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一妻死不娶

《漢書·王吉傳》：子駿，妻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三國·吴志·孫權傳》黄武四年《注》引《吴書》言：陳化妻早亡，以古事爲鑒，乃不復娶。權聞而貴之，以其年壯，勅宗正妻以宗室女，化固辭以疾。似乎懲羹而吹虀矣。然世固有後妻疾前妻之子而殺之如龐參者，見《後漢書》本傳。則王駿、陳化之所爲，亦有所不得已邪？孔子曰人之性，本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也。而必使之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焉，親於此，則不親於彼矣；子於此，則不子於彼矣。相生也，而相殺之機伏焉矣，安得不戈矛起於骨肉之間，肝腦塗於蕭牆之内邪？《諸葛瑾傳注》引《吴書》，言瑾妻死不改娶，有所愛妾，生子不舉。蓋亦慮變起庭闈。然生子不舉，則是先犯殺人之罪矣。拘儒以爲所謂家庭者，是以爲人相生養之地也，而不知人之死於其中者不知凡幾也。“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禮記·中庸》。哀哉！

三一二出妻改嫁上

漢人於出妻及改嫁，視之初不甚重。然屢易妻亦究非美事。故光武帝降赤眉，稱其酋帥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易，其一。《後漢書·劉盆子傳》。而馮衍亦自傷有去兩婦之名也。本傳《注》引衍與宣孟書。光武欲以湖陽公主妻宋弘，謂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後漢書·宋弘傳》。此或以漢世尚主非易，爲此託辭。參看《漢尚主之法》條。然其言，則固先貧賤後富貴不去之義矣。鮑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即去之。李充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僞酬之曰：“如欲别居，當醖酒具會，請呼鄉里内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燕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後漢書·李充傳》。皆矯激以立名，非人情之正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禮記·大學》。苟使聽訟者而皆能大畏民志如充者，固在所必誅，而如永者亦清議所必斥矣。

《後漢書·應奉傳注》引《汝南記》曰：“華仲妻奉曾祖父順，字華仲。本是汝南鄧元義前妻也。元義父伯考爲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食飲，羸露日困，妻終無怨言。後伯考怪而問之，時義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飢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爲此禍？因遣歸家。更嫁爲華仲妻。仲爲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於路旁觀之，謂人曰：此我故婦，非有他過，家夫人遇之實酷，本自相貴。其子朗時爲郎，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裳輙燒之。母不以介意，意欲見之，乃至親家李氏堂上，令人以他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幾死，自爲汝家所棄，我何罪過，乃如此邪？因此遂絶也。”朗之不答其母，蓋不欲彰其王母之過。猶《春秋》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義。然《春秋》之義，乃爲有國家者，統緒不可以二，統二則事權不一，而禍將延於下民爾，非以人情論也。以人情論，母固親於王母，雖以此絶其王母可矣。元義憐其故婦，而白其母之過於路人，若違内大惡諱之義者。然是非者天下之公。孟子曰：“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離婁》上。夫欲改之者，孝子慈孫之心；不能改者，天下之公義也。元義之母既盡人知之矣，雖欲諱之，又可得乎？抑豈可因爲母諱而誣其妻乎？緘口不言，固無不可，然情之至而不能已於言，亦君子之所不誅也，不得繩以爲親隱之義。

《三國·魏志·劉曄傳》：“父普，母脩，産涣及曄。涣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涣、曄以普之侍人有諂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涣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涣曰：那可爾！曄即入室殺侍者，逕出拜墓。”漢人重復讎，云“懼必亂家”，飾辭；此必曄之母有深怒積怨於侍者耳。王母固不可殺，然以曄之所爲揆之，鄧朗絶其王母，亦無譏焉。

三一三出妻改嫁下

漢人不諱改嫁，故雖皇帝後宫，亦恒出之。《漢書·文帝紀》：十二年二月，出孝惠皇帝後宫美人，令得嫁；帝崩，遺詔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景帝崩，亦出宫人歸其家，復終身。《成帝紀》：永始四年，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哀帝紀》：綏和二年，掖庭宫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平帝之崩也，詔曰：“皇帝仁惠，無不顧哀，每疾一發，氣輒上逆，害於言語，故不及有遺詔。其出媵妾皆歸家得嫁，如孝文時故事。”《漢書·平帝紀》。景帝稱文帝之德曰：“除宫刑，出美人，重絶人之世也。”《漢書·景帝紀》。鼂錯對策，亦以後宫出嫁爲美談，誠厭於人心也。秦始皇之死也，二世曰：“先帝後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史記·秦始皇本紀》。此秦人之暴政，何足法，而霍光厚葬武帝，且皆以後宫女置於園陵，見《貢禹傳》。所謂不學無術，宦官宫妾之孝也。

魏文帝之爲人不足取，然能自爲終制，革漢人厚葬之習則賢。疾篤，即遣後宫淑媛、昭儀已下歸其家，尤漢帝之所不及矣。有學問者，畢竟不徒然也。

張敞條奏昌邑王曰：“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脩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爲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爲，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漢書·武五子傳》。不知誠賀言邪？抑敞故誣之而實欲保全之也？使其誠然，則其心乃侔於秦二世，其見廢也宜矣。而霍光之所爲，亦昌邑太傅之所爲也。文、景再世之仁政，而光一舉壞之，不學無術者之不可以爲國如此。

漢人不諱改嫁，故亦不諱取再嫁之女。谷永勸成帝益納宜子婦人，毋避嘗字，是也。《漢書·谷永傳》。王章攻王鳳，引羌胡殺首子爲言，見《元后傳》。乃欲文致鳳罪耳，非當時之通義也。魏文帝甄皇后，本袁紹中子熙妻；孫權徐夫人，初適同郡陸尚，皆其證。後漢桓帝鄧皇后，母宣，初適鄧香，生后，改嫁梁紀，后隨母居，亦冒姓梁氏，則再醮婦之女也。

《吴志》孫壹降魏，魏以故主芳貴人邢氏妻之，此後宫之改適者也。弘農王之見殺也，謂妻唐姬曰：“卿王者妃，勢不復爲吏民妻，自愛。”則謂尊卑之不敵耳，非謂不可改嫁。故其歸鄉里，其父猶欲嫁之，姬誓不許。及李傕破長安，遣兵鈔關東，略得姬，傕欲妻之，固不聽，亦以傕之不足偶也。抑古之貞婦，不於尋常之時而每於存亡之際，此固意氣感激，亦以存亡所繫，平時固無所用之也。曹爽從弟文叔早死，妻夏侯文寧女，名令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絶婚，强迎令女歸。文寧使諷之，令女以刀斷鼻，血流滿牀席。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辛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爽傳注》引皇甫謐《列女傳》。彼其視衰亡時之不可棄背，尤甚於盛時也。語曰：“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草木無知，不能以疾風而自奮。人則不然，愈危亡，愈激厲於忠義。此忠臣義士之所以史不絶書，而倫紀之所以維持於不敝也。古今中外，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其所守者不同，其爲不肯相背負則一也。唐姬之誓死，其亦以此乎？陸績女鬱生，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横，誓而不許。見《吴志·陸績傳注》引《姚信集》信表文。

漢季婚配，頗重門第。魏氏三世立賤，棧潛抗疏以諫，孫盛著爲譏評，無論矣。文德郭皇后外親劉斐與他國爲婚，后聞之，勅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户匹敵者，不得因勢，强與他方人婚也。”《三國·魏志·后妃傳》。蓋鄉里難得高門，外方差易，故劉斐於是求之耳，而后猶以爲戒，則知昏嫁視門户甚重。弘農王屬付唐姬，蓋亦以此也。

《蜀志·後主張皇后傳注》引《漢晉春秋》曰：“魏以蜀宫人賜諸將之無妻者，李昭儀曰：我不能二三屈辱。乃自殺。”此蓋以國亡感慨，然亦以録賜等於强配，非其所願故也。古者昏嫁，本由官主，故《周官》有媒氏之官，《管子》有合獨之政。見《入國》篇。降逮漢世，遺意猶存。淮南異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見《漢書·地理志》。此即《吴越春秋》謂句踐以寡婦淫佚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實仍官爲婚配之制耳。合男女之法，秦漢而後，平時已不復存，然至變動時猶行之。《漢書·王莽傳》：民犯鑄錢，伍人相坐，没入爲官奴婢，傳詣鍾官，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什六七。地皇二年。所謂易其夫婦者，非謂其夫婦本相保而故易之，亦其既已離散，而更爲之擇配耳。三國之世，録奪婦女以配戰士之事乃極多。《魏志·明帝紀》青龍三年《注》引《魏略》，言是時録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太子舍人張茂上書諫，言：“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顔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産，貧者舉假貸貰，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爲名而實内之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懽心，而失妻者必有憂色。”其弊至於如此。然《杜畿傳》言畿在河東十六年，文帝即王位，徵爲尚書，《注》引《魏略》言：“初畿在郡，被書録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録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畿對曰：臣前所録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則明帝所行雖弊，而其事實不始於明帝。《文德郭皇后傳》言：“后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勅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爲妾也。宜各自慎，毋爲罰首。”《吴志·孫晧傳》元興元年《注》引《江表傳》言：“晧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廪，振貧乏，科出宫女以配無妻，禽獸擾於苑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爲明主。”《陸凱傳》言：凱上疏曰：“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又疏言：“先帝愛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而韓綜謀叛，且盡以親戚姑姊嫁將吏，所幸婢妾賜親近，以市恩。《韓當傳注》引《吴書》。則録士女以配將士，實爲當時通行之政。其行之雖弊，固猶自古者合獨之政來也。然其行之則不能無弊矣。《張温傳注》引《文士傳》言：“温姊妹三人皆有節行，爲温事，已嫁者皆見録奪。其仲妹先適顧承，官以許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飲藥而死。”蓋婚姻必出自願，官爲許嫁，不能合於本人之意審矣。李昭儀之自殺，或亦以此歟？《後漢書·獨行劉翊傳》云：“黄巾賊起，郡縣饑荒，翊救給乏絶，死亡則爲具殯葬，嫠獨則助營妻娶。”可見古人雖當亂離之世，未嘗不行合獨之政。特不當由官一切行之，不顧本人之願不耳。《魏志·鍾繇傳》：子毓，曹爽既誅，“入爲侍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已没，臣子得爲理謗，及士爲侯，其妻不復配嫁，毓所創也。”配嫁固非仁政，爲侯則其妻可免，亦以尊卑之不敵也。殿本《攷證》云《太平御覽》作不復改嫁。此後人不知古事而妄改之。天子媵妾猶可嫁，況侯之妻邪？鄧香爲名族，其妻不諱改嫁。孫權步夫人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二女在當時爲帝女，亦不諱改嫁，下此者更不可勝數。如李密祖父爲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氏亦更適人。見《蜀志·楊戲傳注》引《華陽國志》。

貞婦二字，昉見《禮記·喪服四制》，蓋漢人語也。其見於法令者，《漢書·宣帝紀》神爵四年，賜潁川貞婦順女帛。《平帝紀》元始元年，復貞婦鄉一人。

《史記·張耳陳餘列傳》：“張耳嘗亡命游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漢書》作“庸奴其夫，亡邸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是則欲離婚者，亦必須有居間之人。

漢世宫人出嫁，略無限制，惟不得適諸國。見《後漢書·孝明八王傳》。

《後漢書·方術傳》：謝夷吾舉孝廉，爲壽張令。《注》引《謝承書》曰：“縣人女子張雨，早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養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雨皆爲聘娶，皆成善士。夷吾薦於州府，使各選舉，表復雨門户。”張雨之所以不嫁，亦以遭家不造也。

合男女之政，漢世雖不行，然儒者仍知其義，揚雄《校獵賦》“儕男女使莫違”，《長楊賦》“婚姻以時，男女莫違”，是也。

三一四漢世妾稱

妻之外，女子共居處者，古稱妾媵，後世則但稱妾；以古有媵，後世則無之也。然妾謂女子執事之得接於君者，則必有執事之女子然後稱，否則其不合，亦與媵等矣。故漢人稱妻以外共居處之女子，名目頗多，無曰妾者。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外婦，謂不處家中也。然不稱外婦者非必皆處家庭之中，如《漢書·枚乘傳》言：“乘在梁時，娶臯母爲小妻。乘之東歸也，臯母不肯隨乘。”明其亦不處家中也。小妻之稱，漢時最爲通行。《孔光傳》言：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後漢書·趙孝王良傳》：玄孫乾，趙相奏其居父喪，私娉小妻；《竇融傳》：女弟爲大司空王邑小妻；《梁節王暢傳》：暢上疏謝，言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是也。亦曰傍妻。《漢書·元后傳》言其父禁多取傍妻，是也。亦曰下妻。《王莽傳》：始建國二年十一月，立國將軍建奏“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七年五月，“詔吏人遭饑亂及爲青徐賊所略爲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十三年十二月，“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略爲奴婢者，皆一切免爲庶民；或依託爲人下妻，欲去者，恣聽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從事”，是也。《方術傳》：樊英：“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婢拜問，英下牀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則妻之稱實不可妄用。然字之義多端，妻固有齊義，亦有共居處之義，漢人於妻，蓋專取其後一義爾。《禮記》“聘則爲妻，奔則爲妾”，然《後漢書·趙孝王傳》，於其取小妻亦稱聘，此聘字亦僅爲娶義爾。

《後漢書·明帝紀》：中元二年四月，詔：“邊人遭亂爲内郡人妻，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一切遣還邊，恣其所樂。”此與建武七年及十三年之詔同，不曰下妻而逕曰妻，蓋所依託之人，亦有本無妻者；或閭閻之間，妻妾之位，不能盡依禮法分别也。《酷吏傳》：黄昌，“遷蜀郡太守。初昌爲州書佐，其婦歸寧，遇賊被獲，遂流轉入蜀爲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黄昌妻也。妾嘗歸家，爲賊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黄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嘗自言當爲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爲夫婦。”更嫁既生子長大，與故夫不相識，而猶得還者，以其本被略，非所欲，以法律人情論，均不得視同嫁娶也。

許皇后姊爲淳于長小妻，竇融女弟亦爲王邑小妻，見融本傳。則漢人不甚以小妻爲諱。

三一五取女不專爲淫欲

《後漢書·周舉傳》：舉對策言：“竪宦之人，虚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殁無配偶，逆於天心。”《宦者傳》言四侯之横，亦云“多取良人美女以爲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宫人”。蓋當時貴戚專横，取女閉之者甚多。取女閉之，原不過以供執事由之僕役之逾侈，本未必盡爲淫欲也。

三一六適庶之别

漢人雖不禁娶妾，然適庶之别頗嚴。《漢書·外戚恩澤侯表》：孔鄉侯傅晏，“元壽二年，坐亂妻妾位免，徙合浦”是也。《三國·魏志·鍾會傳注》引《魏氏春秋》言：“會母見寵於繇，繇爲之出其夫人。卞太后以爲言，文帝詔繇復之。繇恚憤，將引鴆，弗獲，餐椒致噤，帝乃止。”雖幸免於罰，然亦危矣。孫權謝夫人，權母吴，爲權聘以爲妃，愛幸有寵。後權納姑孫徐氏，欲令謝下之，而謝不肯。《三國·吴志·妃嬪傳》。則雖人主，亦不能得之於其妃匹也。

適子庶子，地位亦頗不同。《後漢書·王符傳》言：“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公孫瓚傳》：“家世二千石，以母賤，爲郡小吏。”《三國志·瓚傳注》引《典略》載瓚表袁紹罪狀，有云：“《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爲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辱王爵，損辱袁宗。”是正適之與庶孽，進取之途，大有殊異也。以財産論亦然。《漢書·景十三王傳》言：常山憲王舜，有不愛姬生長男棁，雅不以爲子數，不分與財物。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棁。《衛青傳》言：青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則貴族與民間皆然矣。

三一七禁以異姓爲後

《三國·蜀志·衛繼傳》：“父爲縣功曹。繼爲兒時，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縣長蜀郡成都張君無子，數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憐愛之。張因言宴之間，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即許之，遂養爲子。”時法禁以異姓爲後，故復爲衛氏。案《劉封傳》：“封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荆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爲子。”《吴志·朱然傳》云：“然，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爲嗣。”劉備、朱治，皆一國之君，而不諱乞人爲嗣，則當時風俗，於親生子及養子，實不甚歧視。《魏志·曹爽傳注》引皇甫謐《列女傳》言：爽誅，其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不肯與曹氏絶婚，至於以刀斷鼻。司馬宣王聞而嘉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乞子字養必得許可者，以曹氏當誅戮之餘也。朱治乞子爲後必請於孫策者，亦以其有爵禄也。民間乞子爲後與否，本不與公家事，安可得而盡禁邪？父母之恩，不在生而在養。朱然爲治行喪竟，乞復本姓，孫權不許。蓋以鞠育之恩，不可負也。然然乞復本姓，必猶在行喪之後。《漢書·韓安國傳》：“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爲狼？”此所生不必有恩之證。

父母之恩，固不在生而在養，父之於子也亦然。今之人盡有依倚既久，親其所養，轉過於所生者。同居則恩生焉，隔絶則意自睽，人之性則然也。故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人之性本然也。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非人性之本然，社會之組織，實爲之也。

漢世非立異姓之議，蓋頗盛。故孟達與劉封書，譏其棄父母而爲人後非禮。朱然乞復本姓不許，五鳳中其子績卒表還施氏也。又蜀馬忠，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復姓改名。王平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觀漢人隨母姓者之多，此蓋所以救其弊。

灌夫父張孟，爲灌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張燕，本姓褚，黄巾起，聚合少年爲羣盜。張牛角亦起與燕合，燕推牛角爲帥。牛角且死，令衆奉燕，燕因改姓張。此固或憑藉其權勢，有所利而爲之，亦未嘗無感恩之念也，養焉而去之薄矣。

《漢書·宣帝紀》：元康三年，“封（張）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爲陽都侯。”師古曰：“所子者，言養弟子以爲子。”《三國·魏志·后妃傳》：“明帝愛女淑薨，取（甄）后亡從孫黄與合葬，追封黄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德爲之後，承甄氏姓。”此尚不足以言所子，然襲封亦無禁忌。魏明帝始詔諸侯入奉大統，不得尊其所生。見《紀》太和三年。其於宗法甚重，然其所爲如此，可見當時俗，於異姓爲後，并不禁忌也。《三國·魏志》：文聘薨，子岱先亡，養子休嗣。

《後漢書·皇后紀》：“桓帝鄧皇后，和熹皇后從兄子鄧香之女也。母宣，初適香，生后，改嫁梁紀。后少孤，隨母爲居，因冒姓梁氏。梁冀誅，立爲后，帝惡梁氏，改姓爲薄。永興四年，有司奏后本郎中鄧香之女，不宜改易他姓，乃復爲鄧氏。”當時雖惡梁氏而欲改之，然初不亟亟於復本姓也，此亦漢人不甚重視本宗之證。

三一八探籌

《後漢書·胡廣傳》：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乃止。探籌立后，後世必以爲怪談，然彼固曰以覘神意。古之立君者，年鈞以德，德鈞則卜。《左氏》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侯之辭。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左氏》昭公十三年。此等事後世亦必以爲至愚，行之亦不足以服人，然在爾時，固曰聽於神，非以爲聽於物也；神之意，可見於龜也，而何不可見於籌？可見於當璧而拜也，而何不可見於探籌而得？此等處皆漢俗近古使然，不足異也。

三一九漢尚主之法

自昔男權昌盛以來，女子之臣伏於男子久矣。然女子苟别有憑藉，則男子亦有反爲所制者，歷代公主之驕横，即其一端也。漢世尚主之法，王吉、荀爽、荀悦皆非之。吉之言曰：“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漢書·王吉傳》。爽之言曰：“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悦亦言“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後漢書·荀爽荀悦傳》。此固不免拘墟之見，然此特帝王家事，於國計民生所關實小，而諸儒亟以爲言者，蓋當時之公主，實有驕縱不可制馭者在也。趙甌北《廿二史劄記》，以館陶公主寵董偃，鄂邑公主通丁外人，譏當時淫逸之甚。卷三。其實此并在寡居之後。若班始尚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下者，方之蔑矣。始以積怒，拔刃殺主。始，班超孫，事見《超傳》。又光武女酈邑公主，適新陽侯世子陰豐，亦爲所害。後漢一代之中，公主被殺之禍再見，豈偶然哉！光武欲以湖陽公主妻宋弘，弘拒之曰：“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後漢書·宋弘傳》。其論固正矣，安知非逆知尚主之難，乃爲是以拒之邪？楊琁兄喬爲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見《後漢書·楊琁傳》。欲尚主而至以死拒，知其中必有大不得已之故矣。

陰豐，《明帝紀》云自殺，永平二年。《后紀》云誅死，《陰識傳》亦云被誅。蓋被誅而後自殺也。《陰識傳》云：“父母當坐，皆自殺，國除。帝以舅氏故，不極其刑。”云不極其刑者，班始要斬，同産皆棄市。《順帝紀》永建五年及《班超傳》。豐獲自殺，同産不坐，蓋即所謂“不極其刑”也。漢趙王友以諸吕女爲后，弗愛，愛他姬。諸吕女怒，去，讒之太后。太后召趙王幽之，以餓死。《漢書·高五王傳》。夏侯尚有愛妾嬖幸，寵奪適室；適室，曹氏女也，文帝遣人絞殺之。《三國·魏志·夏侯尚傳》。與大族爲耦者，其生命岌岌乎不可保矣。

公主驕縱，特其□□之咎，王吉、荀爽、荀悦等皆以制度爲言者，蓋漢承秦法，公主亦立家；尚公主及承翁主者，皆不啻贅婿，故爽、悦并引堯女釐降、帝乙歸妹、王姬嫁齊爲言也。此女系之世，女權所以必張於男系之世。

三二〇王莽妃匹無二

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首見《禮記·昏義》；《昏義》者，《士昏禮》之傳，安得忽言天子之禮。《三國·魏志·王朗傳》：朗上疏言：“《周禮》六宫内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説，咸以十二爲限。”知此爲古周禮説，莽造之，以爲其和嬪美御之張本者也。《蜀志·董允傳》：“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宫，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知爾時《周禮》之説，猶未盛行。然張竦爲陳崇草奏，稱莽功德，云妃匹無二，則莽非溺於色者。其立和嬪美御之制，亦徒欲誇盛大而越前人而已。其信方士爲淫樂，蓋亦非以縱淫，而信其可以致神仙也。大抵溺於舊説，而不察情實，爲莽一生受病之根。

又案：言天子娶十二，已非經説之朔。蓋漢人以爲天子不當與諸侯同而增之；原其朔，則亦一取九女而已。古天子、諸侯，本無大别也。漢儒經説，亦有仍主九女之制者，如杜欽、谷永皆是。

三二一北邙

明帝制上陵之禮，魚豢非之，以爲甚違古不墓祭之義。蔡邕雖以爲不可省，然其初亦以爲古不墓祭，謂爲可損也。《後漢書·公孫瓚傳》言：“瓚舉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酹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息。”《三國志》同。瓚遼西令支人，安得有墳墓在北邙？蓋時人墓祭者多，瓚乃亦於此祭其先耳；則又甚於墓祭者矣。

漢之有北邙也，猶晉之有九原也。蓋所謂擇不食之地而葬焉者也。《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蓋古之葬其親者，如是而已。後世乃葬之於山，一以求高燥，一亦以其爲不食之地，難見毁壞。凡以求其永久而已。然《三國·吴志·孫晧傳》寶鼎元年《注》引《漢晉春秋》云：“初望氣者云荆州有王氣破揚州而建業宫不利，故晧徙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與山岡連者以厭之。”則雖葬於山，亦有不得保其棺者矣，可爲謀永久者戒也。

《諸葛恪傳》曰：“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依焉。”此猶洛陽之有北邙也，故至漢世，葬者尚多於山擇不食之地。

三二二醫療貴人有四難

《後漢書·方術傳》郭玉，“和帝時爲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陽右陰，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此故不難知也。又曰：“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厮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鍼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豪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强，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爲不愈也。帝善其對。”此對則不盡實，要之貴人身弱，貧賤者身强，其真原因也。

三二三執金吾

執金吾，應劭曰：“吾者，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案應説是也。《古今注》曰：“金吾，亦棒也，以銅爲之，黄金塗兩末。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焉。御史、校尉、郡守、都尉、縣長之類，皆以木爲吾。”蓋有金吾，有木吾，金吾或象鳥以爲飾，非取義於鳥也。

三二四漢初賞軍功之厚

《漢書·高帝紀》：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争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宫，從復道上，見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爲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爲不足用徧封，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此事見《史記·留侯世家》，蓋所謂留侯語者，不必實。然當時必有此等情勢，乃能附會爲此言，則仍可考漢初情事也。封賞即厚，何至舉天下不足徧，讀者不能無惑。案五年詔，軍吏卒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十二年詔曰：“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爲列侯，下乃食邑。”即此所謂七大夫以上也。則漢初之食邑者多矣，此其所以云計天下不足徧歟？

秦漢之際，封有三等：一、當時之所謂王，漢初封地大者幾侔於戰國時之七國，此沿自楚漢之際，實亦遠襲戰國而來；項籍之分封，固頗復七國時之舊規模也。二、當時所謂列侯者，大率以縣爲國，此如戰國時穰侯、文信侯之類。在古爲大國之封，在戰國時則爲□□矣。又次則七大夫食邑之類，所謂封君也。張良難酈食其封六國之後曰：“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史記·留侯世家》。所望者亦此七大夫食邑之類而已，非敢望列侯之封也。

五年詔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爲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續漢書·百官志》云：列侯“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據此詔觀之，則有人君之尊者，正不止於列侯矣。法既以有功勞行田宅矣，而五年五月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史記》作“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十一年六月，“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十二年詔：“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漢初之於從軍者，可謂甚厚矣。此等疑皆頗襲秦故，可見秦人厲戰之道也，然平民之儋負則因此而加重矣。十二年詔曰：“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此可見當時浮動者之衆。以沙中者爲謀反，雖不必實，然亦可見當時自有此等情勢也。

三二五漢世猶用銅兵

《日知録》言：“古者以銅爲兵。戰國至秦，攻争紛亂，銅不充用，以鐵足之；是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多。漸染遷流，遂成風俗。鐵工比肩，銅工稍絶。二漢之世，愈見其微。”其説是矣。然漢世銅之在官者，猶遠較後世爲多。賈誼説漢文收銅勿令布。設使銅布民間，亦如後世，此策豈可行，而誼亦安得作是想乎？即此一端觀之，而銅在官之多可見矣。張良爲鐵椎以擊秦皇；而淮南王自袖金椎以椎辟陽侯，金椎者，銅椎也；然則民間得銅不易，貴人固多有之。民間之兵，或以鐵爲之，貴人之兵，則猶多以銅爲之也。賈山《至言》言秦爲馳道，隱以金椎。此則形容之語，築道者未必能用銅椎也。故服虔以鐵椎釋之。

古代兵器，多由官收藏，至戰時然後給之，漢世猶有此意，各地多有武庫。《漢書·成帝紀》：建始元年，“立故河間王弟上郡庫令良爲王。”《注》引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食貨志》言武帝時邊兵不足，益以武庫工官兵器。所謂邊兵，當即藏於此等庫中也。田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見《魏相傳》。《後漢書·方術·楊由傳》：廣柔縣蠻夷反，郡發庫兵擊之。則後漢時猶是如此矣。《三國·魏志·徐邈傳》：邈爲涼州刺史，以漸收斂民間私仗，藏之府庫。作亂者多盜庫兵。成帝陽朔三年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鴻嘉三年廣漢男子鄭躬等，永始三年山陽鐵官徒蘇令等，平帝元始三年陽陵任横等作亂，皆盜庫兵。見《本紀》。永始三年樊并作亂，亦取庫兵。見《天文志》及《五行志》，鄭躬事亦見《五行志》。戾太子之叛，出武庫兵；燕剌王詐言武帝時受詔領庫兵，見《武五子傳》。《後漢書·梁統傳》：統言隴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人。《後漢書·羌傳》言永初元年羌叛：“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則揭竿斬木，非賈生過甚之辭。知秦漢之世，民間兵器尚不多，故秦皇欲銷天下之兵，公孫弘欲禁民挾弓弩，見《吾丘壽王傳》。而王莽亦禁民挾弩鎧也。《莽傳》始建國二年。然民間亦非遂無軍械，吕母散家財買兵弩，亦見《莽傳》。《後漢書·劉盆子傳》云：買刀劍。光武起兵時市兵弩。見《後漢書·本紀》。此等民間兵器，當皆以鐵爲之；在官者或猶兼以銅，燕剌王旦賦斂銅鐵作甲兵其證。見《漢書·武五子傳》。

漢世外夷，不甚能用鐵，觀西域之鑄鐵器及它兵器，由漢亡卒之教可知也。見《西域傳》。故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鐵出關，《汲黯傳注》引應劭説。然《後漢書·鮮卑傳》蔡邕言“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則亦具文而已矣。

《三國·魏志·牽招傳》：“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直京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殯斂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悉皆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賊欲斫棺取釘，蓋亦欲以爲兵也。可見民間銅鐵之乏。

内地禁民藏兵器，邊垂則又欲令民藏兵器。《後漢書·陸康傳》：“除高成令。縣在邊垂，舊制，令户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不得行來。”是其事。

三二六漢武用將

賈生謂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中行説、桑弘羊謂匈奴之衆，不當漢之一郡。其辭非誣，予既著之《匈奴人口》條矣。王恢之策匈奴也，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强胡之敵，内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廪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爲一，天下同任”，是爲“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强弩射且潰之癰也”，《漢書·韓安國傳》。非虚詞也。然武帝用兵匈奴，至於海内疲弊，而匈奴卒不可滅者，其故何也？是則其用人行政，必有不能不負其責者矣。

漢武之大攻匈奴，莫如元狩四年之役。是役也，出塞者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入塞不滿三萬匹，漢自是遂以馬少，不復能大出擊匈奴矣。果戰争之死亡至於如此乎？李陵以步卒五千出塞，及其敗也，士尚餘三千人，脱至塞者四百餘人。而貳師之再攻大宛，出敦煌者六萬人，牛十萬，馬三萬匹；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而已。史稱“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漢書·李廣利傳》。然則元狩四年之役，馬亡失之多，可推而知矣。以貳師之事比例之，其士卒之亡失又可知，史莫之傳也。史稱霍去病“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此士馬喪亡之所以多也。李廣之將兵也：“乏絶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史記·李將軍列傳》。使如廣者將，士卒有喪亡至此者乎？史又言：“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絶也。”《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夫其所以未嘗困絶者，以其所將常選，而每出皆爲大舉，匈奴避其鋒不敢嬰耳。使亦如李廣等居一郡，恐蚤爲虜所生得矣。史又云：“天子嘗欲教之孫吴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同上。此其所以敢深入，既不如李廣之遠斥候，亦不如程不識之正部曲行伍營陳也；其不困絶，誠天幸而已。使此等人將，幾於棄其師矣，貳師之殁匈奴是也。

太史公曰：“予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史記·李將軍列傳》。又言：“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夫其少言，非其沈毅，乃其本不能言。其不泄也，非其重厚，乃其本無所知，不知有何事可泄也。此非予之厚誣古人，所謂貴不省士者，固多如此，予見亦多矣。荀子論爲將之道曰：“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故曰：“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議兵》。故將非以從令爲貴也。而史謂大將軍（衛青）“以和柔自媚於上”，此所謂容悦於其君者也。此等人而可使將乎？李廣之殺霸陵尉，暴矣；然武夫之暴也。元朔六年，衛青之出定襄也，“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説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夫青之不殺蘇建是也。其所以不殺蘇建者，則非也。果如所言，信賞必罰何？且既不敢專擅矣，何以擅徙李廣部也？元狩四年之出也，《李將軍列傳》云：“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于右將軍軍，出東道。廣自請。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故弗之許。夫既以爲李廣老，數奇，何爲以爲前將軍？則天子以爲老弗許之語，不足信也。青時以公孫敖新失侯，欲使與俱當單于耳。《衛將軍驃騎列傳》云：“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然則上本不令大將軍當單于，而烏得有毋令李廣當單于之誡？上本不令青當單于，而青知單于所居，乃徙李廣也而自以精兵走之，是違上命而要功也，可無誅乎？而天子不之責。李敢怨青之恨其父，擊傷之，驃騎又射殺敢，而上又爲之諱，此豈似能將將者邪？

《李將軍列傳》言陵之降，“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其《報任安書》亦云“李陵生降，隤其家聲”。以李廣之含冤負屈，而陵猶願心爲漢武效力。及其敗也，漢不哀其無救，而又收族其家，可謂此之謂寇讐矣，而其門下與友人猶以爲媿。知漢承封建餘習，士之效忠於其君者，無一而非愚忠也。有此士氣，豈唯一匈奴可平？雖平十匈奴大宛，中國之損失猶未至如元狩、太初兩役之甚也。而武帝專任椒房之親以敗之。夏侯勝之議武帝也，曰：“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亡德澤於民。”《漢書·夏侯勝傳》。惡知夫武帝之失，不在其思拓境土，而别有所在乎？

《詩》曰：“瑣瑣姻婭，則無膴仕。”《小雅·節南山》。吾嘗見民國初年以來，武人之所任者，非其嬖倖，則其亂黨，然後歎漢世之任衛青、霍去病、公孫敖、李廣利，前後如出一轍；而衛青和柔自媚，則又以姻戚而兼嬖幸者也。《史記·佞幸·李延年傳》言：李延年之後，“内寵嬖臣大抵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則當時之視衛、霍，本以爲佞幸之流。夫用法貴於無私。漢武之析狄山，責功效矣。然李陵欲自當一隊，則億其惡屬貳師；路博德羞爲陵後距，則疑陵教其上書；司馬遷盛言李陵之功，則又疑其欲沮貳師，爲陵遊説；皆所謂逆詐億不信者也。惟公生明，豈有逆詐億不信而能先覺者乎？然既有私其姻戚矣，焉能無逆信哉？

李陵雖生降，然其非畏死偷生，而欲得其當以報漢，此人人之所可信者也。然卒不獲收其效者，則收族其家，爲世大僇，君臣之義已絶矣。子思曰：“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禮記·檀弓》。李陵之於漢，厚於子胥之於楚矣，此蓋民族不同爲之，非漢君之能得此於陵也。卒之爲匈奴深謀者衛律也，李延年之所薦也；舉大軍以降匈奴者貳師也，親李夫人之兄也，姻婭之效何如哉？

《史記·淮南衡山列傳》：淮南王謂伍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黄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爲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絶人。被以爲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爲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此被自首之詞，多引漢美，以求苟免；抑被烈士，未必出此，或漢人改易之，以爲信然，則謬矣。《汲鄭列傳》曰：“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説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此亦漢人附會之辭。公孫丞相之高節，決非策士所能動也。

《漢書·衛霍傳贊》曰：“蘇建嘗説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嘗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票騎亦方此意，爲將如此。”此與伍被言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者，適相反矣。

三二七塞路

《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河陵頃侯郭亭“以塞路入漢”。師古曰：“塞路者，主遮塞要路，以備敵寇也。”案遮塞要路，必有所據以爲守。《武帝紀》太初三年《注》：“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别築爲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此即障也。”蓋即主塞路之將所守。《表》又云：東武貞侯郭蒙“入漢爲城將”。師古曰：“城將，將築城之兵也。”南安嚴侯宣虎“以重將破臧荼”。師古曰：“重將者，主將領輜重也。”則當時之兵，各有所主，故臨時築城，不以爲難也。《表》又云：厭次侯爰類“以慎將元年從起留”。師古曰：“以謹慎爲將也。”案此説恐非是。慎將，蓋亦别有職守，今不可考矣。

要路必有塞，而塞不必其當要路。《匈奴傳》言王恢爲馬邑之權，匈奴絶和親，攻當路塞，則塞之當路者也。

三二八山澤堡塢

古之爲盜者，率多保據山澤。賈山言秦羣盜滿山；嚴安言秦窮山通谷，豪士并起；其見於史者：桓楚亡在澤中；高祖隱芒碭山澤間；彭越常漁巨野澤中爲盜；黥布論輸驪山，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爲羣盜；陳餘不得封王，亦與其麾下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皆是。漢高帝五年五月詔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案《後漢書·劉玄傳》言：“王莽末，南方饑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諍訟，遂推爲渠帥，衆數百人。於是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緑林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則其初原不過相聚求食，其後人多勢衆，乃乘機爲盜。若聚衆不多，或無渠帥，則亦始終爲良民矣。此武陵所以有桃花之源也。然觀漢高帝之詔，則其入山澤，不過爲暫時之計。此亂世隱居山澤者雖多，而至治平即復出。山澤之地，終不得開闢，蓋人之力猶未足以語於此也。

《漢書·武帝紀》：天漢二年，“泰山、琅邪羣盜徐㪍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王尊傳》：“南山羣盜傰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爲校尉，將跡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蕭望之傳》：“鄠名賊梁子政阻山爲害，久不伏辜。”又言：“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儒林傳》：東門雲爲荆州刺史，“坐爲江賊拜辱命，下獄誅。”則爲羣盜者，猶是以山澤爲依阻之所。然至前後漢間，則人民頗有能結營壘自固者：《後漢書·劉盆子傳》言赤眉入長安城，“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又數虜暴吏民百姓保壁，由是皆復固守。”《郭伋傳》言：“更始新立，三輔連被兵寇，百姓震駭，强宗右姓各擁衆保營，莫肯先附。”《樊宏傳》言：“宏與宗家親屬作營壍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馮魴傳》言：“王莽末，四方潰畔，魴乃聚賓客，招豪桀，作營壍，以待所歸。”《第五倫傳》言：“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争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强持滿以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酷吏·李章傳》言：“光武即位，拜陽平令。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爲在所害。”《儒林傳·孫堪》：“王莽末，兵革并起，宗族老弱在營保間，堪常力戰陷敵，無所回避。數被創刃，宗族賴之，郡中咸服其義勇。”《文苑傳》夏恭：“王莽末，盜賊縱横，攻没郡縣。恭以恩信爲衆所附，擁兵固守，獨安全。”此等結營壘自保之事，前此似罕所見。豈莽末亂勢盛，故民之圖自保者亦力邪？

《三國·魏志·許褚傳》：“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當時北方山賊亦多，然此等保據自固者尚不少也。

至保據山澤爲盜賊者，莽末亦自非無之。如《後漢書·侯霸傳》言：“王莽初，遷隨宰。縣界曠遠，濱帶江湖，而亡命者多爲寇盜。霸到，即案誅豪猾，分捕山賊，縣中清静。”《郭伋傳》言：“潁川盜賊羣起，徵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鬭當一士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吴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是也。

《史記·田儋列傳》：“田横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爲田横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迺使使赦田横罪而召之。”此所謂爲亂者，蓋慮其招引郡縣，再圖割據，非慮其爲海盜也。《後漢書·劉盆子傳》言：“吕母入海中，招合亡命，還攻破海曲。”此爲據海島爲盜之始。其後遂稍多。安帝永初中，有海賊張伯路等；詳見《法雄傳》。順帝陽嘉元年，又有海賊曾旌。法雄之討伯路也，“赦詔到，賊猶以軍甲未解，不敢歸降。御史中丞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議，皆以爲當遂擊之。雄曰：賊若乘船浮海，深入遠島，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罷兵，以慰誘其心，勢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即罷兵，賊聞大喜，乃還所略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賊復驚恐，遁走遼東，止海島上。五年春，乏食，復抄東萊間。雄率郡兵擊破之。賊逃還遼東，遼東人李久等共斬平之。於是州界清静。”

三二九山越

山越爲患，起於靈帝建寧中。《後漢書·本紀》：建寧二年九月，丹陽山越賊圍太守陳夤，夤擊破之。至後漢之末，而其勢大盛。孫吴諸將，無不嘗有事於山越者。《三國·吴志·孫權傳》：黄武五年，置東安郡，以全琮爲太守，平討山越。據琮本傳，則前此已嘗爲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以討山越矣。權徐夫人兄矯，以討平山越，拜偏將軍。孫賁，袁術嘗表領豫州刺史，轉丹陽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顧雍孫承，爲吴郡西部都尉，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黄蓋，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輒用爲守長，又遷丹陽都尉，抑强扶弱，山越懷附。韓當，領樂安長，山越畏服。蔣欽，嘗爲討越中郎將。陳武庶子表，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董襲，嘗拜威越校尉。凌統父操，守永平長，平治山越。朱治，丹陽故鄣人也，年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吾粲與吕岱討平山越。均見《吴志》本傳。徐陵子平，諸葛恪爲丹陽太守，以平威重思慮，可與效力，請平爲丞，見《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録》。以上皆明言其爲山越者。其不明言爲山越，而實與山越同者，則不可勝舉。如《周泰傳》云：“策入會稽，署别部司馬，授兵。權愛其爲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鞍，衆莫能自定。惟泰奮擊，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由泰并能就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周魴傳》云：“賊帥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川并受其害。吾粲、唐咨嘗以三千兵攻守，連月不能拔。魴表乞罷兵，得以便宜從事。魴遣間諜，授以方策，誘狙殺嗣。嗣弟怖懼，詣武昌降於陸遜，乞出平地，自改爲善，由是數郡無復憂惕。”《鍾離牧傳》云：“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爲監軍使者，討平之。賊帥黄亂、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陸凱傳》云：弟胤，“爲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充軍用。”此等雖或言賊，或言民，實與言越者無别。以其皆與越雜處，而越已爲其所化也。見後。張温、陸遜、賀齊、諸葛恪，特其尤佼佼者耳。山越所據，亘會稽、吴郡、丹陽、豫章、廬陵、新都、鄱陽，幾盡江東西境。《孫權傳》：“策薨，以事授權。是時惟有會稽、吴郡、丹陽、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權乃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諸葛恪傳》：“恪求官丹陽，衆議以丹陽地勢險阻，與吴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云云。案江南本皆越地，越皆山居，故其蟠結之區，實尚不止此。特僻遠之地，不必其皆爲患；即爲患亦無關大局，不如此諸郡者處吴腹心之地，故史不甚及之耳。是時南北交争，無不思藉以爲用。孫策之逐袁胤也，袁術深怨之，乃陰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帥陵陽祖郎，使激動山越，圖共攻策。見《孫輔傳注》引《江表傳》。太史慈之遁蕪湖也，亡入山中，稱丹陽太守。已而進駐涇縣，立屯府，大爲山越所附。是孫策未定江東時，與之争衡者，莫不引山越爲助也。策之將東渡也，周瑜將兵迎之。及入曲阿，走劉繇，策衆已數萬。乃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吴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陽。”孫權代策，即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是孫氏未定江東時，視山越爲勁敵；及其既定江東，仍兢兢以山越爲重也。不特此也，孫權訪世務於陸遜，遜建議：“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而權之遣張温使蜀也，亦曰：“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丕。”其欲親征公孫淵也，陸瑁疏諫，謂“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乘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則當江東久定之後，仍隱然若一敵國矣。以上所引，皆見《吴志》各本傳。無怪曹公以印綬授丹陽賊帥，使扇動山越，爲作内應也。見《陸遜傳》。而吴人亦即思藉是以譎敵。《周魴傳》云：“爲鄱陽太守，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敵所聞知者，令譎挑曹休。”魴雖謂民帥不足仗任，事或漏泄，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然其三曰：“今此郡民，雖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復爲亂，爲亂之日，魴命訖矣。”當時山越之强，可以想見。宜乎張温、陸遜、諸葛恪之徒，咸欲取其衆以强兵也。《遜傳》云：部伍東三郡，强者爲兵，羸者補户，得精卒數萬人。《恪傳》：自詭三年可得甲士四萬，其後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温傳》：孫權下令罪狀温曰：“聞曹丕出自淮、泗，故豫勑温有急便出，而温悉内諸將，佈於深山，被命不至。”然駱統表理温曰：“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之多少，温不減之，用之强羸，温不下之，至於遲速，温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則温所出兵，已不爲少矣。夫老弱婦女，數必倍蓰於壯丁。遜得精卒數萬，恪得甲士四萬，則總計人數，當各得二三十萬。然《陳武傳》言武庶子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在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則此等參佐之徒所得之衆，又在主將所得之外。《遜傳》言遜建議：“克敵寧亂，非衆不濟。”主大部伍，取其精鋭，而《周瑜傳注》引《江表傳》，載黄蓋欺曹公之辭曰：“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衆。”則吴之用山越爲兵，由來舊矣。可見所謂山越者，不徒其人果勁，即其數亦非寡弱也。夫越之由來亦舊矣。乃終兩漢之世，寂寂無聞，至於漢魏之間，忽爲州郡所患苦、割據者所倚恃如此，何哉？曰：此非越之驟盛，乃皆亂世，民依阻山谷，與越相雜耳。其所居者雖越地，其人固多華夏也。何以言之？案《後漢書·循吏·衛颯傳》曰：“遷桂陽太守。先是含洭、湞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内屬桂陽。民居深山，濱谿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輙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絶。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云“習其風土”，則其本非越人審矣。諸葛恪之求官丹陽也，衆議以丹陽地勢險阻，“逋亡宿惡，咸共逃竄。”駱統之理張温也，亦曰：“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爲勁寇，將置平土，則爲健兵。”夫曰“逋亡”，曰“宿惡”，固皆中國人也。《賀齊傳》曰：“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爲姦，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衆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又曰：“王朗奔東冶，侯官長商升爲朗起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將兵討升，以齊爲永寧長。晏爲升所敗，齊又代晏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使乞盟。齊因告喻，爲陳禍福，升遂送上印綬，出舍求降。賊帥張雅、詹强等不願升降，反共殺升。賊盛兵少，未足以討，齊住軍息兵。雅與女壻何雄争勢兩乖，齊令越人因事交構，遂致疑隙，阻兵相圖。齊乃進討，一戰大破雅，强黨震懼，率衆出降。”夫能附中國之大族以爲亂，且能交構於兩帥之間，其名爲越而實非越，尤可概見。周魴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以譎曹休，則并有舊族入居山中者。蓋山深林密之地，政教及之甚難。然各地方皆有窮困之民，能勞苦力作者，此輩往往能深入險阻，與異族雜處。初必主强客弱，久則踵至者漸多，土雖瘠薄，然所占必較廣；山居既習儉樸，又交易之間，多能朘夷人以自利，則致富易而生齒日繁。又以文化程度較高，夷人或從而師長之。久之，遂不覺主客之易位。又久之，則變夷而爲華矣。此三國時山越之盛，所以徒患其阻兵，而不聞以其服左袵而言侏離爲患；一徙置平地，遂無異於齊民也。使其服左袵而言侏離，則與華夏相去甚遠，固不能爲中國益，亦不能爲中國患矣。然則三國時之山越，所以能使吴之君臣旰食者，正以其漸即於華，名爲越而實非越故。前此史志所以不之及者，以此輩本皆安分良民，蟄居深山窮谷之中，與郡縣及齊民，干係皆少，無事可紀也。此時所以忽爲郡縣患者，則以政綱頽弛，逋逃宿惡，乘間恣行故耳。亦以世亂，阻山險自保者多，故其衆驟盛而勢驟張也。然溯其元始，固皆勤苦能事生産之民，荒徼之逐漸開闢，異族之漸即華風，皆此輩之力也。

古書簡略，古人許多經論，往往埋没不見，是在善讀書者深思之。諸葛恪之求官丹陽以出山民也，衆議咸以爲難。以爲“丹陽地勢險阻，與吴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猨狖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爲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蠭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即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而恪盛陳其必捷。其後山民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爲丹陽太守，討山越，事在孫權嘉禾三年八月；其平山越事畢，北屯廬江，在六年十月。見《權傳》。問其方略，則曰“移書四郡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納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輙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而已。讀之，亦似平平無奇者。然以分據之兵，衛屯聚之民，當好武習戰必死之寇，至於三年，而能使將不驕惰，兵不挫衂，民不被掠；且山民當饑窮之時，必不惜出其所有，以易穀食，而恪能使“平民屯居，略無所入”；其令行禁止，豈易事哉？恪之治山越，德意或不如清世之傅鼐，其威略則有過之矣。

《後漢書·抗徐傳》附《度尚傳》。曰：“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由是境内無復盜賊。”此所謂“盜賊”，即山越之流也。古人入夷狄者，大率椎髻，不足爲異。云“鳥語”則必不然。果皆鳥語，安能徙置縣下。徐所徙，蓋亦華人之入越地者耳。《後漢書》措辭，徒講藻采，不顧事實，難免子玄妄飾之譏矣。

《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正義》曰：“嶺南之人多處山陸，其性强梁，故曰陸梁。”案《爾雅·釋地》：“高平曰陸。”而春秋時晉有高梁之虚，楚沈諸梁字子高，則梁亦有高義。疑“陸梁”是複語，《正義》分疏未當也。華陽之地稱梁州，蓋亦以其高而名之。《太康地記》曰：“梁州，言西方金剛之氣强梁，故名。”《爾雅·釋地釋文》引。亦近望文生義。蜀以所處僻遠，不習戰鬭，故其風氣最弱。讀司馬相如《喻巴蜀檄》可知，何强梁之有？

亂離之世，民率保據山險，初不必百越之地而後然。特越地山谷深阻，爲患尤深，而平之亦較難耳。《魏志·吕虔傳》：“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竄。袁紹所置中郎將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爲寇，百姓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中亡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强者補戰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此所謂亡匿山中者，亦南方山越之類也。又《杜襲傳》：“領丞相長史，隨太祖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拜襲駙馬都尉，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道，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云樂出，則其初亦必亡匿山谷矣。

山越當三國時大致平定，然未嘗遂無遺落也。《晉書·杜預傳》：平吴還鎮，“攻破山夷”。山夷即山越也。《陶侃傳》：屯夏口。“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羕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向賊，侃整陳於釣臺爲後繼。羕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夫至藩王左右雜處其中，且能詣郡與華人交市，其非深林遠藪、椎結鳥語之徒明矣。永嘉喪亂以來，北方人民，亦多亡匿山谷者，以其與胡人雜處也，亦稱爲山胡；迄南北朝，未能大定，亦山越之類也。

《隋書·蘇孝慈傳》：“桂林山越相聚爲亂，詔孝慈爲行軍總管擊平之。”《北史》同。《唐書·裴休傳》：“父肅，貞元時爲浙東觀察使。劇賊栗隍，誘山越爲亂，陷州縣。肅引州兵破禽之，自記《平賊》一篇上之，德宗嘉美。”《舊唐書·王播傳》：弟起，起子龜，咸通十四年，“轉越州刺史、浙東團練觀察使。屬徐泗之亂，江淮盜起。山越亂，攻郡，爲賊所害。”又《盧鈞傳》：“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山越服其德義，令不嚴而人化。”此等山越，未必魏晉屯聚之遺，特史襲舊名名之耳。然其與華人相雜，則前後如出一轍。《舊書》言盧鈞之刺廣州也，先是土人與蠻僚雜居，昏娶相通，吏或撓之，相誘爲亂。鈞至，立法，俾華夷異處，昏娶不通；蠻人不得立田宅。由是徼外肅清，而不相犯焉。三國時之山越，乃華人入居越地，此則越人出居華境，其事殊，然其互相依倚，致成寇患則一也。一時之禁令，豈能遏兩族之交關，久而漸弛，可以推想，凡此等，皆足考民族同化之跡也。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二卷第九期，一九三四年六月三日出版

三三〇閩越民復出

《史記·東越列傳》：東越平後，“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虚。”案此所謂虚者，亦謂虚其城邑耳；若謂悉其人而徙之，更無一人之遺，自爲事理所無。《宋書·州郡志》云：“建安太守，本閩越，秦立爲閩中郡。漢武帝世，閩越反，滅之，徙其民於江淮間，虚其地。後有遁逃山谷者頗出，立爲冶縣。”其説當有所據，足補前史之闕。

三三一秦漢文法之學

秦漢之世，法學亦有專門傳授。李斯請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後漢樊準上疏：請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魏明帝時，衛覬奏：“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此官學也。郭躬父弘習小杜律，躬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此私學也。路温舒求爲獄小吏，因學律令；嚴延年父爲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相府；此學之於官者也。于定國少學法于父；王霸世好文法；郭躬少傳父業，子晊亦明法律；弟子鎮少脩家業，鎮子禎亦以能法律至廷尉；鎮弟子禧少明習家業；陳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爲尚書，寵明習家業，寵子忠亦明習法律；鍾皓世善刑律；此傳之於家者也。文翁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元后父禁，少學法律于長安；則留學異地者也。黄霸少學律令；梁統性剛毅而好法律；不知其爲師承，然其決非無所師承可知。張皓徵拜廷尉，雖非法家，而留心刑獄，數與尚書辨正疑獄，多以詳當見從；王涣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略舉大義；此又仕而後學，晚而好學者矣。當時國家於文吏，亦頗重用。史言“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後漢書·郭躬傳》。幾於官有世功，族有世業矣。又言“吴雄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同上。此則以孤寒特擢者也。然其時儒學日見隆重，故法家之地盤，卒漸爲儒家所奪。

以儒家篡法家之統者，莫如以《春秋》折獄。應劭删定律令爲《漢儀》，其奏之之辭曰：“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此爲儒家之羼入法學之大宗。《漢書·藝文志·春秋》家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當即是書。劭自言：“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爲之節文。”則仲舒之議，業已與律、令及比并編。後來魏晉脩律，攙入其中者，必不少矣。公孫弘“少時爲薛獄吏，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説”。史稱其“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吕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不請，既還奏事。上皆是之。《漢書·五行志》。張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史記·酷吏列傳》。《漢書·兒寬傳》：“寬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爲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何敞“遷汝南太守。立春日，嘗召督郵還府，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及舉冤獄，以《春秋》義斷之”。《後漢書》本傳。“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三國·吴志·闞澤傳》。皆儒術羼入法學之證。當時之爲學者，亦多如此。路温舒又受《春秋》，通大義；于定國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丙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王霸父爲郡決曹掾，霸亦少爲獄吏，嘗慷慨不樂吏職，其父奇之，遣西學長安；郭禧兼好儒學；陳寵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陳球少涉儒學，善律令；張翼高祖父浩兼治律、《春秋》；皆其事。梁統欲改正王嘉所改舊律，三公廷尉以爲不宜，統請口對尚書，言“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則儒生之議爲法家所重，舊矣。《後漢書·儒林傳》：何休“以《春秋》駮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服虔又以《左傳》駮何休之所駮漢事六十條”。則當時儒家之内，又有分門，亦可謂盛矣。

三三二漢文帝除宫刑

漢景帝元年詔曰：“孝文皇帝臨天下，……除宫刑，出美人，重絶人之世也。”《史記》作肉刑，辭異意同。上文已有去肉刑語，王先謙《漢書補注》：“《史記》作除肉刑，與上復出，自是傳寫誤改。且下云重絶人世，知非謂肉刑也。”案此恐後人以爲言除肉刑不切而改之，古人於此等處，不甚計較。除宫刑與除肉刑既係一事，即上言肉，下言宫，亦不能謂其不犯復也。鼂錯對策，亦美文帝“除去陰刑”，則文帝確有除宫刑之事。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宫不易”，《史記·孝文本紀索隱》引。誤矣。其所以致誤者，《漢書·孝文本紀》云：“除肉刑法，語在《刑法志》。”而《刑法志》載張蒼等議，但云“當黥者髠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而不及宫。孟康遂釋文帝令中“今法有肉刑三”之語曰：“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其實令云“斷支體”當指斬止，“刻肌膚”當指黥、劓，云“終身不息”則指宫也。《三國志·鍾繇傳》：繇上疏云：“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吏、萬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宫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髠、笞。”則孝文亦以髠、笞易宫刑，而《漢志》不之及，其疏漏殊可異也。

宫刑既廢而復用，蓋所以代死刑。景帝中四年秋，“死罪欲腐者許之”，其始也。《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八年：“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其大逆無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蠶室。”《章帝紀》元和元年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縣；其犯殊死，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宫。”章和元年：“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罪一等，詣金城戍；犯殊死者，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宫。”《和帝紀》永元八年：“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敦煌戍；其犯大逆，募下蠶室；其女子宫。”蓋犯凡死罪者減一等，而全其肢體。大逆無道殊死者，不可與之同科，故又加以宫割耳。《明帝紀》永平十六年：“詔令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死罪一等，勿笞，詣軍營，屯朔方、敦煌；妻子自隨，父母同産欲求從者，恣聽之；女子嫁爲人妻，勿與俱。謀反大逆無道，不用此書。”王朗駁鍾繇之議：“以爲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刖刑之數，此即起偃爲竪，化尸爲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爲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而不知科律之或任減死，或又假於斧鑿者，固自有其等差也。繇傳言“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宫割者”，則仍係欲以之代死刑。

《漢書·外戚傳》：孝宣許皇后父廣漢，從武帝上甘泉，誤取他郎鞍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蠶室。孟康曰：“死罪囚欲就宫者聽之。”則以宫恕死，由來已久。《傳》又云：孝武鉤弋趙倢伃，“其父坐法宫刑爲中黄門”；太史公亦下腐刑。此等皆非大逆無道殊死之屬；蓋初行時，但以宥凡死者，至後漢時乃分等差也。

三三三法令煩苛之弊

法令之煩，莫甚於漢時。蓋以六篇之法不足於用，而令甲及比等紛然并起也。煩苛之弊，衆皆知其爲酷吏因緣上下其手，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然又有出於此之外者。《後漢書·杜林傳》：建武十四年羣臣上言宜增科禁，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彫爲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内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則當時政俗之弊，固由爲吏者之苛，亦由法令如牛毛，有以爲其所藉手。漢人議論，多疾武帝以後法令滋章，亦有以也。

當時州郡造設苛禁，亦爲煩擾之一端。《漢書·宣帝紀》五鳳二年詔言：“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後漢書·質帝紀》本初元年詔：“頃者州郡輕慢憲防，競逞殘暴，造設科條，陷入無罪。”亦煩擾之一端也。

三三四古代法律不强求統一

記稱“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蓋各地方之人，各有其生活；生活不同，風俗自不同；風俗不同，則其所謂犯罪者自異，固不宜强使一律也。南粤請内屬，漢爲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漢書》本傳。《後漢書·馬援傳》言：“援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是漢舊本不以漢律强行之越，即馬援亦爲特别以治之也。此猶曰異族也。《三國志·何夔傳》：“遷長廣太守。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税綿絹。夔以郡初立，近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已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勅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有不從教者。有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爲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太祖從其言。”蓋不顧其俗之適宜與否，而一切斷之，原非適宜於義禮之事，特以後世之所謂法者，已失弼教之意，而徒能責之以强從。上責民以强從，則民也將及脣而責上之所施之不一。於是不復顧其適宜與否，而徒求其形式之齊。此本非□□□□之事，刑法所以寢不爲人所服以此也。廢法而揆之於義，固非今所能行，然今之所謂法者，實爲不厭人心之物，則亦不可以不知也。

三三五賣首級

俗有所謂宰白鴨者，謂貧困之人，得富人若干錢，則自賣生命，代承死罪是也。《後漢書·劉瑜傳》：瑜上書陳事，言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則漢世已有之矣。亦可哀矣。

三三六西域

中國所謂西域者，本僅指今天山南路之地言之。故曰：南北有大山，北爲今天山。南爲今新疆省沙漠以南之山脈。入甘肅，即祁連山。中央有河，今塔里木河。東則接漢，阨以玉門在今甘肅敦煌縣西百五十里。陽關。今敦煌縣西百三十里，玉門之南。西則限以葱嶺也。自武帝服烏孫，破大宛，後漢時，甘英部將之跡，且西抵條支，則西域二字之範圍，遂愈擴愈廣矣。拓跋魏時，分西域爲四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爲一域，即今天山南路，漢最初所謂西域也；葱嶺以西，海曲以東爲一域，則今波斯、阿富汗之地，所謂伊蘭高原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爲一域，則今咸海以東，阿母河以北，北抵今西伯利亞西南境；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爲一域，則今咸海里海間地也。元時之花剌子模，地皆在今葱嶺以西。《元史》亦以西域國稱之。又歷代所謂犁軒、拂菻、大秦者，即歐洲之羅馬。前史亦并列西域傳中，則雖謂中國古代所謂西域，包今歐羅巴全洲言之。亦無不可矣。羅馬盛時，幾於統一歐洲。蓋西域二字，其西方并無界限也。

其通西域之道，漢時本分爲二。自玉門陽關，涉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玉莎車，爲南道。南道西逾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逾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後魏時，更爲四道：自玉門度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爲一道。北行者，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爲一道。從莎車西行，百里至葱嶺，葱嶺西千三百里至伽倍，爲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至葱嶺，葱嶺西南千三百里至波路，爲一道。實則第一第二兩道，仍即漢所謂南北道。第三第四兩道，則漢所謂南道逾葱嶺，西出大月氏、安息者耳。嗣後歷代與西域諸國之交通，其大體亦恒不外此也。

原刊《瀋陽高師周刊》，一九二二年出版

三三七崑崙考

崑崙有二，《史記·大宛列傳》：“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此今于闐河上源之山，一也。《禹貢》：“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釋文》引馬云：“崑崙，在臨羌西。”《漢志》金城郡臨羌有崑崙山祠，敦煌郡廣至有崑崙障。《太平御覽·地部》引崔鴻《十六國春秋》：“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地望并合。《周書·王會解》：“正西崑崙，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爲獻。”旄，犛牛尾。紕，《説文》：“氐人𦇧也。”𦇧，“西胡毳布也。”犛牛正出甘肅、青海，物産亦符。析支，馬云：“在河關西。”《水經·河水注》：“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於河首，左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經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後漢書·西羌傳》亦曰：“河關之西南，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緜地千里。”《禹貢》叙述之次，蓋自西而東。渠搜雖無可考，《涼土異物志》：“渠搜國，在大宛北界。”《隋書·西域傳》：“鏺汗國，都蔥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地里并不合。度必更在析支之東，故《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蓋其種落遷徙所居邪？蔣氏廷錫説。見《尚書地理今釋》。析支在河曲，而崑崙更在其西，則必在今黄河上源矣，二也。《書疏》引鄭玄云：“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又申之曰：“鄭以崑崙爲山，謂别有崑崙之山，非河所出者也。”《山海經·海内西經》：“海内崑崙之墟在西北，河水出東北隅。”郭《注》亦曰：“言海内者，明海外復有崑崙山。”一似此兩崑崙者必不可合矣。然予謂以于闐河源之山爲崑崙，實漢人之誤，非其實也。水性就下，天山南路，地勢實低於黄河上源，且其地多沙漠，巨川下流，悉成湖泊；每得潛行南出，更爲大河之源。漢使於西域形勢，蓋本無所知，徒聞大河來自西方，西行驟覩巨川，遂以爲河源在是。漢武不知其誑，遽案古圖書，而以河所出之崑崙名之。蓋漢使謬以非河爲河，漢武遂誤以非河所出之山爲河所出之山矣。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禹本紀》等荒怪之説，自不足信。然其所託，實今河源所出之崑崙。史公據于闐河源之山以斥之，其斥之則是，其所以斥之者則非也。《太史公書》，止於麟止。此篇多元狩後本，實非史公作也。《爾雅》“河出崑崙墟”，雖不言崑崙所在，然又云：“西方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球琳琅玕焉。”《淮南·地形訓》作西北方。《禹貢》崑崙之戎，實隸雍州；而雍州之貢，有球琳琅玕。可知《爾雅》河所出之崑崙，即其産球琳琅玕之崑崙，亦即《禹貢》之崑崙矣。《淮南·地形訓》：“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海内西經》則云：“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入禹所導積石山。”《説文》：“河水出敦煌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所謂海、渤海者，蓋指今札陵、鄂陵等泊，所據仍係舊説。《水經》謂“河水入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又南入蔥嶺，出于闐國，又東注蒲昌海”，則誤合舊説與漢人之説爲一矣。以山言之則如彼，以河言之則如此。然則河源所在，古人本不誤，而漢之君臣自誤之也。《周官·大宗伯》，“以黄琮禮地。”鄭注：“此禮地以夏至，謂神在昆侖者也。”《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鄭注：“祀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疏：“案《河圖·括地象》，昆侖東南萬五千里，神州是也。”案鄭氏之説，蓋出緯候，故疏引《河圖·括地象》爲證。江、淮、河、濟，古稱四瀆。漢族被跡，先在北方。北方之水，惟河爲大。記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大司樂》注謂：“褅大祭地祗，則主昆侖。”昆侖爲河源所在，故古人嚴祀之與？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

三三八匈奴古名

匈奴在古代，蓋與漢族雜居大河流域，其名稱：或曰獫狁，亦作玁狁。或曰獯鬻，獯亦作熏作葷，鬻亦作粥。或曰匈奴，皆一音之異譯。《史記索隱》：“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曰匈奴，葷粥其别名。”《詩·采薇》毛傳：“儼狁，北狄也。”《箋》云：“北狄，匈奴也。”《吕覽·審爲篇》高注：“狄人，獫允，今之匈奴。”案伊尹四方令逕作匈奴。又案《史記》：“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葷粥兩字，蓋係自注，史公非不知其爲一音之轉也。又稱昆夷、畎夷、串夷，則胡字之音轉耳。昆，又作混，作緄。畎，亦作犬。又作昆戎，犬戎。《詩·皇矣》：“串夷載路。”鄭《箋》：“串夷，即混夷。”《正義》：“書傳作畎夷，蓋犬混聲相近，後世而作字異耳。或作犬夷，犬即畎字之省也。”案《詩·采薇》序疏引《尚書大傳》注：“犬夷，昆夷也。”《史記·匈奴列傳》：“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又“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索隱》、《正義》皆引“韋昭曰：《春秋》以爲犬戎”，足徵此諸字皆一音異譯。《索隱》又引《山海經》云：“黄帝生苗，苗生龍，龍生融，融生吾，吾生并明，并明生白，白生犬，犬有二牡，是爲犬戎。”又云：“有人面獸身，名犬夷。”則附會字義矣。狄、貉、蠻、閩等字，其初或以爲種族所自生。故《説文》有犬種、豸、蟲種之説。然其後則只爲稱號，不含此等意義。至於犬戎之犬，則確係音譯，諸家之説可徵也。昆夷、獫狁係一種人，猶漢時既稱匈奴，亦稱胡也。《孟子》：“文王事昆夷”，“大王事獯粥”，乃變文言之耳。《詩序》：“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竟以爲兩族人，誤矣。《出車》之詩曰：“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又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又曰：“赫赫南仲，玁狁于夷。”玁狁在西北，可稱戎，亦可稱狄，《詩》取協韵也。《箋》云：“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已不免拘滯。序析玁狁、昆戎而二之，益鑿矣。

三三九匈奴不諱名而無姓字

《史記·匈奴列傳》：“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漢書》無“姓”字。《集解》：“駰案《漢書》曰：單于姓孿鞮氏。”意以《史記》謂匈奴無姓爲非。此乃誤會。疑《漢書》亦本有“姓”字，而爲淺人所删也。孿鞮氏蓋庶姓，非正姓。《史記》下文又云：“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此“姓”字爲庶姓；“有名不諱而無姓字”之姓，自爲正姓；辭同義異，古人不以爲嫌，不拘拘於立别，或自下注腳也。無姓，自謂無姬、姜、姚、姒之倫，非謂無晉重、魯申之類也。

古人著書，有所本者，大抵直録其辭，不加更定，《史記·陳涉世家》，謂其子孫至今血食，而《漢書·涉傳》，沿襲其文，是其一例。《史通·因襲篇》譏之，實由未知古書文例也。今《史》、《漢》辭句同異，非傳寫譌誤，即妄人改易，而爲鈔胥所删節者尤多，《漢書》虚字，恒較《史記》爲少以此。以自唐以前，《漢書》傳習較廣，謄寫亦煩也。其元文，恐當與《史記》無異。後人顧據今本，以談馬、班文字異同，亦可笑矣。

原刊《國學論衡》第五期上，一九三五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三四〇匈奴官制

匈奴官制，《史記》曰：“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户，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户、且渠之屬。”《匈奴列傳》。《後漢書》曰：“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次左右漸將王，是爲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爲單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户諸官號，各以權力優劣、部衆多少爲高下次第焉。單于姓虚連題。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四姓爲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姻。呼衍氏爲左，蘭氏、須卜氏爲右，主斷獄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焉。”《南匈奴列傳》。《晉書》曰：“其國號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奕蠡王、右奕蠡王、左於陸王、右於陸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禄王、右顯禄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唯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則有左日逐、右日逐，世爲輔相；卜氏則有左沮渠、右沮渠；蘭氏則有左當户、右當户；喬氏則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四夷列傳》。

三書看似互異，實仍大致相同。《史記》云“自左右賢王至當户，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又云“各有分地，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爲大國”；此匈奴同姓封建之制也。云“左右骨都侯輔政”，明其不在封建之列。然又云“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又云“二十四長皆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相邦”；王静庵《觀堂集林》，有《匈奴相邦印跋》，謂即《史記》之相封，乃漢人避高祖諱改，其説是也。匈奴官名，有與中國同者，亦有與中國異者。予初謂其可與漢制相比附者，則漢人代以中國官名；其不能相比附者，則譯其音。然匈奴與中國同文之説如確，則其官名，或本有與中國同者，相邦是其一證。然則王與侯，或亦匈奴本有此封爵也。同姓皆封王，而異姓封侯，亦可見匈奴之制，厚於同姓。蓋野蠻部落皆然。明其皆有衆與土者。則封建之世，諸部皆有土有民，《晉書》云：“北狄以部落爲類，其入居塞者，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特非王室所樹爲藩屏者耳。《晉書·劉元海載記》：僭位後，“宗室以親疏爲等，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勳謀爲差，皆封郡縣公侯。”蓋猶沿舊制。《劉曜載記》：“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胡、羯、鮮卑、氐、羌豪桀爲之。”則意存撫納矣。《史記》云“左右骨都侯輔政”；《後漢書》云“呼衍氏爲左，蘭氏、須卜氏爲右，主斷獄聽訟，當決輕重”；二者即是一事，淺演之國，政與刑，常相附麗也。《晉書》云左日逐、右日逐世爲輔相，亦即此職。異姓貴者呼衍氏、蘭氏最早，須卜氏次之，丘林氏又次之。卜氏蓋即須卜氏，喬氏蓋即丘林氏。四者雖并稱貴種，然輔政即聽訟之職，似祇《史記》所謂骨都侯即《晉書》所謂日逐者有之。匈奴之制，蓋以同姓居外，異姓居内，亦可謂以同姓主兵，異姓主政也。四角六角，次第當爲單于，蓋呼韓邪以後之制。烏珠留單于時，左賢王數死，以其號不祥，更曰護于，然其後當次立者，仍稱左賢王，則係一時之制，或彼中雖稱護于，中國人仍以舊名書之也？

太子號稱賢王，則匈奴之法，似係擇賢而立者。然觀左大將之讓位於狐鹿姑，及呼韓邪顓渠閼氏與大閼氏之相讓，則匈奴之法，亦係立嫡立長，立賢蓋其初制也。

三四一匈奴人口

賈生謂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論者多以爲疏。然《史記·匈奴列傳》載中行説之言，謂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鹽鐵論·論功篇》載大夫之言，亦謂匈奴不當漢家之巨郡。三説符會，則賈生之言，非夸誕也。南部之克北部也，領户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則匈奴户餘六口；而勝兵之數，居其口數四之一强。與《新書·匈奴篇》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之説合。蓋一夫上父母，下妻子，老弱婦女，皆不能操兵，故其比例如此也。《後漢書》載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之降也，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則僅當口數二十五之一。左部胡之叛，逢侯還入朔方塞也，勝兵四千人，弱小萬餘口，則又當十之六。蓋喪亂之際，壯丁或以争鬭而多死亡，老弱或以不能自建而多轉死，見虜略，不能以常例繩也。然則欲知匈奴口數，取其丁壯之數，以五乘之，即得矣。《史記·匈奴列傳》曰“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此即《後漢書》所謂勝兵者。又曰“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户，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則匈奴丁壯，尚不足二十四萬。又曰“冒頓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蓋其自號之虚辭，或并其所服從之北夷計之也。今即以匈奴丁壯之數爲二十四萬，以五乘之，不過百二十萬；更謂其所謂口者，婦女不與焉，其數當與男子相等，亦不過二百四十萬耳。漢郡户口，汝南最盛，户餘四十六萬，口幾二百六十萬。漢世口錢重，口數不得無隱匿，其實或尚不止此。謂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信矣。

《新書》曰：“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户口三十萬耳。”《匈奴》。此其不過一大縣之説所由來，爲數未免太少。或但計單于所屬，未及左右方王將邪？匈奴兵數，見於《史》、《漢》者，冒頓之圍高帝於白登最盛，《史記》云四十萬騎，《漢書》云三十餘萬騎，《匈奴列傳》。《史記·劉敬傳》云：“當是時，冒頓爲單于，兵强，控弦三十萬。”《漢書》作四十萬，此與《匈奴列傳》上文，皆舉匈奴全國兵數。冒頓即欲大舉，豈能掃境内而至平城邪？果如是，斷非匿其壯士肥牛馬，遂能誤漢使使以爲可擊矣。《韓王信傳》云：“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黄等屯廣武以南。”此其偏師之數；單于自將大舉，度亦不過萬餘人至數萬人耳。蓋其自號之虚數。其後單于自將，衆率在十萬左右；分兵侵掠，則自萬騎至三萬騎；且鞮侯以前類然。孝文十四年，老上單于入朝那蕭關十四萬騎。後六年，軍臣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聶翁壹誘軍臣，軍臣以十萬騎入武州塞。後六年，以二萬騎入，殺遼西太守。伊稚斜既立，以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元朔五年，以萬騎入代郡。越二年，以萬人入上谷。其明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浞野侯之没，匈奴以八萬騎圍之。天漢四年，貳師等之出，單于以十萬騎待余吾水南。征和三年，貳師等再出，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又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於天山。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兵於夫羊句山狹。貳師深入要功，度郅居水。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戰，軍還，單于又自將五萬騎遮擊之。壺衍鞮、虚閭權渠之世，其衆似少衰，分兵多不逾萬，少裁數千。壺衍鞮立四歲，發左右部二萬騎爲四隊，并入邊爲寇，是隊五千人也。明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其右賢王、犂汙王又以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則隊千餘人耳。明年，以三千騎入五原，又以數萬騎南旁塞獵，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所謂數萬騎，不知可信否。時漢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則傳聞不審之辭。是時烏桓尚弱，匈奴擊之，不必用二萬騎也。本始二年，單于自將擊烏孫，不過萬騎。虚閭權渠立，欲與漢和，左大且渠害之，請與呼盧訾各將萬騎南旁塞獵，時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雖稍盛，亦無復前此數萬之衆。時匈奴已稍西徙，然遣左右大將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不過各萬餘騎；其遣左右奥鞬與左大將擊漢之田車師者，則各六千騎耳；後又遣兵擊丁令，亦不過萬騎。惟元康四年虚閭權渠旁塞獵，史稱其將十餘萬騎，蓋亦虚辭，不足信。然諸單于之相争也，呼韓邪發左地兵四五萬人，以擊握衍朐鞮。屠耆以數萬人襲呼韓邪；呼韓邪既敗，又使左奥鞬王、烏藉都尉各將二萬騎屯東方以備之。其後烏藉、呼揭、車犂各自立，烏藉、車犂皆敗走，與呼揭合，兵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并力尊輔車犂。屠耆以四萬騎西擊之。又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呼韓邪、屠耆之戰，屠耆兵六萬，呼韓邪兵可四萬。是擁衆相争者，尚自二三萬至七八萬，而史云呼韓邪復都單于庭，衆裁數萬人者，以烏厲屈父子既降漢，閏振又自立，分崩離析，衆不盡統於單于也。《漢書·宣帝紀》五鳳三年詔曰：“匈奴虚閭權渠單于請求和親，病死。右賢王屠耆堂代立。肉大臣立虚閭權渠單于子爲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堂，諸王并自立，分爲五單于，更相攻擊，死者以萬數，畜産大耗什八九，人民飢餓，相燔燒以求食，因大乖亂。單于閼氏子孫昆弟及呼遫累單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當户以下，將衆五萬餘人來降>。”匈奴是時，死亡及降中國者蓋甚衆。呼韓邪之敗，伊利目收其餘兵，及屠耆餘兵，裁數千人，微矣。迨郅支并之，兵五萬餘。則郅支之衆，本餘四萬，合諸紛争者之衆，亦數十萬矣。其分部人數可考者：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漯陰侯》：以匈奴渾邪王將衆十萬降侯。《衛將軍驃騎傳》云：“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日逐王先賢撣之降漢，衆數萬騎；《漢書·宣帝紀》云：“人衆萬餘。”烏厲屈父子降漢，衆亦數萬人；惟閏振所主，裁五六百騎，則喪亂之際，非其常也。呼韓邪歸漢後，左伊秩訾以讒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又《漢書·西域傳》：“元帝時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兹力支將人衆千七百餘人降都護。”亦承喪亂之後，或故小部也。秦漢時用兵，習爲虚號，以自張大，匈奴或亦染此習。又漢家文告，亦有虚辭，張敵軍，正所以夸功伐，視威武也。匈奴號稱十萬騎者，衆當數萬；號數萬者當萬騎；號萬騎者當數千。《史記》所書，或即其自號之虚辭，或係實數，不一律。《史記》云：“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户，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蓋其以數萬騎或萬騎入寇者，乃其諸王將舉部以行；而單于自將，常在十萬；則其六萬之衆所立之虚號也。馬邑之役，王恢言三萬衆不能與單于敵，蓋其三萬亦虚號。不然，以恢之勇，未必不能以一敵二也。《漢書·蘇武傳》：衛律謂武：“律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以五口出介卒一人率之，律所統亦當近萬騎也。吾故疑《新書》之言，爲就單于直屬之衆計之也。使所疑而確，則二十四長之外，又有單于自統之衆六萬騎，其數適得三十萬，與《史記》冒頓控弦之士三十萬之説合。以五乘之，匈奴口數，當得百五十萬；謂婦女在其外，則當得三百萬；亦尚不敵漢之一郡也。而況乎謂匈奴口數，不計婦女，無徵而又遠於事情也？故知賈生、中行説、桑弘羊之言，非夸誕也。古書記事之辭，多有不盡可信者。《史記·李牧傳》謂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夫至冒頓而匈奴最强大，控弦之士，不過三十萬，安得當牧之時見殺者乃如是其衆邪？此亦當時文告之虚辭也。

《史記》、《兩漢書》述匈奴之衆，曰騎若干與衆若干者異。騎即《後漢書》所謂勝兵，《史記》所謂力能彎弓之士，衆則合老弱婦女言之也。南單于比之降也，斂所主南邊八部，衆四五萬人。事在建武二十三年，自此下距章和二年屯屠何之求并北庭，凡四十二年，匈奴之衆當大盛，而其年屯屠何上言：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等將萬騎出居延，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則是時南單于之兵，合諸部及新降，不過三萬。明年漢兵之出朔方，南單于以三萬騎偕，蓋傾國以行矣。以五口出介卒一人率之，是時匈奴口數，當得十五萬。其來降時，兵當劣近萬人。而史云北單于遣萬騎擊之，見其衆不敢進者，以其斂衆嚴備，非謂衆寡不相侔也。北單于裁遣萬人者，蓋亦以比傾所有之衆，兵不過萬餘，不料其遽能盡斂之而厚集其力也，則已爲以衆擊寡矣。比之既降也，遣弟左賢王莫擊北單于弟奥鞬左賢王，獲之，又破北單于，并得其衆，合萬餘人；北部奥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又率衆三萬餘人來歸。雖奥鞬左賢王及南部五骨都侯旋叛而北，衆亦合三萬餘人，然未幾，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永平二年，護于丘又率衆千餘人南降。建初元年，臯林温禺犢王還居涿邪山，南單于遣輕騎與緣邊郡及烏桓兵出塞擊之，又降三四千人。八年，北部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又率三萬八千人款五原塞。元和二年，南單于令師子將輕騎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千人。是時北部危亂，斬殺降虜，度尚有不盡見於史者，然優留單于之死，章和元年。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來降，口尚二十萬。而史猶云“時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則南北分張之際，北部之衆，實遠盛於南。據此以推，則自呼韓邪降漢之後，休養生息，至於建武之時，其衆之盛，必當不減冒頓。莽世之叛，史言其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蓋以其居近塞，而漢是時緣邊無備，不必大衆然後可以爲寇，故千百騎亦相率而來，而非其衆之不逮盛時也。以是時中國之凋敝，安能禦之？内徙幽并邊人，固其宜矣。然則匈奴之分裂，誠後漢之天幸也。

北部之分崩，其衆歸中國者多，歸南部者顧少。是時南部兵數，都三萬騎；以五口出介卒一人率之，口數當十五萬。而永元二年，史言南部克獲納降，黨衆最盛，口數不過二十三萬餘，勝兵五萬餘耳。然則北部之衆，爲所得者，不足十萬也。永元六年，師子立爲單于，新降胡驚動，叛者十五部二十餘萬人。則此數年之中，又續有降獲。然較諸稽留斯之款塞，屈蘭儲卑胡之來降，則已微矣。不懷其同種，而甘自託於上邦，又以知賈生五餌之謀，不徒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鋭氣也。

原刊《國學論衡》第五期上，一九三五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三四二匈奴風俗

匈奴風俗，與中國相類者極多，此亦其出於夏桀之一旁證也。《史記》謂匈奴之俗，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後漢書》稱其俗：“歲有三龍祠，嘗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合二書觀之，則此三會，皆祭天地鬼神。《史記》又曰：“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此即朝日夕月之禮，皆極與中國類。猶得曰天地日月先祖鬼神，爲凡民族所同尊，不必受之中國也。從古北族無稱其君曰天子者，皆曰汗。汗，大也。蓋譯其音則曰汗，譯其意則曰大人。而匈奴獨稱其君曰撐犂孤塗單于。撐犂，天也；孤塗，子也；單于，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老上遺漢書，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狐鹿姑遺漢書，亦曰“胡者天之驕子也”，謂非中國之法得乎？韓昌、張猛之送呼韓邪出塞也，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北去後難約束，即與爲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爲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儼然見古者束牲載書之辭焉。董仲舒謂如匈奴者，非可説以仁義也，獨可説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没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非偶然也。夫盟誓，亦中國之古俗也。不特此也，月上戊己，祭天神以戊日；其圍高帝於平城也，其騎，西方盡白，東方盡駹，北方盡驪，南方盡騂；此五行干支之説，決不能謂爲偶合。夫五行，固出於夏者也。尤足見淳維胄裔之説，不盡虚誣矣。

貳師之降也，“衛律害其寵。會母閼氏病，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今何故不用？遂屠貳師以祠。”《漢書·匈奴列傳》。案以人爲犧，中國亦有此俗。《左氏》僖公三十三年，“孟明曰：君之惠，不以累臣釁鼓。”則古固有以俘釁鼓者。豈匈奴之祠兵而許以人爲犧，亦其類邪？又匈奴之法，漢使不去節，不黥面，不得入穹廬，則以黥爲戮，亦與中國同。

古謂地道尊右，故以右爲尚；又天子之立，左聖、鄉仁、右義、背藏，《禮記·鄉飲酒義》。而匈奴，其坐長左而北向，適與中國相反。然此等風俗，中國本不能畫一，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固未嘗不脩其國之故而慎行之也，不得以小異而疑其大同也。

匈奴之俗，持以與中國尚文之世校，誠若不相容；而返諸尚質之世，則有若合符節者。其送死，有棺椁金銀衣裳，而無封樹喪服，此古者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之俗也。有名不諱而無字；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本乃周道也；《史記》曰：“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徐廣曰：“一云稽粥第二單于，自後皆以第别之。”《匈奴列傳》。老上其號，稽粥其名，直斥之曰稽粥，即所謂有名不諱者。而自稽粥之後，皆以第計，則即嬴政所謂朕爲始皇帝，後世以數計者，得毋中國未有謚之世，亦有此法邪。

《左氏》成公十六年，晉郤至謂楚有六閒，陳不違晦其一，《注》曰：“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爲忌。”又昭公二十三年，“戊辰晦，戰于雞父。”《注》曰：“七月二十九日。違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史記》謂匈奴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亦中國古法也。又曰“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此則與中國異。然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乃行陳既嚴後事，其初争戰類似田獵時，則亦人人自爲趨利而已。孫卿譏齊人隆技擊，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表海大風，蓋猶未能免此也，而何譏於匈奴？

《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表記》。哀公問於周豐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檀弓》下。夏人尚忠，其風氣之誠樸，可以想見。《史記》稱匈奴“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中行説稱匈奴“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孰與夫宫室冠帶之國，上下相蒙，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哉？“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表記》。蓋自古患之矣。此豈淳維之後皆能率乃先古以填撫其民哉？其奉生者薄，則其社會之組織簡，而俗隨之以淳也。維内和輯，乃能强圉於外。匈奴以不當漢一大縣之衆，而能與中國抗衡，非偶然矣。

原刊《國學論衡》第五期上，一九三五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三四三匈奴文字

《羅馬史》謂匈奴西徙後，有文字，有詩詞歌詠；當時羅馬有通匈奴文者，匈奴亦有通拉丁文者；惜後世無傳焉。見《元史譯文證補》。夫匈奴之文字，果何所受之哉？當時西域諸國，或書革旁行爲書記，匈奴殆通西域後師受之，亦如回紇文字，受諸大食邪？非也。匈奴之服西域，事在孝文三四年間，前此，久與漢書疏相往還矣。漢遺單于書以尺一寸牘，中行説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是其作書之具，實與中國同。從來北狄書疏，辭意類中國者，莫匈奴若，初未問其出於譯人之潤飾也。中行説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必先有文字，疏記乃有可施；《史記》謂其“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固非謂其無文字也。創制文字，實爲大業，縱乏史記，十口不得無傳，中國之稱倉頡是也。謂其受諸西域，則元之八思巴；即因而用之，亦元之塔塔統阿也；不得無問於中國。然則《漢書》於安息，明著其“書革旁行爲書記”，於匈奴，獨不及其文字，何哉？《西域傳》曰：“自且末以往，有異乃記。”記其與中國異，而略其與中國同者，當時史法則然，《匈奴傳》亦循此例焉爾。

日逐王之求内附，使漢人郭衡奉地圖來，則匈奴并有地圖矣。此必漢人之降匈奴者爲之，然亦必匈奴文字，與中國同，乃可以其圖來上；可見匈奴於中國文字，用之頗廣，較之中行説教以疏記之時，不可同日語矣。或曰：安知非求附時使郭衡輩爲之邪？曰：不然。《漢書·元帝紀》：建昭四年正月，以誅郅支單于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以其圖書示後宫貴人。《注》引服虔曰：“討郅支之圖書也。”又引或説曰：“單于土地山川之形書也。”師古曰：“或説非。”以日逐王之事觀之，則或説是矣。討郅支之圖書，何足爲異，何必以示後宫貴人？且圖山川形勢來上者，大抵皆有關兵謀。陳湯之誅郅支，由於矯詔，及其上聞，事已大定矣，安用圖地形來上？以事理揆之，亦知服説之非，或説爲是也。或曰：郅支喪敗之餘，安能攜圖書而去，此必康居物，西域胡所爲也。是又不然。匈奴雖隨畜轉移，亦未嘗無輜重。馬邑之權，王恢主擊匈奴輜重，以單于兵多，弗敢擊，獲罪；元朔二年，天子褒車騎將軍曰：“車輜畜産，畢收爲鹵”；元狩二年褒票騎將軍曰：“輜重人衆，懾慴者弗取”；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兵大出，趙信爲單于謀，悉遠北其輜重，以精兵待幕北；見《史記·衛將軍票騎列傳》。《匈奴列傳》：貳師之出，匈奴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皆匈奴軍行有輜重之證。《周官》大史，大遷國，抱法而前；而終古、向摯、屠黍之流知國之將亡，則奉圖籍而出奔；見《吕覽·先識》。其事皆可互證。所以三代雖亡，治法猶存，官人百吏，持之以取禄秩也。《荀子·榮辱》。西域胡書，豈後宫貴人所能識？此正匈奴用中國文字之鐵證，而亦其治法有類中國之鐵證矣。

《説文》控字下曰：“匈奴引弓曰控弦。”《一切經音義》引作“匈奴謂引弓曰控弦”，是也，今本蓋奪謂字。又一引匈奴作突厥。漢時無突厥，必誤也。然則匈奴言語，亦有與中國同者矣。

《觀堂集林》有《匈奴相邦印跋》，曰：“匈奴相邦玉印，藏皖中黄氏。形制文字，均類先秦，當是戰國、秦、漢之物。考六國執政均稱相邦，秦有相邦吕不韋，見戈文。魏有相邦建信侯。見劍文。今觀此印，知匈奴亦然。史作相國，蓋避漢高帝諱改。《史記·大將軍票騎列傳》，屢言獲匈奴相國都尉；而《匈奴列傳》記匈奴官制，但著左右賢王以下二十四長而不舉其目，又言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十長、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户、且渠之屬。相封即相邦，易邦爲封，亦避高帝諱耳。”此印若真，亦匈奴與中國同文之一證也。

原刊《國學論衡》第五期上，一九三五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三四四匈奴龍庭

匈奴逐水草移徙，無城郭常處。然壺衍鞮之衰也，由左賢王、右谷蠡王之不會龍城；而䤈落尸逐鞮之將叛，史亦謂其庭會稀闊；則正月、五月、九月之會所繫至巨。舜、禹之立，以朝覲訟獄之歸，而《史記·殷本紀》言殷之盛衰以諸侯來朝與否爲徵，知朝覲之禮，固不待有宫室城郭之世而後重矣。匈奴之大，蓋自冒頓以來，史但言其庭直代、雲中而未嘗詳言所在；朔方之建，匈奴遂棄漠南，新庭所在，史亦未言其地，誠憾事也。

今案冒頓之庭當在今大同以北之大青山中。何以知之？蒙恬之斥逐匈奴也，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史不言其所居。然侯應議罷邊塞事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漢書·匈奴列傳》。冒頓弑父，龍庭未聞徙地，則頭曼棄河南後，必即居陰山中矣。本居河南，平夷無險，至是蓋依山爲阻。秦之亂，適戍邊者皆去，匈奴得寬；後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時，北方游牧之族，在匈奴之東者爲東胡，西爲月氏，北爲丁令。冒頓單于皆擊破之。又南并樓煩、白羊王。白羊王，在河南。《漢書》云：“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濊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匈奴列傳》。匈奴蓋至是始盡有漠南北之地。冒頓子老上單于又擊服西域，置僮僕都尉，居焉耆、危須間。賦税諸國，取富給焉。孝文三年，右賢王入居河南爲寇。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今以少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强，以滅夷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則匈奴之服西域，在孝文三四年間。而匈奴之國勢，遂臻於極盛。

漢初對匈奴，亦嘗用兵。已而被圍於平城，今山西大同縣。不利，乃用劉敬策，妻以宗室女，與和親。蓋以海内初平，不能用兵，欲以是徐臣之也。高后、文、景之世，守和親之策不變。然匈奴和親不能堅，時入邊殺掠。漢但發兵防之而已。是時當匈奴冒頓、老上、軍臣之世，爲匈奴全盛之時。武帝即位，用王恢策，設馬邑之權，以誘軍臣單于。軍臣覺之而去。匈奴自是絶和親，攻當路塞，數入盜邊。然尚樂關市，耆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絶以中之。元光元年，漢始發兵出擊。自後元朔二年、五年、六年、元狩三年，仍歲大舉。而元朔二年之役，衛青取河南，置朔方郡；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黄河西岸。漢既築朔方，遂繕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元狩二年，渾邪王殺休屠王降漢；漢通西域之道自此開，羌、胡之交關自此絶。匈奴受創尤巨。於是伊稚斜單于，軍臣之弟，繼軍臣立。用漢降人趙信計，本胡小王，降漢，封爲翕侯。敗没，又降胡。益北絶幕。欲誘疲漢兵，徼極而取之。元狩四年，漢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使衛青、霍去病中分兵。青出定襄，今山西右玉縣。至寘顔山趙信城。去病出代，封狼居胥，禪於姑衍，臨瀚海而還。自是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今甘肅平番縣。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矣。

伊稚斜單于後，再傳而至兒單于。兒單于之立，當武帝元封六年。自兒單于以後，益徙而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龍庭所在，史亦不詳。而以兵事覈之，則距余吾水至近。天漢四年，貳師之出，且鞮侯單于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自以兵十萬待水南。征和二年，聞漢兵大出，左賢王驅其人民，渡余吾水六七里，居兜銜山。壺衍鞮單于時，漢生得甌脱王。匈奴恐以爲導襲之，即北橋余吾，令可渡。《山海經》：“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於余吾。”“北鮮”二字，疑鮮卑之倒誤。余吾，仙娥，一音之轉。頗疑今色楞格河，古時本名鮮水；即鮮卑水，或譯名但取上一音，或奪卑字。而拜哈勒湖，則名余吾；後乃貤其所注之湖之名，以名其水也。本始二年，五原之兵，出塞八百餘里，而至丹余吾水。丹余吾，當係余吾衆源之一，或其支流。以道里計之，亦當在今色楞格河流域也。古山水多以種族名，而北族如匈奴、纖犂等古皆近塞，後乃播遷而出塞外。北徼山水與内地戎狄同名，理所可有。《公羊》成公元年：“王師敗績於貿戎。”《左氏》作茅戎，而云“敗績於徐吾氏”。徐吾即余吾也。杜《注》云：“茅戎之别也。”説蓋不誤。戎狄遷徙，習爲故常，自春秋至前漢，閲時久矣，古之貿戎播遷而至漠北，亦理所可有。然則余吾水，或貿戎之别薦居之所耶？遐哉尚矣，弗可得而考矣！兒單于四傳而至壺衍鞮單于。宣帝本始二年，匈奴欲掠烏孫，烏孫公主來求救。漢發五將軍十餘萬衆，出塞各二千餘里以擊之。匈奴聞之，驅畜産遠遁。是以五將少所得，而校尉常惠護烏孫兵，入自西方，獲三萬九千餘級；馬、牛、驢、驘、橐駞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傳》云“烏孫皆自取所虜獲”，則此數未必確實。然匈奴之所損，必甚多也。匈奴民衆死傷，及遁逃死亡者，不可勝數。其冬，單于自將攻烏孫，頗有所得。欲還，會大雨雪，人畜凍死，還者不及什一。於是丁令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匈奴大虚弱，諸國覊屬者皆瓦解，滋欲鄉和親，然尚未肯屈服於漢也。其後匈奴内亂，五單于争立。呼韓邪盡并諸單于，又爲新立之郅支單于所敗。乃於甘露元年，款五原塞降漢。三年，入朝。郅支北擊烏揭，降之，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并三國之衆，留都堅昆。《三國志注》引《魏略》：匈奴單于庭，在安習水上，當係指此時言之。安習水，今額爾齊斯河也。後殺漢使谷吉，自以負漢；又聞呼韓邪日强，恐襲之，欲遠去。會康居數爲烏孫所困，使迎郅支居東邊，欲并力取烏孫以立之。郅支大悦，引而西。康居王甚尊敬之，妻以女。郅支數借兵擊破烏孫。烏孫西邊空虚不居者且千里。郅支驟勝而驕，殺康居王女，又役康居之民爲築城。元帝建昭三年，西域副都護陳湯矯制，發諸國及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兵攻殺之。傳首京師。北方積年之大敵，至是稱戡定焉。

匈奴之弱，實由失漠南。侯應《罷邊塞議》謂“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據《漢書·匈奴傳》：元封六年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飢寒死；誅貳師後，連雨雪數月，畜産死，人民疫病，穀稼不熟；本始二年，單于自將擊烏孫，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産凍死，還者不能什一；虚閭權渠單于之立，匈奴飢，人民畜産死十六七。蓋三十七年之間，大變之見於中國史者四矣，度尚有較小，爲中國史所不載者也。

三四五頭曼北徙及復度河南之年

《史記·匈奴列傳》云：“秦滅六國，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壍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之時，東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蒙恬擊匈奴，據《始皇本紀》，事在三十二、三十三年，上距秦滅六國已六年，下距蒙恬之死僅四年耳，安得云十餘年？然則《匈奴列傳》蓋辜較言之，誤以頭曼北徙，自秦滅六國時起計；抑或頭曼北徙，實在蒙恬出擊之先，史但承蒙恬事叙之，而未詳其年歲，二者必居一於是矣。《高祖紀》：塞王欣、翟王翳降後，繕治河上塞。廢丘降、章邯自殺後，又興關内卒乘塞。是時楚漢相持方急，漢方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又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非萬不得已，必不肯分兵守邊。疑匈奴之復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當在是時也。

三四六頭曼城

《漢書·地理志》：五原郡稒陽縣，北出石門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頭曼城。王先謙《漢書補注》云：“蓋即冒頓父所築。”案衛律爲壺衍鞮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漢兵至，無奈我何。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衛律於是止。《匈奴傳》。安得當頭曼時已能築城而居乎？即築之，將誰與守？此蓋胡語偶同，或後人築城，知其地爲頭曼故居，因以名之，必非頭曼所築也。

貳師之出塞也，追北至范夫人城。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爲名。”張晏曰：“范氏能胡詛者。”范氏事跡，當有可考，特應劭、張晏均未詳言之耳。然則謂爲漢人所築，必非億度之辭。漢人築城於胡中，以其能守城也，故能完其餘衆。郅支之築城，已在徙西域後矣，猶不能守，而爲陳湯所破，況頭曼時乎？

三四七優留單于非真單于

《後漢書·南匈奴傳》：元和二年，“時北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二年，七月，南單于上言：孝章皇帝聖思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國。今所新降虚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庭，北單于創刈南兵，又畏丁令、鮮卑，遯逃遠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爲單于，其人以兄弟争立，并各離散。”《魯恭傳》：和帝初立，議遣竇憲與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言“今匈奴爲鮮卑所殺，遠臧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史侯河當即安侯河。安、史字音不同，未知孰誤。觀南單于之言，北單于遁逃之年，即鮮卑殺優留之歲，極似此遁逃之北單于，爲繼優留之後者。然建武二十五年，史已言南單于遣兵擊破北單于，北單于震怖，卻地千里。其後二十七年，北單于遣使詣武威求和親。明帝末，北虜寇鈔邊郡，河西城門晝閉。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雲遣譯使迎呼慰納之。北單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是北庭久在河西塞外，而最近武威。魯恭所謂去塞數千里者，蓋指河西諸郡邊塞言之。鮮卑轉徙而據匈奴之地，事在永元三年耿夔大破之之後，安得當章和元年已能入其左地，殺其單于乎？然則是年所入，仍是匈奴未西徙時之左地；南單于謂北單于遁逃遠去，自指建武二十五年以後、元和二年以前之事言之，非指章和元年之事。《後漢書》蓋於南單于之言，有所删節，而未求其文義之安；“去歲三月中發虜庭”，與“北單于創刈”云云，元文實不相接而誤連之，遂若右賢王繼優留而立，其實不然也。《宋均傳》：章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均族子意上疏曰：“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鈔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内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然則優留或實非單于，鮮卑妄言之以冒功，未可知也。又《陳禪傳》：禪以永寧二年，“左轉爲玄菟候城障尉。既行，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禪遼東太守。胡憚其威强，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使還郡。禪於學行禮，爲説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遺以胡中珍寶而去。”是時遼東塞外，安得有單于？蓋北虜舊部與西方隔絶，將衆者遂以此自號耳。優留單于，或亦其類也。《袁安傳》：北單于爲耿夔所破，遁走烏孫，竇憲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安言“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然則優留單于，乃阿佟之兄也。又案南單于僅云北單于創刈南兵，又畏丁令、鮮卑，不云西域攻之。匈奴未西徙時，雖衰亂，西域諸國，似未必能攻其右。且西域果攻其右，匈奴復安得西徙乎？《後漢書》記元和二年事，恐亦不免雜采舊文而不諦也。

三四八五餌

賈生五餌之説，謂車服以壞其目，飲食以壞其口，音聲以壞其耳，宫室以壞其腹，榮寵之以壞其心。不過以中國侈靡之俗，誘惑蠻夷無知之人耳。乃曰：關市屠沽者，賣飯食者，美臛炙膹者，物各一二百人，則胡人著於長城之下矣。是王將强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飢，飯羹啗膹炙，喗󸄿、多飲酒，其亡竭可立而待也。賜大而愈飢，多財而愈困，遠期五歲、近期三年之内，匈奴亡矣。《新書·匈奴》。夫率其子弟，攻其父母，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反顧其上則若灼黥仇讎，此孟子、孫卿之所想望，充類至義之盡之言，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者也。乃賈生欲以晏安爲鴆毒，不用兵刃而亡人之國，何其侈哉！豈非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鋭氣乎？然《史記》所載，以匈奴降王、相、歸義、屬國之屬侯者，惠、景間十人，安陵侯子軍，垣侯賜，遒侯隆强，容成侯唯徐盧，易侯僕黥，范陽侯代，翕侯邯鄲，弓高侯韓頽當、韓王信孽子，襄城侯韓嬰、信太子之子，亞谷侯它父、故燕王盧綰子，傳云綰孫。建元以來二十有四。翕侯趙信，持裝侯樂，親陽侯月氏，若陽侯猛，涉安侯於單，昌武侯趙安稽，襄成侯無龍，潦侯煖訾，宜冠侯高不識，煇渠侯僕多，下麾侯呼毒尼，漯陰侯渾邪，煇渠侯扁訾，河綦侯烏犂，常樂侯稠雕，壯侯復陸支，衆利侯伊即軒，湘成侯敞屠洛，散侯董荼吾，臧馬侯延年，瞭侯次公，昆侯渠復累，騏侯駒幾，梁期侯任破胡。又𥞒侯金日磾，都城侯金安上，見《補表》。其見於《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者又四人。開陵侯成娩，歸德侯先賢撣，信成侯王定，義陽侯厲温敦。以兵敗復降匈奴者，僅一趙信；謀反入匈奴誅者，親陽、若陽二侯；屬國降胡亡入匈奴者，元帝初元元年上郡萬餘人耳。見《紀》。不特此也，漢武即位，通關市以饒給匈奴，而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以此幾墮馬邑之權，然猶樂關市，嗜漢財物。渾邪王之降也，賈人與市長安中，坐當死者五百餘人，汲黯譏武帝虚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黯傳》。夫武帝之厚撫降人，出於侈靡，欲誇視中國富厚者，容或有之；抑憚匈奴之强，而所以奉之者轉厚，亦在所不免；然謂其絶無以此爲餌之意，亦未必然也。然則賈生之策，漢雖不盡行，亦未嘗全不見用矣。

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填之以無名之樸。”通觀五千言，以侈靡爲致亂之原，而責上之人躬履儉素，以填静其民者甚至。夫民日接於紛華靡麗，而曰上之人躬履儉素，遂能使其下薄太牢之享而甘茹其粟，其説似近於迂。然而野蠻之族，與文明之族接，習於侈靡，終致喪亡者，有不自其上之人始者乎？蓋文明民族之所優，野蠻民族之所乏者，有利用厚生之事焉，有紛華靡麗之事焉。利用厚生之事，有益於民生，無害於風俗，苟能采人之所長，以補己之所短，未見其於野蠻民族爲有害；不徒無害，且使其民日臻於樂利，益進於文明，寖至與上國方駕焉。惟侈靡之事，則誠所謂賜大而愈飢，多財而愈困者，惑而溺之，未有不以敗亡隨其後者也。夫使上之人誠能躬履儉素，日計其國人而訓之；而又能操刑法以齊其下，飲食衣服，不軌於正者必誅；如是，則其民之慕效文明之族者，必利用厚生之事，而非紛華靡麗之爲；民日進於富厚文明，受交隣之益而不受其害，夫孰能挾晏安爲鴆毒，而以是爲餌？然而野蠻之族與文明之族遇，爲凡民之表率者，無不惟紛華靡麗之悦，而下之人遂靡然從風，率一國之人，惰於作業，而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不徒兵力不敵中國如匈奴者，終至滅亡也；即其乘中國衰亂，爲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者，亦終以此自斃。其事至淺也，其理至明也，而往古來今，前車覆而後車繼，不待人之驅，而自入於罟擭陷阱，豈不哀哉！匈奴之攻戰，斬首虜，賜一巵酒，酒之貴重可知。然秫糵有待於漢之贈遺，此亦飲食可以壞其口之一證。以是爲賜，上之人不翅明示漢物之可貴矣。

然而勿謂秦無人也。中行説之説老上單于也，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何其所言與賈生如出一口也？其爲單于畫曰：“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何其計之深而慮之遠也？而惜乎單于之不能用也。然而楊惲之折中書謁者令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殠惡。”《漢書·惲傳》。則冒頓固嘗行之矣。此其所以能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爲敵國與？

原刊《國學論衡》第五期上，一九三五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三四九蕭望之

惟不足於中者，乃欲炫耀於外。呼韓邪之來朝也，詔有司議其儀，咸曰：宜如諸侯王，位次諸侯王下。蕭望之獨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宣帝從之。詔曰：“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此從《望之傳》。《本紀》作“禮所不施”。而望之之言曰：“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爲叛臣。”大哉言乎！中國之於外夷，固有教化之之責，己則不能教，而欲責臣禮於人，是猶未嘗傳道授業而欲責人北面稱弟子也，恧也！卒之彼之稱臣服從者，屈於力也，不則商賈利賞賜也；力所不及，利所不存，遂欲抗顔與我爲敵國。鄉以得其臣爲榮者，至此遂以失其臣爲辱，則何如望之之議，謂“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之爲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哉？使后世而知此義也，西人東來之初，可省却許多無謂之争論，又不但此也。蠻夷猾夏，劉聰至責晋帝青衣行酒，而金元之屬，至欲侈然而臣我，雖契丹猶争歲幣之爲貢爲納，皆我之侈然，欲臣畜人，有以教猱升木也。使中國常皇然曰：我雖文明乎，曾未能教導汝，我用愧於厥，以我與汝敵國也。其敢觍顔而臣子乎？彼外夷習見文明人之如此也，將習爲謙讓之不暇，安所取敖慢之態哉？故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故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夫謙尊而光，而侈然自大者之爲可笑而亡謂也，其理至易喻也。然惟漢世能行之。無他，當是時中國盛强，足於中不待炫耀於外也。然則不能自强而唯争虚文以爲榮，其爲榮也，亦僅矣。然宣帝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見《漢書·食貨志》。何損於漢天子之豪末哉？

匈奴之亂也，議者多欲因其壞亂舉兵滅之；望之獨引《春秋》不伐喪之義，謂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斯議也，論者必以爲迂，然因外夷之壞亂而舉兵滅之，唐太宗之於突厥、薛延陁，則嘗行之矣，曾何補於默啜之寇盜，更何益於中葉後回紇之驕横哉？觀東西漢之世，兩呼韓邪之後戢戢鄉化，而唐世恒以六胡州旰食，而知尚德不觀兵之效矣。特難爲淺慮者道耳。

三五〇全代制匈奴策

蘇子瞻之策西夏曰：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膇，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對制科策》。王恢之策匈奴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强胡之敵，内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廪常實，匈奴不輕侵也。”《漢書·韓安國傳》。恢數爲邊吏，習胡事，又去戰國之世近，其言必非無據；然則非敵國外患之足慮，有敵國外患而我無以待之之足慮。

三五一分地

讀史者多謂耕稼之民，始重土地；游牧之民，則可以時時遷徙；誤也。游牧之民之遷徙，亦出於不得已耳，故亦極重分地。《史記·匈奴列傳》曰：“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又曰：“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其證也。彼其所謂遷徙者，固皆在分地之内耳。分地之制，惟遼世最嚴。故當其盛時，北方最爲安定。以凡部族皆能保其分地，莫相侵犯，則變動無從起耳。《遼史·營衛志》引舊志曰：“契丹之初，草居野次，靡有定所，至湼里，始制部族，各有分地。”非謂前此遂無定居，乃其所居之地，無法令以保鄣之，不能視爲分地耳。

三五二秦始皇築長城

秦始皇帝築長城，譽之者以爲立萬古夷夏之防，毁之者以爲不足禦侵略，皆不察情實之談也。《史記·匈奴列傳》曰：“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又曰：“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户，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則匈奴壯丁，尚不足二十四萬。《史記》又云：冒頓“控弦之士三十萬”，蓋其自號之虚詞也。《新書·匈奴篇》曰：“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户口三十萬耳。”此則其數太少。或賈生所計，非匈奴全國之衆。南部之并北部也，領户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十七人。所謂勝兵，即力能彎弓之士也。然則匈奴壯丁，居其民數五之一弱。與賈生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之説合。今即以匈奴兵數爲二十四萬，以五乘之，其口數亦不過百二十萬耳。賈生謂匈奴之衆，不當漢千石大縣；中行説謂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非虚詞也。冒頓盡服從北夷時，口數如此，頭曼以前當何如？《史記》曰：“自隴以西，有綿諸、緄戎，翟䝠之戎。岐梁山、涇、漆以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頭曼以前之匈奴，則亦如此而已。此等小部落，大興師征之，則遁逃伏匿，不可得而誅也；師還則寇鈔又起；留卒戍守，則勞費不資；故惟有築長城以防之。長城非起始皇，戰國時，秦、趙、燕三國，即皆有之。皆所以防此等小部落之寇鈔者也。齊之南亦有長城，齊之南爲淮夷，亦小部落，能爲寇鈔者也。若所鄰者爲習於戰陳之國，則有雲梯隧道之攻，雖小而堅如偪陽，猶懼不守，況延袤至千百里乎？然則長城之築，所以省戍役，防寇鈔，休兵而息民也。本不以禦大敵。若戰國秦時之匈奴，亦如冒頓，控弦數十萬，入塞者輒千萬騎，所以禦之者，自别有策矣。謂足立萬古夷夏之防，幾全不察漢後匈奴、鮮卑、突厥之事，瞽孰甚焉。責其勞民而不足立夷夏之防，其論異，其不察史事同也。

三五三秦平南越上

《秦始皇本紀》：“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六國表》略同。其所戍及所築，皆即所略取之地，非中國與陸梁間之通道也，而《集解》引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疏矣。

徐廣之言，蓋本於《淮南子》。《淮南子·人間訓》曰：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領，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禄無以轉饟。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相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謫戍以備之”。案此事亦見淮南王《諫伐閩越書》，《漢書·嚴助傳》。而無發卒五十萬之語。《漢書·嚴安傳》載安上書，則謂秦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既敗，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史記·淮南王傳》伍被諫王之辭，又謂秦“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今案尉佗本傳，佗在秦時僅爲龍川令，及任囂病且死，召佗，被佗書，行南海尉事，佗乃因以自王，安有將兵征戍之事？更安得當秦始皇時，即止王不來乎？發卒與謫發大異；且略地遣戍，同在一年，即適築亦在其明年，安有所謂三年不解甲弛弩者？古載籍少，《史記》又非民間所有，稱説行事，率多傳聞不審之辭。淮南諫書，自言聞諸長老，明非信史。嚴安、伍被之辭，蓋亦其類。徐廣不察，率爾援據；且繆以淮南所言發卒之數爲《史記》所云謫戍之數，亦疏矣。

淮南王諫伐閩越之辭曰：“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强，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跡所絶，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此雖言閩越，南越亦無以異，即有喪敗，安用發大兵爲備乎？兵有利鈍，戰無百勝，當時用兵南越，天時地利，皆非所宜，偏師喪敗，事所可有，然以大體言之，則三郡之開，闢地萬里，越人固未嘗敢以一矢相加遺，安用局促守五嶺乎？使一敗而至於據嶺以守，則三郡之不屬秦久矣，何以陳勝既起，任囂猶能挈南海以授趙佗；而佗既行尉事，南海猶多秦吏，而待佗稍以法誅之邪？見佗本傳。《陳餘傳》載武臣等説諸縣豪桀之辭，謂秦南有五嶺之戍。蓋漢通南越，嶺道有五，故爲此辭者云爾，非必武臣當時，語本如此。《佗傳》言佗檄横浦、陽山、湟谿絶道聚兵以守，則似秦與南越往來，惟有三道耳。

漢武帝之通夜郎也，拜唐蒙爲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史記·西南夷傳》。王莽之擊益州也，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爲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猶以軍糧前後不相及，致士卒飢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見《漢書·西南夷傳》。知當時南方，道路艱阻，運饟者恒倍蓰於士卒。始皇若發五十萬人以攻越，疲於道路者，不將逾百萬乎？又淮南諫書，言“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而《史記·東越列傳》：閩越圍東甌，東甌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亦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漢書·高帝紀》十一年詔亦曰“粤人之俗，好相攻擊”；知當時越人，尚分散爲衆小部落，此其所以有百越之稱也，安用發大兵攻之？彼亦豈能聚大兵來攻，而待發大兵以守乎？

秦所遣謫戍之數，雖不可考，然必不能甚多，故任囂告趙佗，謂“頗有中國人相輔”；《佗傳》。而陸賈説佗，亦謂“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也。《史記·賈傳》。《漢書·兩粤傳》載佗《報文帝書》，言“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粤，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羸當作󲛠，《史記》作其西甄駱裸國，師古曰：“羸，謂劣弱也。”竟未一考《史記》，疏矣。“其衆數千人”，《史記》作“千人衆”。東甌之降也，其衆四萬餘，《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建元三年，“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屬四萬餘人來降，處廬江郡。”閩越强於東甌，衆不得較東甌爲少。知佗於西甌、閩粤、長沙，皆以中國之衆，與蠻夷分别言之。陸生所謂衆數十萬者，必不苞中國人矣。漢高帝之王尉佗也，詔曰：“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粤雜處。會天下誅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減。”《漢書·高帝本紀》十一年。則佗自王後，中國人在南方者，初無所損。而陸生不之及者，其數微，不足計也。知秦時所謫，其數必不能多矣。

《史記》所謂築越地者，蓋謂築城郭宫室也。中縣民初至，必不能處深山林叢，勢不能不築宫室以居，城郭以守。然則秦人之徙中縣民，其意雖欲使與越雜處以化之，實仍自爲聚落，故其數不耗減易知也。長沙開闢最久，蓋猶不免焉，而閩越無論矣，故尉佗於此，并以中國人與蠻夷分言之也。

漢人引秦事以譏切當世者甚多，而皆莫如鼂錯之審。錯之論守備邊塞也，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粤，置戍卒焉。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粤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此即《史記》所謂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適治獄吏不直者也。然錯之言曰：“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虚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内，門户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秦之徙民，其慮之雖不能如是之備，然其適築越地，蓋猶存此意焉。錯又言：人情非有匹敵，則不能久安其處，故亡夫若妻者，欲縣官買予之。今案伍被言：尉佗止王南越，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始皇帝可其萬五千人。被言不諦，説已見前。然傳聞之辭，雖不盡實，亦不能全屬子虚。果若所言，則秦之徙民，得古之遺意者多矣，其迫而徙之雖虐，而既徙之後，固未嘗不深慮之而力衛之也。此其所以三郡之地，能永爲中國之土歟？

當時居越中者，中國人雖少，而越人之數，則初非寡弱。尉佗報文帝書，自稱帶甲百萬有餘。今案《漢書·地理志》，漢所開九郡，除珠崖、儋耳外，其餘七郡，口數餘百三十萬；而珠崖、儋耳，户亦二萬三千餘，見於《賈捐之傳》。然則百萬雖虚辭，而淮南王謂越甲卒不下數十萬；吴王濞遺諸侯書，謂“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可得三十餘萬”，《史記》本傳。則非誇飾之語矣。唐蒙謂“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案《漢志》，犍爲郡口四十八萬九千，牂柯郡口十五萬三千，則其辭亦不虚。《史記·西南夷列傳》謂“滇小邑”，又謂滇王“其衆數萬人”；又《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湘成侯監居翁，“以南越桂林監，聞漢兵破番禺，諭甌駱兵四十餘萬降侯”，知南方文化程度雖低，生齒數實不弱，蓋由氣暖而地腴使然。秦所徙中縣民，區區介居其間，而能化之以漸，使即華風，而未嘗自同於劗髮文身之俗，亦可謂難矣。抑秦之所以使之者，固自有其道，而後人過秦之論，有不盡可信者歟？

三五四秦平南越下

《史記·南越尉佗列傳》：“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集解》引徐廣曰：“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年。并天下八歲，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六年耳。”案此所謂略定揚越者，乃指秦滅楚後，平江南之地言之，即秦所置會稽郡地，而非桂林、南海、象郡之地也。《楚世家》及《六國表》，皆謂秦始皇二十三年，王翦擊破楚軍，殺項燕；二十四年，虜其王負芻，而《秦始皇本紀》則云：二十三年，王翦虜荆王，秦王游至郢陳。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於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其記負芻之虜，早於《表》及《世家》一年；而立昌平君及定江南地事，則《表》及《世家》無之。今案《表》既記負芻於始皇二十四年見虜，而於二十五年又云秦滅楚，蓋指昌平君之亡；而《王翦傳》亦謂翦殺項燕後歲餘，乃虜荆王，與《表》及《世家》合；則《秦本紀》之記事，實誤移上一年，如此，則王翦定江南地，降越君，當在二十六年，正秦并天下之歲；至二世元年，正十三年也。會稽與桂林、南海、象郡之置，雖相距八年，然二者同爲揚越之地，事實相因，故史原其始而言之耳。

項燕之死，《項羽本紀》亦與《六國表》及《世家》同，而《始皇本紀》獨相違異，未知孰是。案軍中奏報，往往不實。竊疑《表》及《世家》均沿戰後奏報之辭。當時謂燕已死，而不知其實生。《始皇本紀》獨記立昌平君事，乃遂删此語也。至《項羽本紀》則因燕與翦戰敗而死，與爲翦所戮無異，乃遂麤言之，古人固多如此。然昌平君之反，則固當確有其事。《表》及《世家》，皆謂考烈王二十二年，“徙都壽春，命曰郢”。此即《本紀》“秦王游至郢陳”之郢，《世家》云：“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爲郡。”楚國亦指壽春言之，蓋即其地以立郡治。《本紀》記江南之定，在昌平君死後一年；《王翦傳》亦云：“竟平荆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則知平荆地與征百越，自屬兩事。蓋虜負芻之時，秦人雖破壽春，兵力實尚僅及淮北也，然則昌平君所據，必爲淮南無疑，徐廣曰：“淮一作江。”作江者恐非矣。

《尉佗傳》云：“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初王，謂佗自立爲南越武王，别於漢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爲南越王言之也。其時在高帝五年，距二世元年，又七年矣。

三五五趙佗年壽

《史記·南越尉佗列傳》：“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爲南越王。”《漢書》無卒字。案無之者是也。《集解》引徐廣曰：“皇甫謐曰：越王趙佗以建元四年卒，爾時漢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此謐之穿鑿。篇末言“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則佗之子亦嘗爲王。佗卒子繼之年不可知，其子卒而胡繼，則在建元四年。以事理推之，未始不可補“佗卒子繼立”五字。然《史記》不之補者，古人之慎也。皇甫謐不考始末，遽以佗卒在建元四年，謬矣。凡謐之言，固多如此。《史記》蓋本無卒字，如謐者億補之也。

《禮記·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文帝元年，佗報謝之書，業已自稱老夫；縱謂其時僅餘六十，至建元四年亦四十四歲矣。況佗書謂老夫處粤四十九年，佗報書未必溯未居官時事，然則佗當令龍川乃至粤，其時年必踰弱冠，則報謝年必踰七十也。又四十四年，則當百十餘歲，長壽者固非無有，然踰百歲者究罕。佗果至百十餘歲，安得漢人絶無齒及者，故知佗必不卒於建元四年也。

三五六頭蘭

《史記·西南夷列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頭蘭，常隔滇道者也。”頭蘭，《索隱》云：“即且蘭也。”案《漢書》作且蘭，而無“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句，此鈔《漢書》者，以頭蘭即且蘭而誤節也。若頭蘭即且蘭，則殺使者及犍爲太守之罪大，隔滇道之罪小，此時誅之，必不以數其小罪矣。破且蘭者，巴蜀罪人也。破頭蘭者，八校尉也。《漢書》“嘗擊南粤者”作“當擊南粤者”，“擊破之”作“擊之”，似以兩軍爲一，亦誤。蓋又因既誤頭蘭且蘭爲一而億改也。故知展轉傳鈔，其誤多矣。

三五七夜郎侯見殺

《後漢書·西南夷夜郎傳》云：“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牂柯太守吴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爲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案《史記》言“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似不至遽殺之。《漢書》言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卧侯俞相攻擊，漢遣使和解，不聽。乃以陳立爲牂柯太守。立因行縣，召斬興。《後漢書》所謂後遂殺之，疑指此。當時仍封其三子爲侯，則其胤嗣初未嘗絶。然《後漢書》言公孫述時，牂柯大姓龍、傅、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爲漢，而不及夜郎侯，則封爵雖存，亦已無足重輕矣。

三五八倉海君

《史記·留侯世家》：“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集解》引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君長。”案或説是也。《越世家》言：無强之亡也，“諸族子争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摇，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摇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列傳》曰：“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摇，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秦已并天下，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及諸侯畔秦，無諸、摇率越歸鄱陽令吴芮，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摇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故地。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爲東海王。”曰“或爲王，或爲君”；曰“皆廢爲君長”；曰“弗王，以故不附”；曰“復以摇爲越王”；“復立無諸爲閩越王”；則王之與君，尊卑迥判。蓋能號令他部落者爲王，獨自臣其部落者爲君。今之土司，皆有其所蒞之民，皆君也；其桀黠者，嘗覬兼主他部落，則欲爲王者也。《記》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言號令不可不出於一。然號令所加，亦其部落之酋長耳；若其部民，則固一聽命於其君，而王者之政令，初不之及。故各部落各有酋長，初無害於王者之治，惟不當與王者争發號施令之權耳，此秦之立閩中郡，所以必廢無諸、摇爲君長也，無諸、摇蓋皆《越世家》所謂“或爲王”者，故漢之王之，《史記》皆言復也。《魏略·西戎傳》，謂氐“今雖都統於郡國，然故自有王侯在其墟落間”。《三國·魏志·烏丸鮮卑東夷傳注》引。此王侯爲虚名，其爲君則實矣，何害於治？衛貶號曰君，而最後亡，由此也。然則始皇時，淮陽以東，得有東夷君長，亦固其所。晉灼以倉海君爲海神，説近怪迂，猶知君非凡人之稱；師古謂當時賢者之號，則誤矣。賢者雖有才德，非有土、子民，則不稱君。師古蓋誤謂下文“得力士”云云，與上相屬，以爲必賢者而後能知奇士，故謂良既見之，因而求得力士，而不知《史》、《漢》此文，初不與上相屬也。良之見倉海君，未知其所爲。然必非徒求一力士。或欲用其徒衆以報秦，如吴芮之用越人邪？

謂倉海君爲東夷君長，是也，而姚察謂即武帝時所置倉海郡，則又非。“東見倉海君”，與下“得力士”云云，不必相屬，而與上“學禮淮陽”，則必相屬。所謂東者，自淮陽而東也。若武帝時之蒼海郡，則因薉君之降而置者也。《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平準書》言“彭吴賈滅朝鮮，置倉海之郡”；《漢書·食貨志》作“彭吴穿濊貉、朝鮮，置滄海郡”。宣帝詔丞相御史，亦言武帝“東定薉貉，朝鮮”，《漢書·夏侯勝傳》。皆與朝鮮并舉，安得在淮陽之東邪？

閩越王郢之誅也，詔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乃使中郎將立丑爲越繇王。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并處。”《史記·東越列傳》。丑未王時已稱君，可見其自有部屬；而餘善所謂國民多屬者，則繇爲王後所當矯正之衆也，不歸繇而歸餘善，則繇雖王，實仍君而已矣。

《史記·吴王濞傳》：“發使遺諸侯書曰：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其王君”，《漢書》作“其王諸君”，蓋是。《史記》疑奪。王一也，而所屬之君則多矣。

《漢書·高帝紀》：五年，詔曰：“故衡山王吴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粤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爲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爲長沙王。”又曰：“故粤王亡諸世奉粤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爲閩粤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稱亡諸爲故粤王，可知《史記》所謂“廢爲君長”者，即奪其王位之謂；而項羽奪吴芮地，而仍謂之番君，亦即所謂廢爲君長者也。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二卷第八期，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三五九倭人國

《後漢書·鮮卑傳》：言檀石槐“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集秦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於是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案烏集即今言窩集；烏集秦水，謂烏集中有水名秦也；其爲何水不可知。然鮮卑東界，僅接夫餘、穢貉，安得越海而伐日本，則此所謂倭者必非日本也。蓋倭乃種族之稱，日本雖倭人，倭人不僅於日本。此倭人國，必倭族分支早近於東北窩集者也。

《東夷傳》言：馬韓“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弁辰“其國近倭，故頗有文身者”。文身即倭人，此亦倭人不限於日本地方之一證。東北諸族烏桓、鮮卑及濊貉等，實皆自南而北，予别有考。如東北亦有倭人，則深足證予倭爲嵎夷之説之確矣。《後漢書》之語，實本《魏書》，見《三國·魏志·鮮卑傳注》引。烏集秦水作烏侯秦水，倭人國作汗國。又云：“至於今，烏侯秦水上有汗人數百户。”烏侯似即烏洛侯之異譯，其地在那河西南，見《舊唐書·室韋傳》。那河即今嫩江。

三六〇鮮卑

鮮卑出於東胡，讀史者無異詞。近人或曰：“通古斯tungus者，東胡之音轉也。不譯爲東胡，而譯爲通古斯，則何不稱孔子曰可夫沙士也？”竊有疑焉。《後漢書》曰：“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焉。”“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别依鮮卑山，故因號焉。”《三國志注》引《魏書》略同，蓋《後漢書》所本也。然則東胡之亡，衆分爲二。烏桓、鮮卑大小當略相等。顧鮮卑部落，自漢以後，緜延不絶，而烏桓自魏武柳城一捷，遂不復見於史，僅《唐書》所載，有一極小部落曰烏丸，亦作古丸，在烏羅渾之北。《遼史·太祖紀》，詔撒剌討烏丸。穆宗時，烏丸叛，蓋即此烏丸也。然其微已甚矣。烏桓當漢時，徧布五郡塞外，豈有柳城一捷，所餘僅此之理？《通考》云：西晉王浚爲幽州牧，有烏桓單于審登；前燕慕容儁時，有烏桓單于薛雲；後燕慕容盛時，有烏桓渠帥莫賀咄科勃。亦其微已甚，不足數也。何耶？案拓跋氏之先實來自西伯利亞。别有一條考之。《魏書》謂其國有大鮮卑山。希臘、羅馬古史，謂裏海以西，黑海之北，古有辛卑爾族居之。故今黑海北境，有辛卑爾古城；黑海峽口，初名辛卑峽；而俄人稱烏拉嶺一帶曰西悉畢爾。《元史譯文證補·西域古地考·康居奄蔡》。辛卑爾即鮮卑也。此豈東胡滅後餘衆所居邪？抑鮮卑山自歐、亞之界，緜亘滿、蒙之間也？烏桓鮮卑二山，以地里核之，當即今蘇克蘇魯、索岳爾濟等山。案《史記·匈奴列傳索隱》引服虔曰：“東胡，在匈奴東，故曰東胡。”《後漢書·烏桓傳》：“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爲姓。”《索隱》又引《續漢書》曰：“桓以之名，烏號爲姓。”此八字或有譌誤，然大意可見。然則東胡者，吾國人貤匈奴之名以名之，而加一方位以爲别，猶稱西域諸國曰西胡爾，非譯名也。烏桓蓋彼族大人健者之名姓，乃分部之專號，非全族之通稱。彼族本名，舍鮮卑莫屬矣。此族古代，蓋自歐、亞之界，蔓延於匈奴之北及其東。實在丁令之北。其所居之地，皆以種人之名名之。故裏、黑海，烏拉嶺，西伯利亞及滿、蒙之間，其名不謀而合也。《史記》以東胡、山戎分言。《索隱》引服虔曰：“山戎，蓋今鮮卑。”又曰：“東胡，烏丸之先，後爲鮮卑。”又引胡廣曰：“鮮卑，東胡别種。”則烏桓、鮮卑雖大同，似有小别。

近人或又云：鮮卑，即《禹貢》之析支。説頗可通。然惟據音譯推度，未能詳列證據。予昔嘗爲之補證，曰：“析支者，河曲之地，羌人居之，所謂河曲羌也。《後漢書·西羌傳注》引應劭。羌與鮮卑習俗固有極相類者。羌俗氏姓無常，或以父名母姓爲種號，則母有姓父無姓可知。烏桓亦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氏爲姓。又怒則殺其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讎報故也。一也。羌俗父死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烏桓亦妻後母，報寡嫂。二也。羌以戰死爲吉利，病終爲不祥。烏桓俗亦貴兵死。三也。此皆鮮卑與河曲羌同族之證也。”由今思之，此等習俗，蠻族類然，用爲證據，未免專輒。且如匈奴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復可云與羌及鮮卑同祖邪？然此説雖不足用，而鮮卑出於析支，其説仍有可立者。《禹貢》析支與渠搜并舉，則二族地必相近。《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蔣廷錫謂後世種落遷徙，説頗近之。《管子·輕重戊》篇：“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代人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即析支，是析支在代北也。《大匡》篇：“桓公乃北伐令支，斬孤竹，遇山戎。”《小匡》篇：“北伐山戎，制泠支，斬孤竹。”又曰：“北至於孤竹、山戎、濊貉，拘秦夏。”令支，泠支，亦即析支。《漢志》：遼西郡，令支，有孤竹城。地在今河北遷安縣。是析支在今河北境矣。濊貉者，即《詩·韓奕》之追貊。陳氏奂説，見所撰《詩毛氏傳疏》。未知信否。予謂追未必即濊，然追貊之貊，必即濊貉之貉也。《詩》曰：“王錫韓侯，其追其貊。”鄭以韓在韓城，追貊爲雍州北面之國。又曰：“其後追也，貉也，爲玁狁所逼，稍稍東遷。”説頗可信。予别有考。渠搜者，《禹貢》析支之鄰國，而漢時跡在朔方；濊貉者，周時地在離枝之東，而其後居今東三省境；然則自夏至周，青海至於遼東，種落殆有一大遷徙。離枝、渠搜，何事自今青海遷至雍、冀之北不可知。若濊貉之走遼東西，鮮卑之處今蒙古東境，則殆爲匈奴所逼也。又燕將秦開，襲破東胡，燕因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此五郡者，其初亦必離枝、濊貉諸族所雜居矣。《後漢書·烏桓傳》：“若亡畔，爲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走逐於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蛇，在丁令西南，烏孫東北焉。”丁令所居，北去匈奴庭安習水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見《史記索隱》引《魏略》。安習水，今額爾齊斯河；烏孫則今伊犂地也。烏桓區區，流放罪人，安得如是之遠？得毋居西方時，故以是爲流放罪人之地，東遷後猶沿其法邪？然則吐谷渾附陰山踰隴而入青海，非拓新疆，乃歸故國矣。此説雖似穿鑿，然析支、渠搜、濊貉同有遷徙之跡，則亦殊非偶然也。又肅慎古代，亦不在今吉林境。予别有考。

寫於一九三四年四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