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一九刑

《左氏》昭公六年，叔向詒子産書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而文公十八年，季文子曰：“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令曰：毁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杜《注》曰：“誓令以下，皆《九刑》之書。”人因疑季文子之言，與叔向不合。其實誓令之文，止於“盜器爲姦”；自“主藏之名”以下，皆文子之言也。《周書·嘗麥》：“令大正正《刑書》九篇。”疑即所謂《九刑》者。鄭注《堯典》，以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撲、贖爲九刑；賈、服以正刑一，加之以八議爲九刑，見《周官·司刑疏》，附會不足據。

“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九刑》所不赦，則賊盜之有常審矣。“毁則爲賊”四語，雖誓令之辭，度《九刑》之文，亦必相類也。昭公十四年，叔向曰：“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大戴記·千乘》：“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及幼子曰不義。子女專曰󲊀。飭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講。交構之構。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貨。”其辭亦與叔向、季文子所舉相類，此最古之律文也。《夏書》之文，蓋即所謂《禹刑》。湯之《官刑》，見《墨子·非命上篇》，殆亦所謂《湯刑》者也。

《晉書·刑法志》，言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云撰次，則是集諸國之法次序之，而非悝之所自爲也。叔向言子産制參辟。參辟，當即上文之三辟。然則鄭刑書中，實有《禹刑》、《湯刑》、《九刑》之文矣，而惜乎其不可考也。

《周官》朝士：“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注》：“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疏》：“家人者，先鄭舉漢《賊律》云：牽引人欲犯法，則言家人者，欲爲姦淫之事，故攻之。”此當即《戴記》所謂“誘居室家”者也。云及幼子者，蓋誘其母并及其子；亦或有但誘其子者，蓋欲以爲奴也。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七年一月九日出版

一五二鄭人鑄刑書上

《左氏》昭公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詒子産書深譏之。子産復書曰：“吾以救世也。”鑄刑書何以可救世？後人之説，不過謂風俗日薄，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不可必得，不得不明著其文，俾衆周知，使不敢以意出入而已。此固其一端，然而未盡也。讀書貴通觀前後，觀於後世刑法之敝，而子産之所爲鑄刑書者可知；而吾國法典之所由成，亦可知矣。

《晉書·刑法志》言：秦漢舊律，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所著六篇而已，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益《興》、《廏》、《户》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宫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凡斷罪所當由用者，遂至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文書盈於几閣，覽者不能徧睹，姦吏之得上下其手，蓋由此也。然陳羣等《魏律序》，謂“舊律難知，由於篇少；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是以後人稍增，更與本體相離”。然則錯亂之弊，雖生於繁，實原於簡。蓋緣人事日繁，律文不能與之相應，徒咎用法者之不善，實耳食之談也。本此以上觀春秋，其弊殆如出一轍。

叔向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然則三代盛時，果刑錯不用乎？抑法也者，設於此以待彼。世可百年無犯法之人，而國不可一日無法，不爲刑辟，果何以爲治乎？蓋刑之所誅，有兩大端：一爲俗所不容，所謂出於禮者入於刑也。一則上有所求，而下不能副，凡令不行禁不止者皆是。俗固衆所周知，無待於敎。所惡於不敎而誅者，則上之所求耳。故古所謂法者，皆力求人之周知。其原於俗者，謂之禮，不謂之法。凡縣象佈憲之事皆是。然此等事，果能使人周知法律乎？縣象之説，始見於《堯典》之“象以典刑”，蓋畫刑人之狀，以恐怖人。後乃改縣律文，《周官》所謂縣法者是也。夫區區魏闕，所縣幾何？雖又有憲禁及徇以木鐸之事，佈憲及屬民讀法之舉，然法文既繁，終非此等事所能盡；抑法有待於讀，則其爲人民所不易曉，又可知矣。讀爲紬繹之義，蓋如今之講解也。《周官》州長：以正月之吉，屬民讀法，正歲又讀焉，歲時祭州社又讀焉。黨正：以四時孟月吉日，屬民讀法，正歲又讀焉，春秋祭禜又讀焉。族師：以月吉屬民讀法，春秋祭酺亦如之。閭胥：凡春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其讀之甚繁，知其法之不易曉也。於此而隨之以刑，雖曰敎之，猶不敎也，況於議事以制，聽其高下在心乎？其不得不明著其文，使知某罪當某刑，而據之以諍於其上者，勢也。然則刑法之公佈，一由於俗之日薄，一亦由於政之日苛，而其大原，則尤在於社會演進，人事日益繁複也。夫豈爲治者所能逆？叔向曰：“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又惡知夫子産之所求者，正在於是乎？

然如子産之所爲，遂足使民皆曉然於法，而吏不得上下其手乎？吾又知其不能也。何也？以當時之法既繁，而如子産之所爲，其所能著者亦甚少也。古之所謂法者，實分守於諸官。凡犯法者，皆爲有罪，然犯法與否，及其所犯何法，則非守其法之官不得知。以除諸官成法之外，别無如後世之所謂律者也。《周官》大司寇：“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邦典、邦法，即大宰之六典、八法；邦成即小宰之八成。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别，五曰聽禄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皆關涉人民之事也。别有所謂士之八成者，掌於士師。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則施諸戰士之法。士師之初，蓋戰士之長，故治戰士之法屬焉。此可見古者治人之法，分屬諸官，不統於一也。是諸侯、卿大夫、庶民犯法與否，司寇不能知，必有待於大宰、小宰也。又大司寇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願糾暴。官刑見於大宰。鄉八刑見於大司徒：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自一至六，蓋不脩六行者。考察德行道藝之責，屬於族黨州鄉之師。則官刑鄉刑，又當質諸天地二官也。又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三曰緩刑，十有二曰除盜賊。而士師之職：“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緩刑文同大司徒。糾守，《注》曰“備盜賊”，亦即其所謂除盜賊也。《注》又曰：“辯當爲貶。”引朝士“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則一荒政也，司徒、士師、朝士實兼守其法矣，然則士師者，行刑之官，非司法之官也。蓋古者政簡而刑清，諸官各司其事，有犯其法者，皆爲有罪，輕者自治之，重者則歸諸士師，所謂附於刑者歸於士也。不虞耳目之淆亂也。後世則事日繁而法亦隨之，寖至爲人民所不能曉，諸官各據其法以治民，安得不紛然淆亂？況又一事兼屬諸官，權限不清乎？如是而使之各率其意以治民，民尚有所措手足乎？

“議事以制”之議，與義通，謂度其宜也。制者，折也，斷也。議事以制，謂臨事度其宜而斷之也。《表記》曰：“義者，天下之制也。”與此制同，皆動字。此等釋法任情之舉，縱得其人，猶不免於輕重出入，況人不可必得乎？昭公二十九年，趙鞅、荀寅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非之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其意亦謂民犯法者，當各由其官議之，而不當著之刑鼎，而不知其事之不可行也。

仲尼又訾趙鞅、荀寅曰：“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夷之蒐，事在文公六年。左氏以爲趙宣子，而是年又云范宣子。《注》云：“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其信否姑弗論。要之趙鞅、荀寅之前，晉已嘗一改刑法矣。而據叔向之言，則三代已有《禹刑》、《湯刑》、《九刑》。知刑書之作，由來已久，《左氏》所載叔向、仲尼之言，特當時一派議論，未可據爲是非之準也。《左氏》文公六年紀事，即於趙宣子無貶辭。

《韓非·定法》曰：“韓者，晉之别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魏亦晉之别國，度其情形，亦必與韓相類，故李悝急爲魏文侯制法，然其篇少文荒猶如是。子産、趙鞅又在悝前，其所定法，安得較悝爲詳，則亦著其大要而已。然其用意則一也。豈惟子産、趙鞅，制《禹刑》、《湯刑》、《九刑》者，其意蓋亦如是也。則知法家之原起亦舊矣。

《韓非·八説》曰：“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事。”顧千里曰：“民訟簡，當作民萌訟，與弟子辯相對。”其説是也。知律之病簡，由來舊矣。而李悝所著，傷於篇少，商君又沿而弗革，則作始者勢有未皇，不得不有待於後人之彌縫匡救也。叔向顧非子産之所爲，可謂泥古而不知變矣。

《曲禮》下曰：“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此古人之文，所謂互相備者，非謂入竟可不問俗，入國可不問禁也。故孟子謂齊宣王曰：“臣始至於竟，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梁惠王》下。禁者上之所爲，俗者民之所習，予所謂法所誅之兩大端也。俗之未敝也，不待有以守之，民自率由而弗敢越，及其既敝，則有弁髦視之者矣。俗足以約束其民，雖無刑政民猶治；及其約束之力既衰，則雖日飭刑政而猶弗能勝，叔向所由慮民之棄禮而徵於書也。然俗之變自有其由，又豈不爲刑辟所能逆挽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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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三鄭人鑄刑書中

《周官》士師之職云：“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墨子·非命上》亦曰：“先王之書，所以出國家佈施百姓者憲也，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此五者，蓋當時上所以約束其下之犖犖大端。誓與誥皆僅用諸一時；糾爲司察矯正之名，其所糾者，蓋亦衆所共知，如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是。無待詔告；惟禁與憲，皆上之所求，而非下所素習，故憲之佈之，特爲殷勤也。

憲禁之文，見於《周官》者：《天官》小宰，以宫刑憲禁於王宫。内宰，正歲，憲禁令於王之北宫。《地官》小司徒，令羣吏憲禁令。鄉大夫，正歲，令羣吏考法於司徒，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秋官》小司寇，令羣士，乃宣佈於四方，憲刑禁。案《春官》無佈憲之事，以其所司與人民無涉也。《冬官》亡，《夏官》小司馬文闕，否則亦當有佈憲之事。士師，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於國及郊野。佈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佈於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於四海。憲謂表而縣之，《小宰注》。蓋所以使衆共見；又或徇以木鐸，則所以使衆共聞；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小司徒，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敎法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小司寇，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又案小司馬文闕。士師，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宫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於朝，書而縣於門閭。《秋官》司烜氏，中春，以木鐸脩火禁於國中。咸有其文。而《秋官》訝士，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縣士，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方士，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當亦如訝士讀之，特文有異同耳。則又非徒使之聞知，并進而敎之矣。佈憲之法，見於《管子》之《立政》。《立政》曰：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佈憲於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於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於君前。太史既佈憲，入籍於太府。憲籍分於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於鄉官，致於鄉屬，及於游宗，皆受憲。憲既佈，乃反致令焉，然後敢就舍。憲未佈，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佈，乃發使者致令，以佈憲之日，蚤宴之時。憲既佈，使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佈，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佈，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於太府之籍者，侈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周官》大司徒，“施敎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敎其所治民”；鄉大夫，“受敎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敎其所治”；其佈之之法，與《管子》不同，其用意則一也。禁專施於一事，故有宫禁、官禁、國禁、野禁、軍禁之不同，憲則所該頗廣。蓋國之舊典，隨時審正施行者。何以知其然？以佈憲在歲首，《周官·天官》大宰，“正月之吉，始和，佈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注》：“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大宰以正月朔日，佈王之治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於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疏》：“必知乃縣是正歲建寅之月者，下小宰所以佐大宰，彼云正歲縣之，與此乃縣爲一事。”《注》《疏》所言，未知確否，然佈治在正月之吉，則《周官》本文明白也。而《月令》，天子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在季冬之月也。國典果屬常行，何待歲飭？歲飭之，則必有異於舊者矣。蓋成法甚繁，擇其切於時用者而佈之，否則格置之矣。《管子·小匡》所謂“脩舊法，擇其善者而嚴用之”也。然宣佈所不及者，人民苟或觸犯，是否舉不論罪，亦殊可疑。何也？以上之所求於下者甚多，而佈憲之所能及者必較少也。

憲據舊章增損，其隨事臨時制之者則曰令。《立政》所謂“凡將舉事，令必先出”也。《墨子》言“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爲賞罰以勸賢”，《非命上》。《韓非》謂“憲令著於官府”，《定法》。皆以憲令并舉，足徵其爲上所施於下之兩大端，蓋猶後世言法令也。令僅施於一事，其賞罰，蓋亦專爲一事而設。《管子》曰：“凡將舉事，令必先出。”又曰：“其賞罰之數，必先明之。”憲爲舊章，則犯之者亦有舊法可援，所謂國有常刑也。著常刑者，其書亦曰刑，如《禹刑》、《湯刑》、《九刑》是也。亦或稱爲法。《左氏》昭公七年，陳無宇述楚文王《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韓非·外儲説右上》曰：“荆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蹏踐霤者，理斬其輈，戮其御。”皆有治罪之文。陳無宇又引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閲”，未及治罪之方，蓋言之不具耳。子産、趙鞅之所著，則是物也。令雖臨時所制，亦戒數變，故《韓非·亡徵》，謂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七年一月九日出版

一五四鄭人鑄刑書下

范宣子所爲刑書，《左氏》明言其著之刑鼎，至鄭人之刑書，則未言其著之何物。然史墨譏荀寅“擅作刑器”；士文伯亦譏子産“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則晉鄭所制，殆爲同物。昭公六年杜《注》云：“刑器，鼎也。”雖出億測，説當不誤。襄公九年，宋樂喜使樂遄庇刑器，《疏》云：“當書於器物，官府自宰之，不知其在何器也。或書之於版，號此版爲刑器耳。”案有所盛乃可稱器，以版爲器，似未必然，恐宋之刑書，亦著之於鼎也。定公九年，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竹刑當著之簡策。然非以喻之人民也。

刑書必著於鼎，蓋亦有由。《周官·秋官》司約：“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注》：“大約劑，邦國約也。書於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小約劑，萬民約也。丹圖，未聞。或有彫器簠簋之屬，有圖象者與？《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今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與？”案《左氏》載斐豹之言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又載范宣子之言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襄公二十三年。苟爲鐵券，如何可焚？明所著者爲簡牘之倫也。然俗語亦必有本，蓋自有著之鐵券者。蓋欲其貞於久，故著之金石。丹書且然，而況刑書？大司寇之職曰：“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注》：“天府，祖廟之藏。”司盟之職曰：“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左氏》定公十三年，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即盟諸明神之事也。古之人篤於敎，刑法之始，參以神權，刑書必著於鼎，蓋由是昉，後遂習爲故常也。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七年一月九日出版

一五五戮尸

古者刑人，蓋以警衆。故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禮記·王制》。《周官·秋官》掌戮，凡殺人，踣諸市，肆之三日，意亦如是，又云：“刑盜於市。”非欲殘其尸也。《左氏》襄公二十八年：“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昭公二年：鄭公孫黑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注》：“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其意之所在，顯然可見。然殺機既啓，亦有殘賊已死之人以爲快者。齊懿公掘邴歜之父而刖之，文公十八年。叔孫舒等伐衛，掘褚師定子之墓而焚之是也。哀公二十六年。是故仲尼惡始作俑者。

《左氏》宣公十年：“鄭人討幽公之亂，斵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注》曰：“斵薄其棺，不使從卿禮。”案古人視送終之禮甚重。《荀子·禮論》曰：“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椁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翣菨文章之等，以敬飾之。使生死終始若一，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晝行，以昏殣；凡緣而往埋之。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其視飾終之禮之重如此，無怪鄭人之欲追正子家也。然其意亦在於辱之而已，非欲殘其尸也。

又襄公三年：“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疏》曰：“《周禮》司寇之屬，有掌戮之官。鄭玄云：戮，猶辱也。既斬殺，又辱之。其職云：掌斬殺賊諜而膊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鄭玄云：膊，謂去衣磔之。焚，燒也。辜，謂磔之。踣，僵尸也。肆，猶申也，陳也。彼膊、焚、辜、肆，皆謂陳以示人，然則此言戮者，非徒殺之而已，乃殺之以徇諸軍。昭四年，楚戮慶封，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先徇乃殺之也。成二年，韓獻子既斬人，郤子使速以徇，是殺之而後徇也。此戮即彼徇之謂也。文十年，楚申舟抶宋公之僕以徇。或曰：國君不可戮也。彼抶以徇，亦稱爲戮。下云至於用鉞，當是殺之乃以徇也。”案《左氏》成公二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意蓋亦以辱齊，故齊侯怒而親鼓也。襄公六年：“宋子蕩以弓梏華弱於朝。子罕曰：專戮於朝，罪孰大焉。”則徒辱之而已。此戮之本義也。《論語·憲問》：“子服景伯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亦謂殺而後戮之。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五卷第七期，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出版

一五六轘

古有轘刑，其意，蓋欲裂其體以爲徇。觀《左氏》襄公二十二年，楚“轘觀起於四竟”可見也。《史記·商君列傳》：“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王車裂商君以徇。”《蘇秦列傳》：“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其車裂皆在死後，可見其意在於徇。

《左氏》桓公十八年：“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疏》云：“《周禮》條狼氏，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然則周法有此刑也。”案《墨子·號令》：“歸敵者，父母妻子同産皆車裂。”《周官》用諸誓馭，《墨子》用諸守禦，疑其初亦軍刑。《左氏》宣公十一年：楚殺陳夏徵舒，轘諸栗門。此與《墨子》之法，疑皆徇諸四門也。

《韓非子·人主》：“昔關龍逢説桀而傷其四支。”言傷四支，似臏刖之刑，然諸書皆言桀殺關龍逢，則亦轘刑也。蓋徇之以拒諫也。

《公羊》宣公十八年：“邾婁人戕鄫子於鄫。戕鄫子於鄫者何？殘賊而殺之也。”《解詁》曰：“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豈亦徇之以立威邪？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五卷第七期，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出版

一五七婦人無刑

《吕刑》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劓、刵、椓、黥”，《書疏》云：歐陽大小夏侯作“臏、宫、劓、割頭、庶剠。”見卷二《虞書》標目下。案庶字未詳。案《説文·攴部》：“斀，去陰之刑也。《周書》曰：刖劓斀黥。”《説文》所稱，當係古文，則今本之刵乃誤字。改臏爲刵，苗民所制，遂與穆王所訓不合矣。予因此悟《康誥》之刑人、殺人、劓刵人，刵亦當作刖。殺指大辟，刑指宫，黥罪最輕，故不之及。《康誥》曰：“汝陳時臬司師，兹殷罰有倫。”又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荀子》亦曰：“刑名從商。”《正名》。然則五刑之名，蓋自唐迄周，未之有改。何者？《堯典》言“五刑有服，五服三就”，而《國語·魯語》言：“刑五而已。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撲。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三次即三就，知《堯典》之五刑，與《魯語》之五刑是一。《國語》韋《注》曰：“割劓用刀，斷截用鋸，亦有大辟。鑽，臏刑；笮，黥刑。”《周語》：内史過言：“有斧鉞刀墨之民。”《注》曰：“斧鉞，大刑也。刀墨，謂以刀刻其頟而墨湼之。”與《魯語注》自相違異。竊疑斧鉞指大辟；《周語》所謂刀，《魯語》所謂刀鋸者，指宫、劓、刖；《周語》所謂墨，《魯語》所謂鑽笮者，指黥。知《魯語》之五刑，與《吕刑》之五刑亦合。所異者，《堯典》又言：“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敎刑，金作贖刑。”其所謂五刑者，與《吕刑》皆僅指《魯語》之中刑；而《魯語》則兼苞大刑與薄刑爲五耳。然所苞雖有廣狹之殊，所用實無古今之異。唐法當爲虞夏所沿，殷周又無二致，則五刑自苗民始制以來，歷代實未之有改也。

《左氏》襄公十九年：“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案《韓非子·内儲説下》，載荆王劓其美人，《外儲説左下》，又載梁車刖其姊。則婦人非無刑。抑古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惟公族而後刑於隱者，婦人無刑則已，苟有刑，安得不在朝市乎？且既曰“婦人無刑”，又曰“有刑不在朝市”，語亦自相矛盾。予反覆思之，乃知“婦人無刑”爲古語，“雖有刑不在朝市”，則爲《左氏》者所加以非齊莊公者，其言實無所據；而古謂婦人無刑，則因其所謂刑者專指宫，而婦人宫刑，止於幽閉故也。

刑之義爲斷。漢人恒言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亦曰：“斷者不可復屬。”黥本僅刻其肌膚，劓刖雖斷其體，所斷亦小，惟宫刑受創較深，故初所謂刑者，乃專屬之也。《周官·司刑》鄭《注》曰：“宫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宫中，若今宦男女也。”《吕刑》僞《孔傳》亦曰：“宫，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疏》云：“漢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宫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宫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宫刑，婦人猶閉於宫。”《孝經·五刑章疏》略同。《周官·司刑疏》云：“宫刑至唐乃赦。”《校勘記》云：“閩本同，誤也。《漢制考》及監、毛本唐作隋。”案《文獻通考》言：景帝元年，詔言孝文皇帝除宫刑，出美人，重絶人之世也。知文帝并宫刑除之。至景帝中元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而宫刑乃復用。則謂文帝未除宫刑者非是。然自文帝十三年除宫刑，下逮景帝中元年，僅十有八年，宫刑之復，或尚不始是歲，特可考者始於是歲耳。舊法不得遂亡。《左氏》僖公十五年：“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注》曰：“古之宫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絶之。”《疏》引哀八年《傳》，稱邾子又無道，吴子囚諸樓臺，栫之以棘，謂“以此二文，知古之宫閉者，皆居之於臺以抗絶之”。《正義》雖唐世所脩，實多沿隋舊，故并大隋字樣，亦未刊落。《堯典》“鞭作官刑”。《疏》亦曰：“大隋造律，方使廢之。”康成、元凱，及造《僞傳》、作《義疏》者，皆親見幽閉之刑，則婦人無刑，決非虚語。蓋肉刑原於戰陳，古於異族丁男，多施殺戮，而於婦女則多原宥邪？抑閹割女子之術，非古人所知也？

《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暴内陵外則壇之。”《注》：“壇，讀如同墠之墠。《王霸記》曰：置之空墠之地。玄謂置之空墠，以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此即吴人之所以待邾子，與《左氏》杜《注》，亦可參觀也。

《書疏》引鄭注《尚書》曰：“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謂羈黥人面。”《僞傳》亦曰：“截人耳鼻，椓陰，黥面。”知所據本刖雖誤刵，猶在劓上。以此知《説文》所據本，必不誤。《詩》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泮水》。《左氏》僖公二十二年：“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知馘亦戰陳之際，施諸敵人。後來施諸本族以否不可知，要未嘗爲五刑之一。鄭玄注書，每沿誤本，妄爲之説。且如四始，《史記·孔子世家》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蓋《魯詩》説也。今《詩序》曰：“《關雎》，《風》之始也”，既已同於三家矣，則《雅》、《頌》之始亦必同。下文“是謂四始”之上，蓋有奪文。而鄭即隨文説《風》、《小雅》、《大雅》、《頌》爲四始，不亦支離滅裂之甚邪？王鳴盛《尚書後案》引王銶《嘯堂集古録》載周侯鎛鐘。亦有刖㓷之文，足徵《説文》之是，乃反指爲傳寫之誤。王氏一生佞鄭不足責，陳樸園固蒐討今文書説者，乃亦欲改三家之説以從鄭，見《今文尚書經説考》。抑何不思之甚也！

《山海經·東山經》：“凡《東山經》之首，自𣙙𧑤之山以至於竹山，凡十二山，三千六百里。其神狀皆人身龍首。祠：毛用一犬祈，䎶用魚。”郭《注》：“以血塗祭爲䎶也。《公羊傳》云：蓋叩其鼻以䎶社。音釣餌之餌。”郝氏《箋疏》云：“《玉篇》云：以牲告神，欲神聽之曰䎶。説與郭異。據郭《注》，䎶疑當爲衈。《玉篇》云：耳血也。《禮記·雜記》：衈皆於屋下。鄭《注》云：衈，謂將刲割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郭引《公羊傳》者，僖十九年文；然《傳》云蓋叩其鼻以血社，不作衈字。《穀梁》正作叩其鼻以衈社。范寧《注》云：衈者，釁也。是郭此注當由誤記，故竟以《穀梁》爲《公羊》耳。”愚案《穀梁》之文，多襲《公羊》。竊疑《公羊》之血社，實衈社之誤。《左氏》僖公三十三年，孟明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知古釁鼓用敵俘。衈社蓋亦其類。此本非刑，亦不以施諸異族之爲奴者，故亦無緣貤及本族也。入之五刑之中，其誤不足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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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八贖刑

《吕刑》曰：“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知五刑之制，昉自苗民，而中國效之，贖刑疑亦如是。奚以言之？案《管子·中匡》曰：“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過罰以金鈞。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又《小匡》曰：“齊國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小罪入以金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欘，試諸木土。”《淮南·氾論》：“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説。乃矯箭爲矢，鑄金而爲刃，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觀此，知《周官》大司寇束矢鈞金之法，實與《堯典》之金作贖刑、穆王之訓夏贖刑是一。蓋皆爲足兵起見也。《管子·地數》曰：“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吕覽·蕩兵》曰：“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剥林木以戰矣。”知以金爲兵，實始蚩尤。《左氏》僖公十八年：“鄭伯始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知春秋時鑄兵之技，北方猶不逮南，贖刑之法，固非蚩尤莫之能制矣。

《管子》贖刑之法，小罪以金鈞，薄罪半鈞。鈞三十斤，是薄罪亦十五斤也。《吕刑》之制，墨辟百鍰，劓辟惟倍，剕辟倍差，宫辟六百鍰，大辟千鍰。鍰六兩，則墨辟踰於《管子》之小罪，而大辟十倍之也。古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則周大辟之罰，以金之重計之，當秦半兩錢萬，漢五銖錢二萬三千餘。錢幣之價，誠不必與金同，然當圜法初立時，民信未孚，往往計金之重，以定錢價，二者相去，亦不能甚遠。《史記·貨殖列傳》言：“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然則周大辟之贖，直漢糶最上時穀三百石。《漢書·食貨志》載李悝盡地力之敎，言：“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若以粟一石當穀二石，則罄農夫一歲所得也，夫豈平民所能堪？故《淮南王》言齊桓制贖刑之法而百姓大説，此百姓必王之親若有爵者，非凡民也。穆王之法亦當然。刑不上大夫，至此蓋徒成虚語矣。

通工易事愈繁，則貿易愈廣，而錢幣之用亦愈溥，凡物皆可以之爲代。《周官·秋官》：“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於司兵。”注：“鄭司農云：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及所盜財物也。”又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注》：“貨，泉貝也。”《管子·君臣下》：“千里之内，束布之罰，一畝之賦，盡可知也。”《注》：“束，謂帛也，布，謂錢也。”皆兵器與貨賄并重，則寖失初意矣。然《書疏》言“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黄金”，則究以足兵爲重也。

《墨子·非樂上》：“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於宫，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衛蓋緯之借。以物爲罰，自古有之，蓋北方本不饒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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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九圜土即謫作

《周官》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過，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云反於中國，則是圜土在邊竟也。《墨子·尚賢下》：“昔者傅説，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乎傅巖之城。”云北海之洲者，古以夷、蠻、戎、狄爲四海，語增以爲真濱海，乃以其所居之地爲洲，此不足信，然其在邊竟則實矣。《正月》之詩曰：“民之無辜，并其臣僕。”《毛傳》曰：“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圜土，以爲臣僕。”即《周官》之制也。《管子·揆度》：“力足，游蕩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史記·商君列傳》：“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游蕩不作，即所謂罷民。亂化之民，則商君比之害人者爾。古征戍亦役之一，秦漢時用兵多，乃變謫作爲謫戍耳。然亦非始皇所創也，圜土即謫作也。而鼂錯乃以是深罪始皇，若以爲始作俑者，非其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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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〇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左氏》昭公二十年，苑何忌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康誥》無其文。蓋《傳》辭也。案連坐之罪，古者無之。《甘誓》曰：“予則孥戮女。”《湯誓》曰：“予則孥戮女，罔有攸赦。”此已爲軍刑。然鄭《注》引《周禮》：“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橐”，《湯誓疏》。則亦止於奴之而已，非殺其身也。《禮記·檀弓》：“齊莊公襲莒於奪，𣏌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執即爲奴之謂，非謂刑殺。《説苑·尊賢》：“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會，夫爲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爲戮焉。”以戮爲死，非古義矣。蓋緣秦以來有族誅之法，耳濡目染，忘其本來也。《牧誓》曰：“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於爾躬有戮。”雖軍刑，亦止及其身。祁奚之言叔向曰：“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左氏》襄公二十一年。則以功德而宥其親族者有之矣，以愆咎而戮及親族，軍刑外未之前聞，況於刑殺之乎？古有以謀叛而族誅者，此乃慮其復讎，非欲治其罪也，故出奔則可以免，如成虎是也。見《左氏》昭公十二年。

《史記·秦本紀》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集解》引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又引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案費誓：“汝則有無餘刑，非殺。”《疏》引王肅云：“父母、妻子，同産皆坐之，無遺免之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於罪隸，亦不殺之。”又引鄭玄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厮役，反則入於罪隸舂橐，不殺之。”案王肅之説，即張晏之説也。孥不兼父母兄弟言，恐不如鄭説之確。僞《大誓》：“罪人以族。”《僞傳》云：“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與肅説同。《商君書·賞刑》：“守法、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此刑字，亦當兼奴戮言之，不必皆爲虧體之刑也。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趙括之母，請趙王毋用括，趙王不聽。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如有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其後括敗，趙王以母先言，竟不誅也。《三國·魏志·武帝紀》：建安八年五月己酉令，引此事，爲“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内”之徵，蓋軍刑之連及親族，由來舊矣。孔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況於軍之出，不必皆有可勝之道乎？而以一切之法劫之，至於戮及無辜，亦可哀矣，固知争奪相殺者，不能復顧仁義也。

《荀子·榮辱》論鬭者忘其身云：“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此似内政，與軍法無關，然事勢之流，相激使然。後雖用諸内政，溯其始，要不能謂不出於軍刑也。

《吕覽·開春論》：“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而朡。”《注》：“奴，戮也。律坐父兄，没入爲奴。《周禮》曰：其奴男子入於罪隸，此之謂也。朡，繫也。”《漢書·楚元王傳》：申公、白生諫王戊不聽，“胥靡之。”《注》：“應劭曰：《詩》云：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晉灼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役囚徒，以鎖聯綴耳。”此正《吕覽》所謂朡者也。《叙傳》曰：“嗚乎史遷，薰胥以刑。”《注》：“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後漢書·蔡邕傳》：“下獲熏胥之辜。”《注》：“《詩·小雅》曰：若此無罪，勳胥以痡，勳，帥也；胥，相也；痡，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見《韓詩》。”然則《詩》之所刺，亦僅相隨苦役耳。《左氏》昭公二十七年：“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左氏》戰國時書，疑所言不盡實也。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五卷第七期，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出版

一六一救父殺夫，助夫殺父

《左傳》桓公十五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是雍姬殺其夫以救其父也。襄公二十八年，“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於大公之廟，慶舍莅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卒見殺。是盧蒲姜助其夫以謀殺其父也。又定公十四年，蒯聵使戲陽速殺南子，則爲子欲殺其母者。

一六二父爲子隱，子爲父隱

《論語·子路》：“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古之爲法者，上之所求於下，不必其有利於民，或且賊民以自利焉；縱不如是，民之恃法以自安者淺，恃其以情相聯繫以爲安者深，故聖人不肯求法之必行，而使其民相糾告，知其所獲者小，所喪者大也，聖之至也。

《宋書·何尚之傳》：“義熙五年，吴興武康縣民王延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制，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尚之父叔度，爲尚書，議曰：設法止姦，本於情理。非一人爲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産，欲開其相告，以出爲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睦既糾送，即餘人無應復告。并全之。”立法以劫其民，至於如是，亦可哀矣。《蔡廓傳》：“宋台建爲侍中，建議以爲鞠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自今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訴，使民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爲允，從之。”此即頗有合平恕之理矣。廓少子興宗，“爲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令孫，時作山陽郡，自繫廷尉。興宗議曰：若坦昔爲戎首，身今尚存，累經肄眚，猶應蒙宥。令孫天屬，理相爲隱。況人亡事遠，追相誣訐，斷以禮律，義不合關。若士先審知逆謀，當時即應啓聞，包藏積年，發因私怨；況稱風聲路傳。實無定主，而干黷欺罔，罪合極法。”此則不徒平恕，且足以大畏姦狡矣。

原刊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二日天津《民國日報》副刊“史與地”

一六三比伍相及

比伍相及之法，其初蓋亦軍刑。《康誥疏》謂“子弗祗服厥父事”云云，即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案此數語絶無罪不相及之意，《疏》言非也。自當如予説謂係《傳》文爲是，參看《傳説記》條。又言子非及父，理所當然，而《周官》隣保，以比伍相及，趙商疑而發問。鄭答云：《周禮》大平制，此居殷亂。《周官·大司寇疏》：“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在《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族師之職，鄰比相坐；《康誥》之云門内尚寬，不知《書》、《禮》是錯，未達指趣。答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拱勑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天下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量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也？”説殊不然，《墨子·尚同下》：“聖王皆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魏默深謂此乃紂創之以監謗，《書古微·太誓補亡中》。説亦無據。《繁露·王道》云：“梁内役民無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爲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公羊解詁》亦云：“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僖公十九年。《疏》云：《春秋説》有此文。蓋連坐之制，由來舊矣。《周官》族師職云：“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罪慶賞，相及相共。”比長職云：“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奇衺則相及。”隣長職云：“掌相糾相受。”士師職云：“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周官》雖戰國時書，其所祖述，固皆古制。即《管子》之軌里連鄉，亦屬此制。《小匡》。特時會晚則操之者愈蹙，故《管子》僅言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周官》已以相糾與相受并舉，《商君》尤專重相司耳。《韓非·制分》曰：“去微姦之道奈何？其務令相闚其情者也。使相闚奈何？曰：里相坐而已。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私告任坐使然也。”其言尤爲峻急。《商君書·賞刑》云：“周官之人，知而訐之上，自免於罪；無貴賤，尸襲其官長之官爵田禄。”則又推諸什伍之外矣。古之居民，蓋有二法：一如《周官》之比閭族黨，《管子》之軌里連鄉，與什伍之制相應，蓋軍人更屯聚者也。一如《尚書大傳》所述：八家而爲隣，三隣而爲朋，三朋而爲里，與井田之制相應，蓋農耕之民，不入行伍者。相司連坐之制，皆起於什伍，故知其初亦軍刑也。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五卷第七期，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出版

一六四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

《左氏》昭公二十年：衛侯告寧於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罪不相及，人人知之。賞不可相及，聞者或不能無疑，而不知以法家之義言之，則二者之不可惟鈞也。《荀子·君子》曰：“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亂世則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雖欲無亂，得乎哉？”以族論罪，以世舉賢，其失維鈞，此《左氏》苑何忌語之注脚也。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五卷第七期，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出版

一六五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

《周官》小司寇：“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此與“刑不上大夫”同意。蓋古者平民貴族，界限森嚴，命夫命婦，固非獄吏小人之所得而治也。《左氏》僖公二十八年，衛侯與元咺訟，鍼莊子爲坐；襄公十年，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昭公二十三年，晉人執叔孫婼，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得不坐。并《周官》之注脚。

貴族與平民，界限甚嚴；然同爲貴族，則不以其位之高下，而有所左右袒；故上下之訟，上不必勝，下不必負。衛侯與元咺、王叔與伯輿之訟，其明徵也。鄭之放子南也，子産曰：“直鈞，幼賤有罪。”《左氏》昭公元年。不曰不論曲直，罪在幼賤也。瑕禽曰：“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左氏》襄公十年。尤覺言之侃侃。

《小司寇注》曰：“不身坐者，使其屬若子弟。”此今訴訟之代理人也。衛侯之與元咺訟也，既使鍼莊子爲坐，又使甯武子爲輔，士榮爲大士。《疏》云：“以其主獄事，故亦使輔之。”蓋以其習於法律之故，則似今之律師矣。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蓋以尊者不可加刑，猶商君治秦，太子犯令，而刑其師傅，非以其爲坐爲輔也。然猶執衛侯，歸之京師，寘諸深室，則尊者僅得免刑，拘繫之罪，亦在所不免矣。

僖公二十八年杜《注》并引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事，曰：“各不身親，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案衛青之責李廣也，史云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然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則長史實未嘗責廣自行。賈生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别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耎不勝任者，不曰罷耎，曰下官不職。”蓋其後僅爲遜辭，其初則所驗問者，誠皆其下執事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義亦如是。

《尚書·立政》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兹。”崔東壁曰：“文王之不兼庶獄，謂庶人之輕獄，非士大夫之大獄也。孟子曰：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不之益而之啓。是古者諸侯之獄，皆天子自治之也。王叔陳生與伯輿争政，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叔孫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是古者卿大夫之獄，皆其君自治之也。邢侯與雍子争鄐田，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是古者位相埓則不能治其獄，必尊者而後能治卑者之獄也明矣。自秦始重獄吏之權，無論丞相大臣，皆使治之，而李斯以謀反誣服矣。唐高宗時，人告長孫無忌謀反，許敬宗文致而上之，高宗猶以元舅之故，不忍殺，而敬宗不可；夫元舅誠不可以謀反貸死，顧無忌實未嘗謀反，高宗何不親鞫之乎？至明置錦衣獄，其禍尤烈，楊漣、左光斗諸人皆忠直大臣，一入獄中，覆盆莫告，榜掠至無完膚，卒以獄斃。若此者，豈非人主不自理之過與？”《豐鎬考信别録》。案古者卑不治尊，實由平民貴族等級森嚴之故。漢武論魏其、武安之獄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一獄吏所決耳。”謂此也。自秦以降，階級漸夷，雖丞相亦知獄吏之尊，實有平夷之美；然上下之隔絶愈甚，而冤獄益多，亦其遠不逮古者；故古今之刑法，亦互有得失也。

一六六獄之遲速

《書·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此古者政簡刑清之世之遺法也。《史記·匈奴列傳》曰：“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蓋風氣誠樸之世恒如此。《周官》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朝士之職：“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周官》固晚出之書，然其弊獄及舉得獲之物，皆以旬爲限，猶是古之遺制也。

風俗彌薄，疆理彌恢，則有司之治獄益難，而人民之赴訴愈遠，獄訟遂有稽留之弊。《周官》鄉士之辨獄訟，旬而職聽於朝；遂士二旬；縣士三旬；方士則三月而上獄訟於國：此皆因其地之遠，而其斷弊不得不遲者也。夫法不出於一，不可也。然地既大，路既遠，舉獄訟之大且難者，而欲悉聽諸中朝，則其事不得不遲；而稽延之弊，遂自兹而起矣。《周官》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於邦國，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注》曰：“如今郡國遣吏詣廷尉議”，“吕步舒使治淮南獄。”夫如是，尚安能守其旬時而蔽之舊，使獄囚不過數人哉？然吏之舞文弄法者則少矣。諭罪刑於邦國，蓋告以犯何罪當用何刑也，則各地錯雜之法，漸趨於一矣。此亦有畫一之美也。故曰：後世之刑法，與古者互有得失也。

《周官》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内之治聽，期外不聽。”蓋以閲時久則事狀不明，情僞不易悉，故限之以期日也。然國中限以一旬，而邦國至於朞月，其事狀尚可考，而情僞尚可悉乎？然欲舉邦國之獄，而悉成諸士，勢固有不得不然者；後世遠年疑獄，久懸而莫能決，亦由地大而最高審斷不能以時舉行故也。故任各地方各自爲政，則慮下吏之弄法舞文，而法律亦各徇其俗而不畫一。一統之於中朝，則不免執一切之法，以御不齊之俗，而法遂不厭於人心，而久延而冤曲不得伸，凶暴莫能懲，其弊尤難徧疏舉也。故曰：古今之法，互有得失也。

《論語·顔淵》：“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亦貴其速也。故與“無宿諾”并舉。《集解》引孔，謂不須兩辭，可以偏信一言，其繆甚矣。

《月令》孟夏：“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仲夏：“挺重囚，益其食。”可見獄有留繫矣。鄉士、遂士、縣士之職：司寇斷獄、弊訟，既成，士師協日而刑殺。可見誅戮之不可久稽。然《月令》以孟秋戮有罪；仲秋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季秋乃趣獄刑，毋留有罪。《管子》亦曰“始寒盡刑”，《幼官》。則刑有不能協日而行者矣。司馬法曰：“賞不踰時，雖爲善者之速得利也。”夫爲善者不可不速得利，則爲惡者不可不速受懲。自獄有淹繫，刑或踰時，而爲惡者之受懲緩矣，尚何以快人心而收懲一儆百之效也？故獄之淹滯，終非美事也。然非至各地方風俗畫一，政治之情形大變，司法之制，有不易即改者，故法之弊亦風俗爲之也。《小司寇》：“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蓋立程限，今年之事，不得延至明年也。

《公羊》宣公元年：“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解詁》曰：“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自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墨子·明鬼下》“昔日齊莊君之臣，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徼者，訟三年而獄不斷”，蓋即所謂疑獄也。此乃罕有之事，尋常獄訟，不得援以爲例。

一六七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

《孟子·盡心》：“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此儒家斟酌於公私之間，恩義曲盡之道也。《記》曰：“門内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喪服四制》。善言治者，不以門内之恩，害門外之義；亦不以門外之義，奪門内之恩。蓋人羣之公義，不得不信；而世運未至於大同，則各親其親之心，亦爲人人所同具，故以是斟酌於二者之間，而求其曲當也。此章讀者或疑之，其實以其義推之羣經，均無不合。《論語》：“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子路》。夫以子證父則不可，人或證其父，則非其子所得而爲之諱矣。《公羊》曰：“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不欲其服罪然。”文公十五年。不欲其服罪者，其心，非能使之不服罪也。此舜之所以竊負而逃，而不能禁臯陶之執也。《公羊》又曰：“鄭伯克段於鄢，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解詁》曰：“明鄭伯爲人君，當如《傳》辭，不當自己行誅殺，使執政大夫當誅之。《禮》：公族有罪，有司讞於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公又使人赦之。以不及反命。公素服，不舉，而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隱公元年。三宥而有司不對，此即所謂臯陶執之者。《王制》曰：“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致刑。”三宥之文，亦見《周官》司刺，蓋古之遺法。人君之於其族，亦依成法宥之耳，非能特赦之也。此亦所謂舜不得而禁之者也。季子之於公子牙也，不以爲國獄，不欲其服罪之心也。其於慶父也，緩追逸賊，歸獄鄧扈樂而不變，竊負而逃之義也。然以君臣之義，誅不得辟兄，則又舜之不得禁臯陶也。《公羊》莊公三十二年，閔公元年、二年。故曰：孟子之言，推之羣經而無不合也。

抑不獨經義。石碏之殺石厚也，使其宰獳羊肩涖焉，此即何君所謂“使執政大夫當誅之”者也。然卒不得不殺厚，則猶季子之誅不避兄也。《左氏》隱公四年。叔向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而仲尼稱爲古之遺直。《左氏》昭公十四年。當官而行，勢不得隱，亦季子之誅不辟兄也。《史記·循吏列傳》曰：“石奢者，楚昭王相也。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夫其縱父，則舜之竊負而逃也。然孟子謂舜可遵海濱而處，而石奢必還自繫、不受令、伏劍而死者，其所處之位異也。《史記》又曰：“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禄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傅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李離自以爲有罪，而不謂其君有罪者，君故不以弊獄爲責，然則臯陶之父而殺人，苟縱之，亦必如石奢之自繫，而不得如舜之遵海濱而處矣。然則羣經之義，亦當時賢士大夫所共知，蓋孔子亦因俗之合於義者，著之於經爾，非必有所創也。

《左氏》襄公二十二年：“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夫康王之欲殺子南，猶臯陶之欲執瞽瞍也，而何以棄疾不竊負而逃也？曰：觀子南既死，其徒猶欲犯命取殯，則其力能抗王可知，勸其行，必不從矣，此棄疾之所以弗告也；自殺以全臣子之義也。亦可哀矣。

一六八毋赦

儒家之言曰：“眚災肆赦。”《書·堯典》。又曰：“赦小過。”《論語·子路》。而法家之言曰：“小忠必赦。”《韓非子·飾邪》。二者果孰是？曰：皆是也。儒家之言，就犯罪者一人言之也。法家之言，則爲公衆言之也。就犯罪者一人而言之，凡有過者，不必其皆惡；即惡矣，亦或迫於勢不得已；又或偶然失足，後知悔悟；凡若此者，以情理言之，固可哀矜；舍之，使得改過自新，持法者固應爾也。然若其持法也，乃以警衆爲重，而不暇爲一二人計，則法家之言，有可深長思者。《管子》曰：“民無重罪，過不大也。民無大過，上無赦也。上赦小過，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法法》。《商君書》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於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止矣，此謂治之於其亂也。”《説民》。爲公衆計，不爲一二人計，則所謂“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者，確有至理。《管子·法法》。夫豈不知其有小害，勢有所不暇顧也。《禮記·王制》曰：“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夫執禁齊衆時之過，與平時之過，有何異焉？然而不赦之者，爲齊衆計，勢固不得不然也。此言可以通儒、法之郵。

《周官》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視所施而異其輕重，蓋亦度齊衆之宜。《荀子》曰：“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正論》。不度時勢之殊，而以罪之輕重固爾，失其義矣。

原刊一九四七年五月九日上海《益世報》副刊“史苑”

一六九以吏爲師

《史記·秦始皇本紀》：李斯焚書之議曰：“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爲師。”《集解》引徐廣曰：“一無法令二字。”案《李斯傳》亦無之，疑此二字乃注語，諸本或奪，或溷入正文也。此語爲史公元文與否不可知，要不失李斯之意。或謂若有欲學，指凡學問言；又或謂吏即博士，以此爲秦未嘗滅學之徵，則翩其反而矣。

“欲學法令，以吏爲師”，説見《商君書·定分》篇。此篇之意，欲置官吏知法令之謂者，以爲天下正。諸官吏及民，有問法令之所謂者，皆明告之。不告，以其所問法令之罪罪之。其言曰：“一兔走，百人逐之。賣者滿市，盜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議之。其議人異而無定，是法令不定，以下爲上也。先聖人爲書而傳之，後世必師受之，乃知所謂之名；不師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議之，至死不能知其名與其意，故聖人必爲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爲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蓋欲收解釋法令之權，歸之於上耳。

《禮記·王制》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荀子·宥坐》曰：“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强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産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説苑·指武》篇略同，此即《王制》之注脚也。《吕覽·離謂》曰：“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産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産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是可不可無辨也。”又曰：“子産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産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夫是非可否，明著於法律者，豈鄧析所能違？鄧析所爲，亦貿其名實，以法之所誅爲無罪，法所不問者爲有誅耳。此正所謂“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也。以此傅諸鄧析不必實，然春秋戰國時，必有此等事，則無疑矣。故儒、法二家，同以爲患也。

商君之意，欲“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諸侯郡縣皆各爲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郡縣諸侯，一受寶來之法令學問并所謂吏民知法令者，皆問法官。故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不敢以非法遇民。遇民不脩法，則問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此所謂法官，非躬行法，而爲行法之吏所稟承，故曰爲天下正。今之論者，但知司法與行政當分，而解釋法律，則悉由司法官，司法官猶得上下其手。若如《商君書》所言，則行政官雖兼司法，而亦不能自恣，而遇民不法者，民得告之法官，則又不啻今之平政院矣。其法雖與歐西立憲之國異，其用意固相通也。李斯所謂“欲學法令，以吏爲師”者，不知其吏亦如此否？然即謂其意如是，其事亦必未行，故《史記》不載，他書亦無及之者也。漢世法令之弊，在於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議，姦吏因緣爲市，惜乎未有以商君之説正之者也。然曹魏之世，因諸家章句大繁，而詔專用鄭氏，雖未嘗收解釋之權於上，亦有一其解釋之意矣。

《周官·天官》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春官》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此即商君欲於殿中、御史、丞相各置一法官之意；訝士諭罪刑於邦國，亦即其爲諸侯郡縣各置法官之意。蓋考核諸司是否守法，其權固操之自上，而於法律或有不明，亦當問之於上，故戰國時之成法；《商君書》與《周官》，同爲六國時物，故其用意亦頗同也。

商君欲使人人皆知法令，與叔向之諍刑書，仲尼之非刑鼎，用意大異。然其言曰：“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天下之吏民，雖有賢良辨慧，不能開一言以枉法；解釋法律之權，操之於吏，而鄧析之徒絶跡矣。雖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銖。故知詐賢能者，皆作而爲善，皆務自治奉公，民愚則易治也。此所生於法明白易知而必行。”又曰：“夫微妙意志之言，上知之所難也。夫不待法令繩墨而無不正者，千萬之一也。故聖人以千萬治天下。故夫知者而後能知之，不可以爲法，民不盡知。賢者而後知之，不可以爲法，民不盡賢。故聖人爲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徧能知之。爲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爲天下師，令萬民無陷於險危。故聖人立而天下無刑死者，非不刑殺也，行法令明白易知，爲置法官，吏爲之師，以道之知，萬民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而皆以自治也。”然則刑期無刑之意，實儒、法二家之所同，特其所由之路異耳。以時勢揆之，則法家之言爲切矣。《吕覽·淫辭》：“惠子爲魏惠王爲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皆善之。”則戰國時之爲法，無不求人民能知之者，與春秋時人見解大異矣。然仍有其不可行者，法家之所恃以致無刑者，曰人能知法；其所恃以使人能知法者，曰法明白易知。然羣治演進，則人事隨之而繁；人事既繁，而法令隨之而雜，其勢有不得不難知者。試觀今之法令，夫豈人人所能知，而亦曷嘗有一章一篇之可省乎？故法令如牛毛，而非人人所能知，而不足以饜人心，而不能收勸懲之效，皆世變爲之，非爲法者之過也。

李悝撰次諸國法，爲《法經》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六篇者：《盜》、《賊》、《網》、《捕》、《雜》及加減。其後蕭何益以《興》、《廏》、《户》三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旁章十八篇，張湯有《越宫律》二十七篇，趙禹有《朝律》六篇。漢律至此，遂有六十篇矣。益以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晉書·刑法志》。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皆徧睹，此漢世之有心人，所由無不以删定律令爲急者也。張湯、趙禹之屬不足論，蕭何以清浄爲治，叔孫通亦儒者，豈肯使法令如牛毛？然於秦律皆有所增益，明《法經》原出李悝以前，悝撰次諸國法爲之，而非悝所自爲。已不足周當時之用，增益者亦出於勢不得已也。增益則文繁；文繁，衆必不能盡省矣，又況其不易知乎？

一七〇復讎

《禮記·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曰：請問居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周官·地官》調人：“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疏》云：“趙商問：天下尚不反兵，海内何爲和之？鄭答曰：讎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不乎？”案古所謂天下者，非真謂普天之下，乃謂中國政教所及耳。秦始皇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桂林、南海、象、閩中，初不在其内也。明當時所謂天下，限於四海之内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夷蠻戎狄亦非疆理所及也。

《禮記·曲禮》：“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游之讎不同國。”《注》：交游，或爲朋友。《大戴記·曾子制言上》：“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聚隣。”《公羊》莊公四年《解詁》：“《禮》：父母之讎，不同戴天；兄弟之讎，不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所言大致略同。《二戴記》、《解詁》所謂國，蓋指郭以内言，較市朝鄉黨爲廣。《周官》晚出，其時交通較便，聲聞所及益廣，故兄弟之讎，所不同者，擴及千里；從父昆弟之讎，則同於昔者之兄弟也。世運愈進，交通愈便，聲聞所及愈廣，報讎者有雖數千里而弗釋者矣，若范雎之於魏齊是也；而如漢高之於田横，則雖亡之海外，亦弗獲免矣。

弗仕者，仕則有公事，不得專顧其私以復讎爲事也。《檀弓》曰：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亦見《左氏》昭公三年。此所謂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者也。伍子胥之干闔廬也，闔廬將爲之興師，子胥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公羊》定公四年。《穀梁》同。蓋君非一臣之君，勢不得舉一國以殉一人。故臣仕於君有不得資其力以復讎者。若枉道而資其力，則虧君之義矣，又古之義士所不爲也。此有父母之讎者所以弗仕也。然如伍子胥者，其所讎乃爲萬乘之君；范雎之所讎，則千乘之君蔽之，有非資國君之力不能報者。此虧君之義以釋私怨者，所由接跡於後世與？伍子胥不肯虧君之義，以復父之讎；范雎以一人之私怨，挾秦力以窮魏齊，而秦王亦舉國以殉之，可以覘世變矣。

葛伯讎餉之事，《孟子·藤文公下》。論者恒疑之；然大同之世，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代耕之事，固古之遺俗，不足疑也；即爲匹夫匹婦復讎，亦不足怪，何者？古代部族林立，部族與部族之交涉，猶今日國與國之交涉也。今日此國之人，有見殺於彼國者，豈不亦責諸其國，而不問其人與。特不能皆爲之興師耳。此則時異勢殊，利害交錯，不能專殉一事，使之然也。然而匹夫匹婦，含憤而不獲申者衆矣。然後知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内之溝中，《孟子·萬章上》。非徒存虚願也；當時之時勢，誠可使匹夫匹婦，無不被其澤也，何也？其羣小，其事簡，利害關係未甚錯雜，爲君相者誠可以顧及其人民，使之生得其養，死得其葬。苟有冤屈，無不獲理也。至於後世，牧民者雖有無窮之心，而爲事勢所限，可若何。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己饑之也；《孟子·離婁下》。亦當時之事勢，可以振天下之饑溺者。張子見餓殍輒咨嗟，對案不食者累日。其心，禹稷之心也；欲買田一方，試井之，卒不可得，尚何以振天下之饑溺者哉？

子胥之復讎，處心積慮，則可謂深矣。艱難其身，則可謂甚矣。抑如白公者，以子西不爲之復讎，而至於作難，《左氏》哀公十六年。雖曰虧君之義，亦不可謂之不烈。嚴仲子求匹夫以報國相；秦昭王以萬乘之力，爲范雎窮魏齊，平原君身見止而不肯出之，虞卿解相印而與之亡，侯嬴緩頰，信陵懷慙，魏齊猶以其初難見之也，怒而自剄。當時游俠之徒，意氣之盛，可以想見。如姬父爲人殺，資之三年，《史記·信陵君列傳》。《索隱》：“舊解資之三年謂服齊衰也。今案：資者，畜也。謂欲爲父報讎之資畜於心已得三年也。”愚按舊解是也。三年言其久爾，亦不必三年而遂釋也。終以信陵君爲之報讎，冒死爲竊兵符，其視龐娥，亦何多讓焉？此借交報讎者之所以滿於天下與！蓋自俠累見殺，而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而諸侯有不足嚴者矣。然如白公、嚴仲子者，不恤一身之忿，險危大人，雖微二子者楚不國，不之恤也。而如范雎、虞卿、平原、信陵、侯嬴、如姬之徒，其所行不同，而不免於虧君之義則同。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乎？然而復讎之風，有不可長者矣。

復讎之風，初皆起於部落之相報，雖非天下爲公之義，猶有親親之道存焉。至於范雎，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史記》本傳。則徒以一身之私矣。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公子達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左氏》桓公十七年。則并以除害而弑君矣。此亦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者也。至此而復讎之風，益不可長矣。

以復讎之風之不可長也，而限制之法漸生。“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此以義之是非爲正者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迿。”《公羊》定公四年。《解詁》：“迿，出表辭，猶先也。不當先相擊刺，所以伸孝子之恩。”案亦所以限制爲人復讎者，使不得踰其分也。《檀弓》之“不爲魁”亦此義。此限止其事，使不得過當者也。國君一體，故賢齊襄復九世之讎，而家則不得援以爲例，猶必以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爲限，則幾於尊國法而絶私報矣。《公羊》莊公四年。此《春秋》之義也。《周官》所著，蓋當時所行之法，“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其意本在防其相報，故“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鄭司農云：“以民成之，謂立證佐成其罪也。一説：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案一説是也。鳥獸亦如之”。凡和難者，皆使之辟。“弗辟，然後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凡殺人，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弗讎，讎之則死。凡有鬭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和之猶今二千石以令解讎怨，後復相報移徙之。”此調人遺法存於漢世者。又朝士，“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皆以其時復讎爲難之風方盛，《左氏》文公二年，“狼瞫見黜，其友曰：吾與女爲難。”古人不恤逞一朝之忿者，往往如此。不能絶，不得已而姑爲之限，以去其太甚者也。

《論語·憲問》：“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或謂此或人爲老氏之徒，此深求而反失之者也。此或人之言，不過指當時復讎之事耳。然則孔子亦不主不報怨也，此自當時事勢使然。《顔淵》：“樊遲問辨惑，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此即孟子所謂“好勇鬭狠，以危父母”者。《萬章》下。孟子又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盡心》下。《集注》謂：“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爲而感發也。”其實此亦當時風氣如此，不必特指一事也。

《史記·范雎蔡澤列傳》：鄭安平進雎於王稽，詐言其人有讎，不敢晝見。可見復讎風氣之盛，所謂不反兵者，非虚言也。聶政不肯受嚴仲子百鎰之金，即《禮記》所謂“父母存，不許友以死”者。

《左氏》襄公二十二年：“鄭游眅將歸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於邑。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此以政令禁止民相讎報者也。文公六年：“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讎，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復讎不除害之義也。不肯介人之寵，朋友不相迿之義也。不肯損怨益讎，不以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也。不肯以私害公，不虧君之義也。臾駢幾於能以德報怨矣。臾駢之人以賈季一人之失，而欲盡殺賈氏，何其甚也？孟子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孟子·盡心》下。亦不過一念之推耳，是以君子貴懲忿窒欲也。

《周官》：“凡殺人而義者。”鄭《注》謂：“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者。”此臾駢之人，所以以駢見戮而欲盡殺賈氏也。夏侯惇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漢魏間人猶時有此事。

《管子·大匡》：“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出與師俱，上與君俱，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以此義推之，則復讎不徒非所禁，不復讎者且犯義當誅矣。《春秋》之義，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公羊》隱公十一年。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案不繫乎臣子者，猶言非其君父也，乃絶之於君父云爾。又隱公四年：“衛人殺州吁於濮，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解詁》云：“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檀弓》：“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公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宫者殺無赦。”蓋古之爲羣也重統率。君也，父也，師也，皆一羣統率之人，故其尊之也如此；猶後世軍行失主將者，部曲重誅也。

《曲禮疏》：“《異義》：《公羊》説：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説：復讎之義，不過五世。許慎謹按：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説。鄭康成不駁，即與許慎同。凡君非理殺臣，《公羊》説：子可復讎；故子胥伐楚，《春秋》賢之。《左氏》説：君命天也，是不可復讎。鄭駮《異義》，稱子思云：今之君子，退人若將隊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子胥父兄之誅，隊淵不足喻，伐楚使吴首兵，合於子思之言也。是鄭善子胥，同《公羊》之義也。”案郜之狩，《春秋》諱齊侯稱“人”。《傳》曰：“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於讎者則曷爲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公羊》莊公四年。安得謂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引夾谷之會，以非復百世之讎也。僖公元年：“九月，公敗邾婁師於纓。”《解詁》：“有夫人喪，不惡親用兵者，時惡邾婁人以夫人與齊，於喪事無薄故也。”哀姜且然，況桓公乎？抑《春秋》誅意不誅事，故乾時之戰，復讎者在下，則不與公。莊公九年。桓公之書葬，《傳》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解詁》曰：時齊强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於可復讎而不復乃責之，諱與齊狩是也。《公羊》桓公十八年。《穀梁》義同。然則《春秋》雖賢復讎，亦未嘗不量力，安得魯與齊會，一一譏之乎？許慎疾今學如讎，康南海語。見《新學僞經考》。然其無識妄斷率如此。至其從《左》義而非子胥，更不足辨也。

一七一決鬥復讎

事有可行於古，不可行於今者，風俗之異也。西方兩男争一女，往往以決鬥定之，勝者取女以去，敗者甘服無辭焉；心即不樂，不敢爲枉道以求報也。夫鬥者求勝而已，所由之道何擇焉？然而莫肯爲者，風氣未開，人自不出於其途也。今中國以兩男而争一女者亦多矣，使以決鬥定其勝負，勝者取女以去，豈可一日安乎？此無他，風氣之異也。然初守成法而不敢踰者，久而終必至惟勝之求。而所由之道，一切皆非所計而後巳。此事勢相激使然，雖有大力，莫之能遏者也。古之用兵，必守軍禮，不斬祀，不殺厲，不重傷，不禽二毛。其後終至於禽獮草薙，繫虜老弱，焚燒宫室，無所不爲者以此。觀於小，固可以知大也。

《春秋》之義，復讎不除害，此亦古代之風氣，有以限止人，使不出於過當不直之途者也。然而其後亦有不能保守者矣，族誅之法，蓋由是而起也。方□□□之肆意殺人也，所至必行其所謂清鄉者，有穀五石者殺，有銀三百元者殺，曾爲官吏者殺，曾入軍伍者殺，而卜筮巫祝之流無論矣。其殺人也，鼓勵鄉民以行之，已殺其家一人，必又鼓鄉民盡殺其家而後已，曰將來彼謀報復，爾家將無噍類也。嗚呼！復讎不除害之道，猶有存焉。而復讎之事，猶可行乎？君子觀於此，而知風氣之變遷之烈也。

一七二斷獄重情

古之聽訟，所以異於後世者何與？曰：古者以其情，後世則徒以其事而已矣。人之所以能相與羣居而不亂者，以其相親愛；其不然者，則以其相怨怒。而人之所以相親愛相怨怒者，非以其利不利也，而特以其心之欲相利抑欲相賊。親戚朋友，敝吾之物，雖若丘陵，弗怒也；苟有意欲相賊者，則雖簞食豆羹，或至於挺劍而起矣。夫人，不能無羣居者也。利於羣居者謂之善，不利於羣居者謂之惡，此無待再計也。有相利之心，則足以使人相親愛；有相賊之心，足以使人相怨怒。而無其情而有其事者不然。則刑罰之所誅，乃意而非事，亦昭昭矣。此《春秋》聽獄之所以重志也。《大學》：“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十四字亦見《論語·顔淵》。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蓋謂此也。

古之斷獄，所以能重其情者，以其國小民寡而俗樸，上下之情易得而其誠意易相孚也。《左氏》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所謂“必以情”者，《王制》曰：“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蓋其推原其犯罪之由，而究度其究爲罪與非罪如是其悉也。《論語》曰：“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張》。《孟子》曰：“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梁惠王》下。深推其犯罪之由，而洞燭乎其不得已之故，所謂得其情也。得其情，哀矜之心必有惕然不能自已者矣，刑罰安得不中？然此惟國小民寡而俗樸之世爲能。若如後世，敦樸既灕，詐僞百出，犯罪者不必窮民，或多大猾，微論其情不易得；即能得之，而以朽索馭六馬，懍懍乎防其奔逸之不暇，雖明知其窮而可矜，安能恤之？而於大猾，則有孰視而莫敢誰何者矣，而孰能治之！舉世皆知法律之誅求，乃其事之表面，而非心之意也，在上者雖有哀矜之心，亦豈有詳刑之效哉？

《周官·秋官》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此所求其罪狀，無或有枉。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憃愚。”此皆確有其人，確有其事，既得其罪狀之後，又深念其是否如是者也。《王制》曰“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則慮蔽獄之人，性質或有寬嚴，又或有一時之喜怒，故必擇前此之成案，以相比較也。此皆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之道也。《管子·霸形》：“孤幼不刑。”《戒》篇：“老弱勿刑，三宥而後弊。”夫一人之聰明，必不如萬人之聰明也，是故“疑獄，氾與衆共之，衆疑，赦之”。《王制》。《周官》三刺之法，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小司寇。又見司刺。《孟子》“左右皆曰可殺”，即所謂“訊羣臣”；“諸大夫皆曰可殺”，即所謂“訊羣吏”；“國人皆曰可殺”，即所謂“訊萬民”。《梁惠王》下。蓋古之遺制也。《南史·扶桑傳》曰：“貴人有罪，國人大會。坐罪人於坑，對之宴飲分訣若死别焉。以灰繞之，其一重則一身屏退，二重則及子孫，三重則及七世。”扶桑蓋濊貉之族浮海而東者。濊貉法俗，類中國者極多，予别有考。抑人羣演進之程度相同，其法俗亦往往相類，正不必論其淵源之所自而已足相證明矣。

聽獄者之誅事而不誅意，果何自始哉？曰：一由風俗日灕，民思僥倖，《王制》所以云“凡作刑罰，輕無赦”也。一由是非利害，日益錯雜而難明，《王制》所以有“不以聽”之“四誅”也。《王制》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注》曰：“爲其爲害大而辭不可明。”案犯法者有二：一不忍於社會之壓力而悍然犯之，如《莊子·則陽》篇柏矩所哭之辜人是。此僅圖苟免其身，乃尋常所謂犯罪。一不以社會之是非爲然，而欲反之，則不逞之徒矣。《王制》此四誅，皆其流亞也。一由衆心不同，不可理喻，而不得不取一切之法，《王制》所謂“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也。蓋風氣稍變，德與禮之用窮，而不得不專恃法。夫法之與德禮，其初本一也，而後卒至於分歧者，則以民俗漸灕，表裏不能如一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何以窮之？其不得不舍其意而誅其事，亦勢也。故人不能皆合乎禮，而必有刑以驅之，而法之爲用由是起。其初猶兼問其意也，卒至於盡舍其意而專誅其事，而法之體由是成。

《王制》又曰：“有旨無簡，不聽。”《注》：“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爲罪。”此謂明知其有犯罪之意，能得其犯罪之情。而不能得其犯罪之實據者，蓋不徒誅意而兼重事矣。因民情不易得，而不敢專據之以蔽罪也，亦法律變遷之漸也。

民情不易得，則蔽獄不免失實，而不得不力求其輕，故曰：“附從輕，赦從重。”《王制》。《左氏》：聲子謂子木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襄公二十六年。“附從輕，赦從重”，原不失祥刑之意，不幸而有過，勢亦不得不然，然去不僭不濫者則遠矣，終不得不謂爲過也，此風氣之灕爲之也。語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予亦曰：“無輕附之國，其俗必樸。”

一七三龜兹刑法與中國類

肉刑之廢也，欲復之者頗多，其所持議，亦有多端；而曰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患矣，亦其一説也。此似是而實不可通。《周書·異域傳》：龜兹，其刑法殺人者死，劫賊則斷其一臂，并刖一足。其用意正與中國古制相類。凡民族之初制，恒相類也，以其直情而逕行也。

一七四扶桑國法

儒家説治古無肉刑，後人疑之，非也。古必虧體而後稱刑，虧體必其創之不可復者，此惟兵刃足以致之，而兵刃惟用諸戰陳，故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國語·魯語》。地治之官，所施諸民者，止於圜土嘉石，而附於刑者必歸於士。士固戰士之稱，士師則士之長也。《梁書·諸夷傳》：扶桑，“其國法有南北獄，若犯輕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有赦，則赦南獄，不赦北獄。在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爲奴，生女九歲爲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人大會，坐罪人於阬，對之宴飲分訣若死别焉。以灰繞之，其一重則一身屏退，二重則及子孫，三重則及七世。”其罰皆貤及子孫，可謂酷矣，然終無虧體之刑也。扶桑者，貉族之浮海而東者也，其法俗多類殷，予别有考，然足證治古無肉刑之説矣。

原刊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二日天津《民國日報》副刊“史與地”

一七五地平綫

《詩·周頌·噫嘻》：“終三十里。”《毛傳》曰：“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疏引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此即今所謂地平綫也。天子種之離宫别館旁極望焉，亦即《毛傳》：“各極其望”之極望。

一七六地圖

《周官》地圖有數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此皆徧及天下，故鄭《注》以司空郡國輿地圖、司空輿地圖相況。鄭注大司徒云：“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注職方氏云：“天下之圖，如今司空輿地圖。”《疏》云：“職方兼主夷狄。夷狄中漢時不置郡國，惟置校尉掌之。”似鑿。鄭特措詞偶異耳。其所重者，蓋凡能生利之地，與其人民之數。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注》：“道，説也。説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若云荆揚地宜稻，幽并地宜麻。”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注》：“地慝，若障蠱然也。辨其物者，别其所有所無，原其生，生有時也。以此二者告王之求也。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謂此。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則其一地域中之圖。合若干地域，則成一國之圖；合若干國，則成天下之圖矣。小宰之職云：“聽閭里以版圖。”《注》引鄭司農云：“版，户籍；圖，地圖也。聽人訟地者以版圖決之。司書職曰：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小司徒云：“地訟，以圖正之。”司會：“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出入百物，以叙其財。”亦皆注意於民生，故及生財用之地。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惟有節者達之。”此則專司道路者，掌固、司險所職，特一在國、一在野爲異。《序官注》：“國曰固，野曰險。”司險有圖，掌固可知；不言者，文不具，或舉一以見兩也。

古所謂地圖者，未必其測量甚精、大小準確也，然於實用所資之事則必具。内宰之職：“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内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注》：“版，謂宫中閽寺之屬，及其子弟録籍也。圖，王及后世子之宫中吏官府之形象也。”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是凡一極小之區域，皆有圖也。據圖可辨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冢墓及金、玉、錫、石所在，則其記載頗詳正，不僅著其廣輪，略備名山大川矣。遂人所造，小宰、小司徒所據以聽訟者，當如後世魚鱗册之圖，内宰、冢人、墓大夫、卝人之所爲，後世轉無可比擬矣。

列國分主之世，一國所以得有他國之地圖者，蓋由臣伏之國之進獻。《史記·燕世家》：“太子丹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索隱》曰：“督亢之田，在燕東，甚良沃。”案古田地通言，凡言地圖者，皆謂土田之圖，非今所謂地圖。《索隱》之言是也。有土田必有耕之之人，故版圖恒連言。《史記·蕭相國世家》：“沛公至咸陽，諸將皆争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處、民所疾苦，以何具得秦圖書也。”此圖書即指版圖言。曰“知天下阨塞”者，蓋司險之所爲，曰“知民所疾苦”者，蓋即土訓之所詔。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注》：“説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觀，博古所識，若魯有大庭氏之庫、殽之二陵。方慝，四方言語所惡也。不辟其忌，則其方以爲苟於言語也。知地俗，博事也。”此蓋陳《詩》以觀民風之流，亦有裨於知民疾苦。秦有天下，則天下之版圖咸歸之矣。蘇秦之説趙肅侯曰：“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謂田也。五倍於秦。”張儀之説秦惠王曰：“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皆見《史記》本傳，下文説秦武王亦再言挾天子、按圖籍。戰國時之周未必能有天下之圖籍，蘇秦更未必有天下之地圖可按，蓋爲縱横家之書者爲之辭，未必當時之口語也。

《藺相如傳》：“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與趙。”此指秦邦域内之圖，雖未必當時情事，然在理則可有。

《逸周書·程典》：“慎地必爲之圖，以舉其物，物其善惡，度其高下，利其陂溝，愛其農時，脩其等列，務其土實，差其施賦，設得其宜，宜協其務，務應其趣。”所謂地圖，亦全以有裨農事爲旨，可與《周官》參觀。

一七七五嶽

五嶽之名，《爾雅》似有兩説，然實係一説也。《釋山》曰：“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又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前説雖無五嶽之名，《詩·崧高疏》謂“《釋山》發首陳此五山，不復更言餘山，明有爲嶽之理”，其説是也。衡山之名，蓋由來已久，且所苞甚廣。凡山之東西緜亘者，皆可稱衡，不徒不必指今之衡山，并不必定指霍山也。然以霍山爲衡山之主峯，爲時必較早，以今之衡山當之，必較後。何者？淮南自古與北方交接多，湖南則至春秋時尚未開闢也。《詩疏》云：“《傳》言四嶽之名，東嶽岱，南嶽衡，《爾雅》及諸經傳多云泰山爲東嶽，霍山爲南嶽者，皆山有二名也。若然，《爾雅》云江南衡，《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張楫《廣雅》云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潛縣，則在江北矣。而云衡、霍一山二名者，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移嶽神於天柱，又名天柱亦爲霍，故漢魏以來衡、霍别耳。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潛縣西南，别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嶽，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爲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竊以璞言爲然，何則？孫炎以霍山爲誤，當作衡山，案《書傳·虞夏傳》及《白虎通》、《風俗通》、《廣雅》并云霍山爲南嶽，豈諸文皆誤？明是衡山一名霍也。”案《書傳》明出武帝前，足徵郭璞謂霍有嶽名非始武帝之確，然謂衡一名霍則誤矣。當云：衡山所苞甚廣，前世以霍山爲其主峯，後乃移其名於湘南也。然衡山之名可移，霍山之名則不可移。至疑潛在江北，與《爾雅》江南之説不合，則衡山所苞既廣，《爾雅》之言，初不專指一峯，正無足疑也。

然以霍山爲南嶽，猶非其朔也。《漢書·郊祀志》曰：“昔三代之居，皆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可見五嶽之名，隨世而變。《爾雅·釋地》云：“中有岱嶽。”《淮南·地形》云：“東方之美者，有醫母閭之珣玗琪焉；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崐侖之球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央之美者，有岱嶽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高《注》釋諸山之名，均未必與古合，而岱嶽爲今泰山，則無可疑。四嶽緣起，蓋由巡守，《白虎通》、《風俗通》皆以桷釋嶽，爲考功德明黜陟之義。中嶽則由祭天，《記》所謂因名山以升中於天也。《禮器》。巡守之制，後來以泰山爲東嶽，今之衡山或霍山爲南嶽，華山爲西嶽，恒山爲北嶽，則一歲之中，馳驅且不可徧，更無論省方觀民矣。此實述經傳者以當時地理附會古制之失。語其實，古所謂巡守者，必在邦畿之内；其時之邦畿，且未必有千里之廣。夏諺所謂“一遊一豫”者，乃正當時巡守之事耳。然則西嶽之初，必在泰山之四面，距泰山不甚遠也。《淮南》述九域之山，與《周官》職方同。五嶽就五方言之，言四鎮則兼四隅耳。四鎮，其初亦不得如《周官》所言之遠也。鄭注大宗伯，與王肅注《書》，服虔注《左氏》，同取岱、衡、華、恒、崧高之説，見《詩疏》。而注大司樂，又據職方，可見鄭意亦謂五嶽隨世而殊也。

郭璞云“讖緯皆以霍山爲南嶽”，而《詩疏》引《孝經鉤命決》云南嶽衡，則其所謂衡者，亦指霍山而言也。讖緯雖不足據，然起哀、平之世，古文説尚未出，古讖辭雖多妖妄，緯説仍取今文，經説之亡佚者，賴之而可考焉。然則先漢經説，固皆以霍山爲南嶽也。

四嶽既分主四方，其官似當以四人爲之。《堯典》言四嶽，恒若一人者，其時疆域小，主四方之官，不妨其皆在朝；抑《堯典》之言，亦出追述，不復能知堯之所咨及舉鯀者爲何人也。《崧高》毛《傳》云“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亦渾言之。《疏》云：“《周語》説堯使禹治水，四嶽佐之，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嶽國爲侯伯，氏曰有吕。此一王四伯，韋昭云：一王，謂禹也。四伯，謂四嶽也。爲四嶽伯，故稱四伯。是當堯之時，姜氏爲四伯也。《周語》唯云四嶽，不言名字，其名則《鄭語》所云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堯典注》云：堯之末年，庶績多闕，羲和之子則死矣，於時分四嶽置八伯，四嶽四時之官，主方嶽之事。然則堯時四嶽，内典王朝之職，如周之六卿；外掌諸侯之事，如周之牧伯；故又述諸侯之職。然述職者，述其所主之方耳，其掌四嶽之祀者，則四嶽皆掌之，由掌四嶽，故獨得四嶽之名。”韋、鄭之説，固無確據，《疏》説似尤牽强也。

一七八弱水、黑水

《禹貢》諸水，最難解者，爲弱水、黑水，讀《淮南·地形》而知其説矣。《地形》説崑崙云：“疏圃之池，浸之黄水。黄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赤水出其東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絶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於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此篇述八殥，八紘，八極，皆自東北而東，而東南，而南，而西南，而西，而西北，而北，述四水當亦然。然則弱水必出西南。今本乃後人據《禹貢》所改也。“丹澤之東”、“羽民之南”皆注語，“赤水之東”則衍文。下文述八殥，西南方曰丹澤，注語蓋明赤水入海處。又言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南至東南有羽民，則弱水出西南，東南流至南海也。飲之不死，以和百藥，以潤萬物，乃荒誕之言。此四水本不當鑿求所在。河雖實有其水，然《禹貢》云道河積石，則所知者殆積石耳，積石以上，無可言矣。此篇言入禹所道積石山，則所言者積石以上也，亦無可究詰矣。作《禹貢》者，於西南地理，本不審諦，蓋據故記姑妄言之，而後人必欲指其實爲何水，亦惑矣。上文云“水有六品”，又云“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水有六品者，下文云“山爲積德，川爲積刑”，“丘陵爲牡，谿谷爲牝”，陽數九，陰數六，故山有九而水有六也。六水蓋於四水之外，益以江、淮，然而遼水即弱水，黑水即洋水也。下文云遼出砥石，知非高《注》所謂出碣石、直遼東西南入海之遼。砥石爲昭明所居，窮石則后羿所遷，其地斷不在《禹貢》冀州之東，雍州之西也。

一七九歸虚

《山海經·大荒東經》云：“東海之外大壑，郝疏云：大壑上當奪有字，《藝文類聚》九卷引有。少昊之國。少昊孺帝顓頊於此。”案少昊乃西方之神，不應在東，蓋經文簡錯，而大壑下説，則奪佚矣。郭《注》云：“《詩含神霧》曰：東注無底之谷。謂此壑也。《離騷》曰：降望大壑。”案見《遠遊》篇。《莊子·天地》曰：“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列子·湯問》：夏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虚。”《山海經》之説，大致亦不外此也。

《大荒南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又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臺高山，海水出焉。”《大荒北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先檻郝《疏》云：《藏經》本作光檻。大逢之山，河濟所入，海北注焉。”又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極天櫃，郝《疏》云：《藏經》本作樻。海水北注焉。”又曰：“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句，海水入焉。”郝《疏》云：《藏經》本水下有北字。大逢之山，郭《注》云：“河濟注海，已復出海外，入此山中也。”此語蓋以《經》下文云“其西有山，名曰禹所積石”而致誤。《海内西經》云：“河水入渤海，又出海外，入禹所道積石山。”禹所道積石，非即禹所積石之山。即令是一，而河入積石，濟則否，亦祇得謂經文簡錯耳。古蓋謂四方之水，皆有所歸，不獨東。然中國水皆東流，又惟東方之海，得諸目擊，故言之尤親切有味也。

大壑雖大，然舉天地間水，窮日夜注之，終亦必有盈時。真無底，則將超乎對色明空之外，非古人之所知矣。《吕覽·君守》曰：“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夏熱之下，化而爲寒。”則亦以水爲循環者矣。此哲學之興，足彌神話之缺者也。

《楚辭·悲回風》云：“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則古謂風亦有穴，蓋不知風爲氣之動，而謂其别爲一物也。

《墨子·經説下》云：“無南者。”孫氏《閒詁》云：“古天官家不知有南極，故於四方，獨以南爲無窮。”《莊子·天下》篇：惠施曰：“南方無窮而有窮。”蓋名家有持此義者。予案以南方爲無窮，蓋蓋天家之説。蓋天家以北極爲中心，則四方皆南。如此，亦應四方之水，皆有所歸也。

一八〇涇洛諸戎

《史記·匈奴列傳》所述北狄，匈奴、林胡、樓煩而外，居涇、洛者爲一支，居圁、洛者爲一支，東胡、山戎又爲一支。居涇、洛者，以犬戎及義渠爲大；居圁、洛者，以赤白狄爲大；赤白狄及山戎，已有考，今考其居涇、洛之一支如下：

《史記》云：“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䝠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緄戎即犬夷，上文所謂“周西伯昌伐畎夷氏”者也。《緜》之詩，“昆夷駾矣”，《説文·馬部》駾字下引同今詩，《口部》呬字下，則引作“犬夷呬矣”。《皇矣》之詩曰：“串夷載路。”《鄭箋》：串夷即混夷。《正義》：“《書傳》作畎夷，蓋畎混聲相近，後世而作字異耳。或作犬夷，犬即畎字之省也。”《采薇序》：“西有昆夷之患。”《正義》引《尚書大傳注》：犬夷，昆夷也。又《史記索隱》引韋昭謂畎夷，“《春秋》以爲犬戎”，《正義》引韋昭謂緄戎，“《春秋》以爲犬戎”，又云：“顔師古云：混夷也。”然則犬也，畎也，昆也，混也，緄也，串也，皆一音之異譯。《山海經》謂：“黄帝生苗，苗生龍，龍生融，融生吾，吾生并明，并明生白，白生犬，犬有二牡，是爲犬戎。”《史記·索隱》引。《漢書·匈奴列傳注》引，則作“黄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爲犬戎。”昆夷、獫狁，系一種人。猶漢時既稱匈奴，亦稱胡也。《孟子》“文王事昆夷”，“太王事獯粥”，乃變文言之耳。《詩序》“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竟以爲兩族人，誤矣。《出車》之詩曰：“赫赫南仲，玁狁於襄。”又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又曰：“赫赫南仲，玁狁於夷。”玁狁在西北，可稱戎，亦可稱狄，詩取協韻也。《箋》云：“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已不免拘滯序析玁狁、昆戎而二之，益鑿矣。

此族强盛最早，《尚書大傳》謂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之犬戎氏取美馬以獻紂；又謂文王受命一年伐混夷。見《緜詩箋》。《箋》云：“混夷見文王之使者將士衆過己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柞棫之中而逃，甚困劇也。”《正義》：“《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王肅同其説以申毛義。”案文王受命後征伐先後，諸書互有異同，今不必深考。鄭、王是非，更可弗論。要之，混夷在當時，爲周强敵也，則當周初已嶄然見頭角矣。《史記》云：“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於酆、鄗，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畎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上云“命曰荒服”，下云“荒服不至”，則武王之所放，即穆王之所伐。《周本紀》載祭公謀父諫穆王之辭，曰：“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毋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犬戎樹敦，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御我矣。”古人輕事重言，所載言辭，類經後人潤飾，不必當時情實。犬戎蓋自武王時服於周，其後稍以桀驁，故穆王征之也。因此而作《吕刑》之辟者，金作贖刑，所以足兵也。周與犬戎之强弱，可以微窺矣。

穆王之後二百餘年，而有驪山之禍。是役也，《周本紀》曰：“申侯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秦本紀》則云：“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然則是時西方戎甚多，而犬戎爲大。案當時所謂西戎者，《周本紀》及《匈奴列傳》述之皆不甚詳，惟《秦本紀》載其情形最悉，以秦之先世與西戎爲緣也。秦爲伯益之後。伯益，舜妻之以姚氏之玉女，固遥遥華胄也。然伯益之子曰若木，其玄孫費昌，子孫已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則其與西戎爲緣舊矣，伯益又有子曰大廉，大廉玄孫曰中衍，中衍之後曰胥軒。申侯告周孝王之言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案《左氏》言：“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則驪戎實周同姓之國，中潏不啻周之所自出，故能爲周保固西垂也。中潏之子曰蜚廉，雖與其子惡來俱事紂，然蜚廉又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幸於周成王。孟增之孫曰造父，實爲周穆王御而西巡守。古書言穆王、造父事，多誕謾不足信，億其實則造父蓋以其爲中潏之後，能得西戎之和，故能御穆王以西征也。造父以寵，别封於趙城，自是其族與西戎少交涉。而惡來之玄孫曰大駱，有子曰非子，居犬丘，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爲大駱適嗣。而申侯之女爲大駱妻，生子成爲適。申侯言於孝王，孝王乃分土，邑非子於秦，而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爲駱適者，以和西戎。觀此知申與西戎關係之深，此其所以能摟犬戎以弑幽王也。自中潏至大駱父子爲周保固西垂者，蓋三百年，其根據地爲犬丘，在今陝西興平縣，在涇、渭二水之間，此時之戎，蓋猶在涇、洛以北。非子之曾孫曰秦仲，值周厲王時，西戎始叛，犬丘大駱之族，爲戎所滅，則戎始渡涇水而南，非復武王放逐時之舊壤矣。自是大駱之適嗣滅，轉藉其支庶之分封於秦者，與戎相枝拄。秦仲爲戎所殺，子莊公始破戎。宣王并與以犬丘之地，仍爲西垂大夫，傳子襄公。襄公之七年，而周幽王爲犬戎所滅。案莊公三子，其長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而讓其弟襄公。《史記》云：“襄公二年，戎圍犬丘世父，世父擊之，爲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又云：“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竊疑當時世父居犬丘，襄公居秦，故稱犬丘世父。世父之見獲於戎而復歸，不知仍歸其犬丘之地否。然及驪山之禍作，則犬丘之地，必復入於戎。故《匈奴列傳》謂其“遂取周之焦穫而居於涇渭之間”也。且戎即復歸世父地，世父亦必已弱而不克御戎；不然，犬戎之地，爲周之藩籬者數百年矣，以世父之孝且勇，犬戎安能長驅至於驪山哉？且使犬丘而猶有嬴秦之族，平王必不僅以岐以西之地賜襄公也。以岐以西賜襄公，而曰“能攻逐戎即有其地”，明東兵至於岐且不易也。自驪山之役以前，史皆但曰戎，不曰犬戎；至是役，乃曰西夷犬戎，曰西戎犬戎。蓋前此戎無强部，故自大駱以後能撫綏之，至此而大畢、伯士樹敦之後復强，爲諸戎率，將遂非嬴、趙之族所能馭也。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年表》。《本紀》同。子文公立。文公十六年，伐戎，戎敗走，始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文公營邑於汧渭之間。孫寧公繼立，居平陽，滅蕩社。子武公伐彭戲氏，至華山下，伐邽、冀戎，初縣之。又縣杜、鄭，滅小虢。武公卒，弟德公立，居雍。梁伯、芮伯來朝。德公三子，宣公、成公、穆公以次立。宣公與晉戰河陽，勝之。穆公元年，自將伐茅津。其後再置晉君，虜惠公而歸之，惠公獻其河西地，而秦地始東至河。蓋自文公以後，專意於東略，其於西戎似少寬。然《左氏》閔公二年，虢公敗犬戎於渭汭，此所謂渭汭者，必不在渭水上流，則當時涇渭之域，殆全爲犬戎所據，秦文公以後之東略，乃正所以挫戎勢也。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於秦，秦人間而降之。三十七年，用其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此戎王不知其爲何戎，然自此以後，則戎遂弱，其地僅限於隴以西，如上《史記》所云者矣。

《漢書·楊敞傳》：“惲報孫會宗書曰：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此即《史記》所謂“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䝠之戎”之緄戎也。

《六國表》：厲共公六年，義渠來賂，繇諸乞援；二十年，公將師與緜諸戰；惠公五年，伐諸繇。《本紀》皆不載。繇諸疑緜諸之誤，諸繇則誤而又倒也。

翟䝠之戎，《漢書》作狄獂。師古曰：“皆在天水界，即緜諸道及貆道是也。”意以狄獂爲一。《索隱》引《地理志》：“天水有緜諸道、狄道。應劭以䝠戎邑。”則以翟、䝠爲二。《續漢書·郡國志》漢陽郡，隴州刺史治，有大坂，名隴坻；豲坻聚又有豲道。《注》：“《史記》秦孝公西斬戎王。”案事見《秦本紀》。孝公元年，“西斬戎之獂王。”

義渠者，諸戎之最强者也。試就《本紀》及《六國表》列其事如下：

厲共公六年，義渠來賂。《表》。《紀》無。

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紀》。《表》同。

躁公十三年，義渠來伐，至渭南。《紀》。《表》作侵至渭陽。

惠文王七年，義渠内亂，庶長操將兵定之。《表》。《紀》無。《周書·史記》：“嬖子兩重者亡。昔者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君疾，大臣分黨而争，義渠以亡。”案昭王時，義渠之亡，其君先爲宣太后所詐殺，不以疾終，此所云疑指此時事也。

十一年，縣義渠，《紀》。《表》無。義渠君爲臣。《紀》。《表》同。

《張儀列傳》：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杅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索隱》云：“按《表》：秦惠王後元七年，楚、魏、齊、韓、趙五國共攻秦，是其事也。”案此事采自《戰國策》。《戰國策》乃縱横家之書，多設辭，非事實。義渠當時未必能越秦而朝魏也。

後十年，伐取義渠二十五城。《紀》。《表》十一年：侵義渠，得二十五城。《匈奴列傳》：“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

武王元年，伐義渠。《紀》。《表》無。

《匈奴列傳》：“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案此事《紀表》皆不載。《范雎列傳》載昭王謝雎之辭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范雎之見秦王，《傳》謂在昭王四十一年；其明年，宣太后亦薨矣。

自厲共公六年，至昭王四十一年，凡二百有七年，義渠與秦之相持，不可謂不久矣。

大荔，《漢志》謂在臨晉，《續漢書·郡國志》、徐廣、《括地志》皆因之，其地實不在岐、梁山涇、漆之北。案《秦本紀》：厲共公十六年，壍河旁，以兵二萬伐大荔，取其王城。《六國表》作塹阿旁，伐大荔，補龐戲城。《集解》：徐廣曰：臨晉有王城。《續漢書·郡國志》：臨晉有王城。《注》曰：《史記》曰：秦厲恭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即此城也。《括地志》謂朝邑縣東三十步故王城，大荔近王城邑。案王城爲凡列國稱王者所居之城，安知其必屬大荔。《六國表》：孝公二十四年，秦、大荔圍合陽。《表》。《紀》無。合陽誠近臨晉，然是時勞師遠役者甚多，不能以此謂大荔之必在臨晉也。竊疑大荔本國亦當在義渠附近。

烏氏，漢爲縣，屬安定。《貨殖列傳》云：“烏氏倮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此所謂戎王，蓋即烏氏戎之君長也。

惟朐衍事無可考見。

一八一古匈奴居地

《史記·匈奴列傳》備載自古北狄事跡，蓋以匈奴亦北狄之一，故連類而并及之，以見古代北方之異族甚多，而匈奴亦其一，非謂此諸部落，皆即後來之匈奴也。諸部落有在今陝、甘境者，有在今山東西、河南北四省之交者，亦有在今河北省東北境者。匈奴則初在今河北、山西之腹部，後乃退居今綏遠境内者也。

匈奴與獫狁、獯粥爲同音異譯，諸家皆言之。《史記》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葷粥字系注。居於北蠻。”《集解》、《索隱》引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引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引韋昭曰：“漢曰匈奴。葷粥其别名。”案《詩·采薇》毛《傳》曰：“玁狁，北狄也。”《箋》曰：“北狄，今匈奴也。”《孟子·梁惠王》下趙《注》曰：“獯粥，北狄强者，今匈奴也。”《吕覽·審爲》高《注》曰：“狄人獫允，今之匈奴也。”又《漢書·韋賢傳》載王舜、劉歆上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并侵，獫狁最强，於今匈奴是也。”異口同辭，必非無據矣。《史記·五帝本紀》謂黄帝北逐葷粥，邑於涿鹿之阿。涿鹿，《集解》引服虔云：“山名，在涿郡。”蓋是。又引張晏曰：“在上谷。”則因漢時上谷有涿鹿縣云然耳。黄帝之邑，恐不能遠至今之察哈爾境也。此匈奴自古即在今河北省之徵也。晉灼謂堯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此特以大體言之，其實三者既係譯音，即無正字，故古書亦有作匈奴者，《周書·王會》及《伊尹朝獻》是也。《王會》：匈奴在北方臺西。與之并列者：有大夏、犬戎；臺東有高夷、獨鹿、孤竹、不令支、不屠何、東胡、山戎；其正北方，則有義渠、央林、渠叟、樓煩。《獻令》：匈奴在正北，與之并列者：有空同、大夏、莎車、豹胡、代翟、樓煩、月氏、孅犂、其龍、東胡。此等至後世事跡多有可考。高夷，孔云即高句驪，蓋是。犬戎、義渠，後來在陝甘境。月氏在甘肅西北。渠叟即渠搜，如《禹貢》所列，當在今青海。莎車，漢世在西域，此時蓋皆在河北、山西，古冀州之域，後世乃隨漢族之開拓而遷徙也。孤竹、不令支、不屠何、東胡，後世猶在今河北、熱河境。山戎亦在今河南北、山東西之間，予别有考。《史記》云：“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林胡，蓋即《王會》央林之林。央不可考。空同者，《五帝本紀》云：黄帝“西至於空桐”。《集解》引韋昭曰：“在隴右。”然《史記·趙世家》謂襄子取於空同氏，則仍在今山西境内耳。豹胡，據孫詒讓説，即不屠何之轉音，見所撰《墨子閒詁》。代，蓋即襄子所滅。《五帝本紀》之涿鹿，《索隱》云：“或作濁鹿。”蓋與此獨鹿是一，居此山之族也。孅犂、其龍者，《漢書·匈奴傳》謂冒頓“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隔昆、龍、新䔣之國”。新䔣，《史記》作薪犂，即孅犂；龍，即其龍之龍，《漢書》無“其”字，蓋奪；渾窳一、屈射二、丁零三、隔昆四、龍五、新䔣六，凡六國，師古曰“五小國”，誤也。孅犂、其龍，此時當亦在今河北、山西境，後乃隨漢族之開拓而北走者也。《孟子》云：“太王事獯粥。”《吴越春秋》亦云：“古公積德行義，爲狄人所慕，獯粥戎妬而伐之。”錢君賓四撰《西周地理考》，謂周本居今山西，後乃西徙而入陝西。其説信否，予尚未敢斷；如其信也，固可證予匈奴在古冀州境内之説；即謂不然，於予説亦無背。蓋獯粥之衆，容有分支入陝，或盛强時曾侵略至陝，固無害於其本據之在晉也。匈奴本據雖在山西，然必在中國封略之外，非春秋時之所謂狄；蓋春秋時之所謂狄，其程度頗高，見予所著《北狄考》。固遠非匈奴所逮也。匈奴至戰國時，始與中國有交涉。惠文君後七年，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見《史記·秦紀》。而趙將李牧常居代、雁門備匈奴；《史記·李牧列傳》。蘇秦之説燕文侯曰：“燕北有林胡、樓煩。”《史記·蘇秦列傳》。而鞠武謂太子丹：願“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史記·刺客列傳》。始足爲中國患，亦足爲中國重矣。《説苑·君道》：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樂毅列傳注》引作取薊）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

《史記》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山戎未必事畜牧，參看予所撰《山戎考》。惟林胡、樓煩、孅犂等皆游牧之族，與匈奴最近，特大小不侔耳。

樓煩，漢爲縣，屬雁門，地當在今代縣之北。然戰國時樓煩之地，初不止此。蘇秦謂“燕北有林胡、樓煩”，《趙世家》武靈王謂樓緩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正義》：“即林胡也。”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又曰：“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今案襄子滅代，又得霍泰山山陽侯天使朱書曰：“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𩑺，大膺大胸，脩下而馮，左袵界乘，奄有河宗，至於休溷諸貉，南伐晉别，北滅黑姑。”所謂伉王，蓋指武靈，左袵即指其變服事也。武靈王又謂公子成曰：“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索隱》：“林胡、樓煩、東胡，是三胡也。”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然則代以外爲林胡、樓煩，乃襄子未竟之功也。武靈王胡服之後，二十年，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二十六年，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傳國惠文王，自號爲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然則自代以北，雲中、九原、榆中、西河，皆林胡、樓煩之地也。《匈奴列傳》謂冒頓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然元朔二年衛青出雲中擊樓煩、白羊王於河南，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蒙恬所爲塞。則自頭曼至元朔時，河南之地，雖迭經漢與匈奴之争奪，而樓煩部落故無恙也，故河南亦故樓煩地也。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史記索隱》引如淳曰：“白羊王居河南。”意以白羊爲樓煩諸王之一。《漢書》顔師古《注》曰：“二王之居在河南。”則以樓煩、白羊各爲部落也。然白羊自古未聞有此部落，恐當以如説爲得。

《匈奴列傳》言：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而《李牧傳》言其“常居代、雁門備匈奴”，則此三郡者，代與林胡、樓煩之地；此三郡以外，則匈奴地也。匈奴是時去中國較遠，故未爲趙所吞并，而後得以自强。

《李牧傳》曰：“滅䄡𥜓，破東胡，降林胡。”䄡𥜓之𥜓，《集解》引徐廣曰：“一作臨。”又引如淳曰：“胡名也，在代北。”而《匈奴列傳索隱》又引如淳曰：“林胡即儋林，爲李牧所滅。”案諸篇不言林胡，即言林人，未有兼言儋者，明䄡𥜓與林胡爲二，合爲一名非也。然此説與《李牧傳》所引，亦相矛盾，蓋傳寫有誤，非如説本誤也。

《淮南·原道》曰：“雁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淮南》雖漢時書，然多戰國以前語，至此乃筆之於書，古人著書體例則然也。雁門以北，在戰國以前，爲林胡、樓煩之地，此數語蓋即指此二族言之，可證其爲游牧之族也。李斯《諫逐客書》曰：“乘纖離之馬。”纖離即《王會》之孅犂，此族蓋亦事畜牧，與匈奴同俗。

古人著述，有據相傳誦習之辭筆之於書者，亦有以當時習熟之語易古人之言者，但取其意不失而已，不拘拘於其辭句也。《中庸》自爲孔門相傳之説，然其筆之於書則頗晚。昔人謂孔孟之書，言山多舉泰岱，以爲鄒魯之人所習見也；《中庸》獨言華嶽，以此知爲秦漢時書，此可證其辭爲秦漢人所爲耳，亦不能謂爲盡秦漢人所爲，特其中有秦漢時人之辭耳。不能謂其説非孔門相傳之舊也。然因此卻可借《中庸》篇中語，以證戰國時事。《中庸》：“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袵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此所謂南方，指中國；北方之强，則《淮南王書》所謂雁門以北之俗也。近人或謂南方之强指江域，北方之强指河域，則武斷甚矣。當時河域，乃冠帶之國，禮義之邦，安有所謂袵金革死而不厭者？而吴楚之俗，亦祇聞其票輕善用劍耳，曷嘗有所謂寬柔以教不報無道者邪？袵金革，死而不厭，惟匈奴等游牧之族爲然，居於腹地之戎狄，則已異於是矣。

一八二發、北發

《史記·五帝本紀》：“南撫交阯、北發，西戎、析支、渠搜、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索隱》：“此言帝舜之德皆撫及四方夷人，故先以撫字總之。北發當云北户，南方有地名北户。又按《漢書》：北發是北方國名，今以北發爲南方之國，誤也。此文省略，四夷之名錯亂，西戎上少一西字，山戎下少一北字，長字下少一夷字，長夷也，鳥夷也，其意宜然。今案《大戴禮》亦云長夷，則長是夷號；又云鮮支、渠搜，則鮮支當此析支也。”案謂“此文省略，四夷之名錯亂”，是也。謂北發當作北户，發當作北發，則非也。《周書·王會》，西面正北方有發人。《管子·輕重甲》：“發、朝鮮不朝，請文皮𣮆服而以爲幣乎？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是北方確有國名發也。《大戴記·少閒篇》云：“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來獻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於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海外以下，下述禹、湯、文之功并同。與此文互有詳略。言海内，以《大戴記》爲詳，《史記》僅及交趾，而《記》尚有朔方幽都及西王母；言海外，則《史記》爲詳，析支、山戎、發、長、鳥夷，《大戴》均未之及。然《大戴》之意，自以肅慎在北，北發在南，渠搜、氐、羌在西，北發與發，實非一國也。《漢書·武帝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曰：“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眘、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文與《大戴記》同，絶未言北發爲北方之國，未知《索隱》何所見而云然。以《大戴記》與《史記》互勘，似乎彼此均有奪誤。《史記》云“南撫交阯”，蓋專指南方言之，其上下未必不有朔方幽都、西王母等句也。《索隱》云“以撫字總之”，已嫌專輒。師古曰：“北發，非國名也，言北方即可徵發渠搜而役屬之。瓚説近是。”獨以此四字爲句，然則上文“海外肅眘”四字何解歟？亦可謂疏矣。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此舉北以南爲對也。”案《困學紀聞》以《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七篇當《三朝記》，則臣瓚所引，亦即《少閒》篇之文，其誤與師古同。又案《墨子·節用》中：“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韓非子·十過》：“昔者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賈誼《新書·脩政語上》：“堯撫交阯，北中幽都。”《淮南子·脩務》：“堯北撫幽都，南道交阯。”《説苑·反質》：“堯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咸與《戴記》大同小異。是彼此爲相傳誦悉之辭，《史記》獨舉交阯，必有奪誤也。

古人所舉四方地名，遠近亦有次序。《爾雅·釋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四極者，中國聲教之所極；四荒，則荒忽無常矣。此北户與西王母，皆在海内，蓋即《大戴記》及《史記》所云交阯者。舉交阯，則不必言北户矣。必不能與海外之肅慎、北發、渠搜、氐、羌爲倫也。《索隱》謂北發當云北户，亦不考之談也。《吕覽爲欲》：“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户，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矣。”大夏者，伶倫取竹之所；三危，則舜竄三苗之所也。其不在海，亦可知。

一八三越裳

世之言越裳氏者，多以爲在今越南之地，此爲王莽所誤也。賈捐之棄珠崖之對曰：“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黄，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并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虚内，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漢書》本傳。尋賈氏之言，越裳必尚較閩越爲近。若謂在今後印度半島，未免不近情理矣。

以越裳在今越南之地者，蓋本於《後漢書》。《後漢書·南蠻傳》曰：“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黄耉，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注》曰：“事見《尚書大傳》。”古人引用，多不盡仍原文。此事散見古書甚多，陳恭甫《尚書大傳輯校》輯之甚備。《後漢書》而外，咸無“交阯之南”四字，知非伏生原文矣。《後漢書》上文曰：“《禮記》稱南方曰蠻，雕題交阯。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其西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取妻美，則讓其兄。今烏滸人是也。”引《禮記·王制》，雜以《注》文。其噉人之國，見《墨子·魯問》篇，辭句亦有異同。不知爲此辭者所據《墨子》與今本異，抑引用改易，然“今烏滸人是也”六字，則必爲此辭者所加，“其西”二字，亦必其所改，承上文“故曰交阯”言之也。“交阯之南”四字，亦同一例。

《漢書·平帝紀》：“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詔使三公以薦宗廟。羣臣奏言：大司馬莽功德比周公，賜號安漢公，及太師孔光等皆益封。”此事亦見《莽傳》，但云“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而已，知越裳之名，必莽妄被之也。《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三年，“日南徼外蠻夷獻白雉、白兔”；《章帝紀》：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獻生犀、白雉”；《南蠻傳》：建武十三年，“南越徼外蠻夷獻白雉、白兔”；“肅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究不事人邑豪獻生犀、白雉”，皆無越裳之名。《論衡·恢國》篇亦云越裳，蓋東漢人已受其欺矣。

越裳之地，當不遠乎魯。何也？曰：其事傅諸周公，一也。其所貢者爲白雉，而夏翟爲《禹貢》徐州之貢，二也。《周頌譜正義》引《大傳》，越裳作越常，陳恭甫謂舊本如此。竊疑《魯頌》“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常即越裳。越爲種族之名，常其邑名。以越冠裳，猶之《史記·楚世家》謂熊渠封少子爲越章王，而其地後亦稱故鄣耳。《左氏》越有常壽過，疑即此國人。《毛傳》謂常爲魯南鄙，其地當近海濱，故以無别風淮雨，占中國之有聖人也。

别風淮雨，見《文心雕龍》。按《文心雕龍·練字》篇云：“《尚書大傳》，有别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别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别理乖而新異。傅毅制誄，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陳恭甫疑彦和見誤本《大傳》，此恭甫誤也。别風即颶風，後人不知，乃易貝爲具。凡風皆有定向，惟别風不然，一若東西南北，同時并作者。東與西相背，南與北相背，故曰别。名之曰具，義亦可通，但古無是語耳。《輯校》云：“《御覽·天部》一本引作天之無烈風，東西南北來也。下六字當是注文誤入《傳》。”是矣，而不悟此六字正是别風之義，轉以彦和所見爲誤本，不亦千慮之一失乎？淮雨蓋匯雨之省，言雨四面而至，意與别風之東西南北來同也。

越裳，《漢書注》引張晏曰：“越不著衣裳，慕中國化，遣譯來著衣裳，故曰越裳也。”附會可笑。師古曰：“王充《論衡》作越嘗，此則不作衣裳之字明矣。”《賈捐之傳注》。《魯頌》鄭《箋》云：“常或作嘗，在薛之旁。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鄭箋》果是，則其地距魯甚近；而《御覽》引《大傳》云重譯，《文選》應吉甫詩《注》引作重三譯，王元長文《注》引作重九譯，賈捐之亦云九譯，則仲任所謂語增者耳。抑三與九亦但言其多，非如後世文字之必爲實數，不能因此遂斷爲遠國也。

一八四揚越

《史記·南越尉佗列傳》：“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揚越。”《漢書》作粤。《集解》引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顔師古亦曰：“本揚州之分，故曰揚粤。”案此説恐非也。《楚世家》云：“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粤，至於鄂。”此與《索隱》所引《戰國策》，謂“吴起爲楚收揚越”者，并非揚州之分。《楚世家索隱》云：“有本作揚雩，音吁，地名也。今音越。譙周亦作揚越。”案雩、吁、粤同從於聲；古粤、越恒相假借。《方言》曰：“揚，雙也。燕、代、朝鮮、冽水之間曰盱，或謂之揚。”《釋言》曰：“越，揚也。”《禮記·聘義》鄭《注》同。“叩之其聲清越以長”《注》。《樂記注》則曰：“揚，越也。”“非謂黄鐘大吕弦歌干揚也”《注》。然則揚、越仍係一語。重言之，乃所以博異語，猶華、夏本一語而連言之耳。博異語見《禮記·内則》“刲之刳之”《注》。不特此也，即吴、越二字，亦係一音之轉。吴，大也。《方言》十三。于，亦大也。《方言》一。《淮南·原道》：“于越生葛絺。”《注》：“于，吴也。”《荀子·勸學》：“于越夷貉之子。”《注》：“于越、猶言於越。”然則吴之與越，於越之與揚越，亦皆同言異字耳。《公羊》定公五年，“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解詁》曰：“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蓋諸夏之與蠻夷，有單呼累呼之别耳。

又不特吴、越也，即虞、吴亦爲一字。周之封虞仲與周章，非有二號，故《史記》分别言之曰：“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吴，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吴興。”此中虞、吴字，非并作虞，則并作吴，故須分别言之。“其一處在中國，其一吴在夷蠻”，虞、吴二字，當係後人所加，元文當作“其一在中國，其一在夷蠻”。若如今本，字形既有别異，尚何必如此措辭哉？《詩·絲衣》：“不吴不敖。”《史記·武帝本紀》引作“不虞不驁”。越字在古爲民族之名。太伯、仲雍之居南方，蓋即其所治之民以爲號，而封之者因之。既以之封周章，則又變爲國名，故其支派之受封於北方者，雖所君臨者非越民，而亦以吴爲號也。

《漢書·地理志》：“太伯初奔荆蠻，荆蠻歸之，號曰句吴。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爲北吴。後世謂之虞。”案《吴越春秋》，虞仲作吴仲。《公羊》定公四年，晉士鞅、衛孔圄帥師伐鮮虞。《釋文》：“虞本或作吴。”《尚書大傳》曰：“西方者，鮮方也。”《詩·瓠葉》：“有兔斯首。”《鄭箋》曰：“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然則西方之名，原於鮮白。鮮、西一字。鮮虞獨言西吴，疑本虞仲之後，爲晉所滅，支庶播遷，君臨白狄者，故《世本》謂鮮虞爲姬姓也。中山武公初立，事在趙獻侯十年，見《趙世家》及《六國表》。其時入戰國已久。然《春秋》昭公十二年。晉伐鮮虞，《公》、《穀》皆責其伐同姓，則鮮虞之爲姬姓舊矣，非以武公之立也。武公，徐廣曰：“西周桓公之子。桓公者，考王弟而定王子。”《索隱》以《世本》不言，疑爲無據。然徐廣於此，不得鑿空，蓋自有所據，而小司馬時已無考耳。竊疑西吴之胤，或先此而絶，而西周公之後入承其緒也。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離婁》下。而《史記·五帝本紀》曰：“舜，冀州之人。”下文“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無一爲冀州之地者。竊疑此語遭後人竄亂，非《史記》原文；否則與下文各有所本。冀州二字，但爲中國之義，非《禹貢》所謂冀州也。《正義》云：“越州餘姚縣，顧野王云：舜後支庶所封。舜，姚姓，故曰餘姚。縣西七十里，有漢上虞故縣。《會稽舊記》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周處《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姚丘。《孝經援神契》云：舜生於姚墟。”緯候之言，當有古據；漢世縣名，亦必非無因。竊疑歷山即湯放桀之處，與鳴條地正相近。説者或云在河東，或云在濮州，或云在嬀州，均無當也。有虞氏之虞，亦即吴耳。《墨子·尚賢》上：“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孫仲容《閒詁》曰：“服澤疑即負夏。”案孫説近之，然則負夏亦澤名，鄭云“衛地”，恐非是。

名有原同而流異者，夷、裔，華、夏，虞、吴，揚、越皆是也。揚、越既爲一語，則揚州猶言越州，亦以民族之名爲州名耳。然既爲州名，即自有其疆理，不得謂越人所居之處，皆可稱爲揚州。《禹貢》所載，蓋實東周時境域，然猶不及今閩廣。故知以《南越傳》之揚越爲取義於揚州者必非。《貨殖列傳》曰：“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此揚越與于越，各有地分，截然不可相溷。蓋其語原雖同，而自春秋以后，于越遂爲封於會稽之越之專稱耳。《自序》：“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亦以揚越言之，不曰于越。按其地分，似自《禹貢》荆州而南者，皆稱揚越；而在揚州分者，顧不然也。

一八五論吴越文化

論吴越古代文化，求之傳記，可徵者甚少，必發掘之業益盛，乃能明之，今僅能言其崖略而已。蓋民之資生，莫急於衣食居處。居寒地者多食鳥獸之肉，居熱地者多食草木之實。中國古代，二者兼有，究以食草木之實者爲多。耕稼之業，實自兹而起。皮服與卉服并行，卉服亦必較盛，故農夫皆黄衣黄冠，績麻蓋由此發明。蠶桑古稱盛於北，其原起亦必在南。以《易》言黄帝、堯、舜垂衣裳，其時固猶在東南，未遷西北也。南方巢居，北方穴居，而言宫室者必曰上棟下宇，不聞以陶復陶穴自居，則亦以南方之居高明，革北方之處卑闇也。更進言之，生計之舒，必藉通功易事。《史記》謂自大皥以來，則有錢矣，固億説不足據；《説文·貝部》，云“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説較可信。泉幣至周始有，則殷以前皆用貝矣。此實隆古民族起自海濱之鐵證也。《説苑》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脩文》。禮樂爲化民之具，二者相爲表裏，樂主南則禮可知。《楚辭·天問》一篇，備攝宗教哲學之義，先秦諸子言宇宙論者，曾莫能加。是則道德學術，亦皆原於南也。

古代文化，蓋初植於揚州，西漸於荆、梁，而大盛於徐、兖。何以言？古言出治，必始人皇。人皇者，遂人也。天皇、地皇，乃後來附會之説，余别有考。遂人始知用火，實進化之大原也。《春秋緯》言遂人出暘谷，分九河，絶無他證，恐據萬物始於東方之義億言之，“九河”并恐係“九州”之誤。繼遂人者伏羲，其後有任、宿、須句、顓臾；繼伏羲者神農，即大庭，魯有大庭氏之庫，則地皆確實可徵矣。《禮運》言後聖有作，脩火之利，笵金合土；《御覽·皇王部》引《古史考》，謂遂人鑽燧出火，教人熟食，鑄金作刃；觀後來冶鑄之業，南盛於北，則遂人當在揚州。抑古代帝王，功德在民，有實跡可指者，遂人而外，莫如有巢。《韓子·五蠹》，即以二者并言。《莊子·盜跖》，無遂人之名，所謂“知生之民”，即指遂人也。有巢氏地亦無考。《遁甲開山圖》謂在琅邪，然此書全不足信。巢居必依茂林，疑亦當在揚州矣。然則華族初興，實在江海之會，羲、農乃其分枝北出者耳。此北出之枝派，文明反盛於其故鄉，則以古代徐、兖，下隰宜農之故。夫下隰之地，非脩溝洫無以事耕耘；而苟事耕耘，亦不慮其無刈穫。水功勤則人治脩，刈穫豐則資生厚，而文明大啓矣。此隆古開化之情形，可以追想者也。

黄帝崛興，實爲史事一大變。黄帝誅蚩尤於涿鹿，而身仍處於涿鹿之阿。涿鹿所在，舊説有三：一上谷，二涿郡，三彭城也。余初信涿郡之説，以史言黄帝遷徙往來無常處，又其戰也，教熊羆貔貅貙虎，類於游牧人之爲。阪泉、涿鹿之戰，實河北游牧之族，擾河南耕稼之民也。由今思之，殊不其然。遷徙往來無常處，特言其武功之盛，非謂其爲行國；不然，何又曰邑於涿鹿之阿乎？教熊羆貔貅貙虎，正足徵其尚在南方。《孟子》言堯時水患曰：“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滕文公》上。其言紂之罪狀曰：“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計周公之功曰：“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滕文公》下。而《周書·世俘》，言武王狩禽，貓虎熊羆，多至千百。則自商奄至江南仍爲禽獸逼人之地，蓋水患甚而農業荒也。洪水之患，爲古代文明自東南轉入西北之一大關鍵。其事似始於炎、黄之際。《管子》言黄帝之王，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正與《孟子》言“益烈山澤而焚之”同。《滕文公》上。《周書》言阪泉氏徙居獨鹿。《史記集解》。阪泉者，神農之末世；獨鹿即涿鹿，蓋蚩尤之居，其地實在彭城。蚩尤既滅，則黄帝居之，而使其子弟分治神農氏故地。

史言青陽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是也。江水、若水，後人以今四川之長江、雅礱江釋之，此實大誤。《湯誥》曰：“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史記·殷本紀》引。則古以江在東方，青陽之所居可知。《吕覽·古樂》言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空桑者，《左氏》昭公二十九年，蔡墨言少昊氏有四叔，世不失職，遂濟窮桑；定公四年，祝鮀謂伯禽封於少皥之虚；則杜《注》謂窮桑地在魯北者，不誤。王菉友云：“蓋本作。若字蓋亦作，即之重文；加口者，如楍字之象根形。”《釋例》。此説甚精。古謂日出榑桑，若水蓋亦桑水之誤，其當在東方不疑也。然則蜀山即涿鹿之山，昌意蓋取蚩尤氏女，故《大荒北經》、《風俗通義》，咸以顓頊爲黎苗之先。然昌意雖與蜀山昏媾，而姬、姜二姓之争，則仍未已。傳記言顓頊共工之争則是。《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管子》曰：“共工氏之王，水處十之七，陸處十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揆度》。則共工在當時，實爲姜姓一强國。《淮南》言“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其所争者，正神農氏故地也。自顓頊至堯，緜歷年歲，卒見流於幽州。蓋姜姓喪敗之餘，終不敵姬姓方張之燄。然姬姓雖克定共工，而兖州之地，卒亦不可復處。傳記言禹之治水，時愈晚則愈侈。遂至謂江、淮、河、濟，罔不施功，實則非是。禹之自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皋陶謨》。九者數之究，九川特言其多。四海者，中國之外。中國無定境，則四海亦無定在。濬畎澮距川，則孔子所謂盡力乎溝洫者也。后土與禹，治水不可謂不力，然終不能澹沈災。華族之居兖州者，乃稍稍西北徙。堯都究在何處，今難質言，舜之傳説甚多，孟子謂爲東夷之人，實最可信。舜在東，則堯不得在西。後世謂堯都晉陽，或謂都平陽，蓋以叔虞封於河汾，因唐之舊云爾；此或堯之後裔，必非堯身處於是也。武王謂有夏之居，自洛汭延於伊汭，則西遷之業，實至禹而告成；華族文化，自此寖盛於西北矣。然徐、兖之間，遺徽未沫，故夏甫衰而殷又自東方起。湯居亳，亳之所在，異説紛如，王静安謂即《左氏》莊公十一年公子御説奔亳之亳，最爲近之。蓋古事傳於後者，率經春秋戰國時人之手，必據其時之地名，以述古事也。仲丁遷於隞，或曰在河北，或曰敖倉，未知孰是，要在亳西北；河亶甲居相；祖乙遷邢；盤庚渡河南，復成湯之故居；武乙復徙河北；蓋始終向西北進。而東南之地，據前所引《周書》、《孟子》，仍爲曠廢之區，蓋水患後迄未能興復也。周初之奄，中葉之徐偃王，雖聲勢甚張，卒不能與周敵，蓋以此。然齊、楚未興以前，徐、兖之地，固東南之名區，而西北之勁敵也。當兹雍、豫、徐、兖，紛紜變化之時，華族之留居荆、揚者，以火耕水耨，漁獵山伐，飲食還給，不憂凍餓，稍流於些窳偷生，治化遂落後，轉藉北遷之族，南歸爲之反哺焉。楚自荆山開拓至郢，泰伯、無余之後入於吴則是也。文化之傳播豈不異哉！職是故，南方所傳古史，實仍與北方無異。讀《離騷》、《天問》及伍子胥諫夫差之辭可知。舜生姚上，爲後世之上虞；耕歷山在餘姚；漁雷澤在具區；避堯子在百官橋；大禹陵在山陰；巫咸冢在常熟；泰伯城在無錫；皆是物也。謂夏、殷、周之後，有播遷至是者，而其史蹟隨之以傳則可；謂其人本居是，事即在是，則實不可。故謂吴、越古代文化，傳記可考者甚少也。然則遂無可考乎？曰：是亦不然。蓋無可考者，其氏族部落若國家之行事；而有可考者，則其民間開化之跡也。且如冶鑄之技，械器之所由利，耕作之所資，亦戰鬭之所賴也。蚩尤尸作兵之名，固非黄帝之族弦木爲弧、剡木爲矢者所能逮，其遺跡之在南方者，則如《水經·漸江水注》曰：“石帆山西連會稽，東帶若邪溪，《吴越春秋》所謂歐冶涸以成五劍。谿水下注太湖，湖水自東亦注江通海，其東有銅牛山。”又如《資水注》，謂益陽有井數百口，皆古人采金沙處。可見南方阬冶夙興。此并非蚩尤之所教，必其民族久閑於是，蚩尤乃因以作兵也。《漸江水注》又謂秦望山南有樵峴，峴裏有大城，越王無餘之舊都。此未必然，然古代南方，久有都邑，則可知矣。《廬江水注》言西天子障，猶有宫殿故基，可想見障名所由得。《述異記》言廬山上有康王谷，顛有一城，號爲釗城，傳云周康王之城。城中每得古器大鼎弓弩之屬。傅諸康王非是，然亦必古代南方名國，聲明名物頗盛者也。此等皆并國名而不傳，無論繫世行事矣。南方史跡之難知，實由簡策之傳太少。然南方固非無文字。《廬江水注》言：“廬山之南，有上霄石。上霄之南，又有大禹刻石。”此實南方古國銘刻，正如登封、泰岱之有刻石。將來此等物發見較多，必可補史籍之闕。

一八六大九州考

《史記·孟荀列傳》言：鄒衍“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此亦有舊説爲本，非衍新創也。《淮南·地形》曰：“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穩土，正東陽州曰申土。”又曰：“九州之大，純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殥，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南方曰大夢，曰浩澤；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凡八殥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殥之外，而有八紘，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丘，曰荒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户；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北方曰積冰，曰委羽。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殥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此蓋舊説。謂有大瀛海環其外者，陸地盡於此矣。鄒衍則易其名爲裨海，謂又有如是者八，陸地乃窮，有大瀛海環其外，而真爲天地之際也。九州名義，多無可考，然泲州似以濟水得名，弇州或即商奄之奄，則冀州當在濟水之南、商奄之東也。九山曰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九塞曰大汾、澠阨、荆阮、方城、殽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此皆非其朔，蓋後人沿其目而易其名。九山當布列在九州，九塞則爲九州邊界。九藪曰越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紆、晉之大陸、鄭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昭余，則已在八殥之地矣，觀具區大夢之名，列於九藪又列於八澤可知也。然則所謂九州者，乃在齊之西，燕趙之南，宋鄭秦晉之東，楚越之北耳。鄒衍所謂禹之序九州者蓋如此。《禹貢》所述九州，已苞八殥八紘之地，當衍所謂如赤縣神州者九而有餘矣。《王制》曰：“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淮南》曰：“九州純方千里。”可見其所謂九州者，僅當《王制》之一州。然則舉九州而九之，乃衍新創之説；謂中國外又有如赤縣神州者八，合中國而九。則固舊説也。

紘，高《注》云：“維也。維落天地而爲之表，故曰紘也。”按《覽冥訓》云：“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四極即八極也。獨言四正爲四極，兼四隅言之，則曰八極耳。天下之雨，來自八極，故四極正則淫水涸也。

九州之地皆曰土，八殥之地有八澤，八紘亦曰土、曰野，是中國與夷狄，以澤爲界也，此蓋島居之世之遺習。島居時，以所居之土爲州，此外爲澤，又其外復爲陸地，然爲他人之地矣，於此可窺見九州之説之起原。古無島字，洲即島，洲、州本一字也。《漢書·地理志》云：“堯遭洪水，褱山襄陵，天下分絶爲十二州。”注：“師古曰：九州之外，有并州、幽州、營州，故曰十二。水中可居者曰州。洪水汎大，各就高陸，人之所居，凡十二處。”宋祁曰：“《注》文，南本無九州以下十五字，景本無《注》末凡十二處四字。”然則所謂九州者，推原其朔，則島居之民，分其衆爲九部耳。井田之法，以方里之地，畫爲九區，而明堂亦有九室，皆是物也。《周官》量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爲九州；《考工記》匠人，亦九分其國，皆九州古義也。

原刊《學術》第四輯，一九四○年五月出版

一八七南交

鄭康成曰：“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尚書堯典疏》。案《大戴禮》：“昔虞舜以天德嗣堯，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少閒篇》。《墨子》：“昔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節用》中。俱以交阯與幽都對舉，則南方初無所謂明都可知。《爾雅》：“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史記·舜紀》：“南撫交阯、北發。”《索隱》：“北發當云北户，南方有地，名北户。”《淮南子·地形》篇作反户，高誘《注》：“在日之南，皆爲北鄉户，故反其户也。”《南史·林邑傳》：“其國俗居處爲閣，名曰干闌，門户皆北向。”可知北户之俗，南方確有之。而交趾在其北，羲叔所宅，必即今越南地矣。

一八八嵎夷即倭夷説

《堯典》“宅嵎夷”，《史記·五帝本紀》作郁夷；《毛詩·小雅》“周道倭遲”，《韓詩》作威夷，《漢書》作郁夷。説者因謂日本即古嵎夷。此説似怪，然實不盡誣也。人類學家言：日本種族，十之六爲馬來，二爲蝦夷，中國人與通古斯皆僅十之一。馬來人古稱越，亦作粤，有斷髮文身之俗，日人亦然。且日人言語，亦有與馬來同者，其出於馬來族無疑也。《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楚則有妻妹之俗，見《公羊》桓公二年。日本古俗亦然。漢魏後，南洋羣島皆馬來族所居，其程度殊不高於日本人，或且不逮焉，必不能啓發日本。且日本與中國之交往，亦北方早而南方遲；則謂啓發日本之馬來人，自中國往而不自南洋往，又理之可信者也。《尚書正義》云：“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銕。”《説文·山部》：“崵，首崵山也，在遼西。一曰嵎鐵，崵谷也。”説經者因謂今文家謂嵎夷在遼西，此殊不然。“一曰”乃别列一説之辭，不與上文相蒙。不徒夏侯等家不謂嵎夷在遼西，即《説文》所列之或説，意亦未必謂然。何者？暘谷之暘，諸書或作湯，無作崵者；爲此説者之意，蓋謂暘谷之暘，亦當作崵，而非謂遼西之崵山即《尚書》之暘谷也。暘谷究在何處，雖難質言，謂在山東，情事頗近。自山東絶海至日本固不易，然冀、遼之地，久爲華人繁殖之區，試觀方言，自燕到朝鮮語言多同可知，自朝鮮至日本，則非難事矣。況民族之遷移，亦間有出於常理之外，而不可以測度者邪。

一八九天地之化百物之産

《禮記·郊特牲》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之生物，乃使氣成爲物。《易》所謂“精氣爲物”，物之相生，則以形更成是形，其爲事不同。《周官·大宗伯》曰：“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化者，天之生物之名；産者，物之生物之名也。注曰：“能生非類曰化，生其種曰産。”物固非天地之類。疏引“田鼠化爲鴽，雀雉化爲蛤蜃之等”以釋化，仍是物生物之事，非是。《乾·彖辭》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疏曰：“變，謂後來改前，以漸移改。化，謂一有一無，忽然而改。”《月令》：“田鼠化爲鴽。”疏曰：“《易》乾道變化，謂先有舊形，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及本無舊形，非類而改，亦謂之化。”本無舊形，一有一無，即天地之化之化，與田鼠化爲鴽之化，不同義也。

一九〇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義

《易·繫辭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近人每執此二語，謂中國人重空言而輕實事，此大繆也。道者，事物之所以然，《韓非·解老》曰：“道者，萬物之所以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成也。”案然，成也。稽，同也。無形跡可見，故曰形而上，猶言成形之先；曰形而下，則猶言成形之後耳。此乃天事，非人事。《周易正義·八論》之一云：“易之三義，惟在於有，然有從無出，理則包無。故《乾鑿度》云：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乾坤安從而生？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謂之渾沌。渾沌者，言萬物相渾沌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是知《易》理備包有無。而《易》象惟在於有者，蓋以聖人作《易》，本以垂教，教之所備，本備於有。故《繫辭》云形而上者謂之道，道即無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即有也。”此言最得《易》義。形而上，形而下，乃就物之可見、可聞、可循與否而錫之名，非意有所貴賤於其間也。不徒未嘗賤器也，《繫辭傳》又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且盡力於制器以共民用矣。

《左氏》僖公十五年，韓簡曰：“物生而後有象。”其所謂象，亦即《易》之所謂象也。象雖可聞見，猶不必其可循，《繫辭傳》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則其徵也。若此者皆在天，古天官家言，自地以上皆爲天。在地者則不然。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成形者皆可共用，共用之謂器。凡器，皆可如其形，制爲笵，以更作之時曰法。故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又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而包犧作卦，《易》稱其“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也。夫如器之形以制笵，以更成是器，不過能使固有之器增多而已，不能更得新器也。能取法於天則不然。《禮記·郊特牲》曰：“地載萬物，天垂象。取材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取法於天者，依意想之所及，而制以爲法；如是，則共用之器，日出而不窮。《韓子》曰：“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解老》。其理，觀《繫辭傳》“蓋取”一節可明。風行水上《涣》，制舟楫者取焉，不待言而喻也。服牛乘馬取諸《隨》，取其動而説也。臼杵取諸《小過》，《小過》上雷下山，上動，下任之以重也。弧矢取諸《睽》，《睽》上火下澤，火澤之行相違，猶射者引弦嚮己，矢激而外出也。上澤下天《夬》，夬者，決也，以五剛乘一柔，必決，決則殊矣，物之殊者仍可合之，知其故爲一體，此書契之所由作也。要之如器以制，法器有限；因象而制，法器無窮。故曰：“以制器者尚其象。”又曰：“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象者，物之所固有，像則人像之，故從人，非俗字也。

象之不可窮，猶形之不可窮也；於是能以一象廣攝衆義之説尚焉。《易》之始，不過占筮之書，而聖人有取焉，蓋以是也。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又曰：“聖人立象以盡意”；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又曰：“極其變，遂通天下之象”也。《易》道至廣，皆攝諸象。故曰：“彖也者，言乎象者也”，又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則以一象廣攝衆義之謂也。象雖若虚縣無薄乎，器之成恒必由之。故曰“象事知器”。事不違理，知象則器寓焉。《管子》曰：“一者，本也，二者，器也。”《五行》。又曰：“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器。”《白心》。太史公曰：“《易》本隱以知顯，《春秋》推見至隱。”謂其合本末爲一也。

《管子·七法》曰：“治民有器，爲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虚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其言足與《易》相發明。則謂自然之理，其予人以可知者謂之象。人效法之，有所制作，謂之法。化者，使人與事習也。決塞者，上之所以使下也。心術，上之所以自處也。計數，上臨事之所察也。法本於象，故曰：“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絶長以爲短，續短以爲長。”法出於象，故亦自然不可改易。《法法》之篇曰：“不法法，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不法法者，謂不以法爲法也。法不法者，謂其所法者非法也。不合乎則。《周書·大匡曰》：“明堂所以明道，明道惟法法。”與《管子》所謂法法者同。朱右曾《集訓校釋》依陸麟書改爲“明道惟法，明法惟人”，誤矣。《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離婁》上。此不法法則事毋常之義。又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此法不法則令不行之義。非謂法出於先王，謂先王之法則法之法者也。雖荀子之法後王，意亦由是。《左氏》昭公四年，渾罕譏子産曰：“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政之不可制於心，以法之出於自然之則也。

《洪範》五事，思曰睿，睿作聖。《周官》鄉三物，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鄭《注》曰：“聖，通而先識也。”聖之本義，實以知識言，非以德行言。《荀子》曰：“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居錯遷徙，應變不窮，是聖人之辯者也。”《非相》。又曰：“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浹洽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儒效》。又曰：“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性惡》。又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總要萬物於風雨。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百姓淺然，不識其鄰。若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皆可見聖之本義。《論語·子罕》：“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顯分聖與多能爲兩事。《雍也》：“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蓋尋常所謂相仁偶者，原不過及於與接爲構之人，博施濟衆，爲量彌恢，則非思無不過者不克濟其事，故以聖言之。《孟子》曰：“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匪爾力也。”《萬章》下。力之深入而克竟其功，亦仍就思無不通之義引伸之也。古之言聖，雖非如後世之高不可攀，然其尊之亦甚至。而《繫辭傳》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其重之也如此，而曷嘗有輕視制器之意哉？

一九一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春在堂隨筆》云：戴子高嘗爲《論語注》，專以公羊家師説説《論語》，亦一家之學也。偶檢舊櫝，得手書一通，録《注》中義六十三事，質之於余，因擇其尤平易者識之，所録者凡十條，曰：因不失其親，因讀曰姻，姻，外親也。姻非五服之親，然猶必不失其親，以其亦有宗道。《雜記》曰：“外宗爲君夫人，猶内宗也。外宗爲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又曰：井有人焉，井穽之假字，又曰：君子上達，言作君作師，上通天道。小人下達，言務工作，力田野，下通物性而已。又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往，往世也。諫，猶正也。來，來世也，言來世之治，猶可追乎？明不可追。莊子述此歌曰：往世不可追，來世不可待。皆愜心貴當。下學言務工作，下學而上達，亦謂因事而悟道也。曲園云：余因子高解往者不可諫，而悟來者猶可追之義。《周官·追師·注》：追，猶治也。猶可追，言猶可治也。夫子删《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爲後世法，皆所以治來世也。公羊子曰：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深得孔子之意，而皆自楚狂一言發之，楚狂之功大矣。”予案曲園説追字之義是也，而其説猶可追之義則非。猶可追，言不可追也，乃反詰之辭。

一九二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論語·陽貨》：“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古書語法，往往有互相備者，此言君子爲亂則爲盜亦在其中，小人爲盜則爲亂亦在其中是也。但此章則不然。蓋古所謂作亂者，乃指干犯名分，殺逐在上者而奪其位，而盜之本義，爲略取財物。古代等級森嚴，小人不易乘君子之位。君子雖不必皆富，然究與小人有别，略取財物，非其志之所存。即欲奪人之所有者，亦必代居其位而後可，其事即爲亂而非盜矣。故作亂之事，小人殆不能爲之，而君子亦無所謂爲盜也。

《春秋》書盜殺者四：襄公十年，“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左傳》曰：“書曰盜，言無大夫焉。”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左氏》於三十一年論之，謂“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是以書之曰盜。……以懲不義”。然據二十年紀事，則齊豹之司寇與鄄，皆已爲摯所奪，當殺摯時，豹固微者也。哀公四年“盜殺蔡侯申。”《左傳》云：“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杜注》曰：“翩，蔡大夫。”《公羊》曰：“罪人。”《公羊》蓋得其實。十三年，盜殺陳夏區夫《公》、《穀》、《左》皆無傳，而四年《穀梁》云：“微殺大夫謂之盜。”范寧《集解》云：“十三年冬，盜殺陳夏區夫是”，蓋爲夏區夫發。又定公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公羊》曰：“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此外急壽及子臧之死，《左氏》亦咸謂之盜。見桓公十六年，僖公二十四年。蓋實使微者殺之。鄭三卿及衛縶之死，其君皆爲之出奔。又鄭子産卒，子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蒲之澤，至興徒兵以攻殺之，盜乃少正。見昭公二十年。吴之入郢也，楚子入睢濟江，入於雲中，盜政之，至以戈擊王，王奔鄖。定公四年。其勢力亦不可謂不大。古書記人民作亂之事甚鮮，或以爲古者德化洽，生計饒，不至於亂也。又或以爲古者設治密，兵力足，人民不易爲亂，皆非也。古之史官主記貴族之事，民間之盜賊與貴族關係較少，故不之及耳。觀鄭所謂萑蒲及楚雲中之盜，可知盜賊之徒黨并不少，勢力并不弱。《莊子·盜跖》述當時之富人謂其“内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内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知其無日不在戒備中也。而《左傳》亦咸稱爲盜，蓋當時言語如是也。

《論語·學而》：“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蓋犯上者，作亂之履霜，而作亂其堅冰也。其與殺越人於貨者，所志迥不相侔審矣。《泰伯》篇：“子曰：勇而無禮，則亂。”又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陽貨》篇曰：“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其皆指君子言可知。《左傳》文公二年，“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子姑待之。”今《周書·大匡》篇曰：“勇如害上，如同而。則不登於明堂。”明堂非小人所登，其言亦爲君子而發。狼瞫如聽其友而爲難，即有子之所謂犯上，更甚則爲作亂矣。

古之人，蓋貴賤莫不尚勇，故子貢問孔子：“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惡勇而無禮者。”又曰：“賜也亦有惡乎？”子貢曰：“惡不孫以爲勇者。”《論語·陽貨》。孔子戒樊遲，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論語·顔淵》。而孟子告公都子，數世俗所謂不孝者五，好勇鬬狠，以危父母，居其一焉。《離婁下》。夫如是，安得不尚遜順。《祭義》稱：虞、夏、殷、周，未有遺年者。又稱：孝弟之道，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備乎軍旅，於衆義死之，而弗敢犯也。而大學又以是爲教。又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坊記》言：“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善則稱親，過則稱己”。豈好爲是柔弱之道以靡其民氣哉？當時之情勢，固有不得不然者也。不然，其争奪相殺不可以一朝居也久矣。

一九三往者不悔，來者不豫

語曰：“人所追悔者既往，所希冀者未來，所悠忽者見在。”又曰：“勘破去來今，非佛無可做；不問去來今，隨地皆成佛。”世皆以爲名言。《禮記·儒行》曰：“往者不悔，來者不豫。”《注》曰：“雖有負者，後不悔也；其所未見，亦不豫備，平行自若也。”已具二諺之理矣。人之多悔多豫，皆由不能安於義命；不能安於義命，則患得患失之情生；患得患失之情一生，而往者不可勝悔，來者不可勝豫矣。其實往者已往矣，隳甑不可復完，悔之何益？而指窮於爲，世事之變化無方，亦何可豫也，徒自苦焉而已。抑且患得患失，則神情眩惑，未有不措置乖方者，是以悔既往，豫未來，正所以失見在而又生將來之悔也。有所悔，必又有所豫，是使悔且豫者相引於無窮，而終不獲一日之安也，不亦徒自苦乎？故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捨正路而弗由，哀哉！”

一九四釋仁

道之高者必通，通者必合人我，忘利害。苟猶有人我利害之見存，未有能合天道者也。

孔門之言道，莫高於仁。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孟子·離婁上》。又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論語·里仁》。又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論語·憲問》。其言之決絶如此；然則所謂仁者，果何如哉？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論語·衛靈公》。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又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强酒。”《離婁上》。其言仁之有利無害，決然如此。然孔子又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則是爲仁者不免於殺身也。然則非泯利害之見，不足以言仁也審矣。子曰：“仁者必有勇。”《論語·憲問》。言其能臨利害而不惑也。又曰：“仁者不憂”，《論語·子罕》。言其本不欲利，故無不利之時；無不利之時，自無可憂也。然則聖人非能教人得世俗之所謂利也，能教其祛欲利之心耳。《論語·顔淵》：“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苟不仁，則不免損人以利己，損人以利己，則内省疚而憂懼隨之矣。斯言看似平易，而行之實艱。

墨子言兼愛，而孟子詆爲無父，似言仁不能無等差矣。然“仲弓問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顔淵》。恕之事也。孟子亦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盡心上》。此豈尚有人我可分乎？《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所以不得不言親親，不得不言尊賢，且不得不有殺有等；乃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以賢勇知，以功爲己之世，事勢不得不然，而豈道之本然哉？然則墨者夷之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孟子·滕文公上》。其説實不背於儒。儒墨之道，可通爲一也。儒家辟墨千言萬語，皆自小康之世言之，若大同之世，則蕩蕩平平，本無差等也。夫惟不分人我者，人莫能與之敵，何也？苟欲敵之，是自爲敵也。故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孟子·離婁上》。

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八佾》。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里仁》。其言之之易如此。然忘人我，泯利害，則人所視爲至難者也。何哉？人之本心，本無人我之分，利害之見。所以有之者，皆事勢使然也。故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惟君子能全其仁於事勢萬難之際，亦惟君子能革易斯世，使事勢無阻。凡人皆克全夫仁也，不知革易斯世，而欲望人人克全夫仁，則以賁育、烏獲責孺子矣。此後世儒者之失，孔孟無此説也。

仁之道大如此，顧其言之，亦有時若甚淺近者。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陽貨》兩見。又曰：“剛毅木訥近仁。”《子路》。又曰：“仁者其言也訒。”《顔淵》。然則但謹於辭色之間，遂足以爲仁矣乎？非也。仁者必無人我之見存，無人我之見，尚何自炫以取媚於人之有？務自炫以取媚於人，則其人我之見深矣，是則與於不仁之甚者矣。遠不仁，斯近仁矣。故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里仁》。惡不仁不可遂云仁，然求仁之端也。抑以道仁與不仁之義言之，則又不可謂之不仁也。然則巧言令色之不仁，審矣。故《集注》謂“聖人辭不迫切。言鮮，則絶無可知”也，可不深自警哉！

一九五釋因

因之道，諸子百家言之詳矣。雖儒家，亦不能不以此爲務也。因之道，有施之天者，“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也。《禮記·禮器》。《孟子·離婁上篇》亦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有施之治民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是也。《論語·堯曰》。有施之敵者，“因重而撫之”，“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是也。《左氏》襄公十四年：“晉中行獻子曰：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又三十年：“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又案《周書·武稱》：“距險伐夷，并小奪亂，□强攻弱，而襲不正，武之經也。伐亂、伐疾、伐疫、武之順也。賢者輔之，亂者取之，作者勸之，怠者沮之，恐者懼者欲者趣之，武之用也。”與《左氏》所引史佚仲虺之言相出入，蓋古兵家言。大抵人之力，至大而不可遂。故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左氏》僖公二十年臧文仲之言。又昭公四年，子産對楚靈王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韓子曰：“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鈞，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大山；使賁育帶千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大山不正，民不能齊。”《大體》。可謂言之深切著明矣。《孟子》曰：“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離婁下》。行其所無事者，因之謂也。所因者有事焉，因之者未嘗有事也。惟未嘗有事，乃能有成，此因之精義也。

自然之德在於信，信則必可知也。故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惟其信也，故逆之必敗，順之則必有成，此隨順萬物之義所由來也。《管子》曰：“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其應物也若偶之。”《心術》。此君人者，治國之術也。莊子述慎到之説曰：“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天下》。此匹夫自處之道也。而其要，盡於莊周“無建己之患”五字。惟無建己，故無用知之患，而能動静不離於理也。此即孔子所謂“無可無不可”，《論語·微子》。其所以致之者，則“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論語·子罕》。然則治人之道，與脩己之道，無二致焉。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也。”《管子》亦曰：“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虚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捨矣，捨矣者，言復所於虚也。”

惟能因也，故或見利而不爲，以違於道者，似利而實非利也。《管子·白心篇》所言是也。《白心篇》曰：“建當立，有以靖爲宗，以時爲寶，以政爲儀，和則能久。非吾儀，雖利不爲；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上之隨天，其次隨人。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隨。”以政爲儀，非吾儀，雖利不爲，法家所以戒釋法而任心治也。故儒、法二家之道，實亦相通。

一九六釋大順

儒家之言治，莫高於大順。大順之説，見於《禮運》。其説曰：“四體既正，膚革充盈，身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并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宫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言治至此，可謂豪髮無遺憾矣。論者或曰：西京儒者，不言祥瑞。言祥瑞者，西漢末葉，王莽之徒之爲之也。是不然，董仲舒對策曰：“陰陽調而風雨時，羣臣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内，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非以瑞應爲治之至者乎？不言者，當時之治，固不足以言瑞應。且宣帝之世，言鳳皇降者，固連翩矣。安知當時儒者，無導諛貢媚之徒，特無傳於後邪？且經典之言瑞應者，非獨《禮運》也。《禮器》曰：“因名山以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樂記》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大戴記·誥志》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弛，川谷不處，深淵不涸；於是龍至不閉，鳳降忘翼，鷙鳥忘攫，爪鳥忘距，蜂蠆不螫嬰兒，蟁虻不食天駒，雒出服，河出圖。”《論語·子罕》：“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皆與《禮運》相出入。抑非獨儒家也，《管子·小匡》曰：“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河出圖，洛出書。”《莊子·馬蹄》曰：“至治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其言與《二戴記》、《論語》，同出一本，亦顯而易見也。是何邪？是古人之知識短淺，不知人事而欲徼福於不可知之數邪？非然也。《祭統》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謂之備。”然則大順云者，亦人事無所不盡，天瑞無所不臻之謂耳。瑞應之來，若由於天，而實由於人。何也？如其三年耕，則有一年之畜；九年耕，則有三年之畜；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如此，雖有水旱，謂有水旱得乎？古昔情形，非有史官記録，特口相傳述耳。十口相傳，不能審諦。小康之治既作，大同之世云遥，乃有强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之事，追懷古昔，乃覺其苦樂之懸殊，而津津樂道之。然於古昔之事，知之不審諦也，則以爲天瑞之駢臻云爾。且人雖至仁，安能感物，然古言瑞應，必極之於鳳凰降龜龍假者，《荀子·王制》曰：“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聖王之制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黿鼉魚鱉鰌鱣孕别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污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用也。故禽獸草木之滋殖，亦人事爲之也。”自後世言之，則曰“摘巢毁卵，則鳳凰不翔；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公羊》宣公元年《解詁》。一若非人事所致，而德化所感云爾，亦不審諦之辭也。然則所謂瑞應者，其説固不審諦，其言則非無由矣。此諸家之所以共傳之與？

儒家之無善治也，自其以大同之義，附諸小康之治始也。蓋郅治之極，必依於仁。《禮運》曰：“仁者順之體也。”仁者，不分人我之謂也。亦既知有人我矣，則終不能盡相人偶之道，而克全夫仁。人雖至仁，安能及物。所謂盡物性者，亦不過養長生殺得其時，使足供人用而無乏耳。此惟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之世爲能然。至於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之世，則人我分而争奪起，人與人相處之道必不能盡。人與人相處之道不能盡，則人之所以處置夫物者，亦必不能盡其道矣。稍以陵夷，終至大壞，此山林之所以童，而川澤之所以竭也。而儒者乃以脩禮達義，體信達順，望諸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之大人。《經解》曰：“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中庸》曰：“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皆《禮運》所謂“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禮器》所謂“聖人南面而立”也。董仲舒遂推言之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姦其間。”以是致瑞應而爲王道之終，其言之甚美，而不悟所操者之非其具也。此道家之言之所以爲得實與？所謂大同之治者，古人蓋皆知其有此一境，而莫能審其在於何時。乃皆以意附會道家主無君之治，故所附會者，較得其實。《禮運》記者，記禮之運，而始於大同。蓋非不知此義者，其以大同之治，責望於世及之君，豈亦望其漸致小康，以爲後圖與？定哀多微辭，下士笑大道，弗可知已！

一九七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經義有以互證而益明者，《論語·學而》：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没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似以從親爲孝者。然《禮記·坊記》説是語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則所謂三年無改者，謂其父之道之美者也。然則父在觀其志者，觀其能志於美也；父没觀其行者，觀其能敬其美也；非謂不論其爲美與惡，而皆無改焉也。惡豈惟不可因循，蓋有改之惟恐不速者矣，所謂弛其過也。古人言語，頗與後世不同，詳略之異，亦其一端。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自然指其美者言。此在古代，蓋不待言而可明，故記者不更分别。然在後世，則此等處，必明言其爲父之美。此自古今語法不同，彼此不足相非。然以後世之語法度古人，則必有覺其不可通，或致誤解者。《集注》引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彌縫匡救，用心亦可謂深矣。而未知一參考《戴記》則可明。故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孝子之心，有所不忍，其説最不可通。子曰：“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夫過舉，則必其不仁者也。仁者居之，必不可一息安也。視其父之陷於不仁，必不可一息忍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而忍無弛其親之過乎？豈有弛其親之過而反有所不忍者乎？後世人君，政事有不便於民者，新君即位，每以遺詔罷之，合於道矣。

一九八釋“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

《論語·陽貨》：“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斯言也，讀者惑焉。人有善惡，男女一也，安得舉天下之女子，而悉儕諸小人？曰：此所謂女子，乃指女子中之小人言，非謂凡女子也。小人猶言臣，女子猶言妾耳，古臣妾恒并稱。《禮經·喪服》：爲貴臣貴妾皆緦；《禮記·曲禮》：“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侄娣，士不名家相長妾”；皆是。《檀弓》曰：“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周書·武稱》曰：“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戰國·秦策》引同。舌當作后，則又以妻與宰并稱焉。《曲禮》：“列國之大夫，於其國曰寡君之老”，而“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老婦亦猶言老耳。人君外有三公，内有三母，夫人亦有師傅保，傅以老大夫爲之。夫人之有臣，亦猶國君之有妾也。

《檀弓》：“文伯之喪，敬姜據其床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内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國語·魯語》：“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内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内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者祀，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掐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静，是昭吾子也。”亦以臣妾并舉。

一九九一貫與致一

有一貫之道，有致一之道。一貫之道，以知之者言也；致一之道，以行之者言也。一貫之道，孔子告子貢者是也。《論語·公冶長》：“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衛靈公》：“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蓋子貢平日致力於研求衆理，而得其會通，及其將届貫通之時，孔子乃呼而告之也。對曰：“然。非與？”乃設爲問答之辭，古書多如此，非子貢之真未悟也。致一之道，《荀子·勸學》言之最精。其言曰：“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跬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則多，桀、紂、盜跖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此孔子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也。《論語·雍也》。“使目非是無欲見，使耳非是無欲聞，使口非是無欲言，使心非是無欲慮”，蓋所謂勉强而行之。及其“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心利之有天下”，則所謂及其成功者矣。子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易·繫辭》。其形容致一之篤如是，此其所以能力行而有諸己也。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離婁下》。此即本篇所謂“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以知言之也。“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滕文公上》。此則勉之以自古相傳之道，必可力行而有之於身，可謂詔之以致一之功也。

既知一言可以貫萬物矣。《管子》：“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而求一直截之語，懸以爲鵠，以行之於待人接物之聞，則孔子所以告曾子者是也。《論語·里仁》：“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所以告曾子者，似與告子貢者不同。然《衛靈公》：“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公冶長》：“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其所以相詔相勉者，猶之告曾子之言曰：“道一”而已也。

二〇〇中和

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少嘗讀而疑之，以爲人之力，安能位天地，育萬物，毋乃言之夸乎？及讀《繁露·循天之道》篇，然後知其義也。《中庸》者，言禮而本之天道者也。其言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乃言天道，非言人事也。《繁露》之言曰：“循天之道，以養其身，謂之道也。天有兩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用之無窮。是北方之中，用合陰，而物始動於下；南方之中，上疑奪是字。是，正也。用合陽，而養始美於上。其動於下者，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其養於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中者，天下之所終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此皆言天事也。其言人事，則曰：“泰實則氣不通，泰虚則氣不足，熱勝則氣寒，寒勝則氣□，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怒則氣尚，喜則氣散，憂則氣狂，懼則氣懾；凡此十者，氣之害也。而皆生於不中和。故君子怒則反中而自説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而質之以精。”此皆自致於和之術。蓋《中庸》主於治心，故但言喜、怒、哀、樂；《繁露》此篇，兼言養身，故并及實、虚、熱、寒、勞、佚也。

悟道必由於積漸，一人如是，一羣亦然。羣所共喻之義，未有不本於日用行習，徐徐擴而充之者。中國之民，邃古即以農爲業。農業與天時，相關最切，故其民信天最篤。一切人事，無不以之傅合天道，後來陳義雖高，然其初起之跡，固猶有不可掩者，《中庸》則其一也。《中庸》言：“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此即其原出農業之羣之顯證。其言“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而又以至誠之德，歸諸天地。美天之高明而能覆物，地之博厚而能載物，美其無息，稱其不貳。義雖稍隱，仍可微窺。其稱致曲之德曰：“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此爲人所當盡之道而其義仍在於法天。《易》言“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也。“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所謂“明則動”也。“句者畢出，萌者盡達”，所謂動則變，變則化也。終之曰：“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則孔子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也。一言蔽之，言道皆法天地，而天地之德，在其能生物而已。

故其言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言人事也。又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則舉天道以詔人事也。《繁露》先言天道，後言人事；《中庸》先言人事，後舉天道以明之，其言雖殊，其義一也。因《中庸》此處，未曾顯言天道，後人遂謂天地位，萬物育，皆由於人之能履中蹈和，則其義不可通，而若不免於夸誕矣。《禮運》曰：“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和而後月生也。”《注》：“秉，猶持也。言天持陽氣施生，照臨天下也。竅，孔也。言地持陰氣，出納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時。比氣和，乃後月生而上配日。”《祭義》曰：“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其言和皆主天事，固可與《中庸》互證也。《周官》大宗伯曰：“以天産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産作陽德，以和樂防之。”《周官》六國時書，仍知中和之德，本於天地。足徵此爲古者人人共喻之義也。

物之循環無端者，原不能强指其一處而謂之中。然其用既相反而相成，則其彼此更代之際，自與他處有異。此其相際之處，即禮家之所謂中矣。《易·泰卦》九三：“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象》曰：“無往不復，天地際也。”董子曰：“天地之道，雖有不和者，必歸之於和，而所爲有功。雖有不中者，必止之於中，而所爲不失。是故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至於盛而皆止於中，其所始起，皆必於中。是故中者，天地之大極也。極所以有至與中二義。日月之所至而卻也，長短之隆，不得過中，天地之制也。兼和與不和，中與不中而時用之，盡以爲功。是故時無不時者，天地之道也。”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此喜、怒、哀、樂未發時所當正之位也。陽之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止於北方之中，此喜、怒、哀、樂既發後所當中之節也。未發時不能正其位，則既發後必不能中其節矣。此正本、謹始、慎獨諸義所由來也。“發而皆中節”之“節”，即《樂記》“大禮與天地同節”之“節”。“謂之和”之“和”，即《樂記》“大樂與天地同和”之“和”。此禮樂之所以相須而成，而《中庸》之所以爲禮家言也。

“長短之隆，不得過中”，此即《易》盈虚消息之義。《豐》之《彖辭》曰：“日中則昃，日盈則食，天地盈虚，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繫辭傳》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蠱》之《彖辭》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剥》之《彖辭》曰：“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復》之《彖辭》曰：“反覆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皆以天道言之，亦足見古昔之哲學，無不以法天爲之本也。

法天者既法其消息盈虚，故無久而不變之義。“革”之《彖辭》所謂“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物不可以不革，而此不可不革之道，則久而不革，此《易》所以兼變易不易二義。《恒》之《彖辭》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而又繼之曰：“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以此，恒變而不已者，莫如四時。故“損益盈虚”，貴於“與時偕行”。《損·彖辭》。而“亢龍有悔”，在於“與時偕極。”《乾·象辭》。

天有四時，地有五行，其事相成也。四時既以運行爲義，五行何獨不然。故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禮運注》：“竭，猶負載也。言五行運轉，更相爲始也。”《疏》：“猶若春時木王，則水爲終謝，迭往王者爲負竭，夏火王則負竭於木也。”此五德終始之義所本。

《中庸》之道，既歸本於法天；而其所法者，爲天地生物之功用；則此二字之義，自當如鄭目録，以庸爲用，謂其記中和之爲用。程伊川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義則精矣，非記者之意也。通篇皆極稱中，無更言庸者，二字非平列可知。

人之心，恒陶鑄於其羣。故一時一地之人之議論，枝節雖異，根本必同，先秦諸子則是也。先秦諸子皆言法天，皆貴變易，皆主循環，即由中國之文明，植根於農業。農業與天時，相關最切之故。然諸家於循環變化之道，言之甚備；而於變化之分際，則未有詳哉言之如儒家之中庸者，此禮家之所以有獨至之處歟。《管子·形勢》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此二語頗足與《中庸》相發明。《管子》固多儒家言也。

人之情，諸書所言亦不一。《禮運》以喜、怒、哀、懼、愛、惡、欲爲七情。《大戴記·文王官人》以喜、怒、欲、懼、憂爲五性。《周書·官人》作五氣。《左氏》昭公二十五年，載子大叔述子産之言，以好、惡、喜、怒、哀、樂爲六志。《管子·内業》言憂、樂、喜、怒、欲、利。惟《心術》亦言喜、怒、哀、樂，與《中庸》同。案《周書·度訓》曰：“凡民生而有好有惡，小得其所好則喜，大得其所好則樂，小遭其所惡則憂，大遭其所惡則哀。”其言最爲明白。蓋人之性，惟有好惡二端，各以其甚否分爲大小，猶天有陰陽，分爲大少也。言五性，蓋所以配五行；六志則子産明言其生於六氣；《禮運》之言七情，蓋所以配四時及三光，其下文云：“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也，雖因所配者不同而異其辭，要之以天道爲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