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请：
赫赫院长，婆卢羯帝！
胡说乱道，上天下地！
疯头疯脑，不可一世！
那顾旁人，皱眉叹气！
南无古老世尊戴传贤菩萨！
南无不惭世尊戴传贤菩萨！
南无宝贝世尊戴传贤菩萨！
凡是在民国初年读过《民权报》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对当时的戴天仇先生表示相当的敬意，因为他是武松般勇猛的革命记者，虽然他的文章，用现在的眼光看去，理论也有错误的地方，文笔也有冗长无当的地方，然就全体而论，总比当时流行的徐枕亚的《玉梨魂》小说差胜一筹。
不料时间只过了短短的二十年，当时的戴天仇先生竟摇身一变而为今日的戴传贤戴院长，这真是出于我们“意表之外”了。
大约因为戴先生是个革命元勋罢，所以国民政府把一个考试院院长位置给了他。我是没有受到过党义教育的人，所以不知道考试院重要到什么地步；然既列为五大院之一，并不比什么时生时灭、巧立名目的委员会，则其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然而我们的戴院长，自从就任以至今日，究竟做了什么事业没有呢？南无阿弥陀佛，天晓得！
把鸡鸣山下的一座关帝庙，改做了一座“考试庙”。
庙门口站岗的武装同志，身上穿的是二十世纪的军服，佩的却是同孔夫子一样古老的宝剑，这就值得叫你捧着肚子暗笑。
一个庙门倒有三个号房，来了一个客人，三个号房便把你像皮球般的往来互踢，直踢到你头昏眼黑，你才知道庙中的某一位先生，应归某一位号房先生带领进见。
走进庙门一看，满眼都是蓝色的，木制的门匾和楹联，上面刻着斗大的或碗大的白色的字。当然，字就是我们的戴院长的法书；句子呢，也就是我们的戴院长的法句。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这就是戴院长的一套法宝。
院长办公室旁，设有精致佛堂一座。院长偶然到院，或苦清闲，无公可办，即入佛堂礼佛。
院长曾在庙中招待中外和尚，而令所属职员以鞠躬礼谒见诸和尚，诸和尚合十答礼。
也曾在院长的主持之下举办过几次考试，然而考试的结果，究竟对于中华民国有什么福利没有呢？南无阿弥陀佛，天晓得！至多也只有我们的戴院长自己晓得！
戴院长的德政，或者说，戴院长的功业，大约不过如此罢。要是还有什么遗漏的，那是我见闻有限，调查不周，是我该打！
戴先生在他的考试院的职务以外，还做了些什么呢，我们不是他的“随从秘书”，当然不能清楚。但就前前后后各报所记载的归纳起来说，只是东跑西跑，说这说那而已。戴先生的跑，是否有裨国计民生，我们无从知道，至少是我这麻木不仁的人没有能感觉到；这问题且留给我们的老前辈章太炎先生在编纂国史时去解决，现在以不谈为是。戴先生的演说，是他自己觉得很有劲儿的一件事。要是有人请他演说，他可以一说就说上两点钟；就是没有人请他演说，他也可以对着一二个朋友正襟危坐的说上两点钟。然而，究竟说得对不对呢？这又是一言难尽。单举最重要的一件事说：不说戴先生自命为“日本”通的么？不是他做过一部《日本论》的么？当五年前此书出版之时，也曾引起了国内读者的相当的注意；虽然也有许多专门研究日本事务的人把这部书批评得一钱不值，我却还替他愤愤不平：我以为季陶何至于如此，亦许是同行相妒罢。然而，到了九一八以后，以戴先生所处的地位，以戴先生自命为日本通的一块招牌，总该有一篇两篇惊天动地的文字发表才是：若应降，便畅畅快快的主降，若应战，便畅畅快快的主战。这种主张若不为政府所容纳，戴先生便该挂冠而去，以国民资格与政府作文字上及事理上之抗争，甚至为党部开除党籍，为政府下令通缉，亦在所不惜，这才无负于他那一块日本通的招牌，这才无负于他当年武松般的勇气。然而可惜，我们的戴院长竟不肯这样做：他只是浮萍般的，在“长期抵抗”亦即永不抵抗的波浪上飘；岂特飘而已矣，他还进一层，追随着一般愚夫愚妇而自为领袖，希望借着佛力挽回华北的劫运。前年北平举行时轮金刚法会，我在会场中看见他送给班禅的一把伞，自称为“弟子戴传贤”；我呆呆的看了这五个字,真是将信将疑，如白天见鬼！嗟夫！吾辈老百姓之渴望于大人先生者，欲其救苦救难也。而戴院长救苦救难之方术不过如此，是直吾家老妈子之流亚耳！
最近，戴院长又奉了中央的命令，坐了飞机到西北去视察了一回。我真有些不明白，为什么在六七年以前，我们几个书呆子声嘶力竭闹着西北的重要，政府诸公竟是充耳不闻；到东北四省丢失之后，西北二字竟变了和南京的板鸭一样时髦，谁都要想见识见识，谁都要想尝尝滋味。大约是因为狐皮袍子被小贼偷去了不得不找件破棉袍御寒罢。呜呼，此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谁谓政府诸公无远见耶？于是乎我们的戴院长坐了飞机挤热闹去矣。
他到了西安，就于四月十一日发出一条反对发掘古墓的电报（见四月十三日本报）。这电报自始至终全是对着考古家的发掘古墓说话，对于人民私掘古墓，不过引来做个陪衬。电衔中首列“上海中央研究院蔡院长”，其次才是汪院长，王教长，蒋委员长；这是他对于蔡先生的挑战，说得质直些，就是上海人所说的“骂山门”。他以为已往的考古发掘工作，是蔡先生所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做的，所以他就一把拉住了蔡先生说话，其意若曰：你这蔡老头儿岂有此理！我这戴小头儿可不答应！你是元老，我也是元老；你是院长，“我也是院长。来！咱们俩演个交手罢。”蔡老先生虽老，却于此等处不肯示弱；他看你气势汹汹的来，只是拿出他的老工架，不慌不忙的把你教训一顿。结果呢，生公说法，虽未必能令顽石点头，而行政院的议决案，还是依了蔡先生，没有依戴先生（见四月二十五日本报）。可怜啊！我们的戴先生其将“痛心疾首，呼吁无声，哭泣无泪”而终古乎？
且夫考古发掘工作，不自今日始，报章所载，专书所刊，亦既连篇而累牍。戴先生并非昏聩，岂有全不知晓之理，而其电报不发于前，不发于后，不发于平时燕居之余，而发于此番长途劳顿之次，此中原由，亦大可研究。有人说：这一定是戴先生和徐先生抬杠的结果。徐先生者我们的老朋友徐旭生先生是也，现方在西安作考古工作。亦许戴先生驾到，杨虎城设席洗尘，而清徐先生作陪。酒过三巡，徐先生大谈考古，戴先生触动佛心，不免查照平时惯例，正襟危坐的把他那一肚皮妙论大演而特说，徐先生听得不耐烦，也说出他那一股子傻劲，摇头扭颈的和他大抗而特辩，结果是戴先生恼了。好！上海人说得好：“拨点颜色倷看看！”于是乎“呼吁无声哭泣无泪”的电报就发出了。这种的揣想，我以为决然合于事实，因为，假使真有这样的一件事，戴先生发电的起因既不光明，所取的手段亦未免卑劣，戴先生之“贤”，其尚足“传”乎？
戴先生反对考古家的发掘，蔡先生及国内各报纸已加纠正，现在可以不必再谈。我所要请教戴先生的，只有两点：第一点是戴先生原电中所说的掘墓，只举了“人民之私掘小小无名坟墓”和学术界的“公然掘墓”两种，而对于军阀们的公然发掘大大有名坟墓竟假装不知。冯玉祥在河南，曾设了税局提倡古玩商人刨坟取物；孙殿英曾发掘东陵；最近三五年中北平附近一带的名坟，已为托庇于某人的奸商们发掘将尽，（此某人者，言人人殊，尚未考定，姑不举名。）这都是彰彰在人耳目的事，戴先生不但在当时没有敢说什么话，便在这回的电报中，也竟没有敢附带一笔，戴先生敢向拿笔杆儿的人作难，斯诚勇矣；其不敢得罪有枪同志，殆亦古君子明哲保身之道欤！
第二点：戴先生原电中说：“古代于发掘禁墓者，处以凌迟。现今各省亦有以此刑处之者。”古代有无以凌迟处盗墓的事实，兹且不考，至于“现今各省”，却要请戴先生说个明白：究竟是那几省，那几年，那几件案子？因为这一点关系很重要，以堂堂考试院院长的地位，决不应信口胡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因为要撤消领事裁判权，近十数年中正努力于司法的改良，普通执行死刑，都是枪决：绞斩且不常见，何况凌迟？而戴先生居然于公电之中传布这种骇人听闻的消息！要是被外国人翻译过去了，从而拈住了这一点，说我们中国的司法，还同欧洲中古时代一样黑暗，这责任戴先生担负得了么？戴先生以一品大员的身分，而如此不顾事实，胡说乱道，要是在外国，早引起了议院中的严重的责问了；而在我们贵国，竟不闻中央党部或其他机关因戴先生之“出言失慎”而加以纠正或提出弹劾，这也是咄咄怪事。
现在我们的戴先生已从西北回来了。看中央社四月三十日下午四时所发出的电报，知道那天早晨，国府举行纪念周，戴先生出席报告视察西北的感想，其结语为“本人此次旅行为生平第一次之满足，感到无限欢快，且具无穷希望，……”好极了！戴先生自己也满足了，一向大家以为没有办法的西北，也可以有了无穷的希望了。我们老百姓除感谢戴先生之外，还有什么话说呢？可是，凡是到陕西去旅行的，没一人不知道陕西人之所“痛心疾首，呼吁无声，哭泣无泪”者，是全省没一处不种而且是不得不种，不得不吸的鸦片烟，而戴先生报告之中，竟完全没有提到。说是他没有知道这种情形罢，那是胡涂。说是他知道了而不肯说罢，那是蒙蔽。胡涂与蒙蔽，二者必居其一，其为渎视察之职则均，愿戴先生有以自解。
戴先生知道古人的坟墓应当“共敬共爱”，而不知道活人的生命精神应当共敬共爱！戴先生知道禁止挖坟可以“正民心，平民怒”，而不知道禁种鸦片也可以正民心，平民怨。呜呼！
将令全国百姓心
不愿为人愿为鬼
戴先生“培国本，厚国力”之功，伟矣盛矣，至矣尽矣，蔑以加矣！
戴先生征鞍甫卸，又匆匆的到杭州去主持时轮金刚法会了。孙中山先生致力革命四十年，目的只是要教一大堆俯伏在皇帝脚下的奴隶，站直起来做人。戴先生到了已可站直的时候，却因站得腿酸，仍要跪到班禅脚下去做矮子，这原是戴先生个人的癖好，说得好听些是信仰自由，我们尽可以不理会。但如截先生要利用他的地位，使他个人的癖好发扬滋长而遍及于全体民众，那是我们有脑筋的人决不能容忍的。
戴先生的“考试庙”，不就在鸡鸣山下么。鸡鸣山上，台城之遗迹犹存。佛果有灵，梁武帝何为饿死？
唗！
我今为汝说妙法：
冷水一盆浇汝头！
（二十三年五月六日，北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