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九著魏律者

《晉書·刑法志》曰：“（魏明帝）命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劭、給事黄門侍郎韓遜、議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詵等删約舊科，旁采漢律，定爲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略》曰”云云。《三國志·魏志·盧毓傳》云：“青龍二年，入爲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爲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姦吏得容情。”而《魏志·劉劭傳》言：“明帝即位，出爲陳留太守。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則劭當定律之初，尚未爲散騎常侍。《毓傳》及《晉志》皆從其後來所遷之官言之。荀詵爲中郎，則《國志》又未分别。《晉志》所謂《序略》，當即《劭傳》所謂《略論》也。

五三〇追戮已出之女

《晉書·刑法志》曰：“景帝（司馬師）輔政，是時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毌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顗與景帝姻通，表魏帝以匄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姙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没爲官婢，以贖芝命。案此事亦見《三國志·何夔傳注》。《注》引干寶《晉紀》云：“辭詣廷尉，乞爲官婢，以贖女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脩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辟，漢又脩之。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據議，其法沿自秦漢，而《志》又言魏法者，蓋秦漢有此法而未必行，及是時乃行之耳。魏文帝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三國志·陳思王傳》。則雖非已出之女，亦有不并戮者。

《三國志·郭淮傳注》引《世語》曰：“淮妻，王凌之妹。凌誅，妹當從坐，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左右追妻。於是追者數千騎，數日而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覲展在近。書至，宣王亦宥之。”案此書乃迫脅之辭。上文叙事之語，亦淮之託辭，非必其實也。此事之去激變亦僅矣。夫族誅之酷，不過慮報復耳；安知不有因此而引起自危之念，益堅其報復之心，而終不得戢者邪？

五三一秦韓

《三國·魏志·辰韓傳》云：“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又云：“今有名之爲秦韓者。”《後漢書》云：“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爲秦韓。”無“非但燕、齊之名物”句，遠不如《三國志》之精。蓋自燕至朝鮮，言語本大同，辰韓距朝鮮近，非明著其似秦而非但燕、齊，無以見耆老傳言之可信也。

《宋書·百濟傳》云：“百濟國本與高驪俱在遼東之東千餘里。其後高驪略有遼東，百濟略有遼西。百濟所治，謂之晉平郡晉平縣。”晉平郡晉平縣疑慕容氏或北燕馮氏所置。知非百濟自置者。《梁書》云：“百濟亦據有遼西、晉平二郡地，自置百濟郡。”明晉平、遼西，同爲舊郡也。晉平所在無考，疑在今遼寧沿海。當時高句驪之西侵自陸，百濟之西侵蓋自海。《梁書》云：天監時，百濟“爲高句驪所破，衰弱者累年，遷居南韓地”。百濟之失遼西專據半島，蓋在此時。其民猶有秦韓之遺焉。《梁書》謂其“呼帽曰冠，襦曰複衫，袴曰褌，其言參諸夏，亦秦韓之遺俗”是也。又曰：“今言語服章，略與高驪同。”此由百濟之王，本與高句驪同種，非其民皆如是。又曰“行不張拱，拜不申足則異”，則亦未盡變三韓之俗矣。拜申足者，《梁書·高句驪傳》云“跪拜申一腳”；《魏書》云“曳一腳”，蓋兩足一信一屈，頗類武坐之致右憲左。《隋書》言其“以兩手據地爲敬”，亦與中國之拜，大同小異也。秦取遼東，在始皇二十五年，下距梁之天監，七百二十三年矣，而避役之亡人，舊俗猶未盡變，亦可謂之貞固矣哉！

秦韓、辰韓，二者似不可溷。辰韓者，三韓之一，秦韓則避役之亡人也。當時所謂秦韓者，疑專指此亡人言之，而與馬韓、弁韓同稱三韓之辰韓初不在内。《三國志》、《後漢書》皆云辰韓爲古之亡人，或名之爲秦韓，疑實誤也。《梁書》云辰韓始有六國，後稍分爲十二，新羅其一，而其稱冠曰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反與中國大相逕庭；其拜及行，與高驪相類。語言待百濟而後通；皆新羅與中國遠，百濟與中國近之證。蓋亡人與辰韓雜居，乃秦漢時事，梁時轉屬百濟，與出自辰韓之新羅，顧無涉矣。自來論者，皆謂新羅出自華夏，實未深考之過也。

《周書》云百濟昏取之禮，略同華俗；父母及夫死，三年治服，餘親則葬訖除之；其王以四仲之月，祭天及五帝之神；亦殊與中國類。

五三二晉初東夷種落之多

《晉書·武帝紀》：咸寧二年二月，東夷八國歸化。七月，東夷十七國内附。三年，東夷三國内附。四年三月，東夷六國來獻。是歲，東夷九國内附。太康元年六月甲申，東夷十國歸化。七月，東夷二十國朝獻。二年三月，東夷五國朝獻。六月，東夷五國内附。三年九月，東夷二十九國歸化，獻其方物。七年八月，東夷十一國内附。八年八月，東夷二國内附。九年九月，東夷七國詣校尉内附。十年五月，東夷十一國内附。是歲，東夷絶遠三十餘國來獻。太熙元年二月辛丑，東夷七國朝貢。《惠帝紀》：永平元年，東夷十七國詣校尉内附。蓋十六年之間，東夷之來者十有七，國數逾二百。其中固多前後屢至之國，然東夷國數之多，可想見矣。自是之後，惟孝武帝太元七年九月，東夷五國遣使來貢方物。此外不復見於史。蓋鮮卑漸强，艮維失馭；繼以中原喪亂，東渡以後，聲威益不逮遠使然。然竊疑亦有史失其事者。肅慎之在東北，距校尉頗遠，然成帝時曾遣使來貢，又入貢於石虎、苻堅時，皆曾貢其楛矢，則當時東北與中原形勢，實不甚隔絶；以晉初東夷來者之盛，而謂至惠帝以後，便爾闃然，似於事情不近。若謂諸國皆小弱，遠隔則不能自通，則《苻堅載記》載：太元六年，康居、于闐及海東諸國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獻其方物。此六十二王，不知但指海東諸國言，抑并計康居、于闐，或西域尚有他國，然其中必以海東諸國爲多，則無疑義。七年，海東諸國又遣使獻其方物。然則當東晉中葉，東夷國數，仍不減於西晉之初。國數如是之多，而謂自惠帝初元以降，僅太元初年五國一至，似終難於相信。即謂如是，亦其至者之少，其國數之未曾大減，似猶可推想而得也。然則東夷當慕容氏初亡時，仍是部落分立。句驪、百濟之强大，蓋尚積漸而致也。中國之於四夷，利其分不利其合，句麗、百濟兼併之難如此，而竟予以坐大之機，致隋煬帝、唐太宗再興大役而不能克，内亂詒禍之烈，亦可見矣。

《晉書·張華傳》：“乃出華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并遣使朝獻。”華之出，據《本紀》，事在太康三年，則《傳》所謂二十餘國者，必即《紀》所謂二十九國者也。《東夷傳》云：裨離國在肅慎西北，馬行可二百日。養雲國去裨離馬行又五十日。寇莫汗國去養雲國又百日行。一羣國去莫汗又百五十日，計去肅慎五萬餘里，其風俗土壤并未詳。泰始三年，各遣小部獻其方物。此諸國當在今黑龍江省北垂至西伯利亞，蓋絶遠之國，偶爾一至。又云：“至太熙初，復有牟奴國帥逸芝、惟離模盧國帥沙支臣芝、于離末利國帥加牟臣芝、蒲都國帥因末、繩余國帥馬路、沙樓國帥釤加，各遣正副使詣東夷校尉何龕歸化。”諸國之名，頗與《三國志》所記三韓諸國之名相似，當去校尉治所較近；魏置東夷校尉，居襄平，而分遼東、昌黎、玄菟、帶方、樂浪五郡爲平州。後還合爲幽州，及文懿滅後，有護東夷校尉居襄平。見《晉書·地理志》。《紀》所記東夷諸國，大約皆此等部落也。此十國之至，《紀》皆不載，可見當時四夷朝貢者，《本紀》不能盡記其事。余謂惠帝而後，東夷未必遂絶，似可信矣。

《地理志》云：“後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文懿，并擅據遼東；東夷九種，皆服事焉。”此所謂九種者，似襲古九夷之文，非真當時種落有九。魏晉時之東夷校尉，其威稜之遠，實不逮公孫氏，而諸國來者猶盛。謂公孫氏時服事者，乃止九種，其非事實可知。南北朝、隋、唐間脩史者，好飾文辭，致失史實，往往如此。《三國·魏志·齊王芳紀》：正始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毌丘儉討高句驪，夏五月，討濊貉，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又《晉書·文帝紀》：景元四年，天子申晉公九錫之命，司空鄭沖率羣官勸進，有云“時俗畏懷，東夷獻舞”。《樂志》：食舉樂東西廂歌“亹亹文皇”、“韓濊進樂”，所述即一事。此皆魏時事也，可見東夷當魏時來者亦盛。

五三三四裔酋長雖降爲編户其種人仍君事之

《三國·魏志·四裔傳》注引《魏略·西戎傳》曰：氐“雖都統於郡國，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間。”案《晉書·石勒載記》曰：“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并爲部落小率……曷朱性凶麤，不爲羣胡所附，每使勒代已督攝，部胡愛信之。”然又云：“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唯鄔人郭敬，陽曲甯驅，以爲信然，并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爲之力耕。每聞鞞鐸之音，以歸告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則勒當爲司馬騰所執賣之先，久淪爲傭耕負販之儔矣。蓋古之亡國敗家者皆如此，此諸侯不臣寓公，所以稱爲盛德歟？然於其種人，有督攝之權如故。此則敗亡之族，所以時足爲患也。

《載記》又云：“太安中，并州飢亂，勒與諸小胡亡散，乃自雁門還依甯驅。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驅匿之獲免。勒於是譖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飢寒。敬對之流涕，以帶貨鬻食之，并給以衣服。勒謂敬曰：‘今者大餓，不可守窮。諸胡飢甚，宜誘將冀州就穀，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閻粹説并州刺史、東嬴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騰使將軍郭陽、張隆虜羣胡，將詣冀州，兩胡一枷。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爲隆所歐辱。敬先以勒屬郭陽及兄子時，陽，敬族兄也，是以陽、時每爲解請，道路飢病，賴陽、時而濟。既而賣與茌平人師懽爲奴。”案騰之所爲酷矣。然使敬與勒之謀而克遂，其所爲豈必有愈於騰。勒雖降爲編氓，然羣胡猶服其督攝，是猶以君事之也。乃窮餓之時，遽賣其種人以自利，并狡虐矣哉！

五三四滑國考

考證之學，自古有之，特前人不如後人之密耳。然後人議前人之疏，亦時或出於誤會，非盡前人之咎也。《梁書·西北諸戎傳》云：“滑國者，車師之别種也。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勇上八滑爲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陁始遣使獻方物。”又云：“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猶爲小國，屬芮芮，後稍强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罽賓、焉耆、龜兹、疏勒、姑墨、于闐、句盤等國，開地千餘里。”元魏之居桑乾，事在晉初，下距天監，載祀不過二百，其時塞北、西域，使譯皆有往來，既非隔絶無聞，亦非年遠而事跡湮滅，儻使芮芮之一屬部，驟致强大，拓地萬里，安得其戰勝攻取之跡，闕焉不傳？且其於芮芮，何以絶不反噬，如後來突厥之所爲乎？此皆衡以事理而絶不可通者也。《梁書》又有白題國云：“其先蓋匈奴之别種胡也。漢灌嬰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今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其説之不可信，亦與其説滑國同。《裴子野傳》云：“西北徼外，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八滑從之，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然則以滑國爲八滑之後，乃子野推測之辭，作《梁書》者乃以爲事實，誤矣。滑國即《北史》之嚈噠，明白無疑。《北史·西域傳》云：“嚈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别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其不可信，亦與《梁書》同。《通典·邊防典》云：“案劉璠《梁典》：滑國姓嚈噠，後裔以姓爲國號，轉譌又謂之挹怛焉。”《注》云：“其本原，或云車師之種，或云高車之種，或云大月氏之種。又韋節《西蕃記》云：親問其國人，并自稱挹闐。又按《漢書》：陳湯征郅支、康居副王挹闐鈔其後重，此或康居之種類。然傳自遠國，夷語譌舛，年代緜邈，莫知根實，不可得而辨也。”以挹闐爲康居副王之後，正與裴子野之智同。然韋節親聞，説自不誤。因此，可知噠、怛二字，音并同闐，於、邑雙聲，于、於同字，挹噠、挹怛，實于闐之異譯。而通梁之厭帶夷栗陁，殆亦夷栗陁其名，厭帶其姓也。云後裔以姓爲國號，則其初不以姓爲國號可知。《唐書·地理志》：“大汗都督府，以嚈噠部落活路城置。”此即《西域記》之活國，蓋嚈噠嘗居於是，而以其名自通，故《梁書》謂之滑國也。《梁書·西北諸戎滑國傳》云：“少女子，兄弟共妻。”又云：“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尺，以金銀飾之。”《北史·西域嚈噠傳》云：“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角焉。”多夫之俗，較多妻爲少，俗同而地又相鄰者，當可信爲同族。《北史·吐谷渾傳》云：“白蘭西南二千五百里，隔大嶺，又度四十里海，有女王國。以女爲王，故因號焉。”《西域傳》云：于闐“南去女國三千里”，又云：“女國，在蔥嶺南，其國以女爲王。”而唐世西山八國中，亦有一女國，見《舊唐書·德宗紀》貞元九年、《新唐書·韋皋傳》。可見自西康至後藏，戴女王之部族頗多。以女爲主，必也其行女系，女系固非即女權，然女權究易張大也。《北史》之女王國，“土著，宜桑麻，熟五穀”，女國則“氣候多寒，以射獵爲業”，“丈夫惟以征伐爲務”，蓋亦隨其所處而法俗不同。射獵好征戰之族，自後藏北出，于闐正當其衝。《梁書》滑國與于闐，王與妻皆并坐接客；滑“女人被裘”，于闐“婦人皆辮髮，《北史》：女國人皆被髮。衣裘袴”；其俗既極相類。又《梁書·滑傳》云“其跪一拜而止”，此語疑有譌誤。《于闐傳》云：“其人恭，相見則跪，其跪則一膝至地。”此古武坐致右憲左之類，滑俗疑亦同之，此皆滑人曾據于闐之跡。又有周古柯、呵跋檀、胡蜜丹，皆滑旁小國。又云：“凡滑旁之國，衣服容貌，皆與滑同。”蓋其相將俱出者也。《滑傳》云“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此其入貢所以必由岷山道。又云“著小袖長身袍”，《渴盤陁傳》云：“風俗與于闐相類。著長身小袖袍，小口袴。”渴盤陁，蓋即《滑傳》之盤盤也。《高昌傳》云：“著長身小袖袍，縵襠袴。”《武興傳》云：“著長身小袖袍，小口袴。”然則自岷山循南山而西，歷天山而北，法俗多同，越北塞而化及金山，自無足異。《北史》所由指嚈噠爲高車、月氏之種與？藏族緣起，史最茫昧，而一經考索，其事跡之有可見者亦如此。而前史但據譯名，妄相附會，不其傎與？民族異同，大端莫如言語。《北史》明言嚈噠之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而猶目爲高車之種，不尤繆與？然前史所云種者，多指種姓，非謂種族，故所云“車師别種”、“高車别種”、“大月氏種類”者，皆指其君，非指其民。且如拓跋氏，孰不知爲鮮卑種？然《魏書·官氏志》中有須卜氏，有丘林氏，則固匈奴種姓也。契丹爲宇文氏遺落，其誰不知？而《五代史》本傳謂爲匈奴種，以宇文氏之先，爲南單于遠屬也。夫其徒以其君之種姓，而忽其民之族類，則誠疏矣。然舉彼考其君之種姓之辭，而謂其談説其民之種族，則前史不任咎也。抑《通典》以嚈噠之君爲康居副王之種，豈不大謬？然彼固云“夷語譌舛，年代緜邈，莫知根實”。推裴子野之意，亦當如是耳。作《梁書》者逕以其推測之辭爲事實則繆矣，然因此而并斥子野爲武斷則誣。故曰：前人之考據，不如後人之密，而後人所議前人之疏，亦或出於誤會也。

沙琬《西突厥史料》，馮承鈞譯，商務印書館本。引《梁書·滑國傳》之文而加按云：“盤盤，南海國，不應列入西域諸國間。”案《宋書·索虜傳》後附《芮芮傳》云：“其東有槃槃國”，即此盤盤，非南海之盤盤也。《梁書》又有末國云：“漢世且末國也。北與丁零，東與白題，西與波斯接。”此國亦在西方，與且末相去甚遠。丁氏謙《梁書·夷貉傳考》，謂爲米國之異譯，蓋是。以爲漢世之且末，與以滑爲八滑，致誤之因同也。

原刊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上海《益世報》

五三五柔然

柔然，《南史》云“蓋匈奴之别種”，殊誤。《魏書·蠕蠕傳》云：“始神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秃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爲氏。木骨閭既壯，免奴爲騎卒。穆帝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依純突鄰部。疑當作紇突隣。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落，自號柔然。後世祖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曰蠕蠕。”阿那瓌之降魏也，啓魏主：“臣先世源由，出於大魏。”觀此，則柔然之先，必爲鮮卑。惟純突隣部，似系高車部落。

五三六北族辮髮

北族除匈奴外，殆皆辮髮，而其辮髮之制，又小有不同。《後漢書·烏桓傳》，謂其“父子男女相對踞蹲，以髠頭爲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爲髻”。而鮮卑則“唯婚姻先髠頭”。《魏書·宇文莫槐傳》：“人皆剪髮，而留其頂上，以爲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是其所留之髮頗短。然木骨閭髮齊眉，而拓跋氏謚之曰秃，則拓跋氏之辮髮，又頗長矣。此南朝所以呼爲“索虜”歟？《晉書·載記》述慕容氏得氏之由曰：“時燕、代多冠步摇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摇，其後音譌，遂爲慕容焉。”竊疑莫護亦慕容音轉，此人實名跋也。此當爲北族慕化解辮之最早者。而後來之滿洲人，乃以强迫漢人薙髮，大肆殺戮，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漢族至今，猶有辯髮而效忠於胡者，則亦可謂不念始矣。

其服飾：男子辮髮，女子則否。《北史·高車傳》：“婦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縈屈髮鬢而綴之，有似軒冕。”《南史·蠕蠕傳》：“辮髮，衣錦小袖袍、小口袴、深雍鞾。”利御寒而便騎射，亦各適於其地也。《北史·突厥傳》稱其“被髮左袵”；《隋書·突厥傳》載沙缽略表，謂“削袵解辮，革音從律，習俗已久，未能改變”，可見其由來之舊矣。

五三七北俗不解用彈

北夷雖善射而不解彈。《魏書·序紀》云：神元帝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魏，以國太子留洛陽。魏晉禪代，和好仍密。始祖春秋已邁，帝以父老求歸，晉武帝具禮護送。四十八年，帝至自晉。五十六年，復如晉；其年冬，返國，行達并州；晉征北將軍衛瓘以帝爲人雄異，恐爲後患，乃密啓晉帝，請留不遣。晉帝難於失信，不許。瓘復請以金錦賂國之大人，令致閒隙，使相危害。晉帝從之，遂留帝。五十八年，方遣帝。始祖聞帝歸，大悦，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之。酒酣，帝仰視飛鳥，謂諸大人曰：我爲汝曹取之。援彈飛丸，應弦而落。時國俗無彈，衆咸大驚，乃相謂曰：太子風采被服，同於南夏，兼奇術絶世，若繼國統，變易舊俗，吾等必不得志，不若在國諸子，習本淳樸。咸以爲然。且離閒素行，乃謀危害，并先馳還。始祖問曰：我子既歷他國，進德何如？皆對曰：太子才藝非常，引空弓而落飛鳥，是似得晉人異法怪術，亂國害民之兆，惟願察之。自帝在晉之後，諸子愛寵日進。始祖年踰期頤，頗有所惑，聞諸大人之語，意乃有疑，因曰：不可容者，便當除之。於是諸大人乃馳詣塞南，矯害帝。”此説雖出附會，然北俗之不知彈，而視爲神奇，則可見矣。《隋書·長孫晟傳》：晟副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攝圖愛焉。“每共遊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雕，飛而争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雕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晟之一發雙貫，蓋亦用彈，非用箭也。其後啓民入朝，賜射於武安殿，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并應丸而落，猶欲以彈誇示外夷也。

五三八烏丸俗從婦人計

《三國·魏志·烏丸傳注》引《魏書》曰：“其嫁娶皆先私通，略將女去，或半歲百日，然後遣媒人送馬牛羊以爲聘娶之禮。《後漢書》作“以爲聘幣”。壻隨妻歸，見妻家無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二年，《後漢書》作“一二年間”。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出妻家，故其俗從婦人計。至戰鬭時，乃自決之。”案此自服務婚稍入買賣婚之世，財産猶屬女子，故除戰鬭外，一切皆女子主之也。《史記·大宛列傳》言：“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蓋部族政治，初亦不離米鹽靡密，故亦多由女子主之也。

《三國志·高句麗傳》曰：“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後，名壻屋，壻暮至女家户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旁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家。”此亦從從婦居稍變爲從夫居者。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與壻屋頗相類。

五三九東沃沮之葬

《三國·魏志·東沃沮傳》云：“其葬作大木椁，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户。新死者皆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盡，乃取骨置椁中。舉家皆共一椁。”案此象生時之居室也，野蠻人之居，固多爲大室也。韓居處作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户在上，舉家共在中，無長幼男女之别，同書《韓傳》。即其一證。

五四〇曆日

古以干支紀日，後世則易之以數。以用干支爲紀，不能與月相合，又不能與年相合，故曆術漸普徧於民間，而其法遂廢矣。《宋書·禮志》二：“案《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也。《月令》，暮春，天子始乘舟。禊於名川也。《論語》，暮春浴乎沂。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也。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也。”蓋至魏世，用干支紀日者已希矣。

曆術何以普徧於民間，則必恃曆本之普徧。《梁書·傅昭傳》：昭隨外祖於朱雀航賣曆日。所謂曆日，即今曆本也。昔人詩：“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謂山中無曆本可得也。

原刊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上海《益世報》副刊“史苑”

五四一減食致壽

梁武帝在歷代帝王中，可謂最能勤勞且寡嗜欲者。以從來學人，居於帝王之位者極少，而帝則確爲學人也。《梁書·賀琛傳》：琛啓陳事條，言甚切直。武帝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責琛，有曰：“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日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要腹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爲妄説。”帝之責琛，誠爲拒諫，然其能勤勞寡嗜欲，則史家亦盛稱之，非妄説也。顧乃康强致高壽。然則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亦非徒以其處境而實由其自律矣。節食尤爲致壽之大端。吾頗留心人之壽夭，自弱冠來，所知識者死，恒訪求其病狀，而推測其致死之由。蓋未見癡肥之人，克至耄耋之歲者；若其有之，則少壯雖癡肥，入老必瘦削。然則飲食若流者，以自促其年耳，亦可悲矣！

原刊一九四七年《東南日報》副刊“文史”

五四二罷社

《三國志·王脩傳》：“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爲之罷社。”案古人甚重社，安得罷之。所謂罷社者，蓋古人恒因社以作樂，哀其念母而罷之也。此猶得“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禮記·曲禮上》。之義。

五四三吞泥

近世飢荒時，民或吞土以求免死，俗稱之曰觀音土。《三國·吴志·孫權傳注》引《江表傳》，言權攻李術於皖城，術閉門自守，糧食之盡，婦女或丸泥而吞之。建安六年。則漢世已有其事。

五四四因俗

《通鑒》陳長城公至德元年，隋柳彧以近世風俗，每正月十五夜，燃燈遊戲，奏請禁之。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竭資破産，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成，盜賊由斯而起。因循弊風，曾無先覺，無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天下，并即禁斷。”詔從之。胡三省注曰：觀此，則上元游戲之弊，其來久矣。後之當路者，能不惑於世俗，奮然革之，亦所謂豪杰之士也。一國之人皆若狂，昔人痛之深矣。然百日之蜡，一日之澤。民固不可無會聚歡樂之時，要在節之以禮耳。且如賜酺，豈不足以致酒禍。然孔子不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乎？”俗之興替，必有其由。將頽者不可以人力支，衆之所樂者，亦不能以人力强革也；要在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耳，所謂善者因之也。且如百戲，無益有損，然其原出於角觝。秦漢之世，民至空邑以觀，不猶可以奬技勇乎？技勇之在今日，相需尤切，有心世道之人，能於時節，加以提唱，亦牖民之一道也。且男女之交，其不自由久矣，可無以宣泄之乎，此固自由之世之遺俗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五四五父子相似

人之相似，惟醫學家所謂真雙生子爲然，不徒其貌也，即其心亦相似。然雙生之子，處境亦多相同，幼時尤甚；若處之不同之境，則其貌雖相似，其心即不能盡同。此可見清虚者易遷，重濁者難變，張横渠《正蒙》之説，有不盡誣者也。父子之相似，本不能如雙生之子。且人貌隨年而異，雙生子貌之相似，亦以年之相同也。若父子則有老少之殊，縱使人追憶疇昔而驚其相肖，必不能混淆於一見之下矣。乃《南史·陸倕傳》，謂倕次子緬，有似於倕，一看殆不能别，此誠罕有之事。意者倕生子甚早，子已壯而父猶未老歟？然終爲罕見之事矣。

原刊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東南日報》

五四六絶菜患腫

圍城之中，人乏蔬菜以爲食，每致患腫，昔人誤以爲由於乏鹽。如《北史·王思政傳》，謂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腫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是也。《魏書·房法壽傳》：法壽族子景伯，母亡居喪，不食鹽菜，遂爲水病，積年不愈，孝昌三年卒於家。似足證無鹽致腫之説矣。然《北史·趙琰傳》言：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四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年逾耳順，孝思彌篤，慨歲月遷移，遷窆無冀，乃絶鹽粟，斷諸餚味，食麥而已。而年至八十，則又何也？《隋書·劉方傳》：方征林邑還，士卒腳腫，死者十四五。此由南方卑溼，易患腳氣病，亦與缺鹽無涉也。

五四七脈法

中醫多以善診脈自詡，甚者謂能診脈，則不待問而可知所患，此乃欺人之談，少明事理者不之信，即醫家之少明事理者，亦不以此欺人也。然此等附會之説，古即有之。《魏書·術藝傳》，謂顯祖欲驗徐謇所能，乃置諸病人於幕中，使謇隔而脈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是矣。此事即有之，亦爲幸中，況傳者過而非其實，《術藝傳》中事跡，率多如是也。脈學之興，蓋本診察之一術，所以補但憑證狀者之不足，以求詳慎，非謂恃此遂可忽視證狀。倉公之學，出於陽慶，《史記》本傳記慶語，謂有黄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原不專治脈書。倉公對詔問，謂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此即所謂決嫌疑，乃所以補望聞之不足者也。其自述治驗，無一不切其脈者，然亦無一不詳其證狀，即知切脈非可專恃。後世醫家，遇有證脈不合者，多舍脈而從證；以證固明白有據，脈究徒憑探索也。間有舍證從脈者，乃經驗多，知目前之證將有變化，不宜徒據之以爲治，乃逆測未來以立法，實無所謂從脈也。故脈法實不可深恃。然脈法以不如證狀之易見，而有待於探索，故其通知實較難；醫工之較下者，或不知之。《宋書·范曄傳》，謂孔熙先善於治病，兼能診脈，可見是時能治病者，不皆能診脈也。

原刊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五日《東南日報》副刊“文史”

五四八手術

近世之論西醫者，多豔稱其手術。其實病之可用手術者，皆有形質可見，而可以逕拔除之，實不可謂之難治。近世手術，所以勝於古人者，乃在人體生理之益明，所用械器之益精，及麻醉消毒等法，爲效益大，而流弊益微耳。此皆他種科學有以輔助醫學，若就醫家療治之術言之，則使用手術，爲法最爲簡逕，固非古人所不能知，其興起度必甚早也。

華佗之技，爲今古所豔稱，以其於鍼藥不及之病，能以刳割治之也。然其時關羽中流矢，嘗破臂作創，刮骨去毒。又《三國·魏志·賈逵傳注》引《魏略》，謂逵生癭稍大，自啓欲令醫割之，太祖惜逵忠，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癭九人死”。逵猶行其意，而癭愈大。逵之不愈，或不能歸咎於醫，然諺語亦必有由，則因割癭而死者不少矣。可見醫於刳割之術多拙。然工拙别是一事，觀於割癭者之多，而知是時之醫，能施刳割之術者實不少。若爲關羽破臂刮骨者，則其術并不可謂之拙矣。《魏書·長孫道生傳》，謂道生玄孫子彦，少嘗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爲踰於關羽。子彦視關羽何如不可知，爲子彦施治之醫，必不減於爲羽施治之醫，則無惑也。是其術固異世而猶存也。《晉書·魏詠之傳》言：詠之生而兔缺，年十八，聞荆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爲！”遂齎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盛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語笑。”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邪！”仲堪於是處之别屋，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語，惟食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此醫之技，亦未必減於華佗也。佗之所以負盛名者，或以其能用麻沸散。近世論醫學者，謂麻醉藥之發明，爲醫家一大事。以病有非刳割不能治者，無此，人或憚痛苦而不敢治；即或不憚，而痛苦非人所能堪，於法亦遂不可治也。爲關羽、長孫子彦作創之醫，未嘗用麻醉藥，顯而易見。《三國·吴志·吕蒙傳》言，蒙疾病，孫權迎置内殿，每有一鍼加，爲之慘戚。蓋亦不能用麻醉藥，故其痛苦實甚。然則是時之醫，能用麻醉藥者似少，此佗之所以獨擅盛名歟？然麻沸散之方，近世鈴醫猶有之，則亦非佗之所獨也。故世容有絶精之技，而必無獨擅之學。

白喉之初起也，醫家多不能治。民間嫗婦，乃有以刀鍼破其白腐處而强抉去之者，往往致死，亦或獲愈。此足證吾手術治病最爲簡直、興起當早之説。蓋病之有形質可見者，就所在而逕抉去之，原爲人所易見；初用之或致死加劇，久之則其術漸精矣。然亦有古人技精，而後世反不逮之者。新醫有閲《銀海精微》者，謂其手術或爲近世眼醫師所不知。此由醫學傳習不盛，醫家又或自祕，前人之所知所能，不能盡傳於後也。然世之偏重儒醫，亦當分尸其咎。凡儒醫多好空談，而手術則非所習；使此輩享盛名，食厚糈，而襲古代醫家真傳之鈴醫，日益衰落，而古醫家專門之技，不傳於後者，亦益多矣。

《晉書·温嶠傳》：嶠平蘇峻後，固求還鎮，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其死，不知果由拔齒致之不，然時醫工能拔去病齒，則因此可知。

古語云：“毒蛇螫手，壯士斷腕。”則去病毒之所在，以免延及全身，其由來亦極早。《晉書·盧欽傳》：欽子浮，以病疽截手，遂廢。則去肢體以全生命，古代之醫亦能爲之矣。

邂逅受傷，殘折肢體，甚至傷及藏府而卒不死，亦可使人悟及手術之可用。《北史·彭樂傳》：天平四年，從神武西討，與周文相拒。神武欲緩持之，樂氣奮請決戰，神武從之。樂因醉入深，被刺腸出，内之不盡，截去復戰，身被數創，軍勢遂挫，然樂卒不死。有此等經驗，則使人知腸之可去矣。不然，孰敢臆測腸之可截邪？

醫有借助於巫者，或藉此以振精神，便於施治耳。有形質之疾，謂可但以符呪等治之，恐無是理也。《齊書·陳顯達傳》言：顯達討桂陽賊，矢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地黄村潘嫗善禁，先以釘釘柱，嫗禹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似謂但禹步作氣而鏃自出者，恐傳者過也。《南史·張融傳》云：有薛伯宗者，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黄赤汁斗餘，樹爲之痿損。其説尤爲離奇。然自稱能徙癰者，吾小時尚見之，其事似在光緒辛卯歲，吾父腦後忽腫起如瘤，醫家不敢以刀割，亦不能以藥消，乃曰，有某者，自稱能徙癰，不妨姑試之。如其言。其人用何術，予已不省記，但記其云已徙之庭前桂樹上。其後樹無他異，而吾父腫亦旋消。更詢諸醫家，則云此蓋無名腫毒，本非瘤也。故知以神奇自炫者，今古多有，而侈陳奇跡，則無一不出語增耳。

《隋書·隱逸傳》：張文詡嘗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爲刃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爲其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阬所致。”其掩人之短，皆此類也。此可見善禁者亦不能不用刀鍼，或且藉此以施刀鍼也。

原刊一九四七年《東南日報》副刊“文史”

五四九國子太學

國子學與太學，初本是二，後乃合而爲一。

古代平民，學於其所居之里之校，秀者升入其鄉之庠序，自庠序升於司徒，入於大學。貴族則學於其家門側之塾。師氏、保氏門闈之學，公宫南之左之小學，與家塾皆一物也，貴族出於此，亦入於大學。故平民登進，較之貴族，多一節級。然既入大學，即與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等夷矣。詳見《古學制》條。漢世博士弟子，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在郡、國、縣、道、邑者，令、相、長、丞上二千石，二千石察可者，得與計偕；尤絶無限制。後漢雖有大將軍至六百石遣子入學之令，亦未聞其較平民多占便宜，可謂蕩蕩平平矣。自國子學立，而此局乃一變。

《宋書·禮志》云：“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學於洛陽。齊王正始中，劉馥上書曰：黄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成者蓋寡。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無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實，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陳榮辱之路。不從。晉武帝泰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已試經者留之，其餘遣還郡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案此可見學生雖多，大臣子弟實少。咸寧二年，起國子學。蓋《周禮》國之貴遊子弟所謂國子，受教於師氏者也。”此爲國子學設立始末。蓋欲迫令貴遊子弟入學而不能，乃爲之别立一學耳。觀其擬諸師氏，則固以小學視之。《宋書·百官志》言晉初置國子學，隸屬太學，其等級固分明也。至南朝而其制一變。南朝皆無太學。陳宣帝太建三年、後主至德三年，皇太子皆釋奠太學。然此等皆徒有其名而已。《齊書·禮志》載曹思文之表曰：“今之國學，即古之太學。晉初太學生三千人，案較之上引《宋書·禮志》所述泰始八年之數，已裁減過半矣。既多猥雜，惠帝時欲辨其涇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國子學。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國學。案“立國子學”，《晉書·本紀》在咸寧二年。《宋書·禮志》作“起國子學”。《晉書·職官志》云：“咸寧四年，武帝初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蓋屋宇起於二年，官制定於四年，生徒選補之法，實至元康三年而後定，故思文又云立於是年也。天子去太學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去太學入國學，以齒讓也。太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世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則國學存而太學廢矣。太學凡民可入，而國學限於貴遊，是則去蕩平之途而求私龍斷也。

原晉所以設國子學者，實緣欲求高門子弟之入學。其求高門子弟入學，則以此輩專務交遊也。《三國·魏志·董昭傳》：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遊爲業；國士不以孝弟清脩爲首，乃以趨勢遊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毁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爲作瑕釁。”此本漢末太學中之弊風，特以遭逢喪亂，學校丘墟，而此風未改，故初在學校中者，後又出於學校外耳。《晉書·傅玄傳》：玄於武帝初上疏，言“漢、魏百官子弟，不脩經藝而務交遊，徒繫名於太學，不聞先王之風”；又言“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蓋以此也。此事關鍵，首在其用人之能覈實，次亦視其果能驅人入學與否。用人果能覈實，遊談將不禁自止。不能驅人入學，則國子學亦與太學等耳。所謂高門子弟者，豈誠以羞與避役者伍而不入學哉？抑因避役而入學，固情有可矜，然爲政之道，當清簡賦役，不能豢避役者於學中，則當時猥雜之徒，雖一舉而盡汰之可也。而又不能，而乃爲之别立一學，不誠無具矣哉？

然晉世所行之政，亦迄未收效也。以國學代太學，蓋始於宋，晉世尚未有此意，故東渡後，建武元年，即立太學。《晉書·本紀》。此事由王導、戴邈。導之言曰：“人知士之所貴，由乎道存，則退而脩其身。脩其身以及其家，正其家以及於鄉，學於鄉以登於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己，則敦樸之業著，浮僞之道息。”欲“使朝之子弟，并入於學”。《宋書·禮志》。邈亦言：“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宜“及盛年，講求道藝”。《宋書·禮志》。咸康三年，既立太學，復議國學。設立未幾，又復遣散。《晉書·成帝紀》：咸康三年，正月，立太學。《袁瓌傳》：除國子祭酒，上疏曰：“若得給其宅地備其學徒，麤有其官，則臣之願也。”疏奏，成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瓌始也。《宋書·禮志》，以疏爲瓌與太常馮懷同上，事在咸康三年，云：“疏奏，帝有感焉。由是議立國學，徵集生徒。而世尚莊、老，莫肯用心儒訓。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西征，以軍興罷遣。由此遂廢。”自咸康三年至永和八年，凡十六年。至孝武帝時，乃二學并立。《晉書·孝武帝紀》：太元九年，四月，增置太學生百人。十年，二月，立國學。事由謝石之奏，見《晉書》本傳及《宋書·禮志》。《宋書》載其疏辭，謂上於太元元年，蓋當作九年，因字形近而誤。疏有“皇威遐震，戎車方静”之語，蓋指淝水之捷言之，事在太元八年也。其事由於謝石。史稱“烈宗納其言，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爲生，增造廟屋一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章，士君子恥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言之曰：“自學建彌年，而功無可名。憚業避役，就存者無幾。或假託親疾，真僞難知。聲實渾亂，莫此之甚。臣聞舊制，國子生皆冠族華胄，比列皇儲，而中者混雜蘭艾，遂令人情恥之。竊謂羣臣内外，清官子姪，普應入學，制以程課。今者見生，或年在扞格，方圓殊趣，宜聽其去就，各從所安。”又庾亮在武昌，開置學官，其教亦言：“人情重交而輕財，好逸而惡勞。學業致苦，而禄答未厚，由捷逕者多，故莫肯用心。”又言：“若非束脩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爲生。”然則貴遊不入，而避役者羣集，在太學未聞有改，而國學又復如此；即地方設學，亦不能免也。此積習不易變，南朝蓋患其猥雜，故逕獨立國學，然非政體也。

强高門子弟入學，太元十年，蓋頗收效。然《宋書·五行志》云：“太元十年，正月，立國子學。學生多頑嚚，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晉書·五行志》略同。蓋即高門子弟之所爲也。歷代學校，亦多有所謂風潮，然未有如此次之無意識者，别見《學校風潮》條。當時所謂高門子弟者，其品質可知矣。設學不以教孤寒之士，而斤斤欲教此等人，不亦雕朽木而圬糞土之牆乎？

《北齊書·儒林傳》曰：“齊制，諸郡并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遊惰，亦不檢治。”此則入學而不能避役，因之非差逼莫肯充員。又魏、晉以降之一變局矣。

五五〇爲私家立學

予嘗撰《私家教授之盛不始東漢》一條，讀之，可知學術之興盛，皆人民所自爲，而政府所能爲力者實淺矣；然猶不止此。夫東京十四博士，皆今學也。當時太學著籍之盛，曠古未聞，乃一朝灰炭，而今學之傳授，即隨之而絶，然則當時其學之傳於後生者幾何？無怪范蔚宗譏其“章句漸疏，多以浮華相尚”矣。《後漢書·儒林傳序》。東京私學，亦多有名無實。鄭玄在當時，最稱大師，而其所傳，陵亂無條理，且多矛盾，即可見之。然其傳授，猶歷久不絶。然則當時今學講師，其學尚不逮鄭玄、王肅也，況敢望韓嬰、董仲舒、劉向、揚雄乎？晉立國子學而太學廢。國學皆貴遊子弟，自更不足語於學問，説見《國子太學》條。劉宋以後，國學又替，而就講學之私家，加以扶助者轉盛。則是學術之命脈，仍繫於私家也。

《宋書·禮志》云：高祖受命，詔有司立學，事在永初三年正月，見《紀》。未就而崩。太祖元嘉二十年，復立國學。《本紀》：太祖詔建國學，在元嘉十九年正月。是年十二月，詔言胄子始集，學業方興。《何承天傳》亦云：是年立國子學，以本官領國子博士。而《志》云二十年者，蓋師生集於十九年末，始業實在二十年也。二十七年廢。《紀》在三月，蓋以軍興廢。《孝武帝紀》：大明五年，八月，詔來歲可脩葺庠序，旌延胄子。《禮志》不言其事，疑其實未曾行。宋世國學之立，蓋不及十年也。然其時周續之遁跡廬山，高祖踐阼即召之，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元嘉十五年，文帝又徵雷次宗至京師，爲開館於雞籠山。時又使何尚之立玄學，何承天立史學，謝元立文學。凡四學并建。見《隱逸·雷次宗傳》。案此事《南史》入《本紀》，繫元嘉十六年。《宋書·何尚之傳》云：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左長史劉斌爲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爲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學，聚生徒，謂之南學。《南史》同。其立學不知究在何年也。《明帝紀》：泰始六年，九月，立總明觀。《南史》云：分爲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言陰陽者遂無其人。此猶是率元嘉之舊。國學雖衰，其扶助私家之學，則可謂至矣。齊建元四年，正月，詔立國學。見《禮志》及《本紀》。九月，以國哀罷。《武帝紀》。《百官志》云：其夏國諱廢學。永明三年，正月，詔立學。《本紀》。旋復省廢。未知何時，東昏侯時，曹思文争廢國學，見下。表言永明以無太子故廢，非古典。案建武四年詔言：“往因時康，崇建庠序，屯虞薦有，權從省廢，”則似非以無太子故。建武四年，正月，又詔立學。永泰元年，東昏侯即位，尚書符依永明舊事廢學。國子助教曹思文表言不可廢。有司奏從之。《禮志》。然其立學之久，尚不逮劉宋也。總明觀以永明三年省，蓋以國學已立故。然是歲，又於王儉宅置學士館，悉以四部充儉家。則學術之重心，仍在私家，又竟陵王子良，嘗表世祖，爲劉瓛立館，亦宋世待周續之、雷次宗之意也。梁武踐阼，徵何胤不至，遣何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天監四年，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本紀》。《儒林傳》云：以平原明山賓、吴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吴郡陸璉補博士，各主一館，則所重者仍在其人。七年，正月，詔大啓庠序，博延胄子，國學蓋自此建立。然恐亦徒有其名。故其後大同七年，又於宫城西立士林館，延集學者也。《陳書·儒林傳》言：高祖“承前代離亂，日不暇給，弗遑勸課。世祖以降，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學蓋寡”。陳世，資助私家之事，闃焉無聞，然官立之國學，亦益黯然無色矣。

郡縣亦有爲私家立學者。《宋書·隱逸傳》沈道虔：鄉里年少，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無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梁書·處士傳》諸葛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爲起講舍。《魏書·崔休傳》：爲渤海，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山東。西方學士咸相宗慕。弟子自遠而至者恒千餘人。生徒既衆，所在多不見容。休乃爲設俎豆，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爲口實。皆是。

南北朝實爲資助私家立學最盛之世。固以其時王業偏安，敬教勸學，力有弗逮，乃僅就私家，加以資助。亦以私家立學，爲衆所歸仰者，其人必較有學問，而歸仰之者，亦必較有鄉學之誠，就加資助，轉較官自立學者爲有實際也。學術之興盛，皆社會自然之機運，而非政治所能爲，益可見矣。

五五一盲人識字

盲人亦能識字，爲近世言歐美教育者所豔稱。然其事古亦有之。《隋書·藝術傳》：盧大翼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是也。其所摸書，蓋爲簡牘。自簡牘盡廢，而此事遂不可見矣。

五五二范甯崇學

《晉書·范汪傳》：爲東陽太守，“在郡大興學校。”子甯，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絜己脩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朞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補豫章太守，“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采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參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狼籍。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爲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州既聞知，即符從事，制不復聽。而甯嚴威屬縣，惟令速立。願出臣表下太常，議之禮典。甯以此抵罪。子泰，棄官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案甯之所爲，誠若奢濁，然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禄，則其無所利焉可知。孝武遲迴不判，以待赦令，良有由也。或疑甯私禄何以能如是之多，則此非指朝所頒禄；各地方相沿，本有行政經費，并有供守令之費，如後世之陋規者。此不能不取，亦不必不取，惟在用之何如耳。豫章居江州之半，此款必不菲也。人有所長，必有所短。用人之道，貴在舍短取長。甯之失，在於迂闊奢泰，以崇學敦教論，則可謂世濟其美矣。若能任以學事，而抑其迂闊奢泰之爲，則用人之道也。

事之當辦與否，與其辦理之善否，係屬兩事。當辦之事，雖辦理不善，祇應改其辦法，不應逕廢其事也。且如青苗，抑配固爲不可，然任兼并之家要倍稱之息，可乎？然則散放之法可變，散放之事，不可已也。宋世之新舊黨，若知此義，事之敗於狐埋狐搰者，必可大減矣。《宋史·胡宿傳》：“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錢數十萬。宗諒去，通判、僚吏皆疑以爲欺，不肯書曆。宿誚之曰：君輩佐滕侯久矣，苟有過，盍不早正？乃陰拱以觀，俟其去而非之，豈昔人分謗之意乎？坐者皆大慙。其後湖學爲東南最，宿之力爲多。”滕侯賢者，自無欺罔之事，然其下之人，得毋有欺滕侯者乎？然其事已在前矣。懲此而不承權輿，是重費也。然則胡宿保全湖學之功，不減於滕宗諒之創始也。

宋世張昇鎮許，欲興鄉學，而馬宏沮之，誣縣令因以取民，引見《郡縣鄉里之學下》條。宏之言固誣，然因興作以取民之事，必多有之，宏乃得以肆其誣，則亦不可不儆也。國民政府之都南京也，學校、官司，屋宇皆不周於用，於是競事營建。百務廢弛，惟兹則汲汲恐後。論者皆譏其别有用心焉。此則范甯之罪人也。

《晉書·虞溥傳》：“除鄱陽内史。大脩庠序，廣招學徒，至者七百餘人。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況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斯則范甯之諍友也。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論語·里仁》。

五五三周朗

一時之人，有一時之人之思想。《宋書·周朗傳》：世祖即位，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謂“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脩武。官長皆月至學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善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則更求其言政置謀，跡其心術行履，復不足取，雖公卿子孫，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爲吏。”此可謂昔人教育普及之論，其思想似頗特異。然《晉書·慕容皝載記》，載其記室參軍封裕諫辭曰：“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員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不可徒充大員，以塞聰雋之路。”皝因此令學生不任教者，除其員録。其思想與朗頗相類。《魏書·景穆十二王傳》：南安王楨之子英，奏言“謹案學令：諸州郡學生，三年一校所通經數，因正使列之。然後遣使就郡練考。儁造之流，應問於魏闕；不革之輩，宜反於齊民。頃以皇都遷構，江、揚未一，故鄉校之訓，弗遑正試。致使薰蕕之質，均誨學廷；蘭蕭之體，等教文肆。今外宰京官，銓考向訖，求遣四門博士明通五經者，道别校練，依令黜陟。”其所行，亦即慕容皝之令。蓋時宇内分裂，競争烈而責望於民者深，故不期而同有此思想也。更上溯之，晉初傅玄上疏，言分民之理，欲采皇甫陶之説，課散官以親耕，亦以直喪亂之後，不容浮食者之衆耳。

五五四汲冢書

古書湮没復見，最早者無過於晉世之汲冢書。其事見於《晉書》之《武帝紀》、《律曆志》，及衛瓘、荀勖、束皙、王接、司馬彪、續咸諸傳。《紀》云：咸甯五年十月，“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於祕府。”《志》云：“武帝太康元年，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亦得玉律。”《衛瓘傳》載瓘子恒所作《四體書勢》云：“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束皙傳》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諸説年代雖不相符，《二十二史考異》云：“《束皙傳》作太康二年，《衛恒傳》作太康元年，與《紀》互異。趙明誠《金石録》，據《太公廟碑》及荀勖序《穆天子傳》，俱云太康二年，以正《晉》《紀》年月之誤。”然亦未檢束、衛兩傳也。注云：“杜預《春秋後序》亦作太康元年。”案杜預《春秋後序》、荀勖《穆天子傳序》，并是僞物。然古事傳者多不審諦，不能以此遂疑其事之真。《律曆志》言：“荀勖校太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勖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吕，以調聲韻。其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鐘磬，與新律聲韻闇同。”則當時所得，書籍外尚有他物。書籍縱有僞作，他物不必皆有人作僞。以此互證，亦足見汲冢得書，事非烏有。所得之數，《本紀》與《衛瓘傳》，二説符同。簡策重滯，而每策所容，不過數十字；十萬餘言，自可盈數十車。《束皙傳》説，亦非歧異。十餘萬言之書，即在楮墨盛行之時，得諸地表，亦云匪易，況在楮墨未行之世，而又得諸地下之藏乎？誠足令人神往矣。

然則世之所傳，所謂出自汲冢之書，其物果可信乎？曰：否。汲冢得書，實有其事，係一事；世之所傳，所謂出自汲冢之書，其可信與否，又是一事。汲冢得書，固實有其事，然世之所傳，謂其出於汲冢者，則不徒明以來之僞《竹書紀年》不可信，即其早於此者，如世所謂古本《竹書紀年》等，其不可信，亦未嘗不相等也。此其爲説，觀於《晉書》之《束皙傳》，即可知之。《荀勖傳》言竹書之得，“詔勖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祕書。”《束皙傳》言：“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銓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皙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王接傳》云：“時祕書丞衛恒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皙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議，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爲允當。”是觀其大略，加以次第者荀勖；就其所載，加以研求者，則衛瓘、束皙、王庭堅、王接也。《四體書勢》云：“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悦之。”玩其言，似能次第成書，藉以考見古事者，不過數種，餘則僅堪藉證書法。簡斷編殘，銓次已覺不易，況於考索？此實録也。人之度量相越，不能甚遠，束皙繼業，所就豈能遠過？乃《皙傳》述諸書之目，大凡七十五篇，不識名題者七篇而已，餘則皆能舉其崖略，果可信乎？《司馬彪傳》云：“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采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爲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爲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夫曰多據，則非盡據，且所據者《紀年》一書耳。《續咸傳》言咸“著《遠遊志》、《異物志》、《汲冢古文釋》，皆十卷，行於世”。六七十篇之書，豈十卷之書所能釋？是彪與咸即誠見汲冢書，所見者亦不多也。

更就《束皙傳》論諸書之語觀之。諸説皆云所發爲魏襄王冢，《皙傳》獨多“或言安釐王冢”六字，説果何所據乎？《傳》又云：“其《紀年》十三篇，紀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此六字之所由來也。據《史記》，安釐王爲襄王曾孫。襄王子哀王，在位二十三年；哀王子昭王，在位十九年；昭王子則安釐王，在位三十四年，其卒在秦始皇之四年，距襄王之卒，七十有六年矣。此時魏已去亡不遠，能否厚葬，如史所云，實有可疑。古人作僞，多不甚工，往往少加校勘，説即不讎。竊疑《紀年》書本無傳，造作者初不詳覈，乃誤下三世七十六年，而後人反據之以爲説也。

《束皙傳》又云《紀年》，“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幽王當作厲王，此蓋傳寫之誤。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案《史記集解》引《紀年》，謂夏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湯滅夏以至於受，用歲四百九十六年；而《路史》引《易緯稽覽圖》，謂夏年四百三十一，殷年四百九十六。造竹書者，蓋謂自相之亡，至於少康復禹之績，歷年四十，故竊緯候之説，而易其四百三十一爲四百七十一，此其作僞之顯證。啓、益、太甲、伊尹、文丁、季歷之相賊，則其時之人“舜禹之事，我知之矣”之見解耳。古人紀年，初不審諦，而好舉成數，故於人君享國長久者，率以百年言之。如《詩生民疏》引《中候握河紀》云：“堯即政七十年，受河圖。《注》云：或云七十二年。”案堯立七十年得舜，辟位凡二十八年崩，則堯年九十八，若云七十實七十二，則適得百歲矣。《史記·五帝本紀》云：“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即位踰年改元，時舜年六十二，在帝位三十九年，舜年亦百歲也。此古傳説本以堯舜爲百歲，而説書者從而爲之舜也。《大戴記·五帝德》：“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曰黄帝三百年，請問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小戴記·文王世子》：“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書·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言其爲君時年五十有一也。又云：“殷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石經》殘碑作百年。然則《吕刑》謂穆王享國百年，正合古人語例。造《紀年》者疑其誤而改之，正見其不知古義耳。厲王見流，周召二相共和行政，猶之魯昭公時之三家，衛獻公時之孫林父、甯殖。古者世族權大，此等事蓋甚多，特不能盡見於書傳。謂他國之君釋位而未攝政，卻史無前例。有之，則有夏之衰，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耳，曾聞其反政於夏乎？此説也，《史記正義》引《魯連子》同之，不知造《魯連子》者襲僞《紀年》乎？造僞《紀年》者襲《魯連子》乎？其爲造作則無疑也。

《束皙傳》又云：“《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此合僞《孔子家語》與《孔叢子》爲一書也。又云：“《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玩其言，似所記與《左氏》全同，古書有如是略無出入者乎？又云：“《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下文云：“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則名題皆係固有，卜、夢、妖怪、相書，古人是否視爲瑣語，殊難質言。《史通·疑古》引《汲冢瑣語》，有舜放堯於平陽之事，又非卜、夢、妖怪、相書之倫也。又云：“《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又有《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合此二者，正今所謂《穆天子傳》。世多以其言域外地理有合而信之，而不知此正其書出於西域既通後之鐵證也。凡此皆今《晉書》《束皙傳》不足信之徵也。杜預《後序疏》引王隱《晉書·束皙傳》云：汲冢竹書，“大凡七十五卷，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題，其七卷折簡碎雜，不可名題。有《周易》上下經二卷，《紀年》十二卷，《瑣語》十一卷，《周王遊行》五卷，説周穆王遊行天下之事，今謂之《穆天子傳》。此四部差爲整頓。汲郡初得此書，表藏祕府，詔荀勖、和嶠以隸字寫之，勖等於時即已不能盡識。其書今復闕落，又轉寫益誤。《穆天子傳》，世間偏多。”述竹書篇卷凡數，名題可考與否之數，與今《晉書·束皙傳》同，而能言其指歸者，多少迥異。官家校理，往往徒有其名，六十八卷曾否悉行隸寫，殊爲可惑。觀王隱《晉書》與今《晉書》之説之不同，而可見造作者之各自爲説也。衛恒言古書數種，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應在整頓之列，而隱《晉書》不及。

漢魏之世，習稱異於大小篆之字爲古文，《説文解字》之例可證也。《晉書·武帝紀》言竹書，并稱小篆、古書，可見二者俱有。其時既在戰國，小篆之數，度必遠多於古文，而今《晉書·束皙傳》乃謂其皆科斗字，亦憑億爲説之一端也。

原刊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東南日報》

五五五再論汲冢書

近代治古本《竹書紀年》者，以錢君賓四、楊君寬正用力爲最深。二君於戰國史事，推校皆極密。皆謂《紀年》所記年代，較《史記》爲可信。余於戰國史事，未嘗致力，於二君所言，無以平其是非，以其用力之勤，深信所言必非無見。然竊謂考證之學，今古皆有之，而著述體例，則今古不同。古人於其考證所得者，往往不明言爲己見，而或託之他人；又或將推論之辭，與紀載相混。故竊疑竹書所言，雖或可信，亦係後人考證所得，而未必真爲汲冢原文也。嘗以此意語二君，二君未能信其然，而亦無以難之。近予將舊作《汲冢書》筆記一則，刊諸報端，旋得楊君來書，疑出土《紀年》，本僅記戰國事，自魏文侯至襄王之二十年，其餘則出後人增竄；且其增入并非一次。此言殊有意理。天下無赤手僞造之事，晉人既稱其書爲《紀年》，其中自必有若干按年記事者也。然必不能超出共和以上。《晉書·束皙傳》説《紀年》云：“紀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此中惟安釐王三字，誠如楊君所疑，原文或爲襄王，而爲後人所億改，餘則似皆出舊文。觀其所言，絶無謂自夏以來皆有年紀之意。然則真竹書即記夏以來事，亦不過存其梗概而已。《史記·晉世家》謂自靖侯以來，年紀可推；《漢書·律曆志》言“《春秋》、《殷曆》，皆以殷，魯自周昭王以下無年數，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爲紀”，知列國年代，有可推尋，皆不能早於周世，且已爲歷人之言，而非史家之籍矣。魯爲周禮所在，猶且如此，晉居深山之中，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安得所記乃遠至夏殷？故知楊君所言，深有意理，足證所謂古本《紀年》者所紀甚遠之不足信，而又足正予疑其專出後人推校所得之僞也，故樂得而再著之。

楊君書又云，“《紀年》與《趙世家》最爲相合，以此見其可信”，然又以其“與《史記》嬴秦世系，亦有出入，史公記六國時事，多本《秦記》，秦之世系，不應有誤”而疑之。予謂小小奪誤，古書皆所不免。如《史記·秦始皇本紀》後所記秦之先君，不盡與《秦本紀》相合，即其切近之一證。古人著書，有一最要之例，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惟如是，故所據雖有異同，皆各如其原文録之，而初不加以刊改。此在後人，或以此議古人之疏，甚且加以痛詆，然正因此，而古籍之有異同者，乃得悉葆其真，以傳於後。較之以意刊改者，爲益弘多矣。古本《紀年》，在戰國之世者，似當兼采鄙説及楊君之説，謂其中有《竹書》原文，兼有後人推校所得。二者分别誠爲不易，然即能分别之，盡得魏氏史官之舊，亦不過古代各種史文之一耳，未必其纖毫不誤也。此意亦不可不知。

原刊一九四六年八月八日《東南日報》

五五六四部

《通鑑》齊武帝永明三年：“初，宋太宗置總明觀以集學士，亦謂之東觀。上以國學既立，五月乙未，省總明觀。時王儉領國子祭酒，詔於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胡三省《注》云：“分經、史、子、集爲甲、乙、丙、丁四部。又據《宋紀》：明帝泰始六年立總明觀，徵學士以充之；舉士二十人，分爲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言陰陽者遂無其人。然則四部書者，其儒、道、文、史之書歟！”案總明舉士，雖分五部，觀中之書，不必隨之而分部。四部之分，始於晉之荀勖，自爾以來，相承不改。《通鑑》此文，本於《南史》，《齊書·王儉傳》亦同。四部二字，未必更有異義。胡氏二説，自以前説爲得也。

《隋書·經籍志》言：荀勖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勖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没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爲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祕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録》，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祕書丞王儉又造《目録》，大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監謝朏，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祕閣，經籍遺散。梁初，祕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内，列藏衆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豫焉。梁有祕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録》，又《文德殿目録》。其術數之書，更爲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録》。隋煬帝即位，祕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臺，藏古畫；又於内道場集道、佛經，别撰目録。”此自晉至隋書籍分部之大略也。除書畫及釋道氏書外，惟梁世術數之書别爲一部，餘皆以四部括之，此予所謂自荀勖以來相承不改者也。《晉書·李充傳》：“爲大著作郎，於時典籍混亂，充删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甚有條貫，祕閣以爲永制。”《齊書·王儉傳》：“超遷祕書丞，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梁書·沈約傳》：“齊初爲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之王，齊文惠太子也。太子入居東宫，爲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任昉傳》：“轉御史中丞，祕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篇目定焉。”《殷鈞傳》：天監初，起家祕書郎，歷祕書丞，“在職啓校定祕閣四部書，更爲目録。”《張纘傳》：“起家祕書郎，時年十七。祕書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數十百日便遷任。纘固求不徙，欲徧觀閣内圖籍。嘗執四部書目曰：若讀此畢，乃可言優仕矣。”《文學傳》：劉杳撰《古今四部書目》五卷。皆足與《隋志》相證明也。

四部之分，不足以見學術流别，故言校讎之學者多病之。實齋《通義》反復闡述，實惟此一義而已。然四部之分，本其大較，其中更有子目，則學術流别存焉。循其名不能知其實者，惟集部之書爲甚，此實由後世專門之學日亡，立言者無不駁雜之故，與作目録者無涉也。荀勖四部：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此劉歆之《六藝略》也；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此歆之《諸子》、《兵書》、《術數略》也；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此爲勖所新增，蓋以記事之作不可與言道之作相混而然；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詩賦者歆之《詩賦略》，圖讚蓋王儉《圖譜志》所本，亦爲《七略》所無，汲冢書别爲一門，最爲論者所惑。然勖即昧於學術流别，亦無以汲冢書爲一類之理，蓋緣其書初出，未能盡通，無從分類，而其物爲古簡策，所寶者不徒所言，故别立爲一類，正如後世目録家之别立金石一門耳。《七略》中之《方技》，爲勖四部所無，以《隋志》列於子部推之，度其當入乙部。《晉書·勖傳》云：“領祕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别録》，整理記籍。”可見其所爲一秉前規。四部之分，蓋特以計庋藏之便，而非以言學術流别。厥後王儉有作，《四部目録》與《七志》亦自殊科，猶此志也。儉之《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當勖之甲丙兩部；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與勖之乙部相當；三曰《文翰志》，紀詩賦，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與勖之丁部相當，而無汲冢書，蓋其物已不存。《隋志》有《紀年》、《周書》、《古文瑣語》，注皆云汲冢書，隸史部。諸書未必皆出齊後，蓋以其非故簡而爲寫本，故按書之門類隸之，此亦可見荀勖之以汲冢書爲一類，乃以古物視之也。其道、佛附見，不與舊書爲類，蓋亦以其性質不同。梁興，阮孝緒作《七録》：一曰《經典録》，紀六藝，二曰《記傳録》，紀史傳，當王儉之《經典志》；三曰《子兵録》，紀子書、兵書，五曰《技術録》，紀數術，苞儉之《諸子》、《軍書》、《陰陽》、《術藝》四志；四曰《文集録》，紀詩賦，即儉之《文翰志》，圖譜無録，蓋如《隋志》入諸《記傳》；六曰《佛録》，七曰《道録》，亦如儉《志》之殊科。梁世祕書監、文德殿之藏，釋氏不豫，隋世亦於内道場集道、佛經，别撰目録，其意皆與王、阮同。而梁又將術數之書，别爲一部，則其析之更細。然則劉《略》荀《簿》而降，經籍之分類，實相承而漸變，屢變而益詳。四部之分，特庋藏之部居，非分類之準則，顯然可見。李充總没衆篇之名，但分四部，實一時苟簡之爲耳，《晉書》稱其甚有條貫者，蓋前此混亂，并四部之分而無之。而不意後遂以爲永制也。然自隋以來，雖以四部爲宏綱，其中亦未嘗不分子目；就子目而觀之，學術流别，夫固昭然可見。集部之不能循名責實，正猶刻書者所苞較廣，而編目之家，不得不隨之而立叢部，固未可責其魯莽也。

經籍分類，隨乎學術，宜詳而不宜混。近世東西之籍，所言者與中國舊籍，固不盡同，强欲齊其門類，勢必治絲益棼，實不如分而著之爲得。昔人道、釋不雜四部，固足以爲法也。

《漢書·藝文志》言，劉向校讎，每一書已，輙條其篇目，最其指要，録而奏之。此誠不朽之盛業，然其事殊不易爲，故自荀勖以降，遂莫之能爲也。然《隋志》言，王儉《七志》，不述作者之意，而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并及傳授源流、後人評論，此則於讀者甚有裨益矣。後世校勘之家，於此等處亦皆極留意，觀《隋志》之言，而知其由來已久也。

原刊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東南日報》

五五七梁末被焚書籍

梁世藏書有二處，一祕書監，一文德殿也，故有祕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録》，又有《文德殿目録》。牛弘云：“侯景渡江，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内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荆州。”與《隋志》云“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於江陵，大凡七萬餘卷”者相合。《南史·侯景傳》，謂王僧辯收圖書八萬卷歸江陵；顔之推《觀我生賦注》，亦謂王司徒表送祕閣舊書八萬卷，蓋舉成數言之。顔《賦注》又云，孝元鳩合，通重十餘萬，則并江陵所故有者言之也。牛弘謂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則其書亦未全焚，但所收甚僅耳。

《隋志》言梁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僧辯所收，已逾七萬，蓋亦通重言之也。牛弘云“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則亦以成數言之耳。《梁書·昭明太子傳》云於時東宫有書三萬卷，不知通重言之，抑其所有侔於祕省文德之藏？然即通重言之，其數亦已不少矣。乃《南史·侯景傳》云：賊“登東宫牆射城内。至夜，簡文募人出燒東宫，臺殿遂盡，所聚圖籍數百廚，一皆灰燼。先是簡文夢有人畫作秦始皇，云此人復焚書，至是而驗”。然則梁末所失者，尚不止建業祕省之藏，江陵外城之燼也，亦可云浩劫矣。

《南史·張纘傳》：纘兄緬，有書萬餘卷；纘晚頗好積聚，多寫圖書數萬卷；及死，湘東王皆使收之，書二萬卷。此等皆元帝所藏，出於王僧辯所致之外者也。

兵燹之際，圖籍最宜加意保全，然能保全者實鮮。牛弘言書有五厄，其四固皆兵燹爲之也。《梁書·柳惲傳》：高祖至京邑，惲候謁石頭。時東昏未平，惲上牋陳便宜，請城平之日，先收圖籍。高祖從之。然《隋志》言齊末兵火，延燒祕閣，經籍遺散，則仍未能收取矣。周武平齊，先封書府。亦見《隋志》。楊廣伐陳，既破丹陽，亦使裴矩、高熲收其圖籍。見《隋書·矩傳》。蓋視劉石等之全不措意者爲愈矣。《北齊書·辛術傳》言，術“少愛文史，晚更脩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凡諸資物，一毫無犯，惟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之徒名畫，二王以下法書，數亦不少，俱不上王府，惟入私門。及還朝，頗以餽遺權要，物議以此少之”。此雖違奉公之義，究勝於拉雜摧燒之者。《魏書·李順傳》：世祖之克統萬，“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惟取書數千卷。”則按舊例，入國之日，圖籍原不盡歸公家也。公家苟欲收藏，自可使人轉寫。且據《北齊書·文苑傳》，天保七年，詔令校定羣書，供皇太子，樊遜以祕府書籍，紕繆者多，議向多書之家，牒借參校，而術爲所舉六家之一，則其書，亦未嘗不有裨中藏矣。書籍藏庋，端資愛護，同好借閲，尤貴流通，此二者，公家固未必勝於私家也。學術者天下之公，雖喪敗之余，圖籍亦似宜爲天下共惜。然如於謹者，犬羊何知焉，豈知爲箕疇之訪歟？悉數焚之，亦焦土抗戰之一道也。《南史·梁本紀》。元帝見執，如蕭詧營，甚見詰辱。他日，乃見魏僕射長孫儉，譎儉云，埋金千斤於城内，欲以相贈，儉乃將帝入城。帝因述詧相辱狀，謂儉曰，向聊相譎欲言耳，豈有天子自埋金乎？此事真可發一噱。虜將之所知者，則埋金而已矣。

原刊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東南日報》

五五八論晉書一

《晉書·王隱傳》云：“隱世寒素。父銓，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録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弈，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納喟然嘆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元帝以草創務殷，未遑史官，遂寢不報。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爲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於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祖納傳》載隱諫納之辭略同。又載納薦隱疏，稱其“清純亮直，學思沈敏，五經羣史，多所綜悉，且好學不倦，從善如流。若使脩著一代之典，襃貶與奪，誠一時之儁也”。又云：“帝以問記室參軍鍾雅，雅曰：納所舉雖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自納始也。”東晉之置史官，事在建武元年十一月，見《元帝紀》。《王導傳》云：“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導始啓立，於是典籍頗具。”蓋其事成於導，而議實發於納。納之所以爲是議，則又隱實啓之也。隱之有功於晉史亦大矣。《魏書·李彪傳》載彪表求脩史之辭曰：“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爲著作虞預所毁，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勅尚書惟給筆札而已。”官給筆札，蓋即庾亮供隱紙筆之譌。抑彪求白衣脩史，乃爲是語。躬自采樵，不忘屬綴，則雖微庾亮之助，隱亦未嘗不自刻厲，其繼志述事，亦可謂勤矣。《祖納傳》又曰：“納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襃惡貶，則佳法也。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襃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勳。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月旦，則顔回食埃，不免貪汙。盜跖引少，則爲清廉。朝種暮穫，善惡未定矣。”其評隲之矜慎，可以想見。此納所以稱其使脩一代之典，襃貶與奪，足爲之儁歟？豈有蕪舛不倫，文體混漫，而能如是者歟？當時史記，成於父子繼業者甚多。多不别其孰爲父作，孰爲子述。蓋補缺正譌，必有不容别白者在也。梁世許亨撰《梁書》，梁亂亡散。入陳更加脩撰，仍未成而卒。善心隨見補葺，成七十卷。其《序傳》云：“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并善心補闕。”此亦指論贊言之，姚思廉《梁》、《陳》二書之例耳。其叙事處必無從别白也。隱既不自别白，觀者何以知其孰出於父，孰出於子？毋亦猶沿權貴朋黨訾毁之辭，乃爲是億度專固之論歟？亦足忿嫉矣。

原刊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上海《益世報》副刊“史苑”

五五九論晉書二

晉史撰述，始自陸機。《史通·古今正史》篇曰：“機爲著作郎，撰《三祖紀》。束皙爲佐郎，撰《十志》。會中朝喪亂，其書不存。”然《隋書·經籍志·古史類》有機《晉紀》四卷。《晉書·干寶傳》云：“寶以才器，召爲著作郎。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上疏曰：夫帝王之跡，莫不必書，著爲令典，垂之無窮。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禪於魏，至德大勳，等蹤上聖。而紀傳不存於王府，德音未被乎管弦。宜備史官，勅佐著作郎干寶等漸就撰集。元帝納焉。寶於是始領國史。”然則機所撰者，故府無存，而民間則猶有其書也。《寶傳》又云：寶“著《晉紀》，自宣帝迄於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其所以簡略者，豈亦以取材無多，而非盡由於體例歟？

干寶之書，《隋志》亦在《古史類》，云二十三卷，與《晉書》本傳卷數不合。未知何故。豈古人好舉成數，作傳者於其卷數不審，乃以大較言之歟？《正史類》有虞預《晉書》二十六卷，《注》云：“本四十四卷，訖明帝，今殘缺。”而《晉書·預傳》云“著《晉書》四十餘卷”，亦不能言其確數，則作傳者於所傳之人著述卷數，不能盡審之證。

王隱之書，《隋志》在《正史類》，八十六卷。《注》云：“本九十三卷。”《史通》云八十九卷，未知孰是。要其卷數，必遠多於干寶、虞預，則無疑也。然則預雖善攘竊，究不能掩隱之長矣。隱之作蓋以多爲貴，所謂與其過而廢之，毋寧過而存之者。洛都行事，當以是爲得失之林。豈造謗者正嫉其詳備，乃又訾爲蕪穢歟？

原刊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上海《益世報》副刊“史苑”

五六〇論晉書三

江左之史，《史通》云：“自鄧粲、孫盛、檀道鸞、王韶之已下，相次繼作。遠則偏記兩帝，近則惟叙八朝。至宋湘東太守何法盛，始撰《晉中興書》，勒成一家，首尾該備。齊隱士東莞臧榮緒，又集東西二史，合成一書。皇家貞觀中，有詔以前後晉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勅史官更加纂録，采正典與雜説數十餘部，兼引僞史十六國書，爲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并叙例、目録，合爲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十八家，浦二田《通釋》云：“《隋》《唐》二《志·正史部》凡八家，其撰人則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蕭子雲、蕭子顯也。《編年部》凡十一家，其撰人則陸機、干寶、曹嘉之、習鑿齒、鄧粲、孫盛、劉謙之、王韶之、徐廣、檀道鸞、郭季産也。據《志》蓋十有九家，豈緣習氏獨主漢斥魏，以爲異議，遂廢不用歟？”説近臆測。貞觀《脩晉書詔》曰：“十有八家，雖存記注，而才非良史，事虧實録，緒煩而寡要，思勞而少功。叔寧課虚，滋味同於畫餅；子雲學海，涓滴湮於涸流；處叔不預於中興，法盛莫通於創業；洎乎干、陸、曹、鄧，略記帝王；鸞、盛、廣、訟，纔編載記。其文既野，其事罕傳，遂使典午清高，韜遺芳於簡册；金行曩志，闕繼美於驪騵。遐想寂寥，深爲嘆息。”所列舉者，凡十二家，自此而外，闕疑可也。

原刊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上海《益世報》副刊“史苑”

五六一論晉書四

《晉書·孫盛傳》云：“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并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既而桓温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説？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户事。其子遽拜謝，謂請删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斑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竊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雋。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晉陽秋》，《隋志注》云“訖哀帝”，而枋頭之敗，事在海西公太和四年，則其事實爲非定本之所無。豈盛諸子竟删之歟？然慕容氏在當時，實爲晉敵國。寄定本於敵國，實事理之所無。且即如所云，慕容氏亦早入燕、趙矣，又何待得之遼東？故知所謂定本者，必不出於盛，殆知枋頭之事或有憾於温者之所爲，以盛名高而託之也。寄定本於敵國，雖造作此説者，亦寧不知其辭之謬悠。推其意，亦本不欲此説之見信於人，特欲附名高之人以行其書。甚或轉利於其説之謬悠，使聞者驚奇之而讀其書耳。其心亦良苦矣。

《盛傳》又云：盛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盛本爲庾翼安西諮議參軍，遷廷尉正。會桓温代翼，留爲參軍，與俱伐蜀。蜀平，賜爵安懷縣侯。累遷温從事中郎。從入關平洛，以功進封吴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明而不劾。盛與温牋，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采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温得牋，復遣從事重案之，臧私狼籍，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其人蓋非端士，而又矜懻尚氣。温之於盛，實不可謂不厚。盛或以嘗見收而有憾焉，著書以詆之，亦理所可有。然寄定本於敵國，究爲理所必無。抑且盛果如此，則於其書之將遭改削，早已知之，又何必大怒以卻諸子之請？故知所謂定本者，必不出於盛。《隋志》所著録之本，實爲盛之原書也。昔人云定，義謂改易。若盛豫知其書將遭改削，而自寫兩本，寄於他國，則其書當云真本。而顧稱之爲定本，則造作此説者，已於無意之間，流露其改易之消息矣。《晉書·盛傳》之文，自《晉陽秋》“詞直而理正”以下，蓋别采自一書，以廣異聞，與上文不相連屬也。

原刊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上海《益世報》副刊“史苑”

五六二論晉書五

語云，非公正不發憤。著述之家，雖造詣或有淺深，其意則恒在於守先而待後，此不可誣也。《北齊書·宋顯傳》：“顯從祖弟繪，少勤學，多所博覽，好撰述。魏時，張緬《晉書》未入國，繪依准裴松之注《三國志》體，注王隱及《中興書》。又撰《中朝多士傳》十卷，《姓系譜録》五十篇。以諸家年歷不同，多有紕繆，乃刊正異同，撰《年譜録》，未成。河清五年，并遭水漂失。繪雖博聞强記，而天性恍惚。晚又得風疾，言論遲緩。及失所撰之書，乃撫膺慟哭曰：可謂天喪予也！天統中卒。”其志亦可哀矣。觀此，彌可想見王隱之苦心也。豈有從事述作，而專爲名利之計者歟！乃《南史·徐廣傳》云：“時有高平郗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爲惠。紹不與。書成，在齋内廚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豈有但計流聲，遂可向人乞所述作者！果如所言，則寒賤時所述作，逮於貴達，皆可摧燒之矣。抑且《中興書》卷帙繁重，《隋志》七十八卷。入齋竊取，豈無聞見之人？造此説者，不徒不知述作爲何事，亦且不計事理之可通與否矣。此説與謂虞預攘王隱之書者絶相似，而其信否不同如此。故知相似之言，不可不察也。

原刊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上海《益世報》副刊“史苑”

五六三論晉書六

《齊書·高逸傳》：臧榮緒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録、志、傳百一十卷。《南史·隱逸傳》同。《十七史商榷》謂王隱等以晉人記晉事，載録未全。沈約在榮緒之後，卷數又同，諒不過潤色榮緒之書。若榮緒則各體具備，卷帙繁富，實可即以之垂世，而惜其爲唐世官脩之書所掩。案王隱之書，卷帙幾與榮緒書埒，可見榮緒之書，未爲賅備。沈約《宋書自序》謂：“常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泰始初，蔡興宗爲啓明帝，有勅賜許，自此迄今，年逾二十，所撰之書，凡一百二十卷。條流雖舉，而采綴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帙。建元四年未終，被勅撰國史。永明二年，又忝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自兹王役，無暇搜撰。”《梁書·約傳》，謂約所著《晉書》百一十卷。則遇盜所失者凡十卷。《自序》云“采綴未周”，則其書實未大成。而其卷帙已多於榮緒，則謂憾晉無全書而有撰述之意者，必非虚辭。其初撰時必未嘗見榮緒書，後來即或見之，亦必不容舍己作而更就加潤飾也。《北史·序傳》論晉史，謂“太宗深嗟蕪穢，大存刊勒”，則今《晉書》於諸舊作，芟薙必多。不特繁富如王隱書者非所能容，即臧榮緒、沈約之書，亦必不能盡取矣。何以知其然也？案劉知幾論新《晉書》，謂其采正典與雜説，兼引僞史十六國書。則僞史十六國書，實前此正典所未采，新《晉書》載記三十，蓋以此爲本。載記而外，合紀、志、列傳僅七十卷，反少於榮緒之書矣。故新《晉書》必非以榮緒書爲藍本者也。秦、漢而降，一統之局久定。故漢、晉之間，雖三方鼎立，而承祚作《志》，仍合爲一書，以中國實未嘗分也。況如十六國之草草攘竊者歟！新《晉書》列爲載記，視如新末之羣雄，於義當矣。或曰：既如是，魏、齊、周之史，何以與宋、齊、梁、陳并刊？此則唐承隋而隋承周，勢有所不得已也。李唐之出於華夏，豈能較高齊之自云出於渤海者爲可信？舉高齊而“夷”之，事已有所難行矣，況於攘斥宇文、拓跋歟！

原刊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上海《益世報》副刊“史苑”

五六四論晉書七

兼采僞史十六國書，蓋唐脩《晉書》所以捨舊謀新之一端；而兼采雜説，或亦爲其一端也。後之論者，多以是爲《晉書》病。其實此乃當時史家風氣如此，初非脩《晉書》者之所獨。抑當時史家所以如此，固亦有其不得已者在也。何則？史料流傳，不越官家記注、私家撰述二者。官家記注，僅具事之外表，而不足以知其情。臧往者何能以是爲已足，則不得不有取於私家雜説矣。《史通·古今正史》篇，謂三國之世，異聞錯出，其流最多，宋文帝以《三國志》載事，傷於簡略，乃命裴松之兼采衆書，補注其闕，由是世言《三國志》者，以裴書爲本。則時人之於裴《注》，實已視同述作，而不以之爲陳書之羽翼矣。陳書之所以簡略，蓋即緣其專取官家記注。干寶《晉紀》所以有“略記帝王”之誚，蓋亦由是也。南北朝時，注史用松之之體者，實非一家，宋繪以是注王隱及何法盛書，已見前。《齊書·文學傳》：崔慰祖臨卒，與從弟緯書云：欲更注遷、固二史，采《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廚簏，可檢寫之，以存大意。

《梁書·王規傳》：“規集《後漢》衆家同異，注《續漢書》二百卷。”又《文學傳》：劉昭伯父彤，“集衆家《晉書》注干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又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書，世稱博悉。”昭《注》百八十卷，與彤及王規之注，卷帙皆遠過於所注之書，可以想見其體例。李延壽預脩《五代史》，然必别作《南》、《北史》者，其《序傳》云：“正史外，更勘雜史。於正史所無者一千餘卷，皆以編入。其煩宂者，即削去之。”又表言“小説短書，易爲湮落，脱或殘滅，求勘無所。用是鳩集遺逸，以廣異聞”。其志猶裴松之、李繪、王規、劉彤、劉昭之志也。特一補苴於成書之後，一采擷於纂葺之時耳。脩新《晉書》者之志，則亦猶是也。

采擷既多，説遂或流於荒怪，後之論者，尤以是爲病。如《廿二史劄記·晉書所記怪異》一條是也。此亦當時風氣使然，《晉書·干寶傳》云：“性好陰陽術數，留思京房、夏侯勝等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絶，積日不冷，後遂寤，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二十卷。因作序以陳其志曰：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覩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吕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説。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兹。況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跡，言無異塗，然後爲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絶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予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苟有虚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假死更生，事所可有。在今日理亦共明，然當時之人，不之知也。而陰陽術數之説方盛，哲士魁儒，皆欲藉是以窮宇宙之祕。躬逢怪異者，安得不廣事搜羅，以資研討。然猶極言所記者之不必皆信。此與世俗之未嘗親見，而顧深信不疑者，固大異矣。當時信神怪之説者，不止一家，脩《晉書》者遇而存之，亦何足怪。治古史與治近史不同，治近史者或患材多，治古史則惟苦材少。怪異之説之不足信，固也；然因述之信之者之多，正可以見當時風氣。即持無鬼之論，亦豈可以盡删。脩《晉書》者，豈無通知釋典之人，然一讀鳩摩羅什之傳，則知當時之信釋教者，實全與其教義無涉矣。此豈可以改作，亦豈可以删除歟？

原刊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上海《益世報》副刊“史苑”

五六五論魏史之誣

以私意淆亂史實者，莫如清代，夫人而知之矣。其實清代亦不過其變本加厲者，相類之事，前此久有之矣。清人疑前代以醜惡字樣譯外國人名，乃舉前史譯名妄加改易。夫一時代有一時代之語言，斯一時代有一時代之譯例。清人縱能知滿語，或且能知與滿語相類之蒙古語，安能盡知其餘諸民族之語？況能知數百年前諸民族之語，及其時之譯例乎？然此事亦不始於清。《北史·蠕蠕傳》，謂其人自號柔然，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改其號爲蠕蠕。蠕蠕與柔然，芮芮，《宋書》。茹茹，《周書》。均係同音異譯。太武此舉，非更其名，乃易其字。則以醜惡字樣爲外國譯名，實出於褊衷。不特此也，魏人自稱爲黄帝之後，謂北俗謂土爲托，謂后爲跋，故以托跋爲氏。《魏書·帝紀·序紀》。案《齊書·魏虜傳》云：“魏虜，匈奴種也，姓托跋氏。初，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爲姓，故虜爲李陵之後。”此説之不可信，别見下。是魏人曾以人名釋托跋二字也。其實二者皆非其真。《晉書·秃髮氏載記》謂其先與後魏同出。烏孤七世祖壽闐在孕，其母因寢産於被中，鮮卑謂被爲秃髮，因而氏焉。秃髮氏之亡，其主傉檀之子破羌奔魏，魏賜之氏曰源，名曰賀。《魏書·賀傳》載世祖謂賀曰：“卿與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爲源氏。”足見《晉書》“與後魏同出”之説之確。“秃髮”、“托跋”，同音異譯，顯而易見。《載記》所述之説，雖不敢謂其必真，要較后土及母名之説爲可信。是魏人兩釋“托跋”之義，均屬僞造也。僞造訓詁，亦猶之妄改譯名也。更考《魏書·序紀》之説，尤可見魏人自道其歷史之誣。《序紀》云：“昌意少子，受封北土，積六十七世至成帝毛，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又十四世而至神元。自受封至神元，凡八十一世，八十一者，九九之積也。自成帝至神元十五世，十五者，三與五之積也。九者數之九，三與五，蓋取三才五行之義。統國三十六，四面各九國也。大姓九十九，與己爲百姓也。數之巧合，有如是者乎？《序紀》又言：“不爲文字，刻木紀契而已，世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録焉。”世豈有無文字而能詳記六十七世之世數者？果能詳記世數，何以於名號、事跡，一不省記？其爲誣罔，不言自明。爲此矯誣者誰歟？《衛操傳》言桓帝崩後，操爲立碑以頌功德，云魏爲軒轅苗裔，一似其事爲魏初漢人附虜者所爲。其實一覽《衛操傳》，即知其爲乃心華夏之人，其於托跋氏，特思借其力以犄匈奴耳，豈肯爲之造作誣辭，以欺後世？況統觀前後史實，魏人是時，尚未必有帝制自爲之思。既無帝制自爲之思，必不敢自附於帝王之後。故《衛操傳》之説，必不足信。魏之帝制自爲，實在道武帝天興元年，史稱其追尊成帝已下及后號謚，詔百司議定行次，尚書崔玄伯等奏從土德，其造作必在此時也。

道武之稱帝，在天興元年十二月。先十二歲爲登國元年，《紀》書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四月，改稱魏王。及天興元年六月丙子，詔有司議定國號。羣臣曰：“昔周、秦已前，世居所生之土，有國有家，及王天下，即承爲號。自漢已來，罷侯置守，時無世繼，其應運而起者，皆不由尺土之資。今國家萬世相承，啓基雲、代。臣等以爲若取長遠，應以代爲號。”詔曰：“昔朕遠祖，總御幽都，控制遐國，雖踐王位，未定九州。逮於朕躬，處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諸華乏主。民俗雖殊，撫之在德，故躬率六軍，掃平中土。凶逆蕩除，遐邇率服。宜仍先號，以爲魏焉。布告天下，咸知朕意。”所謂總御幽都，控制遐國者，即《序紀》所謂“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其後世爲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至成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者也。魏人造作史實，在於此時，斷然可識。然魏之稱號，何自來乎？案《崔玄伯傳》云：司馬德宗遣使來朝，太祖將報之，詔有司博議國號。玄伯議曰：“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土，逮於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維新，是以登極之初，改代曰魏。又慕容永亦奉進魏土。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愚以爲宜號爲魏。”太祖從之。玄伯之説，實駁《紀》所載有司之議者。云“慕容永奉進魏土”，則魏王之封，實受之於永者耳。然其事恐不在登國元年四月也。

據《魏書》，道武爲昭成帝什翼犍之孫。其父名寔，昭成太子也，後追謚爲獻明帝。昭成時，長孫斤謀逆，寔格之，傷脅而死。秦（苻堅）兵來伐，昭成爲庶長子寔君所弑。堅分其地，自河以西屬劉衛辰，以東屬劉庫仁。庫仁母，平文帝鬱律之女也，昭成復以宗女妻之。於是南部大人長孫嵩及元他等，盡將故民南依庫仁。道武方幼，其母獻明皇后賀氏，亦以之居獨孤部。《晉書·苻堅載記》則云：涉翼犍“子翼圭縛父請降。堅以翼犍荒俗，未參仁義，令入太學習禮。堅嘗之太學，召涉翼犍問曰：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漠北噉牛羊而人不壽，何也？翼犍不能答。又問：卿種人有堪將者，可召爲國家用。對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馳走，逐水草而已，何堪爲將？又問：好學不？對曰：若不好學，陛下用教臣何爲？堅善其答。”《宋書·索虜傳》云：犍“爲苻堅所破，執還長安，後聽北歸。犍死，子開字涉珪代立”。《齊書·魏虜傳》曰：堅“擒犍還長安，爲立宅，教犍書學。堅敗，子珪，字涉圭，隨舅慕容垂據中山，還領其部”。案《晉書》明載堅與犍問答之語，必不能指爲虚誣，則《魏書》所云犍爲寔君所弑者，實屬妄語。一語虚則他語不得不隨之而虚，謂道武爲昭成之孫者，自不如謂爲其子之可信。蓋《魏書》之云，一以諱昭成見執降伏之辱，一亦欲洗道武翦滅舅氏之惡，乃改昭成之見執於其子爲見弑，而又造作一救父見殺之太子，以與之對消，其心計可謂工矣。然豈能盡箝中國人之口哉？觀此，然後知清代欲焚禁中國書籍爲有由也。《宋書》謂苻堅後聽昭成北歸，《齊書》謂堅敗，道武尚隨慕容垂，二説又當以《齊書》爲確。何者？昭成苟北歸，不應略無事跡可見也。據《魏書·劉庫仁傳》，慕容垂之起，庫仁實右苻丕，因此爲慕容文所殺。庫仁弟眷攝國事。庫仁子顯，殺眷而代之，遂謀殺道武。道武乃走賀蘭部，依其舅賀訥，遂於牛川即代王位。昭成之子窟咄，爲苻堅徙於長安，因隨慕容永，永以爲新興太守。劉顯使弟亢泥迎納之。道武求援於慕容垂。垂使子賀驎往援，破之。又破劉顯。顯奔慕容永。賀蘭部叛道武，賀驎又與道武破之。是後燕之有造於道武者實大。其後賀蘭部爲劉衛辰所攻，請降告困。道武援之，卻衛辰，而遷賀蘭部於東界。賀蘭蓋自此夷爲托跋氏之臣僕。不知如何，忽與後燕啓釁，賀驎伐之，道武救之，而托跋氏與後燕之釁端，亦因之而啓。後燕止托跋氏之使秦王觚，而道武亦轉而納交於慕容永矣。竊疑道武之北歸，慕容垂實使之，其事當在劉庫仁助苻丕之時，時庫仁所統多托跋氏之舊部，使之北歸扇動，以相牽掣也。慕容永封道武爲魏王，則其事當在登國六年七月《紀》書“永使其大鴻臚慕容鈞奉表勸進尊號”之日。天興元年六月之議，乃決臣晉與否，臣晉則仍稱代王，不臣則不矣。道武從崔玄伯之議而不臣，乃去代號而專稱魏。是年十二月，遂有帝制自爲之舉焉。是時慕容永已亡；且拓跋氏尚不甘臣晉，豈肯受封於永？乃以稱魏爲自行改號，而又移其事於登國元年四月，以泯其改易之跡。其心計彌可謂工矣，然終不能盡掩天下人之目也，心勞日拙，詎不信哉？

天興元年之議行次，其事亦見《禮志》。逮太和十四年，復以是爲議，高閭等主以據中原之地者爲正統。趙承晉爲水德，燕承趙爲木德，秦承燕爲火德，魏承秦爲土德。李彪、崔光援漢繼周之例，以魏承晉爲水德。詔羣官議之。卒從彪等之議。案高閭等之議，蓋不敢替諸胡而承中華，以觸忌諱。然孝文實不復以虜自居，故卒棄其説，而從李彪等之議也。然閭等之議，亦非天興時原意。天興時之意，蓋欲祧魏、晉而承漢，故其所億造之神元元年，與曹魏之并國同歲也。是時晉尚未亡，承晉既不可，又不能與晉争承魏；北方僭僞諸國，又皆無可承，其勢固不得不如此耳。

魏在天興以前，既無帝制自爲之意，自不敢妄託於古之帝王，故《宋》、《齊書》謂其自託於李陵，説必不妄。托跋氏當時，得此已爲褒矣。《齊書》云：虜甚諱之，有言其是陵後者輒見殺，蓋先嘗以是自誇，傳播頗廣，既以黄帝之後自居，則又欲諱其説；然傳播既廣，其勢不可卒止，乃又一怒而濫殺以立威也；可惡亦可笑矣。

後魏與秃髮氏同祖，而烏孤五世祖樹機能，實爲晉人所誅。抑不僅此，神元者，《晉書》之力微，《晉書·衛瓘傳》云：瓘督幽州，於時幽、并東有務桓，西有力微，并爲邊害。瓘離間二虜，遂至間隙，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憂死。據《魏書·序紀》：神元子文帝沙漠汗，實爲諸部大人所殺。神元是否終於牖下，亦難質言。然則托跋氏仍世遭誅，正猶清之有叫場、他失也，固無怪其讎中原之深耳。

自來脩史者，於魏事多取《魏書》，於南朝之紀載，所取甚罕，意謂敵國傳聞之辭，必不如其人自述者之可信也，而孰知適得其反。且如道武，《魏書》本紀謂其“服寒食散，動發，謂百寮左右，人不可信，慮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朝臣至前，追其舊惡，皆見殺害。其餘或以顔色變動，或以喘息不調，或以行步乖節，或以言辭失措，帝皆以爲懷惡在心，變見於外，乃手自毆擊，死者皆陳天安殿前。於是朝野人情，各懷危懼。有司懈怠，莫相督攝。百工偷劫，盜賊公行。巷里之間，人爲希少。帝亦聞之，曰：朕縱之使然，待過災年，當更清治之爾。”夫所殺果止朝臣，何至巷里之間，人爲希少？今觀《宋書·索虜傳》，則云：“開暴虐好殺，民不堪命。先是，有神巫誡開：當有暴禍，惟誅清河，殺萬民，乃可以免。開乃滅清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然則開之濫殺，及於平民者多矣。此與什翼犍之見俘，皆魏人之記載不可信，而南朝之記載轉可信者也。然此特其偏端耳。其宫闈之慘禍，宗戚之分争，諱言中原人之叛之，與他外族兵争，亦多諱敗爲勝，實屬不勝枚舉，别於他條發之。

不特《魏書》，《周》、《齊書》之誣妄，亦有出人慮外者。西魏之寇江陵也，梁元帝請援於齊，齊使其清河王岳救之。至義陽，荆州已陷，因略地，南至郢州。齊知江陵陷，詔岳旋師。岳留慕容儼據郢。梁使侯瑱攻之。《陳書·瑱傳》云：“儼食盡請和，瑱乃還鎮豫章。”此實録也。《北齊書·儼傳》，謂儼鎮郢城，“始入，便爲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備禦，瑱等不能克。又於上流鸚鵡洲上造荻葓，竟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絶，城守孤懸，衆情危懼。儼導以忠義，又悦而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禱。於是順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請，冀獲冥佑。須臾，衝風歘起，驚濤涌激，漂斷荻葓，約復以鐵鎖連緝，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復以斷絶。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瑱移軍於城北，造栅置營，焚燒坊郭，産業皆盡。約將戰士萬餘人，各持攻具，於城南置營壘，南北合勢。儼乃率步騎出城奮擊，大破之，擒五百餘人。先是郢城卑下，兼土疏頽壞，儼更脩繕城雉，多作大樓。又造船艦，水陸備具，工無暫闕。蕭循又率衆五萬，與瑱、約合軍，夜來攻擊。儼與將士力戰終夕。至明，約等乃退。追斬瑱驍將張白石首。瑱以千金贖之，不與。夏五月，瑱、約等又相與并力，悉衆攻圍。城中食少，糧運阻絶，無以爲計，惟煮槐楮、桑葉并紵根、水萍、葛、艾等草，及鞾、皮帶、觔角等物而食之。人有死者，即取其肉，火别分噉，惟留骸骨。儼猶申令將士，信賞必罰，分甘同苦，死生以之。自正月至於六月，人無異志。後蕭方智立，遣使請和，顯祖以城在江表，據守非便，有詔還之。儼望帝，悲不自勝。帝呼令至前，執其手，持儼鬚鬢，脱帽看髮，歎息久之。謂儼曰：觀卿容貌，朕不復相識，自古忠烈，豈能過此！”凡所云云，有一語在情理之中者乎？江陵之陷也，巴、湘之地，并屬於周。周遣梁人守之。後陳人加以圍逼。周使賀若敦率步騎六千赴救。又使獨孤盛將水軍與俱。侯瑱自尋陽往禦。又遣徐度會瑱於巴丘。天嘉元年十月，瑱破盛於楊葉洲，盛登岸築城自保。十二月，周巴陵城主尉遲憲降。盛收餘衆遁。明年，正月，周湘州城主殷亮降。二月，以瑱爲湘州刺史。三月，瑱卒，以徐度代之。七月，賀若敦自拔遁歸，人畜死者十七八。見《陳書·世祖紀》。《陳書》所紀者如此，此實録也。《周書·敦傳》，侈陳敦之戰績，與《北齊書·慕容儼傳》，可稱異曲同工。尤可笑者，云：“相持歲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渡江。敦慮其或詐，拒而弗許。瑱復遣使謂敦曰：驃騎在此既久，今欲給船相送，何爲不去？敦報云：湘州是我國家之地，爲爾侵逼，敦來之日，欲相平殄，既未得一決，所以不去。瑱後日復遣使來。敦謂使者云：必須我還，可舍我百里，當爲汝去。瑱等留船於江，將兵去津路百里。敦覘知非詐，徐理舟楫，勒衆而還。”姑無論所言之信否，而瑱死在三月，敦之遁在七月，乃《傳》中記其絮絮往復如此，敦豈共鬼語邪？

原刊《兩年：文藝春秋叢刊之一》，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出版

五六六讀抱朴子上

世無可欺之人，固之亦無能欺人之事。明明誕妄之事而人信之者，以其中雜有真事也；始而真僞參半，繼而僞稍勝真，又繼而僞爲人所共信矣。《抱朴子·内篇·論仙》謂：“魏文帝窮覽洽聞，自謂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未期，二物畢至，乃歎息，遽毁斯論。”又云：“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僞；……及見武皇帝試左慈等，令斷穀近一月，而顔色不減，氣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又令甘始以藥含生魚，而煮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熟而可食，其銜藥者，遊戲終日，如在水中也；又以藥粉桑以飼蠶，蠶乃到十月不老；又以住年藥食雞雛及新生犬子，皆止不復長；《金丹》篇云：“王君丹法，巴沙及汞内雞子中，漆合之，令雞伏之，三枚，以王相日服之，住年不老。小兒不可服，不復長矣。與新生雞犬服之，皆不復大，鳥獸亦皆如此驗。”蓋神仙家以不長與不老同理。又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盡黑。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不可任也。”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在今日已無足異；斷穀數十日，理自可能；蠶不老，雞不長，白犬毛黑，亦非必不可致；惟銜藥之魚，煮之沸脂中，遊戲終日，則於理必不可解耳。案《三國志·華佗傳注》引東阿王《辨道論》云：“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姦宄以欺衆，行妖慝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六驥而美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爲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遊，六黻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虚誕之言，出非常之語。……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常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温顔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擘背出脾，欲其食少而弩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合其一煮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遊行沉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麤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爲徐市、欒大之徒也。”然則始乃方士中之誕謾者，銜藥煮魚，陳思王安得謂武皇帝曾爲試之乎？則此篇殆爲妄人所造矣。然其餘語，固非盡僞，此所謂真僞夾雜者也。

斷穀，聞今印度人猶有能之。西人某嘗嚴密試之，閉之密室中，封禁甚嚴，度無能私遞飲食者，月餘啓視，其人康健如恒也。《雜應篇》云吴景帝嘗鏁閉道士石春，令人備守之年餘，與此事頗相類。此理今日尚不能盡明；然觀病者能經久不食，則知人之生理，苟異恒時，自無所謂一日不再食則飢，更無所謂七日不食則死也。《道意》篇言李寬吞氣斷穀，可得百日以還，亦不堪久，最爲近情，度左慈亦不過如此耳。《雜應》篇云：“問諸曾斷穀積久者云：差少病痛，勝於食穀時；其服术及餌黄精及禹餘糧，久令人多氣力，堪負擔遠行，身輕不困；其服諸石藥，一服守之十年五年者，及吞氣服符飲神水輩，但爲不飢耳，體力不任勞也。”此説亦非虚誑。聞日本人嘗制藥，合諸養料，皆無所厥。試使兵士服之，肥澤如平時，而無氣力，不能行動，以胃無所事之也。亡友長沙丁冕英嘗日食九橘，但飲水，不復食，如是者七日，精神作事皆如恒，惟行動無力，偶與物相撞則仆，乃復食。此皆服石藥吞氣服符飲神水之類也。國民軍之攻武昌也，有藥肆學徒爲肆中取何首烏，中途流彈大至，不能返肆，乃負之抵家。家僅有老父，病癱痪，不能起坐者久矣；父子相守歷月餘，糧絶，乃蒸何首烏而食之，四旬餘，其父竟起。此豈所謂斷穀而少病痛、服术餌黄精等令人多氣力身輕者邪？因悟古書所謂久服輕身延年者，必須當作飯吃，若如今人以爲藥餌而服之，他食什佰于此，無效也。多肉食必生癰疸，然不使勝食餼則否，正同此理。

承君仰賢，嘗戒人少食，曰人有吃死者，無餓死者。《抱朴子》云：“余數見斷穀人三年二年者，多皆身輕色好，堪風寒暑溼，大都無肥者耳。”不肥正更爲美，未見其弊也。又云：“問諸爲之者，絶穀。無不初時少氣力，後復稍健，月勝一月，歲勝一歲。但用符水及單服氣者，皆四十日中疲瘦，過此乃健耳。鄭君云：本性飲酒不多，昔在銅山中，絶穀二年許，飲酒數斗不醉。以此推之，是爲不食更令人耐毒，耐毒則是難病之候也。”皆見《雜應》篇。皆可爲世之迷信多食者作棒喝。

魏文帝《典論》，信有其書矣。而《論仙》篇又曰：“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録》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藥物，故出於漢，以假途求其財，道成而去。”又引劉向《列仙傳》，爲有仙人之證。夫仲舒及向，豈作此等書者邪？道家好附會道術之士，蓋其言陰陽五行等，有相類者也。然道術之士之言陰陽五行，豈方士之謂哉？然其相依附則已久矣。《史記·封禪書》云：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蓋二者之相淆久矣。

《仙藥》篇云：“漢成帝時，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獵人見之，欲逐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逮及，乃密伺候其所在，合圍得之，乃是婦人；問之，言我本是秦之宫人也，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宫室燒燔，驚走入山，飢無所食，垂餓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實，當時苦澀，後稍便之，遂使不飢不渴，冬不寒，夏不熱。……乃將歸，以穀食之，初聞穀臭嘔吐，累日乃安，如是二年許，身毛乃脱落，轉老而死。”“南陽文氏説其先祖，漢末大亂，逃出山中，飢困欲死，有一人教之食术，遂不能飢；數十年乃來還鄉里，顔色更少，氣力勝故；自説在山中時，身輕欲跳，登高履險，歷日不極，行冰雪中，了不知寒。”此兩事自有傅會，非盡實，然不熟食，身輕而體生毛，確非虚語。向見野史中載如此事，猶未之信；丁未春夏間，見上海《時報》譯某西報云，瑞典有人流落入山亦如此，當非虚誣也。當時曾將報留存，惜一九三七年故鄉淪陷，屋廬毁壞，書物都盡，今已不可復得矣。

五六七讀抱朴子中

《道意》篇言信巫之弊，至於幸而誤活，財産窮罄，遂復飢寒而死，或乃起爲穿窬剽劫，喪身鋒鏑，陷刑醜惡，其没者無復凶器，尸朽蟲流，其禍至於如此，宜其欲重淫祀之刑，致之大辟也。又謂張角、柳根、王歆、李甲之徒，錢帛山積，富踰王公，縱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管絃成列，刺客死士，爲其致用，威傾邦君，勢陵有司，亡命逋逃，因爲窟藪，此其所以能稱兵以叛與？然張角奉黄老道，而黄老道禁諸房祀，見《黄老君》條。豈亦知霸有天下者陳兵以守，而顧禁人之執兵與？

少時讀此篇之李寬及《祛惑》篇古强、蔡誕、項曼都、白和之事而大笑之。稚川云“寬弟子轉相授受，布滿江表”，即强及誕之言，亦有信之者，予頗疑其爲誕而不信也。及今思之，則尋常人之所信者，原不過如此。李少君言漢武帝銅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非古强云親見堯、舜、禹、湯且識孔子、秦始皇、項羽、漢高祖與？稚川言强“敢爲虚言，言之不怍”，非即欒大之敢爲大言，處之不疑與？少君言“臣常遊海上，見安期生”，欒大亦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非誕所謂身事老君，曼都所謂曾遊天上者與？公孫卿言“黄帝郊雍上帝，鬼臾區死葬雍；其後黄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明明無稽之談，而言之鑿鑿可指，與蔡誕之言崑崙五城十二樓、五河出其四隅、弱水繞之何異？而其言鼎湖之事，與項曼都謂仙人來迎、共乘龍而昇天，又何似也！然漢武則固信之矣。不特此也，崑崙五城十二樓諸説，不又明著之道家之書與？則知道士之明知能著書者，舉不過文成、五利、公孫卿、李寬、古强、蔡誕、項曼都之倫也。白和，道士有博涉衆事、洽練術數者，以諸疑難諮問，皆爲尋聲論釋，無滯礙，蓋在此曹中已罕覯矣。前數年有作平話描寫劍仙者，童子聞之，或背家而入山，世人羣笑其愚；然觀古者帝王士大夫皆輕信如此，且尋聲附和者甚衆，又曷怪此十餘齡之童子也。然所惡於利口之士者則有之矣。公孫卿曰：“黄帝且戰且學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斷斬非鬼神者。”是知武帝之好戰樂刑殺而逢之也；非鬼神者皆斷斬，則無慮人之非己矣。封而旱，則曰“黄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柏梁臺災，則曰“黄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黄帝乃治明庭”。烏乎，何其善於文君之過、逢君之惡如此也！故小人非徒求己身富貴苟容也，毒必被於天下。

方士雖善誑，亦必略有言之成理之説，蓋所以應付明理之人也。如曰世間何以不見仙人，則云仙人殊趣異路，行尸之人安得見之？假令遊戲或經人間，匿真隱異，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覺乎？英儒偉器，猶不樂見淺薄之人，況彼神仙，何爲汲汲使人知之？《論仙》篇。又曰：或問老氏、彭祖，悉仕於世，中世以來，爲道之士，莫不飄然絶跡幽隱，何也？則曰：曩古純樸，巧僞未萌，信道者勤而學之，不信者默然而已；末俗偷薄，好爲訕毁，謂真正爲妖譌，以神仙爲誕妄，或曰惑衆，或曰亂羣。《明本》篇。然則神仙之不在人間，乃有所不得已也。此皆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也，然非此固無釋明理者之難也。

五六八讀抱朴子下

《金丹》篇曰：“余考覽養性之書，鳩集久視之方，篇卷以千計矣，莫不以還丹金液爲大要。”然則愛尚金丹，非稚川一人之私言，而古來方士之公言也。所以然者，金石質堅，信人服之，則質可堅如金石，蓋其最初之思想如此。《對俗》篇曰：“金玉在於九竅，則死人爲之不朽；鹽鹵沾於肌髓，則脯臘爲之不爛；況以宜身益命之物納之於己乎？”《至理》篇曰：“泥壤易消者也，而陶之爲瓦，則與二儀齊其久；柞柳速朽者也，而燔之爲炭，則可億載而不敗。”皆可見其思想之跡。《對俗》篇又曰：神仙方書，試其小者，莫不效焉，舉方諸求水、陽燧引火爲證。此其所以取信於人者，然彼亦未嘗不因此而堅其自信也。漢武之信欒大也，使驗小方鬭碁，碁自相觸擊，《索隱》引顧氏案《萬畢術》云：“取雞血雜磨鍼鐵，擣和礠石棊頭置局上，自相抵擊也。”知方士於物理頗有所知也。而其誅也，亦以方盡多不讎。文成之誅，亦以方益衰，神不至。烏呼惜乎！今世深明物理之士，不獲生於秦皇漢武之士而益讎，其欺也。

石不如金之堅，故方士之所信者，珠玉次于金銀，至於草木，則謂僅可延年而已。不免於死。信金石草木之初説蓋如此。至并謂金丹可以起死人，隱形，先知，通宿命，厭百鬼，疾病不侵，所求皆至，則增益之辭也。且如房中，其初當亦謂能生，然流俗之言，亦謂能盡其道者，可以移災解罪，轉禍爲福，居官高遷，商賈倍利《微旨》篇。猶此。

方士蓋亦有真信金丹可致不死，草木可以延年者。蓋服金石之劑，不必無强壯之效，而草木可以延年，亦實事也。大抵方士惟誑惑人主鼓動百姓者爲可誅，其餘則其愚可哀，然不能謂其以欺誑爲志也。彼亦有其論理，如《塞難》篇言人非天地所造，天地亦爲一物，而當俯從物理，見解頗高；神仙由於稟賦，即其信不信亦由此，見《塞難》篇，亦見《辨問》。亦頗能自圓其説，然以人之生爲各有所直之星宿則繆矣。此由方士之説，多與古迷信之談夾雜，故其自行推理處雖高，卒不能脱迷信之跡也。

以人之生爲各有所直之星宿者，蓋自古相傳之説，故《洪範》謂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庶民惟星也。道家之説，存古宗教之説頗多，如《對俗》篇言司命，《微旨》篇言司過及三尸，皆古迷信時之遺跡。言三尸欲人早死，此尸乃得作鬼，放縱遊行，尤野蠻時代魂魄爲二之普通思想。《地真》篇云：“守玄一，并思其身分爲三人，三人已見，又轉益之可至數十人，皆如己身。”此所謂分形之道。一人可分爲三，與三尸之思想同，蓋古以三爲多數也。守一之道，亦見其以魂魄分爲二，此固最素樸之思想也。又述師言，謂金水分形，則自見其三魂七魄，三魂蓋即三尸。

《金丹》篇云：“九丹誠爲仙藥之上法，然合作之所用雜藥甚多，若四方清通，市之可具，若九域分隔，則物不可得也。”此與甘始妄言仙藥，及請之，則云藥去此踰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難得同。然始爲自解免之言，而道士之信遠方有藥者，則不必盡虚也，故稚川亦思爲句漏令求丹砂也。

秦、漢方士，世皆目爲神仙家，其實非也。方士之道，雜而多端，而神仙僅其一術耳。

神仙家之術，蓋原起于燕、齊之間，其地時有海市，古人覩其象而不知其理，則以爲人可遥興遐舉，載雲氣而上浮矣。匡衡等之廢淫祀也，成帝以問劉向，向言：“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敕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黄，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砰隱，野雞皆雊。每見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一乘傳馳詣行在所，以爲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漢書·郊祀志》。此皆衆目昭見之事，非可虚誑。野蠻之迷信，所言之理雖誤，所見之象則真，是以衆心皈仰，不可移易。

因目覩海市蜃樓，而謂人可遥興遐舉也，則以爲人可不死。求不死之方，最初似偏于服食。服食有使人老壽者。《三國志·華佗傳》：樊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臟，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注》引《佗别傳》曰：“本出于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爲佳，輒語阿，阿又祕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强盛，怪之，遂責阿所服，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此理所可有。魏武啖野葛，《紀注》引《博物志》。郤儉餌茯苓，《華佗傳注》引《典論》。皆其類也。

古人又以導引求老壽。《史記·留侯世家》言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又言其“學辟穀，道引輕身”。《後漢書·方術傳注》引《漢武内傳》，謂王真“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真行之，斷穀二百餘日，肉色光美，力并數人”。未言其穀食外不食他物。《三國志·華佗傳注》引東阿王《辯道論》，謂：“余嘗試郤儉絶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則似全然不食者。其説殊誕謾不可信。陳思王豈能躬與郤儉寢處至百餘日邪？隆古之世，人本不專食穀，及後農業既興，乃專以穀爲食。然穀食之興，亦因栽培之便，謂其最足養人，其實并無此理。世儘有食物，其養生轉逾於穀者。《後漢書·西南夷傳》謂“莋都夷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所居焉”，蓋亦以食他物養生而附會之也。然此止足養身，至多益壽，必不可以不死。《三國·魏志·王粲傳注》引嵇康兄喜所爲《康傳》言：嵇康“性好服食，嘗採御上藥。以爲神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道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其證也。方士之倫，乃别求所謂金石之劑。

金石質堅，古人誤謂餌金石，則其體亦能如金石，于是可以不死，《抱朴子》中，全是此論。金石相較，金爲愈堅，故方士尤貴焉。玉亦石類，珠又玉類，故古人又欲餐珠玉者。漢武聽李少君説，化丹沙諸藥劑爲黄金；《史記·封禪書》。桓譚言光武窮折方士黄白之術；《後漢書》本傳。漢武欲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三國·魏志·衛覬傳》。《鹽鐵論·散不足》篇謂方士言“仙人食金飲珠，然後壽與天地相保”是也。求之不得，則疑其在於海外。《史記·封禪書》曰：“三神山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又曰：“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又《淮南王傳》載伍被言：秦“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女西王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封禪書》欒大言：“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然則初欲求仙人，亦特欲求其藥耳，如後世所謂遇仙人即能接引飛昇，古無是説也。神仙家之死，黄誠謂肉體可以上升，公孫卿謂黄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騎，羣臣後宫從上者七十餘人是也。其時又有尸解之説，《三國志·華佗傳注》引《典論》：“王和平死，弟子夏榮言其尸解。”《封禪書》：“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即尸解之説。

人鍛鍊則體强，不鍛鍊則體弱，此乃習見之理。故其後亦有欲以是求長年者。《莊子》已有熊經鳥伸之言。《漢書·王吉傳》，吉諫昌邑王好獵曰：“休則俯仰屈申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通神。”王襃《聖主得賢臣頌》曰：“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嘘呼吸如喬、松。”崔寔《政論》曰：“夫熊經鳥伸雖延厤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仲長統《卜居論》曰：“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是也。《三國志·華佗傳》，佗語（吴）普曰：“古之仙者，爲道引之事，熊頸《後漢書》作經。鴟顧，引輓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以除疾，并利蹄足，以當道引。”《志》稱佗“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殿本《考證》云：《册府》“以爲”下有“仙”字，蓋是。《佗傳注》引《典論》謂“甘始善行氣，老有少容”。《後漢書·方術傳》言：“王真年且百歲，視之面有光澤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至此神仙家與養身家之術混而不分矣。《後漢書·佗傳注》云：“熊經，若熊之攀枝自縣也，鴟顧，身不動而回顧也。”又引《佗别傳》曰：“吴普從佗學，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爲禽戲，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麤以其法語諸醫。”《典論》曰：“後（甘）始來，衆人無不鴟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爲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習養生術者多貴乎清静，故王吉言專意積精，仲長統言安神閨房，《後漢書·文苑傳》言蘇順好養生術，隱處求道，晚乃仕。所行者蓋即其術。

房中之術，《漢志》與神仙本各爲一家，然其後遂合爲一。《史記·張丞相列傳》言“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此似猶能貴養生。《漢書·王莽傳》言“郎陽成脩獻符命言，繼立民母”；又曰“黄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又言“莽日與方士涿郡昭君于後宫考驗方術，縱淫樂焉”；則房中、神仙并爲一術矣。其後則左慈、《三國志注》引《典論》。冷壽光、甘始、東郭延年、封君達等行其術，并見《後漢書·方術傳注》引《列仙傳》曰：“御婦人之術，謂握固不瀉，還精補腦也。”

以上所言，皆可云是神仙家之事，其人有形狀可見，其藥有形質可求，導引鍛鍊，深爲切實，其術原非迷信也。盧生辟惡鬼之説，《秦始皇本紀》。李少君祠竈之方，《封禪書》。祇可謂之巫術耳。

五六九水經葉榆水注節録

“《交州外域記》曰：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其田從潮水上下，民墾食其田，因名爲雒民。設雒王雒侯，主諸郡縣，縣多爲雒將，雒將銅印青綬，後蜀王子將兵三萬，來討雒王雒侯，服諸雒將，蜀王子因稱爲安陽王。後南越王尉佗舉衆攻安陽王。安陽王有神人名皋通，下輔佐，爲安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殺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可戰，卻軍住武寧縣。按《晉太康地記》縣屬交距。越遣太子名始，降伏安陽王，稱臣事之。安陽王不知通神人，遇之無道，通便去，語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陽王有女名曰媚珠，見始端正，珠與始交通。始問珠，令取父弩視之。始見弩，便盜以鋸截弩。訖，便逃歸報南越王。南越進兵攻之，安陽王發弩，弩折，遂敗。安陽王下船逕出於海。今平道縣後王宫城見有故處。《晉太康地記》縣屬交趾。越遂服諸雒將。”

中國疆域廣大，民族衆多，各地方之歷史傳説，亦應極多，惜存者殊少。所以然者，各地方文明程度不同，其程度較低者，不能著之竹帛，日久遂至湮没也。然其僅存者，則讀之殊有趣味；藉以考各地方開化情形，亦殊有裨益；如《吴越春秋》、《越絶書》、《華陽國志》等是也。此等各地方之傳説，乃其確實可信之歷史，存於圖經中者必多，惜圖經亦多湮滅。近世之方志，即古之圖經，然多出後人纂輯，古代材料，留存者不多矣。然苟能精心採擷，其中可寶之材料，當仍不乏也。引用古代圖經最多者，在古書中當推《水經注》。今故録此一節，以見其概，此一節乃南越征服南方民族之事，爲史所不載者也。雒，即自晉至唐所謂獠，亦即後漢時所謂哀牢，亦即近世所謂犵狫，亦作𤠇狫者也。或曰：《明史》所謂暹羅本分暹與羅斛二國，後暹爲羅斛所并，乃稱暹羅。羅斛與哀牢、犵狫，亦屬同音異譯。暹則與古之蜀，漢世之叟及賨，同音異譯也。

文明程度較低之民族，對於興亡大事，往往以傳奇之形式出之，如此篇亦是也。其説似荒唐，然中實含史實。如此篇謂平道縣後有王宫城，則決不能以安陽王爲子虚，亡是之流。然則蜀人之服雒而王之，而南越又隨其後，亦必非虚語矣。特此等史料，皆當打一甚大之折扣，而後可用已。

五七〇干寶搜神記

《晉書·干寶傳》云：“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絶，積日不冷，后遂寤。云見天地間鬼神事，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二十卷。”

案寶父侍婢及寶兄之言，未必可信，或亦傳者之過。至假死復生，鑿然有之。寶序極言記載傳述之不足信，而曰：“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予之罪也。若使採訪近世之事，苟有虚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則寶初不以其所記爲必可信也。又曰：“羣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麤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説而已。”則寶所聞見尚多，其著之書者，已加簡擇矣。史稱寶性好陰陽術數，留思京房、夏侯勝等傳，又嘗著《晉紀》，蓋兼好史學與哲學者，其好撰集異聞，亦固其所，固非矯誣造作者流，亦非有聞必録，不求其審者比也。

五七一北史蠕蠕傳叙次不清

《北史·蠕蠕傳》：“社侖……奔匹候跋，匹候跋處之南鄙，……令其子四人監之，既而社侖率其私屬，執匹候跋四子而叛，襲匹候跋，諸子案諸子上當脱匹候跋三字。收餘衆，亡依高車斛律部。社侖凶狡，有權變，月餘乃釋匹候跋，歸其諸子，欲聚而殲之。密舉兵襲匹候跋，殺匹候跋。……社侖既殺匹候跋，懼王師討之，乃掠五原以西諸部，北度大漠。……社侖與姚興和親。道武遣材官將軍和突襲黜弗素古延諸部，社侖遣騎救素古延，突逆擊破之。社侖遠遁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并諸部，凶勢益振。”一似社侖之侵高車，在爲和突所敗後者。然《高車傳》云：“蠕蠕社侖破敗之後，收拾部落，轉徙廣漠之北，侵入高車之地，斛律部帥倍侯利患之，曰：社侖新集，兵貧馬少，易與耳。乃舉衆掩擊之，入其國落。高車昧利，不顧後患，分其廬室，妻其婦女，安息寢卧不起。社侖登高望見，乃召集亡散，得千人，晨掩殺之，走而脱者十二三。倍侯利遂奔魏。”所謂侵入高車之地，蓋即其襲殺匹候跋之時，其後嘗爲倍侯利所破，卒又襲破倍侯利，終乃并諸部而勢益振耳。兵貧馬少之日，姚興何所慕而與之和親？亦安有力以救素古延？此自當在破倍侯利并諸部之後，和突所破，特其偏師，安足使社侖遠遁乎？《北史》社侖遠遁之文，原亦不承其爲和突所破，而係遥接上文。然序次不清，遂使讀者易於誤會矣。前史此等處，因無可校讎，而其誤不易見者，恐不少也。

五七二金人

言佛教入中國者，多據《魏書·釋老志》。《志》云：“漢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討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將其衆五萬來降，獲其金人，帝以爲大神，列於甘泉宫。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案《漢書·霍去病傳》，武帝稱其功曰：“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注曰：“祭天以金人爲主也。”蓋本《金日磾傳贊》“本以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之文。皆曰祭天，不云禮佛。《梁書·扶南傳》云：“俗事天神。天神以銅爲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此文或本舊聞，不出梁世。然脩《梁書》時，佛教盛行久矣，天神果即佛像，姚思廉不容不知。且《漢書·地理志》，左馮翊雲陽，有休屠金人及逕路神祠三所，《郊祀志》：雲陽有逕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則休屠金人，實自有祠，未嘗列於甘泉也。顔師古以金人爲佛像，誤矣。

《釋老志》又云：“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也。後孝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乃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於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關西。摩騰、法蘭咸卒於此寺。”此説似因後來之佛像而附會。《後漢書·楚王英傳注》引袁宏《漢紀》云：“佛長丈六尺，黄金色，頂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大濟羣生。初，明帝夢見金人，身大，頂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毋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晉書·恭帝紀》言，帝“深信浮屠道，造丈六金像，親於瓦官寺迎之，步從十許里”。《魏書·胡叟傳》言：“蜀沙門法成，鳩率僧旅，幾於千人，《北史》作數千人。鑄丈六金像。”然則當時鑄像，殆有定制，皆長丈六。《崔挺傳》言：“光州故吏聞凶問，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因寺起八關齋，追奉冥福。”蓋減其長之半。《釋老志》言，魏先於恒農荆山造珉玉丈六像一，永平三年冬，迎置於洛濱之報德寺，世宗躬親致敬。雖易金以玉，而其長無改。《靈徵志》：“太和十九年六月，徐州表言，丈八銅像，汗流於地。”丈八疑丈六之譌也。然則袁宏云佛長丈六尺，明因佛像而爲之辭矣。對明帝之問者，宏不言其姓名，而《魏志》言爲傅毅；宏但云遣使圖佛形像，明時未有鑄像。《魏志》云“帝令畫工圖像”，説亦相同，而又云蔡愔曾得立像，明其雜采衆説，愈後起者，附會愈多。楚王英，明帝之兄，《傳》已言其爲浮屠齋戒祭祀，則佛教之行於中國舊矣，何待明帝遣使求之？金人入夢之説，殊不足信也。

佛像可考最早者，爲漢末笮融所造，見《三國·吴志·劉繇傳》，云融“大起浮圖祠，以銅爲人，黄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爲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其制之崇宏如此，其像亦必不減丈六矣。民間所造則較小。《魏書·靈徵志》云：“永安三年二月，京師民家有二銅像，各長尺餘，一頤下生白豪四，一頰旁生黑毛一。”是也。《北齊書·循吏·蘇瓊傳》言：“徐州城中五級寺，被盜銅像一百軀。”像數既多，其制亦當較小也。

當時造像，所費殊巨。魏高宗爲太祖以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萬五千斤，顯祖於天官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黄金六百斤，皆見《魏書·釋老志》。此固虜朝所爲，然時郡縣及民間，造金像者亦不少。《宋書·文九王傳》言拓跋燾圍縣瓠，毁佛浮圖，取金像以爲大鉤，施之衝車端；《北齊書·王則傳》言其性貪婪，除洛州刺史，舊京諸像，毁以鑄錢，於時世號河陽錢，皆出其家，其用銅之多可知。《宋書·夷蠻傳》，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摩之，奏請欲鑄銅像者，皆詣臺自聞，須准報然後就功。《魏書·釋老志》載太武廢佛之詔曰：“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足見民間造像，用銅亦不少也。士蔿對築蒲屈之讓也，曰：“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齊明帝以故宅起湘宫寺，窮極奢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宫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虞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齊書·良政傳》。斂百姓賣兒貼婦之錢，窮極奢侈，以爲有裨教化，其愚已不可及，況藉敵以爲衝車乎？隋文帝禁毁壞偷盜佛及天尊像者，以惡逆不道論。事在開皇二十年。《隋書·高祖紀》載詔曰：“敢有毁壞偷盜佛及天尊像、嶽鎮海瀆神形者，以不道論。沙門壞佛像，道士壞天尊者，以惡逆論。”又《刑法志》云：“詔沙門、道士壞佛像天尊，百姓壞嶽瀆神像，皆以惡逆論。”張釋之霸陵之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然則佛像而不以金爲之，又誰則毁壞偷盜之也？而周世宗可謂倜乎遠矣。彼王則之所爲，亦惡其自圖財利耳。若徒鑄之爲錢，則猶有利於化居，固愈於錮金於寺也。

《南史·林邑傳》云，宋文帝使檀和之克其國，銷其金人，得黄金數十萬斤。此語《宋書》無之，而見於《梁書》，明傳之者語增，非實録。魏造佛像，用赤金十萬斤，黄金六百斤；塗金之法，南北不能大殊，然則宋所得黄金若爲三十萬斤，其所銷金人之銅，當得五千萬斤矣，有是理乎？然林邑金人必較中國爲多，則可信矣。中國佛寺之盛，固不如緬甸，亦不如日本也，謂中國治化，不逮緬甸日本可乎？

造像亦有用銀者。《南史·梁本紀》，武帝大同元年四月壬戌，“幸同泰寺，鑄十方銀像”，是也。三年五月癸未，“幸同泰寺，鑄十方金銅像”，則又以金銅爲之。此所鑄者必多，其像當亦不大。

玉像南朝亦有之。《齊書·武帝紀》，大漸詔曰：“顯陽殿玉像諸佛及供養，具如别牒。”又《魏書·釋老志》，高宗踐極之年，詔有司爲石像，令如帝身，則反不逮其所爲珉玉像之大，其實珉玉亦石也。

金人入夢之説，既不足信，則漢立白馬寺之説，亦屬子虚矣。《北齊書·韓賢傳》云：“昔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在此寺，形制淳樸，世以爲古物，歷代藏寶。賢無故斫破之，未幾而死，論者或謂賢因此致禍。”又不云經緘於蘭臺石室，足見其皆屬附會之辭也。

原刊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東南日報》

五七三輪迴

《晉書·摯虞傳》：“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憤，或迷或放。故作《思遊賦》。”“道長世短”四字最精，此佛家之所以説輪迴，而亦其所以能行於中國也。《羊祜傳》云：“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祜之時，佛教之行未久耳，然輪迴之説，已深入人心如此矣。晉南北朝之世，史言輪迴之事尚不乏：如《晉書·藝術傳》言鮑靚爲曲陽李家兒託生，《南史·梁元帝紀》言帝乃眇目僧託生，《北史·李崇傳》言李庶託生爲劉氏女是也。慧琳《均善論》，設爲黑學道士之説，病周孔爲教，正及一世，積善不過子孫之慶，累惡不過餘殃之罰，報効止於榮禄，誅責極於窮賤。《宋書·夷蠻傳》。亦摯虞之意也。

違禍求福，古今所同，古無輪回之説，亦足使人遷善而遠惡者何也？曰：人之性，固有不以禍福而爲善惡者，然此亦古今之所同也。然古無輪回之説，亦足使人遷善遠惡者，則其時之所謂報者，皆以其群而非以其身，且如《易》言以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其所謂家，非五口八口之家也，五口八口之家易絶耳，報未至而受報之體先亡，則覺道長世短矣。合數十百人而爲一家，則不如是，合數百千人而爲一家，則尤不如是矣。且也國小民寡，則事簡逕而是非易辨，毁譽可憑，則報效誅責，亦與善惡相符矣，此其所以不待輪回之説，亦能使人遷善遠惡歟！然觀孔孟莊周之徒，日咨嗟太息而言命，曰：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特勸人安之順之而已。則知禍福不與善惡相符，而將使人或迷或放矣、此佛説之所以入而濟其窮歟。

欲説輪迴，則必有輪迴之體；無我輪迴，雖言者諄諄，終不使人共信也。然則必主神不滅矣。范縝《神滅論》曰：“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産以趨佛，而不卹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情動於顔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稌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虚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横衣，廢俎豆，列缾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絶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擁，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恍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其辭辯矣。然濟物情深，厚我意淺，恐非夫人之所能。彼無爲之世，所以上下安和者，非其時之人情，異於有爲之世，其物我之利害固同也。老子曰：“民之饑，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輕死，以其奉生之厚。”有多食税者以歆之，而奉生咸欲其厚，而民不得不輕死矣。而欲使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得乎？此弊也，豈輪迴之説致之哉？抑俗之既敝，而輪迴之説，乃乘之而起也！

《縝傳》云：“縝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賤貧？縝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蔕，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糞溷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夫墜茵席，落糞溷，得不有其所由然歟？其所由然，非即因果歟？此理非縝所不達，而其言云爾，則子良所謂因果，實乃流俗果報之説，非真因果之理也。《宋書·文五王傳》：“太宗常指左右人謂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願生王家，此子良等之志也。隋越王侗之將死也，焚香禮佛，呪曰：“從今以去，願不生帝王尊貴之家。”《隋書·煬三子傳》。哀哉！如宋太宗、齊竟陵王之類，不知臨命之時亦自悔其所願不乎？楚靈王曰：“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左氏》昭公十三年。不生帝王尊貴之家，或早爲帝王尊貴者所戕賊矣。貴者果不賊人也，人惡得而賊之？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盡心》下。哀哉！然得謂無因果之理乎？

《梁書·劉歊傳》：歊著《革終論》曰：“季札云：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莊周云：生爲徭役，死爲休息。尋此二説，如或相反。何者？氣無不之，神有也；死爲休息，神無也。原憲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若稽諸内教，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尋，三代之禮無越。何者？神爲生本，形爲生具，死者神離此具，而即非彼具也。即非，疑當作非即。雖死者不可復反，而精靈遞變，未嘗滅絶。”此主神不滅之説者也。然又曰“神已去此，館何用存？神已適彼，祭何所祭？”因“欲翦截煩厚，務存儉易”。則主神不滅之説者，亦不必遂爲貪求之行矣。

《晉書·王湛傳》：湛曾孫坦之，“初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虚，惟當勤脩道德，以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此事之爲虚構，自不待言。然就造作此説者之心而觀之，卻可見人無不斤斤於死後之苦樂，此輪迴之説所以乘其機而中之也。然死後報應，究爲將信將疑之事，故人又無不戀戀於生。《隋書·儒林傳》言辛彦之崇信佛道，遷潞州刺史，於城内立浮圖二所，并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彦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彦之聞而不悦，其年卒官。聞生天上而猶不悦，可見百虚不敵一實，此迷信之力所以終有所窮也。

《晉書·劉聰載記》：“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劉）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宫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吾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過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宫，與約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機上。俄而蘇，使左右機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又云：聰將死，時約已死，至是晝見，聰甚惡之，謂粲曰：“吾寢疾惙頓，怪異特甚，往以約之言爲妖，比累日見之，此兒必來迎吾也。何圖人死定有神靈！如是，吾不悲死也。”約之誑聰，與是豆渾地萬之誑醜奴頗相似，事見《魏書·蠕蠕傳》。野蠻之人，率多欲而輕信，其受欺固無足怪。曰審如是，吾不懼死，然見約而又惡之，亦辛彦之之心也。此説主升天而不主輪迴，不周、崑崙等，亦全係中國舊名，可見其與佛教無涉。而其睠睠於死後之苦樂如此，可見人之所欲，古今中外皆同，佛教特乘其機而誘之耳。

成佛、生天，皆不易冀，求免墮落，暫時自以能得人身爲佳，故信佛者於是尤惓惓焉。晉恭帝之將死也，兵人進藥，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宋書·褚叔度傳》。宋彭城王義康之死亦然。盧潛爲北齊揚州道行臺尚書，壽陽陷，及左丞李騊駼等皆没。騊駼將逃歸，并要潛，潛曰：“我此頭面，何可誑人？吾少時相者云没在吴越地，死生已定，弟其行也。”既而歎曰：“壽陽陷，吾以頸血濺城而死，佛教不聽自殺，故荏苒偷生，今可死矣！”於是閉氣而絶。《北史·盧潛傳》。觀此，知佛教戒自殺之説，徧行于當時也。

奉佛以蘄再得人身，若能無死，豈不更善？俗有誦《高王經》則兵火不能侵之説，其所由來者舊矣。《晉書·苻丕載記》云：“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脱，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宋書·王玄謨傳》言，玄謨圍滑臺，拓跋燾軍至，奔退。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乃止。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徧則免。”既覺，誦之將千徧，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魏書·盧景裕傳》：“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其同反，以應元寶炬。齊獻武王命都督賀拔仁討平之。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脱。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如所夢默誦千徧，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南史·劉霽傳》：“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萬徧；夜中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志，當相爲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皆今俗説所本也。《晉書·周浚傳》言子嵩爲王敦所害，臨刑猶於市誦經；《王恭傳》亦云臨刑猶誦佛經。《齊書·王奂傳》：“奂司馬黄瑶起、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内起兵攻奂，奂聞兵入，還内禮佛，未及起，軍人遂斬之。”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豈其臨命猶冀以是獲免邪？《梁書·儒林傳》：皇侃“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徧，以擬《觀世音經》”。貪欲之深，真可發一噱。《周書·蕭詧傳》：“甄玄成以江陵甲兵殷盛，遂懷貳心，密書與梁元帝，申其誠款。有得其書者，進之於詧。詧深信佛法，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玄成素誦《法華經》，遂以此獲免。”以人之貪，我得所欲，其事可謂甚奇。然蕭詧梟獍也，徼福緣於梟獍，庸可必乎？

原刊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東南日報》

五七四沙門致敬人主

《宋書·孝武帝紀》：大明六年，“九月戊寅，制沙門致敬人主。”《夷蠻傳》云：“先是晉世庾冰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玄復述其義，并不果行。大明六年，世祖使有司奏：臣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比當盡虔，禮敬之容，依其本俗。詔可。前廢帝初，復舊。”則佛教入中國後，其徒直至宋世，乃致敬於人主，而其行之亦無幾時也。庾冰、桓玄之議，何充、桓謙、王謐、慧達等抗之，見《弘明集》。佛教不信之則已，既信之，則不强其致敬，亦頗得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之義，强其致敬，實無當也。《魏書·釋老志》：“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當今如來，沙門宜應盡禮，遂常致拜。謂人曰：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禮佛耳。”然則南朝屢議而不果行者，在北朝則不待言而其人自行之矣。《晉書·赫連勃勃載記》云：“勃勃歸於長安，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既至，恭懼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奈何以非類處吾？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貌爲恭敬者，乃以非類視之，此豈拓跋珪所知？觀此，知其智又出鐵弗下，蓋由其附塞尚不如鐵弗之久也。歐人之東來也，未嘗不依其體僞，以敬東方之主，而建夷必欲强之以行跪拜之禮，足見犬羊無知，千古一轍也。

原刊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三日《東南日報》

五七五沙門與政上

後世之爲僧者，類多遺落世事，有託而逃，佛法初入中國時則不然。《宋書·武三王傳》言廬陵王義真，與謝靈運、顔延之、慧琳道人周旋異常，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爲宰相，慧琳爲西豫州都督。慧琳事見《夷蠻傳》，云其兼外内之學，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而其時彭城王義康謀叛，參與其事者，亦有法略道人及法静尼。始安王休仁之死也，明帝與諸大臣及方鎮詔，謂“前者積日失適，休仁使曇度道人及勞彦遠屢求啓，闞覘吾起居”。《宋書·文九王傳》。休仁之死，固不以罪，此語則未必盡誣。《齊書·倖臣傳》云：“宋世道人楊法持，與太祖有舊，元徽末，宣傳密謀，昇明中，以爲僧正。建元初，罷道，爲甯朔將軍，封州陵縣男，三百户。”則革易之際，道人亦有參與其事者矣。

僧人多與政事，故其罷道極易，法略即罷道爲臧質甯遠參軍者也。本姓孫，及是改名景玄。陳遂興侯詳，少出家爲沙門，武帝討侯景，召令還俗，配以兵馬。《陳書·陳詳傳》。是能戎事者亦或出家也。《南史·陸厥傳》云：“時有王斌者，不知何許人，著《四聲論》，行於時。斌初爲道人，博涉經籍，雅有才辯，善屬文。後還俗，以詩樂自樂，人莫能名之。”此文學之士之出家者也。《北齊書·神武帝紀》：神武疾病，謂世子曰：“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魏書·酷吏傳》：“李洪之少爲沙門，晚乃還俗。”此等人，皆非遺世者也。

慧琳，《宋書》謂其賓客輻湊，門車常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繫，勢傾一時，亦未嘗不可如楊法持入諸佞倖傳也。晉世君相并信佛法者，莫如孝武帝及會稽王道子，而許榮上書，病其僧尼乳母，競進親黨；聞人奭亦云尼姏屬類，傾動亂時，是其亂政殊甚。時范甯請黜王國寶，國寶使陳郡袁悦之因尼妙音，致書太子母陳淑媛，説國寶忠謹，宜見親信，以上均見《晉書·簡文三子傳》。則非徒干亂朝權，并有交通宫禁者矣。《魏書·釋老志》：道登之死，孝文以師喪之，似其人必有清操；然《酷吏傳》言登嘗過高遵，遵以登荷寵於高祖，多奉以貨，深託仗之；及遵見訴，詔廷尉少卿窮鞫，登屢因言次申啓救遵，則亦非謝絶賕謁者。《酷吏傳》又言：張赦提克己厲約，本有清稱，後乃縱妻段氏，多有受納，令僧尼因事通請，遂至貪虐流聞，卒以此敗。則郡縣之朝，亦有爲所干亂者。《齊書·江謐傳》言謐出爲長沙内史，行湘州事，政治苛刻；僧遵道人與謐情款，隨謐蒞郡，犯小事，餓繫郡獄，裂三衣食之，既盡而死。謐固酷，僧遵或亦有以取之也。

《北齊書·神武帝紀》言神武自發晉陽，至克潼關，凡四十啓，魏帝皆不答。還洛陽，遣僧道榮奉表關中，又不答。乃集百僚四門耆老議所推立。四門，《北史》作沙門，立君而謀及沙門，似乎不近情理。然《梁書·王僧孺傳》言：僧孺出爲南海太守，“視事期月，有詔徵還，郡民道俗六百人詣闕請留，不許。”郡守之去留，道人既可參與，又何不可與於立君之議邪？《北齊書·文宣帝紀》：天保元年八月庚寅詔曰：“朕以虚寡，嗣弘王業，思所以贊揚盛績，播之萬古，雖史官執筆，有聞無墜，猶恐緒言遺美，時或未書；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親奉音旨，或承傳旁説，凡可載之文籍，悉宜條録封上。”可見神武謀及沙門時甚多。本紀之文，自當以《北史》爲是也。

使沙門參與機要者，非獨高歡也，五胡之主時有之。《晉書·石季龍載記》：“沙門吴進，言於季龍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季龍於是使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於鄴北，廣長數十里。”《姚襄載記》言襄率衆西行，苻生遣苻堅、鄧羌等要之。襄將戰，沙門智通固諫，襄曰：吾計決矣。戰於三原，爲堅所殺。《慕容垂載記》：參合之役，“有大風黑氣，狀若隄防，或高或下，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慕容寶曰：風氣暴迅，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曇猛固以爲言，乃遣慕容麟率騎三萬爲後殿，以禦非常。麟以曇猛言爲虚，縱騎遊獵，俄而黄霧四塞，日月晦冥，是夜魏師大至，三軍奔潰。”《慕容德載記》言潘聰勸德據廣固，“德猶豫未決。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訪其所適。朗曰：敬覽三策，時張華勸德據彭城，慕容鍾等勸攻滑臺。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於奎、婁，遂掃虚、危，而虚、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舊魯，巡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天之道也。德大悦。”《魏書·沮渠蒙遜傳》：“罽賓沙門曰曇無讖，東入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曼頭陁林私通，發覺，亡奔涼州。蒙遜寵之，號曰聖人。曇無讖以男女交接之術教授婦人，蒙遜諸女、子婦，皆往受法。世祖聞諸行人言曇無讖之術，乃召曇無讖。蒙遜不遣，遂發露其事，拷訊殺之。”其説殊不足信。《釋老志》云曇摩讖“曉術數禁呪，歷言他國安危，多所中驗，蒙遜每以國事諮之；神䴥中，帝命蒙遜送讖詣京師，惜而不遣，既而懼魏威責，遂使人殺讖”，當是實情。蓋讖既與聞國事，遣之則慮其漏洩，不遣又慮魏求之無已，故逕殺之，以免交涉之棘手也。此皆五胡之主，多使沙門參與機要之徵也。

元魏諸主，自孝文而後，多好與沙門講論。神武之使道榮奉表，蓋亦以其素蒙接待也。李暠遣舍人黄始、梁興間行歸表於晉，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通表。《北史·序傳》。蓋以其易避譏察。梁豫章王綜謀叛，亦求得北來道人釋法鸞，使通問於蕭寶寅。

罷道者不必皆參與機要之徒也，尋常人出入於道俗之間者亦多。高允少孤，年十餘，奉祖父喪還本郡，推財與二弟而爲沙門，未久而罷。其爲沙門，蓋亦如劉孝標居貧不自立，母子并爲尼僧，事見《南史》本傳，亦見《魏書·劉休賓傳》。乃一時之計，非其素志也。魏河南王曜之曾孫和爲沙門，捨其子顯，以爵讓其次弟鑒，鑒固辭。詔許鑾身終之後，令顯襲爵，鑒乃受之。鑒出爲齊州刺史。高祖崩後，和罷沙門還俗，棄其妻子，納一寡婦曹氏爲妻。曹氏年齒已長，攜男女五人，隨鑒至歷城，干亂政事。和與曹及五子，七處受納，鑒皆順其意，言無不從，於是獄以賄成，取受狼籍，齊人苦之，鑒治名大損。鑒薨之後，和復與鑒子伯宗競求承襲，時和子早終。事見《魏書·道武七王列傳》。前後判若兩人，皆由其出家之時，本未斷名利之念也。此等可見當時之人，出家還俗，皆極輕易。

有所規避而出家者，自亦有之。《齊書·倖臣傳》言宋孝武末年，鞭罰過度，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從至南州，得鞭者過半，茹法亮憂懼，因緣啓出家，得爲道人。《梁書·文學傳》：伏挺除南臺治書，因事納賄，當被推劾，挺懼罪，變服爲道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大心寺。會邵陵王綸爲江州，攜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自此還俗。《南史》云：挺不堪蔬素，自此還俗。《張纘傳》：纘爲杜岸所執，送諸岳陽王詧，始被囚縶，尋又逼纘剃髮爲道人。《南史》云：纘懼不免，請爲沙門。《南史·劉虬傳》：子之遴，“侯景初以蕭正德爲帝，之遴時落景所，將使授璽紱，之遴豫知，仍剃髮披法服，乃免。”此等出家，皆非素志，故其還俗更易，其徒屏居佛寺而不出家者，更無論矣。如《北齊書·魏蘭根傳》言高乾死，蘭根懼，去宅，居於寺。《高德政傳》言文宣時，德政甚懼，稱疾屏居佛寺，兼學坐禪是也。要之當時僧俗甚近，故僧人之與俗事者亦多也。

原刊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三日《東南日報》

五七六沙門與政下

沙門之多與政事也，以其時之王公大人，迷信甚深故也。沙門事跡，見於《晉書·藝術傳》者，有佛圖澄、鳩摩羅什、僧涉、曇霍，所傳皆怪異之談。《北史·藝術傳》之靈遠、惠豐，《魏書·釋老志》之惠始，亦其類也。南朝所盛稱者，莫如釋寶志。《梁書·何敬容傳》載其先知敬容敗於河東王；《南史·梁武帝紀》載其先知國泰寺之災；《賊臣傳》載其先知侯景起自汝陰，敗於三湘；甚至《隋書·律曆志》云開皇官尺，或傳梁時有志公道人作此尺，寄入周朝，云與多鬚老翁，周太祖及隋高祖各自以爲謂己，實當時流俗傳最廣者也。志之事跡，見於《南史·隱逸傳》，云有人於宋泰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此乃無徵不信之談。其可徵信者，齊武帝忿其惑衆，收付建康獄，而其死在梁武帝之天監十三年。自齊武帝元年至天監十三年，凡三十二年；自其末年起計，則二十二年耳。志之入獄，即在齊武帝元年，其時年已六十，至其死時，亦不過九十有二，此固人壽所可有，無足異也。然則其爲流俗所盛傳，特以其敢於惑衆耳，乃梁武帝亦敬事之，可見時人之易惑矣。

流俗所重，莫如先知，故沙門之見附會，多在於此。《晉書·五行志》云：“石季龍在鄴，有一馬，尾有燒狀，入其中陽門，出顯陽門，東宫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佛圖澄歎曰：災其及矣！逾年而季龍死，其國遂滅。”亦見《澄傳》。《姚興載記》云：興死之歲，“正旦朝羣臣於太極前殿，沙門賀僧，慟泣不能自勝，衆咸怪焉。賀僧者，莫知其所從來，言事皆有效驗，興甚神禮之，常與隱士數人，預於燕會。”《南史·賊臣傳》云：“有僧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飲酒噉肉，不異凡等，世間遊行，已數十載，姓名鄉里，人莫能知，初言隱伏，久乃方驗，人并呼爲闍黎，侯景甚信敬之。景嘗於後堂與其徒共射，時僧通在坐，奪景弓射景陽山，大呼云，得奴已。景後又燕集其黨，又召僧通，僧通取肉揾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答所恨太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王僧辯截其二手送齊文宣，傳首江陵，果以鹽五斗置腹中，送於建康，暴之於市，百姓争取屠膾，羹食皆盡。”此等皆以能先知而見稱爲神聖者也。職是故，遂有託於是以惑世者，周太祖、隋高祖各自謂志公所稱多鬚老翁，即是也。《宋書·符瑞志》云：“武帝嘗行至下邳，遇一沙門，沙門曰：江表尋當喪亂，拯之必君也。”又云：“冀州有沙門法稱，將死，語其弟子普嚴曰：嵩皇神告我云：江東有劉將軍，是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鎮金一餅與將軍爲信。三十二璧者，劉氏卜世之數也。普嚴以告同學法義，法義以（義熙）十三年七月，於嵩高廟石壇下得玉璧三十二枚，黄金一餅，後二年而受晉禪。史臣謹按：法稱所云玉璧三十二枚，宋氏卜世之數者，蓋卜年之數也。三十二者，二三十，則六十矣。宋氏受命，至於禪齊，凡六十年云。”《齊書·祥瑞志》云：永明二年十一月，“虜國民齊祥歸，入靈丘關，聞殷然有聲，仰視之，見山側有紫氣如雲，衆鳥回翔其間。祥往氣所，獲璽，方寸四分，獸紐，文曰坤維聖帝永昌，送與虜太后師道人惠度，欲獻虜主。惠度覩其文，竊謂當今衣冠正朔，在於齊國，遂附道人惠藏送京師，因羽林監崔士亮獻之。三年七月，始興郡民龔玄宣云：去年二月，忽有一道人乞食，因探懷中出篆書真經一卷，六紙，又表北極一紙，又移付羅漢居士一紙，云從兜率天宫下，使送上天子。因失道人所在。”《南史·宋武帝紀》云：“嘗遊京口竹林寺，獨卧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驚以白帝，帝獨喜，曰：上人無妄言。”《梁武帝紀》云：“有沙門自稱僧惲，謂帝曰：君項有伏龍，非人臣也。復求，莫知所之。”《宋書·顔竣傳》云：“沙門釋僧含，麤有學義，謂竣曰：貧道麤見讖記，當有真人應符，名稱次第，屬在殿下。”案竣仕世祖。《南史·王僧辯傳》云：“天監中沙門釋寶志爲讖云：太歲龍，將無理，蕭經霜，草應死，餘人散，十八子。時言蕭氏當滅，李氏代興。及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而李洪雅又自零陵稱助討納，尋而洪雅降納，納以爲應符，於是共議尊事爲主。”《北史·藝術傳》云：“有沙門靈遠者，不知何許人，有道術。嘗言尒朱榮成敗，豫知其時。又言代魏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及齊神武至信都，靈遠與渤海李嵩來謁。神武待靈遠以殊禮，問其天文人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渤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并，宜速用兵，遲則不吉。靈遠後罷道，姓荆，字次德。求之，不知所在。”此等事之爲矯誣，至易見也，而沈約猶據其辭而曲爲之説，時人之迷罔，亦可見矣。

讖之最早見者，如《史記·趙世家》所謂秦讖，似係記事之作，而非歌謡之類，故《扁鵲列傳》亦載其事，而作秦策。後漢君臣競事造作，乃皆成韻語，如歌謡然，蓋取其易於流播也。謡辭至後來，亦可僞造，史家明言之者，如《宋書·王景文傳》謂明帝忌景文及張永，乃自爲謡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是也。當時沙門，亦有爲是者。《宋書·五行志》云：“司馬元顯時，民謡詩云：當有十一口，當爲兵所傷，木亘當北度，走入浩浩鄉。又云：金刀既以刻，娓娓金城中。此詩云襄陽道人竺曇林所作。”《志》又云：“孟顗釋之曰：十一口者，玄字象也，木亘，桓也，桓氏當悉走入關、洛，故云浩浩鄉也。金刀，劉也，倡義諸公，皆多姓劉，娓娓，美盛貌也。”《北齊書·竇泰傳》云：“泰將發鄴，鄴有惠化尼，謡云：竇行臺，去不回。”此等亦因流俗之好求先知，而爲是妄誕也。

然溺於迷信，特其時沙門見信敬之一端；其又一端，則亦以是時沙門多有學藝也。周朗痛陳佛教之弊，謂其假醫術，託卜數，《宋書·周朗傳》。足見其流衍民間，實以二者爲憑藉。而其在廟堂亦然。《魏書·術藝傳》：李修“父亮，少學醫術。又就沙門僧坦研習衆方，略盡其術”；“崔彧少嘗詣青州，逢隱逸沙門，教以《素問》九卷及《甲乙》，遂善醫術。”足徵沙門醫學，確有淵源。賀琛爲宣城王長史，侯景陷城，被創未死，賊輿送莊嚴寺療之，《梁書·賀琛傳》。寺中諸僧，必有嫻於醫術者矣。《魏書·孝文五王傳》：“有沙門惠憐者，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優重，使於城西之南，治療百姓病，清河王懌表諫。”《北史·李先傳》：曾孫義徽，“太和中補清河王懌府記室，性好《老莊》，甚嗤釋教。靈太后臨朝，屬有沙門惠憐，以呪水飲人，云能愈疾，百姓奔凑，日以千數。義徽白懌，稱其妖妄，因令義徽草奏以諫，太后納其言。”呪水治病，固屬誣罔，然安知其不有醫術佐之；議之者出於好《老莊》而嗤釋教之人，其言亦未必可信也。《魏書·景穆十二王傳》：有沙門爲小新成孫誕采藥。《孝文五王傳》：汝南王悦，好讀佛經，而“有崔延夏者，以左道與悦遊，合服仙藥松术之屬，時輕與出采芝”。似神仙家服食之術，亦爲沙門所知，蓋以其與醫術相出入也。《宋書·沈攸之傳》：“攸之將發江陵，使沙門釋僧桀筮之。”《魏書·山偉傳》：“偉與儀曹郎袁昇、屯田郎李延孝、外兵郎李奂、三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偉少居後。路逢一尼，望之歎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天子，當作好官。而昇等四人，皆於河陰遇害，果如其言。”《術藝·王顯傳》云：“世宗夜崩。顯既蒙任遇，兼爲法官，恃勢使威，爲時所疾。朝宰託以侍療無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臨執呼寃，直閤以刀鐶撞其腋下，傷中吐血，至右衛府，一宿死。始顯布衣爲諸生，有沙門相顯後當富貴，戒其勿爲吏官，吏官必敗。由是世宗時或欲令其遂攝吏部，每殷勤避之。及世宗崩，肅宗夜即位，受璽册，於儀須兼太尉及吏部，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行事矣。”《北史·藝術傳》云：“魏正始前，有沙門學相，遊懷朔，舉目見人，皆有富貴之表，以爲必無此理，燔其書，而後皆如言，乃知相法不虚也。”此皆沙門嫻於醫卜，兼及相術之徵也。然其學初不止此。《南史·隱逸傳》言關康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算，《宋書》無“算”字，蓋奪。妙盡其能。魏《正光曆》，總合九家，雍州沙門統道融居其一。見《魏書·律曆志》。《術藝傳》：“殷紹上《四序堪輿》，表曰：臣以姚氏之世，行學伊川，時遇遊遁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興時將臣南到陽翟九崖巖沙門釋曇影間，興即北還，臣獨留住，依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見道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爲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披釋章次意況大旨。又演隱審五藏六府心髓血脈，商功大算，端部變化，玄象，土圭，《周髀》，練精鋭思，藴習四年，從穆所聞，麤皆髣髴，穆等仁矜，特垂憂閔，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黄帝《四序經》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説天地陰陽之本。以此等文，傳授於臣。”此等皆絶業，而當時之沙門能傳之，可謂難矣。《辛紹先傳》：子穆，“初隨父在下邳，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爲沙門，從師遠學，經久不返。敬文病，臨卒，以雜綾二十匹託穆與敬武，久訪不得，經二十餘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其廉信。”敬武之久學不返，或非徒習經論、參禪定也。

《宋書·文九王傳》言拓拔燾圍縣瓠，毁佛浮圖，取金像以爲大鉤，施之衝車端，以牽樓堞，城内有一沙門，頗有機思，輒設奇以應之。此沙門或曾習兵家言。支曇猛説慕容寶備魏師，亦似知望氣之術。

晉南北朝，沙門多能通知玄學無論矣，此外所該涉者尚廣。今據《隋書·經籍志》觀之，則有《古今樂録》十二卷，陳沙門智匠撰；經部樂。此樂學也。《韻英》三卷，釋静洪撰；《雜體書》九卷，釋正度撰；經部小學。此小學及書法之學也。《四海百川水源記》一卷，釋道安撰；史部地。此地理之學也。《婆羅門天文經》二十一卷，《婆羅門竭伽仙人天文説》三十卷，《婆羅門天文》一卷，《摩登伽經説星圖》一卷，子部天文。《婆羅門算法》三卷，《婆羅門陰陽算曆》一卷，《婆羅門算經》三卷，子部曆數。此天文曆數之學也。《陽遁甲》九卷，釋智海撰，子部五行。此數術之學也。《寒食散對療》一卷，釋道洪撰；《解寒食散方》二卷，釋智斌撰；《釋慧義寒食解雜論》七卷，《解散方》一卷，《釋僧深藥方》三十卷，以上三書皆亡。《摩訶出胡國方》十卷，摩訶胡沙門撰；《諸藥異名》八卷，沙門行矩撰；原注：本十卷，今闕。《單複要驗方》二卷，釋莫滿撰；《釋道洪方》一卷，《釋僧匡鍼灸經》一卷，《龍樹菩薩藥方》四卷，《西域諸仙所説藥方》二十三卷，原注：目一卷，本二十五卷。《香山仙人藥方》十卷，《西録波羅仙人方》三卷，《西域名醫所集要方》四卷，原注：本十二卷。《婆羅門諸仙藥方》二十卷，《婆羅門藥方》五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論方》二卷，原注：目一卷，本三卷。《乾陀利治鬼方》十卷，《新録乾陀利治鬼方》四卷，原注：本五卷，闕。《龍樹菩薩和香法》二卷，子部藥方。此醫學也。《楚辭音》一卷，釋道騫撰，集部《楚辭》。序云：隋時有釋道騫，善讀之，能爲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此文學亦聲韻之學也。或中國有而沙門通之，或印土之學由沙門傳入；其盛，蓋不減近世基督教士之傳播西學矣，曷怪好用其人者之多也。

原刊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日《東南日報》

五七七梁武帝廢郊廟牲牷

梁武信佛，卒召臺城之禍，讀史者皆深譏之，其實不然。梁武受禍，自由刑政之不脩，於信佛乎何與？其以麫代郊廟牲牷，議者以爲宗廟遂不血食，《南史·梁本紀》天監十六年及《隋書·禮儀志》。又《梁書·文學傳》言：“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劉）勰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則尤拘墟之見矣。

南北朝時，帝王之主張去殺者，實非梁武一人。《齊書·王奂傳》云：永明六年，奂欲請車駕幸府。上晚信佛法，御膳不宰牲，使王晏謂奂曰：“吾前去年爲斷殺事，不復幸詣大臣已判，無容欻爾也。”又《武帝本紀》載帝大漸之詔曰：“東隣殺牛，不如西家禴祭。我靈上慎勿以牲爲祭，惟設餅、茶飲、干飯、酒脯而已。”是武帝雖未絶肉，已不殺牲。又《豫章王嶷傳》：嶷臨終召子子廉、子恪命之曰：“三日施靈，惟香火、槃水、干飯、酒脯、檳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盤，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吾常所乘轝扇繖。朔望時節，席地香火、槃水、酒脯、干飯、檳榔便足。”此亦與齊武同，猶曰施之於己也。乃《魏書·禮志》曰：“顯祖深愍生命，乃詔曰：其命有司，非郊天地、宗廟、社稷之祀，皆無用牲。於是羣祀悉用酒脯。”《北齊書·文宣帝紀》：“天保八年八月庚辰，詔丘、郊、禘、祫、時祀，皆仰市取少牢，不得剖割。農社先蠶，酒肉而已；雩、禖、風、雨、司民、司禄、靈星、雜祀，果餅酒脯。”此其去梁武彌近矣。《齊書·張沖傳》：沖父柬卒，遺命曰：“祭我必以鄉土所産，無用牲物。”《魏書·崔挺傳》：“挺子孝直顧命諸子，祭勿殺生，其子皆遵行之。”《顔氏家訓·終制篇》云：“靈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禫，惟下白粥清水乾棗，不得有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餟酹者，一皆拒之。”又云：“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内典，則無益焉。殺生爲之，翻增罪累。”

欲薄祭祀，自必先絶口腹之欲。梁武帝無論矣，《梁書·賀琛傳》言琛啓陳事條，高祖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責琛。有云：“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雖北主亦有能行之者。《北齊書·文宣紀》：天保七年五月，“帝以肉爲斷慈，遂不復食”，是也。士夫有以信佛而疏食者，如《齊書·高逸傳》言：劉虯精信釋氏，禮佛長齋。《梁書·裴子野傳》言其末年深信釋氏，持其教戒，終身飯麥食蔬。《梁書·到溉傳》言其初與弟洽常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爲寺，因斷腥羶，終身蔬食。《文學傳》言：劉杳覩釋氏經教，常行慈忍。自居母憂，便長斷腥羶，持齋蔬食。任孝恭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後乃蔬食持戒，信受甚篤。《陳書·徐陵傳》言其第三弟孝克蔬食長齋，持菩薩戒。《北齊書·盧潛傳》言其自揚州刺史徵爲五兵尚書，揚州吏民以潛戒斷酒肉，篤行釋氏，大設僧會，以香華緣道送之。《齊書·張融傳》言：融兼掌正廚，見宰殺，回車逕去，自表解職。知時奉佛者，於殺戒甚虔。間有以不堪蔬素而還俗者：如《南史·儒林傳》之伏挺，則其出家亦本以避罪，非以信佛也。又袁粲孝建元年文帝諱日，羣臣并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粲别與黄門郎張淹更進魚肉，爲尚書令何尚之所白免官。則其人本不信佛。亦有不盡由於信佛者，信佛者持戒自尤嚴。《陳書·王固傳》云：固“崇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嘗聘於西魏，因宴饗之際，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於昆明池，魏人以爲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似乎周旋壇坫之間，仍守疏食之舊不變。《齊書·周顒傳》：“何胤言斷食生，猶欲食白魚、䱇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學生議之。學生鍾岏曰：䱇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内闕，慙渾沌之奇；礦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聲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岏議大怒。”其持戒可謂嚴矣。然沙門反有不能守戒者。《宋書·謝弘微傳》云：兄曜卒，“弘微蔬食積時，服雖除，猶不噉魚肉。釋慧琳詣弘微，弘微與之共食，猶獨蔬素。慧琳曰：檀越素既多疾，頃者肌色微損。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是沙門反勸人肉食也。猶曰勸人，抑慧琳本佞幸之流也。梁武帝大弘釋典，將以易俗，乃郭祖深上封事極言其事之弊，有云“僧尼皆令蔬食”。《南史·循吏列傳》。則尋常僧尼亦有肉食者矣，豈不異哉？

梁武帝敕太醫不得以生類爲藥；公家織官紋錦飾，并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爲褻衣裁翦，有乖仁恕。《南史本紀》天監十六年三月。然北主亦有能行之者。

《魏書·釋老志》載高祖延興二年詔曰：“内外之人，興建福業，造立圖寺，務存高廣，傷殺昆蟲含生之類。欲建爲福之因，未知傷生之業。自今一切斷之。”此詔雖在高祖之時，實出顯祖之意。《志》又言：三年十二月，顯祖因田鷹獲鴛鴦一，其偶悲鳴，上下不去。帝乃惕然。於是下詔禁斷鷙鳥，不得育焉。《本紀》世宗永平二年五月辛丑，以旱故禁斷屠殺；十一月詔禁屠殺含孕，以爲永制。《北齊書·文宣帝紀》：天保八年四月庚午詔諸取蝦蟹蜆蛤之類，悉令停斷，唯聽捕魚。乙酉詔公私鷹鷂，俱亦禁絶。九年二月己丑，詔限以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時行火，損昆蟲草木。《武成帝紀》：元年正月，詔斷屠殺，以順春令。《後主紀》：天統五年二月乙丑，詔禁網捕鷹鷂及畜養籠放之物。《上洛王思宗傳》云：子元海，好亂樂禍，然詐仁慈，不飲酒噉肉。文宣天保末年，敬信内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所謀。及爲右僕射，又説後主禁屠宰，斷酤酒，然本心非清，故終至覆敗。案元海嘗勸武成奉濟南，此未爲非義。其後與祖珽共執朝政，依違陸太姬間，蓋亦事不得已耳，然謂其好亂樂禍則過矣。《周書·武帝紀》：保定二年四月，亦以旱故禁屠宰。《隋書·禮儀志》：祈雨初請後二旬不雨者，即徙市禁屠。州郡尉祈雨，亦徙市斷屠如京師。蓋自此遂爲故事矣。

《宋書·謝靈運傳》言：“（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以爲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岯崲湖爲田，顗又固執。靈運謂顗非存利民，正慮決湖多害生命，言論毁傷之，與顗遂搆讎隙。”靈運固狂悖，然其度顗意或未必盡誣。齊武帝將射雉，竟陵王子良上書諫。見《齊書》本傳。王繢亦稱疾不從。見《齊書·王奂傳》。《魏書·陸俟傳》：“俟玄孫子彰崇好道術，曾嬰重疾，藥中須桑螵蛸，子彰不忍害物，遂不服焉。”此與梁武帝禁以生類爲藥用意符同矣。《齊書·高逸傳》：“始興人盧度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征，永敗，虜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過。”此等戒殺之念，原不過徼利之心，然有以蘄報而然者，亦有不出於此者。聞以仁爲治，不聞以殺爲治，梁武帝齊文宣可議之處則甚多矣，於其戒殺竟何與哉？

五七八僧徒爲亂

宗教爲治世之資乎？抑爲作亂者之所藉乎？曰無定也。無論何教，皆可用以治民，亦可藉以犯上。道教自寇謙之而後，廟堂之上亦尊禮之，與儒、釋并列矣。謂其非原出於張角、張魯、孫恩之儔，不可得也。基督教在歐洲，幾欲藉以駕馭帝王成統一之業；其在中國，雖見誣以烹食小兒，誘奸婦女，特其見禁斷時流俗揣測之辭，今日則人知其誣，政府中人且有崇奉之者矣。然在清代太平天国起事之時，謂其非張角、張魯、孫恩之流，不可得也。佛教最稱柔和矣，然自傳入中國以來，假以謀亂者，亦迄不絶；以其所成就，不如張角、張魯、孫恩、太平天国等之大，讀史者遂多忽略焉；然其性質實無以異，不可不一指出之也。

佛教流通，世皆信《魏書·釋老志》之説，謂其以漢明帝之世來自西域，首至洛陽，非也。楚王英者，明帝之兄，而據《後漢書》本傳，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黄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國相以聞，詔報之，已有“楚王誦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之語矣。然則佛教流通，南方殆先于北。大作佛事最早可考者，爲漢末之笮融，事見《三國志·劉繇傳》，亦見《後漢書·陶謙傳》。《傳》言融丹陽人，初聚衆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遂放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爲人，黄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爲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户。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曹公攻陶謙，徐土騷動，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爲陶謙所逼，屯秣陵。融利廣陵之衆，因酒酣殺昱，放兵大略，因載而去，過殺禮。劉繇爲孫策所破，奔丹徒，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笮融先至，殺太守朱晧，入居郡中。繇進討融，爲融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走入山，爲民所殺。其人實亂徒也。《隋書·經籍志》論《佛經》云：“漢末太守竺融亦崇佛法。”竺笮同音，佛徒以釋爲姓，始於道安，先此皆從所受學。《困學紀聞》二十引石林葉氏《避暑録話》。而僧人來自異域者，率以其國名爲姓，如月支人姓支，安息人姓安是也。天竺人則姓竺，竺融疑從天竺人受學，因從其姓者；此説若然，則融，中國人出家之甚早者矣。《三國·吴志·孫綝傳》言其“壞浮屠祠，斬道人”。其詳不可得聞。今案《梁書·海南諸國傳》述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事云：“阿育王即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即其一也。吴時有尼居其地，爲小精舍，孫綝尋毁除之，塔亦同泯。吴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晉中宗初渡江，更脩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師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脩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十日更蘇，説云：有兩吏見録，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墮高巖，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乃登越城四望，見長干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是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并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髮長數尺。即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六年，又使沙門僧尚伽爲三層，即高祖所開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镮釧釵鑷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方至石磉，磉下有石函，函内有鐵壺，以盛銀坩，坩内有金鏤罌，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内又有琉璃椀，内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并沈香色。”説雖怪迂，然穿土所得諸物，不容妄言；則其追溯前代寺塔，亦必非虚語。然江東之有佛教舊矣，孫綝何故毁滅之？觀於笮融之事，而知當時僧衆，未必皆和柔自守之徒，綝或亦有所不得已也。然則佛教初入中國時，已有藉以謀亂者矣。

魏、晉以後，佛教之流通愈盛，其徒之反側亦滋多。宋文帝元嘉九年，益州刺史劉道濟綏撫失和，有司馬飛龍者，自稱晉之宗室，晉末走仇池，遂入緜竹，攻陰平，道濟遣軍擊斬之。而五城人帛氐奴等復爲亂，以道人程道養詐稱飛龍。史雖云出於劫持，然其後道養亦迄未自拔，亂事緜延至十四年乃定焉。見《宋書·劉粹傳》。二十八年又有亡命司馬順則，詐稱晉室近屬，自號齊王，聚衆據梁鄒城；又有沙門自稱司馬百年，號安定王，以應順則。見《宋書·蕭思話傳》。孝武帝大明二年，先是，南彭城蕃縣人高闍、沙門釋曇標、道方等共相誑惑，與秣陵民藍宏期《南史》作宕期。等謀爲亂。又要結殿中將軍苗允、員外散騎侍郎嚴欣之、司空參軍闞千纂、太宰府將程農、王恬等謀，剋八月一日夜起兵，攻宫門，晨掩太宰江夏王義恭，分兵襲殺諸大臣，以闍爲天子。事發覺，凡黨與死者數十人。見《宋書·王僧達傳》。亦見《夷蠻傳》，云高闍爲羌人。觀文武官員與謀者之多，而知其誑惑，史之所傳，庸或得實。然孝武因此以陷王僧達，則其事必與士夫多所牽連可知矣。齊武帝永明十一年，有建康蓮華寺道人釋法智與徐州民周盤龍等作亂，《齊書·王玄載傳》。梁武帝時有沙門僧强自稱爲帝，攻陷北徐州。《梁書·陳慶之傳》。此皆南朝之反側者也。北方則尤甚。《晉書·石季龍載記》云：有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爲李子楊。遊於鄠縣爰赤眉家，赤眉信敬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經、竺龍、此人或亦佛徒，故姓竺。嚴諶、謝樂子等聚衆數千人於杜南山，子楊稱大黄帝，建元曰龍興。其見於《魏書》者：太祖天興五年，有沙門張翹，自號無上王，與丁零鮮于次保聚黨常山之行唐。高祖延興三年十二月，有沙門慧隱謀反。太和五年二月，又有沙門法秀謀反，以上皆見《本紀》。法秀事亦見《天象志》、《靈徵志》。此役與大乘之亂，皆震動一時，與其謀者，有崔道固兄子僧佑及州秀才平雅。僧佑見《魏書·崔玄伯傳》。雅，季之父，見《閹官傳》。《苟頽傳》云：“大駕行幸三川，頽留守京師，沙門法秀謀反，頽率禁衛收掩，畢獲，内外晏然。駕還飲至，文明太后曰：當爾之日，卿若持疑不即收捕，處分失所，則事成不測矣。”《恩倖·王叡傳》云：“法秀謀逆事發，多所牽引。叡曰：與其殺不辜，寧赦有罪，宜梟斬首惡，餘從疑赦。高祖從之，得免者千餘人。”叡弟亮以告法秀反，賜爵永寧侯。此役似中國之士大夫謀欲覆魏，事未及發，而魏主歸後，又株連頗廣也。十四年有沙門司馬惠御，自言聖王，謀破平原郡。世宗永平二年，有涇州沙門劉惠汪聚衆反。三年二月，有秦州沙門劉光秀謀反。延昌三年十一月，有幽州沙門劉僧紹聚衆反，自號淨居國明法王。皆見《本紀》。光秀事亦見《靈徵志》。僧紹事亦見《天象志》。至四年六月而大乘之禍作。《肅宗本紀》云：沙門法慶聚衆反於冀州，自稱大乘。九月甲寅，元遥破斬之，及渠帥百餘人，傳首京師。熙平二年正月，餘賊復相聚結，攻瀛州，刺史宇文福討平之。《本紀》。此事散見元遥及崔玄伯、宇文福、高允、蕭寶夤、張彝、裴叔業、李叔虎、《酷吏》谷楷、《閹官》封津及《北齊書》封隆之等傳。《元遥傳》云：“冀州沙門法慶既爲妖幻，遂説渤海人李歸伯。歸伯合家從之，招率鄉人，推法慶爲主。法慶以歸伯爲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乘。殺一人者爲一住菩薩，殺十人者爲十住菩薩。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識，惟以殺害爲事，於是聚衆殺阜城令，破渤海郡，殺害吏人。刺史蕭寶夤遣兼長史崔伯驎討之，敗於煮棗城，伯驎戰殁。凶衆遂盛，所在屠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舊魔。詔以遥爲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帥步騎十萬以討之。法慶相率攻遥，遥并擊破之。遥遣輔國將軍張虯等率騎追掩，討破，擒法慶并其妻尼惠暉等斬之，《北史》作斬法慶。傳首京師。後擒歸伯，戮於都市。”《北齊書·封隆之傳》言法慶之衆，爲五萬餘。《魏書·谷楷傳》曰：“沙門法慶反於冀州，雖大軍討破，而妖帥尚未梟除，詔楷詣冀州追捕，皆擒獲之。”此蓋法慶以外之小帥。《封津傳》云：“大乘賊起，詔津慰勞，津世不居桑梓，故不爲州里所歸。”《高允傳》：允孫綽，“大乘賊起於冀州，元遥討之，詔綽兼散騎常侍，持節，以白虎幡軍前招慰。綽著信州里，降者相尋。”此則攻剿之外，别事招撫者也。《張彝傳》言：“大乘賊起於冀、瀛之間，遣都督元遥討平之，多所殺戮，積尸數萬。（彝子）始均以郎中爲行臺，忿軍士重以首級爲功，乃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爇，至於灰燼，用息僥倖。”可見魏帥軍紀之壞。法慶何故專以殺戮爲務，甚至殘及僧尼，殊不可解。歸伯者，叔虎之從兄弟，叔虎弟臺户亦同法慶反，叔寶則以連坐死於洛陽獄。見《魏書·李叔虎傳》。士大夫之與其事者亦不少也。《源賀傳》：賀出爲冀州刺史，“武邑郡姦人石華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高宗謂羣臣曰：朕爲卿等保之。乃精加訊檢，華果引誣。”《逸士傳》：馮亮爲中山王英所獲，至洛，隱居嵩高，與僧徒禮誦爲業。會逆人王敞事發，連山中沙門，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山，遂寓居景明寺。後乃復還山室。此二事雖不知僧人之果與謀與否，然其易於牽連，則亦甚矣。《北齊書·皮景和傳》：“陳將吴明徹寇淮南，令景和率衆拒之；有陽平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麫不多，供贍甚廣。密從地藏漸出餅飯，愚人以爲神力，見信於魏、衛之間。將爲逆亂，謀洩，掩討，漏逸，乃潛渡河，聚衆數千，自號長樂王。已破乘氏縣，又欲襲西兗州城。景和自南兗州遣騎數百擊破之，斬首二千餘級，生擒子饒，送京師烹之。”此則利用佛教齋會供贍窮民，以聚衆者。《魏書·盧玄傳》：子淵，“高祖議伐蕭賾。淵表曰：臣聞流言：關右之民，自比年以來，競設齋會，假稱豪貴，以相扇惑，顯然於衆坐之中以謗朝廷，無上之心，莫此爲甚。愚謂宜速懲絶，戮其魁帥。不爾，懼成黄巾、赤眉之禍。”淵雖云爾，實則豪貴參與其事者正多，不必出於假託，觀法秀、法慶之事可知。鄭子饒能爲地道，多出餅飯以贍人，亦必豪桀之流也。顯然騰謗於衆坐之間，至引爲南伐之後患，其中或有華夏有心之士志存覆魏者矣。

《宋書·文五王傳》：竟陵王誕遷鎮廣陵，“大明二年，發民築治廣陵城。誕循行，有人干輿揚聲大駡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誕執之，問其本末，答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去年與道佛共議，欲除此間民人；道佛苦諫得止。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答曰：古時有言，禍不入六慎門。誕以其言狂悖，殺之。”此人非有心恙，則亦必能假道佛以惑衆者也。

《魏書·釋老志》：高宗復佛法時下詔曰：“欲爲沙門，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篤，無諸嫌穢，鄉里所明者，聽其出家。”有是限制，足見是時入道，豪猾者多也。《宋書·垣護之傳》：其伯父之子閬，元嘉中爲員外散騎侍郎。母墓爲東阿寺道人曇洛等所發，閬與弟殿中將軍閎共殺曇洛等五人，詣官歸罪，見原。《北齊書·陽州公永樂傳》：弟長弼，小名阿伽，性麤武，出入城市，好毆擊行路，時人皆呼爲阿伽郎君。時有天恩道人，至凶暴，横行閭肆，後入長弼黨，專以鬭爲事。文宣并收掩付獄，天恩黨十餘人皆棄市，長弼鞭一百。此兩事，并足見僧衆中凶人之多。《周書·齊焬王憲傳》：齊任城王湝、廣寧王孝珩等據守信都，高祖復詔憲討之。大開賞募，多出金帛，沙門求爲戰士者亦數千人。其人可應募爲兵，無怪其易於爲亂矣。

《魏書·釋老志》：高祖延興二年四月詔曰：比丘不在寺舍，遊涉村落，交通姦猾，經歷年歲，令民間五五相保，不得容止。無籍之僧，精加隱括，有者送付州鎮，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爲三寶巡民教化者，在外齎州鎮維那文移，在臺者齎都維那等印牒，然後聽行，違者加罪。《本紀》云：“詔沙門不得去寺浮遊民間，行者仰以公文。”觀此知當時僧衆亦有如基督教士巡遊勸化者，而姦猾乃因之以行矣。世宗永平二年冬，沙門統惠深上言：“與經律法師，羣議立制：或有不安寺舍，遊止民間，亂道生過，皆由此等，若有犯者，脱服還民。”仍與延興之詔同意。

僧衆遊涉，究較平民爲自由，觀當時遭難者，或變形爲沙門，或由沙門加以隱匿可知。《晉書·祖約傳》：祖逖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曰：石勒是爾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爲勒將。祖氏之誅也，安多將從人於市觀省，潛取逖庶子道重藏之爲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宋書·鄧琬傳》：子勛之敗，郢州行事張沈、僞竟陵太守丘景先聞敗，變形爲沙門逃走，追禽伏誅。《梁書·陳慶之傳》：洛陽陷，慶之馬步數千，結陳東返，尒朱榮親自來追，直嵩高山水洪溢，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髮爲沙門，間行至豫州。《陳書·王質傳》：侯景軍至京師，質不戰而潰，乃翦髮爲桑門，潛匿人間。《南史·宋宗室諸王傳》言長沙王道憐之孫彦節謀攻齊高帝被殺，子俣與弟陔剃髮被法服向京口，於客舍爲人識，執於建康獄，盡殺之。又《齊武帝諸子傳》言竟陵王子良子昭胄，王敬則事起，明帝召諸王侯入宫；及陳顯達起事，王侯復入宫，昭胄懲往時之懼，與弟永新侯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爲道人。《魏書·房法壽傳》言法壽從弟崇吉南奔，夫婦異路，剃髮爲沙門，改名僧達，投其族叔法延，住歲餘，清河張略之，亦豪俠士也，崇吉遺其金帛，得以自遣；妻從幽州南出，亦得相會。《蕭寶夤傳》言兄寶卷子贊，本名綜，爲齊州刺史，尒朱兆入洛，爲城民趙洛周所逐，爲沙門，潛詣長白山，未幾，趣白鹿山，至陽平遇病而卒。《裴叔業傳》言長兄子彦先，正始中轉渤海相；屬元愉作逆，徵兵郡縣，彦先不從，爲愉拘執，踰獄得免，仍爲沙門，潛行至洛。此皆身爲沙門以求免者也。《宋書·王華傳》：父廞，舉兵以討王恭爲名，恭遣劉牢之擊廞，廞敗走，不知所在。長子泰爲恭所殺，華時年十二，《南史》作十三。在軍中與廞相失，隨沙門釋曇永《南史》作曇冰。逃竄。《南史·袁昂傳》：雍州刺史顗之子也。顗敗，藏於沙門。沙門將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又《梁宗室傳》：臨川王宏，宣武之難，兄弟皆被收。道人釋惠思藏宏。及武帝師下，宏至新林奉迎。又邵陵王綸，元帝聞其盛，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綸。綸將劉龍武等降僧辯，綸遂與子躓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沙門法磬與綸有舊，藏之巖石之下。又《王僧辯傳》言甥徐嗣先，荆州滅亡，爲比丘慧暹藏得脱。《魏書·司馬楚之傳》：劉裕誅夷司馬戚屬，叔父宣期、兄貞之并爲所殺，楚之乃亡，匿諸沙門中，濟江自歷陽西入義陽竟陵蠻中。又《王慧龍傳》：自云司馬德宗尚書僕射愉之孫。劉裕微時，愉不爲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爲沙門僧彬所匿，百餘日，將慧龍過江。此皆藉沙門之隱藏以獲免者也。沙門中雖多豪猾，究爲方外之人，故其或行或居，譏察者究較寬弛矣。

五七九畜蠱

畜蠱之俗，近世謂西南有之。《隋書·地理志》曰：“新安、永嘉、建安、遂安、鄱陽、九江、臨川、廬陵、南康、宜春，此數郡往往畜蠱，而宜春偏甚。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蝨，合置器中，令自相啖，餘一種存者留之，蛇則曰蛇蠱，蝨則曰蝨蠱，行以殺人。因食入人腹内，食人五藏，死則其産移入蠱主之家，三年不殺他人，則畜者自鍾其弊。累世子孫，相傳不絶，亦有隨女子嫁焉。干寶謂之爲鬼，其實非也。自侯景亂後，蠱家多絶，既無主人，故飛遊道路之中則殞焉。”余少時聞人之言蠱者，大同小異，可見近世西南諸族，在六代時，尚盛於東南也。

五八〇淫祀之盛

《宋書·禮志》四：“劉禪景耀六年，詔爲丞相諸葛亮立廟於沔陽。先是所居各請立廟，不許，百姓遂私祭之，而言事者或以爲可立於京師，乃從人意，皆不納。步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允等言於禪曰：昔周人懷邵伯之美，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象。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烝嘗止於私門，廟象闕而莫立，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也。今若盡從人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屬所以時賜祭。凡其故臣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從之。”諸葛亮誠賢相，民乃競私祭之，且及戎夷，亦爲野祀乎？《志》又曰：“漢時城陽國人以劉章有功於漢，爲之立祠，青州諸郡，轉相放效，濟南尤盛。至魏武帝爲濟南相，皆毁絶之。及秉大政，普加除翦，世之淫祀遂絶。”劉章有功於漢，青州何與焉？而城陽祠之，諸郡且放效之乎？若曰棟折榱崩，僑將厭焉，忠孝之節，天下之所同美也，以是報德，且以厲後之人，魏武又何得目爲淫祀乎？不特此也。《孔季恭傳》云：“出爲吴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吴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齊書·李安民傳》云：爲吴興太守，卒官。“吴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太平御覽》六五四、八八二引此文，“八關齋”上并有“設”字。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冢。及安民卒，世以神爲祟。”《蕭惠基傳》云：“弟惠休，徙吴興太守，徵爲右僕射。吴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梁書·蕭琛傳》云：“遷吴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民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施牀幕爲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聽拜祀，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合此數事觀之，吴興之奉項羽，可謂至虔，羽何功德於吴興乎？猶得曰羽初避地江東，江東故楚地，民以其有功於楚而懷之也。乃如董卓，逆亂之賊也，度無懷思之崇敬之者；而《北史·魏蘭根傳》：謂其母憂，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柏樹，蘭根以卓兇逆，不應遺祠至今，乃啓刺史，請伐爲椁。左右人言有靈，蘭根了無疑懼。”是董卓亦受人崇祀數百年也。石虎尤異族淫暴之主也，而《北史·景穆十二王傳》云：南安王楨爲相州刺史，“以旱祈雨於羣神。鄴城有石季龍廟，人奉祀之。楨告神像云：三日不雨，當以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爲此言者，蓋亦信季龍之能爲厲也。何民之不論善惡，不别内外，不計其有功德及己與否，而好淫祀至於如此也？善乎周朗之言之也。宋世祖之即位也，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曰：“凡鬼道惑衆，妖巫破俗，觸木而言怪者不可數，寓采而稱神者非可算，其原本是亂男女，合飲食，因之而以祈祝，從之而以報請，是亂不除，爲害未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興，淫風輒以之而甚。今脩隄以北，置園百里，峻山以右，居靈十房，糜財敗俗，其可稱限？”可謂言之深切著明矣。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凡民之所費誠多，而爲之唱率者，則其飲食男女之欲遂矣。蒙藏之民奉喇嘛之教至虔也，而達賴、班禪乃深相德基督教，有新舊之争也。天方教异黑白之宗也。五斗米道實出張修，張魯殺修而竊其教，烏呼，世豈有創教傳教之人而真信教者邪？

《齊書·周山圖傳》云：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爲縣令，死遂發靈。山圖啓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上世祖。答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爲？”縣令死而發靈，亦習隆等所云小善小德圖形立廟之類也。加之階級，則又將屠牛刲羊，煩費不貲矣。是以世祖不之許也。《武十七王傳》：“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約，服玩果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簟而已。”《隋書·高勱傳》：“拜楚州刺史。先是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産業。勱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賴之。”誠無所費於民，以虚文崇祀之亦何害？然無所費，則其祠亦將不禁而自絶矣。何也？無所利焉，則莫爲之倡率，而欲禱祝報請者，亦將無所景從也。

自宋、齊之世，孔季恭、李安民即不信項羽神，然至梁世而其妖妄仍不息，則以季恭、安民僅逐出之於聽事，而未能逕廢其廟也。然即廢之，亦未必能遂絶之。《梁書·王神念傳》云：“出爲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青、冀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毁撤，風俗遂改。”而《南史·陰子春傳》云：“子春仕歷位朐山戍主、東莞太守。時青州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刺史王神念以百姓祈禱糜費，毁神影，壞屋舍。當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夫打撲，不禽，得入海水。爾夜，子春夢見人通名詣子春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既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知之，甚驚，以爲前所夢神，因辦牲醑請召，安置一處。數日，復夢一朱衣相聞，辭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心喜，供事彌勤。經月餘，魏欲襲朐山，間諜前知，子春設伏摧破之，詔授南青州刺史，鎮朐山。”此事不知子春故信此神，聞神念之廢之而己立之；抑有信此神者，聞神念之廢之，而説子春立之也？然此神也，則廢於此而立於彼矣。又不僅此也，《周書·于翼傳》云：“出爲安州總管。時屬大旱，溳水絶流。舊俗，每逢亢陽，禱白兆山祈雨。高祖先禁淫祀，山廟已除，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澍雨霑洽，歲遂有年。民庶感之，聚會歌舞，頌翼之德。”其時則有廢之，又有舉之者矣。然所云聚會歌舞者，又安知不爲亂男女、合飲食來邪？

陰子春、于翼之事，其小焉者也。魏武帝之廢淫祀也，文帝、明帝皆能繼其志。文帝黄初五年詔曰：“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典。”明帝青龍元年，又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晉武帝泰始元年詔：“末代信道不篤，僭禮瀆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幸，妖妄相扇，捨正爲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爲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妖淫之鬼，不亂其間。”猶此志也。然穆帝升平中，何琦論脩五嶽祠謂：“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四人之蠹。可俱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瀆。不見省。”而武帝之志荒矣。以上亦皆據《宋書·禮志》。《宋書·武帝紀》：永初二年四月詔曰：“淫祠惑民廢財，前典所絶，可并下在所，除諸房廟，其先賢及以勳德立祠者，不在此例。”此《禮志》所謂“普禁淫祀”者，蓋至此而又一整頓也。《志》云：“由是蔣子文祠以下，普皆毁絶。”然又云：“孝武孝建初，更脩起蔣山祠，所在山川，漸皆脩復。明帝立九州廟於雞籠山，大聚羣神。”則其廢之也，亦不旋踵而即復，且加厲焉。所謂蔣子文者，其行事無可考。《齊書·崔祖思傳》云：“州辟主簿，與刺史劉懷珍於堯廟祀神，廟有蘇侯像。懷珍曰：堯聖人，而與雜神爲列，欲去之，何如？祖思曰：蘇峻今日可謂四凶之五也。懷珍遂令除諸雜神。”祖思，清河東武城人，清河齊世屬冀州。《南史·祖思傳》則云：“年十八，爲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坐，則是唐堯重去四凶。由是諸雜神并除。”不云蘇侯爲蘇峻。論者或以蘇峻凶逆，不當見祀，謂《南史》爲可信，然則董卓、石虎又何以見祀邪？若謂蘇侯當在建康，不當在青、冀，則《南史·張沖傳》言：“東昏遣薛元嗣、暨榮伯領兵及糧運送沖，使拒西師。沖病卒，元嗣、榮伯與沖子孜及長史江夏程茂固守，處圍城之中，無他經略，惟迎蔣子文及蘇侯神，日禺中於州聽上祀以求福，鈴鐸聲晝夜不止。又使子文導從登陴巡行，旦日輒復如之，識者知其將亡。”蘇侯可迎入郢城，獨不可至青、冀邪？以此推之，蔣侯亦必非正神。不然，宋武詔明言先賢及以勳德立祠者不在除例，何以其祠在當時亦見毁絶耶？

凡人當禍福無定之際，則皇惑無主。《宋書·禮志》四云：“蔣侯，宋代稍加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鍾山王。蘇侯，驃騎大將軍。”今案宋世信此二神者，莫如元凶及太宗。《文九王傳》云：“劭迎蔣侯神於宫内，疏世祖年諱，厭祝祈請。”又云：“始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初行，與蘇侯神結爲兄弟，以求神助。及事平，太宗與休仁書曰：此段殊得蘇侯兄弟力。”《南史》云：“明帝初與蘇侯神結爲兄弟。”書辭則曰：“此段殊得蘇兄神力。”皆在軍旅成敗之際也。自此而上溯之，《晉書·簡文三子傳》云：“孫恩至京口，道子無他謀略，惟日禱蔣侯廟，爲厭勝之術。”又《苻堅載記》云：“堅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陳齊整，將士精鋭，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力焉。”由此而下，暨之《齊書·東昏侯紀》云：“崔慧景事時，拜蔣子文神爲假黄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録尚書、揚州牧、鍾山王，至是（義師至近郊）又尊爲皇帝，迎神像及諸廟雜神，皆入後堂，使所親巫朱光尚禱祀祈福。《南史·齊東昏侯紀》云：“又偏信蔣侯神，迎來入宫，晝夜祈禱。左右朱光尚詐云見神，動輒諮啓，并云降福。始安之平，遂加位相國，末又號爲靈帝，車服羽儀，一依王者。”又虚設鎧馬齋仗千人，皆張弓拔白，出東掖門，稱蔣王出盪。”亦皆在軍事急迫之際也。《南史·曹景宗傳》云：天監六年，“先是旱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并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宫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静。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阼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脩謁。是時，魏軍攻圍鍾離，蔣帝神報敕必許扶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力焉。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濕，當時并目覩焉。”此蓋大敵當前，借此以激士氣，其靈異之跡，則傳者之所增飾也。《陳書·高祖紀》，帝以十月乙亥，即皇帝位於南郊，丙子即幸鍾山，祀蔣帝廟；三年閏四月，久不雨，又幸鍾山，祭蔣帝廟。亦梁武之志矣。《南史·陳高祖紀》：永定二年正月，又嘗遣中書舍人韋鼎策吴興楚王神爲帝。《南史·毛脩之傳》云：“脩之不信鬼神，所至必焚房廟。時蔣山廟中有好牛馬，并奪取之。”當清平無事之時，雖凡人亦不易惑以淫昏之鬼矣。固知巫覡之流，莫非有所利而爲之者也。

然凡民亦非可以徒誑也，周朗論淫祀又曰：“針藥之術，世寡復脩；診脈之技，人鮮能達；民因是益徵於鬼，遂棄於醫。”凡民當疾病生死不決之時，亦猶之王公貴人當軍事成敗未決之日耳，固易乘危而脅取其財帛矣。然即巫覡亦有徒爲救死計而非以牟利者。《南史·李義傳》云：“諸暨東洿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舍，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爲人療病，必得大富貴。女謂是妖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隣舍人有溪蜮毒者，女試療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爲人療疾，無不愈。家産日益，鄉里多欲娶之。女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嫁，爲山劫所殺。”豈非惑人之術，然忍責之乎？闢二氏者，恒訾其徒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是以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然古者濟急救窮之政，睦婣任卹之道，後世有之乎？亦豈盡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者之罪也。

五八一巫能視鬼

巫能視鬼，由來舊矣。夏父弗忌謂“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是也。《左氏》文公二年。《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後漢書·孝明八王傳》：梁節王暢乳母王禮等自言能見鬼神事。《三國·吴志·孫休朱夫人傳注》引《搜神記》曰：“孫峻殺朱主，埋於石子岡。歸命即位，將欲改葬之。冢墓相亞，不可識别，而宫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鑒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綈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進一冢上，便住，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同。於是開冢，衣服如之。”《孫和傳》：孫晧遣守丞相孟仁等以靈輿法駕，東迎神於明陵。《注》引《吴書》曰：“比仁還，中使手詔，日夜相繼，奉問神靈起居動止。巫覡言見和被服顔色如平生日。”吴範等傳《注》引《抱朴子》曰：“吴景帝有疾，求覡視者，得一人。景帝欲試之，乃殺鵝而埋於苑中，築一屋，施牀几，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乃使覡視之。告曰：若能説此冢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賞，而即信矣。竟日盡夕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當候其真形而定。無復移易，不知何故，不敢不以實上聞。景帝乃厚賜之。”據此三事，知漢世巫鬼之習猶盛也。

《論衡·論死》篇曰：“夫爲鬼者，人謂死者之精神。如審鬼者死人之精神，則人見之宜徒見裸袒之形，無爲見衣帶被服也。”其辯駁可謂雋快，然此非流俗所知。流俗云見鬼，恒云見其衣帶被服，故有葬之俗焉。王充謂被服無精神，然人以焚燒之，則其物化而爲氣，亦鬼神之倫矣。《三國·魏志·烏丸傳注》引《魏書》，言烏丸之葬，“取亡者所乘馬、衣物、生時服飾，皆燒以送之”，由此也。中國古無燒送之俗，豈明器初起時，謂死者誠能用之邪？則其知識反出烏丸下矣。後世衣物等亦率皆燒送，可見人心之漸變也。《魏志·文德郭皇后傳注》引《魏略》曰：“甄后臨没，以（明）帝屬李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説甄后見譖之禍，不獲大斂，被髮覆面，帝哀恨流涕，令殯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又引《漢晉春秋》曰：“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心常懷忿。遂逼殺之。勑殯者使如甄后故事。”《袁紹傳注》引《典論》曰：“（紹妻）劉氏性酷妬，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以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髠頭墨面以毁其形。”案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左氏》哀公十六年。《吴越春秋·夫差内傳》曰：“吴王臨欲伏劍，顧謂左右曰：使死者有知，吾羞前君地下，不忍覩忠臣伍子胥及公孫聖。使其無知，吾負於生。死必連繴組以罩吾目。恐其不蔽，願復重羅繡三幅，以爲掩明。”亦此意也。《漢書·景十三王傳》：廣川王去愛姬陽成昭信殺幸姬王昭平、王地餘。後昭信病，夢見昭平等，以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獨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燒爲灰。後昭信立爲后，復譖幸姬陶望卿，望卿投井死；昭信出之，椓杙其陰中，割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反來畏我，今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連日夜靡盡。亦皆謂毁其形則不能神也。

曾改題爲《後魏吏治》。

曾改題爲《選舉寒素之士》。

曾改題爲《曲法失刑》。

原題《吉翰》。

曾改題爲《梁武帝寬刑法》。

曾改題爲《梁武帝政刑之繆》。

曾改題爲《懲臧私之道》。

原題《無赦》。

此爲札記撰寫之後，先生於文末抄的一則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