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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四子之生活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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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麟

像千邱万壑间忽有崛起的高峰,像蓬蒿萧艾间忽有惊眼的异卉;在思想史里每每经长久的沉闷、因袭和琐碎后,继以一生气蓬勃、光彩焕发的短短时期,在其间陶铸出种种新学说,支配此后几百年以至过千年的思想界。宋代自仁宗庆历(一〇四一)以后的四五十年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是周濂溪(敦颐),张横渠(载),王荆公(安石),程明道(颢)和程伊川(颐)的时代(诸人以年辈为次,周、张、王皆长二程十岁以上)。此以前,宋人的思想大体上继续唐末五代的沉闷、因袭和琐碎;此以后,至宋朝之终,以王荆公为偶像的“新学”和以周、张、二程为典型的“道学”相继支配着思想界。故庆历以后的四五十年,一方面是宋代思想的源头,一方面也是宋代思想史的骨干。我们述这个时期的思想应当以周、张和二程兄弟——可称北宋四子——为一集团,而以王荆公为一支别出的异军。

北宋四子不独在思想上有许多同调之处,在生活上亦有密切的连系。二程兄弟少时曾从学于濂溪,而横渠乃是二程的表叔,与二程为学友。我们叙述四子和以后的“道学”家的思想,不能离开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的中心问题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什么是圣人?怎么样做到圣人?我们要从他们的生活中体会他们的理想人格的气象。

濂溪(一〇一八—一〇七三)的事迹见于记录的,像他的著作一般简短得可憾。他是湖南道州(营道县)人,年少丧父,以母舅的荫泽出身,历官州县,官至广东转运判官,兼提点广东路刑狱。当他二十来岁任分宁县主簿时,有一久悬不决的疑狱,他经一次审讯,便立即分辨。任南安司理参军时,因平反一冤狱,和上官力争,上官不听,他放下手版,缴还官状,脱身便走,他道:“这样官还做得的吗?杀人媚人,我办不到。”上官卒被他感悟。任南昌知县时,曾得大病,一昼夜不省人事,友人为他预备后事,检视他的所有,只一破烂的箱子,里面的钱不满一百。同时大诗人山谷形容他的性格道:“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他爱自然,他对生命的世界好像有一种冥契;他窗前的草从不准剪除,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与自家意思一般。”他教学生,每令“寻孔颜乐处”,体认他们“所乐何事”?有一位老者初时跟伊川同学,总不领悟,便扶杖去访濂溪,濂溪说:“我老了,说得不可不详细。”便留他对床夜话。过了三天,他忽觉恍有所得,自言如顿见天的广大。他再去洛阳看伊川,伊川惊讶他迥异寻常,问道:“你莫不是从濂溪那里来吗?”

横渠(一〇二〇—一〇七七)也像濂溪一般,少年丧父,孑然自立。他学无所不窥,特别好讲究军事。年十八,当西夏用兵时,上书谒范仲淹,仲淹一见,认为大器,却戒责他道:“儒者自有名教的乐地,何用谈兵。”并劝他读《中庸》,他读了觉不满足,转而向佛典里探讨,用功多年,深通其说,却又觉得不满足,终于回到儒家的经典。年三十八,登进士第,始出仕。尝知云岩县,以教导人民,改善风俗为务。每月分别召宴县中长老,亲自劝酒,让人民知道养老敬长的道理,同时向他们访问民间疾苦,并告诉他们怎样训戒子弟。通常县官的布告,人民大多数不闻不知,只成一纸具文。横渠常把各处的乡长召来,把告示的意思对他们谆谆解说,命他们回去街坊里传达。每逢在公庭上,或道路上遇到人民,便考察他们是否听到他所要传达的布告;若没有听到便责罚受命传达的人。因此他每有所告诫,全县人民无不知悉。尝任渭川军事判官,于本州的民食和军政都有很精明的规画。神宗初年,因大臣的推荐,入仕朝廷;官至崇文院校书兼同知太常礼院。神宗很赏识他,想加重用,但他不附新法,终于告退,归隐于陕西郿县的故乡,教学终老。

明道(一〇三二—一〇八五)和伊川(一〇三三—一一〇七)虽是大家所认为志同道合的两兄弟,但他们在思想上却有若干重大的差别,而他们的异致在事业上性格上,比在思想上更为显著。在事业上,明道是少年科第(与横渠同榜登进士第)的循吏;而伊川则一次落第,便不再应试,晚岁始以布衣征起(哲宗元祐元年,时年五十四)为崇政殿说书。明道的仕历是三十年受尽讴歌赞叹的,不可胜述的容断和仁政,这里只举几个例。他知晋城县时,有一个富人,丧父不久,忽有老人到门自认为是他的父亲,两人闹到县府。老人说:他行医远出后,其妻生子,贫不能养,抱给张家,他现在归来,才知道此事。明道问他有什么凭据,他拿出一部陈旧的方书,后面空白上记着:某年月日,某人抱儿与“张三翁”。明道便问那姓张的:你今年几岁?答道:卅六。又问:你父亲死时几岁?答道:七十六。明道便对老人说:他方才所说的年岁,有邻舍可问的。他出世的时候,他父亲才四十岁,怎么便叫张三翁,那方书上写的是假无疑。老人给吓了一跳,无话可答,只得认罪。他在晋城任内,用保甲法部勒乡村,令同保的人民力役相助,患难相救。凡孤寡残废的人,责成他们的亲戚乡邻不使失所;旅行经过县境的人,遇着疾病,都有给养;每乡设立小学,时常亲去视察,教师有不良的,便给撤换,儿童句读有错,也给改正。令乡民结为会社,并给各会社立定奖善诫恶的规条。在任三年,县内从没有强盗或斗死的事件。临到他任满时,忽然半夜有人叩门说出了命案,他说:本县那里会有这种事?若有必定是某村某人干的。查问果然。他任镇宁军判官时,有一位声势煊赫的宦官,方督理治河,本军的兵卒八百人,被派去工作。天气严寒,他们受不了虐待,半夜逃归。同僚和长官都惧怕那宦官,主张不放入城。明道说:他们逃死而归,不纳必乱。亲自去给兵士开城门。却与他们约定,休息三日再去工作。兵士欢呼听命。以上是明道无数精彩的政绩中的片断。伊川仕历最精彩的一幕,却是短短年余的,很不愉快的口舌生涯。当他从布衣一跃到“帝王师”时,他要求在皇帝面前坐着讲书,满朝哗然,他只得照例站着讲。那孩童皇帝偶然高兴,在槛外折一柳枝玩玩,他便板着面孔说:“方春万物发生,不可无故摧折!”惹得皇帝、太后和满朝大臣都皱眉。司马光死了,适值明堂大礼,行完礼后,同僚齐去吊唁,伊川认为不对,坚执力争,引《论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为理由。苏东坡道:《论语》“子于是日歌则不哭”呀!伊川却传语丧家,不得受他们吊。有名会开玩笑的苏东坡便给他取个绰号,叫做“尘糟坡里的叔孙通”。再后那孩童皇帝生了病,不能坐朝,伊川忙去见宰相说:皇帝不能坐朝,太后就不该单独坐朝。这一来太后忍无可忍,谏官乘机参了一本,他便以管勾西京国子监名义,被送回老家去。

从上面二程事业的比较,已不难推想他们性格的一斑。关于明道的精神生活,他的一个学生有一段很好的描写,他说:“先生……粹和之气盎于面背;乐易多恕,终日怡悦……从先生三十年来未尝见其忿厉之容。接人温然,无贤不肖皆使之款曲自尽。闻人一善,咨嗟奖劳惟恐不笃;人有不及,开道诱掖惟恐不至。故虽桀傲不恭,见先生莫不感悦而化服。风格高迈,不事标饰,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听其言教,则放心邪气,不复萌于胸中。”另一个学生有一次离别了明道之后,人问他从什么地方来,他说:“我在春风和气中坐了三个月而来。”明道在熙宁以前,和王荆公本相友好,后来虽因新法和荆公分道,但只平心静气,相与讨论,劝荆公不要太过拂逆人心,从没有意气之争。荆公亦感其诚意,对人说:“他虽不闻道,亦忠信人也。”后来他追论新旧之争,亦很公允,他说:“新政之政,亦是吾党争之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又说:“以今日之患观之,犹是自家不善从容,至如青苗,放过又且何妨?”论广厚宽和,伊川远不似乃兄,这从记载所存几件对照的琐事可以看出。二程少时尝随父远行,宿一僧寺,明道入门右转,仆从都跟随着他;伊川入门左转,无一人跟随。伊川也自觉道:“这是我不及家兄处。”又一次,二程同入一佛寺,明道见僧一揖,伊川却不,门人怀疑,明道说:“论年齿他也比我多几岁,一揖何妨?”明道讲书,偶带谐谑,引得大家哄堂;伊川则永远严肃得可怕。门人讨论,遇有不合,明道只说:“更有商量。”伊川只说:“不对。”明道也曾对乃弟说过:“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那是吾弟之功。至于接引后学,随人才的高下而成就之,则我不让吾弟。”横渠批评二程道:“昔尝谓伯淳(明道)优于正叔(伊川),今见之果然。其(明道)救世之志甚诚切,亦于今日天下之事尽记得熟。”

(原载《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7期,194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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