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自50岁起，做了12年七品县官，61岁后落拓民间。以卖字卖画度日。画、诗、书是板桥的“三绝”。他作为多才多艺的文人的名气远远盖过了他的七品芝麻官，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名人，是中国传统文化一朵永开不败的鲜花，他的名字与他的画、诗、书一同流传千古。
说郑板桥怪，怪在何处？怪就怪在他狂。
自述：“板桥幼随其父学，无他师也。幼时殊无异人处，少长，虽长大，貌寝陋，人咸易之，又好大言，自负太过，谩骂无择。诸先辈皆侧目，戒勿与往来。”这大概就是郑板桥的狂状吧。
“束狂入世犹嫌放，学拙论文尚厌奇。”后来涉世深了，力求自我控制，“不求发泄，不畏凋残”。不管怎么样，骨子里仍少不了狂。有时失控，那就狂得无可奈何了。有一次，他按捺不住狂劲，写《沁园春》一首：
花亦无知，月亦无聊，酒亦无灵。把夭桃砍断，煞他风景。鹦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砚烧书，椎琴裂画，毁尽文章抹尽名。荥阳郑，有慕歌家世，乞食风情。
单寒骨相难更，笑席帽青衫太瘦生。看蓬门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细雨，夜夜孤灯。难道天公，还箝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颠狂甚，取乌丝百幅，细写凄清。
郑板桥平时告诫自己不要“发泄”，这次借写这首词痛痛快快地发泄了一通。“毁尽文章抹尽名”，真是“颠狂甚”。
这首词的主题是“恨”。狂与恨是联系在一起的。有狂就有恨。恨是产生狂的根源。
“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这两句话表达了郑板桥一生的抱负。他50岁时当县令，假如说这时“得志”的话，也得志得太迟了。在这之前家境贫寒，四岁丧母，30岁丧父，寒窗苦读，科举考试，略尝人间艰苦。即使当了小县令，也当得不是滋味。他曾写道：
十年盖破黄绸被，尽历遍，官滋味。雨过槐厅天似水，正宜泼荒，正宜开酿，又是文书累。 坐曹一片吆呼碎，衙子催人装傀儡，束吏平情然也未？酒阑烛跋，漏寒风起，多少雄心退！
当官把他当得心灰意懒，他早就想掷掉乌纱帽。后因为民请赈得罪了大吏而被罢官，于是他就自此以后放浪江湖，以湖光山色和画、诗、字自娱，实际上心中很不平静。
坎坷的经历，使他产生了恨。
涉世之后，郑板桥知道了要实现自己的“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的抱负是极艰难的。他说，现今的知识分子，“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做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子、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当然，“束修自好者”，也不乏其人，但是，“好人为坏人所累，遂令我辈开不得口，一开口，人便笑曰：汝辈书生，总是会说，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说了。所以忍气吞声，只得捱人笑骂”。郑板桥任县令12年，据载，“于民事则纤悉必周，讼事则右窭子而左富商。……无留牍，无冤民。在潍县曾开仓捐廉以赈饥民，活人无算，故潍县人民极为感戴”。“去官之日，百姓遮道挽留，家家画像以祀。并为建生祠。”但是，实际上，事与愿违，并未达到拯救贫民的目的。郑板桥常为此而内疚。他曾这样表达他的心情说：“喝道排衙懒不禁，芒鞋问俗入林深。一杯白水荒途进，惭愧村愚百姓心。”郑板桥认为当官亦无法做到泽加于民，所以，他要决然离去。
概括起来，郑板桥要弃官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他在工作中碰了壁，抱负不得施展。他回顾自己官场上的遭遇时写道：“半生图利图名，闲中细算，十件常输九。”为什么老输呢？因为自己书生气十足，不会圆通，不会逢迎，不会攀高，而且绝对不学那一套，“尽把黄金通显要，惟余白眼到清贫”；“此二竿者可以为箫，可以为笛，必须凿出孔窍；然世间之物，与其有孔窍，不若没孔窍之为妙也”。他宁可做赤条条竹竿，也不要“孔窍”。没有“孔窍”，直傻傻，总是被人耍弄，这就叫作：“跳尽猢狲妆尽戏，总被他家哄诱。”
第二，看透了官场的腐败。在他看来，官场上几乎没有一个干净的人。他写道：“贪者三其租，廉者五其息，即此悟官箴，恬退亦多得。”他要洁身自好，只得早早离去。
第三，无功无德，徒居官位，养尊处优，愧对天下贫民。他说：“妻孥绮縠，童仆鼎羹。何功何德，以安以荣？若不速去，祸患丛生。”
第四，看破红尘，视名利如粪土。他写《道情十首》的目的是：“若遇争名多利之场，正好觉人觉世。”道情中有这样的句子：“丰碑是处成荒冢，华表千寻卧碧苔，坟前石马磨刀坏。倒不如闲钱沽酒，醉醺醺山径归来。”结尾他写道：“风流家世元和老，旧曲翻新调。扯碎状元袍，脱却乌纱帽，俺唱这道情儿，归山去了。”寄形骸于山水，过落拓生活：“乞食山僧庙，缝衣歌妓家。年年江上客，只是为看花。”
第五，性格不宜做官。他认为，陈后主、隋炀帝“有幸而为才人，不幸而有天位”，于是他吟出了：“风流不是君王派”这样的警句。实际上，他也将自己的经历和个性心理糅合进去了。他太刚直了。传说：“粤中有蛇，好与人比较长短，胜则啮人，不胜则自死，然必面令人见，不暗比也。山行见者，以伞具上冲，蛇不胜而死。”郑板桥以《比蛇》为题目诗曰：“好向人间较短长，截冈要路出林塘。纵然身死犹遗直，不是偷从背后量。”他称赞比蛇“不是偷从背后量”的性格，实际上也表露了他自己“屈强不驯”的秉性。又写有著名的《竹石》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更是他的自我写照。他反复对家人说，待人要宽容厚道，乃至达到善恶不分的地步。他说：“平生最不喜笼中养鸟，我图娱悦，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性乎！……夫天地生物，化育勋劳，一蚁一虫，皆本阴阳五行之气，氤氲而出，上帝亦心心爱念，而万物之性人为贵，吾辈竟不能体天之心以为心，万物将何所把命乎？”又说：“蛇蚖蜈蚣豺狼虎豹，虫之最毒者也，然天既生之，我何得而杀之？若必欲尽杀，天地又何必生？”至于对恶人，更在他的宽容之内了，他曾写道：“夫彰善瘅恶者，人道也；善恶无所不容纳者，天道也。”他是奉信比“人道”更高的“天道”，他太清高了。郑板桥活到73岁，画了40多年的竹，这最能寄托他的清高和情趣。
十笏茅斋，一方天井，修竹数竿，石笋数尺，其地无多，其费亦无多也。而风中雨中有声，日中月中有影，诗中酒中有情，闲中闷中有伴，非唯我爱竹石，即竹石亦爱我也。彼千金万金造园亭，或游宦四方，终其身不能归享。而吾辈欲游名山大川，又一时不得既往，何如一室小景，有情有味，历久弥新乎！茅屋一间，新篁数竿，雪白纸窗，微浸绿色。此时独坐其中，一柱芽庄香，一盏雨前茶，一方端砚石，一张宣州纸，几笔折枝花，朋友来至，风声竹响，愈喧愈静；家僮扫地，侍女焚香，往来竹阴中，清光映于画，绝可怜爱。何必十二金钗，梨园万辈，须置身于清风静响中也。
郑板桥画竹最多，题竹也最多。在众多的题词中，出现多的词是：
清癯——其吾之清癯雅脱乎；
清瘦——写取一枝清瘦竹；
清光——清光留此照摊书；
清风——一般落落有清风；
绿茵——一片绿茵如洗；
青翠——一团青翠影离离；
青绿——满林青绿翠云湾；
坚韧——千磨万击还坚韧；
拂尘——栽竹拂枝，拂尘洒露。
诗云：“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郑板桥别无他求，只需留下“清瘦”，苦乐都在其中。如此等等，怎不足以表达他的清贫的一生呢？
有所恨，必有所爱。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小小的一首诗，对贫苦人民寄托无限深情，这就是郑板桥的爱。他当官，时时刻刻惦记着人民，他看破红尘寄形骸于山水之间，也不忘掉人民，他曾说：“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即是凡画一兰一竹一石，无不关情于人民。郑板桥的《逃荒行》，写逃荒人饿得皮焦骨折：“不堪充虎饿，虎亦弃不取。”《还家行》写改嫁妇女归故夫的悲惨的情景。“其妻闻夫至，且喜且彷徨。大义归故夫，新夫非不良。摘去乳下儿，抽刀割我肠。其儿知永绝，抱颈索阿娘。”《思归行》写他自己当官无补于民要归去的心情：
山东遇荒岁，牛马先受殃。人食之十三，畜食何可量。
杀畜食其肉，畜尽人亦亡。帝心轸念之，布德回穹苍。
东转辽海粟，西截湘汉粮。云帆下天津，朦艟竭太仓。
金钱数百万，便宜为赈方。何以未赈前，不能为周防？
何以既赈后，不能使安康？何以方赈时，冒滥兼遗忘？
臣也实不材，吾君非不良。臣幼读书史，散漫无主张。
如收败贯钱，如撑断港航。所以遇烦剧，束手徒周章。
臣家江淮间，虾螺鱼藕乡。破书犹在架，破毡犹在床。
待罪已十年，素餐何久长。秋云雁为伴，春雨鹤谋梁。
去去好藏拙，满湖莼菜香。
郑板桥的爱、恨、狂，是一个有序的整体。有了爱，才有恨；有爱与恨的撞击，则有狂。郑板桥的爱，恨，狂，与整个社会不协调，故称之为：“怪。”怪，是郑板桥爱和恨的表现形式，是郑板桥个性心理表现形式。
鲁迅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写照了鲁迅自己，也概括了中国优良传统。可以说，那些堪称中华民族脊梁的人，都有这么点“怪”。源远流长，几千年一脉相承。今天仍要发扬它。
郑板桥的怪，固然与他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分不开。我觉得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因为他的治学方法、治学态度和知识结构与众不同。
郑板桥不仅酷爱读书，而且有异乎寻常的钻研精神。郑板桥自己说：“读书能自刻苦，自愤激，自竖立，不苟同俗，深自屈曲委蛇，由浅入深，由卑及高，由迩达远，以赴古人之奥区，以自畅其性情才力之所不尽。”他爱读书不受书的约束，而是求得自己“性情才力”的舒展。这样，“虽无帝王师相之权，而进退百王，屏当千古，是亦足以豪而乐矣”。郑板桥将书作为客体，自我作为主体，以主体去理解客体，驾驭客体，征服客体，延伸自我，他瞧不起那些没有主体意识的读书人，说他们：“不知书中有书，书外有书”，“为古人所束缚”而“无主张”，“为后世小儒所颠倒迷惑”。郑板桥读书追求的是“特识”。他说：“总是读书要有特识，依样葫芦，无有是处。”郑板桥的情与理也来自书本，更主要是社会和他个人的经历赋予他的判断力。他曾写诗云：
英雄何必读书史，直摅血性为文章。
不仙不佛不贤圣，笔墨之外有主张。
郑板桥尤其是不受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的束缚，他说：“平生不治经学，爱读书史以及诗文词集，传奇说簿之类，靡不贤究，有时说经，亦爱其斑驳陆离，五色炫烂。以文章之法论经，非六经本根也。”
郑板桥的治学方法、治学态度是奇特的，知识结构也是奇特的。他的知识有书本的，有社会实际的，更主要是社会实际的。就他的书本知识而言，尤其与一般知识分子不同，“不治经学”，不以“六经”为“本根”。可以说郑板桥的知识是非正统的，因此，他的思想行为必然与社会正统相悖异。这不能不说是郑板桥之所以怪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