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还未到达广州，就下令逮捕十七名广州犯法者和调查卷入鸦片贩运的衙门属员。象大多数高级官员一样，这位钦差大臣深信，广州是贪污犯罪的渊薮。行商比起大多数人来，只不过是略较富有的走私贩。因此他辞别京师经过六十天快马加鞭的行程驻节到越华书院后，就直接向当地士大夫求助，请他们在他打算进行的这场坚决反对该城所有敲诈勒索行为的斗争中给予协助。从他来到广州直到任职结束，他一直毫不踌躇地利用广州绅士设法禁绝吸食鸦片。这种做法有危险，因为准许各村知名人士成立拥有逮捕权的禁烟会，这就意味着把大量权力交给了不易控制之人。所以出现了许多错捕案件和麻烦事故；如邻居之间公报私仇互相告密；有些家族为了报复族间血仇的宿怨或者争夺财产权而中伤与自己相敌对的家族。所有这些，林则徐在其著名的7月奏折中已有预见，但他在当时解释说，为了治愈一种危险得多的社会病症，这是不可避免而必须忍受的流弊。可是他似乎没有认识到，这种流弊在不知不觉间破坏了县官和村镇名流在广东农村中的权力平衡，因为后者现在开始自己执行治安权。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绅士私人盗用司法权和军权的现象还不明显，但到那时，要使他们放弃非分之权则为时已晚了。但是，尽管采取了拘留、逮捕和查封等狂热的行动，林钦差铲除鸦片恶习的计划并未成功。的确，随着他的禁烟计划在下一阶段——打击外国烟贩——碰了壁，他打击本国烟民的行动也就马上失却凭借了。

林则徐最初切断洋药输入的努力表现在以下两个决定中：第一，利用具有保商（实际上是本国人质）资格的行商“控制”外商；第二，找出并扣留英国方面搞鸦片交易的幕后关键人物。这样，林则徐就把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冲突搞成了个人之间的冲突。 1839年3月18日，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通知行商，要他们三日内说服外商向中国政府交出鸦片存货，并具甘结答应永远不再经营洋药。否则，一、两个行商将被正法，余者将统统丧失其财产。这是欧洲人所熟悉的一套手法，他们轻蔑地怀疑行商在搞两面派。最后，当林则徐确实认真照章办事时，外商答应象征性地交出1，056箱鸦片。但林则徐现在开始相信，他所追查的这个关键性鸦片供应者是颠地，他是第二家最大港脚公司的经理，也是英国商会会长。因此，3月22日，林则徐发布一项逮捕颠地的命令，并捉拿两名中国商人作为人质，如果颠地不自动向地方当局投案，则将人质斩首以代替颠地。

这些消息很快传到住在澳门的义律，他立刻作出最坏的估计。他认为如果说这不是战争，“至少也是战争的直接的和不可避免的前奏”。［1］ 义律命令将他手下可动用的兵船开往香港准备应战，并于3月23日在一小队护卫保护下离开澳门，于第二天耀武扬威地来到广州商馆，正好赶上接受律劳卑过去所受的惩罚：中国人停止贸易，商馆受到劳工的抵制和封锁；结果使三百五十名外商在以后四十七天中处于奴隶状态。义律虽然勇气十足，但现在已经处于绝望境地。他的压倒一切的考虑就是挽救他所属那些人的生命，因为不难料想，封锁了商馆周围交通线的数千中国军队正准备屠杀他们，而他却一筹莫展，因为他的船和为数不多的军队鞭长莫及。因此当3月26日林则徐说明只要他得到他所需要的鸦片就将释放英国人时，义律才完全放心。翌日，他命令所有港脚商人将所存洋药交给他。商人们闻之欣喜。因为烟贩被捕之后，前此五个月内还没有在广州出售过一箱鸦片。由于义律答应女王陛下政府会交付鸦片损失（后来，巴麦尊对此大为恼怒！），所以英商向他保证交出甚至比存货更多的鸦片，计20，283箱，价值九百万元。到5月5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已开始烧毁这批存货中的一部分；他确信英商很诚实，便解除了封锁，并允许他们自愿离开广州。

［1］ 张馨保：《钦差大臣林则徐和鸦片战争》，第162页。费伊的《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一书（第142—179页）就外人团体对钦差大臣林则徐的反应作了生动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