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尔曼娜·索尔贝：哲学敌不过牙痛

萨特曾创办《现代》杂志，并长期担任主编。杰尔曼娜·索尔贝女士在《现代》杂志担任秘书长达三十年。索尔贝根据工作经历写成了《喂，我给您接萨特……》一书。这里摘录其中的几则关于萨特的轶事。

他的智慧之高，总是叫我吃惊。谁要是碰到了外行人无法理解的政治哲学理论，如果对方在他看来是个值得一谈的人，他就会三言两语向他解释得清清楚楚，对方只会奇怪那么简单的一句话怎么在第一次阅读时会抓不住。

当我们在波拿巴开会时，我总是给他带去加利马出版的《思想》丛书。在这时他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他一边跟我们说话，一边用他的独眼浏览，一页页翻到最后，不到一刻钟时间看完了共四百页厚的书，然后对作品加以评论，鞭辟入里，满座皆惊。

“注意啦，”他说,“作者在二百二十五页这么说，但是在三百一十二页又自我否定了。”

脑袋像南瓜

有五年时间，直到波拿巴路那次炸弹案为止，我们每两周一次在星期日十七点三十分聚集开会。萨特，杂志的几位编委，让·科和我。在曼西太太公寓所在的五层楼上往下看，是圣日耳曼广场和雷思路的远景。萨特在办公桌前跟我们面对面。西蒙娜·德·波伏瓦、梅洛-庞蒂、朗兹曼、贝佐、高兹、柯莱特·奥特里，坐在桥牌椅上，要听，要讨论，要争议好几个小时。这令人兴奋，让人疲劳，有时还隐晦难懂。但是我不能不听，想到了其他事，萨特也未当场指出。

“索尔贝太太，一刻钟前您思想开了小差。”

“是的，先生。对不起。”

“那么我给索尔贝太太再说一遍。”

他又作了一次说明，那么清楚，连我自己也奇怪那么明白的事会弄不懂。

一天晚上，一点钟，我们都在下楼梯，柯莱行奥特里对我说：

“您的脑袋没有涨得像南瓜？我是撑不住了。”

“哦，柯莱特，你的话真叫我高兴！我到后来一点也不懂，现在头还痛得厉害。我以为只有我才这样呢”

“我要跟他说去。不可能连续听上七个钟头不生病的，他太聪明了，人家可没法跟上他的节奏。至少四十八小时后才能恢复过来。明天，我给他打电话，跟他闹。”

我离开时安心了。如果一位取得大学哲学教师资格的人也有这样的反应，何况我这个没文凭的人，难道就没有权利脑袋空空、觉得自己是个白痴吗？

我的文凭是有一天从萨特那儿领来的。我比有了一张博士文凭还骄傲。我在《现代》工作了十五年。萨特要我把南特大学的一名学生向杂志自我推荐的文章寄还给他。这已是这名学生第五次投稿试图发表，他纠缠我不放。

“您让他明白，他的文章对十六七岁的大学生来说是写得不错的，他写的是一篇作文，还有不要给这个有……有什么？两张还是三张学士文凭……的家伙缠住，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他突然转身朝向我：

“说来也是，索尔贝太太，您有什么文凭？”

我觉得自己脸红了。我说话结巴。他的独眼盯着我看，任何人心里有什么都瞒不住。

“啊！好吧，现在您有两张文凭，今后不用再提了。”

哲学敌不过牙痛

1945年，他的继父故世后。他在波拿巴路安顿下来。曼西太太照顾他生活起居，保证他的舒适安静。他们组成一对又温柔又滑稽的母与子。对她来说，萨特不是天才，而是他的布鲁。他们两人都很懂音乐，弹四手钢琴。他住在她家，但是在餐馆用餐；在咖啡馆写作与接待朋友，经常出门旅行，时间用在女人、学生、讨论和工作方面。尤其是工作。

他夜里写作，每到晚上，曼西太太把一热水壶茶放在他的办公桌边。还有一只取暖炉。有一天早晨，她发现他非常激动，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一只手放在腮帮上。

“妈妈，我是个浑蛋。我五十出头了，成了个浑蛋，这太可怕了。我一个夜里没有写出一行。你没有给我留茶。”

“你的茶跟平时一样在那边，你没有碰上一碰！”

“那是我浑蛋到家了。我没写东西，又看不见茶。”

他的手始终放在腮帮上，肿得有两个腮帮那么大。

“但是你发炎了！”他的妈妈大叫，“看着我，看着……”

他抽回手，照镜子，细瞧自己的肿腮帮，终于承认是痛，不是未老先衰，使他无法工作。

曼西太太立刻给她的牙医打电话，牙医立即给他诊疗。牙拔掉，脓泡破裂，痛也减轻了。萨特这才发现了他直到那时还不知道的新人类：牙医。

“他们非常有效，您知道。您应该让他们检查您的牙齿，索尔贝太太，这是个明智的预防，这些牙医都很有能耐。”

“先生，我就是这样做的。一年我去做两次检查。”

“真的吗？”

他惊呆了。这样我知道了生活中他所不知道的另一面。“牙医是很棒的人，”他对谁都说，“您应该去找他们诊断……”

星期日会议并不总是谈哲学与文学，有时也谈些较为轻松的事，如西蒙娜·德·波伏瓦向我们说的一件大衣的故事。她和萨特从一家餐厅出来，漫步下坡走到圣日耳曼大道，一直在对话，这时她发觉萨特不停地举手臂。

“您在干嘛，萨特？您为什么不停地举手臂？”

“我不知道。我的衣袖有点碍事。”

她检查他的大衣。

“萨特，您的大衣拖在地上，袖子也长了许多，您的手也看不出来了！”

他在衣帽间里取错了大衣，两人走回头路去把它换了过来。

不管分心不分心，他是个老板。当他出外旅行或者在写书时，他可以五六个月对杂志不闻不问，不可避免地，销量与订户都会下降。当我把这事对他说时，他大吃一惊。于是他回来，重新选择稿子，写文章，刊登他下一部书的章节，马上立竿见影，销量就会上升。《现代》杂志社从不缺少天才，但是这份杂志在法国内外取得成功总是靠他一个人。

炸弹事件

一九六一年波拿巴路的楼房一部分和他的公寓炸毁后，萨特把他的母亲安置在旅店里，他自己迁入拉斯帕伊大道的一间工作室。他的地址必须保密，会议取消。我们几个人只通过写信或电话相互联系。

警察在秘密军队组织一名成员的家里找到一份名单，或多或少跟萨特沾边，这些人无疑是下一批的攻击对象。我的名字也在其中。有六个月时间，有几句警察监控我住处的大楼和我的汽车。我的女门房感到迷惑。

“这幢楼里大约有个重要人物吧，”她对我说，“警察放哨，夜里也不撤。您知道是谁吗？”

“不，”我说，“我不知道。”

萨特很惭愧，行刺是针对他的，而他的邻居成了受害人。他想赔偿他们。他身边的人好不容易让他明白他没有能力这样做。他从不知道自己的经济情况怎么样，他的钱还未赚到就先花了，发钱也从不计算。这事我略知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