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奥多·罗斯福第二任期宣誓就职之前，他和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以及其他公民美德的宣讲者就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宣讲全国“复兴”。后来，这场“复兴”席卷了全美国。随着铁路公司、企业和劳工通过合并和集中的方式越来越强大，托拉斯的威胁日渐显现，同时被夸大。人们认识到，巨大的经济利益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威胁到了公众利益。1889年到1897年之间，以建立“民治”政府为目标的政府机制改革再次启动。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存在一个邪恶的剥削阶级因而更加相信改革的力量。

仅仅将托拉斯运动解释为现代通信不可避免的发展方向是远远不够的。人们认为，托拉斯运动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演变，还倾向于把道德责任归于个人或个人群体身上。托拉斯带来一系列问题纷纷被揭露或曝光。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让公众愤怒有处发泄。反资本家统治运动再次爆发以反抗资本主义的压榨。

艾达·密涅瓦·塔贝尔是一名历史系的女学生，因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特殊的视角解读拿破仑和林肯的人生而获得读者关注。1903年，她在《麦克卢尔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标准石油公司历史的文章。她总结了运输业与石油业垄断之间的联系，揭露了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通过回扣来控制如油罐车或输油管道等运输工具从而建立巨型托拉斯的真相。她还展示了一种在各行各业都很常见的恶性竞争方式，但在垄断企业中，这种恶性竞争被放大了。不久之后，华盛顿·格拉登写道：“我们正在见证的是一场新的灾难，深埋在这片土地下的罪恶终被揭开……我们发现，在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旗帜下，没有什么类型的社会能比民主社会更快地走向地狱。”

在艾达·密涅瓦·塔贝尔揭露托拉斯罪行三年前，耶鲁大学校长亚瑟·特文宁·哈德利就曾指出，社会排斥或社会污名可能会成为一种有效的改革工具。其他作家也使用了这个工具。林肯·斯蒂芬斯在一系列关于“城市耻辱”的文章中揭露了贪污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托马斯·劳森以极其夸张的手法将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归因于“疯狂的金融”。《科里尔周刊》揭露了专利药品贸易中的卑劣手段和欺诈行为。许多揭露者也开始借小说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一本本公开发表的小说将他们所描绘的对象呈现在公众面前。温斯顿·丘吉尔所著的《科尼斯顿》写的是一个铁路公司老板如何控制一个州的故事。厄普顿·比尔·辛克莱在小说《屠场》中揭露了肉类企业主的罪恶。

艾达·密涅瓦·塔贝尔

同时，新闻业在揭发社会问题方面也功不可没，而公众揭发丑闻的热情和对曝光文学的渴望也推动了新型新闻事业的发展。19世纪90年代末，在“黄色”报纸的影响下，新闻业重新发展起来，而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商品。这种现象前所未有。然而，日报的发行范围被限制在几百英里之内，因此不可能获得全国性的影响力。一种类似于前文学月刊的新型期刊文学凭借大量及时的新闻报道迅速发展，并在全国发行，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塞缪尔·西德尼·麦克卢尔就是该期刊文学的先驱之一。《人人》《世界主义者》《芒西》《美国杂志》，以及像《科里尔周刊》和《展望》这样的刊物都是传播观点和提倡改革的有力平台。除此之外，一大群效仿的刊物也在一段时间内丰富了揭露黑幕的期刊文学。

温斯顿·丘吉尔

新闻业在引导美国复兴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私家侦探提供了许多事实证据。公共诉讼标志着对黑幕采取行动并探寻解决方案的开始。密苏里州的约瑟夫·温盖特·福克检举了一批圣路易斯的受贿者。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就晋升为政党领袖和他所在州的州长。1903年，建立在真凭实据的基础上，隶属于新商务与劳工部的公司局发表了一系列报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是对标准石油公司索取回扣的指控，以及对肉类企业主在不卫生条件下加工肉类的指控。

塞缪尔·西德尼·麦克卢尔

在公众曝光的巨额融资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不检点和不道德行为发生在纽约州。1905年，纽约州一场关于公平人寿保险公司管理情况的争论导致所谓的阿姆斯特朗委员会立法调查。该委员会聘请的律师之一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很快就成为检查小组的灵魂人物。他把保险公司的官员一个接一个地传唤到证人席上。虽然他们极不情愿，他还是从他们口中询问出了他们与银行、投机金融以及政治的关系。经他披露，银行家中有一群人与货币托拉斯并无二致，并证明至少在三次全国竞选活动中，保险公司和其他公司一样给竞选基金以大量补贴。这些补贴有时是给两党，但大多数时候是给共和党的。

漫画：约瑟夫·温盖特·福克正在把他要检举的人称重，以确定谁的分量最重

每当一名调查员能够产生这样的影响力并且建立起正直、卓越的声誉时，公众就会希望他在政治上发挥作用。1906年9月，纽约州的民主党人提名最会耸人听闻的新闻记者威廉·鲁道夫·赫斯特担任州长。就在同一天，因为党内并没有提出其他候选人，在没有提前授意的情况下，共和党代表大会提名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为纽约州长。1906年和1908年，尽管共和党领导人耿耿于怀，但查尔斯·埃文斯·休斯还是当选纽约州长。他领导下的州政府对政治中出现的新精神早有预知。

调查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是以前就提出过的，只在对违法者严格执法这一点上提出了要求。其他问题都很简单，这些问题也都有相应的解决方案。1907年，针对企业为竞选活动捐款的乱象，一项法律得以通过，禁止国家银行向任何选举活动捐款，或任何企业向总统或国会选举捐款。1906年，法律禁止州际铁路用免费铁路通行证行贿。1908年，总统候选人承诺在竞选捐款问题上保持廉洁。在1908年和1912年，为资金问题所困扰的竞选管理人员抱怨连连。这表明，法律得到了严格的执行，但还存在一些引发科学调查和立法关注的大问题。

对肉类企业主的调查揭露出肉类加工行业的种种乱象，引发了一场纯净食品运动。多年来，该运动一直拥有大量支持者。随着食品生产的集中和“包装产品”消费的增加，消费者们不再选择自己加工食物，而把这一环节交给商人。1880年，美国众多典型的家庭产业得到了整顿与分类。缝纫业交给了血汗工厂[1]，烘焙业交给了公共烘焙坊，洗衣业也正在调整，肉类的屠宰和保存以及罐头蔬菜和水果加工的分类也都基本趋于稳定。人口跟随从事行业所在的工厂而移动。乡村生活变得单调乏味，失去了吸引力。农村人口根据身体健康状况及个人意愿纷纷涌向城市。1906年，因为公众对制造商的强烈反感，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严格的法案，主要针对屠宰场肉类检验以及对食品和药品生产标签的制定。此后，农业部就成了调节人民和食品之间关系的部门。自1897年以来，艾奥瓦州的詹姆斯·威尔逊一直担任农业部长，直到1913年才卸任。他和他的下属，特别是负责纯净食品工作的哈维·华盛顿·威利博士，在消费者的刺激和制造商的抗议声中执行着这项法律。尽管要面对许多抱怨，但由于集中控制，商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顺利地适应了新的需求和标签制定的相关规定。

查尔斯·埃文斯·休斯

哈维·华盛顿·威利

反铁路运动让公众认识到1887年的《州际商务法》并不是一项完善的法规，该法的实际作用远达不到制定者的预期。司法解释限制了它的适用范围，州际商务委员会无权定价，也无权强制铁路公司实行统一的记账制度，也就无法进行科学的定价。1903年和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针对这一主题发表了演讲。作为对这一公众焦点的回应，国会开始针对铁路制订大量法案。1905年，其中一项法案在众议院得到通过，但在参议院却被搁置，因为当时正在进行继1885年谢尔比·摩尔·卡洛姆的调查之后最彻底的一次州际商业调查。1906年，《赫本铁路法案》通过。该法案的主要条款赋予州际商务委员会调控运价的权力，规定铁路公司以统一的方式记账，并禁止铁路公司发行免费通行证或占有他们所运的货物。威斯康辛州的新参议员罗伯特·马里昂·拉弗莱特发表演讲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铁路的漫长辩论。他曾借用这一议题来竞选州长，并因此与威斯康辛州铁路公司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罗伯特·马里昂·拉弗莱特强调，如果不对铁路进行初步的实体评估，那么政府参与定价就无从谈起，因为只有预先评估才能显示出铁路公司的实际资本总量。他经常谈论这一问题，谈到参议院已经没人有耐心再听下去，从座位上离开。但他预言，那些因忽视而空出的坐位很快就会由新的参议员填补。在假期时，他就同一主题发表公众演讲，并通过“点名”的方式告诉人们，他们的代表是如何投票支持或反对商业特权的。随着权力的扩大，州际商务委员会在反补贴和反歧视方面取得了飞速进展。

西奥多·罗斯福（1906）

1905年，复兴的势头席卷了全美国，但每个月都有耸人听闻的丑闻传出。在满怀期待的公众的引导下，众杂志大量曝光丑闻以满足阅读市场的需求，而此时不理性的愤怒往往取代了理性的调查分析。改革的真正需要面临着被大量谴责声淹没的危险。1906年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向公众疾呼，停止不分青红皂白的谩骂。他借约翰·班扬“揭发丑闻的人”作为演讲主题，指出指责和曝光的使命已经完成，并呼吁通过执法将其造成的破坏变成一种建设。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做出大量努力以“唤醒这个国家沉睡的良心”，现在他希望黑幕揭发运动可以转变为一个永久性的优势。

公众批评的势头威胁到了政党利益，因为正是在政党领导下，企业的各种丑恶才日渐增加。因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个人影响力，以及他的同事，伊莱休·鲁特、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菲兰德·蔡斯·诺克斯和查尔斯·埃文斯·休斯的共同努力，共和党才没有倒下。1906年，国会竞选活动的主题是保持繁荣，对所有违法者严格执法，并加强政府权力。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写下了这个政治纲领的核心内容，并且从1896年开始，共和党就连续六次获得了国会的控制权。游说活动结束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一反先例，离开美国去巴拿马地峡视察运河建设工作。

1903年，《巴拿马条约》签署六个月后，美国就占领了运河区，并开始了挖掘工作。美国必须学习如何管理热带地区的工程。首席工程师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这项工程，专家对于选择海平面式运河还是水闸式运河意见不一，而国会的立法也不充分。1906年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与曾被从菲律宾召回任战争部长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达成一致，决定修建水闸式运河。1906年11月，对工程实地考察后，在回国的途中，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向国会发了一封附有插图的电报说明了工程进度。1907年，乔治·华盛顿·戈瑟尔斯将军从军队中被选派做“仁慈的独裁者”和运河区的工程师。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多次访问，工人们得到极大的鼓舞，工程进度突飞猛进。1908年，著名的英国外科医生弗雷德里克·特里夫斯爵士参观了运河工程，认为那不仅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而且也是主管卫生的官员威廉·克劳福德·戈格斯上校在预防医学上取得的胜利。

西奥多·罗斯福在巴拿马地峡的留影

英国外科医生弗雷德里克·特里夫斯爵士

自1898年以来，世界各国对美国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运河工程和持续、活跃、开放的美国外交。1904年2月，俄国和日本无法就俄国在满洲地区的行为达成一致，并且发动了战争。持续的战争让俄国名誉扫地，日本金融界动荡不安。1905年6月，美国向交战双方发出邀请，称可以促成双方和解。交战双方都接受了这一邀请。1905年夏，俄国和日本的特使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朴茨茅斯会面，最终达成和平条约。1906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因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和平方面做出的贡献而授予他该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1905年至1909年之间，美国对外关系和平而友好。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英国派出了最合适的大使人选詹姆斯·布莱斯。在他周全的处事方式下，接下来的五年里，人们见证了美英之间前所未有的友好关系。那些对美国的管辖总是很敏感的南美国家，与美国的关系也开始缓和。在此之前美洲国家曾召开过两次会议，一次是1889年在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的倡议下召开的，另一次是1901年在墨西哥召开的。1906年7月，美洲各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美国国务卿伊莱休·鲁特在会议上提出建立友好关系的倡议。他从里约热内卢来到南美洲其他国家的首都进行公开演讲，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泛美会议是美国为举行一次更大的会议而做的初步准备。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同意在海牙举行第二次会议。在日俄战争中，他负责谈判事宜，并应沙皇的建议推迟了谈判，然后等着后者发出正式的邀请。1907年，该会议召开，美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第二次海牙会议上，美国代表团由美国律师协会主席、前驻英国大使约瑟夫·霍奇斯·乔特带领。在整个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促使各方进行讨论，促进了常设仲裁法院权力的加强，但没能达成禁止各国交战时在公海抢夺敌方物资的协议。1906年1月，美国在阿尔赫西拉斯召开会议，讨论摩洛哥危机，也调和了东方战争中的紧张关系。借此，美国政府也加强了其在国内的地位。美国不再对欧洲事务漠不关心，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强国。

第二次海牙会议

约瑟夫·霍奇斯·乔特

1907年，美国作为一个强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明显。自从因《朴茨茅斯条约》与日本就对待太平洋海岸的日本侨民问题产生摩擦以来，杞人忧天者就已经描绘出一场可能的战争。1907年末，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宣布美国海军将进行一次全方位的巡航演习，绕过南美洲驶入太平洋。1907年12月，他检阅了舰队，并在汉普顿锚地为舰队送行。美国舰队受命从太平洋开始环球航行，访问了日本和中国，所到之处极受关注。1909年，美国舰队返航，创造了零故障和零事故的记录。

漫画：通过《朴茨茅斯条约》的签订，西奥多·罗斯福成功促成了日俄和谈，他也成了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

当舰队进行环球航行时，美国商业正在做出调整以适应新的建设性法律，一个长久以来困扰美国的问题正式结束了。一度使印第安人问题升级的部落主权问题得到了解决。1887年，《道斯法案》的相关规定取代了印第安部落的土地私有制度。该法案通过后，俄克拉何马准州就在第一批割让的土地上建立起来。因为铁路的纵横交错，俄克拉何马准州的发展速度比以往任何一个准州都要快。1900年，俄克拉何马准州申请成立为州。1906年，该准州得到了授权，1907年，正式成立为州。俄克拉何马州拥有美国最长、最激进的州宪法。对企业财富的恐惧和政府部门的不信任几乎都写进了宪法的每一项条款。

1908年春，美国的四十六位州长几乎都在白宫会见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并提出另一个问题，引发的骚动和启示引起了公众的反思。1900年和1902年的煤矿工人罢工事件促使人们关注政府与煤炭供应之间可能存在联系。在1902年开始的开垦工程中，公共开垦活动因为大量的私人和企业用水而受到阻碍。美国的自然资源一直都服从所有商业活动的需要，并渐渐习惯了为大公司所控制。煤炭、木材、土地和水的浪费也极不合理。山上的乱砍滥伐导致河流沿岸洪水肆虐。现在，由于自私自利的开发活动成了气候，美国的未来变得越发黑暗。在州长会议中，一场自然资源保护运动发展起来，但当时还没有得到国会的支持。

通过大众教育，实行新的行政政策以及建设性法律，政府正努力适应现代工业的需要以维护社会稳定。企业因为自身利益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便企图阻碍这一进程。而司法部长菲兰德·蔡斯·诺克斯和他的继任者查尔斯·约瑟夫·波拿巴根据《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提起的一系列诉讼加剧了商界的反对情绪。在该法刚通过时，从来没有人想要检验它的价值，而在北方证券案出现之前，也没有人抨击声名狼藉的托拉斯。在后来的几年里，法律转而针对牛肉包装商、标准石油公司、烟草托拉斯、糖业托拉斯和美国钢铁公司，而大量的铁路公司和小公司则面临起诉。法律的执行引起了许多受害者的盲目反对，并引发了关于限制企业规模是否符合国家政策的质疑。在关于是否禁止托拉斯和垄断的辩论中，争论双方很难分出胜负。个人对政府实施的法律的敌意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执政最后两年的特征之一。

查尔斯·约瑟夫·波拿巴

1907年，从威廉·麦金利当选总统以来，美国已经经历十年的繁荣期。金融业是伴随着工业和贸易发展起来的，各企业需要处理数以百万计甚至数亿美元的资金，从而导致银行合并，金融权力集中在了一小部分人手中。控股公司极大地促进了这种资本的集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核心集团代表是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和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他们的投机和投资活动因公信的削弱而处于尴尬境地。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的全部盈余资本将会投入永久性的建设活动。在1837年、1857年和1873年的繁荣时期之后，这样的时期都曾出现。在清算期间发生的一些意外事件很有可能会引起恐慌。在1902年至1907年期间的揭发检举运动中，人们对控制商业的代理人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又被耸人听闻的新闻夸大了。1907年秋，一批看似强大的银行因为欺诈行为和投机管理失败，使这一怀疑达到了顶峰。国家商业银行的倒闭和纽约的尼克博克信托公司的暂停营业导致了1907年10月22日的危机。票据交换所、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和美国财政部之间坚决而又愉快的合作减少了公众的损失，但对所有人来说，一段强制经济时期开始了。

国家商业银行大楼

大企业的经理们把恐慌归因于“爱管闲事的西奥多”。他们声称自己的企业是健全而可靠的，而这种剧变是由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煽动起来的。他们认为，总统对商界的攻击摧毁了他们的信心。联邦的起诉、新的法律以及严格审查纯净食品法规的执行，使企业无法生存。他们疾呼道，“让我们自己管理自己”。

一小部分美国人只说服了自己。自1902年以来，不考虑党派因素，面对商业的发展趋势，美国公民开阔了眼界，认为政府当局必须振作起来捍卫民主。在越来越多的案件中，投票脱离了任何党派的控制独立进行。美国的旧观念认为，民主意味着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这一观点现在让位于新观点，即民主机会依赖于对垄断的限制。从总统到各级官员，再到领导人，他们在表面上都是支持这种新观点的。而如果没有他们，同样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还会继续存在。金融利益集团和华尔街的攻击只会让人们相信，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政策总体而言就是人民的政策，个人利益和政党机器必须让位于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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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工作条件恶劣且工资低的小工厂。——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