命。愿意不愿意都听吴子玉的指挥,那就谁都不知道了。”

“你老说得是。”吴少霖趁机打听冯玉祥,“听说冯焕章跟吴子玉不和?”

“这还在其次。”段永彬想了一下说。“曹三爷有个李六在身边;我看比慈禧太后宠皮硝李更坏事。”

“皮硝李”是李莲英的外号;李六便是李彦青。将此二李相提并论,吴少霖觉得很有趣;即问道:“李六在曹三爷身边,怎么会坏事呢?”

“这李六的别号,跟张少帅一样,也叫汉卿;冯焕章当著人称他‘李汉老’;背后管他叫‘兔崽子’,常说:‘总有一天毙了这个兔崽子!’”

“恨得这么毒!”趁他停下来的空隙,吴少霖问了一句:“为甚么?”

“还不是为了钱。直军二十五个师,军饷平均每师扣两万;不扣的──。”

不扣的只有吴子玉的第三师;曹老七曹锳的第二十六师。但李彦青自定额数为每月五十万;两师不扣,便不足额,所以有的师便须多扣,冯玉祥的第十一师,每月被扣的就不止两万。

“最近还有件事,惹得冯焕章寒心了。”段永彬又说:“直系新近买了一批枪炮──”

这批枪炮购自义大利,有新式的俾士尼步枪,大口径的野战炮;陆军部分配时,自然以吴佩孚的嫡系部队为优先,第十一师独告向隅。冯玉祥派他的总参议蒋鸿遇去见陆军总长陆锦接洽,不得要领;只好直接呈文公府,曹锟批准发步枪三千支、野战炮十八门,还有几百万发子弹。冯玉祥的部队,向来人多枪少,得以补充这批枪械,对增强实力,关系极大;因而枪械尚未到手,士气已经大振。

孰知一次去领、两次去领;蒋鸿遇总是垂头丧气,空手而回。冯玉祥大为心烦,一天召集幕僚会议,一谈到这件事,有的闭口不答腔;有的顾而言他,冯玉祥真的忍不住,发了脾气。

“到底怎么啦?”他问蒋鸿遇,“有大总统亲笔批的公事,你还领不到;你办的什么事?”

“先前我怕你生气,不敢跟你说;现在可不能不说了。”蒋鸿遇拇指、食指相接,比成一个圆圈说:“症结所在,就是这个。”

“谁要钱?”

“还不是李六那个兔崽子;军械要归他管,不送钱进去,说什么也领不出东西来的。”

“那,”冯玉祥问:“要多少呢?”

“至少得十万。”

冯玉祥倒吸一口冷气,只是发愣不作声;于是军需处长贾玉璋开口了。

“只要检阅使答应,我可以想办法。”他说,“我留了一点钱在那里、离十万的数目少得有限,凑一凑总可以凑足。不管怎么样,先把枪领了下来再说。”

贾玉璋凑足十万现款,当天下午四点钟派人从李彦青的门路送进去;六点钟就接到他的电话。恰好接在冯玉祥手里。

“是冯检阅使不是?”

“是啊!你那位?”

“我是彦青呐!大总统批给你的枪炮,我早就预留好了;怎么不来领哪?”

“好,好!马上来,马上来。”放下电话,冯玉祥骂道:“好兔崽子,搁著你的,等著我的,总有一天剥了你的皮!”

吴少霖听他谈冯玉祥的故事,娓娓言来,如数家珍,心里不免奇怪,他不是军政界中人,何以如此熟悉军阀的内幕。因而慢慢套问,越谈越深,大有发现。

原来段祺瑞自直皖之战惨败后,积极联络各方,准备一拳打倒直系;在他左右的亲信,分为两派,一派以他的内弟吴光新为主,称为“国舅派”,一派以他的长子段宏业为主,称为“太子派”。前者主张联奉;而后者主张收买冯玉祥,居间联络的人,叫贾德耀,原籍安徽合肥,寄籍山西,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出身,做过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是冯玉祥的拜把兄弟。段祺瑞对两派的主张,兼容并包;但收买冯玉祥要钱──冯玉祥所部军官的眷属,大都住在北京:“长安居,大不易”,而十一师的饷,又经常被克扣,所以冯玉祥要钱,亦是迫不得已之事。

但段祺瑞没有钱,扩充皖系的实力,组织“参战军”,以及马厂起义,打败张勋的“辫子军”,都靠曹汝霖的“西原借款”,以及他跟日本方面的深厚关系,向正金银行调动支应。如今不在台上,借外债亦有困难,所以唯一的办法是“乞诸其邻而与之”,靠张作霖的支持。

张作霖接济段祺瑞,已经有过两次,都是由于立言经手,因为于立言跟杨宇霆是旧交;第一次是八十万元;第二次是四十万元,都由奉天正金银行开出汇票,至天津正金银行兑款。这一回段永彬到奉天,从语气中听得出来,也是代表段祺瑞去接头,要求第三次经济支援,而且所望似乎甚奢。

吴少霖心想,这是直奉第二次开仗的前奏;因为要士兵用命,自然要先发“恩饷”,看样子奉军间接收买冯玉祥,已经成功了。

在奉天顺顺利利地达成了任务,吴少霖仍旧坐“北京号”货轮回天津;这一回未与段永彬同行,他还逗留在沈阳。

但就在吴少霖回到天津的那天,王承斌遭遇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原来王承斌与王维城的冲突,日趋尖锐,终于表面化了,双方都告状告到吴佩孚那里。王维城告王承斌种种迫害;王承斌告王维城擅离职守,不听指挥,并以辞职为要胁。吴佩孚在王维城信上批了四个大字:“稍候一候”;对王承斌的批字,多了一个字:“我自有办法。”

吴佩孚是甚么办法呢?他抓住了王承斌的一个疏忽;当徐世昌垮台后,直系首先提出拥护黎元洪复任,此举在以恢复旧法统为名,拆广东非常国会的台,各方因为黎元洪革命首义,为人和平,在此扰攘不安之际,不失为事实上可以承认为的元首。而黎元洪则以“废督裁兵”为复任的条件,此一号召。深符民意,各省军阀,不敢公然反对,纷纷通电,表示赞成,但事实上谁也不愿放弃兵权,因而“变形易貌”,换汤不换药,所谓“废督”,只是将某省督军这个职称,改称为“督理某省军务善后事宜”,而简称仍是“督军”。吴佩孚为了统一兵权,乘此机会,提出“督理军务善后事宜”而兼任师长者,必须解除师长一职,这才是以身作则来善后。

王承斌事先考虑到吴佩孚曾有过此主张,贸贸然请辞,在吴佩孚正中下怀,下令照准,以王维城继任。而且将计就计,趁此解除了河南督军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师长;河北督军萧耀南的第二十五师师长的兼职。还预备解除山东督军郑士琦的第五师师长时,郑士琦表示宁愿降阶,辞去督军,不放弃师长,只好仍听其旧。

王承斌得此弄巧成拙的结果,内心愤怒,由天津进京,面见曹锟,要辞直隶督军;王承斌当然不便明言师长被夺之故,只说情绪不佳。曹锟当然也知道他的情绪何以不佳;拍拍他的肩说:“老弟,要不干,大家都不干。”

经此抚慰,王承斌将对直系的不满,缩小为对吴佩孚个人的怨恨。“君子报仇,三年不晚”;最要紧的是形迹千万不能泄露。但对王维城,仍可以巡阅副使的身分,加以节制;首先二十三师的饷,由巡阅使署转发,便可多方留难。王维城的大哥王维垣是曹锳二十六师的秘书长,借曹七的势力为胞弟撑腰,以致于“打官司”打到公府;曹锟亲自出面调停,二十三师的饷,由公府直接拨发,这一来造成了李彦青的机会,十四万一个月的饷,多扣两万,每月只得一个整数;此计极妙,除了多一笔收入以外,还无异向王承斌表示:“过去只扣两万,是卖你的面子;既然你不当师长了,犯不著便宜王维城。”在王承斌,闹了半天,多少也给王维城找了点麻烦;心里那口气也平了些。

接下来,内阁出现了政潮,总理孙宝琦与财政总长王克敏,虽同为杭州小同乡,且是多年世交,但为了“金佛郎”案的主张不同,形成了严重的对立,无法共事了。

“金佛郎案”起于欧战结束以后,法国政府照会中国政府愿意仿照美国的办法,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充作中法实业银行复业,以及两国文化教育交流的经费。但中国付予法国的赔款,须照金佛郎内所含纯金数量,折合外汇计算。依照当时八国联军结束时,所订的和约,并未规定对法赔款须依金佛郎计算,而且法国的币制为卢金本位,本无金佛郎其物,而欧战以后,法国佛郎大跌,照现值计算,中国只须往年一半的银两,即足清偿法国应收的赔款,所以用金佛郎计算,连小学生都知道中国会吃大亏,所以国会及工商界纷纷表示反对。

但法国所下的钓饵,对当时军政界的要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民国二年创立,法方出资三分之二;中国出资三分之一而合办的中法实业银行,吸收军政要人的存款甚多,而该行因投机失败,于民国十年倒闭,存户血本无归;如果能够复业,法国以部分庚子赔款,担保发行一种五釐美金债票,换回存户的空头债权凭证,实不大妙。加以主事者对条约不大明了,受法方及奔走者的蒙蔽,自落陷阱,交涉非常棘手;但国会及社会反对的声浪,非常强烈,以致两年来一直悬而未决。

及至王克敏当了孙内阁的财政总长,积极谋求此案的通过,原因有二:第一、他在民国六年第一次担任王士珍内阁的财政总长时,自兼中国银行、中法实业银行的总裁,当然希望中法能够复业。

第二是庚子赔款向由海关就所收税款,直接拨付各国,馀款方交中国政府;这笔公款称为“国馀”,向为中国政府的一项重要收入。自金佛郎案发生后,法国公使傅乐猷策动辛丑和约签字国,函请总税务司英人安格联,扣留“关馀”不发,为数已有一千多万元,王克敏希望金佛郎案解决后,便可取得这笔关馀,以解燃眉之急。

但是,如照法国的要求,中国至少要损失六千万元;以将来的“关馀”六千万换眼前的现款一千馀万,无异饮鸩止渴,所以孙宝琦坚决不同意。

最后,像王承斌跟王维城一样,孙、王二人都提出了辞呈。曹锟必须有所抉择,大感为难。

为了争取支持,孙宝琦特请浙江同乡餐叙,被邀的杭州人有代理过国务总理的汪大燮、当过教育总长的汤尔和黄郛;此外有徐世昌的内阁总理、嘉善籍的钱能训、袁世凯时代的司法总长、湖州的章宗祥;浙东有安福系大将、曾任财政总长的镇海李思浩、汪大燮的外交总长,奉化王正廷,以及两个绍兴人,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现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与梁士诒内阁的财政总长张弧。这些人都是随时可以去见大总统曹锟,陈述时事意见的。

孙宝琦的说法是,应以乡誉为重,如果接受了法国的要求,国库损失五、六千万,“在浙江人当总理;又是浙江人当财政总长的内阁中,办了这件案子,我们浙江人要给天下骂死了!”他提出希望:“我想请大家劝劝王叔鲁,不要冒这个天下的大不韪。”

大家都以为然,惟独张弧默不作声,此人字岱杉,以盐务起家,与王克敏臭味相投,同以豪赌闻名于北京政界。孙宝琦见他不开口,便指名相询。

“岱杉,你以为如何?”

“慕老,”孙宝琦字慕韩;张弧这样劝他:“你不要辞!大家都是同乡,你同叔鲁更是两代的交情,有话尽管慢慢商量。”

“商量过好几次,商量不通,为之奈何?”

“真是为之奈何!”张弧在心里说:“我看你是自讨没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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