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随笔散文 > 易中天:中国男人的“软骨病”

易中天:中国男人的“软骨病”

作者: 未知 时间: 2024-04-28 阅读: 36 次

中国男人的“软骨病”,便多半是这种“哭功”和“跪功”培养出来的。试想,一个从小就会哭会跪,动不动就跪在地上哭哭啼啼的人,怎么能挺起胸膛去做人?又怎么能做到不怨天,不尤人,不失志,不屈节,顶天立地,敢作敢为?不要说当什么英雄好汉,便是要被称为“成年男子”,只怕都成问题。

忠臣孝子一类的“正派人物”,差不多一样地“不好色”或“无性欲”,甚至“无爱情”。比如诸葛亮就没有什么爱情故事,关羽、张飞也没有,甚至连潇洒英俊的赵云也没有。赵云和周瑜一样,都是少年英俊将军。但赵云既然是真英雄,身边就不能有一个小乔。结果周瑜短命,赵云善终。至于刘备,虽然讨好几回老婆,但那是为了“汉祚延绵”,是“政治任务”,何况刘备本人也并不把老婆当回事,还说过“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之类的混帐话,所以仍然可以算作是英雄。

这类“忠臣孝子”或“乱世英雄”,他们是“无骨的男人”。

在舞台上,他们便多半是“须生老生”。这类人脸不白,皮不嫩,说话没有奶味,有的声如宏钟,底气颇足,有的还会弄几下枪棒,比如刘备就曾在战场上和关羽、张飞一起战过吕布,宋江也在孔太公庄上教过徒弟,照理说应该像个男人。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事的,也都是“男人的事业”:或者出将入相、安邦治国;或者为官为宦,立政安民;或者日耕夜读,修身齐家;或者驰骋天下,逐鹿中原。即便玩弄权术,觊觎国宝者,要干的,也是男斧们的勾当。

说起来,这一类男性形象,原本应该是颇有“希望”,可以“看好”的。因为他们既不像“小白脸”们那样地无用,又不至于像“黑旋风”们那样地无情,照理说应该成为“英雄气”不短,“儿女情”也颇长的理想人物。

然而遗憾的很,这类人物的麻烦更大。因为他们大多和第二类人物一样,相当“无性化”,而且有不少人又和第一类人物一样,相当的“女性化”。不同之处仅在于第一类男人的女性化,是彻里彻外的,从外貌、言行,到性格、心理,都相当的女性化;这一类男人,则只是内心世界女性化,不认真分析,还看不出来。

这类人物女性化的证据之一,便是他们大多“好哭”。

在这方面,刘备算是最典型的一个。他文韬不如孔明,武艺不如关张,唯一的本事就是会哭。“潸然泪下”、“涕泪横流”是他的拿手好戏;“放声大哭”、“泣不成声”是他的惯用伎俩。他借了东吴的荆州不还,鲁肃一来讨,他就哭,哭得鲁肃心里酸酸的,再也开不得口。这虽然是诸葛亮的“阴谋诡计”,但此计能够奏效,也是看准了两点:一是刘备会哭,二是鲁肃怕哭。一个有女人本事,一个是妇人心肠,都够女人气的。

历史上会哭的男人,当然决不止于刘备一个。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忠臣孝子,都会哭,而且都必须会哭。他们写给皇帝的奏折、表章中,常有“临表涕泣”或“感恩涕零”之类的话,而在朝堂之上当众哭将出来的事,也不少见。这些人,在自己家里,或自己的衙门、营帐里,也许十分威严,相当地男性化,但一到皇上面前,便立马变成了女人。尤其是,如果受到了皇上的嘉奖或恩典,更是非哭不可,否则便是奸臣。

事实上,这些人往往从小就被施以哭的教育,并被告知:哭,乃是一种非常正当的手段。

司马光的《家范》中就有这样的话:“父母有过,谏而不逼,”“三谏而不听则告泣而随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父母有了过失,或者作出了错误的决定,就要劝谏。劝一遍不听,劝第二遍;还不听,就劝第三回。连劝三遍都不听,怎么办呢?那就哭!这岂不是公开教唆以哭为手段么?

所以,中国的忠臣孝子或正人君子,几乎没有不会哭、不爱哭的。因为非哭不足以证明其忠,非哭不忠心证明其正。尤其是当父亲面包过世,皇上驾崩之时,不但要哭,而且要哭得昏天黑地,爬不起来,叫做“苫次昏迷”。结果,慢慢地,哭,就成了他们一种习惯性的行为。

与之相对应,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就是一部“痛哭流涕史”。从“长太息以掩涕兮”始,到前不久还风靡一时的台湾言情小说。眼泪都是其中常见之物。什么“泪眼问花花不语”啦,什么“泪珠不用罗巾挹”啦,什么“遗民泪尽胡尘里”啦,什么“初闻涕泪满衣裳”啦,不一而足。痛哭流涕者,有女人也不乏男人。最有豪气的说法,也不过只是“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直到建国以后,由于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才总算不大哭了。但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某邻国,其电影中的民众,仍热泪盈眶当作家常便饭。

当然,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哭,也并不认为一个男人就哭不得。但毕竟,“男儿有泪不轻弹”。一个男人,如果动不动就“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便不免有些女人气了。

这类人物女性化的证据之二,便是他们大多“善跪”。

和“哭功”一样,“跪功”也是这类人物的基本功,从小就训练惯了的。不但见了父母、长官、皇帝要下跪,便是见了朋友、敌人,甚至俘虏,有时也下跪。宋江就曾多次跪拜自己的俘虏,从清风由跪拜秦明始,到后来活捉了高太尉,都一律是“扑翻身子,纳头便拜”。但秦明、呼延灼、关胜等人,“本是大罡星之数,自然凑合”。

宋江的跪拜,只显得“义气深重”,大家没有话说。但一百零八人聚齐以后,宋江抓住了官军将领,也如法炮制,就说不过去。因此梁山好汉,也有私下里杀俘的事。可见到后来,好汉们也觉得宋江动不动就“躬身下拜”,未免窝囊。

当然,跪拜原本是中国人的礼节,和当今的鞠躬握手一样,所以不能一律看作没出息的表现。比如武松等人见了宋江“纳头便拜”,就只是仰慕敬重,恭敬谦虚,并不失英雄身份。没出息的只有两种。一种是跪在女人面前,大叫“娘子饶恕小生则个”,或“娘子可怜见小生”。比方说《西厢记》中的张生,便是又跪小姐又跪红娘,前前后后跪了好几回。不过前已说过,这类人物,原本是女性化的,他们的膝盖发软,也就不足为奇。问题在于即便是西门庆这样的恶棍,多少会几下拳脚的,也跪女人。

当潘金莲问他“你真个要勾搭我”时,西门庆便跪下道:“只是娘子作成小生。”结果,“那妇人便把西门庆搂将起来,”可见女人还真吃这一套。所以,中国那些怕老婆的男人,就有一个雅号,叫“床头柜(跪)”。另一种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跪倒在男人的面前,并扬言对方如不答应,就决不起身。这实在本应只是女人才使用的要挟手段,可惜往往成了中国男人的专利,不但忠臣孝子一类的人物频频使用,个别情况下,江湖好汉也要用一用的,比如宋江就是。这种又哭,又跪,又趴在地上不起来的做法,与张生一类人物其实并无两样。

不同之处仅在于:张生、许仙等人是跪在女人面前,向着女人哭诉;刘备、宋江等人则是跪在男人面前,向着男人哀求。跪在女人面前,固然“掉价”,显得“不像男人”,但跪在男人面前,岂不“更像女人”?可惜大家好像又不觉得。

事实上,中国男人的“软骨病”,便多半是这种“哭功”和“跪功”培养出来的。

试想,一个从小就会哭会跪,动不动就跪在地上哭哭啼啼的人,怎么能挺起胸膛去做人?又怎么能做到不怨天,不尤人,不失志,不屈节,顶天立地,敢作敢为?不要说当什么英雄好汉,便是要被称为“成年男子”,只怕都成问题。因为这种以跪倒尘埃、泪流满面、赖在地上不起来的方式,来“感动”或“要挟”对方的做法,如果要给一个最高的评价,大约也只好叫做“撒娇”,那么,谁最有资格撒娇呢?大概只有女人和孩子吧!

中国的男人既然都多少有点像女人,或者多少有点像孩子,那么,他们当然也就可以让自己,不必有太多的“责任心”或“责任感”。认真说来,责任心和责任感,才是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品质。西方的男人,一般说是有责任心和责任感的。他们也向女人下跪,但那和武松们向宋江下跪一样,只是为了表示敬重和崇拜,而且只在“求爱”时。一旦获取了芳心,便会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保卫女人的责任,不惜为之出生入死、赴汤蹈火,谓之“骑士风度”。

一般地说,传统社会中的中国的男人可没有这种风度。他们往往只有“大老爷们作风”或“奶油小生德行”,甚至“流氓无赖行径”。就拿男女二人私通这件事来说,一开始时,往往是男的主动。或吟风诵月,或挤眉弄眼,或说风话挑逗,或用重金收买,或者“跪倒尘埃”,哀求“娘子救小人一命”,总之是大献殷勤,极尽媚态,十分下作。可是,一日“东窗事发”,要出事了,却又吓得龟孙子似的,一点主张也没有,半分责任都不敢负,不是躲在床下,便是跳窗而逃,任由那女的去承受一切。

这样的例子,实在多得很。比如《红楼梦》里迎春的丫环司琪,与表弟潘又安只不过是青梅竹马,旧情难忘,在园子里私下约会了一次,说了些海誓山盟的话,留了些传情表意的信物,其实并未“私通”,也未“事发”,仅仅是被鸳鸯撞见了,而鸳鸯又既不曾也不会告诉别人,便把潘又安吓了个魂飞魄散,连招呼也不和司琪打一个,就先一个人逃得无影无踪,害得司琪“又急又气又伤心”。

最后事发,也仍是司琪一人顶罪,一人受罚。按说这种事,正如司琪所说“纵然闹出来,也该死在一处”的,然而那男的竟一个人先逃之夭夭了。我们固然可以体谅他的难处:一个小厮,抗不住贾府家法,不可能不害怕。但,司琪也不过是一个丫环,就抗得住贾府家法么?潘又安倘不逃走,虽然于事无补,但至少司琪心里要好过些。然而终于是逃走了,难怪司琪要怨道:“真正男人没情意,先就走了。”

其实,漫说是潘又安这个小厮,便是西门庆那个恶棍,在武大郎来捉奸时,第一个反应也只是“钻入床底下躲去”,却让潘金莲去顶门。生活中甚至有这样的事:来捉奸的不是女人的亲夫,而是别的什么流氓或闲汉,起了歹心,要和奸夫做一笔“交易”,那奸夫多半也会同意,或默许,或自顾自逃走,任由自己情妇,去被强奸或轮奸。这就不但没骨气,不像男人,简直连畜牲也不如了。

所谓忠臣孝子或正人君子一流的人物,当然不会有这等下贱行为,因为他们多半不通奸,也就无奸可捉。但是,在遇到危难的时候,他们也往往同样是既不承担保护女人的责任,同时也完全没有保护女人的能力。

当国难或家难临头时,比方说,府邸、城池、国都被匪人或敌兵包围,眼看抵挡不住时,他们的第一反应,也往往是先逼自己的妻妾和女儿自尽,甚或亲手杀了她们,然后再自尽,或逃亡,或投降做俘虏。可见,中国的男人,实在是靠不住。比较靠得住的,只是侠客或江湖好汉。但可惜,侠客和好汉们往往又不爱女人。

没法子,中国的女人,便只好自己保护自己,自己搭救自己。不过她们的办法,亦不过“拼命”而已。或者以自尽相威胁,或者果真一死了之,总之是只有“死路一条”。难怪中国古代的“烈女”,会如此之多。中国古代之所以多有“烈女”、“烈妇”,仔细想来,除了那时没有人民军队和人民警察,又没有《妇女儿童保护法》外,还因为她们的男人,往往都不是“烈士”,指望不上。

中国的女人不能指望男人,中国的男人却往往要指望女人。比方说,仗打败了,便叫女人去“和亲”;国家亡了,就拿女人来“顶罪”。殷是妲姬弄亡的,周是褒姒弄亡的,安史之乱是杨贵妃引起的,八国联军则是慈禧太后惹来的。总之都是女人的责任,男人一点过错也没有。

这就不仅是对自己的爱情、婚姻和家庭不负责任,而且是对自己的民族、国家和历史不负责任了。这种不负责任,比“始乱终弃”或“逃之夭夭”的流氓行径,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还要更加没有道理。因为一男一女偷情做爱,毕竟还是两个人都该负责的事,而国家的政治军事大权,可一直是掌握在男人手里的。女人即使要破坏,要捣乱,又有多大能力呢?又有多少可能呢?正所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被剥夺了参政议政权力的女人,如何能对天下兴亡、国家成败负责?即便清末的事,也不该慈禧一个人负责,因为当时腐败无能的,是整个清政府,并不只是哪一个人。然而整个清政府,除慈禧外,又都是男人。

甚至还可以退一万步说,即便责任是慈禧一个人的,那么,满朝文武,凤子龙孙,成百上千的男人,都拗不过一个女人,不也挺窝囊的么?

更窝囊的是,中国的男人,不但往往难以负起保护女人的责任,而且有时还要把保家卫国的责任,也都一古脑儿地推给女人。什么“穆桂英挂帅”,“佘太君挂帅”、“十二寡妇征西”,全是打男人耳光的“好戏”。

不可将“杨门女将”与“木兰从军”相提并论,以为那都是“歌颂了中国妇女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木兰从军是女扮男装。一同上阵厮杀的,仍都是男人。杨门女将给人的感觉,却似乎是男人都死光了,非“十二寡妇征西”不可。

事实上,在国难当头、兵临城下之际,男人不如女人的事,也不止一件两件。比如《红楼梦》第七十八回讲到的林四娘一事便是。林四娘是恒王身边的一个美女,恒王战死后,“青州城内,文武百官,个个皆谓:‘王尚不胜,你我何为?’遂将有献城之举。”反倒是“叱咤时闻口舌香,霜矛雪剑娇难举”的林四娘,率女兵出城,与敌决一死战。所以宝玉的词便愤而叹曰:“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这是问得极好、极沉痛,也极有深意的一句,可惜贾政之流并未听懂。

当然,“穆桂英挂帅”也好,“林四娘杀敌”也好,都只是个别的特例,但它们反映出来的文化心理,却值得深思。这么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人曾像宝玉那样作过反省,问过“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的问题呢?几乎没有。多数的男人,不是像贾政那样,把这些故事当做风流韵事来品评和赏玩,便是楞往上面乱贴“爱国主义”的标签,以此来掩盖文化的悲剧,这才真是令人为之扼腕的事。

事实上,从原始时代起,男人和女人,对于自己家庭、氏族和民族的存亡继绝,就有不同的分工和责任。女人的任务,主要是生儿育女,保证族类生命的延续;男人的任务,则主要是猎取食物和保卫部落,保证族类的现实存活。可见,保家卫国,从来就是男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女人至多只是做一些辅助工作,决没有“挑大梁”的道理。如果战端一开,竟是女人主战,男人主和,或者女人上阵,男人投降,那么最终的结果,大约也就只能是女人被辱,男人哭脸而已。“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这个男人,是连哭,也只能对着女人哭了。

这样的男人,哪里还像男人?

这就难怪中国戏曲舞台上的那些男人一个个那么窝囊,那些女人都一个个那么贤能,而这些“颠倒阴阳”的戏又居然能“颠倒众生”。道理看来很简单:那些平时充当男人保护着的女人,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些平时受尽欺凌的女人,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的“希望”;而那些不像男人的男人,则看到了自己角色错位的“合理性”,当然大家一起来叫好。

但,这果真很好么?

  • 上一篇: 贫穷的本质不是懒惰
  • 下一篇: 信用卡
  •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