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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经济学狂徒的反思与忠告:要敢于承认自己掌握的是相对真

作者: 未知 时间: 2024-04-28 阅读: 38 次

作者岑科

苏格拉底有句名言,“我知道自己的无知”,乍一听是句谦虚的话,但经过长期学习的人都知道,这句话的水太深了,绝不是谦虚这么简单。

歌德写《浮士德》,主人公是位学者,多年埋头钻研,学识渊博,受人尊敬,但仍然苦恼,他知道自己的学识似是而非,有很多问题并没有搞清楚,于是决定回归世俗,想通过实践获取知识。书中有句传世的话,“理论是灰色的,现实之树常青”,反映的就是他的处境和心态。

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一个人从无知开始学习,不断进步,到某个时候认为自己掌握了最重要的真理,却又发现知识的局限和漏洞,最后看到自己的无知,我也经历过。

我第一次觉得思考问题有趣,是在大学里读政治经济学,有一天在寝室里看书,脑子里突然冒出个念头,把经济想象成一匹马驮着一个人——马是穷人,骑马的是富人,马跟人相比不能太瘦也不能太壮,人跟马相比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就像贫富差距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太小了不够效率,太大了会把马压垮,即爆发经济危机。这是我第一个“思维模型”。

之后接触到西方经济学,觉得它更合逻辑,更近现实,而马克思经济学有很多自相矛盾、空洞说教之处,便将兴趣转向西方经济学。几年后,又读到茅于轼先生的《生活中的经济学》,觉得醍醐灌顶,头一次感到知识是如此深入浅出,充满魅力,大大激发了我学习经济学的决心。

茅老师强调经济学的核心是一般均衡,价格由供求决定,反过来影响供求,一种商品的供求和价格变化,会引起一系列商品的供求和价格变化,但最终会趋于稳定,使所有商品的供求和价格实现平衡,同时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用普通的语言叫“稳态”。

受这个观念影响,我认为只要找到一般均衡的成立条件,就能找到解决任何经济问题的答案,甚至在一般均衡成立的条件中,有类似于牛顿定律和重力常数那样的东西,只要找到它们,就能揭开经济世界的奥秘。我一度拼命搜集一般均衡的理论文献,希望通过努力钻研,取得划时代的突破。

那时我相信,经济学是研究社会最有力的武器,它假定人是理性的,资源是稀缺的,人们在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下做选择,结果必然最优而稳定,这样贴近现实并且简洁完备的理论框架是前所未有的,我拜倒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光环面前,认为经济学能解释所有社会现象,只要掌握它就有了破解人类行为的钥匙。

一直到凯恩斯的出现打破这个迷梦。

凯恩斯的理论晦涩难懂,但我清楚记得他在《通论》中所说的:经济不止有一种均衡。这个观点让我惊醒,并将它与博弈论联系起来。博弈论认为在某些情况下理性的人会形成背信弃义的不合作均衡,即“囚徒困境”,从侧面证实了他的观点。由于经济存在多重均衡,要找出普遍的一般均衡常数是不可能的,我放弃了这种想法。

这就使问题复杂起来:经济存在多种稳定状态,意味着无法确定个体选择能否达到最优的结果,也无法确定社会可否形成最优的制度,制度演变会走更好还是更坏的道路。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国社会制度无法维持下去,将很快向西方靠拢。但时至今日,中国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并以“中国模式”影响世界。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我预计三到五年内随着教育、医疗等市场的开放,大城市的户口就没用了。但多年后,教育、医疗等非但没有放开市场,甚至商品房也开始实行限购。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英国女王提出“为何没有经济学家预测到如此巨大的危机”的疑问,更引发了对经济学的质疑和反思。尽管如此,我对经济学的信念没有动摇,因为没有找到更有力的理论工具和知识方法。

一直到我认识朋友圈里的“奥派”(奥地利经济学派),他们自认为掌握了唯一正确的经济学,因为奥派理论是基于公理假设,从公理出发经过严密逻辑推导得出的结论,所以不可能错,他们称之为“尚未普及的科学”。

这种自以为是的学风让我厌恶,但他们强调逻辑一致、先验正确的视角使我注意到知识方法论的问题,并开始阅读哲学史,探究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关系,读到康德的二律背反,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律背反,即人们对某一问题的两种观点或判断,既相互矛盾又同时成立。比如,“宇宙在时间上有起点,在空间上也有限度”和“宇宙在时间上没有起点,在空间上也没有限度”是相互矛盾的命题,但通过逻辑可证明两者同时成立,此外还有像物质是否可以无限分割、世界是否存在自由意志、宇宙是否存在必然成因等命题,都存在着二律背反。

二律背反不是随意捏造的,而是有深刻的认识论根源,它表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都是残缺的,不能提供完整知识,因为人的理性能力有限,超过界限就必然陷入矛盾和困惑,这是在几乎所有问题上人类认识都会相互对立的根本原因。

我被这个发现打懵了,也打醒了。

自古以来很多体现人类智慧的信条,其实是相互矛盾的,比如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又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比如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又说有仇不报非君子;比如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又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正像哲学家桑塔亚指出:几乎每句格言对面,都有一个意义相反并且同样充满智慧的格言。

生活也是这样,同一件事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社会舆论中,对新闻事件的评价会自动划分成两个对立阵营,甚至在学术界,任何一位学术权威对面都能找到意见相反的权威,并且这些对立的观点都能找到依据。

这背后的原因就是二律背反,任何判断都能找到相反的判断,比如“人的行为有目的”和“人的行为无目的”、“人是理性的”和“人是非理性的”、“市场有效”和“市场无效”等命题,在逻辑上都成立,因为什么是人、什么是目的、什么是理性这些问题不断追问,最后必定遇到时间、空间、有限、无限这些初始概念,它们是二律背反的,作为扩展命题的普通看法也是二律背反的。

这动摇了我的信念,过去我相信世界是按规律运行的,人能掌握规律,不仅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如此,但是通过更多的观察,我发现不存在确定无误的经济学,更不用说其他的社会人文学科了。

最明显的一点是社会经济现象不可预测,大到苏联解体、英国退欧,小到个人创业、婚姻破裂,再到股票投资、金融危机等,无人能准确预测。有人声称预测了金融危机,并拿出多年前的观点作为证据,其实不过是把预测中正确的部分拿出来,错误的部分隐藏起来,“报喜不报忧”而已。

谢国忠是一位著名的预测错误者,他原本是摩根斯坦利的亚太首席经济学家,1997年因准确预测亚洲金融危机而声名鹊起,多年来被投行媒体评为最佳经济学家,但2008年后,他一再提出中国出现房地产泡沫,房价面临下跌的观点,却不断被房价上涨的事实“打脸”,成为典型的误判。

2020年新冠病毒漫延期间,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也是一名中国前外交官、一位高层智囊,在中美两国都生活了多年,对美国疫情提出预测,大家都很重视他的观点,他对美国新冠病例死亡的预测是不超过500例,而实际结果已经超过19万例,令人难以置信。

后来我进一步认识到,连自然科学也是不确定的。

人们通常认为自然规律是确定的,那是指经典物理学而言。在牛顿力学描述的世界中,物体运动有迹可循,它假定时间和空间是绝对的,并且物体的位置和速度可精确测量,因此在理论上说,只要完全了解宇宙在某一时刻的状态,便能准确预测宇宙中将发生的每一件事,换句话说,世界是确定的。

而在现代物理学,也就是量子力学中,微观世界的粒子不只存在于一个位置,也不会从a点通过单一路径到达b点 ,粒子处于叠加状态,受到外界测量时才会有确定结果,描述这个过程的波函数只能预测粒子的可能状态,它是概率性的 。换句话说,世界是不确定的。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二律背反。

数学是知识可靠的最后堡垒,但对我来说也被打破了,我读过一本《数学:确定性的丧失》,它研究数学发展历史,发现数学公理并不是普适的,而是根植于特定领域的经验,数学在这些领域能作出精确有效的描述,但要是扩大到其他领域,适用性就可能消失。

比如,在虚数发明之前,人们不能对负数开平方,在黎曼几何出现之前,人们一直用欧氏几何,在欧式几何中,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但在黎曼几何中,它大于180度。换句话说,理论都是有条件的,数学和物理一样在条件适用时是正确的,在脱离条件时则必须修正。

到这个时候,我就从可知论者转向不可知论和怀疑主义。

个人或人类所拥有的知识,在我看来就像一座岛屿,知识的边界是岛屿与海洋的分界线,知识越多,未知的边界越大,边界之外是人类认知所无法触及的辽阔海洋。

康德的二律背反揭示了人不可能单凭理性发现天然正确的命题,人们在实践中发现社会经济现象无法准确预测,即使在物理学和数学领域,量子力学和非欧几何也证明了自然科学是不断修正发展的,可见世界上没有绝对正确普适的真理。

当我们发现某一知识能正确反映事物的趋势或属性时,只能将其视为局部的、暂时的规律,而非普遍的真理,当人们对社会经济现象做出判断预测时,无论正确与否,都只是概率的结果。

比如,有些人投资或创业赚了钱,其实只是契合了某种局部或暂时的规律,却把自己的经验看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接下来某个时候倾尽所有、孤注一掷,自以为胜券在握,最后却一败涂地,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过去我认为知识必须一以贯之,完全自洽,一个人的知识体系要么全对、要么全错,如果你在某个问题上是错的,在其他问题上就不可能对。现在则认为不管是个人的思想体系还是在不同学派之间,观点矛盾对立很正常,它们都可能对也可能错,只是在不同的前提条件下,正确或错误的概率不同。

按照哥德尔不完全原理,知识的完备性和一致性是不兼容的,你要追求完备就不能避免矛盾,你要追求一致就不能获得完整。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过去我认为两者之间必有一个正确,一个错误,一个成立了另一个就不成立,现在则认为它们在逻辑上都可能成立,只是在实践中不能偏执一端,在不同条件下可按不同的比例和形式混合运行,现实中没有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想追求百分之百的理想模式结果大多是失败。

这种认识的好处是让人视野开阔,能包容不同体系的多元观点,对权威和既有的理论不盲从,随时保持怀疑的态度,但不妙的是,这样建立的知识体系会显得不清晰、很庞杂,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去指导人的行动。

经常有人跟我说,你写文章总是这也对那也对,这可能错那也可能错,没有一个明确的预测或建议,说了半天等于白说。

确实,如果按知识方法把人分为可知论者(独断思维)和不可知论者(怀疑主义),两组对象产生的性格和观念各有利弊。

可知论者和独断思维在理论上明确,在行动上坚定,因此富有号召力,对社会实践更有利,但是这样思考的人往往盲目轻信,一意孤行,在个体生存中会面临更大风险,在社会运动中容易形成激进的集体行为。

不可知论者和怀疑主义在思想上更多元,能接纳不同观点,在社会行动中强调妥协与包容,有利于和谐稳定,但在创造事物或完成目标过程中总是充满疑虑、犹豫不决,缺乏果敢和韧性,不容易取得成功。

这正如一个硬币有两个面,很难说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它们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

现在在我看来,世界上任何问题都有一对相反答案,当你能解释它们都是对的也都是错的,才算真正理解这个问题,但同时也就失去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愿望,追求觉悟的人大多会走向无为,活得明白与活得精彩总是难以兼顾的,这是个永久的悖论。

但有时,这两者也会以奇妙的方式呈现在一起。

作为西方哲学的先导,苏格拉底宣扬的“无知”精神象征着热爱智慧、追求真理的宝贵传统,多年以后,有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叫乔布斯,带着偏执独断的精神开创了一个新的电子消费时代,就在乔布斯病逝之际,有人问他想要什么,他回答:宁愿用全部成就来换取和苏格拉底共度一个下午。

这让我看到了人对知识的渴求亘古不变,永无止境。

最后

我相信求知是人的本性之一,不断寻求知识的人最终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是无知的,世界是不确定的,真理是相对的。

如果每个人都有这种信念,就具备了独立思考、敢于批判的精神,能避免轻信盲从所带来的社会灾难,但是在生活中承认自己无知,对世界没有把握,就不会有成功的希望,要想成功必须表现得自信满满、真理在握才行。

所以罗素说:这世界的问题就在于聪明人充满疑惑,而傻子们坚信不疑。

如果有一个人他既想要世俗的成功,又想保持诚实和理性,应该怎么办呢?恐怕只能这样:

承认自己无知,承认自己掌握的是相对真理,不是终极答案,但总比没有答案要好。

这是我对自己,和对所有注重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的最大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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