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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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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北伐

我于十五年二月依教育部电促返国。是时,我尚未辞去北大校长。抵沪,适平、津交通断绝,无法北上。乃留沪参加皖、苏、浙三省联合会,该会系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之组织。浙江省科学院筹备处成立,推我兼任正主任。是年冬,我任浙江政治分会委员,赴宁波出席会议。时北洋军阀在浙又占优势,分会委员分途暂避,我与马夷初氏同往象山,又改往临海,再乘带鱼船往福州。

我在福州及厦门阅两月,由集美学校借捕鱼船送至温州,又换船至宁波,再由宁波到杭州,参加浙江政治分会。国民政府成立,遂进京,参加中央政治会议,任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试办江苏、浙江、北平三大学区。

出任大学院院长

我六十一岁至六十二岁(十六年至十七年)任大学院院长。大学院的组织,与教育部大概相同,因李君石曾提议试行大学区制,选取此名。大学区的组织,是摹仿法国的。法国分全国为十六大学区,每区设一大学,区内各种教育事业,都由大学校长管理。这种制度优于省教育厅与市教育局的一点,就是大学有多数学者,多数设备,绝非厅局所能及。我们为醉心合议制,还设有大学委员会,聘教育界先进吴稚晖、李石曾诸君为委员。由委员会决议,先在北平(包河北省)、江苏、浙江试办大学区。行了年余,常有反对的人,甚至疑命名“大学”,有蔑视普通教育的趋势,提议于大学院外再设一教育部的。我遂自动地辞职,而政府也就改大学院为教育部;试办的三大学区,从此也取消了。

我在大学院的时候,请杨君杏佛相助。我素来宽容而迂缓,杨君精悍而机警,正可以他之长补我之短。正与民国元年我在教育部时,请范君静生相助,我偏于理想,而范君注重实践,以他所长补我之短一样。

大学院时代,院中设国际出版品交换处,后来移交中央研究院,近年又移交中央图书馆。

大学院时代,设国立音乐学校于上海,请音乐专家萧君友梅为校长(第一年萧君谦让,由我居校长之名)。增设国立艺术学校于杭州,请图画专家林君风眠为校长。又计划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但此会开办时,我已离大学院了。

大学院时代,设特约著作员,聘国内在学术上有贡献而不兼有他职者充之,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吴稚晖、李石曾、周豫才诸君皆受聘。

主持中央研究院

我于六十一岁时,参加中央政治会议,曾与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诸君提议在首都(当时为南京)、北平、浙江等处,设立研究院,通过。首都一院,由大学院筹办,名曰国立中央研究院。民国十七年开办,我以大学院院长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我离大学院后,专任研究院院长,与教育界虽非无间接的关系,但对于教育行政,不复参与了。

淡出世事

蔡元培一生勤奋,至1935年68岁高龄时,他在社会上的兼职仍有二十余项,为更好地从事主要工作和学术研究,就在这一年的7月,蔡元培发表启示,原文如下:

以元培之年龄能力,聚精会神,专治一事,犹恐不免陨越;若再散漫应付,必将一事无成。今自八月起,画一新时期,谨为下列三项之声明,幸知友谅之。

(一)辞去兼职

荀子有言:“行衢道者不至。”又曰:“鼯鼠五技而穷。”治学治事,非专不可。余自民元以来,每于专职以外,复兼其他教育文化事业之董事及委员等,积累既久,其数可惊。“老者不以筋力为礼,贫者不以货财为礼”,虽承各方体谅,不以奔走权门、创捐巨款相责。而文书画诺、会议主席以及其他排难解纷、筹款置产之类,亦已应接不暇。衰老之躯,不复堪此。爰次第辞去。略如下方;其所不及,以此类推。

中国公学校董兼董事长

上海法学院校董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董兼主席校董

苏州振华女学校董

南通学院校董

北平孔德学校校长

中华职业教育社评议员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及董事长

故宫博物院理事及理事长

鸿英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及董事长

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会长

爱国女学校董兼主席校董

寰球中国学生会会员

中华慈幼协会会员

中国经济统计社社员

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员

国际问题研究会会员

音乐艺文社社员

大同乐会董事及副董事长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监事

杭州农工银行监理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

上海市图书馆临时董事会董事及董事长

(二)停止接受写件

余不工书,而索书者纷至,除拨冗写发者外,尚积存数百件。方拟排日还债,而后者又接踵而至,将永无清偿之一日。今决定停收写件,俟积纸写完,再行定期接受。

(三)停止介绍职业

事需人,人需事,谙悉两方情形者,本有介绍之义务。然现今人浮于事,不知若干倍。要求介绍者,几乎无日无之,何厚于此,何薄于彼!一而二,二而三,以至于无穷;遇有一新设之机关、或机关之长官更迭时,则往往同时、同处接到我多数之介绍函,其效力遂等于零。在我费无谓之光阴,在被介绍者耗无谓之旅费,在受函者亦甚费无谓之计较与答复,三方损失,何苦而为之!近日政府有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社会有职业指导所,各报亦有“自我职业介绍”及“谋事者鉴”等栏;且现在各国失业调查及救济之方策,我政府亦必将采用。个人绵力,乞可小休。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蔡元培谨启

客居香港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蔡元培先生忧怀国事,每每欲往国外,争取友邦同情。民国二十七年春,移居香港,即迁往九龙柯士甸道新寓。

蔡元培先生于民国二十九年二月二日在九龙寓所失足倒地,伤及内脏,虽经输血手术治疗,终以年高体弱,疗效甚微,到五日晨九时四十五分逝世,享年七十四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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