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伍斯特战役大获全胜，议会通过投票决定给奥利弗·克伦威尔四千英镑年薪，将汉普顿宫分给他作为居所，并派代表向他表示感谢。1651年9月12日，奥利弗·克伦威尔凯旋回师伦敦。随军牧师休·彼得斯声称，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举止中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的狂喜。他悄悄对一个朋友说，奥利弗·克伦威尔将自立为王。布尔斯特罗德·怀特洛克记录说：“他表现得非常和蔼可亲。在他关于伍斯特战役的演讲中只说别人，很少提及自己，并理所当然地将战争的荣耀归于上帝。”显然，从战报上看，奥利弗·克伦威尔认为伍斯特的胜利是“至高无上的仁慈”。因为它不仅结束了战争，而且号召大家携手合作，共建和平。奥利弗·克伦威尔告诉议长，这是对议会的激励：
休·彼得斯
执行上帝的意志，因为上帝已经为这个国家执行了自己的意志。上帝的良好愿望是建立国家、改革政府。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上帝让人们自发地保家卫国，并在这次伟大的战事里赐福给他的仆人。
布尔斯特罗德·怀特洛克
格洛斯特公爵亨利·斯图亚特
尽管共和国政府取得了成功，但它本质上只是临时政府。人民选择默认而不是接受它的存在，甚至拥护者也认为，既然内战已经结束，就必须建立一种更持久、更符合宪法的政府。在奥利弗·克伦威尔回到伦敦后不久，一次军官和议会议员的会议更明确了这种诉求。律师们都支持某种君主制形式的政府。有人建议说，已故国王查理一世的第三个儿子格洛斯特公爵亨利·斯图亚特现在十二岁了，可以被立为国王。但士兵们不愿意听到任何带有君主制色彩的东西。约翰·德斯伯勒少校质问道：“为什么英格兰及其他国家不能以共和的方式治理？”奥利弗·克伦威尔很少说话。比起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似乎更愿意了解别人的想法。奥利弗·克伦威尔同意律师们的观点，认为“带有某种君主权力性质的国家治理方案”是最有效的。奥利弗·克伦威尔知道无论是和平任务还是战争任务都需要强大的执政力，但他怀疑恢复斯图亚特王朝的可能性。他同意士兵们的观点，认为建立新议会是当务之急。但与1649年一样，奥利弗·克伦威尔认为如果长期议会能自行解散，收场会更体面，也更合乎时宜。在公开和私下场合，奥利弗·克伦威尔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说服下议院解散。他说：“作为一名议员，我一次又一次地，甚至是十次、二十次地劝议会解散。”然而，尽管“奥利弗·克伦威尔阁下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演说”，下议院仅凭两票的优势决定了解散议会的日期，而这一日期是遥远的三年以后的1654年11月3日。奥利弗·克伦威尔只好接受拖延解散议会的事实，并尽其所能让现有议会发挥解决国家问题的作用。如今，摆在他面前的任务比同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作战更艰巨。人们对他的期望越来越高，而他的权力却越来越小。有人给奥利弗·克伦威尔写信说：
上帝已经让您完成了伟大的战争使命，人们期待您能完成和平使命：打倒压迫者，减轻被压迫者的负担，解开被困者的枷锁，为贫困家庭提供温饱。
在伍斯特战役后的几个月里，国民通常将请愿书直接发给奥利弗·克伦威尔和军队而不是议会。然而，议会掌握了所有权力。虽然奥利弗·克伦威尔曾经拯救了议会，但随着危险的远离，议会逐渐摆脱了他的影响。在经常参加会议的六七十名议员中，最能干的成员同时也是国务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忙于日常行政事务，没有精力考虑更长远的立法计划。至于其他人，一些人专注于地方事务，另一些人忙于经营各自的农场和生意，还有一些人则忙于从没收来的土地中牟利。有少数几个议员是出了名的腐败，而党派纷争和钻营谋私比腐败危害更大。亨利·韦恩爵士向奥利弗·克伦威尔抱怨说，一些议员百般阻挠，“如果没有经过反复争论，即使是简单分内的事情他们都不愿意做”。奥利弗·克伦威尔自己说：“任何事情的进展都困难重重，都要经历党派纷争。其实这根本不值得议会开会讨论。”
尽管困难重重，奥利弗·克伦威尔和下属军官们还是投入大量精力鼓舞议会。在政治上，最紧迫的事务是对被征服的保王派实行大赦。如果他们仍然要为他们过去十年的行为面临惩罚和没收财产的危险，内战的创伤就永远无法愈合。1652年2月，奥利弗·克伦威尔终于说服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赦免伍斯特战役前的叛国者。但问题是该法案附带着许多例外和限制条款，因而没有什么效力。在讨论该法案的分歧时，奥利弗·克伦威尔不止一次反对这些限制条款，以至于顽固的共和党人认为他这么做是出于险恶动机。埃德蒙·勒德洛写道，他图谋让罪犯逃脱应有的惩罚，“这样他就可以通过增加新朋友来巩固势力，实现图谋”。对奥利弗·克伦威尔来说，这只是政治的权宜之计。奥利弗·克伦威尔认为保王派应该与清教徒一样，而无信仰者应该与有信仰者一样，都应该被给予同等的对待。
奥利弗·克伦威尔还说：“真正的公正应该是摩西和保罗那样的做法，不单只为有信仰者，更应该为世间万民。”
法律改革的重要性仅次于大赦。在进行改革的人看来，法律改革不仅意味着法律的变革，还意味着总体的社会变革。两者都很有必要。内战摧毁了成千上万的家庭，而战争带来的后果让社会一片混乱。地主与佃户的关系，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皆因不可预见的灾难而变得错综复杂。伦敦的监狱里挤满了贫穷的债务人，而全国到处都是乞丐。对律师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他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业务繁忙，但他们也同样令人生厌。1650年，奥利弗·克伦威尔对埃德蒙·勒德洛说：“只要我们一提及法律改革，律师们就大声疾呼，说我们想要摧毁公民财产。然而，现存的法律只是养了一群律师，鼓励富人压迫穷人。”
在邓巴战报中，奥利弗·克伦威尔敦促议会：“解放被压迫者，改革所有行业的弊端。如果一条法律让大多数人贫穷，而让少数人富有，那么它就不适合共和国。”
为了回应这些抱怨，议会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1650年11月，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所有法律程序和文件都必须使用英文。在这之前，议会已经通过了释放贫困囚犯的法案。1652年1月17日，议会大胆地任命了二十一名委员。这些委员都不是议员，他们由马修·黑尔担任小组长，负责“审视法律的不足，找到最快的补救方法”，并将建议直接报告给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委员们全身心投入工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提交了许多非常好的提案。这些提案中有一些在护国制时期通过了立法，另一些则在19世纪通过了立法。委员们甚至着手编纂法典，起草“法律体系”供议会审议。
马修·黑尔
在这段时间，议会也尝试对国家教会进行重组。为了增加人口，惩罚亵渎神明的行为，以及在威尔士和爱尔兰传播福音，长期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案。议会废除了主教制度，却没有任何其他教会管理制度补位。议会驱逐了保王派牧师，却没有为任命合适的继任者提供任何机制。在伦敦、兰开夏郡及其他一些地区，有一些牧师自愿组成了类似长老会的组织。1648年，长老会组织就已经通过立法，但在英格兰大部分地区，它从来没有真正被建立起来。国家教会里会众各自为政，人人都能随意自命为牧师并靠它维持生计。由乱入治困难重重，何况其中还伴随着诸多争议。因此，议会迟迟不愿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约翰·欧文曾经是奥利弗·克伦威尔在爱尔兰的随军牧师，自荐承担了重组国家教会的重任。1652年2月10日，约翰·欧文和其他十四名牧师向议会提交了一份解决国家教会问题的综合方案。下议院将方案转交给一个专门委员会，由他们审议如何更好地传播福音，而奥利弗·克伦威尔是委员会中最重要的成员。约翰·欧文的方案与《人民公约》意见一致。他建议继续建立一个国家教会，接纳教会里持不同意见的各种教派。国家教会将由委员会里两个不同派别控制，一部分是普通委员，一部分是牧师委员。地方委员审查所有申请成为牧师的候选人是否合格，而巡回委员则各地巡回检查，驱逐不称职的牧师和校长。关于接纳持异议者的限度，委员会分为两派。最后，综合方案提议，禁止反对基督教基本原则的人传播观点。当被问到这些原则的具体内容时，约翰·欧文和他的同事列出十五条基本原则。如果拒绝承认这十五条原则，就会被剥夺发表观点的自由。奥利弗·克伦威尔认为这些限制过于苛刻，并希望对基督教有一个更宽泛的定义。他强调说：“我宁可接纳伊斯兰教也不愿意任何一个上帝的孩子受到迫害。”1652年5月，在这些辩论的影响下，约翰·弥尔顿给奥利弗·克伦威尔写了一首十四行诗，请他记住“和平带来的成果不亚于一场战争”。
约翰·欧文
新的敌人已经出现，
……
用尘世的枷锁束缚我们的灵魂。
请让我们的良心免遭利用，
他们唯利是图，做尽坏事。
奥利弗·克伦威尔认为有必要建立国家教会，而约翰·弥尔顿并不认同这一观点。约翰·弥尔顿高度赞扬亨利·韦恩爵士，而不是奥利弗·克伦威尔。他认为亨利·韦恩爵士是一位政治家，知道两种不同国家利器的真正界限，也知道将精神力量与公民权利划清界限。在他给亨利·韦恩爵士写十四行诗的时候，教会的争论已经转为幕后。短暂的和平与改革时期结束了，奥利弗·克伦威尔和亨利·韦恩爵士都被迫将注意力转向外交政策和新的战争。
1649年夏天，当奥利弗·克伦威尔离开英格兰时，全世界都对共和国怀有敌意。而伍斯特战役使大不列颠再次成为欧洲强国，其他国家开始寻求与共和国建立友好关系，或者至少是害怕与共和国为敌。
这一巨大变化主要是受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胜利的影响。邓巴之战后，萨金特·约翰·布拉德肖在给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信中写道：“事实是，您明智而忠诚的行为得到了上帝的赐福。您为共和国所做的所有尝试和行动带来了新生和荣誉。”罗伯特·布莱克的胜利也起了很大作用。1652年春天，英格兰海军已经将保王派的私掠船舰从英属海域和地中海扫荡干净，并相继收服了所有拒绝服从共和国的殖民地和属地。1649年5月到11月，罗伯特·布莱克将鲁珀特亲王的舰队封锁在金赛尔，使他既无法帮助奥蒙德伯爵詹姆斯·巴特勒占领都柏林和伦敦德里，也无法阻碍奥利弗·克伦威尔在爱尔兰的军事行动。鲁珀特亲王逃脱后前往里斯本，在葡萄牙国王的保护下改装船舰，继续劫掠英格兰商船。1650年3月，罗伯特·布莱克出现在塔古斯河口，将鲁珀特亲王的船堵了六个月。1650年10月，趁罗伯特·布莱克不在的时候，鲁珀特亲王终于可以出海。他进入地中海，掠夺和焚烧英格兰商船。罗伯特·布莱克在马拉加和卡塔赫纳附近捕获并摧毁了鲁珀特亲王的大部分船舰。鲁珀特亲王带着剩下的两艘船前往土伦避难。一些岛屿曾经是保王派私掠船的大本营，接下来则几经易手。1651年5月，荷兰舰队被派往报复约翰·格伦维尔爵士对荷兰商船的攻击。约翰·格伦维尔爵士将锡利群岛交给了罗伯特·布莱克，从而使英格兰抢在这支荷兰舰队前及时收回该岛。1651年10月，曼岛沦陷。1651年12月，罗伯特·布莱克占领了泽西岛和根西岛。在这两个岛上，乔治·卡特莱特爵士经营的海盗业务比约翰·格伦维尔爵士的规模更大、更有利可图。1652年1月，乔治·埃斯丘爵士的舰队攻下巴巴多斯群岛和西印度群岛。1652年3月，北美的弗吉尼亚和马里兰表示臣服。至此，斯图亚特王朝统治过的所有领地都已经收复，而共和国领导人拥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陆军和舰队，可以自由干预欧洲政治。
伦敦德里
约翰·格伦维尔爵士
乔治·埃斯丘爵士
签订《威斯特伐利亚条约》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三十年战争宣告结束。法兰西和西班牙仍然在打仗，但并不激烈。法兰西由于投石党内战而自顾不暇，西班牙则由于治国不当和贸易衰退而逐渐败落，因此双方都希望得到英格兰的帮助。在1650年12月西班牙就承认了共和国，而法兰西却迟迟不肯表态。西班牙允许罗伯特·布莱克在西班牙港口为船队装贮食物，法兰西却允许鲁珀特亲王的船队在法兰西港口停驻及出售战利品。法兰西的私掠船和军舰一起袭击了黎凡特的英格兰商船。查理二世甚至在法兰西聚集流亡的保王派，密谋破坏共和国的和平。按当前局势，无论是出自宗教动机还是政治动机，大家都倾向于与西班牙结盟。在西班牙领土上，没有对新教教徒的迫害，而法兰西南部的胡格诺派希望英格兰的同道教友能出手支持，这是因为宗教改革以来的英格兰一直奉行传统政策。投石党的战争为英格兰插手解救法兰西胡格诺派提供了第二个动机。支持法兰西捍卫政治自由，避免君主集权制的侵蚀，这项事业必然会吸引充满激情的共和党人。当康德亲王路易·德·波旁和圭亚那的投石党人向英格兰和西班牙请求帮助对付朱尔斯·马扎林时，西班牙立即积极回应，而英格兰国务委员会的一个强大党派也准备给出肯定的答复。无论是支持西班牙的一派，还是支持法兰西的一派，只要能得到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支持，就将占据上风。自伍斯特战役以来，甚至从更早的时候，外国外交官们就将注意力集中在奥利弗·克伦威尔身上，报道他的讲话，揣度他的微言大义。
康德亲王路易·德·波旁
有些人希望共和议会向国外推广共和制度。他们认为奥利弗·克伦威尔是执行这一政策的不二人选。据传，奥利弗·克伦威尔曾经这么说过，如果他能年轻十岁，他会让欧洲的每一个君主在他脚下战栗。他还说，他比已故的瑞典国王动机更单纯。在奥利弗·克伦威尔看来，比起那些只为满足个人野心的人，他能为人民做出更多贡献。奥利弗·克伦威尔从爱尔兰回来时，安德鲁·马维尔称赞他是一位救世主，而他未来的征服将标志着所有被压迫国家的历史进入一个新时代。
他将是恺撒之于高卢，
汉尼拔之于意大利，
所有被奴役的国家
都将迎来新世纪。
然而，在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行为中并没有众望所期的革命热情。第一次在外国政界露面时，他就显示出了一种敏锐而务实的政治家的特质。他更急于扩大自己国家的贸易和领土，而不是在国外传播共和制。他只对受压迫的新教教徒表达了同情。奥利弗·克伦威尔拒绝了康德亲王路易·德·波旁的特使在伍斯特战役刚结束时向他提出的建议，却立刻派了一名使者到巴黎与德雷茨枢机主教让-弗朗索瓦·保罗·德·贡迪谈判，同时派另一名使者查明法兰西南部的真实情况。奥利弗·克伦威尔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提高胡格诺派的地位，而比起武装干预，通过与法兰西政府沟通显然要有效得多。因此，从一开始，奥利弗·克伦威尔就倾向于与法兰西而不是西班牙联盟。1652年春，奥利弗·克伦威尔和另外两名国务委员针对敦刻尔克的割让与朱尔斯·马扎林进行秘密谈判。敦刻尔克的守备部队受到来自西班牙军队的沉重压力。当时法兰西的立场是，如果法兰西政府无力挽救敦刻尔克，宁可将它交给英格兰，也不愿意让它落入西班牙之手。1652年4月，五千名英格兰士兵在多佛集结，只等一声令下便打进敦刻尔克，但朱尔斯·马扎林拒绝在这个条件下同英格兰联盟。就在朱尔斯·马扎林犹豫不决、讨价还价的时候，西班牙联盟的支持者在英格兰委员会占了上风。英格兰与法兰西的谈判中断。法兰西继续拒绝无条件承认共和国，因此英格兰只好诉诸武力。1652年9月16日，罗伯特·布莱克突袭了法兰西派往敦刻尔克的补给舰队，劫持了七艘船。其余船舰有的被摧毁，有的则被驱至海岸。1652年9月17日，被困的敦刻尔克向英格兰人投降。1652年12月，一位大使抵达伦敦，以路易十四的名义宣布两国之间一直存在的联盟不受政府形式的约束，正式承认共和国。
德雷茨枢机主教让-弗朗索瓦·保罗·德·贡迪
在这之前，英格兰已经卷入了与荷兰的战争。这两个新教共和国似乎是天然的盟友。英格兰帮助荷兰人实现了自由，荷兰曾经是清教徒逃亡者的避难所。但自1642年以来，王朝纷争和商业利益使两国渐生龃龉。尼德兰联合省总督威廉二世因与查理一世的女儿玛丽·斯图亚特的联姻，自然选择支持查理一世和查理二世，而这也影响了荷兰共和党人对英格兰的态度。1650年11月，威廉二世驾崩，尼德兰联合省总督的职位名存实亡。共和党声势渐盛，英格兰与荷兰的关系有望改善。六个月后，英格兰共和国派奥利弗·圣约翰和沃尔特·斯特里克兰前往海牙，代表英格兰与荷兰重修旧好，谋求建立一个“更严格和亲密的联盟，为两国的共同发展开拓互利共赢的新局面”。荷兰人愿意建立紧密的商业联盟，但不愿意有更深入的接触，避而不谈英格兰大使提出的“联合”和政治联盟，谈判因此破裂。从此，两国的商业竞争愈演愈烈。长期议会的一位议员曾经说过：“在贸易这个‘世上最美丽的情妇’面前，我们都是情敌。”1651年3月，荷兰与丹麦签订条约，损害了英格兰在波罗的海的贸易。1651年10月，英格兰通过了《航海法案》，一举禁止荷兰与英格兰殖民地的贸易，剥夺荷兰渔民在英格兰的市场，并威胁要摧毁荷兰的贸易。尼德兰联合省派出大使，希望英格兰废除《航海法案》，但新出现的其他问题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对于承认英格兰在英格兰海域的主权、向英格兰国旗敬礼，以及为获得捕鱼权缴纳贡品等老问题一直存在争议。现在对中立国的权益问题又新起争端。这时，英格兰与法兰西处于战争状态。英格兰声称有权扣押荷兰船舰装载的法兰西货物，而荷兰则提出国旗高于货物的原则。英格兰人对安博尼亚大屠杀记忆犹新，要求荷兰人为在东印度群岛犯下的罪行进行赔偿，这给英格兰与荷兰之间达成协议带来了新的障碍。1652年5月，罗伯特·布莱克和马尔腾·特罗普在多佛海域发生了一次偶然的冲突，将英格兰与荷兰这两个共和国卷入了战争。
敦刻尔克
路易十四
安博尼亚大屠杀
多佛海战
奥利弗·克伦威尔内心极其抵制与荷兰的这次战争，但他认为在两国的争端中，英格兰的立场是正确的。议会派他去调查这场战争的原因。他回来时确定无疑地说错在马尔腾·特罗普而不是罗伯特·布莱克。然而，这场战争可能会让奥利弗·克伦威尔一心向往的新教联盟计划就此落空。他对荷兰议会派往伦敦的代表说：“我不喜欢这场战争，我将尽我所能实现和平。”在此后每一次与荷兰的谈判中，奥利弗·克伦威尔都倡导和平。1652年夏天，他促成了双方特使的非官方谈判。
起初，战争的结果对英格兰有利。荷兰的贸易规模庞大，海军力量相对弱小。与此相反，英格兰海军力量强盛而贸易规模相对较小。一个荷兰人说：“英格兰人在攻打一座金山，而荷兰人在攻打一座铁山。”英格兰人的军舰比荷兰人的更强大，并装备了重炮。英格兰海军统一由一个机构指挥，而荷兰海军则由五个不同的海军部门管辖。此外，英格兰的地理位置便于英格兰控制战线，而荷兰舰队不得不挨着自己的海岸航行。这意味着罗伯特·布莱克和乔治·埃斯丘爵士可以随意攻击任何一处，而荷兰的海军统帅通常要分心防护商船护卫舰。然而，1652年11月，马尔腾·特罗普在邓杰内斯海峡击败了罗伯特·布莱克。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邓杰内斯海峡的控制权转到了荷兰人手中。1653年2月，罗伯特·布莱克和乔治·蒙克在波特兰与马尔腾·特罗普苦战三天，击败对手，从而重新控制了邓杰内斯海峡。与此同时，在地中海，一支英格兰小舰队落败于厄尔巴岛，另一支则被困在里窝那。波罗的海关闭了对英格兰的贸易，而丹麦准备与荷兰结盟，一致对外。1652年年末，英格兰共和国前景一片黯淡。
马尔腾·特罗普
英格兰的内部状况更迫切需要和平。战争结束了一切改革，取而代之的是一场倒退运动。陆军一年要花费一百五十万英镑，海军一年花费将近一百万英镑，建造新护卫舰需要三十万英镑，另外还有大约五十万英镑的财政赤字。为了让收支平衡，长期议会重新采用旧方案，没收大约六百五十人的财产，并将所得款项用于维持海军。大多数像这样被剥夺得一贫如洗的人并没犯什么大错。奥利弗·克伦威尔倡导的安抚政策被全然抛弃。目睹这一切，他义愤填膺。奥利弗·克伦威尔后来说：“这些可怜人像羊群一样，被一群群的赶了出来。一夜之间失去了财产和土地，却没有人给他们解释原因。”
教会的改组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议会讨论了奥利弗·克伦威尔所在委员会的一些提议，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最近颁布的法案中，有一条是拒绝继续委任三年前的委员在威尔士传播福音。对奥利弗·克伦威尔来说，这条法案是对“可怜的威尔士信徒”的蓄意打击，同时也清楚地向那些热衷于宗教传播的人表明，向议会求助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奥利弗·克伦威尔说：“我和军官们都认为，这个决定是对他们精神上的极大考验。”法律改革也同样看不到希望。马修·黑尔的提案要么被搁置在下议院的桌上生尘，要么就像土地所有权登记提案一样，淹没于委员会的口水战中。奥利弗·克伦威尔评价议会说：
我不是说他们完全没有能力进行改革，尽管在法律改革方面，我大可以这么说。现在的状况太不尽人意。我们原本应该取得一些让人称道的成果，但现在我们发现，三个月过去了，连一个“财产抵押权”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邓杰内斯海峡战役
波特兰战役
军队逐渐失去耐心。1652年8月，军官委员会向议会提交请愿书，要求采取“迅速有效的手段”进行一系列的具体改革。如果不是因为奥利弗·克伦威尔，他们还会要求立即解散议会。下议院对军官们说尽好话，称“正在研究”他们的要求，但几个月过去了，只有一些微弱的行动迹象。1652年10月，军官和议会主要成员之间开始举行一系列会议。奥利弗·克伦威尔肯定地说：
我认为，我们至少开了十到十二次会。我们低声下气地恳求他们，希望他们能主动兑现承诺，执行万众期待的改革。因为这样就会显得他们的行动不是出于军队的建议，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维护他们在人民心中的名誉。
布尔斯特罗德·怀特洛克和奥利弗·克伦威尔曾经有一次会面。对于这件事，布尔斯特罗德·怀特洛克记录如下：奥利弗·克伦威尔特别提到议员们目空一切、野心勃勃、自私自利。他说议员们将所有的荣誉和利益都归于自己和朋友，却遇事推阻，党同伐异，徇私枉法，贪恋权力。奥利弗·克伦威尔继续说，议会声称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管理不力，已经不适合继续执政。而为了约束和遏制议会的过分行为，需要再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权威机构。布尔斯特罗德·怀特洛克希望议会能改过自新，他认为很难建立这样的一个权威机构。奥利弗·克伦威尔问道：“假如有人当了国王呢？”布尔斯特罗德·怀特洛克只好回答说，如果奥利弗·克伦威尔自立为王，无异于饮鸩止渴。布尔斯特罗德·怀特洛克认为，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最佳选择就是与查理二世达成协议。
然而，军官和议会的会议毫无结果。1653年1月，军队忍无可忍。军官们在圣詹姆斯教堂召开大会，给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军队发出通函，呼吁军中伙伴们站在他们一边，并起草了威胁议会的宣言。大多数军官委员会成员要求立即解散议会，并准备施以武力。奥利弗·克伦威尔反对任何诉诸武力的手段，因此尽管费尽力气，他还是成功制止了军官们。奥利弗·克伦威尔向一个朋友抱怨说，两个党派都希望他采取行动，而“考虑这些问题让他头皮发麻”。一党以约翰·兰伯特少将为首。约翰·兰伯特渴望报复下议院，剥夺他爱尔兰总督的职位。另一党则以托马斯·哈里森少将为首。他是一个诚实的人，“目标是好的”，但太急于求成，“不愿意静心等待上帝的旨意”。
圣詹姆斯教堂
与此同时，议会对日益高涨的抗议活动感到极其震惊，再次讨论了《新代表提案》并准备认真推行。他们划定了选区，确立了选民资格。到1653年4月中旬，眼看这份提案就要通过委员会的审查：只要通过三读，该法案就能成为法律。然而，经过议会领导人的操作，这份提案变成了一项图谋永掌权力的计划。该提案提议增补下议院代表，但现任议员不需要重新选举就能连任。现任代表将拥有判定选票效力和被选举人资格的唯一裁决权。这套选举制度不仅适用于下次选举，而且适用于今后所有的议会选举。
这个狡猾的计划引起了军官们强烈的反对。其中一条表示，提案对选举权的定义太宽泛，而且让选举权的解释权落入了他们不信任的人手里。他们坚持要对选民进行政治和财产审查。此外，他们也不同意让革命事业的中立者和逃避者拥有投票权。将权力交到这些人手中，就是抛弃国家自由。
同样地，选举制度也令人反感。这个制度给予人民的只是表面权力，而不是真正的选择权。阿瑟·哈赛里格爵士或许不再受莱斯特郡选民的爱戴，而亨利·韦恩爵士也可能失去了赫尔选民的信任，但他们必须继续以1640年被选代表的身份连任。兰开夏郡将结束没有代表权的时代，但选出的代表可能会被那些相当于自我选举的人拒之门外。虽然军队准备限制选民资格和候选人范围，但这不意味着军队将默许议会对代议制政府如此彻底的嘲弄。
对奥利弗·克伦威尔和军官中的宪制理论家们来说，这个提案还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作为一个拥有无限权力和无限任期的机构，长期议会同时掌握立法权和行政权，这是奥利弗·克伦威尔和宪制理论家们最不喜欢的一点。他们希望成立一个短期议会，一年议期不超过六个月，并限制它的权力和任期。而该提案却用永久议会取代长期议会，长年开会，永不间断，行使着和长期议会一样的专断权力。后来奥利弗·克伦威尔说：
当时的设想很精妙。议会由四百人组成，持续地进行独裁管理，只替换一小部分成员。一届届议会稳坐权力的宝座，前一届议会座椅尚温，下一届又上任了……我始终认为，这是一种可耻的补救办法。
基于以上原因，军官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提案通过。整个事业的未来走向似乎都取决于这个问题。奥利弗·克伦威尔说：
我们得出结论：如果在这之前我们是为自由和权利而战，我们就应该学会耐心等待。然而，如果让这项提案通过，我们将成为这世上最可鄙的人，甚至称得上是上帝及其子民的仇敌。
奥利弗·克伦威尔不得不认清事实：如果说服手段失败，他就使用武力。
让长期议会接受一个妥协方案是它体面收场的唯一希望。1653年4月19日，奥利弗·克伦威尔和军官们与议会的部分议员会面，提出一个解决当前局势的权宜之计：议会放弃提案，立即解散，同时任命一个临时政府。议员们“将身上重任移交给可信赖的、自身利益与国家休戚相关并对共和国充满感情的人”，让这些人设计“国家方案”。军官们说：“这是有先例可循的，英格兰在纷争时期就是这样。”军官们援引了许多历史先例。议员们提出抗辩，但最终同意仔细考虑，并答应在第二天与军官们再次会面讨论。同时，亨利·韦恩爵士和其他一些议员承诺说，他们将暂停对《新代表提案》的进一步讨论。军官们满意而归。
与亨利·韦恩爵士在下议院的声望相比，另一位议会领袖阿瑟·哈塞里格爵士毫不逊色。他从乡下赶来，决意破坏这个妥协方案。他言辞激烈地告诫议员们，他们所做的妥协是要被诅咒的，议会绝不能将权力移交给任何人。第二天开会时，下议院采纳了阿瑟·哈塞里格爵士的观点，呼吁表决通过《新代表提案》而不需要考虑军官们的抗议。同时，下议院打算休会至1653年11月，从而避免这项法案被修改或废除。此外，他们还安排国务委员会继续执政，任命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为上将，取代奥利弗·克伦威尔。
奥利弗·克伦威尔在白厅得知下议院正用最快的速度讨论《新代表提案》时，简直难以置信。直到信使接二连三地证实了这个消息，他终于相信“这些人竟如此卑劣”。于是，他匆忙赶到下议院，穿着平常的衣服，像一个普通公民，而不是一个将军或士兵。奥利弗·克伦威尔“穿着普通的黑衣和灰色的毛线长筒袜”，像往常一样，“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坐了下来。他坐了一刻钟，静听辩论，直到议长马上就要提出是否通过提案的问题。奥利弗·克伦威尔转向托马斯·哈里森少将，低声说：“我该有所行动了。”随后，他站了起来，脱下帽子，向大家发表讲话。起初有好一会儿，他赞扬议会的工作和议会对公众利益的关心。接下来，他突然话锋一转，指责议员们行事不公，阻碍正义，以权谋私，以及其他许多过错。随着他的情绪逐渐高涨，他戴上帽子，来回踱步，眼睛盯着一个个议员，狠狠地斥责他们。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却用手势表明指的是谁。这些人贪污腐败，那些人私生活不检点，这个议员是个骗子，那个议员裁决不公。奥利弗·克伦威尔说：“你们可能会认为这些不是议会用语。我承认它们不是。但你们也别指望我会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议会用语。你们不代表议会，对，我是说你们代表不了议会。我要终止你们的任期。”随后，他命令托马斯·哈里森少将：“叫他们进来！”一听这话，托马斯·哈里森少将立刻走出去，将前厅里奥利弗·克伦威尔名下兵团的二三十名火枪手带了进来。这时只需要展示武力就够了。奥利弗·克伦威尔指着坐在主席台上的议长威廉·蓝托尔，对托马斯·哈里森少将说：“将他拉下来。”议长威廉·蓝托尔拒绝离开椅子。托马斯·哈里森少将说：“先生，让我给您搭把手。”他抓住议长威廉·蓝托尔的手，将他扶下来。当时坐在议长旁边的西德尼·蒙塔古爵士拒绝让位。奥利弗·克伦威尔命令道：“拉他出去！”于是托马斯·哈里森少将和一个军官将手放在西德尼·蒙塔古爵士的肩膀上，将他带到门口。然后，奥利弗·克伦威尔轻蔑地看着议会桌上的权杖，大声说道：“这个玩意儿我们怎么处理？”随后他命令一个士兵：“将它带走！”
奥利弗·克伦威尔解散长期议会
奥利弗·克伦威尔指着坐在主席台上的议长威廉·蓝托尔
权杖和议长威廉·蓝托尔被处理后，所有的议员都离开了下议院。他们走出去时，奥利弗·克伦威尔向他们喊道：“是你们逼我这么做的。我日夜祈求上帝，而主宁愿杀了我，也不愿意让我这么做。”奥利弗·克伦威尔叫住亨利·韦恩爵士，责备他不守信用，说他原本可以阻止这种事情发生，说他是个骗子，没有一点诚信。然后他从下议院秘书手中拿走提案文稿，命令锁上门，走了。
接下来的就是解散议会任命的国务委员会。下午，奥利弗·克伦威尔来到国务委员会。他对委员们说，他们可以以私人名义自由聚会，但如果是以委员会的名义开会，这里没有他们的位置，并告知他们议会解散了。萨金特·约翰·布拉德肖回答说：
先生，我们已经听说了您今天早上在下议院里的所作所为。不出几个小时，全英格兰都会知道的。如果您以为议会已经解散了，那您就大错特错了。天底下没有任何权力能解散议会，议会只能自行解散。您最好留意这一点。
萨金特·约翰·布拉德肖说对了：与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军队力量相比，长期议会所代表的宪政理想最终将被证明更强大。议会确实犯了奥利弗·克伦威尔所指责的所有错误，但对英格兰人来说，议会意味着世代的权利，“逐渐扩大的自由”，以及法律至上的延续。随着议会被驱逐，军队扔掉了迄今为止掩盖其行为的合法外衣。从此以后，军事力量必须露出它固有的面目，摆出它应有的姿态。奥利弗·克伦威尔试图用宪法的形式掩饰军事力量，这种尝试注定徒劳，而他的一生都将在这种徒劳尝试中度过。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人生因此而不同，也因此变得不同了。然而，难道一项建立在现实而非法律虚构基础上的政策就没有什么值得期盼的吗？
议员们离开下议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