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身的前一天，我到钱庄里去卖金子。一进门，一个小房间，地面比马路上低不了几寸，可是已经像个地窖似的，阴惨惨的。柜台上铜阑干后坐着两个十六七岁的小伙计，每人听一架电话，老是“唔，唔，哦，哦”地，带着极其满意的神情接受行情消息。极强烈的台灯一天到晚开着，灯光正照在脸上，两人都是饱满的圆脸，蝌蚪式的小眼睛，斜披着一绺子头发，身穿明蓝布罩袍，略带扬州口音，但已经有了标准上海人的修养。灯光里的小动物，生活在一种人造的夜里；在巨额的金钱里沉浸着，浸得透里透，而捞不到一点好处。使我想起一种蜜饯乳鼠，封在蜜里的，小眼睛闭成一线，笑迷迷的很快乐的脸相。

我坐在一张圆凳上等拿钱，坐了半天。房间那头有两个人在方桌上点交一大捆钞票。一个打杂的在旁观看，在阴影里反剪着手立着，穿着短打，矮矮的个子，面上没有表情，很像童话里拱立的田鼠或野兔。看到这许多钞票，而他一点也不打算伸手去拿，没有一点冲动的表示——我不由的感到我们这文明社会真是可惊的东西，庞大复杂得怕人。

换了钱，我在回家的路上买了毡鞋，牙膏，饼干，奶粉，冻疮药。脚上的冻疮已到将破未破的最尴尬的时期，同时又还患着重伤风咳嗽，但我还是决定跟闵先生结伴一同走了。到家已经夜里八点钟，累极了，发起寒热来了，吃了晚饭还得洗澡，理箱子，但是也不好意思叫二姨帮忙，因为整个地这件事是二姨不赞成的。我忙出忙进，双方都觉得很窘。特为给我做的一碗肉丝炒蛋，吃到嘴里也油腻腻的，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我把二姨的闹钟借了来，天不亮就起身，临走，到二姨房里去了一趟，二姨被我吵得一夜没睡好，但因为是特殊情形，朦胧中依旧很耐烦地问了一声：“你要什么？”我说：“我把钟送回来。”二姨不言语了。这时候门铃响起来，是闵先生来接了。立刻是一派兵荒马乱的景象，阿妈与闵先生帮着我提了行李，匆匆出门。不料楼梯上电灯总门关掉了，一出去顿时眼前墨黑，三人扶墙摸壁，前呼后应，不怕相失，只怕相撞，因为彼此都是客客气气，不大熟的。在那黑桶似的大楼里，一层一层转下来，越着急越走得慢，我简直不能相信这公寓是我住过多少年的。

出差汽车开到车站，天还只有一点蒙蒙亮，像个钢盔。这世界便如一个疲倦的小兵似的，在钢盔底下盹着了，又冷又不舒服。车站外面排列着露宿轧票的人们的铺盖，篾席，难民似的一群，太分明地仿佛代表一些什么——一个阶级？一个时代？巨大的车站本来就像俄国现代舞台上的那种象征派的伟大布景。我从来没大旅行过；在我，火车站始终是个非常离奇的所在，纵然没有安娜·凯列妮娜卧轨自杀，总之是有许多生离死别，最严重的事情在这里发生。而搭火车又总是在早晨五六点钟，这种非人的时间。灰色水门汀的大场地，兵工厂似的森严。屋梁上高栖着两盏小黄灯，如同寒缩的小鸟，敛着翅膀。黎明中，一条条餐风宿露远道来的火车，在那里嘶啸着。任何人身到其间都不免有点仓皇吧——总好像有什么东西忘了带来。

脚夫呢，好像新官上任，必须在最短期间括到一笔钱，然后准备交卸。不过，他们的任期比官还要短，所以更须要心狠手辣。我见了他们真怕。有一个挑夫催促闵先生快去买票，迟了没处坐。闵先生挤到那边去了，他便向我笑道：“你们老板人老实得很。”我坐在行李卷上，抬起头来向他笑了一笑。当我是闵先生的妻子，给闵先生听见了也不知作何感想，我是这样的臃肿可憎，穿着特别加厚的蓝布棉袍，裹着深青绒线围巾，大概很像一个信教的老板娘。

卖票处的小窗户上面镶着个圆形挂钟。我看闵先生很容易地买了票回来，也同买电影票差不多。等到上火车的时候，我又看见一个摩登少妇娇怯怯的攀着车门跨上来，宽博的花呢大衣下面露出纤瘦的脚踝，更加使人觉得这不过是去野餐。我开始懊悔，不该打扮得像这个样子——又不是逃难。

火车在晓雾里慢慢开出上海，经过一些洋铁棚与铅皮顶的房子，都也分不出是房屋还是货车，一切都仿佛是随时可以开走的。在上海边缘的一个小镇上停了一会，有一个敞顶的小火车装了一车兵也停在那里。他们在吃大饼油条，每人捏着两副，清晨的寒气把手冻得拙拙的，不大好拿。穿着不合身的大灰棉袄，他们一个个都像油条揣在大饼里。人虽瘦，脸上却都是红扑扑的，也不知是健康的象征还是冻出来的。有一个中年的，瘦长刮骨脸的兵，忽然从口袋里抽出一条花纱帕子，抖开来，是个时髦女人的包头，飘飘拂拂的。他卖弄地用来醒了醒鼻子，又往身边一揣。那些新入伍的少年人都在那里努力吃着，唯恐来不及，有几个兵油子便满不在乎，只管擎着油条东指西顾说笑，只是隔着一层车窗，听不见一点声音。看他们嘻嘻哈哈像中学生似的，却在灰色的兵车上露出半身，我看着很难过。

中国人的旅行永远属于野餐性质，一路吃过去，到一站有一站的特产，兰花豆付干，酱麻雀，粽子。饶这样，近门口立着的一对男女还在那里幽幽地，回味无穷地谈到吃。那窈窕的长三型的女人歪着头问：“你猜我今天早上吃了些什么？”男人道：“是甜的还是咸的？”女人想了一想道：“淡的。”男人道：“这倒难猜了！可是稀饭？”女人摇头抿着嘴笑。男人道：“淡的……莲心粥末是甜的，火腿粥末是咸的——”女人道：“告诉你不是稀饭呀！”男人道：“这倒猜不出了。”旁听的众人都带着鄙夷的微笑，大概觉得他们太无聊，同时却又竖着耳朵听着。一个冠生园的人托着一盘蛋糕挤出挤进贩卖，经过一个黄衣兵士身边却有点胆寒，挨挨蹭蹭的。

查票的上来了。这兵士没有买票，他是个肿眼泡长长脸的瘦子，用很侉的北方话发起脾气来了。查票的是个四川人，非常矮，蟹壳脸上罩着黑框六角大眼镜，腰板毕挺地穿着一身制服，代表抗建时期的新中国，公事公办，和他理论得青筋直爆。兵士渐渐的反倒息了怒，变得妩媚起来，将他的一番苦情娓娓地叙与旁边人听。出差费不够，他哪来这些钱贴呢？他又向查票的央道：“大家都是为公家服务……”无奈这查票的执意不肯通融，两人磨得舌敝唇焦，军人终于花了六百块钱补了一张三等票。等查票的一走开，他便骂骂咧咧起来：“妈的！到杭州——揍！到杭州是俺们的天下了，揍这小子！”我信以为真，低声问闵先生道：“那查票的不知道晓得不晓得呢？到了杭州要吃他们的亏了。”闵先生笑道：“哪里，他也不过说说罢了。”那兵士兀自有板有眼地喃喃念着：“妈的——到杭州！”又道：“他妈的都是这样！兄弟们上大世界看戏——不叫看。不叫看哪：搬人，一架机关枪，啛尔库嗤一扫！妈的叫看不叫看？——叫看！”他笑了。

半路上有一处停得最久。许多村姑拿了粽子来卖，又不敢过来，只在月台上和小姊妹交头接耳推推搡搡，趁人一个眼不见，便在月台边上一坐，将肥大的屁股一转，溜到底下的火车道上来。可是很容易受惊，才下来又爬上去了。都穿着格子布短袄，不停地扭头，甩辫子，撇嘴，竟活像银幕上假天真的村姑，我看了非常诧异。

火车里望出去，一路的景致永远是那一个样子——坟堆，水车；停棺材的黑瓦小白房子，低低的伏在田陇里，像狗屋。不尽的青黄的田畴，上面是淡蓝的天幕。那一种窒息的空旷——如果这时候突然下了火车，简直要觉得走头无路。

多数的车站仿佛除了个地名之外便一无所有，一个简单化的小石牌楼张开手臂指着冬的荒田，说道：“嘉浔，”可是并不见有个“嘉浔”在哪里。牌楼旁边有时有两只青石条凳，有时有一只黄狗徜徉不去。小牌楼立定在淡淡的阳光里，看着脚下自己的影子的消长。我想起五四以来文章里一直常有的：市镇上的男孩子在外埠读书，放假回来，以及难得回乡下一次看看老婆孩子的中年人……经过那么许多感情的渲染，仿佛到处都应当留着一些“梦痕”。然而什么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