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中国社会一大特征的半殖民地性，可以理解为如前所述的社会发展极其缓慢甚至停滞，处于低阶段的中国社会与具有高度经济能力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势力相结合时所产生的现象。这种现象作为今天中国社会的鲜明特征展现在我们眼前，而且对于涉足中国问题的日本来说，这个特征作为一个极其重大的现实课题置于我们的面前，从这个意义上讲必须加以具体的阐明。

列强的对华活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时期。

第一个是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时期。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始于1840年而结束于1842年的鸦片战争，其结果——《南京条约》的缔结——可以说开辟了各国资本真正进入中国市场的途径。向来，中国封闭其庞大的国土，排拒外来的所有势力。历史上，虽然事实是中国常常被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和北狄等外部势力征服，但观念上却是中国抗拒了所有这些侵犯，且有意否认这样的事实。但现在的结果与以往不同，中国没有抗拒较之自身社会处于更高发展阶段的先进资本主义的力量，1842年的《南京条约》开了这些列强资本进入中国的口子。鸦片战争发生的直接契机，是中国抗拒强制售卖毒品鸦片的英国。若说英国为何要将鸦片带入中国，那是因为英国有双重的需求：调整（与中国的）不平衡贸易，而17世纪以来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栽培了大量的鸦片，英国要在中国开拓销路。继1842年的《南京条约》之后，是1856年的《天津条约》。这是英国与法国采取共同军事行动，以武力缔结的条约。该条约的内容在1876年的《芝罘条约》中被进一步扩大，由此可称为制约中国对外地位的基础——所谓不平等条约的根基便完全构筑起来了。这些条约规定了领事裁判权、关税方面的权利、内河及沿岸航行权等，列强资本利用这些特权关系构筑起向中国全境渗透势力的基础。要而言之，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列强依靠武力或威吓手段，更有甚者利用某种欺诈而从中国攫取特权的时代。

缅甸南部。——译者缅甸北部。——译者 第二个时期是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时期。这一时期，曾被称为“沉睡的狮子”，传统上为人所畏惧的专制主义清帝国，经由甲午战争而被知晓——实际上不是沉睡而是病得连腰也直不起来，于是列强争相对中国提出要求。1897年，德国以传教士殒命为由获得了胶州湾以及在山东庞大的经济特权。其他列强也竞相攫取特权。1876年《芝罘条约》以前，中国在该时期失去的仅领土一项就有：1842年割让香港岛给英国，1858年的《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割让给俄国，1860年俄国和清朝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东岸地区（沿海州）割让给俄国、九龙割让给英国，1862年将下缅甸 让与英国。这一时期中国与法国抗争，1843年到1874年越南的大部分地区成了法国属地。这些合计起来，约129万平方千米。而在1876年到1900年之间，有1879年确定失去的琉球，1881年丧失的伊犁，1885年的越南剩余的地区，1886年的上缅甸 ，1887年的澳门，1895年的台湾及澎湖列岛，1898年的胶州湾（德国）、关东州（俄国）、广州湾（法国）及威海卫（英国），九龙割让区被再度扩大。这一时期割让给外国的地域全部以平方千米数计算的话，约达100万平方千米。加上此前的，共计约230万平方千米。曾在中国影响下的朝鲜以及暹罗取得独立，也脱离了中国的影响范围。

第三个是北清事变（义和团事件）以后到欧洲大战之初的时期。中国将这一时期称为所谓的经济侵略时期。这期间，列强并没有受到中国可以称得上抵抗的抵抗。其间，最大的事件是日俄战争。战争的结果，日本获取了俄国从中国夺取的南满洲一带的政治、经济利益。日本作为新兴帝国完全与列强同伍，与列强一起觊觎中国。

第四个是欧洲大战到“满洲事变”的时段。这一时期前半段，其他列强因欧洲大战而无暇顾及东亚，经济方面感觉完全为日本的专场。最明显的体现是1915年的所谓“二十一条”问题。欧洲大战结束以后，与战前的形势相比有所变化，各国对中国倍加关注而卷土重来。这期间各国在中国看到的重大变化有两点：一个是日本在中国的地位大大增强；另一个就是中国自身的资本主义以显著的势头发展，以此为基础出现了民族运动的跃进。对日本进入中国非常不满的列强，结成共同战线参加了1920年的华盛顿会议。这带有政治目的，企图以英美的压力抑制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扩张。各国的对华活动以非常强劲的势头再度展开，这一时期后半段各国对华活动的特征是结成临时的共同战线，一方面应对日本的进占，另一方面应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之反封建的斗争。

第五个是“满洲事变”之后到现在的时期。这期间的特征，是日本进入了针对东亚的特别重要的活动期。日本如此积极推进在大陆的发展，其原因首先是近年来自身经济的急速发展。与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相比，相对来说其更苦于国内市场的狭小和原料资源的缺乏，对东亚的关心就比其他列强要更为巨大。其次是占特别重要比重的日本国防的观点。最后是中国民族运动的动向逐渐奔向反对日本的方面，排日或排斥日货所体现的强烈程度导致日本出现在大陆开展积极活动的倾向。以上，是各国在华活动的第五个时期的特征。

而对应于此，列强也以新的方式来君临中国。最有特点的就是英国。原来是分割中国或领土获得等政策，而如今则从产业活动或与产业方面相结合的活动转向强化金融资本的方向。如后面所述，英国在政策上强化国民政府并扶植其金融势力，将中国作为安定统一的市场而在其中延伸自己的经济利益，同时强化安定条件下的中国政权，也就意味着明确采取这样的行动以牵制日本的积极活动。另一个是苏联，其将中国新发展起来的民族运动的动向视为重要的东西加以肯定，并采取政策使之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这是在这一时期初即“满洲事变”勃发后对日本在大陆之进展感到威胁的苏联的远东政策最本质的方向，而此次日中事变发生后这一倾向愈加明了。苏联的政策和上述英国的政策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点尤为重要。这并非仅受东洋形势的制约而产生的状况，而是基于对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均构成威胁的事实。

要论述列强在中国的活动现状，说明作为其结果的中国社会现实特征即殖民地化乃至半殖民地性，首先有必要观察事实上列强各国是如何进入中国经济领域的。

讨论各国对华活动时，不能忽视的是这些活动均通过深刻的斗争和对立而展开。即使在个别问题和某种情况下有所合作，那也不过是一时的、相对的。各国在对待中国方面有各具特征的方法，其相互间激烈的竞争、角逐以各种形态和形式展现出来。首先，我们从投资关系上来看各国的对华经济活动。

从今天的世界政治、经济情况来说，表面上经济性质的投资其背后也必有政治势力的参与，所以必须注意仅仅表面地看投资是不充分的。中国现在约有1万千米的国有铁路，其中约九成是通过外债建设的，靠中国国内资本铺设的仅有一成左右。国有铁路之外还有约500千米归外国所有的铁路。

中国国有铁路的负债在1936年6月时是1441637538元，所以可以算出每千米负债是14万元以上。有中国人说，“中国的铁道部不是国有铁路的主人，而是铁道债务的奴隶”，这绝非夸张。英国投资的铁路有京汉、北宁、津浦、京绥、沪宁、沪杭甬、道清、粤汉、广九、浦信、广梅等，其投资总额在1929年年末估价为约6800万美元，加上最近数年的贷款活动，其数额应该更大。

法国有滇越（云南铁路）这条拥有利权的铁路，它完全由法国资本经营，其投资额约2000万法郎。（利马教授推算1929年年末为3200万美元，以战前法郎计算为1.65亿法郎。）其他的贷款铁路还有津浦、正太和陇海等。

美国有800万美元以上的铁路贷款，但没有单独以美国资本铺设的铁路。这是在讨论美国对华政策时不能忽视的问题，表现了美国对华关系上的某种弱势。

日本在“满洲国”之外的中国各地的铁路上，只有6400万日元的贷款。与日本资本有关系的是京汉、京绥、胶济、南浔铁路等。（当然，这一点在日中事变之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此外，比利时、荷兰也有一些贷款。近年德国重返中国市场获得显著地位，这在铁路上也有所表现，如四川铁路等方面就有一两个新的贷款项目。德国的问题，我将在后面综合论述其对华活动时再谈。

由于这些贷款，中国的铁路收益状况为：1931年到1933年总收入1亿元中的约五成用于偿还列强资本的本金和利息。

接下来论述航运方面，国际航路方面基本上都是外国汽船，这自不待言。内河及沿岸航线上，外国轮船公司所占势力也是压倒性的。例如，1937年一年间入港中国的船舶总吨数中只有24%是中国船舶，其他的全部为外国船舶。外国船舶中具有支配性地位的是英国，占总吨数的40%，日本占14%。

现代交通中拥有极其重要地位的航空方面，中国也几乎全是外国资本独占经营的。中国的航空业中最有势力的是美国资本，美国本国的泛美航空公司的子公司中国航空公司（设立于1929年，资本金为1000万元，1936年年末止经营四条航线，5595千米）在中国国内各处开拓航空路线。其次重要的是依靠德国资本和技术成立的欧亚航空公司（设立于1931年，资本金为720万元，其中德国出资250万元，1936年年末止经营四条航线，6560千米）。此外，以中国资本成立的有西南航空公司（1934年由广东政府设立，1936年年末止有四条航线，3130千米），拥有从广东到法属印度支那方向的航空路线，当然这并不占重要地位。其他的，在中国北方与日本相关的有惠通公司（1936年11月与冀察政权签约，事变之后开展活动），这次事变后开拓了日本与满洲直接联络的航空路线。

通信方面，最重要的是大东电信公司，名义上是丹麦资本，事实上属于英国资本。第二是大北电信公司，这也是英国资本。第三是太平洋电信公司，由美国资本经营。与日本有关系的是日中合办的海底电信。此外，无线电最近在中国非常活跃，真茹的无线电台有美国资本加入。

外国金融资本也在中国的金融部门拥有很大的力量。银行资本中，中国资本的银行注入总额约2.37亿元，与此相对，仅日英美三国在中国的少数大银行资本合计就有2.15亿美元。众所周知，英国的香港上海银行（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渣打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national city），日本的正金银行、三井银行、三菱银行、住友银行、台湾银行、朝鲜银行等均在各地设有其支行网络，支配着中国金融界。当然，由于最近中国的金融统制特别是1935年11月币制改革以后，在中国的外国银行的活动受到相当的制约，但英国的麦加利银行和香港上海银行等依托其巨大的资本对国民政府的金融统一政策实施援助，反而增加了其隐形的势力。

中国资本主义不是自发的，而是在外国资本入侵后受其影响发展起来的，这从根本上制约着中国经济。中国民族资本没有进入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关键的重工业，民族资本有相当显著发展的纺织、制粉等轻工业部门中，占支配势力的也还是外国资本。例如纺织方面，与中国资本的1.4亿元相对，日英资本占3.7亿元，日英的势力有绝对优势。而且比较外国资本和中国民族资本两者经营的情况时，不仅要考虑资本金额，还有必要充分考虑技术问题、政治关系、经营的实际状况等。

1936年以来中国纺锤数为5526847锤，其中外国资本占有2518368锤；织机总数52009台中属于外国资本的是27148台。

从1919年到1935年日本在华纺锤数增长了7倍，中国只增长了3倍。织机方面，日本增长了15倍，中国只不过增长了3倍多。

1936年度，日本资本下的纺锤增长了219118锤，英国资本的增长为33228锤，而中国却减少了134060锤。

看纺织方面，英国只有怡和纺织（jardine matheson）一个公司，日本在纺织方面具有压倒性的势力。

这些投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构成了列强各国在中国发展的基础。

根据美国利马教授的计算，按年代来看外国对华投资变迁的轨迹，非常有意思。比较英国、日本和美国三个国家在华投资的比例，1902年英国占三成三，日本不足一分，美国占二分多。1914年，欧洲大战开始的这一年的情况是，英国占三成八，日本跃进到占一成四，美国占三分。到了1931年，英国占三成七，日本跃进到占三成五，美国占六分。

在华外国投资（国别投资额及百分比）

东亚经济调查局译，第77页）

以上是利马教授的计算，再补充一下之后的情况：1934年，包括“满洲国”，日本已凌驾于英国之上。比例是，英国占三成四，日本占四成，美国占六分。由此观之，如前所述，很明显，日本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和与此相关的政治关注的比重近年有显著跃进。

中国在各国资本进入之前，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其进出口贸易市场的价值。与投资方面相比，这一方面有更多的国家在开展激烈的竞争。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日本已经占据了首位，但“满洲事变”之后伴随着排日、抗日运动的发展，贸易上的首位被美国夺走。“满洲国”从中国本部脱离，在统计数字上它被排除在外，这一点需要考虑。1933年日本更是被英国超越，落到第三位。1934年日本反超英国。德国最近在中国市场上急速跃进，达到足以与日本竞争的地位，1935年遂凌驾在英国之上。这里所说的英国只是英国本土。将英国作为问题的时候，正确地说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把作为中转贸易港、具有特殊地位的香港和大英帝国各领域都考虑在内，但在这里为方便计，论述只限定在英国本土。

如前所述，最近日本的对华贸易受到日中关系恶化及抗日、排日倾向强化的威胁，如果不从地理、经济或经济之外各种条件的优势上来弥补，要保住原地位非常困难。同时，这本身也会成为激化日本和中国之对立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中国作为各国商品的销售市场、原料供应市场及投资市场所具有的价值，在世界经济危机以后变得特别重要。而中国引起各国关注的其他重要原因中，不能忘记的是中国作为潜在市场的价值。观察各国以对华政策为核心的对立时，这是不能忽视的因素。

中国的进口贸易中各国的比率

军舰名。——译者 如上所述，各国为确保权益而尽了一切努力。比如各国均在中国有驻军特权，它们往中国派驻相当多的陆海军，采取直接的形式维护本国的权益。1936年1月，各国的驻屯兵总数是9000人，之后伴随着日中之间形势的恶化，日本须在中国北方增加相当的兵力。海军方面，上海有美国的“玛丽” 和日本海军的陆战队。此外1937年7月，在当时状态下英国把20艘军舰配置在中国全境。派遣到中国的军舰，美国约有14艘，法国10艘，意大利2艘，日本15艘。而且一旦有事，各国马上会增兵。例如，1927年排英运动激化的时候，英国从本国运送了1万人的军队到中国。

如上所述，各国势力在中国的所有领域都强势插足。接下来论述列强各国对中国具体采取了怎样的政治、经济政策以及各国政策的特征。

英国

进驻中国历史最长，并确立起牢固的利害关系的是英国势力。英国正是围绕中国进行角逐的各国中具有最强根基的势力。正确评价英国，在现在中国问题的性质或其解决的具体策略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英国是侵入中国的先驱者，中国曾一度有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危险。对此，中方的反抗也很强烈。从历史上看，1925年到1927年中国大革命期间，英国成为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主要对象，那时中国的立场似乎没有变化，但之后特别是以1931年的“满洲事变”为契机，情况全然发生了变化，日本成为中国民族运动的对象。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只是坐收渔翁之利，而是英国积极推行的新计划某种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这一点稍后说明。在这里，有必要从历史上考察一下今日英国在中国的根基之强大。归根结底，这是因为英国在世界上最早完成产业革命，最早积极地走向世界市场，在远东关系上英国以印度计划的成功为基础侵入中国。东印度公司在1600年获得伊丽莎白女王的特许状而设立。之后，垄断贸易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东印度公司，以七年战争为界，从商业力量转变为军事及领土权上的力量。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贸易的垄断持续到1813年，而英国势力以对印度的经营为立足点，在18世纪初就垄断了与中国的贸易。当时中国和欧洲的通商以中国出口绢和茶为主，是单向贸易，英国为了加以调整而产生了将印度的鸦片卖到中国的需求。在这一贸易过程中，东印度公司占有莫大的利益。1813年该公司告终，此时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对于要进一步发展的英国贸易来说成为桎梏，其终结也意味着桎梏的被打破。以此为界，英国对华贸易展现出显著的发展。鸦片战争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印度鸦片的贩卖，而鸦片战争的结果是英国不仅夺取了领土根据地，还成功实现了沿岸的开放而在中国的腹心植入政治势力，确定关税率，获得针对外国商人的治外法权。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对中国的活动以兰开夏的棉业为中心，英国的棉丝棉布的对华输出在1851年之后的30年间增长了约5倍。进入1870年代之后，英国商业资本的主角贵族商人（prince merchant）退出历史舞台后，银行出现在了中国舞台上。1867年香港上海银行（1865年以资本金250万银元设立，1867年改组）创立，此后它一直是英国金融资本在中国称霸的中心，直至今天。与此相关联，英国针对中国的活动不仅通过海路，还从西藏方向积极推进。

在地域上，英国最早考虑的是在中国南方确立势力范围，之后又自行决定把长江流域也划进势力范围。特别在中国南方，英国因香港的关系想在广东确立势力范围，这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冲突，因为该党刚好以广东为中心不断取得发展，奉行三民主义欲举行国民革命，于是反英热潮发展为这一民族运动中最为活跃的现象。如前所述，1925年到1927年大革命期间，英国成了中国最激烈的排外主义的对象。

也有必要谈谈构成英国在中国各方面经济活动之根基的机构，在此只简单提一下作为英国在华经济活动核心的英美烟草、香港上海银行、怡和洋行、亚洲石油公司等。

要说英国的对华投资在哪些方面着力最多，依据前述利马教授的说法，各行业的比例构成是进出口业占全体的二成五，是最多的，与房地产相关的占二成一，制造业占一成八，运输业占一成四，银行等金融业占一成二。贷款活动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的铁路贷款活动。近年来英国再次放出铁路贷款，除了经济考虑外还带有政治意图。法国的中国研究家让·埃斯卡拉概览近年英国的对华活动时写道：“英国对中国最近实行极其和谐的政策，很明显其目的是对抗日本的发展。英国归还了汉口、九江、厦门、镇江的租界，连威海卫租界也返还了。近年，又热心参与中国的币制改革。”这里，有对英国最近的对华活动转变的总结。英国的对华政策过去曾是非常露骨的瓜分政策，但根据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中英国的遭遇而得出的对中国民族运动之评价，加上对日本大陆政策的顾虑，从这两点出发英国改变了政策，这也与其金融资本的要求相一致。英国金融资本与中国的财政金融有密切的利害关系，此外还有巨大的经济权益，所以他们认为最为必要的是中国的稳定和表面上的统一。然而，英国的对华政策在与日本的关系上还显示出各种各样的摇摆。例如1935年11月的币制改革前，英国派李滋罗斯到中国来，那时李滋罗斯还对日本提出了对华共同贷款的提案。众所周知，日本因为内外种种理由拒绝了这一提案。在此之前，英国曾派哈蒙德少将到中国调查四川、云南及其他地方的铁路和矿山情况。

1935年11月4日，英国非常明确地同意中国的币制改革，由此，中国发行了法币这样一种作为管理通货的不可兑换的纸币，采取政策把中国国内的银根集中起来。在这次日中事变中法币的作用非常重要，前面英国建立的与法币的深刻关系也常被提及。

同时，近年英国的贷款活动十分显著，在铁路贷款等方面显示出很高的积极性。1936年9月粤汉铁路修成，按照英国人的说法，只要可以穿过长江和多佛海峡，从香港可以坐火车到伦敦。可以想象，这在英国开发中国南方时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这些英国贷款活动的中心，是基于1930年9月英中两国的备忘录，根据庚子赔款返还处理办法所成立的委员会活动。就是说，形式上是英国把获得的庚子赔款还给中国，但这也并不伤及英国自己的财政，那钱全是从海关收取的。然后将之投资于中国的产业领域，而且材料从英国本国运来，管理方法等方面英国留有发言权。这是一种非常精明的做法。

在此，若要结合历史总结今日英国在华的地位，则有以下几点。

第一，英国的对华侵略是与对印度经营的成功相关联进行的，这一点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其赋予英国式中国经营一个特征，即最初占有土地，接着划定势力范围，然后走向扎根于土地的铁路建设方向。

第二，英国的银行资本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正如反复论述过的那样，英国的银行资本一方面在中国获取非常高比率的殖民地利益［例如，香港上海银行的资本金（总资产10.515亿港币，准备金1亿港币）是2000万港币，约250万英镑，过去一直有着五成的高比例抽成］，同时在其他方面成为英国在中国政治、经济活动的根基。

第三，英国在外交上有历史悠久的经验和老练手段，得以在中国自由发挥其长期的经验，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政治并加以巧妙的引导，在这一点上为日本等所远远不及。这在日中事变上也有相当大的意义。英国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及时改变政策，其政策具有柔软性和多元性。例如历史上，当初俄国和法国的势力合作进入中国时，英国与日本结成同盟与之对抗，接下来日本在远东的地位于欧洲大战期间显著得到强化之后，英国在华盛顿会议上与美国合作而抑制日本。然后是现在，援助中国以对抗日本。这种情形下与苏联在外交政策上也取得了联系。这一切都有自身的特征，对于以日中事变为契机而需要慎重估计英国的政策和态度的日本来说，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

美国

接下来略述美国的情况。从其世界性的地位来说，美国是可与英国拮抗的势力，但在中国的地位绝无法与英国比肩。虽然多少有些地理上的原因，但最根本的是美国进入中国晚于其他各国。因此为了弥补进入中国的落后局面，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主张，即一种在其他强国已经于中国建立起牢固势力的情况下，美国要迎头赶上而跻身其中的方式，且跻身的方式并非低调地参入其中谋得一个角落，而是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大摇大摆地全面参与进来。这是依据1899年9月6日海约翰宣布的著名的“门户开放”声明而有了明确形态的。当然，“门户开放”政策并不是美国对中国的人道主义主张那么单纯的东西，看看日俄战争后举“门户开放”的大旗而欲对满洲要求经济特权的哈里曼铁路贷款计划等企图，便一目了然了。但是，近年来尽管美国的对华活动有其强大的美元力量作为支撑，但还是显示出消极、后退的态势。原因何在？首先，是在“满洲事变”中吃了苦头。就是说，当时从正面打出不承认政策进行攻击而欲压制日本的举措失败，而日本对“满洲事变”处理的成功，致使美国至少短时间内陷入苦境。其次，是美国针对国民政府的政策出现错误，而应对国民政府的政策乃是对华方针的关键。最初，美国以为凭其强大的美元资本可以将国民政府完全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但实际上这与其自身面对的政治经济上之直接关注点相矛盾，故当初的设想被彻底打破。其最大的表现是在白银政策问题上。美国在白银政策问题上采取抬高银价的政策，结果使银本位的中国陷入非常不景气的谷底，导致中国对美感情显著恶化，这阻碍了最近美国对华政策的施展。

主张抬高银价的论者强调，银价高了对白银储藏国中国有利，同时能够提高购买力，也可以促进美国的出口。失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最近显示出非常消极的样子。实际上，这与美国在中国没有日、英那样牢固的经济地盘亦直接相关。

美国在中国市场上利害关系最大的是贸易。“满洲事变”以来，美国凌驾于日本之上，常常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基于此而对中国市场抱有重大的关心。但在考虑美国贸易政策之际不能忽视的是，虽然美国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支配地位，然而从整个远东市场来说，其对日本所拥有的利害关系远远大于中国。而且，与远东市场对日本的重要性相比，对于美国来说该市场的地位要低得多。所以，尽管美国对华贸易上的利害关系非常大，但与日本在中国市场上的贸易关系和关注度比较，则是非常小的。针对中国市场的投资问题，也是一样。因此，只是基于在贸易上和投资关系上的单纯数量就直接得出结论，说美国为维护其经济利益而不免要与日本武力抗争，这样的观点即使存在也是欠妥当的。

美国的对华投资已经在上面介绍各国投资时简单提到。依据太平洋国际关系学会美国书记局的调查来看，1936年美国对华投资有2亿美元，对日投资是2.25亿美元。但也要注意到其对华投资活动近年来有显著的积极性。上海的电力公司由美国资本经营，最近值得注意的投资是在浙江成立的柯蒂斯莱特公司和道格拉斯航空公司支配下的飞机公司。此外，还有1932年作为棉麦贷款而为人所知的5000万美元的贷款条约缔结。（但这一贷款若不看中国市场上棉花和小麦的实际供给关系就不能获得充分成功。根据复兴金融公司老板庄兹公布的情况来看，实际上贷款只执行了17005000美元，资金的大部分用于在美国购买武器，结果援助了国民政府的“国内统一”。）

1935年美国为了在中国市场展开新的活动，派以卡梅伦·福布斯为首席代表的调查团到中国，其结论给美国对华投资活动、贸易活动以新的启示，可是后来美国的具体政策也没有展现出特别活跃的行动。1935年的币制改革中，美国的对华金融援助没有英国那么积极，这是一个事实，而之后与中国签订的美国购买中国白银的金融协定，进行了数次更改而持续至今。最新的则是美国于去年12月15日给了中国2500万美元的贷款。

如上所述，总体上来说美国现在的对华政策带有消极色彩，但需要充分考虑到，各国对中国的政策实际上是其世界政策的一环。世界政策上，英美的协调与靠近是现阶段政治经济上的主要特征。从各种观点来看，伴随着日中事变的展开，尽管不是非常积极，美国对英国的靠近、协调逐渐明确，这是不足为怪的。在金融合作方面，在对日权益的维护问题上，以及在面对其他各种抗议时英美都表现出采取共同步调的倾向。美国也有其国内情况而不可能超越某个限度，但事变最初乃至今日一部分人所考虑的将英美区别开来，而把美国拉向日本一边的想法，或直接从美国获得经济援助的看法，就现状来看难以实现。

德国

尽管德国原本与中国在历史上没有很深的联系，但伴随着“一战”前国内经济的异常发展，其急切地加入了各国争夺中国市场的激战。接着德国以获得山东半岛的利权为基础而表现得相当活跃，但以欧洲大战为契机，它基本上失去了所有的地盘。而最近德国的对华活动中，又有引人注目的地方。其特征之一，是从新的角度将德国对外获得市场的努力转向东洋市场方面。具体体现为中国市场上德国贸易的突出表现。

另一个特征，是在与世界政治相关联而成为远东重要问题的共同防共方面，德国与日本之间有着特别的关系。意大利同样在防共关系上与日本有密切的合作，但意大利在中国市场基本没有根基，贸易和投资方面很少有利害关系。外交方面也处于同样的情形之下，最近作为意大利外交部部长开展活动的齐亚诺伯爵，过去是驻上海总领事而与国民政府的要人，特别是青年外交派的人结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故此次事变之际，中国做出相当努力以接近意大利。汪精卫派的干将陈公博因与齐亚诺上海时代的关系而赴意大利，对其做了相当的工作，汪精卫外游期间也与意大利有交流，虽然如此，整体上意大利对中国的关注远远不及德国。有观点认为，日中事变对意大利来说是可以促进其政策向前发展的一个机会。意大利方面也有这样的见解，事变之初对日态度是相当友好的。

相比之下，德国对日本的态度相当的摇摆不定，最初甚至与英国一起采取了反日的姿态。这是因为近年德国资本进军中国市场，因军备扩张需要获得原料，以及中国作为销售市场的重要性等各种因素，导致德国对进入中国非常积极，因而与英国或法国合作进行所谓的经济开发等。特别是在投资地的德国商人等，因为这次日中事变，发展中的德国对华贸易蒙受重大打击，这种情况下德国对日本没有什么好感。要而言之，德国对中国有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方面是国际政治方面，因直接与欧洲的问题相关而有必要与日本一起强化防共轴心，在东洋虽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关系是一样的；另一方面，是德国资本主义本身对中国市场的经济需求。这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以现在的日中事变为契机体现出来，产生了日中事变发生之初德国态度的动摇。这在观察德国最近对华投资和贸易关系的消长情况时，是有充分肯定性的依据的。

前面，已经介绍了德国对中国市场的投资关系因欧洲大战而全部失掉。例如，根据利马教授1931年的调查，1902年德国在各国对华投资中占两成，欧洲大战开始后的第二年即1915年落到一成六多一点，到了1931年更是骤降到只有二分七厘，投资相关的比重显著减少。但最近投资上有所增加，特别是在南京政府的铁路建设计划方面德国也以其贫乏的资本投了一部分，多少显示出一些积极的气势。贸易关系上，其发展也有值得重视的地方。从1931年以后各国对华贸易关系的变迁来看，德国所占比例在1931年仅五分，而日本占到二成五。之后德国对华贸易逐渐发展，1932年占7%，1933年占8%，1934年占9%，1935年占11%，1936年占16%，接着是1937年占到了15%多而已然凌驾于英国之上，仅次于日本，居第三位。

一个中国人说到德国对华贸易的特征时，认为这最能体现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贸易性质，即德国从中国进口的基本上是原材料，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中最多的是军需工业品。还有一个特点是对华出口方面，德国出口商和中国的私人企业结合，德国方面提供机械以及工具，中国方面提供流动资本，而取相互出资、共同经营形式的不少。其把工业产品当作一种资本输出。德国同中国缔结贸易协定，已经商定采取易货制，中国提供钨、其他矿产品和桐油，德国提供机械、交通材料和武器。

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德国上述于中国市场上相互矛盾的两个发展方向开始逐渐合二为一了，即从国际政治的观点出发与日本强化防共关系。作为其必然的结果，则不得不牺牲对德国经济来说相当重要的中国市场。1932年为中国军队改组，德国派遣了以国防军冯·塞克特元帅为指挥、法肯豪森将军为代表的约60人的军事顾问团到达中国。他们既是军事顾问，同时极端一点说也是为出售德国武器而斡旋的中介人。这些军事顾问，一方面的目的是为中国军备高度现代化而训练军队，另一方面在向中国出口必要的军需物资，特别是成品武器的同时，也从中国进口本国军需工业所需的原料、矿石以及油、皮革类产品，即在以军需品及其原料为中心的德国对华贸易中直接或间接地发挥斡旋作用。随着日中事变的发展，德国对以军需品为中心的对华贸易关系逐渐显露出消极的态度，同时又必须强化基于国际政治关系的防共轴心。去年春天，在汉口待到最后的法肯豪森将军等数名军事顾问全部撤回德国，就是其表现之一。当然，观法肯豪森将军一行的临别讲话，很明显未必就对日本的对华军事行动持肯定态度。德国以前在对华关系上，对中国政治方面的活动非常消极，倾向于通过经济关系逐渐强化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而现状是，通过此次事变其不得不从世界经济关系上对此加以清算，尽管伴随着相当大的摩擦也将向这个方向逐渐推进。

法国

接下来是法国。法国之于英国据说就像桑丘·潘沙之于堂吉诃德那样，在太平洋，法国的势力原本不能独立地与英国或日本对抗，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此之前，法国与日本基本上没有出现过摩擦，但伴随着日中事变的进行，特别是日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中国南方一带，法国与日本的摩擦逐渐明显地表现出来。法国的对日关系如此强烈地表现出来，除了上述的直接原因外，还需要考虑到其在世界政治上与英国紧密合作的共同战线。在欧洲，日本的盟国德、意的攻势使英法关系日益紧密，这于东洋又强化了英法在对抗日本方面的合作。

能够体现法国上述态度的，是最近从法属印度支那到云南、广西方向公路的开通，并由此向中国大量出口武器。法国与中国西南直接相连，向中国出口武器的通路与刚才说的法国与日本的摩擦有很大的关系。这条新的公路意义非常重大。特别是粤汉铁路被阻断，香港的地位下降，于是法属印度支那到中国的通路便发挥出重要作用，这一点众所周知，不必赘述。接着，去年夏天出现了法国占领西沙群岛的问题，另外，广西的镇南关和南宁之间约150千米的铁路建设贷款落实，施工也切实得到推进。还有消息称，法国金融团为贵州和广西之间的铁路建设提供了1.5亿法郎的贷款。这个后来没有摆在明面上，法国当局也予以否认，但极有可能在将来得到实施。最近围绕海南岛问题，法国对日关系很消极，也恶化了很多，除了一两次的抗议可能还有更深的问题留给将来。日本出于军事上的必要占领了这个岛屿，以此为根据地，可能会采取行动防止大量武器从法属印度支那运往中国内地。鉴于海南岛在中国南海占据的重要位置，还可能有日本与英法间的深刻问题留给将来。

然而，上述法国最近的政治动向绝非出于偶然。从历史上看，法国之侵入中国仅次于英国，具有深厚的根基。一方面是这种历史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还有地理上的理由，只有了解到这两点才能充分理解在远东政治上法国和日本的摩擦。

越南北部大部分地区，又称北圻。——译者 法国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在北方继沙俄之后，在海上则追随英国，时常搭乘它们的“便车”。但不消说，根本上还是竞争对立的关系。后来，法国着手越南计划，经过与中国24年的争斗而于1885年签订了《天津条约》（《修复通商和平条约》），据此法属印度支那完全成为法国的领土。《天津条约》由10条构成，根据第7条法国在铁路建设上获得特权。法属印度支那面积约70万平方千米，人口约2000万，是法国殖民地中明显排在第一位的重要殖民地。用一个法国人的话来说，法属印度支那正是法国在东半球的活动中心，可谓法兰西帝国的“第二祖国”。法国占据这个有利的根据地，积极对中国本土进行其经济、政治行动。在1897年更是通过海南岛不割让宣言迫使中国保证不把海南岛割让给其他国家，此后的第二年又有云南、广西、广东不割让宣言。在此之前曾将东京 的国境向着有利的方向变更，让中国在广西和云南开设几个贸易城市，进而得到这三省的矿山开发权以及最终对自己有利的滇越铁路（云南铁路）建设，也就是将越南铁路延伸到中国内地的权利。1898年法国取得广州湾的同时，确定拿到了滇越铁路的铺设权。当时的印度支那总督杜美说，这条铁路如不能经过重庆延长至四川的省会成都便无法发挥其本来的价值。这种意图，最近在法国对中国西南的铁路开发合作中再次抬头，即这是秉承当时的趋势而有其一贯历史背景的想法。

法国最初考虑的是与沙俄联合侵入中国，但日英同盟中的英国政策获得成功，日本战胜了俄国，法国的这一计划惨遭破坏。因此，法国的对华活动不得不转换方向。其表现有1907年日法协定的缔结等。法国以新的方式进入中国的企图终究因地理和与欧洲国家的关系，不得不多少顾及英国的存在并采取追随政策，虽然其中也有一些相互竞争。

再看法国的对华投资。各国对华投资的排名顺序在欧洲大战前是英、德、日、俄、法、美，大战后变成了英、日、美、法、德、俄，不用说这是欧洲大战导致的结果，实际上只是德、俄被排斥出局，并不意味着法国自身投资的增加。根据利马的推测，1931年在各国对华投资总额的32.42亿美元中，法国的投资额仅有1.92亿美元，只占全体的6分左右（参见前面的表格）。

法国对华投资的特征，是以银行资本为中心开展活动。但可以说，其投资增加的速度非常缓慢。这又体现着法国对华政策的一个特点。与此相关颇有意思的一点，也反映在在华外国租界中法国租界的特性上。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国权收复运动的抬头，各国也在各自的对华政策上出现逐步调整租界，并将其交还给中国的倾向。特别是英国采取了这样的政策，而法国依然执拗地守卫着租界。汉口的外国租界逐渐消失，直到事变后日本占领汉口才恢复租界。那期间，短时间内日本也没有了租界，但只有法租界依然残存。法租界里不管何处，商业的发展是次要的，宜人的住宅和政治阴谋、经济社会的黑暗面却隐藏其中。上海法租界的投资占法国对华投资的首位，据统计，1930年为3890万美元。

其他特征，体现在法国对华文化投资方面。法国的天主教传教团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而占据稳固的地位，其财产额达到270万美元，其中九成在上海。

中国西南在今后日中战争的现实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中法国变得特别重要，因为如前所述由于历史或地理关系法国的势力集中到中国西南，而连接抗战根据地——中国内陆与海外的主要交通路线要通过法属印度支那，由法国来保障。中国境内完全依外国资本而归外国所属的铁路是滇越线（也称云南铁路，经昆明、老街而通到海防），这在与中国内地的联系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外还有香港、海防之间的航路在华南海上交通方面发挥关键的作用。航空方面，法国航空公司——法航有南北两条航线连接广东和法属印度支那。据报道，最近河内和昆明之间的航空线路上也有法航的延长线路。矿山权方面，法国握有福建、贵州、广西、江西和云南很多矿山的开采权。金融方面，东方汇理银行成为其中心。

一般都认为法国和中国南方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在投资关系上体现得并不明显。概观法国在华南的势力，据某调查显示，法国对华南的投资额在昭和三年（1928）是1352万元。

如前所述，法国重视文化投资，特别是天主教传教团在中国扎下了很深的根基。仅看华南，学校有126所，教会88个，医院8所，还有两个其他机构。这样的状态，显示法国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文化势力圈。

法国在日中事变以来的东亚政局上变得特别重要，我们可依据上述历史、地理关系来理解。与此相关而意义特别重大的是，在世界及远东、太平洋政策上法国从属英国这样一种关系，随着英法的共同行动而突出了与日本的摩擦面。最近，法国作为日本的一个障碍而现身，原因在于伴随着这次事变的发生，国民政府与法国之间产生了新的直接关系，这是必须考虑的。原本由于中国民族的抵抗力，法国不易进入中国，而事件之后国民政府对外政策上表现出欢迎法国的姿态，因而法国势力向中国渗透成为可能。同时，在华南有坚固的地盘，曾极度压制法国进入华南的英国，以采取共同行动对抗日本为条件，而给予法国一个强势侵入华南的机会。

虽说如此，在太平洋上法帝国主义相对较弱，无法正面与日本对抗。这体现在武器输入、海南岛占领等问题上两国的交涉过程中。

苏联

最后思考一下苏联的对华关系。首先要考虑的，是苏联的对华关系与其他国家的情况非常不同。其他列强的对华关系基础在于直接的政治经济权益考量，而苏联则可以说采取了一种独特的立场。这必须与后面要论述的中国民族运动的动向联系在一起来思考。

在欧洲大战之前，俄国对中国采取的完全是侵略性的政策。首先，俄国急速侵入西伯利亚并对满洲施加压力，接着在与日本围绕满洲的对抗中失败而一时后退，但仍然对东北亚构成非常大的压力。但是，欧洲大战发生而俄国国内爆发革命，其以往的对华政策不得不为之一变。1919年7月，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向中国国民发表著名的宣言为界，苏联开始进入对华政策的新阶段。

这一宣言以苏联当时憧憬世界革命而勇往直前的意气风发的言辞，表达了果断决绝的意志，因此给世界大战后浸润于新潮流而梦想摆脱长期殖民地状态的中国民众以极大的感动，这乃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年轻人依然无法忘记当时听到这个宣言时所受到的感动，即使今天他们在很多方面对苏联抱有反感，可见这个宣言效果的强烈。简言之，其内容是废除此前的一切秘密条约，放弃沙俄从中国攫取的所有土地及一切特权和种种优惠。可以想象这个宣言给中国国民带来了怎样巨大的影响，当时伴随着大战带来的资本主义对华压迫的放松及中国民族资本的显著发展，中国国民一时醉心于半殖民地中国独立解放的幻想。

第二年，即1920年加拉罕继而发表了同样旨趣的宣言，及至1924年5月则与北京的外交总长顾维钧缔结了新的协定（1924年5月30日签署《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两国邦交得以恢复正常化。此前的1923年1月，越飞和孙中山在上海会面，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

当时，试图通过各国援助而把中国从半殖民地状态解放出来的孙中山曾想通过凡尔赛会议的决议获得欧美或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的援助，但期待落空。而就在这非常失望的时刻，苏联以宣言所述的态度径直走过来，加之中国民众运动的急速发展，致使国民党走上了积极推进联俄联共政策的道路。

之后，一方面因1927年蒋介石对共产党实施政变而导致与苏联的关系显著恶化，另一方面在北方，发生张作霖的北京政府闯入苏联大使馆搜捕杀害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的事件，遂导致两国断交。后来，1929年7月就中东铁路问题中苏又起纷争，邦交恢复的交涉难以推进。不过，在1932年6月两国还是最终恢复了邦交。

这与满洲事件的发生多少有些关联，即对日本的侵入感到威胁的两国各有打算，它们认为相互靠近是有利的。一般认为，主要是苏联出于这种考虑而创造了靠近的机会。

“满洲事变”之后，苏联一方面看到日本在中国大陆有异常的渗透进而考虑到与本国冲突的危险性，另一方面鉴于排英民族运动的教训以及后来国共分裂的教训，致使苏联改变了对中国民众运动的态度。那么，这种变化的特征何在？要而言之，即明确地与国际政治相结合。就是说，苏联意识到只是高举世界革命的旗帜而君临中国的大众运动，这种方式失败的可能性很大。应该从具体的国际政治观点出发来掌握在华的错综复杂的各国关系，由此产生具有现实包容力的政策，同时也从政治观点来看待存在其中的国民政府。这是从后来的相互关系中，可以感知到的苏联对华态度的变化。事实上，中东铁路事件发生以及1932年中苏恢复邦交的时候，在国际左翼阵营内部是有过不少反对意见的。

1935年夏天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综合考虑德共在德国的失败教训和世界性民族主义运动的抬头，集权主义政治倾向和战争勃发的危险性等，提出了新的战略战术。同时，苏联考虑到以中国为中心的各种内外情况而改变了之前对国民党的政策，又结合中国以日本为对象的民族运动高潮不断的事实，似乎暗自做出了以下决定：一方面引导中国共产党走向与国民党合作的方向，另一方面尽可能利用伴随日本积极侵入大陆而激化起来的列强对立。那以后，随着日中事变的爆发，事态朝着符合苏联方针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了极其困难的国共合作。只是，这一阶段苏联的对华政策并非像一般预期的那样突然变得积极、露骨了。这一点，与之前1925年至1927年中国大革命时苏联所采取的政策很不相同。1937年8月双方缔结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当然不是传言那样的秘密协定，即使有秘密协定也并非外传的那种意义上的秘密条约，这由苏联后来的行动可以证明。只是运送武器等或背后的各种援助，苏方作为商谈伙伴显示了很大的积极性，而没有深入到派遣军队或参与远东军事行动的程度。而且，苏联目前对国民政府的态度相当克制，并从整体上密切关注中国民族运动的大势，沿着这条线努力抑制中国共产党出格的行动。

苏联对华政策的重点，终归是放在考虑世界政治中与其他各国的关系上。英法因目前的内外情况而站在援助国民政府的立场上，苏联也一样。但很明显，苏联追寻的方向最终与英法的绝不一致。而且，如果苏联的援助过头或国民政府本身“赤化”了，英法对中国的援助也就到头了。我认为，苏联在这一点上考虑得最多。

沙俄崩溃之后，苏联在中国本土的经济比重基本上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欧洲大战前，俄国对华投资居于第三位，而最近让出中东铁路之后，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贸易关系上也不成气候，从各国对华输入贸易比例来看，1934年、1935年、1936年苏联分别占0.82%、0.83%、0.13%。因此可以说，苏联对华关系的重要性不像资本主义各国那样以经济关系为基础，而在于与中国民族运动动向相关联的政治性上。

不过，苏联在与外蒙古的关系上，对政治、经济都是绝对重视的，而与新疆的关系则在日中事变后越发密切了。以所谓打通红色通道为基干的苏联的新疆政策，伴随着这次战争中武器运输的需要使这条线路重要性增加的同时，也会不断延展。

如上所述，各国从其各自角度对中国内部施以强大的影响力。问题是如果现在各种条件不变，那么日中事变进展到最后，上述关系也会持续。我认为，倘若这些关系没有大的变化和调整，那么日中事变本身也不会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