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士张英撰

周书

泰誓凡七条

汤、武当革命之初，故其誓师之言，皆首举天命立君之意。汤之言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武之言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袒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两圣人之言，若合符节，既明乎天所以生人之意，又明乎人所以奉君之意，自不以天位为可乐，而以百姓为可忧。圣人作而万物睹之气象，于此大可见矣。三代圣人皆真知此理，知天下芸芸万类，不可一日无元后父母之戴。故尧之皇皇而求舜，舜之皇皇而求禹，汤之不得已而伐夏，武之不得已而伐商，舍天下之至美而不惜，犯天下之不韪而不辞，伊、傅之所以匡君，孔、孟之所以忧世，皆明于天地生民之故，而不敢一日自暇逸也。汉、唐以后，易姓改物，角材而臣，惟力是视而已。高帝入关之言，首曰：「父老苦秦苛政久矣，犹有救民水火之意。」至于作君作师之大义，更有能举而明之者乎？

「惟天地万物父母」一节，分明是太极图说一篇骨子。「妙合而凝」以上一段，便是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一段，便是惟人万物之灵。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以立人极一段，便是「袒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圣贤立言，皆非无所夲，特在扩而充之耳。西铭一篇，全从此数语衍出，故言虽宽而不觉其泛也。汤誓之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泰誓之言曰：「予弗顺天，厥罪惟钧。」圣人岂借口天命，而为此矫诬上帝之语哉？盖天生圣人之德，以为万民之主。汤、武既有其德矣，而又居诸侯之位，岂有目击桀、纣之荼毒其民，而漫无一动念者乎？汤之囚于夏台，文王之囚于羑里，当时必汤、文数谏而逢其怒，又忌二君之得民而欲剪灭之，如书所云「苖之有莠，粟之有秕」也。汤、武之言，皆若有所禀受于帝，承命于天，而为此断然不可已之词。圣人之自信，岂偶然哉？

泰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作之君者，纪纲法度以整齐之是也。「作之师」者，修身遵礼以化导之是也。唐虞之所谓「于变时雍」，「四方风动，民协于中」，皆是以师道表率之。汤之所谓「表正万邦，式于九围」，「建中于民」，亦此义也。三代而后，凡所谓法令科指以求尽乎君道者，概未之备。即有英君谊辟出而经营天下，求详乎临御之道者，则有之矣。求如圣人之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师道自任者，盖未之闻焉。程子所谓「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规过而不知养德」，良有味乎其言之也。

人君之所以自托于天下者，天而已矣；所以自信为得天者，民而已矣。泰誓三篇，于天与民之际，独反复言之。首言：「惟天地万物父母。」又曰：「元后作民父母。」此探本言之也。又曰：「天佑下民，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其二篇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又曰：「天其以予乂民。」其数商纣之恶也，亦曰：「自绝于天，结怨于民。」又从而合论之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明乎人主无邀天之法，而止有乂民以格天之事，为人君者致思于此，其亦惕然不敢不敬百姓矣。

汤数夏桀之罪无费辞，但曰「夏王率遏众力，卒割夏邑」而已。至泰誓之数纣，何其辞之尽也。既曰「焚炙忠良」矣，又曰「播弃黎老」，又曰「剥丧元良，贼虐谏辅」，殆亦近于复矣。汤誓犹有「非予小子，敢行称乱」之言，武王直曰「取彼凶残，我伐用张牧野之师」，其与鸣条之役，气象盖大不侔矣。故汤武同以诛伐得天下，而苏子独论武而不及汤，有以夫！

「于汤有光」，朱注但云：「比于汤之伐桀，犹有光焉。」蔡注则云：武之事，质之汤而无愧，汤之心，验之武而益显。是则伐商之举，岂不于汤为有光？其意盖谓桀无道而成汤放之，纣无道而武王伐之，皆以救天下为心。由武王今日之事观之，而成汤不得已之心，益显明于天下而无疑。其说近于委曲回护，且未有伐其人之子孙而反有光于其祖考者，不如朱子之说为显明平易也。牧誓凡三条。

先儒谓牧誓一篇，严肃而温厚，与汤誓诰相表里。盖谓其数商王之罪，但云「惟妇言是用，惟四方之多罪逋逃，崇长信使，俾暴虐于百姓」，未尝明言商纣之恶，故谓之温厚。「今予发」以下三节，戒其轻进妄杀、杀降，故谓之严肃。愚谓牧誓之言，特泰誓三篇之所未发者，举而言之耳。泰誓但云「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至此方云「惟妇言是用」也。泰誓但云「尚迪果毅」，至此乃将战之时，训之以步伐止齐之事，究竟与泰誓亦非有差别也。

庸、蜀、羌、髣、微、卢、彭、濮，蔡注谓八国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约束以战者。大全陈氏谓文王化行江汉，自此而南，故八国皆来助，举其远，则近者可知。二说不同。予观其文𫝑，盖在「友邦冢君」之外，举蛮夷小国之君而并及之耳。故于千夫长、「百夫长」之下，而以「及」字连络之，谓之曰「人」，所以别异于「友君」、「冢君」之称也。羌、髳、微在西，蜀在周千里之外，恐不可言近；庸、濮在江、汉之南，亦不可谓远也。

戊午河朔之师，重于数商之罪，盖以臣伐君，义近于不顺，非明于虐我则雠之义，则何以鼓友邦冢君之气，而坚微、卢、彭、濮之心？故泰誓三章，重在声罪致讨，援天命祖德以告之。至甲子商郊之陈，则师旅之气奋矣。故略于数商，而谨于自治。步伐止齐之法，一则欲其临事而知惧，告之以无敢易之心；一则恐其气奋而轻进多杀，告之以无敢肆之心。泰誓之言，靖暴之义也；牧誓之言，行师之勇，止戈之仁也。观周书而三者亦可见矣。武成凡八条，

观商、周革命之际，而知禹、汤之德之盛也。商之初曰：「缵禹旧服，兹率厥典。」周之初曰：「乃反商政，政由旧。」盖禹、汤之所服行，乃千古不易之道，特其子孙不能守，而陨越颠覆之耳。汤、武之奉若天道，即汤武之率由旧章，虽欲强而易之，不能也。此三代之所以一道同风，而非后世之所能及者与？

武王之数纣也，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又曰：「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迹其行事，大约如后世吴王濞之所为者。纣既为天下主矣，所谓有罪逃匿之人，果何从来哉？愚窃意四方诸侯之臣，有奸邪侧媚、贪暴无行，得罪于其国之君民，而皆以纣为渊薮，诸侯莫敢过而问之者，是以为大夫卿士皆时必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而后世无从考也。

武成篇中读至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一时取天下气象，如日星之焕发，启蒙昧为昭明，时雨之滂沛，变枯槁为润泽，万物熙熙然而作睹。读至「偃武修文，示天下弗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敦信明义，崇德报功，定天下规模如泰山之巩固，磐石之四维。子孙有所凭藉，以为不拔之业；臣民有所信守，以为久安之计」。只是数语，包括一代大制作，可悟史笔之妙。

九年大统未集。先儒谓文王受命称王，九年而崩。武王嗣位，合居丧三年，共为十有三年而伐商。是文王不应称王而称王，不应改元而改元，武王应改元而不改元。欧阳子言之详矣。究竟书所谓九年者，不知何所指欤？通鉴前编谓：「此文王专征之九年也。」文王以己未年赐弓矢专征，至丁卯武王嗣位，是谓九年，故谓大统未集。至泰誓之十有三年，则专指武王之即位十有三年也。其说似较汉儒为长。此欧阳子之说，而今通鉴前编悉从之。

汤之放桀曰：「聿求元圣，与之戮力。」武之伐纣曰：「予小子既𫉬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何其言之合辙也。二君将举非常之事，犯千古不韪之名，非得贤人君子以为之辅，则上无以取信于天，中无以自决于己，下无以固结于民。故汤得伊尹而兴，武王得太公望而王业成。纲目书张良归汉，诸葛亮从先主，皆以为受命之所自，有以哉！

人君之失人心，莫大于戕害正人，聚敛民财。二者纣皆为之，民怨亦已深矣。武王初得天下，恩泽未及于商，民急急焉，惟此二者为先务。盖崇贤礼忠，以快小民是非之正；散财发粟，以救小民剥肤之灾。但即纣之所行而反之，彼之所以失，即我之所以得。如秦民最苦苛法，而汉高首除之，关中之基，实定于此。以楚之强，终不能与之争，得民心故也。究之治天下、守天下之大端，亦不出此数事而已。

愚谨按：武成一篇，前四节总叙其伐商之始终，王若曰以下，皆诰诫诸侯之辞。篇名曰武成，夲非言用兵之事，乃武功既成，而大诰天下也。「王若曰」一节，言国家累世功德，为得天下之本。「底商」三节，皆述其告神之辞，言奉天伐暴，非己之所得私也，正与汤誓「予小子履」一节相似。「恭天成命」一节，言东征之时，民心向应如此，正与「葛伯仇饷」一节相似。「惟尔有神」一节，言伐商之事，见定天下之易，武功之所以成也。「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以济兆民，无作神羞」，正与汤诰「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之语相类。「列爵惟五」一节，末告以定天下之规模，正与汤诰「凡我造邦，无即匪彝，各守尔典，以承天休」同意，俱作诰诸侯之辞，犹觉完备。若依考定，武成以「王若曰」二节作诰诸侯之辞，止于自述先德，末节又以为史臣之辞，文意亦不相连束，且其间缺略多矣。愚意细绎，似不必改移。及观大全所载之说，朱子亦谓不必改移，亦自可读。又曰：「王若曰」以下，固是告群后之词，兼叙其致祷之辞，亦与汤诰相类，为之豁然。

一月壬辰既云初二日，则四月不应有丁未。朱子云：「考历数，是年当有闰月。」理或然也。日食尽曰食既，既生魄是言其魄之既足，晦日是也。若以为望日，当曰「哉生魄」，而不可言「既生魄」。以为晦日，则前后文义不舛。且由庙而郊，然后受命于周，当时次第或亦当如是也。洪范凡二十条。商自契为尧、舜掌教民之事，传数百年而生汤，继世贤圣之君六七作，其臣如伊尹、仲虺、傅说、甘盘，又皆能发明古先王之道，故凡后世所称道德学问之语，原始于商书者甚多。且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久而不坠，盖其道法之相传者久矣。武王定天下，首访于箕子，而箕子初不以王室之裔、胜国之老，更姓改物，稍以为讳。武王拜手而访之，箕子拜手而陈之，皆不以为嫌者，盖斯道在天壤间，如五岳之撑拄，四渎之流通，不可以一日废。道在箕子，而武王不询之者，非也；箕子不陈之者，亦非也。盖道者，天下之公，而非一身一家之所得而私也。箕子能为武王讳哉？厥后微子封于宋，数十传而生大圣人，迄今宇宙间世族可考者，由契而汤，由汤而微子，由微子而孔子，由孔子而今日，世受爵土与天无极者，惟此一氏一族而已。呜呼！岂非教思之遗泽独远哉？「天乃锡禹洪范九畴」，汉班固、刘歆辈遂谓「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皆龟背之文，此固断然知其为诞而不经，不可信矣。欧阳公谓河图洛书皆由后人之附会，则亦未取尽然也。大易明言「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岂可谓尽无其说，且亦不必谓其无也。愚谓九畴之理，原自涵于大禹之心，特偶因此一端触发而配之为九类耳。龟书之自一至九者，数也，乃当时天锡之瑞，以启圣人。洪范之一五行以至九福极者，理也，乃圣人所配之言以答天心。理自理而数自数，不必过为牵合。理因数显，圣心因天心而发，想河图衍易亦如是耳。正如孟子所云「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何必谓其无而辨之哉！大抵大圣人制作之初，观象于天文、山川、鸟兽者皆是也。河图列于东序者，后世因河图为圣世之瑞，故画之为宗器耳，何可疑哉！

以洛书之位而言，自一至九而无五，五，虚位也，而皇极居焉。一之五行，四之五纪，七之稽疑，揬皇极之夲于天；二之五事，八之庶征，端皇极之修于已；三之八政，六之三德，九之五福六极，溥皇极之用于天下。一篇之中，言天、言身、言民，三者贯通无间，皆所以成皇极之体用于天下也。

五行有生之序，水、火、木、金、土是也；有生之性，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穑是也；有用之德，作咸，作苦，作酸，作辛、作甘是也。三者备，而五行之大者具是矣。五事有见之序，貌、言、视、听、思是也。有秉之德，恭、从、明、聪、睿是也。有发之用，肃、乂、哲、谋、圣是也。三者备，五事之要者具是矣。八政则但言其序，而先后之义已该。五纪则惟详其数，而大小之序自见。惟皇极无数可纪，而为诸畴之要，故详其辞。皇极之所以建，无可言也，于五事、三德尽之矣。但以民人之感应归极与否，验其极之建与不建而已。盖人君之德，非但自有诸身之为德，而合诸天下之为德也。「时雍于变」，即尧之德；「从欲风动」，即舜之德。故诗曰：「日用饮食，群黎百姓，徧为尔德。」脱使天下之大，四海之广，有一人不遵于极，为治之累，即为极之累。故曰会其有极，「归其有极」，而后谓之「建极」也。篇中三言「凡厥庶民」，盖反覆为此百姓耳。由建极以敛福，由敛福以锡福。有道之君，貌、言、视、听、思皆全乎恭、从、明、聪、睿之德，而协于雨、旸、寒、燠、风之应。故敛之于身者，有期颐之寿，有丰亨之富，有恬豫之康宁，有上圣之好德，有全归之考终，此所谓敛福也。由是世路清夷，风俗熙皞，无淫滥之刑，无兵革之祸，无夭扎疵疠之灾，而人皆寿而考终矣。无水旱之祲，无横暴之赋，无盗贼之扰，无侈靡之害财，无螟螣之害稼，而人皆富矣。无力役之劳其形，无忧患之惊其心，而民皆康宁矣。无莠民之诱其耳目，无乱政之眩其视听，无慆淫匪彝之汨没其良心，无僭赏滥罚之摇惑其心志，而民皆好德矣。此所谓锡福也。必如此而极始建，天子为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之责始尽。尧舜之世，民皆仁寿，成康之代，刑措不用，非锡极之效乎？不锡之以五福，即锡之以六极矣。极与福相反也，而正相待也，故继福而言「极」。于「皇极」但言「敛时五福」，而不言「极」，盖已在其言外矣。人生福德，相因并重，而人君尤甚，故「皇极」言「极」即言「福」。若桀、纣之君，先不能敛福于其身，又安能锡福于庶民乎？故欲锡福，先自敛福始。天保之祝君以福，即天保之祝君以德也。夫

洪范九畴，虽极有界限可寻，而其中言天道，言人事，言君德，言王道，浑沦融贯，不可分其畛域，要当合而观之。「敷锡厥庶民」，君锡福于民也。「于汝极」，锡汝保极，民又以其福上答于君也。君民共在于福之中，故曰：「敛福锡福，会极归极。」至治之世无佗，不过君与民如一父之子，一人之身，呼吸相通，海宇近于堂陛，赤子登于衽席而已。至乱之世无佗，不过君与民相视如路人，秦、越休戚不相关而已。故曰：「近天子之光。」皇极之大义如此。

观武王与箕子篇首问答之意，总在彝伦之攸叙而已。九畴虽该括，而大约以建极锡福为叙。彝伦之夲，五事所以建极也。三德则调剂乎此而已，稽疑、庶征则考验乎此而已，八政、五福则从此推之耳。圣人不强人以所不能，故曰：「惟厥正人，既富方谷，尔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五福之次曰富，周书曰：「资富能训，惟以永年。」天下未有生计不给而可与为善者。绝世之廉洁，圣人不以律人，故易曰：「苦节不可贞。」古人之虑此至审也。汉诏亦曰：「小吏禄薄，求其无侵渔百姓，难矣。」昔人养其廉，而犹不能禁人之贪，况明启以贪之路乎？信乎好于而家，乃为政之大节也。

「无偏无陂」一节，乃有韵之语，当是古帝立为敷言，以教天下之人，而箕子特引之以明皇极之义。其下又两举极之敷言，以见臣民训守之笃，以终皇极之义也。正直之用一，刚柔之用四。「疆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所以治之也。「沉潜刚克，高明柔克」，所以教之也。治之者，抑其有余；教之者，辅其不及。因天下有过不及之人，而圣人有刚柔之用，其要归于皇极而已。

威福，人君之所以驭天下；玉食，人君之所以享天下。驭天下者存乎权，享天下者存乎福。人臣而窃其权，觎其福，鲜未有不败者。害于而家，凶于而国，此古今不易之理。而奸雄跋扈之臣，至死而不悔者，何也？人君而至以威福让于臣下，其能不殆且亡者，几希矣？人君无所为威福，奉天之威福以施于天下，参之以人，则私矣。人臣无所为威福，奉君之威福以佐于天子，参之以己，则过矣。君臣之事，一天之事，故曰：「时亮天工。」人君且不敢以威福自专，况人臣乎？

卜筮之用，主于衍忒决疑。至人生当为之事，无疑无忒，其何卜之有？古人之祸福缘是非而定，君子以是非为祸福。后人判是非与祸福为二，以卜筮为趋避之端，则失之远矣。人谋鬼谋，究竟以人谋为主，非舍卿士、庶民而专听命于龟筮也。

由貌、言、视、听、思，而有雨、旸、燠、寒、风之应，古之言灾祥征验者，始于此。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王与卿士、师尹，皆有天下国家之责，其举动皆有关于生民之休戚，故其气所蒸郁，能感召于庶征。非王与卿士、师尹之喜怒足动乎天地，乃生民之休戚有关于天地也。盈天地间者，更无佗物，生民而已。其休戚与天通，如婴儿之居母腹，呼吸相应者然。乃生民不能自为休戚，上而听于君，下而听于卿士，又下而听于师尹，此君与卿士、师尹所以感动乎天之故也，安得不兢兢哉？

中庸之所谓「参天地，赞化育」，不过从五事庶征推衍之耳。信乎洪范一篇，为圣学之枢要也。猊，水也，故为雨之应。言，火也，故为旸之应。视，木也，故为燠之应。听，金也，故为寒之应。思，土也，故为风之应。貌润泽于外，故恭则时雨，狂则恒雨。言宣扬于外，故乂则时旸，僭则恒旸。视散布于外，故哲则时燠，豫则恒燠。听收敛于中，故谋则时寒，急则恒寒。思不寄于五官，而为主于中，无微不入，无远不届，如风之散于四时万物也，故「圣」则时风，「蒙」则恒风。「狂」与「恭」相反，「恭」则「动容必谨」，「狂」则「瞻顾失度」也。「僭」与「乂」相反，「乂」则「有伦有要」，「僭」则「悖理伤道」也。「豫」与「哲」相反，「哲」则「视远惟明」，「豫」则怠而为物所蔽也。「谋」与「急」相反，「谋」则「听德惟聪」，「急」则迫而为小人所中也。「圣」与「蒙」相反，「圣」则「表里洞达」，「蒙」则「憧憧往来」也。五行、五事、庶征，浑而为一，在天者赋于人，在人者感乎天。总之，人处天地间，为天地间之一物，其气一日不与天地通，则枯槁矣；其心一日不与天地顺，则悖逆矣。夲大也而自以为小，夲通也而自以为隔；夲神奇也，而自以为腐朽，亦独何哉？

雨眻寒燠风，外咎之征，有关于一岁之得失者焉，有关于一月之得失者焉，有关于一日之得失者焉。关于一岁者，天子召之；关于一月一日者，卿大夫召之。天子有一统之义，卿大夫有分土之义也。故省之各有小大之差，究之君臣上下同一省也。「俊民用章」，正所谓「拔茅征吉」也。「俊民用微」，正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也。

盈天地间者，五行而已矣。雨旸寒燠风，天地所发五行之气也。貌言视听思，人生所得于天地五行之气也。外此而五味、五色、五音，与夫人之五脏，天之四时，干支生克制化之理，一五行之相为周流而已。故太极图生阴生阳之后，即继之曰「五气顺布」，然后知弥纶于天地古今者，莫非此五者之用。故洪范首节曰：「汨陈其五行」，「初一曰五行」，明乎五行，又为洪范之本也。

易之书本于河图，以阴阳为主；范之书本于洛书，以五行为主。故易之数主于「耦」，六爻、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六十四爻是也；范之数主于奇，九畴、五行、五事、五纪、三德、五福是也。洪范一书，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备具于此。盖皇极者，握大柄之一人，以其位之尊，故谓之「皇」；以其比天之枢纽，如北极然，故谓之「极」。五为九位之中，易之五爻皆言君道，故范之五位，皇极居焉。一人居中，以五行为根抵，以五事、三德为工夫，以五纪、庶征经纬乎天，以八政、五福、六极纲纪乎人，以稽疑契合乎鬼神，错综天人，镕铸造化，使三才皆入于陶冶之内，而惟吾之所欲为。其言宏阔而精微，尧、舜、禹、汤不言之秘，隐跃其中，信非浅学所能测也。旅獒凡三条。

旅獒中如「不役耳目，志以道宁，言以道接」，皆极精要之语。「志以道宁」一语，即摄程子四箴。「言以道接」，即伊尹所谓「有言逆于女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女志，必求诸非道」。觉此一语更为简括。「不役耳目」，即孟子所谓「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之意。此皆圣贤学问源流之旨也。玩物丧志，所包最广。举天下凡足以荒我之志者，皆物也。不独声色游畋、宫室玩好足以移人之性情，即文词诗赋之类，躭之不已，亦足以丧志。程子以为当远之，如淫声美色，盖恐靡曼之言足以柔人之正气，长人之逸志，导人之邪心，而且予小人竞进之媒，启风俗浮薄之渐。故先儒之论，似甚而实非过也。华靡巧丽之文，莫甚于六朝。考其人，如潘岳、陆衡、陆云、谢灵运之徒，皆失身匪人，不能保厥令终。求其文行并优，为端人正士者，盖亦少矣，不亦可永鉴哉？

武王盛德大业，一獒之受，似为无损。召公以细行大德诫之，又以九仞一篑勉之。朱子谓其谆谆诰戒，如教后生小子者。然古人君臣之间，其勤恳固如是乎？金縢凡五条，

周书中惟金縢、洛诰、顾命三篇首尾皆史臣之文，金縢又前后数年之事，而合为一篇者。

气聚则生，气散则死，恶有死而可以他人代之者？如果有鬼神操生死之权，可以求而免，可以求而代，则凡为人之子若臣，孰不当为君父请命？虽至于耄耋，而可以无死。乃古今如此等事，又不多觏，何也？如谓圣人爱亲之心无已，亦但如是以求之而已，其应与否，不可得而必也。武王亦适然而愈末，必鬼神之许周公也。然则或有或不有之事，圣人亦行之乎？愚窃谓生死数也。孟子曰：「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易曰：「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此言人老耋而以寿终，虽孝子顺孙，不可得而留也。又见有愚夫愚妇刲股割肝，呼天抢地，而间可以延其父母数岁之命者，圣人虽不以立训垂世，亦不可谓其事之全无也。武王克商方二年，此天下何等时乎？故周公迫切诚恳，愿以身代。此固与寻常祷祠不同，而亦与寻常之考终不同。愚夫愚妇犹可以感格鬼神，况圣人之至诚迫切乎？朱子曰：「圣人为之，亦须有此理。」亦初不一笔抹杀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孔子以为致辟于管叔之辟。居东二年为东征。朱子亦曰：「金縢之作，在周公东征而归之后。」其注鸱鸮之诗亦曰：「周公东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诛之。而成王犹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诗以贻王。」注东山之诗则亦曰：「感风雷之变，始悟而迎公。于是周公东征已三年矣。」则朱子以「居东二年」为「东征」明矣。既以「居东」为「东征」，则所谓「我之弗辟」，其为伸大义诛管蔡也又明矣。蔡注乃谓「居东」为「居国之东」，而其后别有东征三年。夫当王室新造之时，群叔流言之日，正国家安危所系，周公可以避嫌而逊处于外乎？观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如此等事，周公直是至诚恻怛，亦不以小嫌自避者。天下「避嫌」二字，贤者不为，而谓周公为之乎？平居不为，而况当迫急时为之乎？罪人斯得，明是武庚、管、蔡之既诛，非可云始知流言之为管、蔡也。朱子亦曰：王室至亲，与诸侯连衡背叛，当国大臣岂有坐视不救之理？帅师征之，乃是正义，不待可与权者而后能也。若马、郑以为东行避谤，乃鄙生腐儒不达世务之说，可不辨而自明。愚终以孔安国及朱子之言为当也。

读鸱鸮之诗，其言取子毁室者，何若是之迫也？据蔡注，则以为此时武庚末叛，逮风雷告变之后，周公返国，管、蔡惧罪而后叛，周公始东征之。武庚、管、蔡既未叛，则诗中所云「取子毁室」者，何所谓也？细读「罪人斯得」，确是诛管、蔡、武庚后语难云，知罪之在二叔也。金縢前段言周公祷于三王，请以身代，而武王果瘳。后段言周公居东，成王未能明周公之心，而致风雷之异。两事皆极神奇，合为一书，以见圣人之心，无时不与天地相通也。盖尝论之，天下惟至诚可以格鬼神，惟滞结足以致灾异。以周公之忠诚，而犹不能见白于兄弟之间，明言于君臣之际，天下有滞结焉如是者乎？古以一愚夫妇之冤，而犹足致三年之旱、六月之霜者，况大圣人乎？由后风雷之警，以启金縢之书，而遂有反风禾起之异，则前此周公植璧秉圭之时，精诚上格，其为鬼神所孚依，又可知矣。故两事合为一书，正以前后相验也。大诰凡三条。

大诰一篇，首二节言国家当降割之时，而望臣工之助，己不敢闭于天降威用，乃一篇之旨也。「宁王遗我大宝龟」以下，言武庚之当伐，征诸卜而可信。当时臣工有言卜之当违者，不知宁王以卜而受命，天以卜而相民，如是其不可违也。王曰：尔惟旧人以下，言宁王之事，不可不图，而前宁人之功，亦不可弃，所以警动旧人之子若孙也。「王曰呜呼」以下，又言天命祖功之不可弃，而末归重于卜也。篇中词句古奥，而大义则朗如指掌。其孜孜以卜为言者，周室新造，嗣王新立，而忽从事于兴师动众之事，人情所难。且当时武庚以胜国之余，凭二叔王室之亲，其𫝑之盛，有不可遏者，非援天命以神之，何以使人心奋而祛其疑畏也。周公之反复其词，有以哉！周公当武庚二叔之畔，王室既摇，此时率众往征，声罪致讨，义何容辞？与盘庚当日迁都，时𫝑缓急迥异。而周公谆谆诰诫，通篇皆以卜吉为言，但惕之以旧人，愧之以民献，绝不动之以威，驱之以𫝑，与盘庚三篇同一缠緜恺切之意。固知圣贤举事，绝无有强人情而为之者也。

大诰但言「殷小腆」，而一语不及二叔，其隐跃之词，亦不过曰「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而已。甚矣，周公亲亲之心，初不忍斥言之也。微子之命凡三条，

武王代殷，即封纣子武庚。迨成王时，武庚叛，既诛，即封微子于宋。窃谓封武庚于伐商之后易，封微子于定乱之后难。况微子亲则殷王之元子，而且旧有令闻，非如武庚、禄父比。其时多方未靖，殷顽未殄，小腆初平，王室多故，乃封以东夏之土，建以上公之爵，略无嫌疑顾忌之心，足见成王、周公之至公无我，与后世取人家国而伤残其后裔者，其秉心盖天壤也。圣人不以虞诈而废忠厚长者之道，究何损于卜世、卜年之历也哉！

封国者称邑，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举故爵，示不臣也。篇中惟称汤之德与微子之贤，及与国咸休之意，绝无一语及商纣之事，温厚恻怛，和平正大，可谓得词命之体矣。

篇首称「殷王元子」，又曰「作宾于王家」，古人于前代子孙，其崇礼之如此，正因其取天下之至公，而不存嫌疑之迹。后世篡夺于妇人孺子之手，惟恐天下有起而议之者，必至剪灭其子孙而后已。此仁与暴之分，实公与私之异也。康诰凡五条，

「明德」、「新民」出康诰。「止至善」，出「安汝止」，「钦厥止」之两言，遂为大学一书之纲领。可悟古人读经之法，博综而得其要领，遂可自为一书。窃谓大学中庸皆出于尚书者，此也。

「敬明乃罚」一节，不外虞典「宥过无大，刑故无小」之意，而文字繁简不同，则古今之异也。亦见古人定律，但制其大略，而轻重出入，则付之执法之人。后世任法而不任人，详审于故误之间者，盖亦鲜矣。

武王以大君锡命，康叔以介弟受封，当开国之初，处尊亲之位，最惧者骄淫，最易者满假。又治殷之故墟，犯法罹罪者多，故篇中诰戒之词，极言民社之艰难，如「恫瘝乃身，若有疾爽，惟天其罚殛我」等语，兢兢然若疾痛困苦之加于其身，尚何骄逸之敢作乎？人能常以此为念，自无贵而忘贱，尊而忘卑，视民草菅之患。篇中言用罚独详，其矜慎钦恤之意，盖与吕刑之言相表里也。从「凡民自得罪」，是言寇攘奸宄之当刑，所谓元恶大憝也。进此则「不友不弟」之刑，所以重人纪也。进此则有「弗念弗庸瘝厥君」之刑，所以励臣工也。然君身者，臣民之表帅，故又有「惟君惟长」一段，所以重身教也。其立言之序如此。

「明德谨罚」，乃一篇之纲领。篇中言慎罚之事详，而言明德之事简。盖明德之事可以一言尽之，其大要在于法古，故「绍闻衣德言」数语尽之矣。慎罚之事不可以一言尽，其难在于得人情，故「敬明乃罚」以下十二节，反复而不已，其委曲详审，莫如「汝陈时臬事」一节，其切要莫如文王之「敬忌」一言。敬则钦恤之本，忌则哀矜之实，祥刑之道，未有能逾斯语者。自「爽惟民」以下，又曰「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皆专重德而不重罚，则二者虽并举，而武王之意更可见矣。酒诰凡四条，

商纣之恶大约成于酒，所谓「纣据笪姬作长夜之饮」是也。观无逸之戒亦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可见饮酒之失，在当时为一大害。小雅宴乐之诗，多言饮酒，然每当宴饮之时，亦必曰「莫不令德」，「莫不令仪」，而抑戒一篇则专以此为训，可见古人之重以沉湎为虑矣。尝读郑氏家训，男子非三十，酒不入唇，其严也如此，故累世为孝义之门。又尝读汉诏，酒醪以縻谷者多，故古人重酒税，以其縻谷而抑之也。凶年禁民无得酿酒，亦爱惜物力之一端欤？

人生嗜欲多端，必欲禁止痛绝之，逆而不顺，反致横流矣。故酒诰之言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臧。」此于其知识未开，即谨以父兄之教，易所谓「童牛之牿」也。若既长矣，先王必又有法以防范之，而不遽绝之，告之以孝子，告之以忠臣，告之以悌弟。天下有为忠臣、孝子、悌弟之人，而犹沉湎于酒以丧身败德者乎？且曰：「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又曰：「不惟不敢，亦不暇。」人能终日奋勉，谨于职业，则皇皇孜孜之不给，而尚有沉湎于酒者乎？此绝之以其道，易所谓「豮豕之牙」是也。圣人教人之法，大约不出此两端而已。

人家祖父，未有不训诫其子孙者，其如年少之人，侮厥耆旧，袖如充耳何？惟知爱惜土物，则其心质朴，其气谦和，其知识未雕，其良心未漓，一闻父祖之言，则顺而易入，故曰聪听也。周家以农事开基，故其言稼穑艰难之事，独亲切而有味如此。夫

天下惩忿窒欲之事，柔弱者不能胜，惟刚德足以制之。故酒诰之终篇，告之以禁止之法曰：「矧汝刚制于酒。」盖刚明之气，足以慑服群私，如一将当关，而贼自退避，稍一宽假，则向时熟径，又不觉失足于其间矣。天下凡事有明知其非，而乐于因循，惮于改作者，皆坐此失也，独戒饮云尔乎？梓材凡三条。诸侯有土之尊，下有臣民，上有天子，而身处乎上下之间者也。既处乎上下之间，贵有以连属而贯通之。以厥庶民暨厥臣达大家，而一国之情通矣。以厥臣达王，而天下之情通矣。先王所以建万国，亲诸侯，收四海于房闱，通万国如指臂者，此道得也。

篇中前后文义难通。蔡氏以谓前则尊谕卑之辞，后则臣告君之事，疑为错简。愚观章首「王曰」，中又曰「王启监」，第四节有「惟曰」，第五节「今王惟曰」，文意非不相属。所谓先王者，指文王而言，正稽田作室梓材之人也。「勤用明德，怀为夹」，先王以明德通天下之情也。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以终亩丹雘之事望后人也。「皇天」二节，言先王受命之隆，与后王缵服之大，亦未必非戒侯国之辞。「已若兹监」，终篇叮咛之辞，意若曰其可已，而不以此为鉴乎？康叔之子孙，即惟王之子孙也。「永保封域，以毗王室，为国懿亲，为国支庶，偕至万年」，即康诰「乃以殷民世享」之意。大约篇中语多难解，则有之矣。若以为绝不相类，另为一篇，则未必然也。按此篇本今文，出于伏生口授。伏生当书未残缺之时，未应此篇遂有错简。姑录于此，以俟定论。

此篇前段言有国者贵通上下之情，宽刑辟之用。「王启监」一节，言诸侯以养民为职，引养引恬，启监之意如此，而终之以「监罔攸辟」，即康诰慎罚之意也。惟「曰若稽田」一节，本是引起下文，若诗经之有兴体。先王既勤用明德，后王亦惟德用，康叔兼子臣之道，其可不以祖与君为法，而思终朕亩乎？此即康诰明德之旨也。观此益了然，可无错简之疑矣已。「若监」一节，兼承上慎罚、明德二端，而望其保世之永也。作一章看，亦自浑融。召诰凡五条，

自乙未告庙，以至于甲子用书。周公、召公之营洛，止三十日耳。中间行道之日月，祭告之礼仪，大而都邑之规模，小而卜筮之详密，无不备具。固周、召趋事之勤敏，亦可见成周之制度犹崇朴近古，不似秦汉以来宫室之侈大繁重，经数载而后成也。尝观殷世五迁其都，而国未甚病，使如后世宫殿、宗庙、城郭之高大，而一迁再迁，民何以堪，国何以支乎？由此言之，商、周之际，犹不改虞、夏以来土阶茅茨之风。今读公刘之诗曰：「削屡平平」，是以土筑墙，只如今庶民家耳，犹曰此草昧之初。读斯干、灵台之诗，其规模亦大略可见，但止于「风雨攸除，鸟鼠攸去」而已。至秦、楚时，始有章华、骊山之巨丽，汉、唐以来，渐就华侈耳。古人尚有「峻宇雕墙」之戒，何后人之日增月盛而未有已也？

召诰首言：「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此言天命之不可恃也。下即举夏、商而畅言之，归重于顾畏民岩，末乃结之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此以𫍯民为永命之本，示以天人合一之理也。𫍯民之道若何？曰：「不可不敬德，王其疾敬德。」又曰「知今我初服」，此又以敬德为𫍯民永命之本也。言似叠出，而意则一贯，勤勤恳恳，如往如复，老臣诫主之诚如此。人主冲龄即位，易近群小而疏远老成，此正初服之当谨者，故召公告之曰：「今冲子嗣，则无遗寿耇。」盖欲其尊礼耆艾，以养成其德，不为左右便嬖佞谀喜事之人所迁惑，亦可谓端本澄源之论矣。

召诰、洛诰之文，周、召告君之言也，缠緜恺切，蕴蓄湥至，特其文古奥，非熟读静味，则古人之精神不出。若能于熟诵之后，往复再四，遂觉古人微气湥息，皆拂拂从言外遇之，真绝世文字也。召诰中言「敬」者七，言「祈天永命」者三，始终以此意组织成文。又其中言「坠厥命」者四，曰「民岩」，曰「雠民」，言天命民心之可畏如此，真老臣诫主之言。古人忠爱之忱，无时不然，因卜洛之初而偶发之耳。洛诰凡八条，

古人文字博奥，立乎百世之下，以己意注之，安能尽合？亦惟断之于理而已。如「复子明辟」，汉儒乃谓「还政复辟」。夫「明辟」何名，而谓可以取、可以复乎？伊尹当日亦不过曰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而已。周公以冢宰摄政，岂有侈然自为天子之理？况下节又言「其基作民明辟」，只是当日称谓如此耳。后世因汉儒之注，遂有周公复辟明农之语。至明英宗亦称「复辟」，不知此「复」字不过奉命营洛，反命于王之辞，得宋儒之论定，遂一正从前之误。周公因洛邑初成，将归政于成王，而告之以为治之道，不外「明作」、「敦大」二语。盖不明作则无以振励治功，而鼓天下之气；不惇大则无以宽裕政体而养天下之福。然明作妨于惇大，聪明用而易入于苛细也；惇大妨于明作，意度广而易至于弛废也。真明作者必惇大，宏纲举则众目斯张，必无毛举鸷击之弊。真惇大者必明作，王度恢而群工就理，必无丛脞尸位之忧。二者兼而治道之大，不外是矣。

周治畿内，其事简。当日之务，莫大于御诸侯。故周公特举之曰：「汝其敬识百辟亨。」盖三代之盛衰，全系于诸侯之叛服。享王之典，关于治道者最巨。惟敬以识之，而不在责其多仪。斯四海之广，联于指臂，王室有磐石之固矣。

周公归政，而有明农之请者，宠利不居之哲也。因王之留，而终任诞保之责者，乃心王室之忠也。以秬鬯而明禋休享者，尊贤之义也。不敢宿而禋于文王、武王者，宁亲之孝也。一篇之中，君臣之道备矣。

古人文字，有不可强解者，如「伻向即有僚旁作」「穆穆迓衡」诸语，或系当时方言，必欲逐字诠之，则凿而反失之远耳。

周公以君道望成王，曰「作周恭先」，盖人君之道，莫大于恭，欲成王以恭为后人之法也。以臣道自任，曰「作周孚先」，盖人臣之道，莫大于信，周公欲与当时之臣工，以忠为后人之法也。责难于君，自任者重，兼有之矣。

全篇记周公卜洛之后，而献其言，与留后治洛之事，故曰洛诰。「复子明辟」以下，献卜之言也。「王拜手稽首」一节，成王答公之言也。「王肇称殷礼」以下，周公告成王以治洛之道，首因祀于新邑而告之整齐百工，核实功载，治内之道也。后又教以御诸侯，养万民，治外之道也。末言己退休之意以终之。「公明保予冲子」以下，成王称周公德业之盛，反复言之，不听其去也。「王命予来」以下，是周公许王之留，而告以君臣之道也。「伻来毖殷」以下，是周公受成王秬鬯之礼，不敢自居，而禋于先王，并致其祷王之辞也。戊辰以下，是史臣记成王告庙之礼，所以重周公之留后也。末一节，是史臣记周公治洛之始终也。合此与金縢并观，则周公之纯忠笃孝，乃心王室也至矣。

「以功作元祀」，乃周家报劝大臣之礼，如后世之所谓从祀配享也。故成王曰：「未定于宗礼，亦未克敉公功。」言报功之礼尚未行也。「秬鬯二卣，曰明禋」，正所以定元祀之礼，而以神明奉之，非周公之盛德，其能当之不愧乎？多士凡五条。

多士发端曰：「用告商王士。」又曰：「非我小国敢弋殷命。」古圣人于胜国之遗民，词命之间，有体如此，所以柔其怨忿不平之气，而使之奔走臣顺于我也。首则曰：「旻天大降丧于殷」，又曰：「惟天明畏」，皆以天命临之，而使之不敢二耳。

革命之际，难言之矣。武庚、禄父之叛，类必举君臣大义以为言，故周公之告多士，屡举成汤为词。其言曰：「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又曰：「惟尔知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呜呼！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其亦深惧于此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犹不免于此，况后世之僭窃人国，暗干天命者乎？

周公于殷多士，可谓告之谆复，而至于费辞矣。末复示以不忍重罚之意，而勉之以干年土田之乐，子孙百世之计。词烦而不杀，意恳而不穷，古人忠厚恻怛之意，盖可见矣。

「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此二语最有味。盖天心仁爱人君，作德日休，天未有不引之于安逸之地者。如崇高富厚之乐，丰亨豫大之象，天下臣民之所共戴，百世子孙之所常守，皆上帝之引逸也。乃昏暴之主，不知自爱，本安也，而自趋于危。本荣也，而自招其侮。本天下之爱戴也，忽转而为天下之仇雠；本万姓之共主也，忽变而为四海之独夫。此所谓不适逸也。譬如慈父母之于子，湥欲其安享成业，传之无穷。乃子孙自底于不肖之地，厥心疾狠，不克畏死，父母虽爱子，则亦如之何哉？此三季之君之所同也。「毖殷顽民，迁于洛邑。比事臣我宗，多逊。」此周公化导殷民之德意，盖亦鉴于武庚、禄父之叛，而为此收拾人心之具也。后世徙豪杰以实关中，亦师此意，但所以安辑化导之者，不及古人耳。

书经衷论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