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与历史停滞性

现代中国的特征，当然是漫长历史发展中造成的中国社会特征在现阶段的表现。它一定是建立在漫长的中国社会特征基础之上的东西，使现代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和半殖民地性得以形成，并铸就了其社会特征。就是说，现代中国的半殖民地性是因为中国根本上存在着落后乃至停滞性，这样的社会突然与外界接触而急剧发生变化，以至成了现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因此，有必要探究时至今日社会落后的原因何在。而关于中国的半封建性，有必要充分考察其封建性何以长期存在。

这两者的原因必定是共通的，因此必须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去寻求。而中国社会历史性的基本性质在何处，见解因人而异，并不一致。

与此相关，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亚洲（东方）社会”乃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

当然，我并不打算在此就这个众人业已讨论过的比较繁杂的问题展开详细论述。

《经济学批判》的作者论述道：“概而言之，亚洲的、古代的、封建的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的各种生产方式可以说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各个发展阶段”，可以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社会系统的一个阶段，定位为早于古代生产方式的一个社会系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亚洲的”这一说法不是地域上的区分，而是世界史、人类史范畴的区分（森谷克己《亚细亚生产方式论》）。其内容意味着原始的农业共同体。

出现“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无数解释和与此相关的论争，当然是因为这一概念的创始人对其意义的理解并不充分，更是因为很多尝试用这个概念来说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努力所致。

作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而经常被列举出来的种种，很多情况下并非在其创始人所规定的意义上，而是根据中国社会来思考且没有进行时代上的严格区分而得出的。就是说，乃是将其作为宽泛的历史意义上的中国社会特征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东方社会的特质与农业共同体并列，人们常常一股脑列举出如土地私有制的欠缺、人工灌溉的需要，以及与此相应的大规模公共事业组织的必要，乃至作为国家形态的专制主义等特征。

“亚细亚生产方式”，既有诞生于氏族制衰退而向阶级社会转化之际的，也有适应氏族制共产主义社会的，或与古代奴隶社会相适应的。另外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观点来看，“亚细亚生产方式”还有指宋代以来明显形成的官僚阶级统治的。当然这种情况下，其主张与此概念创始人的观点没有任何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适用于中国社会各个时期的想法在道理上也说得通。只是如此一来，“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内容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具体说明。

当然在这个意义上，相反地，否认“亚细亚生产方式”之存在的观点也会出现。持这种主张的人，只认可封建社会的若干东方特殊性。

“亚细亚生产方式”由创始人赋予了怎样的结构内涵，这个问题与今天阐明东方社会现实情况这一问题相比，没有那么重要。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受到热心讨论的理由是，伴随1925年至1927年间中国革命的发展，有必要正确地定位中国社会的性质。

中国社会的历史特殊性，可以在建基于显著的停滞性基础上的农业社会中寻求。因为农业社会，正是贯穿农业共同体时代直至现代中国的本质性社会。或者也可以说，中国社会的特性正是在这个农业共同体的变质过程中呈现出来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个变质过程中成为轴心的中国家族制度所发挥的作用极其重要。就家族制历史来说，中国也经历了母系氏族时代向父系氏族时代（在这一时期的后期我们得以看到父权的确立）的变迁。氏族制度崩溃后走向大家族制，大家族制崩溃后则走向小家族制，这种变迁在中国的情形与其他社会一样。林语堂在其著作中反复说及家族制度的重要性。

此处引文采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版《吾国与吾民》，2013年，第117页。——译者 中国原始社会制度也是母系社会。其证据在周代已可明见。盖彼时一般人之族性系取自妇人之名字，而个人之名字系所以表明其出生之地点或所居之官职者。（林语堂《吾国与吾民》）

此处引文采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版《吾国与吾民》，2013年，第117页。——译者 林语堂没有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像女性主义者一样感慨“后来孔教学说出世，始萌女性须行蛰伏的意识；隔别男女两性的所谓礼教乃为孔门教徒所迅速地推行” 。

关于家族制度在现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则有如下论述：

此处引文采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版《吾国与吾民》，2013年，第155页。——译者 因为家族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底，中国的一切社会特性无不出自此家族制度。家族制度与村社制度——村社制度为家庭组织进一步而范围稍为扩大的范型——可以统括地说明一切中国社会生活的现象。面情，宠嬖，特典，报恩，礼仪，官吏贪污，公共组织，学校，基尔特（同业联合会），博爱，慈善，优待，公正，而最后全部中国政治组织——一切都出自此家族及村社制度，一切都从它摄取特质和状态，更一切都从它寻取解释特殊性质的说明。从家族制度里头产生了家族观念，更从家族观念产生社会行为的某项法规。

不消说，家族制度和村社制度（这两者密切结合）在历史上也是中国社会的核心。

陶希圣就家族制度和国家权力的结合关系，有如下说明：

中国的大家族制度，是以世禄这一世袭财产为物质基础的父系、父权、父治的制度，观察周朝的专制国家权力形态，也是以世袭的领土为物质基础的父系、父权、父治制度，是模仿大家族制度创设的，而且执掌国家权力者就是氏族的家长。即使一开始不是家长，掌握国家权力后也会成为其首领。

秋泽修二将“家长制的专制主义”推举为中国社会的根本特征：

君临于中国社会经济整体之上的家长制专制国家权力，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结构上的家长制专制主义的特点——我们在从周朝到现代中国的社会史上几乎所有时代都能看到，不管是在中国的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里。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家长制的专制主义是中国社会的根本特征。而且很多情况下，这一专制主义采用的是官僚支配体制（专制的官僚主义=官僚等级制度）。（秋泽修二《支那社会构成》，第23页）

此种家长制或曰父权的专制主义与数千年的历史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一起贯穿于中国社会，虽然能否完全说明各个时代的情况还是个问题，且官僚支配体制的确立在年代上属于后期的特征，但不管怎么说，我想家长制的专制主义无疑是决定中国社会根本特征的一个重要力量。

中国社会过去长期停滞的原因在于农村共同体的残余顽强的存在。这一点，从我们对现代中国的村落和家族制度的观察来看基本上没有问题。然而，为何农村共同体的性质被保留下来了，则的确是重要的研究课题。

其原因在内部和外部都有。

在内部，父权制、宗族制是结合的纽带，此外还与中国农业的特殊性有关。关于这一点，如罗易所论述的那样，家畜的饲养并未普及等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参见m. n.罗易《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只是罗易还应该探讨为何家畜的饲养没有得到发展。如瓦格纳在《中国普通人替代运输牲口》中所述，这是因为奴隶性的农民成了家畜的替代品。）

外在原因方面，中国在经受资本主义列强的进攻之前，周围并没有足以破坏、吸收中国社会的其他强有力社会。中国虽然数次受到外族侵略和征服，但这些外族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水平极低。基于这样的条件，稻叶博士、林语堂等都认为，外族侵略反而起到了促使中国不断恢复活力的作用。

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达到能充分说明的水平，所以在此就谈到这个程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