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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裴松之注《三国志》体例的批判与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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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的体例

中国古代少有长篇自述,革命人物写的更是未见。《李秀成自述》是五四运动新文学出现以前一部罕见的长篇自述,在当时,就连反革命分子和外国侵略者看了,也都不得不低头承认为“事理井井” [1] ,“层次井然” [2] 。它叙述了革命的一生,记载了太平天国的兴亡史,铭刻了太平天国败亡的惨痛教训。

《李秀成自述》是在即将被杀的囚笼之中写给敌人的。为着对付敌人,其中必有假话、假事。又是以每天七千字的速度,在九天内以迫不及待的极度紧张心情写成的,必有误记、误写的地方。李秀成只读过三年书,他的文笔是从《四书》和《古文观止》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封神传》、《说唐》等演义小说学来的,所以他写的《自述》是一种半文半白的文体。李秀成是广西梧州府藤县人,他写的白话文,就夹杂有梧州府和浔州府的方言、俗语。要读懂这样的一部《自述》,就非加以注释不可。

我于1931年开始研究太平天国史时,就在我当时所能得到的扪虱谈虎客编的《近世中国秘史》所收的《李秀成供》上作注。1944年春,我把这些注文,移注于广西通志馆从曾家抄来的原稿上,于1951年1月出版,叫做《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其后一再补充,出了三版。到1957年11月,经过进一步增订,又出增订本。中华书局要第三次印刷这部增订本,问我有没有增订。那时候,我要从北京回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纂太平天国的文献和资料。我请中华书局不要再印,我打算把《李秀成自述》从头另作新注,得到他们的同意。

1958年6月,我回到南京。在编纂《太平天国文献》、《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的同时,就依靠大批的史料,进行新注的工作。1964年4月,我在南京的工作结束后回北京,这部注也完成了。十五年来,我不断在稿上把新发现的史料予以补充、修订。到今年1月,搁下其他工作,集中全力,把这部注再审核一遍,今始完竣。回首初注迄今,已四十九年。古人说,皓首穷经。我注《李秀成自述》,也是从青春注到白首了。

中国注史书,以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最著名。我注本书曾参考裴松之的体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裴注“网罗繁富”,引文“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这个评论是不错的。我注本书也尽力网罗,所引史料,也都首尾完整,以供研究太平天国史者的使用。这是我与裴注相同的地方。但裴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不免有主观;我注本书则唯有训诂、考证,不加议论。裴注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我注本书,则凡与太平天国史无关的绝不引录,如注冲天炮,只注明其事,记其根据,而不引所据的欧阳兆熊《水窗春呓》的长篇记事,以免芜杂。这是我与裴注不同的地方。一般注释古书,大都专门注意训诂。裴注的重点则放在事实的增补和考订上,对于原文的音切和解释并不详备。注史书一定要注重事实,这是裴松之的卓识。但也必须同样注重训诂,否则读者阅读原文尚有问题,更谈不到理解了。所以,我们既要采用裴注的长处,也要鉴戒他的缺处。我注《李秀成自述》,是训诂与事实的考证并重,在体例的大旨上,也与裴注有不同的。

我对裴松之注《三国志》体例的批判与继承如上所述。现在,把我注《李秀成自述原稿》的体例说说:

先说训诂方面,我注的是下面十二项:

(一)太平天国制度 如州县佐将、王宗、登闻鼓等等,都加注释。

(二)太平天国的避讳字 如避师字讳,而以司字代;避王字讳,而新造一坐字等等,都加注释。

(三)太平天国的特殊称谓 如称天王诏旨为“照”;称天父、天王、东王、翼王等的发怒为“义怒”等等,都加注释。

(四)人物 凡所述太平天国人物可考的都写简传。清朝方面人物,则将其与太平天国有关的注明。至于大头羊、大鲤鱼、山猪箭、糯米四、冲天炮等等绰号,都考出其本名。

(五)地名 凡山川关隘市镇乡村,都一一加注。其“英家会”为殷家汇之误,“四境”为泗泾之误,三里之为墟名,九里之为桥名等等,都一一考清。

(六)事物 如李秀成说他学天文,七日七夜而知,据考系占星术;他叫张国梁召募的广东兵为“广兵”,叫曾国藩的湘军为“南兵”等等,都加注释。

(七)专门名辞 如记永安州突围之役说:“姑稣冲是清朝寿春兵在此把守”。案寿春兵,就是寿春镇的军队,寿春镇是清朝绿营军队里面的一个镇,建立在安徽省寿州,当时调来广西作战,把守永安州姑稣冲。又如记青浦之役,俘获华尔(f.t.ward)洋枪队的武器时说:“得洋庄百余口”。案“洋庄”是当时对前膛旧式洋炮的称谓。这些地方都加注说明。

(八)特殊的简写字 如李秀成把“蓝”字简写成“ ”。他写三河守将蓝成春作 成春,曾国藩把“ ”字认作“洪”,他刊的《李秀成供》刻作“洪成春”,于是真人蓝成春便变成乌有的“洪成春”了。李秀成写“蓝顶子”也写作“ 顶子”,曾国藩又用朱笔把“ ”改为“红”,于是蓝顶子又变为红顶子了。我考明蓝成春的历史,再核对字体,确定是蓝字,就在这两处注明。

(九)典故 如“周朝斩将封神”,出自《封神演义》;“在秦为秦”,为(在)楚为楚”,出自《东周列国志》;“许多乱星下降,乱及凡间”,出自《水浒传》;“即是四明山之会一样之情由”,出自《说唐》;“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出自《论语》等等,都一一 注明。

(十)辞句如 “各心不分(忿)”,“少勇刚强”等等,或考其辞源,或考其事实,以注释其意义。

(十一)方言 如“冇”、“是乜”、“定疊”、“少何”、“格”、“知到”、“到步”、“落跪”等等,都一一注明。

(十二)乡土称谓 如说“张国梁与向帅为契爷”。案“契爷”,是两广西江流域一带对义父的称呼,这地方也加注。

训诂方面,注的就是这十二项。这些地方,如不加注,就使人难懂,有时还使人发生误解。如“姑稣冲是清朝寿春兵在此把守”这句话,简又文在《太平军广西首义史》一书中,就把“寿春”误为满族人名,写做“守古稣冲者为满将寿春”(见商务印书馆1944年8月初版第267页)。世上没有全知全能的人,绿营早已成为历史名辞,简又文不知寿春镇是不足为奇的。由此可知,古人注古籍为什么十分重视训诂的缘故。

训诂是帮助读者了解原文的,而事实的考证,则是订正原文的错误或补充原文的缺略的。我在事实的考证方面,注的是下面十项:

(一)事实错误 《李秀成自述》所记事实有许多无意致误的地方:有的因本人未参加而致误的,如金田、花洲、陆川、博白、白沙各地拜上帝会众是在道光三十年秋间各自团营的,而李秀成却误记为“不约同日起义”;有的是由于把情况看错了而造成大错大误的,如进攻宁波之役,外国侵略者要调集军队抗拒,驻宁波的英、法、美三国领事派代表前来接洽要求延期一星期入城,太平军答应了他们。届期入城,英国战舰于数小时后才赶到宁波,为时已迟,要不太平军差一点中了外国侵略者的缓兵计,而李秀成却说,“收克宁波之来情,实是宁波洋鬼之通诱”;有的是因不明敌情致误的,如大刘村之役和乌衣之役,胜保都没有参加,而李秀成都误记胜保是这两役清朝两路的统帅之一。此外还有因记忆有误的,都一一加注考明。

(二)时间错误 《李秀成自述》中时间错误很多,如庐州失陷,在乙荣五年十月初四日,时在天京事变前九个月,而李秀成却误记作丁已七年四月翼王石达开被迫出走远去,军民的心散乱,以致庐州被攻破。如他和陈玉成于丁已七年正月十九日大破围困桐城的清军,这时石达开还在天京执政,据清朝安徽巡抚福济奏报,救桐城之役,正是石达开主谋,他却记为石达开被迫出走后的事,说“谨(仅)有残军六七千人,此是翼王逃出诱去外,此是老若(弱)不能为用,故留为我使”。如枞阳会议在戊午八年六月,他却误作己未九年六月。江南大营复困天京,是在丁巳七年十二月初一日,他也误记作“此是八年之间矣”。甚至自叙历任官阶,时间也是错乱。这些地方,都一一稽考注明。

(三)考其有所为而言,以免把假当真 《李秀成自述》有许多有所为而言的地方,如他把奉命出师江西、湖北,说成“逆主之命,信友之情”。如天京缺粮,放妇女出京谋生,是经他奏准,并且晓喻通衢,布告周知的,却说是他“强行密令”放出,受到天王严责的。如他于攻入杭州城后,第二天即进攻满城,第三天上午就攻破满城,却说“破入大城四日,上(尚)未攻其满城,专等御照下赦”。如部将李昭寿叛变,投降钦差大臣胜保,他手书痛斥李昭寿说:“本主将誓必兴师问罪,情义既绝,各路之妖可缓诛,惟胜保与尔势必先诛也”,而他却说“我亦未责”。诸如此类地方,都一一考明,以免把假当真。

(四)李秀成有意隐瞒的地方须考明 如从天京作战略的撤退,经江西,绕湖北,前往西北与扶王陈德才军队会合,据西北以图中原的大计划,是当时太平天国救亡的唯一良策。李秀成虽然被俘,他知道京外太平军还是照这条计划进行的,所以他隐瞒起来。又天王封他为真忠军师,调遣各王,他也隐瞒不提。这些地方,都考出注明。

(五)李秀成因避免刺激曾国藩而阙略的地方 如攻天京城外湘军营之役,大战四十多天,重创敌人,使曾国藩“心已用烂,胆已惊破”,李秀成只用几十个字,以恭维的语气就带过去。这种地方都要考明注出。

(六)大事有记而未明,则考明以见其事的 如李秀成记外国侵略者到天京与天王交涉,提出帮助太平天国打倒清朝,平分中国,否则进攻太平天国,天王断然予以拒绝,这是太平天国反对资本主义侵略者企图灭亡中国的阴谋的一件极大事件。李秀成虽以简短的文字说了这件大事,但他只说“鬼头”,既没有指出是哪一个侵略国家在华的首脑人物,也没有说明事件发生的时间。所以必须详考以见其事。

(七)有其事已具,博考以详其情况的 如镇江之役、三河之役、破江南大营之役等等略而不详,都博考以详其情况。

(八)《李秀成自述》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补其阙佚 如辛酉十一年冬李文炳、熊万荃、徐少遽、钱桂仁等谋在苏州作乱事,李秀成只字未述,本书考出其事,以补其阙佚。

(九)事出离奇,须考明是否属实的 如记苏、杭告急,李秀成要前去指挥,天王及朝臣要他助饷银十万,方准他前去。天王限他“四十日回头,艮(银)不足交,过期不回者,衣(依)国法而行”。这是一件不近情理的事,也考明其是否属实。

(十)有事出自扬,须订正的 如救镇江之役,统帅是燕王秦日纲,率领冬官丞相陈玉成、春官丞相涂镇兴、地官副丞相李秀成、夏官副丞相陈仕章、夏官又正丞相周胜坤各将。李秀成不仅没有提到秦日纲,而且俨然以统帅的身份自居。这是不符事实,须要订正的。

事实的考证方面,注的就是这十项。如果不加注,就会把假的当做真,就会把外国侵略者的阴谋当为友好,就会歪曲事实。大事件固然不待说了,就是一些很细小的地方也同样要订正,否则就会以讹传讹。如有同志举出三河镇与庐州距离,据他步行计算是九十华里,而《李秀成自述》误作“三河隔庐郡五、六十里”。一般中国近代史著作都据此误作五十里 [3] 。可知订误的重要。至于要使史事更详明,则又有赖于对原文阙佚或简略的地方,加以补阙和增详。

从上述训诂和事实的考证两方面所举的一些例子看,这部《李秀成自述》是必须加注才能读能用的,否则就会误解误用。有些地方,又须增补阙略,方能详明的。我当初就是抱着这个目的去注它的。四十九年来,好似乌龟爬行一样,一点一滴地去注它。有些注真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却又自笑无知。我经过注这部书,也使我认识到一个历史人物,他的时代、出身、教育都与我们今天不同,他一生风云际会的经历,更不是后代人所易理解的。我注《李秀成自述》,是深深惭愧自己的无知的。这只有敬请读者多多加以指教,匡其不逮,为厚幸吧了!

1982年罗尔纲谨记于北京

* * *

[1] 见曾国藩心腹幕僚赵烈文所著《能静居士日记》清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记。

[2] 见英国侵略分子威尔生(a.wilson)所著《常胜军》第十六章。

[3] 见《历史教学》1980年第三期龚维英《关于三河与庐州的实际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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