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中国的海盗

以下材料出自对中国历史学家袁永纶《1807—1810年中国海盗侵扰史》的翻译[1]，以及理查德·格莱斯普尔[2]被海盗囚禁的经历的相关叙述。二十年前，查理斯·麦克法兰先生将以上两份叙述收录在他的著作《强梁实录》当中。征得查理斯·麦克法兰先生的准许后，我们照搬了他的叙述，略去了几段与我们目前的任务并不十分相关的段落。整个叙述强烈地揭露了清政府可悲的软弱和怯懦。

海盗，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这样称呼他们。他们是一帮对政府心怀不满的中国人，他们奋起反抗政府的压榨迫害。他们劫掠的首选地点是印度西海岸的科契附近，他们攻击只能容下三四十人的小型贸易船。他们一直延续着这种海盗策略，在短短几年间，声势逐渐壮大。最终，他们利用屡战屡胜的声名，以及中国下层社会所遭受的压迫、可怕的贫困、物资的缺乏等因素，以惊人的速度扩大了他们的势力范围。数以百计的渔民和其他贫困阶层纷纷加入他们的队伍。他们不仅横扫海岸，还封锁了所有的主要河流，经常对朝廷的大型战船发起攻击并屡屡得手。这些战船每艘都配有十到十五门的大炮。

这些缴获的战船加上他们自己的浅滩船，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舰队。这支浩浩荡荡的舰队始终沿着海岸活动，所以任何小船都无法安全地在海岸上进行贸易。当海盗在海上缺乏猎物时，就登陆寻找劫掠的对象。起初，海盗只敢上岸攻击海岸附近的村庄，但后来他们变得更加大胆。海盗就像陆地上的匪徒一样长途跋涉，挺进内陆，甚至对大城市发起突袭和抢劫。

清政府为消灭海盗所做的努力往往适得其反，因为在朝廷与海盗的第一次交锋中，朝廷的二十八艘战船被击沉，剩下的十二艘仓皇撤退，幸免于难。

朝廷的战船往往装备齐全，缴获它们对海盗来讲是巨大的收获。海盗的兵力增长迅速，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1809年，当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先生不幸落入他们手中时，他们的力量正处于鼎盛时期。当时，理查德·格莱斯普尔认为海盗由七万人组成，拥有八百艘大船和一千艘小船，包括划艇。海盗分成六个大营，各营战旗颜色不同，有红色、黄色、绿色、蓝色、黑色和白色。中国历史学家袁永纶称其为“海上黄蜂”。他们因其各自将领的姓名而被进一步区分开来。在这些将领中，有个叫郑一的人，因英勇善战、指挥得当而远近闻名。渐渐地，郑一几乎控制了整个联合舰队；郑一对自己的力量自信满满，这种自信与日俱增，他甚至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伟大的政治人物，并且渴望得到相应的尊严。郑一公开宣布他的爱国情怀，立誓要将满人赶下皇位，恢复以前的中原王朝。

但十分不幸的是，嘉庆十二年十月十七日，即1807年11月16日，这位极富野心的海盗于在一场激烈的交战中丧生。郑一没能实现改朝换代的豪言壮语，最终，他和他的远大抱负一起淹没在了浩瀚的中国海之中。现在，是这些海盗历史上最不同寻常的一段时期——对任何阶层的人来讲都不同寻常，但对中国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当时的中国人比其他东方人更容易认为女性低人一等，或者一无是处。

郑一死后，他的正妻对海盗仍然有足够的影响力，这使海盗承认她应该取代亡夫的位置。于是郑一嫂出任了海盗联合舰队的女首领，并任命张保仔为她的副官兼总管。

这位刚被提拔的副官张保仔以前是个穷苦的渔民，在海上捕鱼时被郑一收留，并受到郑一的赏识，在郑一战死之前就被擢升为一个小头目。这位严肃的中国历史学家袁永纶并没有深入研究这样的内部细节，但我们可以推测，从张保仔被任命为副官来看，这个人同样成功地赢得了郑一嫂的好感。

海盗在女首领的率领下并没有衰落下去，反倒变得更加斗志昂扬。郑一嫂聪明勇敢，她的副官也是如此。为了更好地约束他们的手下，两人还共同制定了一些章程。

根据这些章程，如果有人私底下上岸，或做了他们所说的“不轨之事”，应该在全体船员面前割掉自己的耳朵；如若再犯，则难逃一死！海盗劫来的每一件货物都得登记入库——即使是类似鸡毛蒜皮的小东西——任何人也不能据为己有。海盗将从总库中按一定比例获得分红，或者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任何人如果胆敢从总库中偷取任何东西，都将被处死。中国海盗的这些章程与古时海盗的章程是一致的：当海盗缴获战利品后，每个人都举起手来，对天发誓他绝没有私自隐藏。类似的举措存在于所有以掠夺为生的组织中，它们足以证明即使是最无法无天的群体，也能意识到类似法律的东西存在的必要性。以下是郑一嫂制定的一些条文，现在看来仍然觉得细致入微。

任何人不得随意在乡间、公开场合掳掠妇女，并将其带上船；任何人进入船舱，须征得船长应允。对妇女使用暴力或者未经许可强迫成婚的，处以死刑。

为了使海盗永远不缺乏给养和其他补给，郑一嫂下令，要尽一切努力兼顾他们和周边百姓的共同利益。从百姓家里获取的酒水、粮米及其他一切货物，都必须给付货款，如强取豪夺，不付货款，将被处以极刑。这些章程不仅是为他们的手下精心设计的，作为首领的郑一嫂和她的副官也很谨慎地遵守这些章程，严于律己，以身作则。

通过一系列手段，海盗的战船上保持着严明的军纪。岸上的百姓源源不断地为他们提供火药、给养及其他必需品。在海盗远征中，不听将令前进或撤退，都是死罪。

有了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在一个女性的领导下，海盗常年在中国海域搜寻目标，劫掠靠近他们的每一艘船；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措辞微妙，并不使用粗鄙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劫掠行为——而是将其称为“货物转运”。

根据袁永纶的观点，郑一嫂的总管完全是一个类似于荷马笔下的英雄的人物。这位力大无穷的副官可以只身举起献祭于海边、供奉有“三婆神”[3]的神庙之中那足有千钧之重的神像，而他周边所有人合力也无法从基座上将神像移动一丝一毫，这一举动让他声名鹊起。在副官的命令下，这座富丽堂皇的神像被抬上了船。但迷信的海盗忌惮神像的盛怒，担心自己会死于海上的风暴或残酷的战斗。然而，他们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几个月后，朝廷派林国良率领水师从虎门出发清剿海盗。郑一嫂的副官张保仔予以迎头痛击，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此役从清晨战至深夜，战斗中，孤注一掷的朝廷水师向张保仔开炮。就在炮弹爆炸的那一刻，张保仔应声倒地。他的手下都万分沮丧，认为他必死无疑，并将此归咎于神像对他们的发难。然而，张保仔手疾眼快，一跃而起，洞悉了对手的意图，又倒身在地。就在对方又向他开炮之际，他一个鲤鱼打挺，直挺挺地稳稳站立起来。在场所有人都觉得他有如神助。不一会儿，林国良连同他的十五艘战船[4]一起成了海盗的俘虏和战利品。张保仔本想对林国良网开一面，但狂暴的林国良突然抓住张保仔头顶上的头发，冲张保仔咧嘴一笑，想激怒张保仔将他杀死。即便如此，张保仔还是温和地、友好地与他讲话，试图平复他的心情。鉴于此，林国良发现自己只求一死的希望落空，又无法忍受此等耻辱，于是自尽而亡，时年七十岁。

袁永纶接着说道：“我的三位好友参与了这场战斗，其中两人丧命，一人因浓烟得以隐蔽，幸而虎口逃生。正是这位幸存的朋友向我亲述了整个战斗过程。”

不久之后，另一位朝廷大员林发受命剿灭海盗，同样大败而归。一看见苦苦寻找的海盗，朝廷的舰队就被海盗的人数和威武的外表吓得惊慌失措，以至于改变航向，试图逃回港口。但郑一嫂和她胆识过人的副官率领的舰队远比朝廷的舰队要快。海盗最终追上了朝廷舰船。船上死一般的寂静，勇敢的海盗纵身一跃，跳入海中，游向朝廷指挥官员乘坐的船，并登上舰船，劫走其中六艘。朝廷官员则命丧大海。

还有一次惊险的记录。一伙海盗遭到一个大型商队的突然反抗。这个商队满载着来自科契和越南北部一个叫东京的地方的货物。海盗被迫放弃了这些商船。袁永纶说道：“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

在此后的行动中，海盗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清军水师将领孙全谋指挥一百多艘战船攻击海盗。海盗并没有撤退，而是摆开了阵势，对朝廷的舰队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一时间，大量海盗葬身大海，重伤者不计其数。船上的缆绳、船帆被朝廷舰船的大炮炸燃[5]。海盗惊慌失措，驾着舰船载着死伤者仓皇退去。孙全谋命令炮火猛击海盗舰船的统舱，使海盗的舰船失控。由于彼此非常靠近，海盗立刻受到了朝廷舰队四面炮火的攻击。

众多海盗惊恐地睁着眼睛，应声倒地。朝廷指挥官孙全谋勇猛向前，冲上海盗战船，斩杀海盗无数，俘获近二百人。在其中一艘船上，朝廷官兵发现一名海盗的家眷。她紧紧靠住船舵，手持两把短剑，绝望地发起反击，砍伤了几个兵勇，但她也被火枪所伤，倒在船上，最终被俘。

然而，海盗被动挨打的局面很快得到了扭转。当孙全谋带兵前往广州湾剿灭海盗之时，郑一嫂和她指挥的一部分舰船按兵不动，并派出有勇有谋的张保仔对朝廷舰船的先头部队发起攻击。战斗如期打响，海盗的剩余部队绕到后方，对朝廷舰船形成包围。袁永纶这样写道：“朝廷舰队的阵营被冲得七零八落，一片混乱，最终被分割开来，相互之间无法联系呼应。喊声震天，兵勇只顾自保，无法形成团队作战，郑一嫂的兵力远超我们；而我们的指挥官也方寸大乱，无法继续保持阵形，最终以损失十四艘战船的代价宣告战败。”

由于袁永纶对另一场战斗的描述极具特色，因此全文摘抄如下：

1809年4月，在朝廷舰队护送商船的途中，遇到绰号“大活宝”的海盗首领在海上巡逻。船上的商人惊慌失措，但我们的指挥官说道：“根据旗帜判断，这伙海盗并非郑一嫂亲率，我们的实力与之旗鼓相当，完全可以与之一战，并击溃他们。”于是战斗开始，双方利用枪炮相互开火，各有死伤。至夜幕降临，彼此休战，次日凌晨继续开战。海盗与我方兵勇相距咫尺，所有人都极力地表现出自己的英勇无畏。这绝对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硬仗。大炮的轰鸣声、双方兵士的嘶喊声，在几里之外清晰可辨。商人与海盗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看到海盗将火药混入酒水中喝下，立刻脸眼通红，然后又不顾一切地投入战斗。这场战斗持续了整整三天三夜。最终，双方极度疲惫，无力再战，随即撤出战斗。

这并不是一段值得炫耀的战斗记述，因为双方战斗人员大都使用弓箭、投石器等落后武器进行厮杀，为数不多的火药枪械的质量也极其低劣。

之后，海盗依旧在海上抢劫越货、纵火焚烧海岸村镇，虏获村民，仅从一处就掳走五十三名女性。

于是，朝廷派出水师总兵廷桂剿灭海盗。廷桂对张保仔的警惕和灵活感到震惊，他觉得在岸上的渔民和其他人之中一定有张保仔的眼线。廷桂看到自己的军官脸色苍白、神情木讷地站在旗杆旁，就让将士们想想自己的父母妻儿，以及得胜之后的高官厚禄，乃至为国捐躯后定会有人为他们复仇等，对将士们做了一番战前动员，紧接着战斗就打响了。廷桂运气不错，一开始就一炮炸死了海盗头目“大活宝”。但海盗在他周围越聚越多，最后令人生畏的张保仔出现在了廷桂的船上。廷桂自觉已无生路，于是自尽而亡。此次海战，朝廷水师死伤惨重，损失战船达二十五艘之多。

这次失败后，清政府决定切断海盗所有的供给，意图将海盗全部饿死。所有停泊在港口的船，无论是什么船，都必须停在港口，不许出海，而那些在海上或海岸附近的船，则必须迅速返回港口停泊。这一次，政府官员似乎尽职尽责，非常警惕；但海盗满怀信心，决定袭击港口，顺着河流向内陆进发，因为内河两岸遍布着繁荣富庶的村镇。

珠江有多个入海通道，其中三条被海盗打通。迄今为止，海盗一直在珠江外的广阔海面上杀人越货。百姓看到海盗将要越过官兵的要塞，威胁到毫无防守的内陆村镇时，惊恐无比。

海盗被分成了三部分，郑一嫂、张保仔、郭婆带三人各领一队人马。

正是在这一段时间，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先生落入了海盗之手。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先生当时在东印度公司的“伊利侯爵”号上服役，这艘船就停泊在离澳门十二英里远的小岛旁。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奉命乘快艇前往澳门去接一名引航员。他带着七名全副武装的英国船员乘快艇离开舰船，于1809年9月17日安全抵达澳门。1809年9月18日，他带着引航员返回快艇。但不幸的是，因为在航行途中遇上狂风，又受到浓雾的干扰，快艇无法靠近“伊利侯爵”号，理查德·格莱斯普尔一行只能待在敞篷快艇上漂泊。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后来说道：

我们当时的境况十分悲惨，夜幕很快降临，看上去阴森恐怖，疾风骤雨、波涛汹涌，我们乘坐的快艇也在漏水，没有指南针、船锚、给养，漂泊在背风的海岸，周围全是危险的礁石，还有野蛮的海盗时常出没。

在度过了令人煎熬的整整三天之后，引航员告诉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先生，可以取道狭窄的海沟，但是他们发现有三艘船停泊在那里。一看见英国快艇，这几艘船靠了过来。引航员告诉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对方一定是海盗，如果被海盗抓获，则他们必死无疑。于是，理查德·格莱斯普尔一行人拼命划了六个小时的船，终于甩掉了海盗。但第二天早晨，他们又碰到一艘大型海盗船，而这艘船正是前一天晚上被他们误认为是英国船的那艘。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先生一行就这样被俘了。

大约有二十个长相粗野的海盗涌向我们，他们一只手拿着短刀，另一只手按着我们的脖子。那些人的刀子就指在我们胸前，眼睛瞅着他们的首领，等着首领发号施令。见到我们无法反抗，海盗首领把剑收入鞘中。其他人随即也收起了短刀，然后将我们拽到海盗的船上。这艘船上的人都露出野蛮可憎的笑容。我们料想，海盗肯定会百般地折磨我们，最后残忍地将我们杀死。

登上这艘船后，海盗对理查德·格莱斯普尔一行连踢带踹，拿出粗粗的铁链将他们锁在甲板上。

就在这时，来了一艘船。我和我的同伴，还有一位翻译被带到上面。这是海盗首领乘坐的船。我被带到首领跟前。海盗首领就坐在甲板上的一把大椅子上，身穿紫衣，头戴黑色方巾，三十岁上下，粗壮结实，有首领的做派。海盗把我带到近前，然后极其严肃地向翻译讯问我们的身份，以及来这里的目的。我告诉海盗首领我们是在海上遇险的英国人，已经在海上漂泊了四天四夜。海盗首领根本不信，说我们不像好人，要将我们处死；然后他下令对翻译严刑拷打直至说出真相。就在此时，一位曾到过英国，并会说一点英语的海盗走到首领跟前，告诉首领我们的确是英国人，说我们很有钱，连扣子都是金的。于是，海盗首领下令给我们一些糙米饭，我们算是吃了一顿像样的饭，毕竟除了几个绿橙，我们已经四天水米未进了。我们用餐的时候，一帮海盗围着我们，打量着我们的衣着和头发，这让我们十分愤怒。其中有几个海盗拿出剑，搭在我们的脖子上，摆出了要立刻将我们带到岸上剁成碎片的架势。在此，我得遗憾地说，在我被关押期间，确实有几百人遭此厄运。我又一次被叫到那位海盗首领跟前，此前海盗首领已和翻译进行过交流。那位翻译告诉我，我必须写信给我们船长，告诉船长如果不交出十万两白银的赎金，十天之内我们全部得死。

无谓的反抗过后，理查德·格莱斯普尔最终写了信。不一会儿就来了一艘船，带着这封信向澳门出发。

当天大概18时的时候，海盗又给了我们一些食物，是一点米饭和咸鱼.吃完之后，海盗示意我们躺在甲板上睡觉。然而，海盗在我们身边来来回回地走动，让我们一刻不得安宁。海盗一直非常关注我衣服上的新纽扣，以为是金子做的。于是我将上衣脱下，扔在甲板上，免得这些纽扣给我惹来麻烦。上衣在夜里被人拿走了，第二天早上，我看到上面的纽扣已不见了踪影。

第二天一大早，舰队就起航停泊在大屿山下的一个海湾里。海盗头子张保仔的战船就停泊在那里。那里还有大约两百艘船和几天前海盗俘获的一条葡萄牙横帆双桅船，以及船长和部分船员，另一些船员已被海盗杀害。第二天早上，就有一艘渔船上前来问海盗是不是俘获了一艘欧洲船舶，当时理查德·格莱斯普尔一行就待在他们来问的那艘船上。

那艘船上的一位船员跟我说了几句英语，告诉我他有一张通行证，是我们的船长发给他们用于搜寻我们的，我很惊讶他居然没有带来我们船长的信。这个船员似乎和海盗首领非常熟悉。海盗整天待在船舱里抽鸦片、打牌。夜里，我和翻译被带到海盗首领跟前。这次海盗首领问话的语气明显和善了许多，说他相信我们就是英国人，希望能友好相处，如果我们的船长在他巡逻回来之前送来赎金七万两白银，他定将履行承诺，放我们回澳门。我明确地向海盗首领表示，写这些条件是没有用的，除非我们的赎金数目能迅速确定下来，否则英国舰队就会出海远航，使我们达成的协议彻底失效。海盗首领仍然坚定不移地说，如果不把信送出去，我们就会被扣留，并强行让我们参加战斗，或者直接把我们处死。于是，我写了封信，交给了前面提到的船员。船员说五天后他一定带来回信。这时，海盗首领把第一次我写的信给了我。我一直无法明白他为何要扣留这封信，但我猜想，没有海盗主帅的首肯，这位首领绝不敢私自改动我们的赎金数额。我知道他们的主帅也非常后悔俘获了我们，因为他们害怕英国舰队和清政府联合起来攻击他们。

当舰队在这里停泊的时候，有一天晚上，被关押在囚室中的葡萄牙人杀死了船上的几名海盗，割断缆绳，趁着夜色幸运地逃走了。

第二天天亮时，这支总共有五百多艘大小不一的帆船的舰队开始了航行。海盗打算沿着河流航行，向城镇和村庄征募钱款。此刻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我的心情。送出去的信音讯全无。乘坐的舰船航行了几百英里也没有碰到一个欧洲人。我们可能要在这里待上几个月，这样一来，我们所有和他们谈判的希望就全部破灭了。因为这里唯一的交通方式是乘坐有海盗发放的通行证的船。海盗不敢在离澳门二十英里以内的地方冒险，他们只能在夜间来回穿梭，以避开官军。朝廷的船，一旦被发现与海盗有任何往来，船员会立即被处死，并且为了不让剩下的家族成员重犯这些船员的罪行或为被正法的船员报仇，他们所有的亲属，即使没有参与犯罪，也要连坐受罚。

以下事件是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先生所描述的内容中十分令人感动的一幕。

1809年9月26日，星期三，早上天刚刚亮，我们从自己的船队不远处经过。海盗首领朝我喊了一声，指着远处那些船，又告诉翻译让我们看看这些舰船，因为这应该是我们与自己船队的诀别了！大约中午的时候，我们驶入了虎门西边的一条河道，离入海口仅三四英里。我们又经过一座较大的村镇，它坐落在风景如画的群山中，是海盗的给养站，舰船经过时，村民唱起山歌向海盗致敬。

海盗一路上又抢劫无数，尽是些小打小闹。

但之后，海盗计划攻击一座戒备森严的镇子，那里集结着各式战船。于是，海盗派出信使，要求对方每年向他们缴纳一万两白银的岁贡，并声称如果不答应这些条件，他们将踏平镇子，不留活口。海盗向来说到做到，之前的好多村镇就是先例。在海盗的威压之下很多村镇，最后都归顺了海盗。由于海盗的船位于镇上百姓的大炮射程之外，百姓愿意就海盗提出的条件做出一定的妥协。镇上的百姓同意每年缴纳六千两白银，等海盗返航时收齐上交。百姓的这种策略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海盗离开后，镇上百姓把几门大炮运上山顶，控制了整个河道。等海盗返航的时候，等待他们的不是钱，而是大炮。

1809年10月1日，舰队在晚上起锚出发，随着潮水顺流而下，然后悄悄地停泊在一个被浓密树林环绕的小镇旁。第二天凌晨，海盗乘着快艇登上了岸。他们个个手持长剑，大喊着冲进小镇。镇中居民纷纷逃向周边的小山，居民人数明显多于海盗。我完全可以想象这些苦难的百姓当时所经历的恐惧，以及迫不得已背井离乡、抛家舍业的痛苦心情。妇女泪流满面，怀里抱着婴儿，向这些残暴的强盗乞求怜悯，这是一幅多么令人心痛不已的景象啊！那些老弱病残、无法逃离又无力抵抗的百姓，要么被当作俘虏，要么被残忍屠杀！海盗船来来回回地从我们的小船旁经过，又很快驶往岸边，船上满载着战利品和浑身是血的人。海盗掳来了二百五十名妇女和一些孩子，并把这些人分到了各艘船。由于裹着足，这些妇女没法和男人一起逃跑，甚至有几个妇女在无人协助的情况下，连走路都很困难。事实上，这些妇女的步伐根本不叫走路，而是蹒跚。有二十名妇女被分到了我所在的船上。她们被人攥着头发推上了船，方式极其粗暴野蛮。海盗首领上船后，询问了一下情况，然后下令，根据情况，向每个人索要六百至六千两白银的赎金。海盗首领让人在船尾甲板上给每个被俘者安排一个铺位，无任何遮蔽。而当时的天气变化无常，白天烈日当空，非常炎热；晚上寒风刺骨，大雨滂沱。整个镇子被洗劫一空，然后又被付之一炬。到第二天早晨，一切都化为灰烬。舰队在此停留了三天，海盗在赎金的问题上讨价还价，又顺路抢劫了村民的鱼塘和果园。在此期间，村民没有一个人敢冒险下山，尽管有时岸上的海盗都不足一百人。我敢肯定，山上的村民人数足足有一千人。[6]

1809年10月5日，舰队又向另一条支流继续航行，停靠在好几个村庄收纳岁贡。岁贡多为金银、粮米、蔗糖，还有几只烤全猪作为给天神[7]的献祭。凡是要交赎金的人，都得献上一头猪或几只鸡，主祭之人还要祷告。祷告会持续很长时间，然后祭品会被分给大家。除了在岸上经常发生的小规模的海盗和清朝官兵之间的冲突，一切都风平浪静，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09年10月10日。海盗经常强迫我的同伴上岸，用我们被俘时带的毛瑟枪作战。我们的毛瑟枪火力威猛，杀伤力很大，而当时中国人主要使用弓箭。海盗也有火绳枪，但操作很不熟练。

1809年10月10日，海盗与黑旗营会合，沿着一条宽阔而美丽的河流前进了数英里，经过了被黑旗营劫掠一空的镇子。1809年10月17日，海盗舰队并排停泊在四个由泥土砌成的炮台旁边。一个镇子的安危就靠着这样四个炮台守护着。这个镇子完全笼罩在一片森林之中，这片森林的面积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天空一片朦胧，下着瓢泼大雨。两天里，海盗没有受到任何攻击。第三天，炮台里燃起了一场猛烈的大火，烧了好几个小时。海盗未放一枪。夜里，海盗起锚开船，顺河而下。海盗对于为什么没有攻城或还击的解释是，天神没有明示他们有把握取胜。海盗当中迷信盛行，任何事情都要求神问卦。如果卦象大吉，海盗便浑身是胆，任何险都敢冒。海盗舰队就停泊在那座镇子对面，镇子已经被海盗洗劫，妇女也都被海盗掳到了船上。我们在这里又待了五六天。在这期间，大约有一百名妇女被赎走了；剩余的妇女就以每个四十两白银的价格卖给了船上的海盗。她们便成了这些购买者合法的妻子。海盗如若解除婚约，是会被处死的。她们中有几个人宁可跳河自尽，也不愿屈从于海盗。

笔者曾多次引用袁永纶研究海盗的语句。有关水战和掳掠妇女的言词部分，袁永纶与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先生的记述非常相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战争的部分，袁永纶向我们讲述了下面这个故事：

杨客州的妻子梅英，美艳动人，也被海盗掳上了船。一个海盗刚要去抓她的头发，就被她狠狠地痛骂一顿。海盗把她绑在帆桁上，这次她没有骂。海盗又将她拽倒在地，磕掉了她的两颗牙齿，她嘴里和下巴上全是血。那个海盗又拉起她想将她绑紧，梅英没有反抗。就在海盗刚刚靠近时，梅英用满是鲜血的嘴咬住海盗的衣服，奋力一拽，两人双双掉入河中淹死了。几个月后，其余被掳的村民，不论男女，在交了一万五千两白银之后，全部被释放了。

袁永纶受这件事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诗意大发。他说：“梅英的善良行为对我触动很大，我想所有心地善良的人都会为之感动。因此，我写了一首诗歌，表示对她的哀悼：硝烟初停歇，望水思绪杳。只身扑恶徒，玉殒香魂销。英灵逐海浪，诗难言女骄。山水永相望，何日尽哀悼。”

与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先生一起的翻译说道：“虽然我得承认我不太明白这位诗人的诗体风格，但我必须竭尽全力地将它翻译出来。”

对于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先生来讲，袁永纶的这种诗体风格他很难完全理解。

理查德·格莱斯普尔继续说道：

舰队再次起航，顺河而下，去接收前面提到的那个镇子缴纳的岁贡。就在海盗经过河道旁的山岭时，那个镇子的百姓向海盗开了几炮，但没有击中海盗舰船。海盗大为恼火，决定复仇。于是，海盗将船开到大炮的射程之外停泊。每艘船上派出大约一百个海盗登岸，沿河数英里的稻田被踏毁，果林被砍倒。在此停留期间，海盗得到消息，有九艘满载水稻的船停靠在溪畔，海盗立即派出舰船紧随其后。第二天早晨，这些船全部被海盗掳来，每艘船上有十到十二人。由于这些人未做抵抗，海盗首领同意只要船员能对天起誓，他们也可以成为海盗。其中三四个人断然拒绝，因而受到了残忍的惩罚：这几个人被反绑双手，胳膊下穿过桅顶上的一根绳子，被吊在离甲板三四英尺的空中。五六个人用三根藤条拧在一起的鞭子抽打着他们，这几个船员被打得奄奄一息。然后，海盗又把他们吊到桅顶近一个小时，后又放下来接着打，直至打死或顺从海盗。

1809年10月20日夜，一艘快船带来消息称有朝廷舰队正沿河向海盗的停泊之地驶来，准备发起攻击。海盗首领下令立即起航，率领五十艘大型战船与之一战。1809年10月21日1时，海盗点起一堆大火燃至拂晓，又派出一艘快船将其余战船也召集过来一起参战。就在这道命令下达一小时后，朝廷舰队开始逃窜。两三个小时后，海盗首领带着三艘被缴获的船回来了，还有两艘朝廷舰船被击沉，其余八十三艘船落荒而逃。当海盗登上水师主帅的战船时，这位主帅将一支火把扔进弹药库，炸毁了战船，船体残骸漂到岸边。海盗总共缴获了二十门大炮。在此次行动中，海盗抓到的俘虏比较少，战船上的朝廷兵勇基本都跳河自尽。因为这些朝廷兵勇非常清楚，一旦被俘，等待他们的将是生不如死的无尽折磨。

1809年10月28日，我接到了我们船长的一封信。信是一位渔民带过来的，信中说船长愿意出三千两白银赎回我们所有的人，船长建议我对海盗先开价三千两，如果对方不同意，就加到四千两，但不能再多，也不要一开始就加价。同时，船长向我们保证，只要交了赎金，我们一定会被解救。于是，我向海盗首领开价三千两白银，他一口回绝，并表示这分明是在耍他，如不交出一万两白银、两门大炮，以及大量火药，将会撕票。我在给船长的回信中说明了海盗的要求，并告诉船长如果有机会的话给我们送套换洗的衣服。由此可以想象我们有多么悲惨，在要么是烈日暴晒，要么是风吹雨淋的恶劣天气下，已经连着七周时间没有换过衣服了。

1809年11月1日，海盗舰队驶入一条狭窄的河道，晚上停泊在离小黄埔不到两英里的地方。镇子的前面是一个小炮台，朝廷的几艘战船停泊在港内。海盗首领让翻译对我说，我得和我随行的士兵准备弹药，清理毛瑟枪，于凌晨上岸作战。我向翻译保证我们一定会照办，这肯定让海盗大喜过望。不久，海盗首领来到船上，威胁我们如果敢抗命就让我们不得好死。因我的职责所在，所以我意志坚定，并力劝和我一起的人不要为海盗所用，因为一旦海盗认为我们有利用价值，那我们的赎金一定会水涨船高。几个小时后，海盗首领又派人来告诉我，如果我和舵工能协助海盗安装大炮，并且我们一行能上岸攻占炮台，海盗首领就接受我们开出的赎金数额，并且我们杀死一个朝廷兵勇还能得到二十两白银。我们接受了这些提议，希望这对我们的获救有所帮助。

我们宁可去杀朝廷兵勇，也不愿再和这些海盗待在一起了。于是，第二天清晨，我们跟随大约三千名海盗一起登上了海岸。在战斗中，我们表现得非常勇猛，就好像自己也是海盗。袁永纶在他的著述中也提到了这场有外国人参加的战斗，以及毛瑟枪的强大杀伤力，当然他把我们贬称为外国海盗。

朝廷的战船继续向我们开火，并封锁了入港口以阻止海盗船进入。这让海盗怒火中烧。大约三百名海盗游上岸，每个人的胳膊底下都绑着一把短刀。上岸后，他们沿着河岸狂奔，一直跑到与战船并肩的位置，然后又跳入水中向战船游去，并最终成功登上朝廷战船。船上的兵勇受到突袭，纷纷跳船逃命，奋力游向对岸；海盗紧追不舍，好多兵勇被斩杀在水中。接着海盗把船拖出港口，杀气腾腾地继续攻击那座镇子。镇上的百姓抵抗了一刻钟的时间，然后撤退到了邻近的山里，但很快又因为海盗的一路屠杀再次逃离。在此之后，海盗返回镇子，开始了洗劫，离开镇子时，海盗船上装满了劫来的财物。山上的村民预计海盗大部队已经撤离了，于是一起冲下山，重新夺回镇子，打死了近二百名海盗。在这场令人胆寒的厮杀中，和我一起的一个士兵不幸丧命。海盗又展开了第二次登陆，再次将百姓赶出了镇子，然后将镇子烧为灰烬；并且将俘虏一律处死，无论男女老幼！我绝不会再提及发生在这里的恐怖血腥的场景。海盗都受到了首领的奖励：斩杀一人，获赏金十两白银。和我一起的士兵在街角撞见一个海盗疯狂地追赶着一个百姓，海盗手持一把长剑，被他砍掉的两颗人头辫子缠在一起，挂在他的脖间。我亲眼见到海盗拿着五六颗人头索要赏金！

1809年11月4日，海盗接到命令，须即刻赶往大屿岛，那里只有两艘战船留守。近来，有三艘葡萄牙船经常骚扰海盗，并且每天都会有朝廷的战船出没。于是，海盗舰队起航驶往大屿岛。在经过外伶仃岛时，有三艘舰船和一艘横帆双桅船追赶海盗船，海盗打算登船打探，但由于夜幕降临，那几艘船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我认为那几艘船应该是为了避开我们而改变了航线。那几艘船是由清政府出资建造的，设计成了无敌舰队的风格，时常在虎门海域巡航以剿灭海盗。

1809年11月5日清晨，红旗营停泊在大屿岛的一处海湾，黑旗营驻扎在其东面。1809年11月8日下午，四艘舰船、一艘横帆双桅船和一艘纵帆船驶入港口。起初，海盗有点惊恐，猜想是英国舰船前来解救人质。海盗威胁要将我们吊上桅杆以阻止来舰开火，费了一番周折之后，海盗终于相信那些不是英国舰船而是葡萄牙舰船。海盗当时只有七艘战船能够开火；另外的船脱离舰队，头尾相连地排开在海湾里，以便修缮这些船。观察到这些情况，葡萄牙人派出小船进行沟通。就在小船出发不久，葡萄牙舰船从侧舷开火，但都没有击中海盗舰船，炮弹都落得太远。海盗一炮未放，而是摇着各色旗帜，向对方投掷石块，引诱对方靠近，以便更容易得手。外围的船颠簸在四英寻深的水中，我忽然想起，葡萄牙人在写给澳门的信中经常失望地表示，葡萄牙人总是没有机会与海水亲密接触，但这次，在清廷舰队赶来前，他们恐怕很难逃出面前的这片水域。

1809年11月20日凌晨，我们发现一支规模浩大的朝廷舰队出现在海湾附近。朝廷舰船排成一列，向海盗靠近，战舰上的大炮被拆卸下来装在船的尾部，装填上弹药。朝廷舰队持续开火一两个小时，直到他们最大的一艘舰船被海盗扔出的火药桶炸毁。在此之后，朝廷舰队与海盗舰船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仍然不间断地相互开火。一直到1809年11月21日夜间，双方才暂时休战。海盗拖出七艘大船，以及大约二百艘快船准备作战；但就在此时，海上起了微风，朝廷舰队赶快扬帆退出了战场。见海盗又回到海湾停泊，葡萄牙人和朝廷的舰队紧随其后，于当晚及第二天又展开猛烈的炮击。我所在的战舰的前桅被炸掉了，海盗就从另一艘较小的舰船上取下主桅进行更换。

1809年11月23日夜，双方又一次停战。海盗又拖出十五艘战船，分成两阵，意欲将对方包抄。海盗的这一企图差点就奏效了。就在海盗登上一艘朝廷战船将其俘获时，海上又微风骤起。这艘被俘获的战船上有二十二门大炮，船员大多跳水逃命，被俘的有六七十人，即刻被全部处死，抛入海中。1809年11月24日清晨，海盗返回海湾，再次停泊在先前的位置，葡萄牙和朝廷的舰船又跟了上来，并持续开火。这次，海盗再没有还击，但保持着随时战斗的状态，葡萄牙人则提高警惕，没有重蹈覆辙。

1809年11月28日夜，朝廷舰队派出八艘火船，只要操作得当，一定会造成海盗大量伤亡，并可实现他们的战略意图。海上的微风径直吹向海盗所在的海湾，而海盗战船之间距离很近，很难逃脱。一看到这般景象，海盗放声大喊，以为是朝廷舰船失火了，但很快就意识到不对劲。这些火船整齐地冲进海盗舰队中央，与海盗船两两相对，燃起了熊熊大火；其中一艘火船撞到我所在的船上，但船上的海盗却推开了这艘船，这艘船看起来有三十吨重，上面全是稻草木块；甲板上有几小盒可燃物，在我们旁边爆炸了，但没有造成任何损害。海盗很快把这些火船全部拖到岸上，将火扑灭，卸开了整艘船当柴烧。葡萄牙人声称是他们制造了这种毁灭性极强的武器，并向澳门总督发出了一份快信，称他们已经摧毁了至少三分之一的海盗舰队，并希望很快实现他们全歼海盗的目标[8]。

1809年11月29日，海盗做好了精心准备，主动起锚出海，向由九十三艘战船、六艘葡萄牙船、一艘纵帆船，以及清廷舰队组成的几乎不可能战胜的联合舰队发起挑战。海盗扬帆起航，在海上追赶了对方舰船两三个小时，并持续向其开炮。后来海盗发现无法追赶上他们，于是收了风帆，朝着东面停了下来，彻底打破了朝廷舰队长达九天的封锁，在这九天之中，海盗完成了船的修缮。此次行动中，海盗船无一损毁，有三四十人战死，还有一个美国人丧生。这位美国人是从纵帆船上被带走的三个人中的一个，而这艘船上总共有八个外国人。我有两次死里逃生：第一次，一颗十二磅的炮弹就落在离我不到三四英尺的地方；还有一次，一发炮弹炸掉了一段铜环，而我当时就站在铜环跟前。海盗首领的妻子[9]经常往我身上洒大蒜水，海盗认为这种东西有一种魔力，能帮我们避开子弹。舰队在夜间继续向东航行。第二天早晨，海盗船停泊在了一处港湾，四周全是高大荒凉的群山。

1809年12月2日，我接到了莫恩中尉的一封信。莫恩中尉是东印度公司“羚羊”号巡洋舰的指挥官。在信中他说已准备好了赎金，并尾随了我们三天。他希望我能和海盗首领商量一个万全的交接方式。海盗首领同意看到“羚羊”号后将我们送上炮艇，然后中间人带来赎金并接走人质。得知这一令人愉快的消息后，我激动万分。我强忍着内心的狂喜，写了两三行字的回信，把我们的安排告诉了莫恩中尉。这个可喜的消息使我们激动万分，难以入眠，日夜不停地注视着是否有船出现。

1809年12月6日，莫恩中尉的回信到了。信上说，只允许一艘船前来，绝不允许整个舰队靠近。海盗首领根据先前所提出的方案，命令一艘炮艇载着我们出发。我们则欣喜若狂地于1809年12月6日16时左右离开了海盗舰船。1809年6月7日13时，“羚羊”号进入我们的视野，它面向我们停在海面上。我们乘坐的炮艇立刻抛锚停泊，海盗派出中间人去取赎金，并表示如果“羚羊”号再靠近的话，将立刻返航。就在海盗思量权衡的时候，“羚羊”号收帆停泊在了离我们不到两英里的地方。由于海上风急浪大，中间人所乘的小船直至傍晚才靠近“羚羊”号。拿到赎金后，在天黑之前，中间人所乘小船便离开“羚羊”号返回。一艘朝廷舰船隐藏在岸边，观察着中间人所乘小船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出击。当看到海盗船发出的灯光时，朝廷舰船迅速避开。我们目前的形势非常危险——赎金已在海盗手上，而中间人害怕受到官府追究，不敢随我们返回“羚羊”号。取赎金的海盗船第二天早晨才能回到海盗舰队，所以不得已，我们又跟海盗一起返回了海盗舰队。到了第二天早上，海盗首领查验了赎金，包括两包上乘的红绸布、两箱鸦片、两桶火药、一副望远镜，剩下的都是现金。望远镜不是新的，海盗首领有些不高兴，说要扣留我们一个人来换取一副新望远镜或一百两白银。中间人表示还是一百两白银划算。最终，一切都定了下来。海盗首领命令两艘炮艇把我们送到“羚羊”号附近。黄昏时分，我们才看见“羚羊”号，海盗丢下我们就离开了。当天19时，我们终于登上了“羚羊”号，并受到了热情的迎接和衷心的祝贺，祝贺我们脱离长达十一周零三天苦难的囚禁，平安获救。我们当时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

理查德·格莱斯普尔

1809年12月8日于中国

接下来还有一些对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先生关于东方海盗惊险有趣的叙述的补充记录。这些记录将向我们展示他们在被囚禁期间遭受的恶劣境遇：虽未受到非人虐待，却极其悲惨的生活状况。

海盗在岸上居无定所，经常生活在舰船上。船的后部为首领和他的妻子生活的地方：首领通常有五六个女人。对于夫妻权利，海盗有着审慎严格的规定，任何人只能通过婚姻或海盗自己定的规矩在船上拥有自己的女人。每个人在船上都有大约四平方英尺的舱位，海盗就把家安在那里。由于空间狭小而拥挤，人们自然会想到这里肯定是肮脏不堪。事实也确实如此，这里到处是各种寄生虫，甚至是老鼠。而海盗居然大量繁殖老鼠，并把老鼠当作美味佳肴[10]。事实上，很少有海盗不吃的东西。在我们被囚禁期间，有三周时间，我们就以大米煮毛虫为食。有很多海盗沉迷于赌博，闲暇时，靠打牌和抽鸦片打发时日。

理查德·格莱斯普尔先生被解救之时，正是海盗力量最强盛的时候。在反复击溃朝廷水师之后，海盗又将朝廷的盟军打得一败涂地。葡萄牙海军不仅在海岸附近遭受重创，就连在中国的内河航行也变得十分谨慎。经过这一事件，清廷与葡萄牙海军之间看似强大的联盟也就此瓦解。然而，海盗最终臣服于朝廷律法并不是因为战败。恰恰相反，在巾帼英雄郑一嫂和胆识过人的张保仔的率领下，海盗接连胜利，实力空前，但也就在此时，海盗内部爆发了严重的分歧。自从受到首领的器重被擢升为总帅以来，张保仔和同样是一旗首领的郭婆带之间就纷争不断，二人出于对郑一嫂的敬重才没有当众翻脸。

最终，当张保仔被朝廷水师重重包围的时候，郭婆带表现出了对张保仔积聚已久的致命的怨恨。郭婆带拒不执行张保仔发出的驰援命令，甚至对郑一嫂发出的急援张保仔的命令置若罔闻。

张保仔依靠自己的神勇和运气打破了包围，当他再次见到郭婆带时，再也无法遏制心中的怒火。郭婆带刚开始辩称以自己的兵力无法执行郑一嫂的命令，最后说道：“难道我就必须与张保仔合兵一处吗？”

“难道你就置我们于不顾吗？”张保仔怒吼道。

郭婆带答道：“我只是不想只身犯险。”

张保仔又质问道：“你为何不服从郑一嫂和我的军令？我身陷重围，你按兵不动，恐怕是另有缘由吧？我要杀了你这个小人，以解我心头之恨！”

张保仔被朝廷水师重重包围之际，曾向郭婆带求救，言辞恳切，形象地说明了利害关系：“近来官军骚扰不断，你我互为唇齿，唇亡则齿寒，你我皆不能独自抗敌，因此，望你率众前来增援，从其后发起攻击，届时我将出营猛击其首，敌军必受首尾夹击，骄狂之敌必遭大败。”

写完义正词严的求救信后，战斗就打响了。尽管张保仔清楚自己的兵力远不及对方，但还是奋力一战，最终惨遭失败，损失战船十六艘。胜利的一方杀了所有俘虏，或者说杀了三百名海盗。这一事实显然加深了我们对这个残酷民族的憎恶。

这是对海盗联盟的致命一击。海盗长期以来一直对抗朝廷，已经对皇权产生了严重的威胁。郑一嫂和张保仔的兵力是郭婆带的五倍之多，由于惧怕张保仔和郑一嫂的报复，在征得手下的支持，得到朝廷赦免并给予所有人优待的条件下，郭婆带投降了朝廷。

海盗请降书是一个奇特的东西，极具中国特色，在此很有必要穿插一提：

愚以为，强梁虽逞一时之盛，究其落草，渊源亦不相同，然仍时感官府之仁义。昔日梁山，劫掠州府，仍获招安，封官授爵；瓦岗草莽，对抗朝堂，分庭抗礼，终归顺朝廷，为国之栋梁。诸葛亮七擒孟获，关云长三释曹操；马援不追穷寇，岳飞不斩降卒。古今先例，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是以四海豪杰，效命归心，天下英雄，远来近悦。今蚁等幸逢盛世，本乃良民，或结交不慎，弃之如莠草；或尽其所能，仍不能安身立命，遂充投逆侣；或因海难而家财尽失；或因负罪，潜身泽国，一言蔽之，原因种种，不能详尽。其始不过三五成群，年与岁驰，人数激增，不止千万，愈出愈奇。非劫击无以延生，不抗师无以保命；此得罪朝廷，摧残商贾，势所必然也。然而别井离乡，谁无家室之慕？随风逐浪，每生萍梗之忧。倘遇官兵巡视，则炮火矢石，魄丧魂飞；若逢河伯行威，则风雨波涛，心惊胆落。东奔西走，时防战舰之迫；露宿风餐，受尽穷洋之苦。斯时也，欲脱身归故里，而乡党不容；欲结伴投诚，而官威莫测。不得不逗留海岛，观望徘徊。嗟乎！罪固当诛，难逃国典，情殊可悯，超生所赖仁人，欣际大人重临东粤，节制南邦，处己如水，爱民若赤，恭承屡出示谕，劝令归降；怜下民获罪之由，道在宽严互用；体上天好生之德，义为剿抚兼施，唯有杀人越货，为维持其生计，不受饥荒之困，实无他法。朝廷律法，难以不逾，奸商当道，骗我钱财，失我土地，失我房屋，使我居无定所，故托命于大海之风浪，不念悲伤，虽知此行必经枪林弹雨，九死一生！狂风暴雨，仍乘风破浪，处处谨慎，时时备战。无论东西，定有经历万险之虑，风餐露宿之备。然自今日始，我等可无此忧虑，断前缘，弃同党，俯首归顺。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皇权浩荡，遍及天涯，世人皆应敬畏。我等所犯皆为死罪，罪责难逃。愿怜下民获罪之由，伏悯虫蚁之余生！

官府向来表现得令人失望，软弱无能，现在却满怀欣喜地表现出虚情假义的仁慈。官府立即满足郭婆带所有的条件，而且用袁永纶过于夸张的话来说，就是“感到宽宥是天道，是正义凛然治世之道。因此，它把这些海盗从绝路上拉了回来，并赦免了他们以前犯下的滔天之罪”。

然而，就在郭婆带还没有自己独立的番号，他的海盗兄弟还没有归于朝廷管辖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要将这些人全部杀掉，以绝后患。幸亏总督百龄比那些提出这个卑鄙建议的人更可敬、更人道，或者可能更具政治眼光。总督百龄知道，如果采取了这种血腥的背信弃义的建议，其他仍在武装中的海盗将再也不会主动请愿投降。他同样清楚，郭婆带的归顺，会削弱海盗的实力。他认为，既然官府无法用武力来剿灭海盗，就应该信守承诺，把归降于官府的这股力量转化成对付依然执迷不悟的海盗的力量，也就是以盗制盗。于是，本来可能会被统统杀掉的八千多名海盗毫发无损。而海盗的首领郭婆带也被擢升为“把总”，成为朝廷官员。

郑一嫂和她的爱将张保仔在海岸附近又进行了数月的劫掠，并多次打败朝廷水师，似乎海盗的实力并未受到郭婆带叛变的影响。但郭婆带叛变的事情总是在这帮海盗的头脑中盘旋，挥之不去。最终就连海盗的女首领、维持这个复杂组织的灵魂人物、天不怕地不怕的郑一嫂在看到郭婆带摇身变为官员，并官运亨通的时候，也开始考虑归顺招安的事情了。

她说：“我强于郭婆带十倍，如我归顺，朝廷定厚待于我。”

关于她有意归顺的谣言已传至岸上。官府派出一位澳门的大夫周飞鸿——据袁永纶所说，“周飞鸿与海盗有很深的交情，无须他人引荐”——与海盗做前期试探性工作。

当周飞鸿出现在张保仔的面前时，张保仔断定他是触犯了王法，来此的目的不过是寻求庇护，暂避风头。

周飞鸿做了一番解释，并向张保仔保证，如能归顺朝廷，朝廷必将善待他们，并向他许下了比郭婆带更多的奖赏和更高的爵位。但如果张保仔继续顽抗，则他们要对付的不仅是所有江河湖海的官府水师，还有郭婆带率领的官兵。

袁永纶对这部分的记述也十分令人好奇，笔者在此进行了部分引述。

周飞鸿见到张保仔，说：“保仔吾友，可知我为何至此？”

张保仔言道：“你定是犯了王法，来我处寻求庇护。”

周飞鸿：“绝非如此。”

张保仔：“那你肯定知道我们有意投诚，不知是对是错？”

周飞鸿：“你又错了，你与郭婆带有何可比？”

张保仔：“谁敢与他相比？”

周飞鸿：“我非常清楚郭婆带远不及你，但郭婆带现已归顺，所犯罪行也已既往不咎，且加官进爵，如你能率众归降，朝廷定会依例着办，同样赏赐高官厚禄。你的投诚定会使朝廷大喜过望。望你切勿迟疑，早做决断，率众投诚，我将从旁协助，唯有此，可保你荣华富贵，手下兄弟性命无虞。”

张保仔伫立良久，一言不发。周飞鸿接着说：“你当抓紧考虑此事，切莫错过良机。由于你二人向来不和，郭婆带还不清楚你投诚之事，郭婆带处处与你作对，打算联合朝廷水师前来剿你，届时谁能帮你？唯有你自己才能力克强敌。如果郭婆带独自率军就能与你抗衡，那他一旦和官军联合，胜算岂不更大？如果郭婆带将你打败，你只能退守他处，而如果广州等地的商船、渔船联合起来将你围困并对你发起攻击，你又将如何应对？即便他们不对你展开攻击，你和手下的生存将何以为继？先下手为强，实乃明智之举。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等到一切发生，只能叹息悔之晚矣。因此，你得当机立断。”

张保仔迟疑不决，然后和郑一嫂在隔间里商榷了一阵。郑一嫂之前就已全权委托张保仔处理此事。最后张保仔说，他们将于虎门修缮舰船，届时再私下与官府商讨。

之后，朝廷派出两位衔级较低的官员两次前往海盗大营，向海盗传达了朝廷的赦罪诏书。在郑一嫂的授意下，张保仔设宴款待朝廷官员，总督百龄也亲自登上海盗舰船。海盗船一字排开，绵延数里。

总督百龄抵达之时，海盗高举旗帜，敲锣打鼓，朝天鸣枪，烟雾升腾，收帆致敬。见此，成千上万争相见证这一重大招安场景的百姓一下子变得高度警觉，总督百龄好像也有退却之意。突然之间，一向令人胆寒的郑一嫂在张保仔和其他三位主将的簇拥下，登上官船，疾步穿过烟雾来到总督百龄面前，抱拳下跪，眼含热泪，向总督百龄叩头，以感谢其宽宏大量和善待之举。接着，郑一嫂一行满意而退，并答应在三天之内献上舰船，并将一应财物造册后献于官府。

但突然出现的一些大型葡萄牙船和一些官府的战船，又使海盗怀疑官府背信弃义。于是，朝廷官员立即返航，谈判就此中断了几天。

海盗终于被女首领的勇敢所折服。这位巾帼英雄说道：“总督大人身为一方大员都可只身赴会，我一介女流，前往官府，又有何惧？即便千难万险，我即一力承担，尔等不必因我而造次，我意已决，即日前往广东。”

张保仔说道：“既然郑一嫂决意前往，我等应商定归期，若逾期未归，我等必集结队伍，兵临广东，弟兄们是否愿意？”

这时，海盗被他们首领的无畏精神所打动，对郑一嫂的敬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海盗激动地大声说道：“我们都听到您说的了，但咱们最好还是待在海上等候消息，我们不愿让郑一嫂一个人去送死。”这些海盗也阻止郑一嫂离舰而去。

事情就这样陷入两难境地。正在此时，先前来过的两位官员又冒险来到海盗营中。这些官员争辩道，朝廷并没有背信弃义的打算，并发誓，如果郑一嫂能亲自前往总督署衙，定将受到款待，一切都将步入正轨。

鉴于此，郑一嫂用歌谣里的词直言不讳地说：“大人说得好，那我还有几位夫人就有劳您一起陪同去往广东了。”于是，郑一嫂和几名海盗头目的家眷无所畏惧地前往广东。一切安排得非常妥当，郑一嫂一行发现自己并没有受骗。海盗的舰船也紧随其后。等到郑一嫂一行回来的时候，每艘船上都载满了酒肉——这些酒肉可能是作为海盗放弃劫掠的补偿——并且每个人还分得一定数量的钱财。有愿意加入官兵者，可以为朝廷出力，追击残余海盗；不愿意加入官兵者，一律遣散回乡。以上就是对名噪一时的红旗营海盗的安抚举措。

智勇过人的张保仔依例与他的死对头郭婆带一样成了朝廷官员，对不愿投诚的昔日同伙展开围剿。战斗一度非常艰苦，但张保仔捕获了蓝旗营首领乌石二，并迫使人称“东海霸王”的海盗首领向他缴械投降；还驱赶了令人生畏、绰号“蛙食”的海盗首领逃往马尼拉。就这样，短短数月，朝廷就摧毁了名为“海上黄蜂”的海盗团伙。

笔者已经注意到，袁永纶有意以一种史诗的方式来刻画张保仔的性格特征。在描述张保仔与乌石二的战斗时，他这样写道：

战斗从7时持续至13时，战船被烧毁十艘，海盗战死无数。乌石二一方弹尽粮绝，无力再战。透过海上烟雾，张保仔洞悉敌情，然后突然登上海盗舰船，大喊道：“张保[11]来也！”话音未落，张保仔手起刀落，斩杀了几名海盗。其余海盗见状伏地求饶。张保仔对乌石二怒言道：“我劝你缴械投降，你从也不从？还有何话可说？”乌石二呆若木鸡，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张保仔走上前将乌石二捆住。全体海盗被一网打尽。

袁永纶总结道：“自此，船只往来安全无虞。所有河道海域都回归了平静。人们又过上了宁静富足的生活。国家又呈现出一片新的面貌。人们卖掉了自己手中的武器，换来耕牛开垦田地；他们在山顶焚烧祭品，祭祀亡灵，白天在家放声高歌，自娱自乐。”人们的生活热情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天子下诏：两广总督因平定海盗有功，赏双眼花翎！

第2节　觊觎者

我们的驻华公使萨缪尔·乔治·博纳姆，似乎对这位不同凡响的冒险者的身世笃信不疑。1853年5月6日，萨缪尔·乔治·博纳姆在给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勋爵的一封信中说：“洪秀全对自己的身世坚信不疑。有一些团体认为，洪秀全曾是广东的一名生员，因科考失意，便开始研究中国人所说的‘旁门左道’，并研读传教士散发的传单。毫无疑问，这些宗教传单出自郭士立博士的传教团。”

事实很可能就是如此。但对这件事，我们远不如萨缪尔·乔治·博纳姆那样笃定。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位神秘大人物的身世，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令人信服的推测。如果他不是佛教徒，那么他极有可能就是一位科场失意的生员。我们认为，毫无疑问，他是受了郭士立本人或郭士立教派的其他传教士的思想灌输。

从洪秀全的四五个千岁王签署的具有粗犷风格的文告宣言来看，似乎都没有表现出这些首领有什么高贵或皇家的血统。每位千岁王，又各自管辖着一大群各级官员。这些官员大都和管辖着自己的千岁王是乡邻，都是在洪秀全首举起义大旗时踊跃响应的人。几乎所有官员在此之前都是三合会的成员。据称，他们之中有一人谙熟英文，收藏了大量英文书刊，其英文的流利程度、精准程度远超广东的一些译员。还有一人，其妻竟能讲法、英两门语言。从性情、修养、举止及所受教育，都可判断，这位女士要么是欧洲人，要么有欧美血统。她显然是改革宗[12]的追随者，而不是一位教皇党[13]人。

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勋爵

从我们收到的不尽完善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起义军建立起来的整个政府形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渗透了欧洲思想，是一种在亚洲从未有过的政府形式。

一位《英国日报》的作家认为，起义军所有的首领都是不得志的书生。“迄今为止，起义军的行动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毫无疑问，这证明了他们非凡的指挥才能。我们现在惊奇地发现，起义军的领导人不是刀锋战士，而是笔锋战士。”

一小群失意的文人——这种情况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具有重大的意义——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这场运动有可能推翻中国现存的王朝，并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整个面貌。众所周知，科举成功在中国是世人的最高追求；而这些在科场中落第的生员似乎设想出了一个大胆的报复计划，他们要彻底推翻这个埋没人才的政府。这个看似疯狂的计划居然变成了现实。

第3节　宗教信仰

最近几封来自中国的信都明确地肯定，起义军宣称的宗教是一种有缺陷的基督教。这些信几乎都警告我们不要对这一最重要的问题抱有过于乐观的期望。没有人知道这位起义军领袖对他的信仰有多么忠诚。在这种信仰中，领袖自称是神在世间的代理。我们也无法判断领袖神一般的品格的可信度，而领袖就靠着这种不确定的神品激励着他的追随者。

关于领袖是上帝的次子的大胆假设[14]肯定让所有的信众对领袖心生畏惧。这个大胆的假设也让我们确定这位领袖就是一个冒牌的先知，一个肆无忌惮的冒险家。下面这段话[15]是一份起义军刊物上的，讲述了神秘的皇位觊觎者过去的生活。

在过去的七百年里，人们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因此，上帝心有不悦地把他的次子，即太平军的首领，派到了这世上。起初，上帝的次子研习了古代经典。1837年，上帝的次子登临天国，受上帝指导，学习天条。为教授其子，上帝授其书籍教义，并授印章宝剑及无上法力。又令他和兄长，就是耶稣，消灭异教的势力，并派天使协助他。来自地狱的力量，主要是那大蛇——魔鬼的化身，对此充满嫉妒。上帝用大能[16]助他的次子战胜了魔鬼。战胜魔鬼之后，上帝的次子又回到天堂，在天堂，上帝赐予了他无上的权力。

这是对上帝的严重亵渎。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洪秀全的追随者所宣扬的大多数教义，至少都体现了一种纯粹的基督教道德规范。受人尊敬的沃尔特·亨利·麦赫斯博士在东方待了很长时间，是我们研究中国最出色的学者之一。沃尔特·亨利·麦赫斯博士说：“尽管有问题，但起义军所宣称的基督教形式比中国人至今仍笃行的偶像崇拜好很多。”《英国日报》的那位作家说：“我们必须认可这样的情况：起义军的上述做法是至关重要的、超前的一步，我们相信起义军的上述做法最终会让基督教的教义在这个世界上最为辽阔的帝国推广开来。”

起义军从起义开始以来出版的几套完整的出版物已落入欧洲人手中，全部或部分被译成英文。以下片段节选自英汉双语期刊。我们一发现这些文章，就将其交给了这家期刊社，所以未做评论。通过这些文字，我们可知，起义军是把星期六作为安息日的，而我们是星期天。

我们带着了解起义军宗教教义的初衷，仔细阅读了起义军刊印的书籍，很快便发现一些观点是符合基督教正统的，一些观点则是错误或有缺陷的，还有一些观点则是与基督教教义背道而驰的，如不加以检讨和修正，将贻害无穷。

一、正统的教义

（1）信仰唯一真神

关于起义军教义的优点，我们必须把起义军对唯一真神的信仰放在首位。起义军坚信这一点，并以我们所能想象到的，自然地、真诚地、彻底地从偶像崇拜的状态中觉醒，从而笃信这一伟大的真理。起义军宣称，唯一的真神名为“耶和华”，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灵；他负责世间一切，是所有利象[17]的动因，他维持并滋养着宇宙万物。

起义军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建立在《旧约》的基础上，并参照了中国古代经典和规范——两者兼顾，相得益彰。大部分中国古人都知晓上帝[18]，凡是认可《圣经》的人，几乎不会否认他的存在。的确如此，中国人自己的书籍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上帝一直在受他的子民的崇拜，而只有崇拜上帝的人才会与其他信仰的人联系在一起。纯粹的一神论的变体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在起义军声讨的夏商周时代非常盛行。但起义军早就预料到这一情况对于自己的观点十分不利，于是起义军承认早在公元前26世纪，少昊帝的时代，恶魔就迷惑人们去信仰上帝以外的其他神灵。结果，在夏商周三朝，出现了恶灵与至高无上的天神之间令人不解的联系。

然而，不管起义军如何看待中国古代宗教，他们始终坚信上帝的至臻至善和至高无上。这一点在他们的实践中得到了证实。中国人将所有的日子以吉凶加以区分，再附加上一些异教的说法，时至今日，中国人的日历上仍然存在着这种说法。新历法的编纂者说：“这些都不算什么，只是把人引入歧途的奇技淫巧。我们已经将这种老皇历摒弃不用。年月日已经按照天父的安排环环相扣，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都是吉祥的好日子。为何要区分吉凶呢？为何要比较日子的优劣呢？一个人真心实意地敬畏伟大的上帝、至高无上的主、我们的天父，那么他将享受到来自天国的悉心照顾，并且这个人就可以希冀他的事业取得成功，无论这个人的事业从何时开始。”然而，起义军对上帝，即宇宙之父的信仰的真诚，主要在非中国人所表达的观点中可以看到，这种观点赋予了起义军一种外来民族的特征。按照起义军所说，世间所有人，皆是上帝的孩子，应以兄弟姊妹相称，应以兄弟姊妹相待。起义军说：“如按国度来说，我们各属其国；如按整体来说，我们同属一家，伟大的上帝就是万物之父。中国也在上帝的治下，外来民族也概莫能外。世间所有男子，皆为兄弟；世间所有女子，皆为姊妹。为何要因地域界限分你我彼此？为何要放纵欲望吞噬彼此？”

（2）对“十诫”的采用

起义军宗教中的第二项优点便是由衷地将“十诫”作为起义军的道德法则。在起义军刊印的书籍中，“十诫”被赋予了简要但足够准确的描述与解释。对于起义军而言，这样一部全面又如此浓缩的法则的地位远远高于中国迄今所颁布的任何一部法则。此外，起义军总是极其小心地在适当的场合提出自己最大的关切，这表明一种新的精神正在激励着起义军，一种新的生命正在起义军身上觉醒。每一位在中国的传教士都深感沮丧，因为起义军中的信徒对前四条戒律表现得极其冷漠。然而，当听到起义军中的信徒对第五条戒律反复诵读的时候，传教士们总是点头示意，并赞叹道：“这样就很好！”起义军总是首先把一切荣耀都归于上帝，这一点最能体现他们整个运动的宗教特征。起义军对“十诫”的另一个看法是，第七诫比第五诫更重要。而我们以前对中国观念的了解使我们对起义军的这个看法有点措手不及。起义军说：“万恶淫为首。”起义军认为这个罪更加邪恶。“在孝道被诠释之前，必须首先克服邪恶核心的肉欲。”对于这个特殊的情况，我们倾向于将其归因于起义军在上帝面前个人责任感的膨胀，这种责任感的膨胀诱使起义军把内心的纯洁摆在一切之前。

在起义军的队伍中，如果有人违反第七条戒律，会被处以死刑，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起义军认为吸食鸦片在第七条戒律的范围之内。“眼神淫荡、行为淫秽、吸食鸦片和哼唱淫词艳曲，都是对天国的这条戒律的违抗。”

（3）对未来的认识

第三个优点便是起义军对未来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天堂将是良善之辈最终的归宿，地狱则是恶人难逃的下场。永生、天堂、地狱——这些概念都代表着伟大的思想，但我们对这些概念是如此熟悉，以至于我们对它们有些无动于衷。起义军欢腾激动，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被带入光明的世界。起义军对地狱确实耳熟能详，对天堂的理解也极其世俗，但起义军极其真切地感受到了“即将来临的世界的力量”。

在开始下一部分之前，必须谈谈起义军所说的恶魔。起义军的书刊中经常提及恶魔。在起义军看来，恶魔源于混乱与怪象。起义军坚定地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日复一日地与恶魔和恶魔的同伙战斗。眼神恶毒的撒旦是一条蛇，起初上帝创造了它，在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这条蛇变成了恶魔。它是所有魔鬼的首领，专门迷惑人们的灵魂。它将人紧紧地缠住，拖入十八层地狱，受它摆布，受它虐待。它没有什么真本事，在上帝面前只能束手就擒。如果人们不向它伸出脖子任它宰割，而是大胆地战斗，很快就会将它打败。因此，与它斗争的“兄弟姐妹”必须团结起来，将这条蛇置于死地。

二、错误

（1）背离基督教真理的观念

我指出一些起义军宗教观念和做法中存在的缺陷和错误，包括在理解分歧下我们极少提及的起义军所说的基督教真理。然而，必须记住，在南京获得的宗教出版物只有六七册。也许我们逐渐会发现，以目前信仰基督教的原因来看，起义军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了解基督教。从未被表达到未知的推理总是不稳定的。再者，起义军刊印的书籍中基督教元素少之又少，这可能更多的是起义军的不幸，而不是他们的过错。访问团除了收到刚刚提到的少量原著外，还收到了装帧精美的重印本《创世记》前二十七章，这是已故的郭士立博士译著的。这些章节可能就形成了起义军手上的《圣经》。仔细阅读起义军的书之后，我要指出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摩西五经》。起义军的宗教书籍中很可能缺失了《新约》。《摩西五经》，加上一些传教士和中国基督教教徒的手册，以及这些人在传教中对教义模糊的记忆，就构成了起义军“当下信仰”的全部材料。

（2）否认三位一体

很明显，起义军不明白三位一体的教义，这一点在起义军刊印的另一部书中体现出来，并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起义军否认上帝之名是可以赐给耶稣的。据这部书中的内容，“伟大的至高无上的神就是上帝。这世上的君主被称为国王已经足够了。不能允许他们侵犯神圣的称谓。耶稣是救世主，是上帝的继承人，只有耶稣才能被称为主。如今，在天地之间，还有什么人能比耶稣更伟大？即便如此，我们也仅仅称耶稣为主。那么，还有什么人敢厚颜无耻地冒用上帝这个称谓？”起义军的观点是耶稣不能被称为上帝。这种否认耶稣可以被称为上帝的说法，显然与苏西尼派不相信三位一体大相径庭。太平王和他的追随者在不知道《新约》的情况下提出了他们的主张，并贬低了人的尊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起义军读了托马斯·阿奎那对救世主的称呼“我的主，我的上帝”，可能就会改变自己的做法了。

（3）牲礼

我不能像许多人那样，因牲礼而立即强烈地谴责起义军。这些做法在起义军中的实行，表明并进一步证明了起义军的宗教认识中没有《新约》的内容，起义军也没有从欧美传教士那里获得真知。我对此深信不疑，因此我对起义军既没有太大的好感，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如果起义军能做到将神的旨意全部揭示，并通过指引能够将其付诸这些关键的事情上，那么我对起义军的看法可能会发生变化。但目前，我从其他的理由推断起义军对我们的基督教记录一无所知。在我看来，我们所行的宗教行为，并没有什么应受责难的。

在一些庄严肃穆的场合，起义军会给上帝奉献宰杀的动物、米饭、水果和茶水。然而，这些都和我们所说的牲礼格格不入。这些东西只能是感谢祭奉，它们不应与我们为救世主献上的赎罪祭发生冲突。在中国，这些献祭是在远古时期供奉给天神的，同时也供奉给矗立了两千多年的那些偶像。自小对偶像的耳濡目染，局限于诵读《摩西五经》，这些情况使起义军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不当行为。因为这种做法，把起义军描述成半异教徒[19]是一种非常狭隘的判断。

托马斯·阿奎那

（4）一夫多妻制

对一夫多妻制，也适用和牲礼一样的评论，只不过，一夫多妻制是需要进一步谴责的。起义军如果还想着自身及整个国家在他们的统治下进步发展的话，就必须摒弃一夫多妻制。但就目前来看，我还没有看到起义军对这一问题有破解之道。一夫多妻制，这种沉疴固习在中国由来已久，起义军也将其承袭，并以亚伯拉罕和《圣经》中其他圣人为例。当然，《创世记》第二章中的记录，如果以《新约全书》中所反映的观点来解读，可能会教给起义军一个更有效的解决办法。我真诚地希望它不久就会实现。与此同时，如果一个人没有阻止他人将亚伯拉罕作为“信仰”和“忠信之父”，而只是一味草率地谴责太平王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显然是“偏袒自己，以及想要成为思想邪恶的判官”。

三、幻象

（1）幻象

现在，接着探讨这位杰出的领袖的宗教信仰问题，发现这些观点实为不易，对于领袖的这些观点，只是致歉也是错误的。

这些观点主要与这位领袖所欣赏的宗教幻象有关。这些假装出来的启示，是天父上帝和天兄耶稣，赐给他和他的主要官员的，有时也是赐给整个军队的。除了这些启示，天父天兄还向起义军显现了一些圣迹。对于这些观点，我说过只是去致歉是不对的。我能想出对这些问题的解释，而我的这些解释可以使杨秀清——我知道这是我第一次提及他的名字——免于蓄意欺骗的罪责的指控。这些都将在后面进一步说明，届时，我将追溯他第一次以这种方式表明天机，以及这种做法的整个历程。

对一个站在我们面前宣称自己登上了天国，并受到万能的上帝直接指令的人，我们能对他说些什么呢？毫无疑问，这个人肯定是一个出现了严重错觉的人，或者他就是个胆大妄为的冒牌货。我听说，在杨秀清的案件中，有一些善良热心的人坚持认为，杨秀清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这些善良的人说，有梦想的好人在以前是非常受欢迎的，那为什么现在就不是这样了呢？用这种断言来进行争论是浪费时间。也没有必要把这个问题抽象化。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怪人的幻象，对此，“我们只能以法度和证据对其加以处理，如果支持杨秀清的人闭口不谈法度和证据，那么说明他们心中不够光明磊落”。

后来我们得知，早在1837年，上帝就派了一位天使把杨秀清接到天国。在那里，杨秀清由上帝亲自指导学习天国事务。上帝教杨秀清研习颂歌、赞美诗、教义，并同样赐予他印章、宝剑，委任杨秀清来到人间，在天使和耶稣的襄助下，与魔鬼和魔鬼的帮凶进行战斗。在成功完成一切任务后，杨秀清再次回到天国。这次，上帝委以杨秀清大权。在那里，杨秀清见到一位“天母”，她心地善良，温文尔雅，高贵不凡，不可超越；还见到一位“天嫂”，她令人尊敬，思想深邃，能力超群，总是给予天兄深谋远虑的忠告。

（2）启示

现在我们谈谈与启示相关的话题。有些团体只看到想象中的他们与上帝充满激情的交流，并把自己的工作幻想成与上帝直接的交流。然而，这种想法却没能提供一种语言的表现方式，以此来清晰地描述起义军的主张和想法。起义军之前常常这样说：天父降临人间，说了一句怎样的话，或者天兄降临人间，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还有一些启示是天父和天兄一起说的。现在，当起义军向人们说圣体附身的时候，“降临人间”这句同样的话却用来描述领袖自己。同时，我们也没看到过有人亲眼所见上帝现身的相关描述，或者任何表明上帝现身的事情。有一次，两位王首先意识到上帝降临了，他们立即跑向朝堂，禀报这一情况，此时，“杨秀清马上表现出天父附身”。还有一次，据说上帝在对三军讲话，底下的人都自称“众小的们”来回应。

（3）神迹

还有“数不清的神迹和大能的作为”，据说是天父和天兄所做的。然而，太平王本人发行的任何一份刊物都没有这些记载。但在“东王和西王”的声明中，我们发现了下面的叙述，我将用它结束我的信的这一部分：“戊申年九月，即1848年9月，救世主耶稣降临人间，耶稣展示了他无尽的能量，在几次规模宏大的战斗中斩杀了无数的恶魔，这些顽固的恶魔如何还能与天国抗争？”

第4节　洪秀全——起义军获取宗教知识的主要来源

洪秀全，作为起义军首领，与他在军事层面的领导力相比，在对属下宗教思想的启蒙方面夫人地位明显更重要。洪秀全对《圣经》真理的认识过程已被刊印成书，并盖有王印。整个过程概述如下：1837年，洪秀全被带入天国，研习天国事务。然而，在此之前，洪秀全对《圣经》中所包含的伟大真理就已兴奋不已。有证据表明，1846年，为了接受宗教教育，他曾在广州与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同住过几个月。洪秀全第一次提出要跟罗孝全学习时，说几年前参加科考时得到的一本叫《劝世良言》的小册子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我们得到了另外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洪秀全的一位亲戚于1852年写给在香港的瑞典传教士的，这份文件证实了洪秀全在生病时所见的异象。也正是在这异象中，洪秀全拜访了天国。看了这份文件，我们也被带回到了1837年，即这场宗教运动[20]最初在思想上发端的时间。我们想找一本洪秀全提到的那本发给他的小册子。当时他还是个童生，正在参加府试。后来，我们根据发放这本小册子的记录，找到了这本《劝世良言》。

1837年，洪秀全了解了上面这本小册子所教导的真理之后，大病了一场，他以为自己在病中被带到了天堂，他看见了[21]许多东西。而洪秀全的所见证实了他所信奉的新学说。我深信，我在上面提到的异象和启示与洪秀全得病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可以想象，洪秀全在高烧中努力工作，于是，把头脑中浮现的对新世界的幻想当成了天堂的景象；然后，在他痊愈的时候，理想与现实已经混沌而无法分清，此时没有人帮助他，指引他，以至于直到今天他似乎还会看见异象，听见启示。

尽管如此，在洪秀全康复之后，他仍然顺从于自己头脑中的幻象。洪秀全对此深信不疑，并多次提到。1844年，洪秀全游历到了广西。在广西，他编著了很多著作，其中有一部分收录在我们的使团从南京带来的《太平天国文告》一书中。关于这本书，我已经说过，它对宗教思想的领悟和对思想自由的追求表达得更透彻。两年后，洪秀全又去了广东，与罗孝全住一起。但在中国，恐怕没有一个人会同情洪秀全，也没有一个人会把洪秀全的思想如此充分地与自己联系起来，从而让自己大受裨益。当别人都对上帝充满质疑的时候，洪秀全与时代同步，从未怀疑伟大的真理已经广为流传。洪秀全在1844年所写的宗教册子是以后所写的东西不能比拟的，除了《太平诏书》。

洪秀全又从广东去了广西，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洪秀全产生了一种挥之不去的迷茫的感觉。这期间，仍然有关于成功布道、行神迹、见幻象的记录；当然，起义军的萌芽状态已经出现，1852年，起义军的中心曾一度在湖南。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起义军以饱满的力量和成熟的姿态爆发，然后，以一种胜利的步伐不断壮大，直到1853年3月19日攻陷南京。“赫密士”号访问了南京，但我们在“赫密士”号上的同胞也无法知晓洪秀全的生死。

第5节　起义军的宗教思想及人员构成

上面提及的细节表明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两者互为因果。领袖幻想着他是受伟大的上帝的委托来消灭魔鬼及魔鬼的帮凶，并摧毁魔鬼的作品。现在，魔鬼的大作是偶像崇拜，魔鬼的帮凶则是偶像崇拜的支持者。满人，现在中国的统治者，就是主要的魔鬼。因此，起义军事业的原则是“打倒偶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与清朝开战”！其他的一些考虑也对起义军产生了影响。起义军的两位王，以粗犷但有效的方式，在宣言中明确地提出：“满人是外族，人数少，文明程度低。难道汉人没有义务全体动员起来，夺取自己被篡夺的统治权，把满人赶回北方荒原吗？”

如果有一场战争仅仅是出于爱国主义，出于本国人反抗外国人的爱国主义，我们就不应该谴责它。如果非要谴责，只会以谴责一切战争的极端理由来谴责它。大多数人原本会同情那些“怒拔宝剑为自由”的人。但如果仅仅是因为这场斗争介入了宗教因素，我们就将同情倾向于另一方，并由此期望盛行偶像崇拜的王朝取得胜利，那么这无疑是极其荒谬的。

有人说：“这些人参与起义就证明他们不是基督教教徒，起义军对满人实施了令人发指的屠杀，这应该受到所有人的谴责，也说明起义军对福音精神没有任何了解或践行。”但起义军对我们在这件事上对他们的评价漠不关心。不反抗政府当局是基督教教徒的绝对义务，但这一点很难成为我们以“既定理由”谴责起义军而为我们开脱的借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起义军的基督教教义是非常不完善的，起义军很可能在他们的事业中受到了《旧约》中自己比较熟悉的那部分思想的极大鼓舞。起义军似乎是受到了迫害才奋起反抗的。如果参与起义的这些人能忍辱负重，他们就会在道德上表现得比我们国家历史上最高贵的名字更加光彩熠熠。

第6节　起义军的胜算

起义军的胜算极大。我很早以前就得出了这个结论。只是人们不能相信清政府已如此昏庸无能，而起义军首领又是那么精力充沛、心思缜密。如果我们必须按照“老办法”——“办法很简单，谁更强，谁掌权”。咸丰皇帝和太平王之间，谁更强大，政权就归于谁——来评判这场斗争，“那后者就应该掌权了”，并且太平王很快就会夺取政权了。

第7节　起义军如果成功可能采取的对外政策

起义军将采取友好的政策——至少对于新教国家而言——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起义军的宗教观念已经打破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排外思想的壁垒。起义军乐于承认他们和我们是一家人——都是同一个上帝的孩子。我们去往南京拜访起义军的同胞受到了起义军“外国兄弟”般的礼遇。起义军说，他们非常欢迎我们将船开到长江上来和他们做生意。

第8节　起义军成功将给中国带来的益处

在我看来，如果在各种议题上提出的观点都是切实正确的，那么这一伟大运动的成功将给中国带来的主要好处是：

第一，整个国家将对传教、传福音的行为彻底开放；中外往来的机会增加，经过一定长度的时间和一定广度的空间，基督教的教义就必然得以普及。起义军已经掌握了自身问题的切实有效的破解之道，全体百姓——上帝的亿兆子民都应该顺从起义军。因为唯有如此，百姓才能得以拯救。

第二，要用大能的手段解决偶像崇拜的事，并真正确立基督教的安息日。很明显，用武力镇压偶像崇拜，是不会被人拥护的。在中国，所有的传教士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劝阻起义军处死那些可怜无辜的道士和佛教徒。然而，起义军自有行事之道。如果将来夺取天下，起义军一定会加速消除偶像崇拜。谁不会为这一结果而欢欣鼓舞，为这一天国制度得到承认而欢呼雀跃呢？民众知道这件事——赐予他们安息日——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他们定会欣喜若狂。安息日让辛勤劳作的百姓的肉体得以喘息！百姓的灵魂得以休养！安息日将使百姓从尘世的卑微习惯中解脱出来，为社会制度注入新的活力，让百姓成为天国中明晓事理的众人。

第三，鸦片贸易将被禁止。毫无疑问，起义军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并且我认为这样做一定是有效果的。起义军说：“我们和你们有着同样的信仰，我们愿意让你们在我们的土地上自由地居住往来。如果你们的船再向我们运送鸦片，使我们成千上万的百姓堕落羸弱，我们将无法容忍。如果你们继续运送鸦片，我们双方将无法达成任何协议。”假设起义军这样对我国政府讲话，答复可能是唯一的。起义的成功无疑让禁止鸦片走私的目的充满希望。甚至可以这样说，以这种方式停止鸦片走私，所有各方都会感到满意。不管怎样，还是让我所期望的情况得以实现吧。中国政府的这一要求将唤醒公众的意识，中国将清除所有的鸦片走私。

第四，在商业活动、科学技术、最新成果和其他文明方面，中国将会彻底开放。

第9节　《太平诏书》

华北捷报1853年5月14日

这世上有谁不曾违背上帝的命令呢？但直到如今，还没有人知道怎样从罪中得到拯救。然而，上帝已经与人有恩慈的沟通。从今以后，凡在上帝面前懊悔己罪，避免崇拜堕落的灵魂，避免做不正当的事或违反神的命令的人，可以升入极乐天堂，享受快乐和喜悦、尊严和荣耀，永无尽头。若有人不悔改己罪，在上帝面前，仍旧拜邪僻的灵，还像从前一样行邪僻的事，违背神的诫命，必会下地狱，饱受悲伤和痛苦、烦恼和苦难，永无尽头。孰好孰坏，你们自己判断。世间的兄弟姊妹们，难道你们还不觉醒吗？如你依然执迷不悟，那你确是生性卑贱，魔鬼上身；你不愿享受触手可及之极乐，你不愿得到永生不尽之欢娱喜悦、尊严荣耀。反之，你却愿坠入对抗天国的罪恶之中，继而招来万能上帝之义愤，从而使你堕入十八层地狱，让你经受无尽之痛苦。这将是多么可悲！

那些被魔鬼迷惑的人反对说，伟大的上帝只应该被至高无上的君主崇拜。但我们希望你们知道，伟大的上帝是全世界所有人的万能之父。君主也是上帝的孩子。上帝赐给了君主权力。那些心性善良的孩子与上帝更相像；但其他万民也是上帝的孩子，尽管他们愚昧无知，心性暴虐，经常忤逆上帝。如果你还是认为只有君主才能崇拜上帝，那么我们想问问你，一个家庭的父母是否只关心长子，是否只要求从长子一个人那里得到服从和尊重？

你是否还记得夏商周三朝？成汤起初只是一位王子，在成为商朝大王以后，仍然崇敬天帝；文王建立了周朝，自己成了王，但仍然明智地敬奉天帝。这两位贤明的君主在敬奉天帝的时候，都没有显耀自己尊贵的地位。如果天帝只能由一国的君主顶礼膜拜的话，那么汤和文王对天帝的崇拜本身就是一件错事。如果两位君主崇拜天帝是错误的，为什么伟大的天帝会保佑汤，使他从王子上位成王国的唯一统治者，掌管九州大地？为什么伟大的天帝会保佑只是西伯侯的文王，让他得到了整个国家大半的疆域，而文王的儿子武王最终统治了整个国家？

有些人会错误地说，崇拜上帝是在模仿外国人，岂不知中国早有此传统，并有据可查。从盘古时代到夏商周，上至王侯，下至百姓，无不崇拜天帝。如果夏商周三朝不盛行天帝崇拜，那为何《诗经》中记载“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孟子在他的著作中也有同样的表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孟子还说：“虽为贱民，然能按例禁食沐浴，亦可祭祀神灵。”《诗经》中也讲：“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令闻不已。”《诗经》中还讲到天帝“浩浩昊天……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诗经》中还记载了天帝对文王所说：“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围。”《史记》中有如下记载：“成汤畏惧天帝，不敢违逆之”，“天帝欲降罪于暴周”，“吾[22]谨遵天命，以镇纷乱”，“天命靡常，行善多福，作孽多灾”。《周易》有云：“先王制乐，旨在颂德，闻于天帝。”如果你现在还认为我们只是在效仿外国人敬奉上帝，那我想问问周武王“谨遵天命”，周文王“在帝左右”，还有商朝成汤“克配上帝”，是不是这些古往圣贤都是在效仿外国人？事实是纵观中外历史，对上帝的顶礼膜拜古已有之，且延续千年，四海同理。只是西方各国一以贯之，直至今日。而中国至秦、两汉时期，错误地走上了信仰的邪道，蒙受冥王[23]迷惑。但如今，至高无上的上帝怜悯世人，彰显他的大能，救世人脱离恶者的阴谋；使世人重新信奉自己原来的信仰，再一次履行那古老而伟大的责任。因此，世人活着的时候不再受魔鬼的影响，死后也不会被魔鬼带走，而是升入天堂，享受永生极乐。这一切都缘于伟大的上帝无限的恩典和无尽的怜悯。相反，那些还没有觉醒的人会说，我们在效仿外国人，从而才表现出世人有多么严重地被强大的对手所迷惑。如果世人都能明白这些道理，他们就会承认敬奉上帝是全体世人都应尽之义务。

寻求宽恕罪孽应有的形式：

让恳求的人眼看着天堂，跪在上帝面前祷告，请求赦免自己的罪。可口头祷告或将祷词写下。祷告结束后，取一盆水，清洁自己，若在河里沐浴，就更好了。当恳求的人被赦免并获得自由后，他会朝朝暮暮敬奉伟大的上帝，祈求上帝恩宠他，赐给他圣灵来改变他的内心。在进餐前，得到宽恕的人都应该感恩上帝；每七天都应敬拜上帝并赞美上帝的仁慈。得到宽恕的人还应该恪守“十诫”，绝不能敬奉世间任何的恶灵，自己也不可行邪僻之事。只有如此，得到宽恕的人才能成为上帝的子女。今世得到宽恕的人成为神恩的对象，死后灵魂将升入天堂。在那里，他们将享受无尽的幸福。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是男是女，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必须遵循这种方法，否则就不能去往天堂。

为忏悔的罪人祈祷：

我，您这不肖的儿女，跪在地上，诚心悔改我的罪。求您，我们的天父，至大的神，饶恕我从前的无知，和屡次违背上帝诫命的行为。我恳求您的大恩，赦免我以前所有的罪，使我悔改，过新的生活，使我的灵魂可以去往天堂。从今以后，我要诚心悔改，离弃我的恶道，不拜邪灵，也不行邪僻的事，只听从神的命令。我也要全心地向您祷告，我们的天父，至大的神，常常将您的圣灵赐给我，让我罪恶的内心得以改变；不要让我再受邪恶的魔鬼的欺骗，以恒久的恩慈顾念我，让我永远脱离邪道；每天赐给我衣食，使我免受灾难和不幸，使我在现世得到安宁，在天堂享受无尽的幸福。借着救世主、天兄、主耶稣的大能，拯救我们脱罪；我向我们在天堂的天父祷告，愿他的旨意像在天堂一样行在地上。您会垂怜我的请求，这是我内心最真诚的愿望。

早晚向上帝祈祷：

我，您这不肖的儿女，跪在地上，向伟大的上帝、我们的天父祈祷。请赐给我仁慈的保护，并不断地赐给我您的圣灵来改变我邪恶的心，不要让我再受邪恶的魔鬼的欺骗；以恒久的恩慈顾念我，让我永远脱离邪道。借着救世主、天兄、主耶稣的大能，拯救我们脱罪。我向我们在天堂的天父祷告，愿他的旨意像在天堂一样行在地上。您会垂怜我的请求，这是我内心最真诚的愿望。

用餐时的感恩礼：

上帝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您，祈祷您赐给我们日用的衣食，使我们脱离苦难，使我们的灵魂升到天上。

在疾病和痛苦的时候祈祷：

我，您这不肖的儿女，跪在地上，向伟大的上帝、我们的天父祈祷。我是您不肖的子女，现在正受病痛或痛苦的折磨，求您以您的慈爱搭救我，让我这痛苦快快过去，使我的身体痊愈。我恳切地祈求您，伟大的上帝，我们的天父，显示您神圣的威严，消灭所有这些邪恶的恶魔，借着救世主、天兄、主耶稣的大能，拯救我们脱罪。我向我们在天堂的天父祷告，愿他的旨意像在天堂一样行在地上。您会垂怜我的请求，这是我内心最真诚的愿望。

在一些情况下，诸如生日、妇女生产、娶妻、嫁女，所有这些喜庆的场合，都要向上帝献祭。献祭的物品有三牲、美酒、香茶、米饭。另外，再配祷辞如下：

我，您这不肖的儿女，跪在地上，向伟大的上帝、我们的天父献祭。您不肖的子女今日庆祝生辰或感恩生育，或订立婚约，虔诚地备下了三牲、美酒、香茶、米饭，奉献于您，伟大的上帝，我们的天父。诚挚地恳请您保佑我，您不肖的子女家族兴旺，万事顺意。借着救世主、天兄、主耶稣的大能，拯救我们脱罪。我向我们在天堂的天父祷告，愿他的旨意像在天堂一样行在地上。您会垂怜我的请求，这是我内心最真诚的愿望。

在一些情况下，诸如砌灶、建宅、堆石、动土，都要向上帝献祭，献祭的物品有三牲、美酒、香茶、米饭。另外，再配祷辞如下：

我，您这不肖的儿女，跪在地上，向伟大的上帝，我们的天父献祭。您不肖的子女今日砌灶，或建宅、或堆石、或动土，虔诚地备下了三牲、美酒、香茶、米饭，奉献于您，伟大的上帝，我们的天父。诚挚地恳请您保佑我，您不肖的子女家人平安，诸事祥和，远离祸患，驱除一切厄运，万事顺意，家族兴旺，永享幸福。借着救世主、天兄、主耶稣的大能，拯救我们脱罪。我向我们在天堂的天父祷告，愿他的旨意像在天堂一样行在地上。您会垂怜我的请求，这是我内心最真诚的愿望。

无论何时，无论在干什么，人们都会大叫一声：“尊上帝令，尊主耶稣令，尊天王万岁令；愿无惧无畏，驱除魔鬼，一切顺意，永得昌盛，永享极乐。”

在操办葬礼时，禁止举行佛教仪式。可以将亡人入棺，可以穿丧服；丧葬仪式可持续到葬地；可向上帝献祭的物品有三牲、美酒、香茶、米饭。另外，再配祷辞如下：

我，您这不肖的儿女，跪在地上，向伟大的上帝、我们的天父献祭。这就是您那不肖仆人的灵魂，在某月某日某时离开了人世。特装殓入棺，身着丧服，在葬地举行丧礼。虔诚地备下了三牲、美酒、香茶、米饭，奉献于您，伟大的上帝，我们的天父。恳切地求您施恩，让您那不肖仆人的灵魂进入天堂，与您一同享受无尽的幸福。我诚挚地恳请您保佑我，您不肖的子女家人平安，诸事祥和，远离祸患，驱除一切厄运，万事顺意，家族兴旺，永享幸福。借着救世主、天兄、主耶稣的大能，拯救我们脱罪。我向我们在天堂的天父祷告，愿他的旨意像在天堂一样行在地上。您会垂怜我的请求，这是我内心最真诚的愿望。

当棺木殓合，丧服上身，棺木抬至墓地，放入墓穴，在场所有人都大声喊道：“尊上帝令，尊主耶稣令，尊天王万岁令；愿无惧无畏，驱除魔鬼，一切顺意，永得昌盛，永享极乐。”

每到第七天，都要作为敬拜的日子，感谢伟大的上帝的仁慈。

二十八星宿的虚、房、星、昴的时候[24]也是敬拜的日子。

敬拜上帝时形式如下：

我们在此赞美上帝，我们圣洁的天父。我们赞美耶稣，世界的救主。我们赞美圣灵，神圣的灵性。我们赞美这三个位格，他们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真正的神。

令人好奇的是，所有关于这种新宗教的著作中明显存在着犹太教元素，而居然没有人提到犹太人在中国已有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了。詹保罗·戈扎尼[25]和其他犹太人在18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就记录了这些非凡的犹太人[26]。现在犹太人唯一引起外界关注的聚居地就是河南开封。犹太教在这个地方被称为“挑筋教”。这些犹太人在犹太教会堂集会时，会戴上一顶蓝色的帽子。犹太教会堂高三四百英尺，宽约一百五十英尺，包括相互连接的四座大殿。第一个大殿的中心有一个门，门上刻有“世间万物的创造者和保护神”的铭文。从一扇大门可进入第二座大殿，这里有两个侧门，以及大殿看守人的住所。第三座大殿和第一座一样，有一扇大门和数块匾额。匾额上都有刻字；还有两座纪念堂用来纪念犹太人的恩人，一旁还附有客房。第四座大殿由一排树从中隔开，中间有一个铜质的香炉，还有一些花瓶和塑像。与北墙相邻的是一处壁橱，这里放着从动物身上挑下的筋用于食用。这座大殿的南北两面安放着祖先堂，《旧约全书》中那些贤人的名字敬奉在两面，以中国特有的方式，刻在匾额之上。主要敬奉的是亚伯拉罕、摩西和其他一些先贤。在这两座纪念堂之间，安放着住棚节[27]上使用的书籍。大殿的前部是犹太教礼拜寺[28]或犹太教会堂。那是一个大约六十英尺乘四十英尺见方的建筑，前面有两排四根柱子的门廊。在屋子的中央，两排柱子中间，有一个摩西的宝座。这是一把华丽的高脚椅，上面有绣花垫子。上面是一个圆顶，旁边是万岁牌，即帝王牌位。帝王名号旁有一段希伯来文：“以色列人啊，听着，耶和华是我们唯一的主人，愿他的王国永享荣耀。”房间里还有一处希伯来语刻文：“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是万神之神，耶和华是大能之神，坚不可摧，令人生畏。”一张桌子上摆放着六座大烛台，一个铜质香炉安放在中间，旁边有一个用来净手的水盆。与房间其他部分用栏杆隔开的是祈祷房。祈祷房外面是方形的，里面是圆形的，只有拉比[29]在祈祷时才能出入。经卷放在桌上，希伯来语的“十诫”贴在墙上。房间墙壁的剩余部分都是壁橱，壁橱里摆放着各种手稿。

人们进入祈祷房时，脱去鞋子。在牧师朗读经文时，人们用纱蒙住脸，将一条红丝巾交叉在胸前。整个礼拜过程不使用任何乐器。他们遵守割礼，庆祝逾越节、住棚节、七七节、安息日，还有赎罪日；不可使人归正[30]，也不可与外邦人通婚。他们也用自己的圣书卜算，像中国人一样敬奉孔子。犹太教教徒用“主”[31]来隐讳地表达上帝的名字，这个词用中文则翻译为“天”，而不是“上帝”。犹太教虽没有信经，却坚持上帝的唯一，坚持天堂、地狱、炼狱、复活、最后审判和天使的基本教义。犹太教教徒从来没有听说过主耶稣，对十字架也没有任何偏见。他们不拜偶像，也不愿在外族的宗教场所起誓；祈祷时面朝西方耶路撒冷。犹太教教徒很可能拥有构成《旧约》的所有经书，但罗马人的祖先不允许复制这些书[32]。即便得到许可，那些看到这些书的人，也无法阅读这些书籍。因此，犹太人的书籍保存完好。因为开封离黄河很近，因此犹太教教徒收藏的很多书都毁于洪水。将他们的部分手稿与希伯来文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其要义完全一致，只存在一些文字上的差异。犹太人到中国的时间无法确定。但詹姆斯·芬恩先生收集了证据，证明他们是迦勒底复辟时期的犹太人，并举出他们拥有马拉奇和撒迦利亚的部分，采用了塞琉古纪年，有许多犹太教教士的头衔，以及屠宰动物的规则。詹姆斯·芬恩同时认为，这些犹太人分属两个部落，并引用权威资料证明他们来源于中亚，与伊斯兰教采用完全不同的路线。伊斯兰教传教士大部分是经海上抵达中国的。据说，穆斯林以前大都居住在杭州和南京。但威廉·查尔斯·米尔恩先生在宁波谈及犹太教教徒时，除了知道犹太教教徒在开封，其他一概不知，而且也只知道开封有犹太教教徒。[33]

第10节　托马斯·泰勒·密迪乐拜访起义军首领及与萨缪尔·乔治·博纳姆的通信

我们已经提到，托马斯·泰勒·密迪乐先生自愿前往南京的起义军营地进行拜访，托马斯·泰勒·密迪乐先生是起义军占领南京后第一个受到接待的欧洲人。

托马斯·泰勒·密迪乐先生说：“1853年4月27日，我按照指示，在斯普拉特中尉的陪同下登岸，并请求能立即获准访问最高权力层。在向导的指引下，步行大约半个小时后，在起义军的簇拥下，我们来到北部郊区的一处房子前。侍从分列两队，从我们站着的地方一直到房间门口，形成了一条长度为十到十五码的通道。有两个人，穿着黄丝衣，戴着头巾，来到门口。周围的士兵都叫我跪下。我并没有照他们说的去做，而是向前一步，告诉他们我受维多利亚女王陛下差遣，前来调查拜访，并希望能安排我与南京最高统帅会晤。那两个人并未做出答复，而是退回房间。与此同时，那些人继续命令我跪下。我对斯普拉特中尉说不要理睬他们的命令，并认为不用等那两个人邀请，而应该直接跟着起义军的头目进入房内。于是，我径直走进房内，走到那两个人坐着的椅子前，再次向这两个人说明我此行的目的。我的话还没说完，就听到身后有打斗的声音和愤怒的叫喊声。几个起义军头目喊道：‘打！’两三个手拿刀剑的士卒开始暴打带我们来这里的向导。有一位首领——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北王——问我是否敬拜‘天父上帝’。我回答说，英国人敬拜上帝已经有八九百年了。听到这里，北王与丞相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命人给我们搬来椅子。等我们一行落座以后，我与官阶较高的北王之间展开了一场耗时许久的谈话。那位丞相只是仔细地听着，观察着，但没有直接对我说什么，只有在北王看他或向他讲话时，他才简短地说几句话。

“我们的谈话显然全部转向了宗教话题，北王说作为上帝的孩子和崇拜者，全人类都是兄弟姐妹。然后北王又问我们是否熟悉‘天规’。我说，我对此非常熟悉，但‘天规’这个词，我不太明白。思考了一会儿，我问是不是有十条‘天规’。北王表示肯定。于是我开始复述‘十诫’中第一诫的内容。但当北王非常友好地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的时候，我便停了下来。然后，我感叹道：‘你我不分彼此！不分彼此！’北王和他的丞相交换眼神的时候，原本脸上机警的表情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满意的神情。然后，北王说，关于先前我们询问的起义军对英国人的态度，他认为，我们双方之间不仅可以和平相处，而且还能成为亲密的朋友。他又补充道，我们在南京可以随意走动。北王一遍又一遍地提起他和他的战友得到了上帝的特别保护和帮助，脸上带着感激的表情。他说，如果没有上帝的保护和帮助，他们就不可能在人数和资源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当我提到我们打算保持中立，对清政府不予援助时，他带着坚定的信心，平静地说：‘你们帮助清廷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这毫无用处。有天父的帮助，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在回答我关于太平王的询问时，北王以书面形式解释：‘太平王是真正的主——是中国的主，也是全世界的主——他是上帝的次子，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他。’”

对于这种夸张的说法，英国特使没有做出回应。随后，英国特使会见了起义军中仅次于太平王的军官。这位军官屈尊登上了载有香港总督及其随从去往南京的英国轮船。但在整个会谈中，起义军首领一直没有露面。

这次会面后第二天，起义军首领向代表英国政府的萨缪尔·乔治·博纳姆致信。我们读过许多欧洲国家的报纸，它们对这封信的内容都表达得不够清楚。写这封信的人说：“起义军的首领已经得到了上天的命令，可以继承帝国的皇位。”然后，他继续说道：“天意已决，任何人不得反抗；只要思想和良心不出现问题，那么腐败就无法占据上风。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但遗憾的是，这些可恶的满人表现得无法无天，不讲道理，用欺诈的手段夺走了我们财产。对内，对百姓施行暴政；对外，与外邦连年交战。从前，贵国带着进步的思想，进入我们的领土，对此，你们无疑有充分的理由。但那些顽固的满人反对你们进入中国，使百姓怨声载道。然而，我们的天王接到了上天的旨意，惩凶除恶，交好外邦，安抚百姓，既不限制商业往来，也不加收商品关税。雄师百万，所向披靡。显而易见，上至苍天，下至黎民，无不对天王的雄才伟略倾力相助。这些邪恶的满人发现他们大势已去，气数将尽，就试图驱使你们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奔忙，全然不顾他们得势之时对你们不遗余力的排挤。现在满人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就向你们求救，以使我们双方互相争斗，他好得渔翁之利。据我们观察，你们对此应该是心知肚明。那么，如果你们继续派兵，抱着帮助满人的幻想，无视他们曾抵制你们的旧怨，心甘情愿地让自己被他们的诡计和愚蠢的把戏迷惑，那么，我们希望你们能对此做出答复，以便我们知道你们的意图。”

注解：

[1]　在此特别感谢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在翻译方面的鼎力相助。——原注

[2]　理查德·格莱斯普尔，曾服役于东印度公司。他的自述最初刊印在威尔金森撰写的《在华贸易》一书中。——原注

[3]　三婆神，沿海百姓敬拜的神祇。

[4]　林国良共率十八艘战船投入战斗，其中三艘已被海盗击沉。

[5]　中国舰船上的船帆只是一些厚布而已。——原注

[6]　如中国古书所载，广东人的性格特征：“广东人心性愚笨，身形瘦削单薄，胆小怕事，不善陆战。”出自《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第19章。——原注

[7]　天神，即葡萄牙语“上帝”的中文变体，这里指海盗祭拜的神。——原注

[8]　这些虚荣心极强的吹牛者后来在里斯本印刷出版了一份极其夸张的报告，描述了他们与中国海盗之间令人不齿的小冲突。——原注

[9]　很可能就是郑一的妻子，原姓石。——原注

[10]　广东人只吃特定种类的老鼠，它们体型较大，毛色发白。——原注

[11]　张保仔原名张保。

[12]　改革宗，产生于16世纪宗教改革初期的新教概念，代表新教的主流风格。

[13]　教皇党，信奉教皇为教会最高元首的天主教组织。

[14]　这种假设要么是领袖自己提出的，要么是别人为领袖量身打造的。

[15]　据说这段话是从中文原文直译过来的。

[16]　大能，指上帝的万能之力。

[17]　利象，一切美好的事物。

[18]　此处的“上帝”指的是中国古代传统中的至高神。

[19]　持这种观点的人可能是因为对基督教经典的无知和缺乏开明的教导。

[20]　指太平天国运动。

[21]　洪秀全自述他看到了。而他的朋友称“他的灵魂看见了”。

[22]　这里指周武王。

[23]　冥王，希腊神话中的哈得斯。

[24]　这与全年的星期日完全一致。——原注

[25]　其汉名为“骆保禄”。

[26]　这里指犹太人远渡重洋，从汉唐到清，一直生活在中国，并形成相对封闭隔离的社群。

[27]　住棚节，犹太教重要节日之一，纪念犹太人走出埃及进入迦南前住帐篷的日子。

[28]　犹太教礼拜寺，位于河南开封的犹太教清真寺，又称犹太教会堂。

[29]　拉比，犹太教中的特殊阶层，指接受过正规犹太教育的老师或智者。

[30]　使人归正，劝导他人信奉犹太教。

[31]　即阿多奈，希伯来语“主”，犹太教对上帝的称呼。

[32]　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征服了犹太人，对犹太人实行奴役，不允许犹太人传抄《旧约》。

[33]　威尔斯·威廉姆斯：《中央王国——一份对清帝国的调查》，纽约，1848年。——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