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1年5月4日的上海《申报》寄到了。原来五四运动过去了已经十二年！时间过得真快。古中国文的祖上，大约积了不少功德，居然延寿一纪——十二年。五四运动的“光荣”呢？

“五四”的“光荣”多得很。现在我们只讲“五四”的文学革命的成绩。固然，“五四”的文学革命和当时的一切种种运动：爱国运动，社会运动，妇女运动，反对礼教运动等等，都是密切相关的，仿佛留声机和唱片的关系一样。这点小道理，连当初反对文学革命的反革命军总司令——林琴南先生，都知道得很清楚。然而，姑且假定“五四”所发动的其他一切运动都已经成功，都已经胜利，我们不必谈罢，——要谈，也留着在这里（纽约）的“中华浪人”之中谈谈，用不着去吵闹中国的文坛。这样，我们是“今夕只谈风月”——讲讲中国文学革命的“光荣”。

林琴南先生说：

……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于是乎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1918年，林琴南给蔡元培的信）

他接着又说：

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合文法，不类闽粤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若《水浒》《红楼》皆为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同上）

照他的意思，用白话作文章和反对孔教的运动是一件事，是又来一次革命，——这句话说得的确有见识。然而他以为前一次辛亥革命没有把中国弄成强国，现在来一个反对宗法封建的革命，也一定是徒然的。他这个预言，却“没有”应验了！

“五四”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确又开辟了最近一次国民革命的途径：许多革命青年和劳动群众替国民革命军当了四五年的“苦力”。当初“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解放工农，解放妇女，打倒礼教，推翻偶像，颠覆孔孟，普及教育……”等等口号，都因此“完完全全的做到了”。林琴南先生运气不好，没有遇见德国著名的医学博士，替他施行返老还童的手术，因此，“不幸短命死矣”，竟没有看得见现在三民主义的羲皇盛世，呜呼！可是，林琴南先生所反对的白话文却没有得到胜利，古代中国文却延长了十二年的寿命，将来还要延长几“纪”，以至于几世纪——却还不知道呢。这真是奇怪之至的事情！

或者有人要说我是少见多怪。他们的理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并没有完成——列强没有打倒，国贼没有除掉，工农平民没有取得政权，劳动妇女没有得着解放，宗法礼教孔孟道统没有推翻，教育没有普及，偶像没有捣毁，所以，文学革命自然也不会彻底成功。可是，这种说法，是“荒谬绝伦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是红匪的造谣惑众，这完全和事实不相符合。现在是三民主义青天白日的中国，连普及教育问题都已经完全解决，只要看中国中央地方政府的支出之中，教育经费就要占到百分之三四十以上，军费已经只占百分之八九了。所以他们说中国的文学革命至今没有成功并没有什么奇怪；我却偏偏要说：这是奇怪之至！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究竟奇怪的是什么？——奇怪的是：古文大家林琴南没有返老还童，古文却返老还童了。古代中国文，现在脱胎换骨，改头换面，用了一条金蝉脱壳的妙计，重新复活了起来。总之，这次文学革命，和国民革命“大不相同”，差不多等于白革。读者诸君记住：我所说的是“差不多”，并不是说完全白革。中国的文学革命，产生了一个怪胎——像马和驴子交媾，生出一匹骡子一样，命里注定是要绝种的了。

怎么中国文学革命所产生的新文学是一匹骡子，是古代中国文的返老还童呢？读者诸君不要心慌，等在下慢慢的一段一段的说出来。

二

中国文学革命运动所生出来的“新文学”，为什么是一只骡子呢？因为他是“非驴非马”：——既然不是对于旧文学宣战，又已经不敢对于旧文学讲和；既然不是完全讲“人话”，又已经不会真正讲“鬼话”；既然创造不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又已经不能够运用汉字的“旧中国文”。这叫做“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吗？除出中国社会实际生活里面的许多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次要的”原因，就是“文学革命党”自己的机会主义。

第一、请看当初蔡元培，胡适之，陈独秀等发动文学革命时候的态度。——林琴南反对当时北京大学的提倡“废孔孟，铲伦常”和“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而蔡元培答复他的口气是怎样的呢？他说：难道北大教员曾经用“废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子吗，难道他们主张“废孔孟，铲伦常”吗，难道北大废除古文，专用白话吗，难道白话不能够同样传达古书里面的道理吗，难道白话文学就等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吗？！这五个“难道”把蔡元培等等的妥协态度——可怜的神气表现得“活龙活现”。这种神气，简直是在“古文政府”的审判厅上受审问，挨着“非刑拷打”而哭哭啼啼的告饶了。这是说：我们并不要革命，只要改良，并不要“废孔盂，铲伦常”，只要用白话来传达古书里面的道理。这样，“新文学”一开始就表示不敢推翻旧文学的“政府”，而只要求“立宪”。“四书”“五经”一直到上海小调，京津大鼓里面的旧文艺的精神（“孔孟伦常忠孝节义”等等）应当继续维持着统治的地位，只要“御赐”几分自由给易卜生，托尔斯泰，鲁迅就够了！

第二、对于废除古文专用白话的问题，蔡元培，胡适之等也是这种态度，他们只要求在文言的统治之下，给白话一个位置，并不敢梦想“专用白话”的。直到1929年，刘大白方出来主张完全用白话。然而连他都主张“中国要不要改用拼音文字，还是一个问题”，而且认为要用“标准统一的人话（现代话）的文腔，来做统一文化同化异族的工具”。这仍旧是投降鬼话（古文）所用的汉字。其实，汉字存在一天，真正的“人话文”——现代中国文（就是完全用白话的中国文字）就一天不能够彻底的建立起来。

第三、只有赵元任等极少数的人，明白这层道理。然而他所领导着而制造出来的“国语罗马字”，仍旧不敢脱离汉字“语调”（四声）的束缚。因此，仍旧创造不出真正适合现代普通话的文字。他这种“国语罗马字”（就是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公布的），就成了“古今合璧”的北京官话的拼音方法。而且国民政府的布告说：这“可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这是第二式，那么，什么是“第一式”呢？当然是那种不中不外不东不西的注音字母。这种注音字母，现在已经改名叫做注音符号。这意思是只要用他来做一种符号，注明汉字的读音。这样，汉字的不废除，是没有疑问的了！

文学革命本来首先是要用文学上的新主义推翻旧主义，用新的艺术推翻旧的艺术。但是，在20世纪的中国，要实行这种“文艺革命”，就不能够不实行所谓“文腔革命”——就是用现代人说话的腔调，来推翻古代鬼说话的腔调，专用白话写文章，不用文言写文章。而且，要彻底的用“人腔”白话来代替“鬼腔”文言，还必须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就是实行“文字革命”。这在所谓“五千年持续不断的”古文化国，是多么严重艰苦的革命斗争。而“文学革命党”，却用那么妥协的机会主义策略来对付！自然，文学革命弄到现在，还是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了！

三

记得1916年，“五四”时代文学革命的旗帜上大书特书着“吾革命军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真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是很鲜明的文学革命之中的文艺革命旗帜，是有一种新的主义和新的艺术做目标的。而且，这个旗帜虽然鲜明，可是并没有鲜明“过分”，这并不是红匪的大红旗，而恰好的是国民党的青白旗。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文学革命军打着什么大的旗号，他和旧文艺的战争，究竟打出了怎么样的局面？原来，十二年来这个战争只是摇旗呐喊的虚张声势罢了。事实上简直只是茶馆子里面的打架：把辫子一盘，袖子一掳，胸膛一拍，叫一声“你来，你来！”仿佛是要打起来了。可是，再过一忽儿，又好好的坐着吃茶讲理了！

固然，形成了一种“新文学”——所谓“新文学”。新文学的“新主义”，据说是要“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现在国民文学在哪里呢子贵族文学推倒了没有呢？贵族文学却脱胎换骨的变成了绅商文学。以前的贵族文学是什么？自然是些“文以载道”的古文；但是，当时大多数人看的旧小说，“才子佳人，忠君爱国，善恶报应”的文艺，难道不是“文以载道”的文学吗？——他所“载”的道是和古文同样的“道”呵。现在新文学的意识形态之中，有一部分虽然已经不是代表旧式的贵族，可是却代表着新式的绅商。这自然是一件好事。第一是因为既然是新式的绅商，当然就不是旧式的古董，“用不着”再和旧的文艺去打架了。第二是因为“绅商阶级就是民族”，绅商有了文学，中国的民族文学就建立了。

为什么绅商文学自然就是新式文学呢？因为“绅商”本身就是新式的人物。中国以前有绅士而没有“绅商”。当时的绅士，甚至于不屑和商界人结婚呢。绅士是贵族，“是清高的”，甚至于开钱庄当铺还要秘密的开呢——因为“怕难为情”。可是，现在情形早就变更了。现在：绅士都商人化了；不商人化，连绅士也当不成了；商人，真正殷实的商人，个个都升任了绅士。绅士一定做商人，做了大商人的，也一定就当绅士。固然，仔细研究起来，有由绅而商的，也有由商而绅的：然而绅商混合起来，成了一个“阶级”——这是千真万确的事。你们不看见：中国每一个县里，每一个大小码头，那里不是商会就等于当地的绅董会议吗？所谓“地方上的舆论”，是他们的舆论；所谓“地方上的事业”，是他们的事业……军阀打仗的时候，有所谓“保全地方”的口号，也就是保全他们的身家生命的意思。这里附带的要申明一句：绅商的“商”字，不能够死板的去了解他的。这个“商”字，照现在的惯例是代表一切银行界实业界工厂老板……，可是，有的时候真正做生意的小买卖人，却不在这个“商”字里面。总之，这个绅商阶级，的确是一个新式东西。他的文学怎么会旧呢？

为什么绅商文学就是民族文学呢？唉！绅商阶级，应当叫做“绅商民族”。不是中国的绅商——高等华人代表中国民族，还有谁呢？譬如说：上海的小瘪三卖春宫，他这种行动能够代表中国民族吗？中国人“吸大烟，包小脚，龌龊不讲卫生……”一切野蛮举动能够代表中国民族吗？——当然不能够。西洋人把这些丑态描写到影戏片子里去，咱们就要提出抗议，说他们污辱中国民族。为什么是污辱？因为这些野蛮举动只是中国人做的，而并不是中国民族做的。中国的下流人——工人农民贫民丘八等等，他们配代表中国民族吗？只有祭孔典礼，投壶射覆，或者上海大华饭店的跳舞，着二十五元一双的丝袜的中国太太的玉腿，或者，踢足球，打考而夫球等等的中国黄金少年……这些才是中国民族的代表。所以绅商就是民族，民族就是绅商。

中国的旧文艺，阿谀贵族，这当然不好；然而现在的“白话”新文学，如果能够鼓吹民族精神，民族道德，民族意识，民族什么，民族……当然是很好，当然算不得阿谀。就算是阿谀，难道便不应该吗？你们敢说不应该吗？敢吗！？

中国民族的固有道德，是仁义，忠孝，中庸之道，谦逊而稳重，明哲以保身……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是孔夫子的大道统。所以绅商文学——民族文学，作算是用文言写，或者用白话写，用旧式的章回体写，或是用新式的欧化体裁写，“其所载之道一也，孔孙之道也”。譬如说中国现在受人欺侮，应当首先怪自己不好；要自己能够自强，自然外国就看得起。山假使野蛮的排外，那就是“非中国民族的”义和团的举动，那或者亦就是红匪的举动了；因为强硬反抗不是不讲礼，不讲礼就是下流，下流就不是礼义之邦的民族，只能“不与同中国”了。“白话”新文学之中的这种民族文学，直到最近一年方才发展的。请看：

“自由吗？你去自由好了。洋经理昨天要开除人，你还不明白？”

“……”

“本来，集会是没有什么要紧，但是总要有利于行里的，我们应当想想。”（以上买办讲的话）

“那自然。”（这是民族主义的青年，洋行雇员燕樵的回答）（《前锋月刊》第三号第169页）

但是中国民族的固有道德，也不是一味这样谦虚，一味这样顾全“别人”的利益的。孔夫子也有“嫉恶如仇”的精神。唐朝的韩愈，是个继承道统的文学大家，他说：“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所以对于这些“惰民”（地痞，流氓……），是要“诛”的。不但中国民族自己要“诛”，还要教给别的民族去“诛”。请看：

这是件可痛心的事：一般受了苏俄煽动的共产党人，竟也混在我们的独立运动中谋施展他们暴乱的阴谋，……

中国的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不是混入了共产党怎么会形成内部的破裂呢。而且，朝鲜是受帝国主义民族的压迫，决不需要阶级斗争，何况朝鲜是谈不上阶级对峙的呀！（《朝鲜男女》——《前锋月刊》第三号第198页）

红匪——共产党的暴乱阴谋和阶级斗争，正是不愿意“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民族运动，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是多么高尚的“自强自立”的精神，而下流的惰民却想混进来，以为这是要为着他们的“自私自利”——为着要“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这班东西，非得诛尽不可！这是中国民族的经验。

绅商文学，在“白话”新文学之中虽然只是最近发展出来的，虽然只是一小部分，然而在“白话”旧文学，以及文言旧文学之中，却占着极大的势力。这势力是在于道统，这势力还在他能够“借尸还魂”——借“白话”新文体的尸，来还道统的魂。所以他对于旧文艺是要借重的，是可以讲和的，而对于阴谋颠覆道统的昏蛋匪徒，是不能不战争的。自然，对于旧文艺也只是可以讲和，并不是完全讲和，至少表面上是不能讲和的。为什么？因为何苦让“不可与同中国的”混帐匪徒来占领白话新文学的文坛呢。何况绅商虽然决不像匪徒那样残酷，要去打倒中外贵族，他们自己却始终并不是中国旧时的士大夫了，他们需要“白话”的“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总之绅商就是民族，绅商文学就是民族文学，“民族者国民也”，所以绅商文学就是国民文学；——民族就是绅商，民族文学就是绅商文学；“唯绅商方为国民也”，所以国民文学就是绅商文学。这是“文学革命”第一大主义的光荣！

四

新文学的第二个“新主义”，据说是：“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可是十二年来的“革命斗争”，结果，“社会文学”变成了“不是大多数的文学”的意思。当初“文学革命军的总司令”胡适之自己组织了一派，叫做新月派——“新月”是什么意思y就是比“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境界更进了一步：连夕阳都没有了，漫漫的长夜开始了，一钩新月，像蛾眉一般的妩媚，辉映着“鼠疫中高宴”的画堂红烛，或者跳舞厅里的华灯和琉璃杯里的绿酒。——胡适之的这个新月派现在出来说：“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

仔细想来，这句话确实说得不错，刮刮叫，道地好！！大多数人；至多只是人罢了，民族（绅商）之中尚且没有他们的份，何况文学呢？文学和艺术是专门家的。譬如说绅商文学，难道个个绅商都会做文艺的创作吗？新月派健将梁实秋说得好：“资产阶级有的是资产，却不一定懂得艺术。”自然哪！当初汉高祖把文人的帽子脱下来，当便壶用，赏他妈的一大泡“龙尿”。同时汉朝的儒生文士却乖乖的替朝廷和贵族阶级“制礼作乐”。贵族也“不一定就懂艺术”，只要有阿谀贵族的文学，贵族文学便建立了。绅商文学也是一样的。汉朝的太史公就说的：“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这是“千古的名言”——文学的“最确当最科学的”定义。当初的“主上”是贵族，贵族有他们的“清客”。现在的“主上”是民族，民族也就有合乎民族所需要的“清客”。清客是什么东西？清客是“介于相公与先生之间的人物”。他们替主上“做”文学，会替主上捧场，也会向主上讽谏，会帮主上寻开心，也会为着主上演魔术……花样多得很呢！民族的清客，比较贵族的清客起来，自然有许多地方不同。譬如说罢：贵族的士大夫在自己家里养着一班髦儿戏子或者像姑戏子，同时，也养着一班琴棋书画诗古文词的清客。民族的绅商却是零星购买这一类的东西，新式清客也就不在家里养着了，而是在市场上养着。……中国民族现在不但要诗古文词，而且还要欧化的一切种种的文艺，也就要这一类的一切种种的清客。于是乎山林隐逸脱胎换骨的孳生许多种的欧化清客；山林文学也就借尸还魂的变化出时髦绅商的清客文学。清客的种类多得很，只好举几个例：

一种是西洋古典主义。如果“主上”有些阿土生的气味，那么，清客帮他搬弄些西洋古董，讲讲海外奇谈。最要紧的是：新的主上，要有新的“礼乐”，翰林院不要了，要大学院。学院主义（academic）的文学，在中国现在是包含着整理国故和介绍西洋古典的意思。可是，时髦的学院派，至少要用西洋“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旧文学。再则，“主上”如果太偏激了，那么，一定要替他讲讲“文学要表现普遍的人性”。——这是一个重要的西洋古典，主上不懂得运用，而公开的说出“自由民治”的真面目，那就一定要火上加油的更加激起匪徒的暴乱的！西洋古典主义，对于中国旧文艺，其实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他也说“文学的严重性”，也说“希腊人到剧场去是义务”等等。这就是文以载道的意思。不过为着“新的礼乐制度”起见，他要力争“最深刻的人性的表现”，连名词上的“反帝国主义”问题都不要提起：因为天下只有“人性”和“人权”，没有什么帝国主义不帝国主义。如果西洋古典懂得了，“人性”就表现了！总之，“文以载道”这一点，西洋古典主义是替绅商文学加一种恰当的注解：就是绅商应当更公开的“载买办之道”。举例说：中国的民族文学说要有自强自立的精神，西洋古典主义就说：不错，这是合于西洋古典的——美国能够自强自立，所以“差不多家家人家都有汽车”（《新月》三卷二号《书报春秋》第十九页）。为着这种“人性”，西洋古典主义是“勇敢的战斗的”。这当然不是反对国民革命的战斗，而是反对“反动”的战斗。他们说：“反动”运动“惹起人们对于束缚的仇恨……这种影响容易发生不良的结果，且不可避免的流于感情主义，以及过度的浪漫……对于一时的现象感到过度的激动，因而不能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全体”（梁实秋《文学与革命》）。

一种是宗法的浪漫主义（patriarchal romanticism）。西洋古典里面有一种叫做封建的浪漫主义；现在中国的宗法的浪漫主义和他有同样的性质。这是对于“先王之遗风”，或者是对于浑朴，朴实，侠义，仁爱，忠厚，……或者是对于“典章文物之盛”，“黼黻衮冕之美”，或者是对于所谓田家乐，所谓家庭的天伦之乐……对于这一些封建的宗法社会的恬静的“东方文比”，加以巧妙的描画和表现，加以理想化和浪漫化，“白话”的新文学之中，这种主义的表现是的确要叫人换一换口味。甚至于这种文艺技巧上，都有特殊“恬静”的风格，读了使人“心平气和”的感怀着“螺丝谷”的桃源境界。是感慨，是凄凉，是没落，还是消沉呢？只举一两个例子。例如沈从文的《一个妇人的日记》，或者描写“亦和平常人差不多的”兵士，那种浑浑噩噩的心理……不论作者自己怎样想，读者所能够得到的是什么呢？难道不是上面所说的么？

一种是灵感的或者肉感的享乐主义。绅商的世界始终不是士大夫的世界了！竹篱茅舍的风味，可以使人享“陆地神仙”的“清福”。咖啡店的花灯和跳舞场的钢琴——以及那些紧张到万分的机械和工钱奴隶，在繁剧的震动和狂暴的声响之中所制造出的一切东西，也一样可以使我们中国洋场上的新诗人寻找“灵感的享乐”。徐志摩的诗……举不尽的诗人，以及“深巷寒犬吠声如豹”式的小巧的小品文等等。至于肉感的享乐主义，那更不用说了。三角，四角以至于多角的恋爱，“妖媚的眼睛”，“丰腴的乳峰”，曲线美，就算这些小说，“再现着”“五四”以来旧家庭的崩溃，也不过是继续《玉梨魂》的步调，从寡妇的灵感恋爱，“大胆的”走进肉感恋爱罢了。这些是洋场的产物；这些，是和“五四”一样的洋场的产物！甚至于在这些“玉腿”，“肥臀”，“乳峰”，……——大堆肉感的气味之中，夹杂些不伦不类希奇古怪的反动运动——少爷和小姐恋爱，小姐和西崽轧姘头，可是，“人们是在跳跃着”，一跳跳到自己革自己的命，小开领导罢工反对自己的父亲资本家；甚至于小老板实行均产主义。哈哈哈。

一种是大减价的自由主义，别名叫做浅薄的人道主义。这是到处都是的主义，例子是举不尽的。黄包车夫啦，苦力啦，难民啦，多多承谢他们的人道了！自然，每一篇小说之中，你还可以看见东一句西一句的“军阀”，“官僚”等等字样。然而有没有深刻的揭发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和他们的“政治团体”，“经济团体”的罪恶呢？不但一篇小说也没有，甚至于好好的一段小说也没有。《官场现形记》是过去了，大概《官场现形记》的时代死去了罢？俄国哥哥里的《巡按使》那一类的伟大的不朽的著作，我看，总要等到没有了“官场”等等之后，然后再出现了。

总之，有替段执政著书立说制礼作乐的章秋桐，也就有和段祺瑞著围棋谈谈“螺丝谷”里的故事的清客，也有替段公馆收买春宫和欧化淫书的清客，更要有替大人老爷结善缘做功德讲讲人道主义的清客。无论你是清高也好，卑鄙也好，这个得宠也好，那个失宠也好，正言直谏的也好，拍马屁舔屁眼的也好，——你是个清客，始终是个清客！市场上的清客比公馆里的清客好不了多少。只是市侩气特别浓厚些。市华苹等于社会，社会就等于市侩。所以市侩式的清客文学，就是社会文学！这是“文学革命”第二大主义的光荣！

本来文艺之中主要的是内容，不是形式。形式不过趣味罢了。清客应当制造什么样的趣味，这是要看“主上”的胃口怎样而定的。文言文也好，白话文也好，有格律用古典也好，没有格律不用古典也好。市侩式的清客文学是用不着和旧文艺继续战斗的。而且清客文学替主上多想些办法，总比单纯的山林文学好些：西洋古典的学院主义，可以使浮躁的青年进到“苦学的深思”；宗法的浪漫主义可以消除消除匪徒的“戾气”；享乐主义可以使“不可造就的”匪性的小辈，在灵感的或者肉感的手淫之中消磨消磨他们的“无足轻重的”时间和精力。这些新主义和新艺术，如果能够达到广大的群众之中去，那么，这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一样，对于民族文学将要有伟大的功绩。我觉得自己非常之荣幸：上海的合法的工会已经能够用桐城派的古文，很确当的说出这些种种自由主义的意义，我就借用这上海“七十余工会”给后大椿同志——国民会议代表的电报，来结束这段文章罢；因为“英雄所见略同”：

群众之心理，如江河之潮流，顺而导之，河沃膏腴，产有谷，福国而利民，逆而阻之，其不为洪水泛滥几希矣。语云：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工人怀不平之心，而赤匪利其机，鼓其动。能去其症结，不药而愈，乌待于兵革，此之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先贤云：未有嗜杀人而王天下。——此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权衡政治，贵得其平，革命贵革心，革其心之不平，而使之平，斯真革命也……止赤固胜于铲赤，必事半而功倍也。（上海《申报》，1931年5月9日）

五

新文学的第三个“新主义”，据说是“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自然，外国古典不在推倒之例。一切种种的外国古典，本来大半都是“五四”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去贩买来的新式入口货。而“五四”的娘家是洋场。洋场上的轧姘头，翻译成功智识阶级的新名词，就叫做“打倒礼教自由恋爱”。洋场上的新式商业和买卖万能，就使以前“公馆”里的一切宝贝，都逐渐搬出来拍卖。大家庭崩溃了，所谓个人主义发见了。礼教改换了，所谓肉感主义发展了。“肉的解放”和“灵魂的变化”，在中国特殊的“绅商系统”之下，所表现出来的不是《鲁滨逊飘流记》的冒险独创的精神，不是左拉所描画的“巨大规模的机械，不断的产业发展和进到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国的绅商，是次殖民地的绅商。咱们的这些“主上”，实在是“小贫”，养不起这许多清客——尤其是欧化的市侩式的清客。可是，这班东西，却在帝国主义的大强权和咱们民族的小强权压榨之下，一天天的堆积在洋场上。中国的洋式的都市，因此就有特别众多的无赖文人。无赖，就是失掉了靠山的人。西洋城市之中，也有这类的“bohemians”（薄希民）。这种“无赖智识阶级”——欧化的落拓文人，倒是中国写实文学的第一辈作家。

这些无赖的本事，首先就是他们的虚无主义。一切都是虚伪的，一切都是无价值的。卑鄙龌龊的果然是混蛋；表面上像煞有介事的还不是假道学？道德，社会，反动，革命，学问……都是些骗人的东西！人生是灰色的。这样，自然“醇酒妇人”的颓废主义，就很足以动人的了。酒，女人；女人，酒！坦白的自己诉说自己的罪状，困倒在地下让你们去践踏罢。自暴自弃成了俏皮的“风格”。“穷而后工”的天才固然有。无病呻吟的模仿，也有借着新文学的躯壳来还魂的了。

这班无赖文人自己不能自强自立，却尽在怨天尤人！固然，他们也会有些功绩的。譬如对于民族，他们的虚无主义和颓废主义也有帮忙的地方：他们的虚无和颓废可以去影响发狂的暴乱的青年，可以因此捣乱一下那些反动派的队伍，腐化一下他们的叛逆的灵魂。然而这班无赖东西，常常要说什么“整个社会制度”要不得等类的疯话。现在国民革命胜利了，他们还是这样胡说。大概是“穷伤了心”，快要走进疯人院了。

然而中国的民族侥幸得很：第一，这班无赖，极大多数还是高等华人之中的无赖，不论他们颓废虚无与否，他们始终还是高等人，至少心是高等人的心；第二，这班无赖虽然爱谈社会问题，什么社会问题的戏剧，小说等等，可是，他的题材是很狭小的，他们并不敢有力的攻击整个社尝制度和中国道统，他们文艺的技巧也没有这样的本事。他们只是描写他们自己，只是提出他们自己的“社会问题”，例如失恋呀，家庭冲突呀，三角恋爱呀，稿费太少呀，养不活妻儿男女呀……上海的亭子间生活呀，北京的小公寓生活呀等等。至于当时的大时代：乡下佬“上城”的问题，穷人想赖债的问题，丘八想回家的问题，一切伟大的震动的问题——真的，现在的时代真伟大呵！连叛变都是伟大的，社会生活之中的剧烈变化，天翻地覆的变动，……从正动到反动，从反动又正动，这样无穷无尽的社会问题呵。反市侩主义呀，反官僚主义呀……即使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这些社会问题的文艺上的表现和鼓动，都可以大大的有害于民族的。好在咱们侥幸得很——现在的无赖文学还没有这大的本事来捣这样大的大乱。这班高等无赖“写实”，只是写他们自己的现实生活，不管闲事，或者是要管而不会管。固然，有些教育问题的小说是比较可恶的诬蔑咱们民族的教育界的，可是，这还只是限于智识阶级的自我描写。

而且在1927年夏天之后，正是国民革命军清共的开始，这班高等无赖之中，有些人在文艺上发明了一个动摇主义。这对于民族有很大的功绩。动摇主义和颓废虚无“鼎足而三”，埋伏在反动派的阵营里面，来响应正动——而且是用着很巧妙的战术。无赖固然是没有身家性命的亡命之徒，然而高等无赖却还保留着一点“高等的良心”。他们自己觉着矛盾，幻灭，动摇，追求——追求着的又是一个幻灭。他们，据说是“从事于与大时代有关的文学”的，他们也“写实”。写大时代的“实”吗？——哼，他们拿着一面镜子，瞧一瞧，发见自己的一个特别改良放大的影子。他们说：呵，是了，文学的对象在这里了。他们，说好听些，是“在夹攻中奋斗”，说老实些，是“在夹攻中夹死了”——夹得那身体动也动不得，反动是不敢，正动又不干，出不来，进不去，上不上，下不下，叫做“六路碰壁，外加钉子一枚”，因此只有一缕幽魂在肚子内部东钻钻，西碰碰，动摇动摇，做点内省功夫，好像一只苍蝇，碰着了玻璃窗，“努力”的往前飞，飞了三四年，仍旧是在老地方。因此，幻灭了就动摇，动摇了再追求，追求着的又是幻灭……这叫做循环三部曲。固然，这些都是大时代的文件（document），可是决不是大时代的写实，而只是大时代之中一部分人物的写实，这部分人物正是“动摇主义的无赖们”自己。

无赖文学之中，虚无颓废动摇的三大主义，对于咱们民族，在他们的捣乱反动派队伍这件事上面说来，固然是“殊堪嘉奖”；然而在他们的泄漏天机这方面说来，又是“实可痛恨”：咱们民族的这些“有为的青年”，尚且是这样幻灭，这样没落，这样不振作，这样没有出息，这样歌颂着“世纪末的悲哀”，——这是咱民族“沉沦的”预兆呵！他们创作的“文件”就这样留给反动派“国史馆”做“现代古典”吗？唉！

总之，现在还只有无赖会写实，写的也还只是无赖的“实”，那么，推倒了“古代古典”，创作了“现代古典”——这样的无赖文学，大概就是写实文学了。这是“文学革命”第三大主义的光荣。

此外，居然还有当初文学革命军旗帜上没有写着的新主义出现。这就是反动文学。

反动还有小反动大反动的分别。小反动文学，就是一班狡猾的无赖，他们发见了自己的创作和议论，还够不上反动，忽然大喊“转变方向”。本来“叛逆的女性”虽然叛逆，也还是“五四”初期的那种叛逆，这是现在咱们民族已经允许了的叛逆。本来，阿q说乡绅因为自己已经革命了，不准农民革命，这也还不算是污秽咱们民族。但是这一类的创作诗歌等等，早已埋伏着那种狂妄的奔放的热和反抗一切的号召……尤其是带着野蛮性的反抗，尤其是想对于中外民族都实行反抗。——反抗罪恶黑暗等等是可以的，因为这所反对的是不道德或者不文明，可是，反对整个的外国民族和中国民族，那是不行的，因为这是卖国，这是绝灭人性！然而这一些无赖却偏偏愿意绝灭人性，偏偏要“转变方向”。他们甚至于怕自己的死尸还会作怪，怕那够不上反动资格的尸首会变成僵尸，起来害中国人而有利于中国民族，因此，居然请人家来鞭自己的尸。至于这些无赖之中最先叫喊的，那正是最无耻的“短裤党”——“党而短裤”，可谓无耻之尤者矣。甚至于接着就自称洪水猛兽，混蛋，混蛋！

幸而好！一则这班无赖，实际上都还是高等无赖；二则这些无赖之中有许多还是动摇的，一忽儿向右转一忽向左转；三则虽然有些短篇和零星小品企图鼓动民众，然而极大部分都只是智识阶级“往民间去”，去又去不成，结果是坐着等待“民众往智识阶级之间去”；四则他们和其他的高等无赖一样，只会照镜子画画自己的肖像，他们不懂得民众的生活，甚至于根本不知道现实生活，他们可只知道地面上，不知道地底下，他们是高等无赖，而且还只是些书生。这总算是咱们民族的小小幸福。更大一些些的幸福，就是现在总算还没有大反动的文学，或者几几乎没有。阿弥陀佛！

什么是大反动文学？就是无产阶级的文学，所谓普罗文学。大反动文学要反动到什么地步，这是咱们民族应当知道的。首先，大反动文学，才是真正“以阶级反动民族”的文学。反动派想：不但要组织工人，领导农民，不但要宣传，不但要一刻不停的领导阶级斗争，不但要利用每一件小事去“造谣惑众”，罢工，抗租，兵变，抗税，赖债，不但要组织匪军，不但要准备以至于实行暴动，不但要“以多欺少”——由几万万人来杀几千或几万人，来逮捕一二十万人，来没收一二百万人的财产土地，不但要企图消灭友邦在中国的一切势力，以及友邦对中国的一切友谊，而且还想有自己的文学。反动派的文学，想要组织和领导群众的情绪，发挥激励他们的匪性，污秽咱们民族以及他的官吏学者，讥笑市侩的正当买卖和清客的美妙声容，鞭策高等无赖的动摇幻灭……总之，是帮助反动派的政治宣传，用文艺的手段，更深入群众的心理和情绪，企图改造他们的民族固有道德，摧残安分守己的人性，用阶级意识来对抗以至于消灭民族意识。这固然只是帮助而已。然而危险亦就够大了！阶级斗争，阶级意识，阶级情绪等等匪性的发作，正是咱们民族的大祸害。大反动文学反对“民族固有道德”和东方文化，反对个人主义，反对肉感的买卖。他们的理想，是要“大贫”推翻“小贫”，推翻西洋文明民族对于中国的“治理”，例如帝国主义之类，要想由一大群下等的苦力，工人，乡下佬，丘八大爷，小瘪三，“没有学问”没有身家性命的智识分子——卖智识的苦力，要由这样的一大群混帐王八蛋来掌握政权。当然，他们的文学一定就反对市侩，反对官僚，反对清客，反对伦常，反对孔孟，反对韩愈，……他们反动到甚至于反对升官和发财——资本主义。反动派理想着：在掌握政权之后，专门去发展机械的化学的电气的物质文明；甚至于要用机器电力来打破竹篱茅舍的诗意和田家乐——“田家”将要消灭，变成工厂式的大农场，在那里种田的工人好几千，用机器耕着好几千好几万亩，弄得他们之中谁也认不出来：哪一块田地是他的；工场农场矿山……都要丧失他们的主人，变成很可怜的孤哀子……甚至于家庭也要消灭，丈夫不能有妻子，妻子不能有丈夫，儿女不能有父母，父母不能有儿女，臣没有君，君没有臣，国家没有国民，国民没有国家，只剩下一世界的混帐王八蛋，自己做自己吃，“不事其上”，大家做大家吃，越做越能够少做，越吃越会有多吃，——这样好吃懒做的一班惰民贱种。这真正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禽兽世界！这些禽兽还要和“天？去捣乱，他们研究恶毒的“物质科学”，高兴起来也许会把咱们五千午崇拜的五岳，以及一切高山大川都捣碎了，去建造合于兽性的花园。他们那时要大大发展他们的兽性文艺了！

现在幸而好：中国的大反动文学还只有萌芽呢。——他们简直可以说没有一部创作；他们还只有一些议论，一些文学评论，以及一些翻译。然而这种大反动文学，居然大大的活动起来，这正是“民族将亡，必有妖孽”。侥幸的是：（一）他们的文艺理论仿佛只想他们自己懂，并不企图宣传，所以也是由外国古典堆砌起来，很艰涩的很迂晦的。（二）他们的文学评论，也还表现着高等无赖的意识，有些时候，是自欺欺人的，例如，他们一开口便说“阿q时代死去了”，说“中国农民都有很严密的组织”了，——其实，阿q式的贫农雇农还到处多有，否则，大刀红枪也没有这样容易组织成功，也没有这样容易受民族的收抚，中国农民没有组织的还多得很，否则……所以这是瞎动主义的意识；再则，他们居然说蒋光慈是demian bedny事件的重演，事实上，蒋光慈的创作还不过是小反动的文学，够不上大反动的资格。而demian bedny却是俄国红匪的大反动的文丐，他会运用下流俗语做诗歌，做出来就有许多变成五更调那样通行的小调，造谣惑众的能力很大，蒋光慈却只会用高等无赖的言语和文字，——这种妄自尊大的态度，只是鸡尾主义的表现。瞎动主义和鸡尾主义，对于阶级有害，对于咱们却是有利的。（三）大反动文学的翻译，除掉少数以外大半是特别难懂，这大概是因为大反动文学家之中，也还都是些高等无赖的低等书生，既然不会讲下等阶级的话，又不会讲道地的高等鬼话（文言）。他们制造新名词的时候，并不会用白话的语根，却只用英汉字典和《康熙字典》，他们造句的时候，也还只像英文文法析句法的练习。所以什么“雷阳会议”（rayonny committee＝district committee），什么“细胞书记”（secretary of nucleus）等类的怪名词，不但下等人不懂，连高等无赖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现在的“大反动”，还有些像大饭桶，这对于咱们民族，倒是有利无害的。

然而大反动小反动既然在文学上抬头了，——咱们民族的国民文学（绅商文学），社会文学（市侩的清客文学），就应当格外努力，就应当更加利用虚无颓废动摇的写实文学（无赖文学），和反动派文学宣战。

六

总之，文学革命之中的文艺革命三大主义已经是得着了伟大的“光荣”：——第一，贵族脱胎换骨变成了绅商（民族）；民族道统借尸还魂的表现在绅商的国民文学。第二，山林隐逸脱胎换骨变成了市侩清客，倡优文艺借尸还魂的表现在清客的社会文学。第三，落拓名士脱胎换骨变成了高等无赖；古典堆砌无病呻吟的文艺借尸还魂的表现在无赖的写实文学。这样，旧文艺和新文艺之间还有什么战争的需要呢？！何况这些过程——脱胎和换骨，借尸和还魂，——都是潜移默化的进行着的，很合于“君子之风”，自然是不战不和“顺而导之”的真革命。

然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努力做什么？努力反对反动，反对大小反动！现在不是新旧文艺对立打架的时候了，现在是民族和阶级对立。阶级文学是违背太史公的文学定义的：他们不肯“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所轻”。“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不肯为主上所戏弄……则如何呢？当然亦是诛了！！这是非常之对的政策。

“……假如共产党没有文艺政策，国民党也许没有文艺政策的……”

“民族主义文学对普罗文学等，取何种态度？”

“愿拿出作品与理论来较量，取决于大众。……”

“大家拿出理论和作品来较量。这态度是伟大的。但政治环境不允许有这种可能又如何？”

“这问题就当作别论的了。民族主义文学的抬头，普罗文学是必需要其败退的。……书店被封……是可以杜绝反动的。”（朱应鹏《关于民族主义文学的谈话》，见上海《文艺新闻》二期）

“在黑暗中”的，偏要走到“光明的前面”，这仿佛飞蛾投火——是必需要其“牺牲”的了！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十二年来的文学革命，正革到新旧调和的“光荣”时代，却来了许多大小反动，这是文学革命的“大耻辱”。咱们民族文学一定要勇敢的作战，镇压这些阶级妖魔和反动无赖，否则还有咱们民族吗？

民族反对阶级之战是“神圣的战争”，这是保存民族固有道德，文化，家庭，财产的战争。文学上的民族反对阶级的战争，民族方面有“最后”胜利的保障吗？——有！只要学阀万岁万岁万万岁，长命不死老乌龟。

学阀是什么？阀就是阀阅，阀阅是和阶级不同的。阀阅仿佛是行会，同行就是同阀。中国的木匠有行会，他们供养自己的祖师鲁班。中国的学者有阀阅，他们供养自己的祖师仓颉。仓颉大圣制作了特别优美的艰深的方块子的汉字，因此，中国文字是世界第一。一个方块的汉字，仿佛一个精致的金丝笼，四五万个字，就是四五万个金丝笼，这可以范围住维持住学阀。学阀因此可以垄断住独占住文字的智识。所以不论是文言也好，白话也好，都是请教文字专家的学阀。现在添上外国文，懂的人更少，学阀之中又有新学阀了。

中国的“文坛”因为学阀独占的缘故，截然的分成三个城池，中国隔着两堵万里长城，一堵城墙是汉字的深奥古文和上古文，一堵城墙是外国文和中外合璧的欧化汉字文。第一个城池里面，只有勉强认得千把汉字的“愚民”，所以他们文坛上称王道霸的是《西游记》、《封神榜》，“几侠几义”，《阎瑞生惊梦》，《蒋老五殉情》，《陆根荣黄慧如轧姘头》，十八摸，五更调……第二个城池里面，只有不懂得欧化文和上古文的“旧人”，所以他们文坛上称王道霸的，是张恨水、严独鹤、天笑、西神等等，什么黑幕，侠义，艳情，宫闱，侦探……小说。第三个城池里面，方才有懂得欧化文的“新人”，在这里的文坛上，才有什么鲁迅等等，托尔斯泰，易卜生，莎士比亚，高尔基，哥尔德等等。阀阅本来只有墙门，可是，这墙门（门第）太高了，所以要叫做城墙了。

现在的反动文学还只发现在第三个城池里面——他们离着下等愚民远着呢。咱们赶快联合旧文艺——从诗古文词直到《啼笑因缘》，直到十八摸五更调，——这里民族道统是相同的，天然是联盟的“文学革命军”，——去进攻大小反动的阶级文学。好在反动文学家的门第很高，虽然是无赖，仍旧是学阀。这学阀的城墙，使他们和愚民隔离着。这是咱们民族的救星。——唯一的救星。趁此快快进攻呀，联合旧文艺进攻反动文学呀，这是民族主义新文学的天责呀。进攻呀，冲锋呀，杀，杀，杀，“则诛”！

1931年6月10日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