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生育率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宿命吗？
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是19世纪初期的英国人，做过乡村牧师。
马尔萨斯是英国第一位经济学教授。而且，直到马尔萨斯出现，经济学家才成为一个正式的专业分工。但是大家今天还记住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马尔萨斯陷阱”。这个词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人口增长是几何级的。而生存资料，比如粮食的增长，不可能是几何级的，只能是算术级的。所以，经济增长的结果如果导致人口增长，那就坏了。因为所有的增长成果都被新增的人口吃掉了。然后经济开始下滑。这是一个死循环。这个死循环，就是马尔萨斯陷阱。你看，这是一个非常悲观的论调。两百年来的经济学，都因此蒙上了一丝阴郁的色彩。
马尔萨斯陷阱道出了农业社会发展的终极宿命：
发展到顶，然后人口崩溃。
后来的事实证明，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受人口增长的拖累，反而是一飞冲天。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论。
其实在学习思想史的时候，一个错误的理论的意义，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在马尔萨斯写出伟大的《人口原理》的时候，他估计也没有想到，西方社会已经一只脚踏出了陷阱。这充分说明了再伟大的人在认识社会的时候通常，也会出现问题。
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
1974年8月，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要承办一项非常重要的国际会议——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
自1950年代有关马寅初人口问题的大争论之后，中国已经中断人口研究近20年了。为了应对此次会议，中国政府在1973年就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人口工作小组，迅速 “恶补” 世界人口研究的最新进展。当然更大的压力来自于将要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第三世界国家施加的要求迅速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活动的压力。
美国和西方主要国家在这次会议上的诉求就是：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活动方面作出努力，并需要制定生育率控制目标和具体的实施方案。
这个诉求的背后，是持续笼罩在20世纪60、70年代上空的人口爆炸论。一大批西方的学者利用人口统计和人口预测数字，认为当今世界面临着 “人口爆炸” 的危机，这个危机必将导致 “资源危机”、“粮食危机”、“生态危机” 等一系列严重后果。而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世界人口增长已超过了土地和自然资源的负载力。
然而，农业社会最大的优越性就体现在人口增加，历史上也多以人口数量来衡量古代社会的发展程度。在家庭层面，生育也就意味着更多的耕作劳动力，更多的向上财富流动，显示了家族的兴旺。在国家层面，人口是税收和军事实力的保证，人口越多代表国力越强大。在一个环境和平，农业产出稳定，有剩余输出的时期，人类使用剩余能量的最主要方式就是生育子嗣。
人类非常幸运，作为变异形态的工业革命，首先将西方世界拉出了马尔萨斯陷阱的泥潭。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会议通过的《世界人口行动计划》承认社会经济发展是解决人口问题的中心因素，但也提出了 “个人的生殖行为同社会的需要和愿望应该相互协调” 的愿景。
谁也没想到
发达国家的立场，会在10-20年内彻底反转。70-80年代是人口转变研究的黄金时期，大量学术著作的涌现以及事实证据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生育就会快速下降。
在10年之后的墨西哥城人口大会上美国对生育控制的态度转向了中立，而在1994年的开罗大会上美国已经彻底不支持计划生育的相关措施。新加坡、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在80、90年代逐渐转向了生育中性政策，并依次开启了鼓励生育的措施。
在这其中，新加坡最为魔幻，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公共场合中限制生育的宣传海报就变成了鼓励生育的信息，颇有点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意味。
这个时候的欧洲呢？他们已经在忙着刺激本国的生育了。
我们，也面临了人口问题。
结婚少了、离婚多了、结婚晚了
应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
“立即”是因为人口形势紧迫，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中国第三轮婴儿潮的峰值在1987年，中后期出生人口尚处于35岁之前的主力生育年龄，特别1990后的出生人口尚处于25-29岁最佳生育年龄。一旦错过第三轮婴儿潮，未来再想提升出生人口，则将事倍功半。
全面放开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这种担心正如当初某些人预测“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出生人口将迎来暴增，但实际并非如此。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0、2015年中国乡村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4、1.27，其中2015年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总和生育率分别为0.61、0.53、0.13。这意味着乡村居民的生育意愿也不强，愿意生二孩的也没有60%，更别说三孩。
建议先放开三胎，渐进式改革，以缓解保守派人口生育爆炸的担忧，总之不宜再久拖不决。
人口是发展的副产品，不用担心
现代社会的发展对低生育欲望的形成是通过三个因素达成的：
1. 竞争。社会发展的一个标志是知识和技术迭代的速度很快。这也决定了年轻人在社会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但也意味着社会竞争的压力一步步向下转移。每一次技术的创新都会带来新的社会分化，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竞争。年轻人自身背负着达到社会预期、自我实现的竞争压力；而当他们作为父母时，又会将自身感知的压力投射到对子女的教育焦虑中。
2. 选择。社会发展的另外一个表现是有更大的选择权。不用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也可享受社会对此的包容。发展所带来的多样化的社会角色，也为个体提供了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可能。
3. 替代。社会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提供了众多孩子的 “替代品”。不用说养老的公共服务体系，年轻人的时间可以被游戏、综艺和社交软件充分占据，而情感呢？大概过段时间会有专门的论文严谨论证宠物产业的发展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吧。
所以在谈论低生育率的时候，也许可以不用那么丧气，它本身就是发展的副产品啊。
超低生育率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宿命吗？
包容性的生育政策、家庭友好政策亦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给予个体更多选择性的一部分；同样，即便真的出现更加激进的刺激性政策，也无须惊讶，生存和自我延续不过是物种的本能而已。
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人类的后知后觉，不曾看到我们可能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