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晨，她把提切尔[1]浇在我的肚皮上又舔掉。那天下午，她试着从窗户跳出去。

我说：“霍莉，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事必须了结。”

我们坐在楼上一个套间的沙发上。这里有很多空房间可以选择。但我们需要一个套间，一个可以边走动边说话的地方。所以那天早晨我们锁上了汽车旅馆的办公室，去了楼上的一个套间。

她说：“杜安，这快要了我的命。”

我们在喝加了冰块和水的提切尔。我们在上下午之间曾睡了一小会儿。后来她下了床，只穿了内衣，威胁说要从窗户那里爬出去。我只好搂住她。虽然只有两层楼高。但还是危险。

“我受够了，”她说道，“我再也受不了了。”

她用手捂住脸，闭上眼睛。她的头来回晃动，发出哼哼的呻吟。

见她这样我难受得要死。

“受不了什么？”我问道，尽管我当然知道她说的是什么。

“我不必对你再说一遍，”她说，“我控制不住自己了。脸也丢尽了。我曾经是个那么骄傲的女人。”

她刚过三十，是个有魅力的女人。高个子，一头长黑发，一双绿色眼眸，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绿眼睛女人。过去我常说到她的绿眼睛，她告诉我说正是这双眼睛让她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难道我还不知道这个！

这一桩接一桩的事情让我觉得糟糕透顶。

我能听见楼下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声。它一整天都在断断续续地响着。甚至我在打盹时都能听得见。我会睁开眼，望着天花板，听着铃声，琢磨我俩之间到底怎么了。

但也许我该看看地板。

“我的心碎了，”她说，“成了一块石头。我不行了。最糟糕的是我再也不会好起来了。”

“霍莉。”我说。

刚搬来这儿做管理员那会儿，我们觉得总算熬出头了。不用付房租和水电，外加一个月三百块。哪儿去找这样的好差事。

霍莉负责账目。她算得清楚，客房大多是她租出去的。她喜欢和人打交道，大家也喜欢她。我负责照看庭院，修整草坪，剪杂草，维持游泳池的清洁，做些小的维修。

第一年可以说是万事如意。我晚上做着另一份工作，我们的状况在改善。我们有自己的计划。然后在某天早晨，我也不知道，那个瘦小的墨西哥女佣进来做清洁时，我刚给一个客房的卫生间铺好瓷砖。是霍莉雇的她。我实在说不上以前曾注意过这个小东西，尽管彼此碰面时说过几句话。我还记得，她称呼我先生。

总之，事情就这样接踵而至。

于是从那个早晨起我开始留意她。她是个长着洁白牙齿的小可人儿。我常盯着她的嘴看。

她开始用名字来称呼我。

一天早晨，我正在修一个卫生间的水龙头垫圈，她走了进来，像其他女佣一样打开电视机。她们在打扫时都这样。我停下手里的活，走出卫生间。看见我她有点意外。她轻笑着叫出了我的名字。

她刚说完我们就倒在了床上。

“霍莉，你仍然是个骄傲的女人，”我说，“你仍然是最棒的。别这样，霍莉。”

她摇摇头。

“我心里有些东西已经死了，”她说，“虽然它坚持了很久，但还是死了。是你杀死了它，就像你劈了它一斧子。现在一切都龌龊不堪。”

她喝完了酒，而后开始放声大哭。我试着搂住她。但没用。

我给我俩添了点酒，望向窗外。

办公室前面停了两辆挂着外州牌照的车子，开车的正站在门口说话。其中的一个刚对另一个说完些什么，他托着下巴，打量着客房。那儿还有个女人，她把脸贴在玻璃上，用手挡住光线，向里面张望。她推了推门。

楼下的电话响了起来。

“甚至在我们刚才干那件事时，你还想着她，”霍莉说，“杜安，这太让人伤心了。”

她接过我递给她的酒。

“霍莉。”我说。

“这是事实，杜安。”她说。“别跟我争了。”她说。

她手里拿着酒，穿着内裤和胸罩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霍莉说：“你背叛了婚约。你毁掉的是信任。”

我跪下来，开始乞求。但我脑子里却在想胡安妮塔。这太糟糕了。我不知道自己会怎样，也不知道世界上其他人会怎样。

我说：“霍莉，宝贝，我爱你。”

有人在停车场按喇叭，停了一下，又接着按。

霍莉擦了擦眼睛。她说：“给我弄杯酒。这杯水太多。让他们去按他们的臭喇叭。我不在乎。我要搬到内华达去。”

“别搬去内华达。”我说。“你在说疯话。”我说。

“我没说疯话，”她说，“去内华达一点都不疯狂。你可以和你那个清洁女工待在这里。我要搬到内华达去。要么去那儿要么自杀。”

“霍莉！”我说。

“霍莉个屁！”她说。

她坐在沙发上，收起腿，用膝盖顶住下巴。

“给我再倒一杯汽水，你这个婊子养的，”她说，“操这帮按喇叭的。让他们去糟蹋那个游客客栈。你的清洁女工现在在那儿做清洁吧？给我再弄一杯来，你这个婊子养的！”

她抿着嘴唇，摆了个脸色给我看。

喝酒是件滑稽的事。当我回头看时发现，我们所有重要的决定都是在喝酒时做出的。甚至在讨论必须少喝点酒的时候，我们也会坐在厨房餐桌，或是外面的野餐桌旁，喝着半打啤酒或者威士忌。我们拿定主意搬来这儿做管理员时，花了两个晚上，边喝酒边掂量此事的好处和坏处。

我把剩下的提切尔倒进了我俩的杯子里，又加了点冰块和水。

霍莉从沙发上起身，在床上伸展开来。

她说：“你和她在这张床上干过吧？”

我无话可说。我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把杯子递给她，在椅子上坐下。我边喝边想，一切都不会再和过去一样了。

“杜安？”她说。

“霍莉？”

我的心跳慢了下来。我等着。

霍莉曾经是我的真爱。

和胡安妮塔之间的那档子事是一周五次，在十点和十一点之间。她在哪个房间打扫就在哪个房间里。我会直接走进她正在清洁的房间，关上门。

但多数时候是在十一号房，十一号是我们的幸运房间。

我们彼此缠绵，但动作迅速。感觉不错。

我想霍莉也许能够熬过去。我想她必须要做的是努力试着去接受。

至于我，我还保留着那份晚间工作。那是份连猴子都可以做的工作。但这里每况愈下。我们真的没有心思去做任何事情了。

我不再清理游泳池。池里长满了绿苔，客人们不再使用它了。我也不再去修理水龙头、铺瓷砖或给墙壁补漆。唉，实际上我俩都喝得很凶。想喝痛快是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的。

霍莉登记客人时也经常出错。她要么多收钱要么根本忘记收钱。有时她把三个客人放进只有一张床的房间，或让一个客人住进有特大号床的房间。我跟你讲，客人在抱怨，有时会吵起来。他们把东西装上车，去了别的地方。

接下来，管理部门的人来了封信，接着又来了一封，是挂了号的。

电话打来了。有人要从城里过来。

但我们不在乎了，这是事实。我们知道自己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我们被生活罚出局，正在为从头再来做准备。

霍莉是个聪明的女人。她起初就知道了。

星期六早晨，我们经过一晚的旧事重提后醒来。我们睁开眼睛，在床上转过身，好好地打量了一下对方。此刻，我们两个都明白了。我们已经走到尽头，要做的是寻找新的开始。

我们爬起来，穿上衣服，喝咖啡，决定开始这次谈话。不受任何干扰。没有电话。没有客人。

我就是在这时拿来提切尔的。我们锁上门，带着冰桶、杯子和酒瓶上了二楼。一开始，我们看着彩电，打闹了一会儿，任由电话铃在楼下响着。想吃东西时，我们就从自动售货机里弄点脆奶酪条。

这真有意思，如今我们意识到一切都已经发生了，任何事情便都是可能的了。

“我们没结婚、还是孩子的时候，”霍莉说，“我们有宏伟计划和梦想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她坐在床上，抱着膝盖和酒。

“记得，霍莉。”

“你不是我的第一个，你是知道的。我的第一个是怀亚特。想象一下。怀亚特。而你的名字是杜安。怀亚特和杜安。天晓得这些年来我错过了什么？你是我的一切，就像歌里唱的一样。”

我说：“你是个出色的女人，霍莉。我知道你曾经有过各种机会。”

“但我没有好好利用它们！”她说，“我没办法背叛我们的婚约。”

“霍莉，别这样，”我说，“打住吧，宝贝。我们别再折磨自己了。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听着，”她说，“你还记得那次我们开车去亚基马外面的农场吗？在泰瑞斯高地的另一边？我们当时在开车随便乱转？在一条土路上，天很热灰尘很大？我们一直往前开，到了那座老房子跟前，你去向人家要水喝？你能想象我们现在去做这样的事吗？去一户人家要水喝？”

“现在那对老人肯定已经入土了，”她说，“并排躺在某个墓地里。你还记得他们邀请我们进屋吃蛋糕吗？后来他们领着我们四处看？屋子后面有个凉亭？在屋后的几棵大树下面？它有个小尖顶，漆掉得差不多了，台阶上面长着野草。那个妇人说，多年前，我是说很久很久以前，人们会在星期天来这儿演奏乐器，大伙儿会坐在这里听音乐。我以为我们老了以后也会那样。有尊严。有一个住处。人们会到我们的门前来。”

我仍然说不出话来。稍后我说：“霍莉，这些事情，我们也会回过头来看的。我们会说，‘还记得那个游泳池里满是污垢的汽车旅馆吗？’”我说：“霍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但霍莉只是端着酒杯坐在床上。

我看得出来，她不明白。

我走到窗户跟前，从窗帘后面往外看。有人在下面说着什么，使劲摇晃办公室的门。我待在那儿。我祈求霍莉能给我些表示。我祈求霍莉指引我。

我听见一辆车子发动起来。接着又是一辆。他们打开车灯，背对旅馆，一辆跟着另一辆，驶离了这里，汇入公路上的车流。

“杜安。”霍莉说。

就连这，她也是对的。

* * *

[1]提切尔（teacher's），一种威士忌酒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