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生

这是民国十二年在北京轰动一时的讨论集！倡始的我，曾受一面非常的赞誉至以为我是“中国唯一的爱的创造者”；而一方面则以我是“名教的罪人”。

尤不幸者，我因此文而得到一个凶狠的伴侣，也因此事而使前誉我者转而骂我为旧文化的祸首。实则，我依然故我耳，而前后的毁誉不同若此，使我知道以文字而不按诸实际者去批评人为靠不住。由此也使我知道以文字得人的毁誉为不足顾念：应当再进一步以求实际的行为，为我做人的根据。

悲哉，那“憾”背我已年余矣！于痛定思痛之余，而使我有叙述恶姻缘的始末，以为此爱情定则的证明的必要，也聊以此为“现世报”的自供。

追忆此文发表后，有名褚松雪(2)女士者与我通信，说她极赞成我的“爱情定则”。这使我不免于惊喜交集了。投机如彼，而情感如我，由此遂由月余的通讯，进而为伴侣的结合。殊知此憾所望于我的条件者，仅在（势利）而全忘却爱情真正的条件为感情、人格、才能、名誉等项。那憾与我相识愈久，愈觉得我非滑头之流，不能由此猎取功名以为妻子的光宠，遂使她离背我而就前年在武汉正得势力的假冒共产党徒屈凌汉矣（详情请看拙著《恨》的一书）。

说者以我对此憾的攻击，为我言行的矛盾。甲说：“我是主张情人制者，今褚某与我既无情感，理当离异，不应退有后言。”不错，正因我是主张情人制者遂使我恨此憾的离合条件全不以“情人”为标准。她离我时，说她与我三年同居，并无对我有丝毫的情感。她既对我无情感，何必住至三年之久？她也承认我对她有真正的情感矣，又何必如此戴假面具虚与我委蛇，至于三年之久？她与屈某也无情感，不过因势利而交结，希望“夫贵妻荣”而已！乙说：“我是主张爱情有条件而可变迁者，今对褚某的变迁何必仇恨如此！”爱情有条件而可变迁，这是理智的分析，但亲当其冲以对方的变迁而施行攻击者，乃个人的情感。我对阴险的褚某确实不能忘情。凡横逆之来，顺受之固是达者，但反报之，也为人情所容许。而况褚某所变迁的条件，全以下流为依归，使我觉得为拥护情人制及爱情定则起见，更不得不向她大行攻击矣！

但使我勇气不衰而再来发表此篇讨论集者，因我经过此次打击失败之后，而愈使我觉得“爱情定则”的确切，与愈有拥护及提倡它的必要。我年来有二个经验，即第一，两性的爱情能否不失败，不在向对方人表示“我如何爱你”，而在自己的条件能否满足对方的需要。例如要使褚松雪长久爱你者，只要你能长久作官及能使她作官，则你虽如何下流卑鄙，她总跟随你到底不变迁。推而言之，凡有女子以名誉才能为重者，你如能以名誉才能满足她，当然爱情不至于失败。其第二项，则凡爱情的条件愈不齐备者，其结合愈不坚固。近有一女子向我求婚。我问她对我有何条件？她说因我无“老婆”，仅要我与她“结婚”就好。我答我不肯即时“结婚”。仅此项“不肯结婚”的条件，已使她不久就与他人结婚去了。可知凡爱情的条件愈少与愈粗浅者，其爱情也愈少与愈粗浅。反而言之，爱情条件愈多与愈精深者，其爱情也愈多与愈精深。

在此又当有特别声明者：“爱情是可变迁的”，但并不是它可变迁而就误会爱情为不能专一与持久。这因是凡变迁者必有变迁的理由，遇到不必变迁时，自然不至于变迁了。故愈深知变迁者，愈能专一与持久。不知变迁的理由与目的者，当然不善于变迁，惜乎，褚松雪等正不知此中的道理！

十七，三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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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载1928年美的书店发行的《爱情定则讨论集》。

(2) 褚松雪（1896—1994），又名褚问鹃，浙江嘉兴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49年赴台，后病逝于台湾，著有自传体小说《花落春犹在》等。1924年与张竞生结婚，1927年分手，二人育有一子名张应杰，后改名黄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