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政治家，奥利弗·克伦威尔都比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个英格兰人都伟大得多，他既是军人又是政治家。要找到这样一位政治和军事能力完美结合的人，或许只有尤利乌斯·恺撒和拿破仑·波拿巴了。虽然奥利弗·克伦威尔没有尤利乌斯·恺撒和拿破仑·波拿巴伟大，毕竟他在一个更小的舞台上施展拳脚，但他“像巨人一样跨越了清教主义英格兰的狭隘世界”[1]。
拿破仑·波拿巴
尤利乌斯·恺撒
作为一名军人，奥利弗·克伦威尔不仅赢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创造了获取这个胜利的工具。在战争初始的军事混乱中，他组织了军队，使清教主义大获成功。新模范军及后来的共和国和护国制的军队，不过是更大规模的铁甲军。跟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铁甲军一样，新模范军军官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如果条件允许，尽可能从绅士当中挑选军官。如果没有合格的绅士，普通的自耕农和市民也可以。不管什么身份，“他们不急功近利，忠于职守，工作谨慎”。品行和军事技能同等重要。一位上校曾经抱怨说，奥利弗·克伦威尔任命的一名上尉更适合传教，而不是作战。奥利弗·克伦威尔回答说：“没错。我确实认为能将祈祷和传教做到极致的人，战斗力也最强。据我所知，只有心怀上帝，才能勇气倍增，信心满满。我向你保证，他是一个好人，也会是一名好军官。”任何军官一经发现效率低下，信仰某些被认为是亵渎神明的异端邪说，或是总体道德素质低下，则会被立刻解职。
人们常说，军官是军队的灵魂。奥利弗·克伦威尔要求军官保持效率，遵守纪律，军官们也依此向下推行。大多数士兵都是志愿兵，当然也有许多被强制入伍的。我们不能说所有为清教而战的人都是圣人。然而，正规的薪饷和严明的纪律使他们在和平时期成为欧洲最循规蹈矩的士兵，而在战争时期则是一支“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的军队。共同的信念将士兵和军官团结在一起。让他们备感自豪的是，他们不只是一支雇佣军。他们不仅为报酬而战，还为原则而战。奥利弗·克伦威尔成功激励士兵，让他们对自己的领导力充满信心。同时，他也用自己的高度热情感染大家。奥利弗·克伦威尔和拿破仑·波拿巴一样，有影响大众的力量。因此，他组建的这支军队正如爱德华·海德所说，“这支军队是胜利的代名词”。“这支军队秩序井然，纪律严明，作风良好，行为自制，勇往直前，所向披靡。这些特质使它闻名于世，令人生畏。”
然而，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胜利更多归功于他自身的军事天赋，而不是军队的素质。在他的军旅生涯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他在军队中的事业起步很晚。大多数成功的将军都从年轻时就接受武装训练，但直到四十三岁，奥利弗·克伦威尔才第一次听到枪响，在战场上指挥一个中队。人们常问，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乡绅是如何打败那些曾经在欧洲最著名的军官指挥下学会作战的士兵的？答案是奥利弗·克伦威尔有军事天赋，而当时的形势更是快速促进了这一天赋的全面发展。在战争开始时，奥利弗·克伦威尔表现出的精力、决心和判断力，证明他具有战争要求领袖必须具备的才智和品格。战争的特殊性质，总体指挥的缺乏、议会力量的混乱，给了他自由发挥的空间。在战争初期，地方首领只顾各自地盘，发动小规模战斗，下级军官罕见地拥有行动自由。独立性和责任感让优秀的士兵迅速成长。起初，奥利弗·克伦威尔和对面的敌人一样没有经过训练，但在频繁的战事中，他学会了如何作战。安德鲁·马维尔曾经用轻快的口吻谈到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勤奋英勇”。如果他比别人更快地吸取了战争的教训，那是因为他全力以赴地学习，从不错失任何一次机会，让每一次经历都成为财富。
一次带领骑兵的战斗给奥利弗·克伦威尔带来了第一次荣誉。在进攻中他进攻迅猛，势不可当。和鲁珀特亲王一样，奥利弗·克伦威尔也喜欢亲自带领骑兵冲锋，但在战斗趋白热化时，他能更严格地控制部队。将对面交战的敌人击溃后，他会留心观察战场，时刻准备让获胜的中队投入战斗，要么援助打成平手的部队，要么加入获胜部队完成最终胜利。马斯顿荒原战役和其他许多战役表明，奥利弗·克伦威尔能在突发状况下果断迅速地得出结论，而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纳皮尔[2]将这种特质称为“战争中大师精神的可靠标志”。一旦战局已定，奥利弗·克伦威尔毫不留情地乘胜追击。“我们追出两三英里，处决了他们。”这是格兰瑟姆的战斗结束后，奥利弗·克伦威尔描述战场的冷酷话语。纳斯比战役后，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骑兵追击了十二英里。
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纳皮尔
成为军队统领后，在战场上，奥利弗·克伦威尔对军队的管理和对骑兵师的管理有着相同的特点。在内战早期的战斗中，敌对双方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没有设立上将。总指挥通过召集军队、选择战场展示统帅能力，而一旦战斗开始，军队就脱离了控制。一个师的每一名指挥官都独立行动，军队各部合作很少，缺乏统一指挥。奥利弗·克伦威尔则大不相同，他指挥大军行动就像控制自己的骑兵一样，目标明确，充满活力。各师都分配有具体的任务，联合行动从而完成总体目标。最能证明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战术技巧的例子就是邓巴之战。虽然士兵人数比对方少得多，但奥利弗·克伦威尔用大炮和一小部分士兵牵制住敌方一半的兵力，全力以赴攻击敌人阵地的要害，并在关键时刻让一支强大的后备部队投入战斗，从而决定了当天的战局。无论哪一次胜利，奥利弗·克伦威尔都将胜利最大化。邓巴战役后，苏格兰人两万两千人中损失了一万三千人。普雷斯顿战役后，詹姆斯·汉密尔顿公爵的军队中成功返回苏格兰的不到三分之一。伍斯特战役后，没有一支苏格兰部队能成功撤退。
与同时代的将军相比，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战略特点是大胆、充满活力。这反映了他的性格特点，但最初是出于政治和军事考虑。1644年，奥利弗·克伦威尔宣称：“如果不快速有效地推动战争，为了缔结和平，国家将迫使议会答应任何条件。”必须抛弃“海峡对岸士兵那样的拖延战术”，否则清教主义事业将就此毁于一旦。因此，奥利弗·克伦威尔没有模仿专业士兵普遍采用的小心谨慎的防御策略，而是采用了速战速决的战术。一位军事评论家说：“他是现代战争方法的伟大的首创者。拿破仑·波拿巴和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特·冯·毛奇后来使用的就是他的战略。这个战略将攻占堡垒和防御工事降为次要，而将攻击战场上的军队作为首要任务。”
在普雷斯顿战役中，奥利弗·克伦威尔不得不面对一股人数两倍于己的军队。由于人数的优势，对方在没有足够的地面侦察和集中兵力的情况下，大胆挺进。奥利弗·克伦威尔原本可以拦在詹姆斯·汉密尔顿公爵的前方，将敌人赶回去。然而，他选择攻击苏格兰军队的侧翼，并将己方精悍的兵力安插在苏格兰军和苏格兰之间。就这样，他将詹姆斯·汉密尔顿公爵的军队切成了不同的分队，每一次攻击都将詹姆斯·汉密尔顿公爵与援军隔得更远，最终导致对方的毁灭性溃败，而不只是一次退败。1650年和1651年，奥利弗·克伦威尔面临更艰巨的任务。他不得不入侵一个有许多天然屏障的国家——苏格兰。这个国家有一支更强大的军队和一位精通防御战略的总指挥。在邓巴，奥利弗·克伦威尔想尽办法让大卫·莱斯利在开阔的战场上打一场阵地战，却毫无成效，直到对方的一次错误给了他机会。奥利弗·克伦威尔毫不迟疑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在1651年的战役中，奥利弗·克伦威尔发现自己又一次因大卫·莱斯利的费边战术[3]陷入僵局。由于大卫·莱斯利没有留任何机会，奥利弗·克伦威尔不得不制造一个机会，大胆明智地敞开了通往英格兰的大门，引诱苏格兰人入侵，最终给了他们致命一击。
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特·冯·毛奇
在远征爱尔兰中，奥利弗·克伦威尔有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要解决。虽然敌方的军队过于疲弱，在战场上无法与己方抗衡，但他们行动敏捷，将他们击退并非易事。爱尔兰许多天然和人为的障碍也是敌军的优势所在：要塞城市具有战略价值，而高山沼泽为地方开展游击战提供了便利。此外，爱尔兰气候恶劣，人民充满敌意，国土荒芜，奥利弗·克伦威尔必须从英格兰携带大量补给。在这种情况下，战争主要是攻城战、突击战和艰苦行军，没有什么大会战。为了充分利用英格兰在海洋控制上的优势，奥利弗·克伦威尔将陆军和舰队的运作结合起来。他首先进攻、控制海港，进而占领河流要塞，从而逐渐加强对整个国家的控制。这样一来，最终的完全征服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对这些不同战役取得的战绩，观点或许各异。但有一点很明确，奥利弗·克伦威尔能根据战争的实际环境和对手的性格调整策略并获得成功。他的军事天赋可以胜任命运赋予他的一切任务。
只有专家才能确定奥利弗·克伦威尔在伟大将领中的精确位置。奥利弗·克伦威尔本人认为，在军事和政治上能与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相提并论将是他的最高荣誉。他们两人一手组建了军队，是战争中的创新者——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是战术上的创新者，而奥利弗·克伦威尔是战略上的创新者。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是欧洲新教的捍卫者，这正是奥利弗·克伦威尔希望成为的样子，在为信仰而战的同时，他们也在为自己国家的利益而战。然而，无论他们的目的有什么样的相似之处，世袭君主和篡位者的地位悬殊，终究无法相提并论。同时，人们经常拿奥利弗·克伦威尔与拿破仑·波拿巴相比，不是因为他们的性格相似，而是因为他们的事业相似。他们都是革命的宠儿，凭借军功一路攀升，登上权力巅峰。在国内动乱后，他们都努力重建民事政府，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国家。但使他们掌权的革命具有不同的性质，要求这两位统治者具备不同的品质。
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性格是延续至今的争议话题。大多数同时代人对他十分苛责。在保王派看来，正如爱德华·海德所说，奥利弗·克伦威尔只是“一个勇敢的坏人”。然而，在谴责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同时，爱德华·海德却无法抑制对他的钦佩之情。因为尽管这位篡位者“罪恶滔天，必将永沉炼狱，但也不乏美德，让历代后人念念不忘”。奥利弗·克伦威尔是一个暴君，但他“没有杀人成性”。他不仅“对人的天性和情感有深度的理解”，而且“有着伟大的精神，令人钦佩的谨慎和睿智，以及宽大的胸怀”。
共和党人认为护国主奥利弗·克伦威尔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叛教者。埃德蒙·勒德洛说，“他的所有变革只为自己的一路晋升”。为了“一己之私”，他牺牲了公共事业。本来国家的一切都进展顺利，新的政治纪元即将到来，“眼看国民就要获得人类能够享有的最大幸福，却因为一个人的野心，所有善良公民的期望就此成为泡影”。
理查德·巴克斯特是一位长老派。和埃德蒙·勒德洛一样，理查德·巴克斯特也是护国主坚定的反对者，但态度要温和一些。在他看来，奥利弗·克伦威尔是个好人，只是无法抵挡巨大的诱惑。
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初衷是好的。在他人生的主要过程中也是虔诚忠厚的，是成功和胜利使他堕落。后来，他的宗教热情为野心让位，而野心随着成功不断膨胀。当奥利弗·克伦威尔用胜利击败了所有的反对意见后，他面临着最大的诱惑。而他被诱惑征服了，一如他征服了别人。
奥利弗·克伦威尔就像约翰·弥尔顿笔下的撒旦，即使在堕落之后，“他最初的美德也并未丧失”。作为英格兰的统治者，“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主要目的是行善。他比之前任何人都更能推动上帝的利益”。
18世纪的作家对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评价和之前的作家一样严厉。亚历山大·蒲柏提倡道德修养，反对扬名于世的野心。因此他评论说：“奥利弗·克伦威尔之名将永刻耻辱柱。”伏尔泰将奥利弗·克伦威尔概括为半无赖半狂热者。大卫·休谟则称奥利弗·克伦威尔为伪善的狂热者。1839年，约翰·福斯特甚至援引了沃尔特·萨维奇·兰道的“毋庸置疑的”论断，认为奥利弗·克伦威尔活着是一个伪君子，死后是一个叛徒。
亚历山大·蒲柏
伏尔泰
1845年，托马斯·卡莱尔出版了《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信和演讲集》。对每一位不带偏见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有力地驳斥了指责奥利弗·克伦威尔伪善的理论。“他不是满嘴谎言的小人，而是心怀真理的君子”，这是托马斯·卡莱尔的结论。后来的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接受了这个观点。至于奥利弗·克伦威尔是不是狂热分子就不那么容易回答了。就像东正教一样，对于狂热一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只是大卫·休谟，对许多人而言，热心者和狂热者是同义词。显然，奥利弗·克伦威尔不同于大多数政治家，指导他行动的是宗教而不是政治原则。他的政治理想是他的信条的直接结果。这并不是说纯粹的政治考虑对他的政策没有影响，只不过这些影响不是主要因素。
大卫·休谟
在一次演讲中，奥利弗·克伦威尔明确陈述了他在公共生活中遵循的原则。“我曾经在这个国家担任过好几个不同的职务。我确实竭诚履行对上帝、对上帝的子民、对共和国的责任。”
这些话意味着什么？如果有人问奥利弗·克伦威尔，在公共事务中他对上帝的义务是什么，他会回答说，就是执行上帝的意愿。1647年，奥利弗·克伦威尔对军官同仁说：“我们都希望将执行上帝的意愿作为我们所有行动的基础。”奥利弗·克伦威尔敦促军官们在行动之前必须深思熟虑，“我们会发现我们所做的就是上帝所想的”。因为莽撞行事会招致违背上帝意图的风险，也就是“与上帝作对”。
然而，在错综复杂的英格兰政治中，人们如何确定上帝的旨意呢？一些清教徒声称他们已经直接获知了上帝的意愿，并将这些个人信念当作上天的旨意。奥利弗·克伦威尔从不这么做。在一次祈祷会上，有人号称他们得到了类似启示。奥利弗·克伦威尔宣布：“我不敢说我能奉主之名得到任何启示。”他认为人们或许可以“被神灵告知”，但将这些“神圣的意念和发现”用作政治行动的依据时，必须慎之又慎，因为自欺欺人的危险真实可见。奥利弗·克伦威尔说：“我们会轻易地将这些‘神圣的意念和发现’叫作信念，但或许这只是世俗的想象。”奥利弗·克伦威尔曾经警告苏格兰的神职人员道，“人们对错误的认知和它的误用有一种世俗的信心”，而这可以被称为“精神上的酗酒”。
就奥利弗·克伦威尔自己而言，他相信“天命”而不是“启示”。既然万事都是由上帝的意志决定的，那么政治家要解决的问题就在于发现事件背后隐藏的目的。当奥利弗·克伦威尔宣布普雷斯顿战役胜利时，他请求议会探询“在我们所有的职责中，上帝体现了什么意志”。他对疑虑重重的朋友罗伯特·哈蒙德上校说：“你要在一连串天象中探寻上帝的旨意。”对奥利弗·克伦威尔来说，在每次政治危机中试图解释事件的意义都是采取行动前心理活动的一部分。由于很难确定上帝的真实意图，他常迟迟下不了决心，宁愿多看一会儿，任事态继续发展，等待事态发展更明朗。这种迟缓不是优柔寡断，而是有意中止判断。而一旦他下定决心，就绝不犹豫，勇往直前。他在政治上和在战争中一样雷厉风行。
这种由事件引导的天意感知体系有一定的危险性。在政治上，摇摆不定通常被认为是欺诈的表征，而奥利弗·克伦威尔在政治上的前后不一有目共睹。前一年，他的首要任务是与查理一世达成协议，而后一年则是将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一会儿全力支持建立共和国，一会儿支持建立带有君主制性质的政府。他的政策变化太突然，连朋友都很难为他申辩。一位时事评论家虽然相信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动机，但仍然抱怨他反复无常，缺乏远见，对一件事“一会儿全力以赴，一会儿弃之不顾”。此外，奥利弗·克伦威尔对每一项新政策的执行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更加剧了这种前后矛盾的影响。这是奥利弗·克伦威尔天性的一部分，就像他的管家提到的“极度暴躁的脾气”。1647年，奥利弗·克伦威尔说：“人们常说我操之过急。”他补充说，急躁之人倾向用自己的方式衡量危险，这种方式更多是出于想象而不是真实，有时会欲速不达。这通自我批评不仅相当公正，而且解释了他的一些错误。1653年时，如果奥利弗·克伦威尔能充分意识到强制解散议会会给清教事业带来什么危险，他决不会这么做。
然而，政策短视虽然有损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政治家形象，却有助于维护他的正直。他忙于应付眼前的种种困难，无暇制定一个使自己无懈可击的周密计划。1647年，奥利弗·克伦威尔带着一种惊讶的语气告诉法兰西大使，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时候，他的地位是最高的。他对议会说，他早就没有从天命中得到启示了。1656年，奥利弗·克伦威尔说：“这些问题和事件不是有所预兆，而是在事务中突然出现。”由于这一系列不可预见的事件，他必须先行一步。而再往前一步，他就被推到护国主的位置上了。他说：“我是出于必要才坐到这个位子上的。虽然说是希望做点好事，但更多是为了防止即将到来的伤害和不幸。我确实预见了这种可能。”
奥利弗·克伦威尔自认从未图谋高位，因此，他对“制造了必要条件”的指控更是反感。因为这不仅是对他诚信品质的玷污，而且是在宣扬无神论，仿佛这世界已经任由人类翻云覆雨，而不是归上帝的管辖。人们说“是护国主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阴谋诡计促成了这一切”，而实际上这些伟大的革命是“上帝的革命”。“当你评判一个人时，说他阴险狡诈或是精明圆滑都无妨，但如果你说主的革命是人类发明的产物，可要当心。”
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话发自肺腑。他觉得自己不过是更高权威手中的一件工具。然而，他用如此强大的力量给事件定性，并将他对事件意义的解释强加于事件之上，无论是同时代的人还是历史学家，都不能将他的自由意志范围限制得如此之小。
“过分注重外来的天意”是奥利弗·克伦威尔自己也承认的缺点。他将事件的表象而不是真相作为导向并不能排除他有自欺欺人的可能性，尽管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正如威廉·莎士比亚所言：“人们可能会按照自己的方式解读事件，却完全脱离事务本身。”奥利弗·克伦威尔有时会误解事实的含义，即使他能充分意识到事实的重要性。他曾经说：“如果事实如此，我们岂能儿戏？”因此，他比党内其他政治家更务实，更缺乏远见。同时，他也更开放，更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时代的需要。对许多那个时代的政治家来说，遵循老套的政治计划似乎是政治智慧的最高境界。平等派和苏格兰长老会就是典型的例子。盟约者在时势变化、屡次失败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旧模式。对此，奥利弗·克伦威尔认为是没有吸取事件的教训。他对苏格兰的牧师说，盟约者对上帝的伟大启示视而不见，这是固执任性，“因为事务没有按照他们的想法推进，而伟大的上帝也没有降临到他们的思想中”。如果一个人固执地坚持共和制或君主制，他会觉得自己犯了同样的错误。政府形式本身不分好坏。任何一种形式都可能是好的，这取决于当时英格兰的具体情况和人民的感情，也取决于是否对我们的事业更有利及事件揭示的上帝的目的。据报道，奥利弗·克伦威尔曾经说，无论通过任何形式实现目的都合法。如果将“形式”理解为政府的形式，将“目的”理解为政治目的，毫无疑问，奥利弗·克伦威尔就是这么想的。无论他如何改变方法，他的目的都一样。
威廉·莎士比亚
为了理解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政治目标，有必要讨论他说的维护“上帝子民的利益和共和国的利益”的具体含义。奥利弗·克伦威尔给出的顺序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他的责任对象首先是一部分英格兰人，然后才是所有的英格兰人。奥利弗·克伦威尔充满爱国自豪感。在向议会列举国家面临的危险时，奥利弗·克伦威尔曾经总结说，这些危险不会让英格兰人意志消沉。“我确定不会，因为我们是英格兰人，而这就足以说明一切。”在另一个场合，他说：“跟其他民族一样，英格兰人在这世上的声誉会有变化，但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是高很多。”在几次演讲中，奥利弗·克伦威尔称英格兰人为“世上最好的人民”。他们之所以最好是因为“他们拥有最高贵纯洁的信仰，这是他们的无上荣耀。这就是宗教”。说英格兰人是最好的，还因为在英格兰人中间有另一个民族，“他们是上帝的掌上明珠”，“上帝的心头挚爱”，也是“上帝的子民”。他解释道：“我所说的上帝的子民，指的是在这个国家中各种各样的虔敬的人们。”换句话说，就是所有的清教徒。
奥利弗·克伦威尔认为上帝子民和国家的利益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但这两者并不是不可调和。奥利弗·克伦威尔说：“歌声之所以动听，因为唱的是这两种利益的和谐之歌。如果有人认为两种利益不一致，那是令人同情的空想。”与此同时，上帝子民的自由比公民的自由和国家的利益更重要，“公民的自由和国家的利益次于并且理应次于上帝更特殊的利益。除此之外，上帝已经将最好的事物给予了人类”。宗教自由优先于政治自由。政客们认为：“如果我们能动用聪明才智取得公民自由，那么宗教自由就会随之而来。”奥利弗·克伦威尔强烈谴责他们，认为他们是“犹疑分子”，“被顾忌所束缚”。政客们并不比那些漠不关心的世俗之人强多少，因为他们永远不可能达到事业所要求的“精神高度”。然而，事实是，一半的共和党人和绝大多数英格兰人都持有被奥利弗·克伦威尔谴责的观点。
奥利弗·克伦威尔希望用宪法治理国家。一个能人有统治芸芸大众的神圣权利。这个理论并没有迷惑奥利弗·克伦威尔。他清醒地认识到，自治是英格兰人民的先辈遗产和天然权利。总体上，他接受将民主作为首要原则，即人民主权的观点，或者用他的话说是“最高权力的基础在于人民，并由人民的代表决定”。奥利弗·克伦威尔不止一次宣称，所有政府的终极目标是被管理者的利益。他声称自己的政府准则是“一切为了人民。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完全不考虑其他利益”。然而，人民的政府并不一定意味着由人民管理。奥利弗·克伦威尔说“这是问题所在。为人民着想，而不是取悦他们”。护国制的历史是对这段文字的阐释。为了防止重新陷入无政府状态或复辟斯图亚特王朝，必须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奥利弗·克伦威尔决定在议会的协助下让政府运转。如果不可能，可以不需要议会。如果有必要暂停人民的自由或在没有议会批准的情况下征税，他也不会犹豫。最终，英格兰人会意识到他的行为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奥利弗·克伦威尔说：“问问他们是愿意让自由意志毁了他们，还是服从必须服从的事？”他相信人们会给出让他满意的答复。
如果有希望逐渐回归宪政，英格兰人也能默许这种暂时的独裁。他们不能接受的是，为了被奥利弗·克伦威尔称为上帝子民的清教徒少数派的利益，人民主权被永久限制。然而，护国制所有宪法的确立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为了这些少数人的利益，《政府文书》限制了议会的权力，使护国主奥利弗·克伦威尔成为宪法的守护者。也是为了清教徒的利益，《谦卑的请愿和建议》重新建立了上议院。如约翰·瑟罗所说，上议院的目的是“确保良好利益不受下议院的不确定性影响”。正如另一位奥利弗·克伦威尔支持者承认的，“下议院的精神不仅与上帝的事业没什么关系，而且不尊重上帝的事业”。
奥利弗·克伦威尔相信，他的政府所带来的切身利益，会将国家的多数派融入少数派的统治当中，并“将人民纳入耶稣基督的利益范围”。因此，人民和“上帝的子民”间长期的敌对将最终达成和解。
这是虚妄的幻想。清教主义徒费精力，妄想用武力使英格兰成为清教主义国家。他们企图转变世界信仰的热情与之一脉相承。支持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党派逐渐发生了变化，失去了许多“有良知的人”，却吸引了大量的追名逐利者。这个党派不再是由宗教利益维系的政党，而是由物质利益和政治需要维系的联盟。奥利弗·克伦威尔曾经斥责苏格兰教士“搅入世俗政策，染指世俗权力”，妄图建立他们所谓的“基督王国”。奥利弗·克伦威尔警告苏格兰教士，“主承诺的锡安[4]”不会建造在“这样无节制的砂浆”上。然而，奥利弗·克伦威尔自己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清教主义正是建立在流沙上。因此，随着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去世，护国制消亡，他的努力也因失败宣告结束。与此同时，奥利弗·克伦威尔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由于他的利剑，君主专制没能在英格兰扎根。也由于他的利剑，大不列颠从内战的混乱中崛起，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不再是三个独立的敌对王国。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尝试也并不是完全负面。他的政策思想对英格兰的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奥利弗·克伦威尔死后三十年，他为之奋斗的宗教自由被正式立法。至于与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联盟，虽然遭到了复辟时期的政治家的破坏，却由18世纪的政治家实现了。奥利弗·克伦威尔渴望确立的海洋控制权和他试图建立的大不列颠帝国，都成为现实。就这样，其他人完善了他设计和尝试的事业。
在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一生中，他都是一个政党拥护者，后人无法接受他民族英雄的身份。然而，在致力于个人事业时，奥利弗·克伦威尔也为国家尽忠。在塑造国家未来方面，没有哪位英格兰统治者比他做得更多。在行动方面，也没有哪位统治者比他更明确地展示出“朴素的英雄气概”。
注解：
[1] 这是借用了威廉·莎士比亚在戏剧《尤利乌斯·恺撒》中评价尤利乌斯·恺撒的台词：“他像一位巨人，跨越了这狭隘的世界。”——译者注
[2] 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纳皮尔，爱尔兰人，英国陆军将军，军事历史学家，巴斯骑士。著有《1807年到1814年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方战争史》，下文引用部分出自该书。——译者注
[3] 费边战术，指在两军交战时，避免壕沟战和正面会战，采用小规模冲突、切断对方物资供应、消磨对方斗志等方式拖垮敌军的战术。——译者注
[4] 圣典中的耶和华居住之地，是一个正义、忠诚、纯洁的乌托邦，和代表世俗与罪恶的“巴比伦”相对。——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