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的过程里，自然选择可以在三个关口上施展它的力量，一是死亡，二是婚姻，三是生殖。人口学家所称的死亡率、婚姻率、出生率，都是有选择的作用的，所以优生学家把它们叫做（一）选择的死亡率，（二）选择的婚姻率，（三）选择的出生率。三者之中，有人一向以为死亡率完全属于自然选择的范围，完全的看法是错的，我们看了下文的讨论，便会明白；出生率的选择的影响，对于低等动物的关系少，而对于高等动物的关系多，一种动物，在演化历程里的地位越高，则所受出生率的选择的影响越大。

为我们目前的讨论设想，我们不妨把自然选择的各个方面作如下的分类：

达尔文当初讲自然选择，他所最注意而发挥得最周到的是死亡的一部分。这也是理有固然的，因为，如果一个种族之中，最坏的一些血系能够不等到婚姻生育，即因死亡而受到芟夷，同时，最好的一些血系得享遐龄，得尽其天年，从而得以长养子孙，保世滋大，这样一个种族自然而然的会趋于改进。达氏写着说：“这种良好的差别与良好的变异得因生存而保留，以及不良的差异得因死亡而摧毁，我叫做自然的选择，或适者的竞存”；达氏接着又解释给我们看，促成死亡的原因不外人口过密、食料缺乏、敌人侵袭、气候失宜等等。这一类的原因有属于上文分类中所称的食料的，有属于非食料的。

自从马尔塞斯（thomas r. malthus）发表他的《人口论》以后，食料的因素对于人类的影响见得特别重要起来，一半固然因为这因素本身确乎是重要，一半也未始不因为马氏的一支笔异常的有力量。他说：“一切有生之物都有一种不断的倾向，就是继续的增殖到一个食料所能供给的限度以外”。他又说：“动植物的孳生蕃殖是没有限制的，要有限制的话，那就是因为实在蕃殖得过于稠密了，以至于妨碍到彼此的食料的供给。”他的最后的结论是我们都已经知道的，就是，人类的递进增殖，如果不受限制，是按照着几何级数的，而无论人类如何努力，其食料的递进增加，决不能轶出算学级数，所以除非我们有方法可以减低出生率，人类迟早必有一天要受饥荒的压迫。

马尔塞斯这一番人口的理论是非常动听的，而对于达尔文与沃勒斯（alfred russell wallace）两人，留下的印象尤其是深刻，因此学术界就有了进一步的一番自然选择的理论。食物到不能赡给的时候，总有一部分个体要死亡，究属谁先死亡呢？何以某一部分要先死亡呢？那些不死亡或后死亡的个体又凭借着什么力量呢？从这一类问题的答复里，达氏与沃氏就不谋而合的同时发见了自然选择的概念。而从两氏以来，凡遇到讨论自然选择，我们说来说去，总不免归结到马氏的人口论，归结到人口增殖与食料的关系。其实马氏这一番理论是有些罅漏的，至少它并不适用于一切的动物，本书的原著者之一，在三十年前，就指出过这一点来，认为动物之中，真正把看得见的食料完全耗尽于先，以致不得不全体挨饿于后的物种是绝无仅有的。 〔120〕 而就近代的人类而论，除了人口特别稠密，经济生产方式特别落后的东方而外，因食料不足而引起的死亡选择，虽间或有之，恐怕数量甚少，不关宏旨。 〔121〕 就一般近代的国家说，食料不足的压力可以引迫向外移殖，而不足以引起死亡，而自生育节制的理论与方法流行以后，食料的压力即使继续引起选择作用，其所由引起的途径显然的不是死亡，而是生育的减少。

非食料的死亡选择便与此不同。它的影响要实在得多，深刻得多，并且在人生任何年龄以内，都看得到。为讨论方便计，我们可以分做下列的各期：

一、胎期的死亡选择是很严厉的，而对于先天品质特别低薄的分子更容易发生淘汰的影响。我们知道孕与育是二个分得开的步骤，而事实上成孕的胎儿在数量上比出生的孩子要多得多，因此胎儿死亡率之高是可想而知的。有一部分的遗传基因的遇合根本教胎儿不能存育，例如短指的基因， 〔122〕 如果受孕的时候，胚细胞所得到的此种基因，只有父或母方面来的一份，而不是双份，或一对，它是可以存育的，否则很早就不免死亡，也许出生后就死，成为所谓哑产，也许半途流产，也许更要早一些，在孕妇根本还没有知道她已经怀孕的时候，就遭受了淘汰。胎儿的死亡率（intrauterine death-rate）是一向很高的。即在产科医学很发达与孕妇卫生很讲求的近代，还是一样的高， 〔123〕 这表示自然选择在这方面的力量始终是很大。在这一点上胎儿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显然的很有不同，近代以来，婴儿死亡率确乎是渐渐的降低，表示自然选择的力量已经逐渐减少，说详下文。有一部分胎儿的死亡是由于父亲或母亲的疾病，其中最主要的是蛋尿症和梅毒，在统计里分别占第一位与第二位；有一种研究，讲明所研究的一六七三个死亡的例子中，有四分之一是由于父母的病态，而与胎儿本身无干。不过这也有几分选择的作用，例如就蛋尿症一端而论，这种胎儿的死亡也可以减少下一代肾脏有缺陷的分子。

胎儿死亡的现象里，有一个方面最奇特，近年以来，引起的注意也比较的最多，就是，胎儿的性别似乎和死亡的倾向也有关系。从成孕的时候起，一直到出生为止，似乎男胎的死亡率一贯的要比女胎的死亡率为高。出生的时候的性比例是男多于女，大抵是一〇五男与一〇〇女之比，从这个比例推之，可知成孕的男胎本来就比女胎为多。据各家的估计，在成孕的时节，男的要比女的多出许多，最低的估计是一二五男比一〇〇女，而最高的是二〇〇男比一〇〇女。这一类的估计大都根据流产或小产一类的现象而来，是相当的有根据的。 〔124〕 男胎的死亡率特别高，不但证明自然选择对于男性特别的严厉，同时也暗示两性之中，男性的竞存力不如女性，从严格的生物学的立场看，两性之中，真正较弱的一性，不是女，而是男。大多数的生物学家认为男性的劣于女性是基于性的组织的不同，而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男性的活力不如女子，胎儿死亡以外，还有别的事实可以从旁证明。例如，男性有许多的缺陷是建筑在性别的限制之上的，例如疝气，许多男子，从婴儿时代以至于成人，都可以有，而女子则因性器官结构的不同，无论如何不会有；这种品性或缺陷我们叫做“限于性别的”，或“性限的”（sex-limited）。又如，上章讲到过的性联的遗传品性，例如色盲、血流不凝（hemophilia）、鸡宿眼（night-blindness）、鱼鳞皮（ichthyosis）等等，男子遗传到的机会要比女子大得多，一个女子的遗传基础里，如果一对x染色体都含有色盲或其它性联品性的基因，她当然也不免在品性上有所表现，但这种机会是绝无仅有的，色盲的人几乎悉数是男子，就因为这个缘故。如果我们对于死亡率的性别再作进一步的探讨，可知胎期以内，男胎的死亡率虽高，选择的影响虽大，对于男性的一般的竞存力并不见得能提高许多，因为，从出生起，到老年止，每一年龄以内的死亡，几乎总是男子比女子为多，即男子一贯的要比女子为容易死亡，虽说男子的生活易于遭遇种种危险，与安居在家庭以内的女子不同，但万不足以解释这种一贯的倾向。能解释的还是活力或竞存力根本不如女子，因而容易遭受淘汰。无论在那一个民族与时代里，老妇人要比老翁为多，不用说，也就是因为这个活力不同的缘故。

总之，在胎期以内，自然选择的威力是很大的，而此种威力的行使和两性染色体的平衡与否很有关系，女的有一对x染色体，而男的只有一条，同时有一条不很相对的y染色体，便是不平衡的一个基础，而活力不相等的根源了。 〔125〕 活力既不相等，于是于一般淘汰之中，男胎更不免遭受一番更严厉的洗刷。

二、出生不是一个时期，而是一个关口，很重要的关口。这关口之中，自然选择当然也是很厉害的，而其程度则视三种力量的大小以为转移。最要紧的是胎儿自己的活力，从胎内转到胎外，环境上要发生剧烈的变迁，活力大的可以担当得起，否则就不免于死亡。第二要看产母的体格是否健康，能不能作正常的分娩。第三要看产科医生或收生婆的本领与功夫了。这最后一项的选择关系比较小，但别有一种重要性，即说不定可以发生反选择的影响，如果胎儿的本质并不坏，甚或很好，徒以收生婆的手段太坏，以致白白的糟蹋了，那是一种反面的选择。像胎儿死亡率一样，近年以来，新生儿死亡率（neonatal death-rate）也没有降落多少， 〔126〕 这不啻再度的暗示给我们看，自然选择的力量依然是很大。

新生儿的死亡，原因不一，最重要的两个是胎育不足和出胎时的创伤。第一个原因的情形我们现在还不大了解，一部分是月份不够，是比较清楚的，但也有月份虽够而依然不够成熟的。第二个原因比较显然，但这方面的统计数字也许包括不少堕胎的例子，所以往往不大可靠，例如在美国就有这种情形。要减少这种创伤，一方面对于孕妇在临盆前的起居生活要特别注意，一方面更要训练助产的人员，教他们在临盆的时候，要避免过分的干涉，产育原是一件自然的功能，设非万不得已，自以少用手术为宜。有不少的哑产与新生儿的死亡的例子是由于胎期的梅毒，如果别的原因无法控制，至少这一个是可因医学卫生的切实推广而加以防杜的。

三、婴儿出生后不即死亡，而迟至一年以内才死亡，叫做婴儿死亡。婴儿死亡的数量究有多大，比率究有多少，我们现在还不大知道，在人口统计比较发达的国家如此，在不发达的国家尤其如此。在大多数的国家，或一个新式国家的大部分的地域，生死登记还没有举办，或办得很不周密，因此，这种数量与比率，就根本无法计算，或虽算也决不准确。就美国而论，在以往的三十多年间，国情普查局（the bureau of census）和其它社会行政的机关在这方面曾经用过很大的心力，特别在出生的登记一方面，但罅漏还是不少。大抵死亡登记的困难比较少，死亡发生以后，不得不营葬殓，而葬殓要寻专业的人，要向官厅领取埋葬证，而全部的过程总有一部分要进入邻里乡党的耳目，所以容易，而生产则往往可以在家庭中为之，可以完全不假外力，所以困难。但既有后者的困难，前者所得的结果也就不免受到影响。

婴儿死亡率的计算是以一千个生产做单位的，一周年之中，一个国家或一个地方所出生的婴儿当然不少，但其中总有一部分活不到一周岁，如今如果我们知道每一千个生产中究属分摊得到几个死亡的例子，那我们就知道婴儿的死亡率了。所以如果出生登记不完全，即使死亡登记十分周密，也没有多大用处。各国婴儿死亡率的大小很有不同，有少到千分之一二十的，也有多到千分之几百的，前者的代表是纽西兰、澳大利亚、荷兰、美国等，后者的代表是中国 〔127〕 、印度，不过这些例子的统计的根据也很不一样，有的根本就是一些估计的结果。美国是局部已经实施人事登记的一个国家，但因为出生登记不周密，问题也还是很多。美国近年来的婴儿死亡率大约是千分之七十或百分之七。不过我们知道在不少的地方出生登记是很有遗漏的，也许一百个中遗漏了二十五个，即只有千分之七五完全。从这种不完全的出生的数字我们算得了一个千分之七十的婴儿死亡率。如今假定某一个地方的内政与卫生当局忽然励精图治起来，居然把最近一年的出生登记做得很完全，于是原有的一〇〇〇对七〇的生死比例应一变而为一二五〇对七〇比例的，而这个新的比例事实上等于一〇〇〇对五六，即婴儿死亡率本应该是千分之五六。不过一般人不察，以为从千分之七十到千分之五六，显然是地方上民众健康增进的表示，是卫生行政人员努力的成绩，捕风捉影惯了的报纸更把这种似是而非的数字作为宣传的资料，其实则全不相干。美国近年来所号称的婴儿死亡率的低降，多少便由于这种可以说是数字上的幻觉，据说最近三十多年以来，此种死亡率竟然减削了一半，这一半的减削究属多少是由于实际的进步，而多少由于出生登记的渐趋于周密，怕谁也说不上来，据我们看来，说不定后面的原因还是更大的一个。由此也可见自然选择假手于婴儿死亡所表现的威力始终还是很大。

不过婴儿死亡的选择的力量虽大，并且虽大于任何其它后来的生命段落，就其对于民族健康的影响而言，实在远不及生殖选择的重要。所以即使婴儿死亡率真有减低的倾向，我们也正不必过于庆幸。即使上文所说的千分之七十是一个真实的婴儿死亡率，再假定卫生与医学更加发达以后，居然有一天真正可以减削到一个千分之三五。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这样一个低的婴儿死亡率，虽未必能维持久远，但真要做到是可能的。不过做到了也没有多大用处，就人口的数量而论，它的功用无非是千人之中多添上三十几个人，或百人之中多添上三个到四个；但若因为生殖选择的讲求，而每一人家的平均的子女数能从三个加到四个，那就等于教人口总数量多添出三分之一，其功用之大，岂不要比婴儿死亡率的减少大到十倍？反过来，如果一家的子女数本来三个，后来却降到两个（在英美等国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人口里，事实上就有这种现象，中国的自由职业人口似乎也逐渐踏上这种趋势），这就人口的数量看，其为严重，也就远在婴儿死亡之上，若更就人口的品质看，则其损失之大，几乎是无法估计。一面有这样大量的损失，一面虽救活得少数的婴儿，试问又有什么用处。俗话说“大不算，小欠赚”，所指就是这一类的不聪明的行为。总之，我们应当知道，从优生的立场求民族健康的进步，生殖的选择要比死亡的选择重要得多，所以与其多努力于救死，不如多努力于赞生，一般从事于“慈幼”或儿童救护的人，一天到晚所为呼号奔走的，不是婴儿死亡的减少，便是流浪儿童的救护，他们的热心与毅力，诚然可以敬佩，但就民族真正健康的立场看，他们的认识是不够的。有可救护的婴儿，我们当然要尽力的救护，不过我们应当知道有一部分因特殊的救护而得以维持生命的婴儿是根本上便很亏弱的，即根本的品质要在中人以下，即使勉强扶植成人，也徒然增加社会的负担罢了，而就民族健康论，更是有损无益。 〔128〕 这一层我们在下节还须详细讨论。

至于婴儿死亡的种种病因，近数十年来，虽已有一部分受医学卫生的控制，但成功的程度也颇不一致，例如呼吸系统方面的成功就不如消化系统，并且呼吸系统的疾病依然很容易转变为肺炎而引起死亡。无论病因如何，一大部分的婴儿死亡似乎总因为先天的禀赋太薄，抵抗疾病的能力太小，经不起微风细雨的吹打，换言之，这还是因，而疾病不过是缘罢了； 〔129〕 婴儿死亡的富有选择的意义，正坐此故。在同一区域之内，婴儿死亡的分布，往往极不均匀，有的部分死得特别多，有的特别少，这其间显然的是有些选择的作用，大抵死得少的部分，也许是从别处迁徙而来，对于某种疾病，在以前早有过淘汰的经验，所以抗抵力大，而死得多的部分便不然了。例如在美国，民族的成分很复杂，各民族所处的虽同属一个环境，其婴儿死亡率便不一样，几乎是各有各的死亡率，而和这许多民族所从出的欧洲的各个民族比较起来，却又大致相像， 〔130〕 可见婴儿死亡决不止是环境的状态所造成，而同时和民族的遗传有密切的关系。婴儿死亡有强大的选择作用，观此而更见得确凿有据。

如果两性之中，男性的活力不如女性大，诚有如上文讨论胎儿死亡的一节中所说，则一地方死亡率的选择力究有多大，一地方的性比例也约略的可以给我们一个指数，大抵选择力越大，则比例越不平均。许多国家的人口数字都表示如果婴儿死亡率高，则男女婴儿的死亡数比较相等。 〔131〕 如果婴儿死亡率低，则男婴的死亡数要比女婴死亡数为大，并且越低则男女婴儿的死亡数越不相等，即男婴相对的死得越多。如果我们假定每一个新生儿的环境与生活条件是安排得十分圆满，则男婴的死亡，和女婴的死亡对比起来，可以到达一个最高的数量，因为环境虽同样的好，男女婴儿利用这种环境的力量却不一样，女的先天活力大，便善于利用，男的先天活力弱，便不善于利用，或总有一部分不会利用，因此，无论加上多少爱护的功夫，终究不免于夭折。

这一类的事实，加上上文已经说过的二三十年来的婴儿死亡率的趋势的实际情形，可知婴儿死亡率的选择力量始终是很大，一部分从事于卫生与医学防护的人尽管把近年来的进步宣传得很热闹，其实是不相干的。换言之，婴儿的死亡，一大部分是由于内在的缺陷，由于脆弱的气质，由于精质上的不适宜于生存。因此，从优生学的立场看，婴儿死亡对于民族的损失毕竟是有限的，它不比山居民族的一次地震、或滨海民族的一次风潮、或工业区民族的火药厂的一度爆炸，所摧毁的同样的人数，因为这些死亡的原因，是无选择的，是玉石不分的。

四、幼儿死亡指的是满一岁以后满五岁以前的死亡。不用说，它和婴儿死亡有密切的联带关系。大抵一地方的婴儿死亡率高，则幼儿死亡率低，婴儿死亡率低则幼儿死亡率高。 〔132〕

这两种死亡率的互为消长的关系，我们在许多不同的国家里都已经发见过。不过这种关系是不容易量断的，因为人口的流动太大，在搜集死亡统计的人不容易作长期的观察。就我们知道的许多研究中，只有关于美国芝加哥城的研究没有能表示这种互为消长的关系。 〔133〕 不过大都市人口的好动善移终究是一样的，芝加哥的情形如果和纽约相比，大概不会有很大的分别，而据煤气公司的报告，纽约市的住户，平均两年必换一次通信地点，即每两年必搬家一次，如此，则市内每一区的调查结果，今年的和后年的可以很不相同，而后年的和后三年的也势必有很大的分别；除非芝加哥有特殊的情形，不能和纽约相提并论，此种研究所得的相反的结论便教人难于置信。

无论如何，就大体说，上文所提互为消长的结论是可以无疑的。生命第一年以内的死亡率如果低，则势必留下不少先天孱弱的幼童来，让它们在未来的四年里终究走上死亡的路径；如果高，则孱弱者在第一年内即死亡垂尽，等不到未来的四年内死亡，于是幼儿死亡率便自然而然的高不起来。有人说，婴儿的死亡如果和流播很快的传染病有关，则第一年不死的分子，多少已经养成一些抵抗力，所以后四年内便轻易不至于死亡，这说法固然也有几分道理，但不足以完全解释后四年死亡率之低，因为我们知道幼儿死亡率和成人死亡率也有互为消长的关系，可知这其间主要的原因还是先天的气质，而传染病的抵抗力未始不是先天气质的一部分。

有好多种的研究告诉我们，寿命是一种比较显明的遗传品性。一人一家的先天气质，究属强韧与否，或对于环境的抵抗力究属多大，或适宜于生存的程度究有多高，如果要单就一个品性而加以判断，并且可望判断得大致不错的话，这样一个品性就是寿命。美国电话发明家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曾经搜集过不少家谱的资料，其中一部分他就作为研究寿命遗传之用。贝氏把凡属有过高年（九十或九十以上，一家至少一人）的人家汇集在一起，然后加以研究，关系幼儿死亡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他的研究里摘取如下的一些数字（我们只摘取最初四年的死亡数） 〔134〕 ：

我们看了右列的数字，可知在这些家庭里，从一岁到四岁的死亡数，比起美国全国的同年龄的死亡数来，要少得多。而这些家庭，事实上并不是在社会上很有地位的家庭，大多数处的是一个相当艰苦的环境。以社会阶级论，大部分可以说是属于下乘的；许多是新近从欧洲移来的，并没有很多的家产。他们在美国只有一两代的历史，不过在贝氏从事研究的时候，大吹大擂的所谓“救婴运动”还没有开始，而当时一般的婴儿死亡率与幼儿死亡率比现在的要高出两三倍。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家庭中的婴幼死亡率之所以低，主要的原因还在遗传的健全，而与普通所称的良好的环境不甚相干。

如果普通所称的良好的环境是一个主要原因的话，则欧洲各国的皇族与宗室家庭所表现的婴幼死亡率应当比任何人口部分要低，因为，以它们的地位，每一个婴儿所得的待遇无疑的是当时的科学知识与营养技术所能供给的最好的待遇。但我们在这方面所有的资料也证明婴幼的死亡和父亲的寿命有密切的关系 〔135〕 。如果父亲不永年，则婴儿所遗传到的气质也显然的不会太好，因此夭殇的机会也不免比较的多：

皇家与宗室中父亲寿命与婴幼死亡关系表

（根据德人普禄兹ploetz的资料）

*此列数字不合，938疑为983之误。——编者注

在表中最重要的一栏当然是第三栏，父亲的寿命越高，则子女在五足岁以前夭殇的机会越少，成很整齐的一个正比例。而两个极端的分别，尤其是显然。

婴儿死亡与幼儿死亡虽有很大的选择的效用，但我们也充分的承认，不是每一例都有这种效用，换言之，其间总有不少不应死亡而死亡的例子。甚至于即使每一个例子都有选择的意义，我们也不能承认它是促进民族健康的一个最良好的方法，因为它也正复有它的种种弊病。因此，婴幼死亡的数量总是值得减少的，我们总要努力把它减少到不能再减，而同时却应尽量的利用生殖选择的方法来积极的提高民族的品质。

五、青春期是人生中死亡率最低的一个段落，所以或许也是有选择作用的死亡率最低的一个段落，我们无须特别讨论。

六、成人期至老年的死亡也富有选择的意义，但大体说来，这种意义并没有婴幼死亡的那般重大，因为一个人到成年以后才死亡，他大抵已经取得婚姻与生子的机会，如果他是一个先天气质不很良好的人，这种不良好的程度大抵已经传递到下代。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成人死亡的选择意义要比婴幼死亡为清楚，我们从成人的生活史和病因里可以看出他的品质究属如何，因此可以知道他究属为了什么才受死亡的淘汰。而在婴幼死亡一方面，选择的意义何在，我们只有从父母的品质间接推论的一法，而此种推论的准确性势必有限，因为我们知道，亲子之间的相肖程度原是不完全的。

其次我们要就各种重要的传染病和死亡选择的关系讨论一下。传染病中最重要的一个是结核，一则因为它传播得特别广，再则因为它引起的死亡特别多。它的传播之广是很显明的，特别是在近代都市化状态之下；都市中人烟稠密，传染的机会几乎是触处皆是，所以死后的检验发见凡属已过青春期而死亡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传染到过结核的病菌。不过有趣的是，这种传染到的分子中间，大多数并不因此病而死，即大多数的肺部或其它器官受到传染以后，结核的细菌便被人体里生理上的自卫机构所包围抑制，无法生长，甚至于连本人都不知道他身体中有结核菌的存在。当然在另一部分人中间，传染到的区域一天比一天扩大，终于因此而死亡。

我们现在要问，为什么有的人因此病而死，而他的邻里乡党的人，虽也传染到同样的病，却始终抵抗得住？一个普通的答复是，抵抗力的大小要看一个人传染到的时候的年龄大小。据说，如果传染到的时候，是幼年，而病菌的数量又不大，则抵抗的力量便有逐渐发展的机会，而终于招架得住；如果传染得迟，而病菌的数量又大，则一度猛烈的袭击的结果势必引起死亡。

另一个说法是，人与人的体气既有先天的变异，而变异的倾向又无所不包，则对于结核菌的抵抗力，安知不是变异范围内的一部分，或变异品性的一种？如今既人人不免于传染，而终于死亡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的人，则可知后者大概是先天的抵抗力比较强的人，而前者是比较弱的人。

这两种说法表面上似乎都有几分理由。一大部分的死亡的例子似乎都可以用它们来解释，即任何一个都解释得通。例如，美国的印第安人特别容易传染到结核病；这病原是当初发见新大陆的人和移殖的人带来的，而一经侵袭到印第安人，便有如火燎原之势。其它的传染病如同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等也有同样的情形，它们所毁灭的土人，在数量上比白人的征灭战所屠杀的还要大。 〔136〕 主张第一种解释的人说，印第安人幼年没有传染结核菌的机会，所以一旦发生接触，其来势必猛，其数量必大，虽有坚强的气质也自无法抵抗。而主张第二个解释的人则说，印第安人在他们的种族生命史里既从来没有生过结核病，即从没有受过结核病的淘汰，因此人口之中，不免有许多体气特别脆弱的血系，而一般人口对于这种病症的抵抗力也势必相对的弱小，因此一经传染，便成披靡之势。而在侵略他们的白种人，则情形恰好相反，他们在已往的几千年以内，他们多少世代的祖宗，早就不断的受过结核菌的袭击与淘汰，其遭受袭击而未至死亡的分子就把他的种子留传到了后世，成为新大陆的发见者与拓殖者，而在发见与拓殖之际，一部分的人虽也携带着这种病菌，自身却不一定死亡，至少大量的死亡是不会再有。 〔137〕

大体说来，两个解释之中，第二个解释要比较的圆满，更足以说明我们目前所有的一切事实，并且和一般的生物学的原则更相符合。它可以从动物实验方面得到强有力的证据。动物学家用豚鼠做资料，先用近亲交配的方法，把豚鼠的各种血系很清楚的划分出来，所以就遗传而论，这些血系是很不相同的；然后在同一环境之内，用同样的人工传染的方法，教它们和结核的病菌发生接触；试验的结果发见各血系的抵抗力很不相同。 〔138〕 这种抵抗力显然的似乎是一个遗传的特点，而不是一般的体力健旺的一个表示，因为有的血系，就一般体力说，是最脆弱的，而其抵抗结核菌的力量却最强，反之，有些体力最健旺的血系却很容易受结核菌的袭击。

在人类方面的统计研究也证明这一点。三十多年来，这种研究已经是不一而足。 〔139〕 这些研究发见在结核的传染上，亲子之间的相肖程度比夫妇之间的相肖程度要高得多；这一层便非普通环境论所能解释，因为夫妇有同床和其它特殊亲密的关系，传染起来总要比亲子之间容易得多。在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又发见穷苦的生活状况和结核的传染几乎是全不相关，或虽相关，而其系数极小，无关宏旨。所谓穷苦的生活状况包括居处湫隘，营养恶劣，和个人卫生的不讲求，等等。这又是普通环境的解释所不能说明的。环境既不能说明，则比较能够说明的还是遗传的抵抗力了。

美国历年来结核病的死亡率的变迁也多少可以证明这一点。历年以来，这种死亡率有陆续降低的趋势。不过在一八四〇年以后的二三十年来，结核病死亡率是特别的高。我们于事后调查，才知道这和爱尔兰的移民有很大的关系。原来那时候爱尔兰人正大量的移入美国，三十年之内，移入的爱尔兰人约占爱尔兰本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二，其数量之大，可想而知。爱尔兰人的结核病的死亡率是出名的高的，当初如此，现在还是比较的高。一八四〇到一八五〇年间美国结核病死亡率的突然提高似乎和这种移民的入境有不少的联系。一八五〇年以后，结核病死亡率逐渐的降低，大概因为第一批抵抗力最薄弱的人已经遭受淘汰，越到后来，抵抗力强一些的人就越多了。到了第二十世纪，又有一种特殊的情形发生，使结核病的死亡率更来得低降。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那次流行性感冒的大疫。这次大疫范围极广，像当时的战争一样，也波及到全世界，所毁灭的人口大约有二千万，自中古时代的各次大疫疠以后，这还是最大的一次。二千万个死亡之中，一部分是间接死于流行性感冒，而直接死于肺炎的，因为此种感冒对于肺部脆弱的人特别容易转成肺炎。所以，假如没有这一次大疫，说不定这些死于肺炎的人本来就不免死于肺结核；如今既死于肺炎，肺结核以及一般结核病的死亡率就更见得低降了；一直到今日，美国的此种死亡率算是比较低的一个。

上文的看法显然是一个自然选择的看法，它把结核病的减少追溯到抵抗力薄弱者的淘汰，而不归功于医学，公共卫生，以及“防痨运动”等的努力，至少不完全归功于这一类的努力。这种看法大概是对的，但读者决不应以辞害义，认为从此我们对于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可以无须讲求了。我们应知各人的抵抗力既大有不齐，则一个寻常的人，所以能避免寻常的传染，就因为他能维持一个寻常的生活环境，而寻常的生活环境就包括适度的摄生功夫在内；同时，一个人对于某一种疾病的抵抗力究有多大，在未传染此种疾病以前，自己无法知道，医师也无法加以预测，所以最妥当的办法是以一个寻常人自居，不太自恃，也不太怕疾病的来临，而随时摄护个人的健康。不过，根据了上文的看法，我们也承认，美国的结核病死亡率，从六十年、八十年、以至于一百年前的高处，降落到目前的低处，这其间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自然选择，唯其抵抗力比较弱小的分子，逐年的接受了死亡的淘汰，所以越到后来，抵抗力比较强大的分子越多，虽有传染，也无须乎以死亡为归宿了。所以，即使没有“防痨运动”一类的努力，死亡率大概一样的会发生降落的趋势，所不同的是此种趋势稳健有余，而速率不足罢了。

就一般情形说，结核病似乎只淘汰一种分子，就是对于结核菌抵抗力不足的分子，换言之，它不大牵涉到其它的品性；也就是等于说，此种抵抗力的弱小和其它身心品性没有什么特殊的相关，和一些中上的优良品性既不很相干，和中下的稗劣品性也无甚联系。因此，自然选择的影响似乎端在教一个民族对于结核菌的侵袭，可以逐渐的更加抵御得住，招架得住，最后纵不能完全把结核菌完全消灭，至少可以和它相安。（上文说对于结核菌的抵抗力的大小似乎和其它身心品性不很关联，当然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关联的地方自非完全没有，例如胸部圆长而作桶形的人，也就是像新生的婴儿的人，似乎特别容易受袭击，以至于不治；普通以扁胸的人为易于发生肺结核，倒是不确的。）

梅毒便与结核病不同。就杀人的力量论，二者是不相上下，不过因梅毒而死亡的人是有许多特殊的身心品性的。换言之，梅毒的易感性（抵抗力的反面）和许多重要的品性有显著的相关，特别是在心理的一方面。大抵在婚姻以外别有性的关系的人容易传染到梅毒，所以凡属遭受淘汰的人大抵是一些因种种原因，不安于单夫只妻的生活而喜欢拈花惹草的分子，至少，他们这种不安与喜欢拈惹的心理要超出寻常的程度，才会见诸行事，才使他们传染到梅毒，才终于遭遇到淘汰。梅毒的死亡年龄不一，但大多数的例子不是发生在生命尚未开始之前，就是发生在生命已经成熟之后，前者指的是因胎期内传染到梅毒而发生的许多哑产与流产的例子，后者则指许多已婚而生有子女的壮年男女。所以在胎期的死亡现象里，梅毒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应当属于死亡选择的一方面，不过就后一种的死亡而论，其意义所在应当属于生殖选择一方面，因为此种人的子女多少已经遗传到父母的品性。就一般而论，梅毒的死亡所淘汰的是比较缺乏利它心、自制力、理想、与智力的分子。它所间接保全的是这些品性比较发达的分子。大抵智力比较薄弱，或比较有病态，以至于对情欲不能善自操持的人才容易遭遇到淘汰。性冲动特别强烈的人，如果再加上自制力的薄弱，情绪的不稳称，则无论男女，都有被此种疾病所牺牲的可能，而在男子，如果于强烈的性欲之上，又加上特别浓厚的侵略性，霸占性，则也会有同样的趋势。这种种特点既多少有精质的基础，则梅毒传播的结果，于几个世代之后，说不定会在人口的品质上引起相当显著的变迁。

梅毒在许多传染病里是自成一类的，因为它的传染所牵涉到的社会环境很特殊。另一种花柳病，白浊，也有同样的情形，不过它所发生的对于种族的影响并不假手于死亡，而假手于生育力的斫丧，所以应当属于生殖选择的范围，留待下章讨论。大多数的传染病，尤其是比较厉害的几个，例如天花、霍乱、斑疹伤寒、黄热病、黑死病，都可以和结核病归做一类，因为它们所分别淘汰的大抵只限于缺乏某一方面的抵抗力的分子。同时，我们也承认，它们对于智力薄弱些的分子，不大见关识窍的分子，以及生活习惯不太守规则的分子，也多少不免有些淘汰的影响。不过，此种影响的优生价值是有限的，因为这种种传染病所毁灭的，就大多数言之，总是一些比较健全的人，是一些有作为有贡献的人，其品性中所缺乏的仅仅是某一方面的抵抗力罢了。因此，医学卫生如果有法子消灭这一类的疾病，终究是民族生活的一大利益；民族为扩展它自身的健康计，也当然应别求一些更能分别玉石的途径，而决不应消极的信赖这一类疾病的淘汰之功。

各种麻醉物所引起的死亡选择倒和梅毒所引起的有些相像，所以虽非一类，性质上却相近似，因为它也牵动到其它重要的品性。麻醉物中最最重要的一品是酒精，我们只须把酒精的影响讨论一下，其它就可以类推。就许多的民族而论，饮酒的人的死亡率一贯的比不饮酒的要高。 〔140〕 我们对于酒精的影响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易感性或抵抗力，大抵神经系统脆弱的人都容易感受麻醉物的影响，即容易受此种物品的吸引，其容易的程度又大抵和脆弱的程度成正比例。所以人口中见酒必饮，每饮必醉，以至于至死不悟的人大都是神经系统不健全的分子，因此，我们认为酒精是自然选择中一股强大的势力。此种狂饮的现象我们叫做酗酒现象（alcoholism），而这种人我们就可以叫做酗酒者（alcoholics）。因酗酒而直接间接致死的人究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像梅毒一样，这种死亡是不名誉的，大抵做医师的人都不愿意把真正的死亡原因宣布出来。同时因为法令对于酒精一类的饮料，时或放任，时或禁止，民众酿饮的习惯又复时有变迁，所以即在短时期以内，酗酒的死亡率也时有升降，很不一贯，例如最近三四十年来的美国。在瑞士，饮酒的习惯比较悠久，比较普遍，也比较公开，不受法令的干涉，而历年以来，死亡的统计也比较被认为可靠，则以酗酒为死亡的主因或副因的成分约占全部死亡十分之一。 〔141〕 因酗酒而死亡的人，其间虽也有不少品质比较优良的分子，但大体说来，此辈的神经系统是不健全的，而神经系统的健全既属近代文明生活的一大基本条件，则此辈的不能尽其天年，为民族的永久健康设想，终究是利多弊少。 〔142〕 不过，要凭借了酒精的威力来促进民族健康，毕竟是策之下者，因为它所引起的社会与经济的损失实属不赀，我们也正复不能坐视。酒精在已往曾经沙汰过不少的不健全的分子，对于整个的民族健康，已有过不少的贡献，我们固然承认，但就前途而论，我们总得运用更积极，更分皂白，以及更容易自觉的控制的方法，来推进民族的卫生。

气候也是选择的一股力量，不过此种力量的活动是间接的，即必须假手于另一种直接的力量，就是一地方的气候所引起的传染病。所以白种人中间常有人说，只要他们能够把各种热带的传染病扫灭以后，白种人也未尝不能向热带移殖。而持反面的论调的人则说，自从白种人的殖民运动开始以来，诺迭克一族的白种人（nordics）从来没有能够在真正热带的地域作永久的移殖。唯一近乎成功的例外是第十七世纪中叶的前半从英国到巴巴图斯（barbados） 〔143〕 的一批殖民；这一批殖民大都是当时被排斥的保皇党，三百年来，他们在新环境中，不但能维持于不败，并且流品之高，人才之盛，平均而论，要在大多数居留在温带的白种人口以上。不过，话还得说回来，这一批殖民的所以能维持到今日，说不定因为有当地土著的帮忙。这些土著是黑种人，他们在热带的气候里，位育已久，可以从事于各种劳力的工作而不至于遭受淘汰。不说别的，他们出汗的力量就比白种人为大，他们每一英方寸皮肤上的汗腺，要比白种人为多， 〔144〕 这就是数千年来，久经淘汰而已得所位育的一个表示了。在巴巴图斯的白种人，有了土著的帮助，便无须自食其力，无须和热带的烈日、暴雨、潮湿、以及其它传染病的因缘直接发生关系，才幸免于淘汰。所以，除非前途在这方面我们有更多的正面的资料，我们只能承认气候大概是自然选择的一股重要的力量。 〔145〕

失事也未始不是一个选择的因缘，特别是在今日机械文明的时代。死亡众多的一类失事，例如火车出险，往往玉石俱焚，但零星的失事，则富有选择的意义，大抵筋肉强健、神经稳定、而计虑周详的人失事的机会少，而行动冒失、体力薄弱、而神志脆薄的人失事的机会多，酗酒的人易于失事，可以说是属于神志脆薄一流。在汽车交通最发达的美国，因汽车失事而引起的死亡平均每月差不多有一百个例子，其中大约有一半是儿童。

战争在自然选择里的地位特别重要，值得提出来另成一题，从长讨论，见下文第十二章 〔146〕 。

自杀的地位比较的不重要。在美国，一年之中，自杀的平均虽多至二万人，大部分是已过壮年的男女，已经留有子息，所以不会有多大的优生意义。有许多自杀的例子可以推源到精神上的病态，但一样不免于自杀，也可惜失之太迟，如果能提前二十年或三十年，那对于民族也未始不是一种裨益，因为说不定在这二三十年之内，他们已经有机会生男育女，已经把他们的精神病态交代下去。 〔147〕

产母的死亡也是一个不大关宏旨的项目 〔148〕 。在美国，这种例子每年平均约有一万五千之谱，不过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不好算数而应当别成一格的，因为实际的死因是堕胎而不是难产。难产的死亡可以淘汰一部分肾脏有缺陷的血系，骨盘太小或有其它的结构上的特殊状态的人也有被淘汰的倾向。至于堕胎所淘汰的血系，则其缺陷大率属于心理品性一方面，而母性薄弱的女子特别容易受淘汰；母性薄弱，不用说，也是心理品性的一种。

本章的讨论所牵涉的方面很多，但总括起来，我们总须承认，近代死亡率的一般低落对于民族的福利并没有一般人所想象的大。婴儿死亡率果然是降低了，但幼儿死亡率则有增加的趋势，所以即使前者有些好处，至少有一部分已经被后者抵销。至于壮年人的死亡率的变迁也是似实而虚的。大体言之，传染病的死亡率虽有减损，而所谓退化病的死亡率则反有增益，两者之间也有彼此抵销的形势。所谓退化病之中，糖尿一症的死亡率增加得特别多。

要教传染病的死亡率逐渐降低，在理论上原是不很困难的。我们只要有方法把体外环境里传染疾病的生物尽量扫除，例如某一种的蚊虫，或把体内环境里的寄生生物摈斥净尽，则传染病的机会既减少，因此而发生的死亡率自亦随而降落。所以在未来的数十年或一二百年以内，此种死亡率的有利的变迁一定还可以继续下去；固然我们也得承认，到了后来，这种利益势必逐渐递减到一个无可再减的地步，即一种传染病的死亡率势必降到一个不能再降的程度。我们也可想象得到，也许有一部分的传染病前途会完全消灭，不再发生。

退化病的问题比传染病要困难得多，因为此种疾病的发生，与此种疾病所招致的死亡，大原因在内而不在外，绝对不能用种牛痘一类简单的方法来预防或补救。除非人类或一个民族根本改变它的生活习惯，各种退化病的疾病率（morbidity）与死亡率（mortality）怕不会有减低的希望。但改变生活习惯又谈何容易？要一个中年的人吃上某一种药，把肚子里的钩虫完全打出来，或注射某一种针，来增加对于白喉症的抵抗力，是不难的，但要他从某一天起不吃或少吃某种东西，或开始运动筋骨，并且要持之有恒，却不大容易。从生物学的立场看，近代所谓文明社会的一部分的生活习惯与其说是进步，无宁说是退步，并且正继续的在退步。无数种类的药品至多只能够减少一个中年人的痛苦，而决不能增进他的健康，它们都是一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些权宜之物，从真正健康的演进的立场看，是没有地位的。并且有的时候还可以发生饮鸩止渴的危险，因为此种药物的效用既不过是浮面的，暂时的，则流行一久，病者既得多延若干年的生命于前，便可以多遗留一部分的子息于后，而民族一般的抵抗力势必从而发生进一步的削弱。

看了上文的讨论，可知我们的平均寿命在最近的将来不会有很大的增加。一部分乐观的人认为人寿可以高到二百年，是没有事实的根据的。真正的事实告诉我们，近代的婴儿，在出世的时候，对于寿命的期望，固然较以前为大，而中年人的寿命的期望，则实较以前为小。 〔149〕 科学文明固然是进步了，并且目前还在进步，不过人的适生的内在的力量却退步了，并且目前还继续的在退步，优生学的目的就在改变这种背道而驰两相抵销的趋势。 〔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