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张栻著

公孙丑上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蹴然，蹴踖。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艴然，不悦之色。「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曰：「以齐王，由反手也。」

夫以子路一匹夫，事业曾未著于当时，而曾西闻其名则蹴然而惧，以为己何敢与之班？管仲为齐卿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功业如此其著，而曾西闻其名则艴然不悦，以为何乃比己于是，果何意哉？此学者所宜精思力体，以究其所以然也。一言以蔽之，亦在于义利之分而已。子路在圣门，虽未班乎颜、闵之列，然观其进德之勇，克己之严，盖有诸己而充实者，其用力于斯道也久矣。虽其事业不著于时，而其规模固王者之道也。至于管、晏，朝夕之所以处己处人者，莫非图功而计利耳。故得君之专，行政之久，而其事业有限，盖不出于功利之中，君子不贵也。然则其意味相去，岂不如碔玞之于美玉乎？学者无慕乎管、晏之功，而深求乎子路之心，则圣人之门可循而进矣。虽然，子路尝以管仲为未仁，夫子之言乃若取之，何哉？子路兼人，其进也甚勇，其于管仲，盖了然明见其失，以为不足道者也。而夫子之意，则谓观人之法，虽见其失，而其可取者亦不可废也，故举其事功而取之，所以涵养子路之恕心也。若孟子之答公孙丑，则正其本而言之，使丑知其方也。圣贤答问，抑扬自有深意。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置邮，传书命者也。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公孙丑闻以齐王犹反手之论，则益疑而未信，故引文、武之事以譬之。孟子谓文王何可当也，谓文王之德之盛为不可及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其间如太甲、沃丁、祖乙、盘庚，皆贤君也，而太戊、武丁，则几于圣矣。贤圣之君相望如此，其志气之所感发，德泽之所渐被为如何？纣去武丁之没，实百十有一载，而孟子以为未远者，盖武丁之泽，其流长故耳。故家遗俗之所传，流风善政之所被，为未泯没，而又有贤臣以辅之，故虽以纣之无道，亦在位又三十四祀，而后周代之，所谓久而后失之者也。然以纣有天下之大，而周卒以百里兴，亦可见文王之莫可当矣。此论其理势之然，非谓文王有取商之心也。齐人有言，盖里谚也。理有可取，虽里谚之微，圣贤亦取之也。夫不可为者，势与时也。夏后、殷、周之盛，王畿不过千里。今齐既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则齐亦有其民矣。地不必求辟也，民不必求聚也，惟当行仁政而已，则其王也孰御焉？盖自幽王之后，王政不复见于天下。王者之不作，斯民之憔悴，皆未有甚于斯时。夫其愁苦也深，则其思治也切，如饥渴者易为饮食也。引孔子之言以为证。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言其感通之速也。「犹解倒悬」云者，若言其困之极而望之切也。事半于古之人而功则倍，势与时则然耳。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公孙丑以为孟子志在行道，若一旦得齐之卿相，而道得行焉，宜其有以动乎中也。丑盖未知夫君子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性不存焉者我也。我四十不动心，盖省察之精而知其至此时而然也。丑以为甚难也，故谓过孟贲远矣。孟子告之为是亦不难。告子先我而能不动心者，盖不动心未足以尽圣贤之蕴也。虽然，不动心则同，而所以不动者则异。孟子以集义为本，告子则以义为外。故在孟子则心体周流，人欲不萌，而物各止其所者也；在告子则力制其欲，专固凝滞，而能不动者也。其所以异者，学者可不深究欤？

曰：不动心有道乎？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褐宽博，匹夫被褐者。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公孙丑问不动心有其道否，孟子先举北宫黝、孟施舍之事，言此二子所以不动心之道也。北宫黝期于必为者也。肤挠者，有所动于体也；目逃者，有所避于目也。不肤挠，不目逃，盖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也。其所不欲受于匹夫者，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讥刺万乘之君若刺匹夫，无诸侯威严之可敬。以恶声至，必以恶声反之，是皆必为而无所屈者，然但为守其外，而犹未及乎守气也。若孟施舍推之以无惧则愈矣。视不胜犹胜，则不以胜负累其中也。谓量敌而进，虑胜而动，是犹以三军为畏者，吾则不能为必胜，能无惧而已。此约其在我，守气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言其气象有似乎二子也。曾子明理自克者也，孟施舍不竞于外，故有似焉。子夏笃志力行者也，北宫黝之坚强不屈，故有似焉。二子未知其勇之所成就，彼此之孰贤，然孟施舍比之北宫黝，则为守约也。于是举曾子之所谓勇，曾子谓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则虽被褐之匹夫，吾亦不得而惴之。自反而缩，则虽千万人之敌，亦可往。盖直则为壮故也。缩训直，檀弓曰：「古者冠缩缝。」不徇乎外，惟自反而求夫理义之所安，其所守者约而已。约谓义也。然则又岂孟施舍守气者之所可及乎？夫子路问强，夫子告之以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而以强矫为贵，申掁有欲，则不以刚许之。圣人之所谓勇，所谓刚，盖如此。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

告子所谓不得于言者，言有所不得也。谓言不中理，不必求于心，此特择言未精耳，务择其言而已。若不得于言，而求之于心，则是自累其心也。不得于心者，心有所不得也。心失其平，不必求于气，此特持心未固耳，务持其心而已。若舍心而求于气，则将见舍本事末，而无以制矣。此告子所以不动心之道也。孟子则以谓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斯言可也。至于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则不可耳。盖其不得于言，是其心有所未得者也。心之识之也未亲，则言之有不得固宜，此正当反求于心也。若强欲择言，而不务求于心，是以义为外，而不知内外之本一矣。以是而曰不动心，是乃徒制其心，而未尝明见夫理之所安也。然则岂不有弊乎？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程子曰：「心之所存为志，盖志无迹而气有形。志者，气之帅，所以帅其气者也。志在于此，则气随之矣。气者，体之充，所以充其体者也。有其气则有其体矣。志至焉，气次焉，言志之所至，气次之而至也。然气志贵于交相养，持其志，无暴其气者，所以交相养也。持其志所以御气，而无暴其气者，又所以宁其志也。」公孙丑闻斯言也，则疑之，谓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宜若只持其志足矣，又以无暴其气为言，何也？孟子谓志壹固动气，而气壹亦有时而动志，是以贵于交相养也。壹与一同，一动志则气亦随之而动矣。然一动气亦能以动志，观蹶者、趋者则可见也。夫蹶、趋者气也，而心为之臬兀而不安，是气亦能动志也。然志动气为多，而气动志为寡，故程子曰：志动气者十九，气动志者十一。虽然，自常人不知用力者言之，终日之间，志动气而气复动志，无穷已也。盖志为物所夺而气以动，气动而志复为之不宁，志不宁而气益决骤矣。君子主敬以为本，审其志之所存，主持而不失，故其气不乱。而又察其气之所行，安驯而无暴，故其志不摇。中正和平，通畅充裕，而德业日新焉。此交相养之道，学者不可以不思也。「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

孟子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而先曰我知言，盖不知言，则诐邪淫遁可以乱之，而失养气之理故也。公孙丑问浩然之气，则应之曰难言也。详味此语，固可以见孟子之所自得者至矣。夫人与天地万物同体，其气本相与流通而无间，惟人之私有以害之，故自局于形体之间，而失其流通之理。虽其自局之，而其所为流通者，亦未尝不在也，故贵于养之。养之而无害，则浩然塞乎天地之间矣。其充塞也，非自外来，气体固若此也。所谓至大至刚以直者，以此三者形容气体也。大则无与对，刚则不可陷，直则无所屈。此三者阙一，则于气体为未尽。曰「至大至刚」而曰「以直」者，文势然也。养之而无有害之者，则充塞于天地之间也。在坤爻六二所谓「直方大」，即此所谓「至大至刚以直」也。塞乎天地之间，则易所谓「不疑其所行之地」也。又曰「配义与道」，配之为言合也。自气而言，故可云「合」。道，体也；义，用也。自不知养者言之，一身之气与道义乌得而合？若养成此气，则其用无非义，而其体则道也。盖浩然之气贯乎体用，一乎隐显而无间故也。「无是馁也」，言无使是之馁也。其不可使之馁者，以其集义所生故也。集义者，积众义也。盖得于义则慊，慊则气所以生也。积之之久，则一息之必存，一事之必体，众义辐凑，心广体胖，俯仰无怍，而浩然之气充塞矣。其生也，非自外也，集义所以生也。故曰「非义袭而取之也」，非气为一物，义在外袭取为我有也，我固有之也。故所行有一毫不足于吾心，则缺然而馁，馁则息其生理矣。然则告子以义为外，是不知义之存乎人心也，则其养气岂不有害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苖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苖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苖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苖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芸苖者也；助之长者，揠苖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此言养气之法。「有事」者，有所事云也。「而勿正」者，无期之之意也。「心勿忘」者，勿忘其所事也。「勿助长」者，待其自充，不可强使之充也。此为循天理之当然，而不以人为加之。虽然，欲不忘则近于助长，欲不助长则或忘之，是二者之间，守之为难也。此言以必有事为主。孟子之所谓有事者，其集义乎？然学者多知忘之为害，而未知助长之为害尤甚也。故引宋人揠苖为喻。闵其苖之不长，犹忧其气之不充者也。揠之以助其长，犹作其气而使之充也。芒芒然曰今日病矣，言虽劳如此，无益而反有害也。「天下之不助苖长者寡矣」，谓天下之学者往往堕于助长之病也。以集义为无益而忘之者，不芸苖者也。不芸苖则苖日瘠矣，不集义则气日馁矣。强作其气而使之充者，揠苖者也。拔苗反以伤其本，助长反以害其气，盖私意横生，害乎天理，则其枵然愈甚矣。若夫善养气者，则集义而已，无必其成之意也。惟其功不舍而亦不迫切，故气得其养，而浩然者可以驯致焉。犹夫善养苖者，耘耔浸灌，不失其时，雨露之滋，天时之至，其长也，盖有不期然而然者。是皆循天理之固然，行其所无事而已，其道岂不要乎？或曰：「二程先生多以必有事焉为有事乎敬，而孟子则主于集义，有异乎？」曰：无以异也。孟子所谓持志者，即敬之道也。非持其志，其能以集义乎？敬与义，盖相须而成者也。故坤六二之「直、方、大，君子体之，亦本于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也。此孔孟之意，程子盖得之矣，学者所宜深思焉。」

「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孟子知道，故知言，不知言，则诐、淫、邪、遁足以乱之矣。夫为诐、淫、邪、遁之说者，盖本亦高明之士，惟其所见之差，是以流而不自知。诐、淫、邪、遁，此四者足以尽异端之失矣。诐者，险辞也。淫者，放辞也。邪者，偏戾之辞也。遁者，展转而莫知其极也。今试征异端之说，可以推类而见。若告子把柳杯棬，其诐辞也与？若杨氏为我，墨氏兼爱，其邪辞也与？至于淫、遁之说，则列御寇、庄周之书具矣。夫其所为诐者，以其有所蔽而不通也；其所以为淫者，以其有所陷溺而荡也；邪者，以其支离而偏也；遁者，以其有所穷而展转他出也。所以知其然者，以吾不蔽不陷、不离不穷故也。孟子方论「知言」，而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盖中之所存，莫揜乎外，见乎外者，是乃在中者也。诐、淫、邪、遁生于心，则施于政者必有害，害于政，则害于事矣。论「知言」而及此，成己成物，无二故也。善为说辞者，得所以为辞之道也；善言德行者，其见于言者，乃其躬行者也，其气味有间矣。孔子兼之，而孔子自谓于辞命则不能，示学者以务本之意也。丑闻「我于辞命则不能」之言，以为孟子其圣矣。孟子悚然，谓孔子犹谓圣吾不能，而况于已乎？学不厌，教不倦，是乃圣人所为至诚无息者也。夫子虽不居圣，而玩其辞义，所以圣者亦得而推矣。故子贡曰：「学不厌，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既圣矣。子贡之称仁、知，与中庸「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之辞，盖相表里，互明仁、知之体用也。公西华亦尝闻斯言矣，而曰：「正惟弟子不能学也，不若子贡之言有功用也。」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此言圣人未易可几也。游、夏、子张皆圣门之高弟，然其所得则各不同。子游之艺，子夏之文，子张之高明，皆其所得于一体者也。若冉、闵、颜渊则备圣人之德，特未能充尽耳，故曰「具体而微。」颜子在三子之中，盖进乎欲化未化之间者，其微也，抑毫发之间耳。「敢问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齐等也。乎？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曰：「然则有同与？」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曰：「敢问其所以异？」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私也。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垤，蚁穴也。河海之于行潦，行潦，道傍流潦也。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萃，聚也。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丑既闻诸子之浅深，于是问孟子以所安何如。孟子应之曰：「姑舍是，不敢自方于前贤。」其气象温厚如此。复举伯夷、伊尹以问，孟子谓其道之不同，盖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夫二子所为若是，盖其气禀之所明者在是，终身从事乎此，而有以极其至也。至于孔子，则天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此非谓度其可而为之也，盖无不当其可也。伯夷、伊尹就其所至而成圣者，故皆以古圣人称之。然吾于伯夷、伊尹虽未能及，而所愿学则孔子耳。盖二子虽圣于清、圣于任，然其所循而入者，终未免乎有毫厘之偏，从而学焉，则其偏将愈甚。譬犹射者必志于正鹄，舍正鹄而他求，则其差将不可胜言矣。公孙丑疑伯夷、伊尹之于孔子若是其不可班，孟子对以不独伯夷、伊尹之不可班，生民以来未有若夫子也。丑于是问其所同，而复问其所异。若丑者，亦可谓善问矣。使二子得君百里之地，必将本王道，行王政，民之归之也孰御？故皆可以朝诸侯，有天下。然二子正义明道者也，宁不得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所不忍为也，是与夫子同者也。至其所以异，孟子独举宰我、有若、子贡之所以称夫子者，将使丑深思而自得之也。智足以知圣人，盖其所见有以窥圣人之蕴，智之事也。三子者，非私阿其所好者也。而宰我则以夫子贤于尧舜，子贡则以夫子见礼知政，闻乐知德，其所损益，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将莫之能违。有若则以为圣人出乎人之类，自生民以来，未有盛者。夫三子者，智足以知圣人，而非阿其所好，则其为是言也，岂苟然乎哉？其必有所谓矣。今试以贤于尧、舜论之。尧、舜、孔子，俱生知之圣也，语圣，则岂有轻重优劣于其间？然孔子立教垂范，而传之后世，其事业为无穷也。或乃谓夫子万世南面而庙祀，以此为非尧、舜可及。嗟乎！此又何加损益于夫子哉？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王霸之分，德与力也。以力假仁者，以其势力假仁之事以行之，如齐桓责包茅于楚，会王世子于首止，衣裳之会不以兵车之类是也。惟其大国也，故其力得以胁诸国而从之。不然，其能以强人乎？若夫以德行仁，则是以德而行其仁政，至诚恻怛本于其心而形于事为，如木之有本、水之有源也。曰王不待大，盖言无所资于力也。观汤与文王则可以见。或以七十里，或以百里，则其力可知矣。然则天下归之者，岂非以德乎？盖以力服人者，特以力不赡之故，不得已而服之，而其中心固莫之服也。至于以德服人，虽无意于人之服，而人将中心悦而诚服之，如七十子之服孔子，浃洽充满，盎然服从，无一毫勉强之意。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言感无不通也。回视区区势力，欲以服人者，不亦陋乎？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彻，取也。绸缪，缠绵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般，大也。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已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仁者非有意于荣，仁者固荣也。在身则心和而气平，德性尊而暴慢远；在家则父子亲而兄弟睦，夫妇义，长幼序。推之于国而国治，施之于天下而天下平，乌往而不荣也？若夫不仁之人，咈理而徇欲，一身将不能以自保，而况于其他乎？夫人之情，孰不惟辱之恶？而乃自处于不仁，则以私欲蔽之，而昧夫荣辱之几故也。如恶之，则当勉于为仁而已，如下所云是也。孟子言之，必以贵德尊士为先者，盖人主有贵德尊士之心，则以先王之道为可信，儒者之说为可行，然后贤者可得而进，善言可得而入矣。故惟贵德尊士，而后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贤者以位言，能者以职言，任贤使能之意也。然所谓能者，盖亦忠信而有才者耳。不忠信之人，虽有小才，犹豺狼之不可迩也，而尚可付以职乎？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则可以因国家间暇之时，明其政刑矣。贤能用而政刑明，则其于天下孰御焉？故曰：「虽大国，必畏之矣。」于是举周公「迨天之未阴雨」之诗以为证。天未阴雨，而彻桑土，密牖户，是犹于国家安泰之日，而经理备豫者也。盖消息盈虚之相荡，安危治乱之相乘，理之常然。非知道者，孰能审微于未形，而御变于将来哉？故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乃于国家闲暇之时，般乐怠傲，则人孰不启侮之之心哉？故曰：「是自求祸也。」以是观之，则夫祸福虽命于天，而致之岂不自于人乎？诗所谓「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言武王之德，有以配上帝之命；永言其配命，则有以见其自求多福也。书所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言天之降灾犹可避，己自致灾，其可避乎？此又申言祸福自己之意。然而一言以蔽之，本乎仁与不仁之分而已。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程子曰：「市廛而不征，市宅之地，已有廛税，更不征其物。法而不廛，税有常法，不以廛故而厚其税。廛无夫里之布。廛自有税，无此二布。此章言欲救当时之弊，在乎力行以反当时之失而已。当时诸侯之所以失人心者，以其不用贤能，又以其废先王之法，为暴敛之事也。若知其然，而力行以反之，则天下斯归之矣。古之人君，于贤则尊之，于能则使之，故俊杰在位，而天下之士闻风而莫不愿立于其朝。古之民，其居业于市者，既有廛税，则不复征其物。而其为税也，则有常法，不以其居廛而厚也，故商贾愿藏于其市。其为关也，禁异服，察异言，本以讥察而已，非为征也，故行旅愿出于其涂。其于田也，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不履亩而税也，故农愿耕于其野。居廛者既有税矣，则夫布与里布不复重征之，故民愿为之氓。战国之际，一切反是，而五者皆有不愿之意焉，是可惧也。有能于此革当世之失，而取法先王之事，则其归也孰御？然其要在夫力行之而已。故曰：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夫天下之心，一也。吾国之人戴我如父母，则邻国之人闻之亦将父母我矣。彼虽欲率其民以攻我，而其心既如吾之子弟，岂有子弟而肯攻其父母乎？天吏云者，奉天命以行事者也。民之所归，即天所与也。有以得民心，斯为得天心矣。其曰无敌于天下者，天下皆为吾子弟也，而尚何敌之有？岂不深切著明矣哉？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仁义礼知皆具于其性，而其所谓仁者，乃爱之理之所存也。唯其有是理，故其发见为不忍人之心。皆有是心，然为私欲所蔽，则不能推而达之，而失其性之所有者。「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则以其私欲既亡，天理纯备，故能尽其用于事事物物之间也。以是心而行是政，先王之所以王天下者，不越于此而已。虽然，何以知人皆有是心？以其乍见孺子而知之也。必曰「乍见」者，方是时，非安排作为之所可及，而其端发见也。怵惕恻隐者，悚动于中，恻然有隐也。方是时，非以内交，非以要誉，非以恶其声，而怵惕恻隐形焉，是其中心不忍之实也，此非其所素有者邪？若内交、要誉、恶其声之类，一毫萌焉，则为私欲蔽其本心矣。以恻隐之心人之所固有，则夫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亦其所固有也。仁义礼知具于性，而其端绪之著见，则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人之良心具是四者，万善皆管焉，外此，则非性之所有，妄而已矣。人之为人，孰不具是性？若无是四端，则亦非人之道矣。然分而论之，其别有四，犹四体然，其位各置，不容相夺，而其体用互为相须；合而言之，则仁盖可兼包也。故原其未发，则仁之体立，而义礼、知即是而存焉；循其既发，则恻隐之心形，而其羞恶、辞让、是非亦由是而著焉。故孟子首举「不忍人之心」，而后复详于四端也。人有之而自谓不能，是自贼其良心者也；谓其君不能，是贼其君之良心者也。言不忍人之心，而遂及于不忍人之政；言四端之在人，不可自谓不能，而遂及于不可谓其君之不能。盖成己成物一致也。又曰：「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谓既知人皆有是四者，皆当扩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盖无穷也。充夫恻隐之端，而至于仁不可胜用；充夫羞恶之端，而至于义不可胜用；充夫辞让之端，而至于礼无所不备；充夫是非之端，而至于知无所不知。然皆其理之具于性者，而非外为之也。虽然，四端管乎万善，而仁则贯乎四端，而克己者，又所以为仁之要也。学者欲皆扩而充之，请以克己为先。孟子曰：「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矢人与函人，巫与匠，俱人也，而其所欲之异者，以其操术然也。故夫人自处于不仁，为忌忮，为残忍，至于嗜杀人而不顾，夫岂独异于人哉？惟其所处每在乎人欲之中，安习滋长，以至于此。其性本同，而其习有霄壤之异，可不畏欤？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谓居里以亲仁为美，而吾所以自处者，不能择而处仁，是不智也。孟子从而发明之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尊爵，言其至善为可尊贵也。安宅，言其所止为甚安固也。择术而自处于不仁，其不智甚矣。不仁不智，则悖理而害于事，无礼无义矣。若是者，为人役者也。盖既失其所谓尊爵、安宅者，则斯自取于辱矣。人之为人役也，虽有耻之之心，然其择术自取于此，而何可免乎？若有耻之之心，则当易其操术，为仁可也。为仁者，亦反求之己而已，故以射为喻。今夫射者，在己毫厘之未正，则其发也有尺寻之差，故必先正其已正己矣，而其发犹有未中焉，不怨他人也，益求吾所未至而已。为仁者，何以异于是？此章虽为当时诸侯而发，而实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当深体之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季路，人告以有过则喜。盖人之质不能无偏，偏则为过，过而不知省，省而不知改焉，则其偏滋甚，而过亦不可胜言矣。故君子贵于强矫，贵于勿惮改。然而犹患在己有所蔽，而不能以尽察，故乐闻他人之箴己过。在己而得他人指之，是助吾之所未及也。虽然，此非能克其骄吝者不能，骄则自以为善，而恶人之议己；吝则安其故常，而不能以从人之善。季路用力于克己，不忮不求，其功深矣。人告之以有过则喜，无骄吝之私，循理而事天者也。至于禹，闻善言则拜，则其道弘矣。禹，圣人也，纤毫之过，殆将不萌于中，其于人之善言也，盖其胸中之所素有，而固乐夫从天下之善也。故闻善言则拜，非乐天者能之乎？至于舜，则所谓甚盛无以加矣。论大舜之所以大，独曰「善与人同」而已。所谓「善与人同」者，舍己从人，乐取诸人以为善也。夫善者，天下之公，非有我之所得私也。必曰舍己者，盖有己则不能以大同乎物故尔。「乐取诸人以为善」，盖通天下惟善之同，而无在己、在人之异也。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是道焉。圣人则能取诸人而尽诸己耳，故又从而明之曰：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也；取诸人者，是与人同为善也。此舜之所以为大而无以加，与天为一者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伯夷不已其清，柳下惠不已其和。伯夷恶恶之心，是仁者之能恶也。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方是时，诸侯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以其人不可与处，则不受，盖惟恐其有害于己之道也。故曰「不屑就」，谓不轻就也。柳下惠不以事污君为羞，不以居下位为卑。其进也，不自隐其贤，而必以其道；其退也，则遗佚阨穷而无所怨悯。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由由者，和而不流之意。援而止之则止其心庶几乎道之可行，时之可为也，故曰「不屑去」，谓不轻去也。然而伯夷非不就也，特不轻就耳；下惠非不去也，特不轻去耳。伯夷闻文王作兴，则曰「盍归乎来？」下惠为士师，盖尝三黜。是则伯夷果长往而不来者乎？下惠果苟容而居位者乎？此其就清和之中处之而尽其道，然而于是二端终有所未化，故其意味有所偏重，而未免乎流弊也。故夫思与乡人处，其衣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此其流弊得无有入于隘者乎？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而不以为浼，此其流弊得无有入于不恭者乎？其端盖毫厘之间，从而由之，则其弊有甚。故其所为隘与不恭者，君子所不由，而所愿则学孔子者也。

公孙丑下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所谓天时者，用兵乘机得其时也；地利者，得其形势也；人和者，上下一心而协同也。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然则果何所恃哉？以吾得道而多助故耳。得道者，顺乎理而已。举措顺理，则人心悦服矣。先王之所以致人和者，在此而极。夫多助之效，至于天下皆顺之，其王也孰御？」一失道则违咈人心，心之所暌，虽亲亦疏也，不亦孤且殆哉？是虽有高城深池，谁与为守？然则有天下者，其可不以得人心为急乎？虽然，孟子谓域民不以封疆，固国不以山溪，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封疆之制，甚详于周官，设险守国，与夫弧矢之利，并著于易经，何邪？盖先王吉凶与民同患，其为治也，体用兼备，本末具举，道得于已，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制详密，又有以周天下之虑，此其治所以常久而安固也。孟子之言，则举其本而明之。有其本，而后法制不为虚器也。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王使人问疾，医来。问疾，且以医来也。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圣贤之举措，皆有精义存焉，众人未易识也。故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其不知者则以为为肉，其知者则以为为无礼，而皆非孔子之意。孟子之不朝王而出吊，其不知者几何其不以为要君？其知者则亦以为太甚矣。自公孙丑、孟仲子以门人近属朝夕相亲，而犹不克知也，则又何怪于景丑氏乎？乃若孟子之所处，盖精微矣。且孟子将朝王，是固欲朝王也。及王使人来告，谓欲就见，而以疾不果，则遂不往，何哉？盖王本不欲见孟子，而故为之辞以要之，此私意之所生也。孟子方欲消其邪志，引以当道，其可徇其私意之所为乎？于是以疾辞而不往。方欲朝王，闻王之言若此而不往，惟义所适也。明日出吊于东郭氏，正欲王知其以疾辞而深惟其故。此亦孔子取瑟而歌之意也。公孙丑不知，以为太甚也。孟子告之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其辞气亦从容不迫矣。若其深意，则欲丑自思而得之。王亦未识孟子之意，则使人问疾医来，而孟子既出。孟仲子惧王以为傲也，则诡辞而对曰：「孟子之出，固将朝矣。」孟仲子此言之发，盖不知孟子之心，而徇私情之细矣。使孟仲子而知孟子之心，则告之曰：昨日疾，今日愈，而出吊矣，则岂不正大矣乎？而为是纷纷也。孟仲子既为是言，则要于路以告，欲孟子遂朝王，以实夫对使人之辞。孟子不得已，而宿于景丑氏。盖仲子既以是对，则其宿于景丑氏也，意者不得已，明日而往见于王乎？景子闻孟子之所以处者，则以为不敬于王也。孟子为言敬王之义，以为若以仆仆然惟命之共而谓之敬，则仆妾服役之事耳。敬君者，尊之而不敢慢也。若心知仁义为贵，而谓其君不足以言仁义，其为慢而诬之，孰甚焉？孟子知人皆可以为尧、舜，故望宣王以尧、舜之事，非尧、舜之道，则不敢陈也。然则其敬王孰大于此？或曰：孟子谓齐人莫如我敬王也，不亦处已太不让乎？盖不直则道不见。云然者，所以明敬王之义也。景子引孔子不俟驾之事以告，谓己以为不敬者，为是故也。孟子则曰：「岂谓是欤？」谓不俟驾之意，非若景子之说也。孟子盖尝言之矣：孔子当仕，有官职，而以其官召之，故不俟驾也。于是举曾子之言。曾子非以仁义与彼较重轻也，盖世衰道微，竞于势利，君以此骄士，而士亦不知自重，趋慕服役之不暇，不知仁义在躬，何所慕乎外？故曰：「吾何慊乎哉？」有所慊，则有所望于人；有所望于人，则为富贵之所屈。若无所慊，则无所求，岂不绰绰然有余裕乎？故曰：「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言天下之所通尊也。朝廷尚爵，则贵贱有等，而乖争陵犯息矣；乡党有齿，则长幼以序，而暴慢屏矣。夫爵，施于朝廷者也；齿，用于乡党者也；至于德，又通上下所当尊者。德之所以为可尊，以其辅世长民所赖故也。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不召云者，非惟不敢召，亦不可召也。其尊德乐道之心不如是，则信任不笃，岂能辅之以有为乎？学焉而后臣者，以学为先，而未敢遽臣之也。惟其学焉，则同德协志，谋无二虑，而事无不成矣。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此为国之大患。盖长傲自居，德日丧而不自知也。汤于伊尹，桓公于管仲，王霸之分固不相侔，然其为学焉而后臣之，则一也。孟子此章，于公孙丑、孟仲子，则告之不详。二子，学者也，欲其深省而自识焉。至于景子，则陈义委曲著明如此。景子，大夫也，庶几其明此义，而有以启悟于宣王之心。孟子于宣王，庶几有望焉。虽然，孟子初不可召，而后复为卿于齐，何也？盖使宣王而能若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孟子得以行其道，是其所望也；而莫之能焉，为卿而留于齐，犹望其感悟于终也。圣贤伸缩变化，皆有深旨，学者所宜尽心焉。

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餽兼金，其价兼倍，故谓之兼金。古者以一镒为一金。镒，二十两一百。而不受。于宋，餽七十镒而受；于薛，餽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餽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餽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餽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

凡人所以迟回于辞受之际者，以为外物所动故也。盖于其所不当受而受，其动于物固也；若于所当受而不受，是亦为物所动而已矣。何则？以其蔽于理而见物之大也。若夫圣贤从容不迫，惟义之安，而外物何有乎？故以舜受尧之天下而不为泰，亦曰义当然尔。若于义也无居，则虽箪食豆羹，不可取也。箪食豆羹之与天下，其大小固有间矣。物则有大小，而义之所在则一也。惟孟子此章言辞受之义，可谓明矣。在前日则不受，在今日则受，义之所在而已。予将有远行，而辞曰餽赆；予有戒心，而辞曰闻戒。故为兵餽之，是其餽也有名，而受之也有义矣。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未有处者，于义无所居也。于义无所居，徒然受之，可乎？夫义存，则为义也；义之不存，则是货之而已。君子岂可以货而取之乎？取之云者，犹曰以此得之云尔。孟子此章，学者玩之，非特可以知辞受之义，而亦可以知所以与矣。

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牧地也。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曰：「此则距心之罪也。」他日，见于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为王诵之。王曰：「此则寡人之罪也。」人君有民，与其臣共司牧之，是当以保民为己任耳。战国之君臣莫知其任也，故孟子以此问于距心焉。夫持戟之士，率其伍以战，若有失亡，则以不职而去之矣。今分任牧民之责，而不存心于民，平时不为备预安集之计，凶年饥岁，使之转死流散，坐视而不能救其所失，比之失伍者，不已多乎？距心以为己大夫也，有不得专，以为此君与大臣之责耳。孟子以求牧与刍为譬，谓既已受其民，固当思所以救之者，告于君与大臣而行之，则为不负其任。若告之而不听，则又岂可虚居其位乎？今居其位，坐视民之死而莫能救，其义何居？距心闻斯言也，有动于中而知其罪。孟子既有以感发距心矣，而又举距心之所以感发者以告于王，而王亦有动焉。然宣王虽有感于是言，而发政施仁之实则莫之闻也。故范氏以为此所谓「说而不绎，从而不改，虽孔子亦末如之何」也。孟子谓蚳蛙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蚳蛙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齐人曰：「所以为蚳蛙，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所居之时虽同，而所处之地有异，则其进退语默，各有攸当，不可得而齐也。蚳蛙之在灵丘，其职未可以言也，而请士师，庶几乎欲有补于君也。士师掌国之刑罚，而立于朝。王有阙德，朝有阙政，士师所当言也。故孟子以数月为淹久，而欲其言。蚳蛙于是谏于王，言不用而去之，庶几得为臣之义矣。齐人以为孟子所以为蚳蛙者固善，而孟子久于齐，曷不谏乎？若谏而不听，则盍不遂去之乎？盖齐人未知义之所在也。夫有官守者，其守在官，不得其职，则当去；有言责者，其责在言，不得其言，可不去乎？若孟子则异乎此矣。居宾师之地，无官守言责之拘，故得以从容不迫，陈善闭邪，以俟其改。故曰：「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言可以徐处乎进退之宜也。然卒致为臣而归，何也？盖其诚意备至，启告曲尽，而王终莫之悟也，则有不得已焉者。而三宿出昼，犹庶几王之改之，亦可谓从容矣。盖进退久速，无非义之所存而已。

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𬴐为辅行。王𬴐朝暮见，反齐、滕之路，未尝与之言行事也。公孙丑曰：「齐卿之位，不为小矣；齐、滕之路，不为近矣。」反之而未尝与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王𬴐，齐之嬖人也。出吊于滕，乃邦交之常事。孟子虽为卿，而实宾师也，则夫礼文制数，固可付之于有司。是王𬴐虽曰辅行，然齐王之意，特欲藉孟子以为重，有司之事不敢以烦，而王𬴐则行之者也。孟子往反齐、滕之路，亦不与言行事。公孙丑固知孟子于𬴐难与言也，独疑行事之间岂无当言者，盖未知孟子深得夫远小人、不恶而严之道耳。礼文制数，既有司之事，孟子者特统其大纲于上，而𬴐则共其事于下。若𬴐于事上之礼有失，于邦交之仪有旷，则孟子固有以处之矣。观𬴐于孟子，盖亦知所敬畏者，故朝暮见而不敢以失礼。𬴐之为人，亦克胜其职者，故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使其不克治，则孟子不免有言也。其有言也，将以正其事之失也。彼既或治之，未见有可正之事，则亦乌用有言也？玩此辞气，不亦正大而谨严乎？君子待小人之道，于斯可见矣。

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于齐，止于嬴。充虞请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严，虞不敢请。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恔恔，快也。乎？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缘人之情，不忍于其亲，故于其终而藏也，必为之深长之思焉。先王制礼，本乎人心者也。故重累之数，墙翣之饰，凡涉乎礼文度数者，莫不有贵贱等威之不侔。至于棺椁之厚薄，则自天子达于庶人无二制。盖其所为亲身者，莫切乎此。虽位有贵贱，而人子之心所以爱其亲则同也。是岂为观美哉？其中心所以自尽者如此。有不得自尽，则中心有所不悦焉。盖欲使比及其化，而土不至于亲肤，而后庶几无所恨也。故不得则不可以为悦，而无财则不可以为悦。其不得者，特以无财之故耳。力可为之而不为，是以天下俭其亲也。孝子之心，其忍于是乎？虽然，墨子之薄葬，固贼夫良心，而后世厚葬之过，其失均也。盖曰尽于人心，则不可以有加也，过是而有加焉，则亦非天理矣。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孟子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仕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

孟子论尧、舜授受之际，一以天言之。盖非尧得授舜以天下也，亦非舜得受尧之天下也，天与之而已。圣人与天合德，故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非有一毫人为与于其间也。子哙盖闻尧舜之事而不胜爱子之之私，故假此事而以国授焉。是其授也，子哙之私意，非天意也。而子之受之也，亦固利其国耳，又岂天意乎哉？故孟子答沈同之问，以为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又从而引喻以告之。如沈同之禄爵，王命之也。沈同不告王而以禄爵与人，其受之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其不可也明矣。继先王之世以有国，而以私意相授受，其可乎？此燕所为有可伐之罪也。

齐人伐燕。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所谓天吏者，其德有以当天心，故天命之以讨有罪，汤、武是也。故天吏之得讨罪，与士师之得杀人同。命士师者，君也；而命天吏者，天也。何从而知天命之？人之所归，天之所命也。燕虽有可伐之罪，然齐不得而伐之者，齐非天吏故也。何以知齐非天吏乎？以齐君所为，与夫人心而知之也。有人于此，罪虽可杀，然行道之人不得而杀之也。惟士师当其任，则得以杀之矣。盖亦非士师得专之也，君所命也。天吏之讨有罪，亦天所命云尔。

沈同以其私问燕可伐与，孟子对之曰「可」。言燕有可伐之罪也。使沈同而问齐可伐燕与，则孟子固将言齐未可以伐之理矣。问答抑扬，次第固当尔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惭于孟子。」陈贾曰：「王无患焉。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恶！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尽也，而况于王乎？贾请见而解之。」见孟子，问曰：「周公何人也？」曰：「古圣人也。」曰：「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诸？」曰：「然。」曰：「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曰：「不知也。」「然则圣人且有过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甚矣，小人之为人害也。燕人畔，而齐王以为甚惭于孟子，使其即是心而知悔，其庶矣乎？而陈贾遽曰：「王无患焉」，遂引周公之事，以为周公且有过，而况于我。其辞婉而巧，使王闻是言也，将顿忘其惭悔之心，而复起其骄怠之意。甚矣，小人之为人害也。听言者可不察与？周公之事，孟子答之，可谓辞简而理尽矣。贾曰：「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则应之曰「不知也」。贾曰：「然则圣人且有辶与？」则应之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斯两言也，而周公之心若揭日月矣。盖周公之心，帝舜象忧亦忧，象喜亦喜之心也。仁人之于兄弟也，亲爱之而已矣。若逆料其将畔而遂废之，则诚何心哉？以其可立而立之，盖兄弟亲爱之至情，而天理之大公也。又曰：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亲爱之而不知其将畔，其过也宜矣。孟子既答贾周公问矣，而知贾之意盖为齐王文其过设也，则又为言古人改过之道。古之君子有过则改之，改之则其过亡矣。以日月之食为喻，言其不自蔽也，故人见其过而仰其更。今之君子则不然，有过则顺之。顺之云者，随顺其过而不更也。非徒顺之，又从而为之辞。为之辞，则是蔽护文饰于过之中又生过焉，私意横流，有不可极者矣。若陈贾者，为其君为辞者也，其蠹君心也，不亦甚乎？嗟乎！是岂特在上之君子当深复乎此士之持身改过为大。若夫因循怠忽，一有顺之之意，当深察而力克之，况可为之辞乎？孟子致为臣而归。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锺，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季孙曰：异哉子叔疑！使己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为卿。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龙断，高垄而断者也。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孟子为卿于齐，庶几乎道之行也。道不得行，则致为臣而归。于其归也，王犹有眷眷之意，而欲继此以见焉。见王有善意也，则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其进退伸缩何常？一于义而已。而王与时子谋，欲养弟子以万锺，是王之意徒欲禄夫孟子，而非为道也。此岂孟子之心哉？故曰：「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谓使我而欲富，则曷辞乎？齐卿惟予之心，非欲富也，而所以待我者，则乖本旨矣。门人犹未解此，或以为异且疑者。孟子告之之意，以为不用己则已矣，而又欲养子弟以卿之禄，则是王之处已也以利，而非为道之故。吾之受之，亦利之而已。苟以利，则何异于龙断之夫乎？「人孰不欲富贵」，此言人情之常也。谓圣贤独不欲，则岂人情乎？圣贤固欲道之行也，而动必以义。义所不安，则处贫贱而终身可也，其可以利诱乎？嗟乎！义利之几，君子之所深谨，而去就之所由分也。后世为人臣者不明斯义，故为之君者，谓利禄之果可以得士，而士之所以求于我者，亦不过乎此，于是而有轻士自骄之心，正犹征商之法，因龙断之夫而立耳。夫惟君子守义而不苟就，所以明为人臣之义也。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客不悦，曰：「弟子齐宿而后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曰：「坐！我明语子。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

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盖缪公尊信子思，惟恐其不安于鲁，不敢谓己能留子思，而每与贤者共安之。是则进退屈伸在子思而已。若夫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盖缪公尊信之有所未笃，必待于知己者左右之于公所，则进退屈伸，不几于在人乎？然则泄柳、申详之于子思，其相去盖有间矣。孟子之去齐，既宿于昼矣，而有欲为王留行者。是留行之意，非出于王之悔悟，而独出于或者之私情。孟子不应，隐几而卧，使之默喻其非，而犹未之悟也，则引子思与泄柳、申详之事以告之。其意以为必待他人之言而留，则君心信之不笃，亦无由而可伸道矣。孟子与子思之所以自处者，其道一也。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怒色形见之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尹士闻之曰：「士诚小人也。」

详味孟子答高子之辞，可谓温厚而不迫矣。曰：「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何其温厚而不迫与？试䌷绎而思之，孟子千里而欲见王之心，其果何为乎？盖孟子既常以道自任，则其出也，有不可以已者。闻齐王之或可以告语也，则不惮千里而见之，故曰：「是予所欲也。」而卒不遇以去者，岂其所望哉？盖有不得已焉者。三宿出昼，而心犹以为速，庶几乎王之改，则道之犹可行也。及夫出昼而王莫追也，则浩然有归志，而犹曰：「吾虽然，岂舍王哉？」盖齐王在当时，庶几可与为善者，故曰「王犹足用为善」。历考宣王之为人，犹为不敢以饰诈者，故其未能领孟子之意也，则曰「吾惛，不能进于是」。问以好乐，则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好货、好色、好勇，自以为疾，言之而不讳，其质虽钝而不敏，然与夫饰非矫情以自欺者异矣。故孟子有望焉，以为「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将天下之民举安」。盖其安天下之道已素定于胸中，施设次第，固有条理，而其本则在于格君心，故拳拳有望于王之改之也。王一改悟，而孟子之道可行，齐民可安。齐民安，而天下之民将举安矣，其序固尔也。又曰「予日望之」。孟子非不知道之行否有命，而拳拳不已者，吉凶与民同患之心也。学者所宜反复详味之。若夫谏而不用则怒，幸幸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则是私意之所发。其谏也，固无未言之憾；而其去也，又岂复有忠厚之气？此真小丈夫哉！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充虞盖亦察孟子颜色之间，若有不豫之意，而浅心所量，遂有「不怨天，不尤人」之问也。而不知孟子之心，盖疑王道之久旷，忧生民之不被其泽，是以若有不豫色然也。曰「彼一时，此一时也」，盖疑辞也。谓此亦一时，彼亦一时，何彼时王者之数兴，其尤阔者不过五百年，而名世间出者亦有之矣，而乃今七百有余岁，王政不行焉，言不应若是其久旷也。此孟子所以疑，所以忧，而未能释也。若夫在孟子之进退去就，则何疑何忧之有哉？天未欲平治天下，故我之道未可行；使天而欲平治天下，则舍我孰与为之者？则何不豫之有？由前所言，在君子不得不疑，不得不忧；由后所言，在君子夫何忧，夫何疑？故王通谓「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又曰：「天下皆忧，吾不得不忧；天下皆疑，吾不得不疑」，盖近此意，而心迹之论则非也。虽然，孔子所谓「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与孟子「如天未欲平治天下」之语，反复玩味之，则亦可见圣贤之分矣。

孟子去齐，居休。公孙丑问曰：「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曰：「非也。于崇，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久于齐，非我志也。」

孟子谓千里见王，是予所欲；及其去也，则三宿出昼，犹以为速。今答公孙丑之问，则谓初见王则退而有去志，故不受其禄，继而有师旅之命，而不敢以遽引。「久于齐，非我志也。」何哉？盖孟子虽庶几宣王之可与有为，吾道之可以行，而其可去之几未尝不先觉，兹圣贤之所以为至也。以公孙丑之辞考之，则是孟子虽尝为卿于齐，而未尝食卿之禄，特其继廪继粟则受之耳。一见而有去志，则察王之神必有不能受者。然其庶几足用为善，则又以其质亦有可取也。不然，孟子在当时即引去矣，何待夫久哉？「不欲变」云者，存欲去之意而不欲变，故不受其禄，少留以观其感悟与否也。「久于齐，非我志也」，然则心欲去而迹则留，圣贤有是哉？盖谓初志虽欲去而犹有望焉，故为之淹久，不然，孟子岂徒为苟留也哉？此篇载孟子于齐始终、去就、久速之义甚备，学者所宜深究其然也。

孟子说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