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进家塾

一八七二年，我始进家塾，塾师是一位周先生。那时候初入塾的幼童，本有两种读书法：其一是先读《诗经》，取其句短而有韵，易于上口。《诗经》读毕，即接读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其一是先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千家诗》等书，然后接读四书。我们的周先生是用第二法的。但我记得只读过《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三种。那时候塾中以读书为主要功课，先生坐着，学生立在先生之旁，先生先读，学生循声仿读，然后学生回自己座位，高声读起来。读书以外，只有两种功课，一是习字，一是对课。

习字，先用描红法，即购得红印范本，用墨笔描写。先由先生把住学生的手，依样描写，连笔画的先后也指示了。进一步摹写，是墨印的或先生写的范本，叫做影格，用纸蒙着上面，照样摹写，与现在用拷贝纸的样子，再进一步临写，是选取名人帖子，看熟了，在别纸仿写出来。

对课，是与现在的造句相近，大约由一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联，学生想出下联来。不但名词要对名词，静词要对静词，动词要对动词，而且每一种词里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例如先生出一山字是名词，就要用水字、海字来对他，因为都是地理的名词（即都是品性相近的词）。又如出桃红二字，就要用柳绿、薇紫等词来对他。第一字都用植物的名词，第二字都用颜色的静词。别的可以类推。这一种功课，不但是作文的开始，并且也是作诗的基础。所以对到四字课的时候，先生还用圈字的法子，指示平仄的相对。平声字圈在左下方，上声左上方，去声右上方，入声右下方。学生作对子时，必要用平声对仄声（仄声包上、去、入三声），仄声对平声。等到四字对作得合格了，就可以学五言诗，不要再作对子了。

严厉的李塾师

因父亲见背，无力再聘塾师，我就在我家对门李申甫先生所设的私塾读书了。李先生的教授法，每日上新书一课，先朗读一遍，令学生循声照读，然后让学生回自己位置上复读，到能背诵止，余时温习已读各书。在上课以前，把读过的书统统送到先生的桌上，背先生而立，先生在每一本上撮一句，令学生背诵下去，如不能诵或有错误，就责手心十下退去，俟别的学生上课后再轮到，再背诵，如又有不能诵或错误，就责手心二十下。每次倍加。我记得有一次背诵《易经》，屡次错误，被责手心几百下。其他同学当然也有这种状况。

学作八股文

我一八七九年始试作制艺，就是俗称八股文的。那时候试作制艺的方法，先作破题，止两句，是把题目的大意说一说。破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承题，约四五句。承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起讲，大约十余句。起讲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讲后，先作领题，其后分作六比或八比，每两比都是相对的。最后作一结论。由简而繁，确是一种学文的方法。但起讲、承题、破题，都是全篇的雏形。那时候作承题时仍有破题，作起讲时仍有破题、承题，作全篇时仍有破题、承题、起讲，实在是重床叠架了。

就学王子庄老师

一八八○年始就学于王子庄先生，先生讳懋修，设馆于探花桥，离我家不过半里。我与三弟朝就塾，晚归家，在塾午餐，每月送米若干，每日自携下饭之菜。其他同学有回家午餐的，有宿于先生所备之宿舍的。是时我已读过四书及诗、书、易三经，又已读删去丧礼之小戴记（那时候读经，专为应试起见，考试例不出丧礼题，所以不读丧礼），正读《春秋左氏传》。先生为我等习小题文（未入学的，考试时文题多简短，叫做小题；乡、会试的题较长，叫做大题），不可用四书五经以外的典故与词藻，所以禁看杂书。有一日，我从一位同学借一部《三国演义》看，先生说看不得，将来进学后，可看陈寿的《三国志》。有一日，我借得一部《战国策》，先生也说看不得。但王先生自记[己]却不是束书不观的。他因为详研制艺源流，对于制艺名家的轶事，时喜称道，如金正希（声）、黄陶庵（淳耀）的忠义，项水心（煜）的失节等等。又喜说吕晚村，深不平于曾靖一案。又常看宋明理学家的著作，对于朱陆异同，有折中的批判。对于乡先生王阳明固所佩服，而尤崇拜刘蕺山，自号其居曰仰蕺山房。所以我自十四年至十七年，受教四年，虽注重练习制艺，而所得常识亦复不少。

那时候，在王先生塾中的同学，不下三十人，与我最要好的是薛君朗轩。薛君长于我两岁，住大路，他每晚回家，必经过笔飞弄口，所以我们每日回家时必同行，路上无所不谈，到笔飞弄口始告别。

那时候，我所做的八股文，有不对的地方，王先生并不就改，往往指出错误，叫我自改。昼间不能完卷，晚间回家后，于灯下构思，倦了就不免睡着，我母亲常常陪我，也不去睡。有一次，母亲觉得夜太深了，人太倦了，思路不能开展了，叫我索性睡了，黎明即促我起，我尔时竟一挥而就。我终身觉得熬夜不如起早，是被母亲养成的。

十七岁中秀才

这三年里边，我记得考过小考两次。那时候小考分作县考、府考、道考三级。县考正试一场，复试五场。府考正试一场，复试三场。道考由提学使主持，旧称提学道，所以叫做道考，正试一场，复试一场。每次考试的点名，总在黎明以前。我母亲于夜半即起煮饭，饭熟乃促我起，六叔父亦来共饭，并送我进考场。所以为我的考试，我母亲也辛苦了多少次。直到我十七岁，才进了学（根据当时清朝的制度，考中秀才，也就获得了进入官立学校深造的资格）。那一期的提学使是广东潘峄琴先生，讳衍桐，广东番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