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鲁迅的文章 好在哪里？
鲁迅在景云里寓所。1928年3月16日
鲁迅的散文
鲁迅散文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自我经验的表现。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在鲁迅散文中有三种不同的方式：一是个人回忆录，收入《朝花夕拾》里的文字，基本是按照个人生命史的线索，有组织地进行叙述的。这类文字，使用的是直叙和白描手法，形象的再现非常生动。
然而，
在由个人贯穿起来的若干个小小的镜面里，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窥见民间的形相，迅速而又迟缓地变动着的时代的面影。像《无常》中的迎神赛会，《二十四孝图》和《五猖会》中的旧式儿童教育，《琐记》中的《天演论》出版前后的知识社会氛围，《范爱农》中的革命的降临与终结，都因为个人的介入而表现得特别真切。
第二类是纪念和悼亡的文字。比较《朝花夕拾》，这类文字的重心明显地从自我转向他人——久居于作者心中的敬爱者与挚爱者。《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是其中的名篇。鲁迅对人物的评价，并不限于道德文章本身；
他总是不忘把他们置放到历史的大背景下，从改革和进步的视角切入，来看待各自的缺失或贡献，憎爱分明，且极有分寸感。
这里仅以《忆刘半农君》的结尾为例，他写道：“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明澈，婉转，博大，深沉。这部分文字，最充分地体现了作为战士者鲁迅的健全的理性和丰富的情感，是他的散文中以大提琴演奏的最具抒情的华章。
第三类既非个人回忆，也非回忆他人，但又与此种种相关，还夹杂了许多别样的材料，而统一于作者即时的感悟。作者题为“夜记”者，盖属于这个部分。所谓“夜记”，鲁迅在一篇文章的附记里说是“将偶然的感想在灯下记出”的那种“随随便便，看起来不大头痛的文章”。
《为了忘却的纪念》手稿
大约“夜记”是介于散文与杂感之间的一种特殊品类，不同于正宗的散文，是由于它的杂；而不同于一般的杂感，则又因为它多少与自我的经历相关。《怎么写》如此，《在钟楼上》如此，《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也如此，连后来的《阿金》《我要骗人》《“这也是生活”……》《女吊》《死》也无不如此。这里有纪实，有时评；有生活，有哲学；有激愤，有幽默；有生之热情，又有对死的讥嘲。恰如一面大海，波谲云诡，吐纳万物而变幻莫测。这就是一个天才作家的创造力。
鲁迅写作散文，大抵处在激战或大病过后，或者经过一场劫难之后的精神休整时期。因此，相对获得一种“痛定”的闲静，有了抒情的余裕。他的散文是特别富于抒情气质的。这种情感，比较杂文的战斗豪情，偏于绵长、凝重和深沉，显示了精神渊深的方面。
在大体上完成小说创作之后，他的寂寞感，内心深处的某种倾诉的欲望，多借了散文和通信的形式流露出来。扩大一点说，其实通信也是散文。唯是在他作着平静的叙述时，却因时时翻动的记忆而恩仇交迸，于是在柔肠中乃见侠骨的突暴的锋棱。
鲁迅的小说
说到鲁迅小说的艺术，可以说，他没有太多的花样，相反是突出的简洁。不同于思想道德方面的叛逆，在审美方面，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多少还表现出一种亲密感。他的叙述语言，总是文白夹杂，坚持不肯彻底白话化，或者欧化，像瞿秋白、茅盾、徐志摩等人那样。由于白话尚未发展成熟，他宁可求助于传统，以保留丰富的表现力。首先是语调，其次是文字的节省问题。
他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1933） 一文中说：“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在答《北斗》杂志社问时还谈道：
“
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做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决不将sketch 材料拉成小说。
”
鲁迅设计的《呐喊》封面
关于人物，他并没有太多地在性格刻画方面用力；也许，这同中国人的个性缺乏有关，但是首先跟他的关切点有关。这是一个有着十分明确的“问题意识”的作家。由于他重视的是人的精神状态，因此，他根本不像一般作家那样斤斤于性格描写的技巧，甚至可以说，他的小说人物多是“类型化”的。在现实主义理论中，“类型”比起“典型”明显属于较低层次，但是在鲁迅的意识中，
首先需要彰显的是思想革命——所谓“遵命文学”之“命”——的意义，社会学的意义，其次才是美学的意义。由于这类型别具象征的意味，形而上的意味，因此不是现实主义理论可以规范的。这些类型化人物，游移于故事与寓言、写实与抽象之间，在现实主义文学画廊中明显地属于异类。是他戛戛独造的富于思想文化内涵的系列形象：“精神形象”。
1935年鲁迅摄于大陆新村寓所附近
他特别重视人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往往从人物的位置和关系的变化中展示命运的残酷性。其中，他说最俭省的方法是画眼睛。在《祝福》里，是直接画祥林嫂的眼睛。在《阿q 正传》里，安排阿q 画圆圈，其实也是画眼睛。《白光》的结尾写科举失败后投水的陈士成“十个指甲里都满嵌着河底泥”，同样是点睛之笔。在鲁迅小说中存在着许多这类形象鲜明、内涵丰富的细节。
所以，
美国学者威廉 · 莱尔总结说，鲁迅在语言使用方面有着“斯巴达的倾向”
。
鲁迅小说在情节结构和人物设置方面，对比是明显的。夏济安指出，他的修辞力量大多来自强烈的对比：光明与黑暗，沉睡与觉醒，吃人者与被吃者，人和鬼，先觉者和庸众，战士和周围的敌对势力，站在叛逆者一边的和压迫毁灭他的人。这种对比结构，在鲁迅那里，是真实存在着的社会历史结构。他的对立思维或逆向思维，其实缘此现实政治而来。
在小说中，
他通过反语技巧的使用，天才地表现了对立方面固有的和潜隐的冲突
。这里有情境性反语，也有描述性反语，尤其前者，在传统小说中是极少见的。周作人认为，鲁迅的反语技巧是接受了果戈理、显克维支、夏目漱石等人影响的结果；实际上，个人创造是主要的，这在《故事新编》中有着特别富于个人风格的表现。反史诗，反神话，反“绝对的过去”，如此集中的解构的主题固然前所未有，而其中的互文性、隐喻、幽默、反讽等技法的娴熟，同样无人可以追随。反语在鲁迅小说中是一个大系统，夏济安称为“ 伟大的‘熔合体’”，充满内在张力。在这中间，不但有着光明和黑暗的轮廓分明的对峙，而且满布着不断游移变化着的灰色的影子群。
诗意的创造，也是鲁迅小说的一个显著的特征。
《狂人日记》《明天》《故乡》《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都是极富诗意的。他利用诗意的情感性、氛围性、象征性和多义性，创造他的小说美学。比较一般的作家，他多出一个潜意识世界，梦的世界。他耽于其中，因此，他的作品既有官能的纯粹性，被折磨的肉体气息，又有玄学的神秘幽深；内面世界与外部表现之差，在这里被诗意给消融了。
从美学风格来说，本土遗产中只有李贺的病态的想象约略相似，明显地，他是从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阿尔志跋绥夫、安特莱夫以及迦尔洵那里获取了更多的资源。伍尔芙在比较俄英两国文学时指出，俄国人对灵魂和内心有着深刻的理解，说：“我们从所有俄国大作家身上都可以看到圣洁品质的特征。正是他们这种圣洁的品德，使我们为自己的没有灵魂的天真品质而感到羞愧，并且使我们如此赫赫闻名的小说家们变得虚饰和欺骗。”同时又指出：
“
深深的忧伤，是俄国人的典型特征，正是这个特征创造了他们的文学。
”鲁迅的小说是有灵魂的小说，他的忧愤极为深广。因此中国古典小说中的那类因果报应，道德说教，道教的出世哲学，儒教的英雄主义，还有名士气和市民气的混合物，“大团圆”等，完全与这个异类作家无缘。若论知识谱系，他是与俄国作家更亲近的。
鲁迅的杂感
中国现代杂文史是同鲁迅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许许多多用于批评的、驳难的、讽刺的文字，常常被称为“鲁迅风”。
事实上，鲁迅的杂文是无法仿制的，他明显地带有个人天才创造的特征。不问而知，鲁迅杂文的首要特点是它的批判性、思想主动性、直接性。他对杂文的要求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这种对社会上日常事变的敏感，来自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这一根本立场不可能属于单一组织或团体的，而是人类的、社会的、民间的，但又是全然立足于个人的。
惟其是个人的批判立场，才能始终保持一种独立性，并藉此与强权者相对抗。瞿秋白说鲁迅的杂感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但是必须看到，
鲁迅的战斗是个人性的，他的杂文不仅仅表现为观念和理论上的斗争，而且有着灵魂的搏战，因此获得一种自觉的“荒凉和粗糙”，那为他所不惧惮也不想遮盖的“风沙中的瘢痕”
。
鲁迅50岁生辰纪念，史沫特莱摄
其次是互文性。鲁迅杂文的材料来源十分丰富，从神话传说、文史知识、社会新闻、个人琐事，直至身体语言，由“面子”、头发、胡须、牙齿而腰臀、膝盖、小脚，简直无所不包。我们说鲁迅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却并非是那类罗列知识的博学家；所有这些知识材料，在他那里都因战斗的调遣而作着十分机敏的处理。文本性、副文本性、超文本性，材料的交互作用，在鲁迅杂文中蔚为奇观，形成一个庞大而幻变的互动系统。我们注意到，鲁迅视“正史”为伪史而常常使用野史、笔记的材料；还应当看到，他充分利用了现代传媒相对发达的条件，即利用新闻和杂闻的材料进行写作。
1936年鲁迅与内山完造、山本实彦摄于上海新月亭
尤其杂闻，那种无法分类、不合规则、没有条理、荒诞离奇竟或平淡无奇的事件，是鲁迅所重视的。
当他一旦从某个边缘地带和反常状态中发现了它们，便迅即发掘那里的触及人类深层状态的隐匿的潜力，揭示控制人类生存的公开或神秘的法则，总之力求突出其否定的本质。
同野史、笔记的“反历史”（contre-histoire）的使用一样，鲁迅对于新闻和杂闻的使用，将驳杂的材料在秩序的颠覆与重建中交织到一起，目的则在于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