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 到绥芬河

1950年7月28日，我和溥仪等一行，从伯力第45特别收容所出发，乘二等旅客列车南下回国。后来我知道解放以后中国政府经过与苏联政府的交涉，才答应将我们这一批战犯引渡回国的。

火车隆隆地在原野上奔驰着。我的心也奔驰着。遥望窗外，天色发暗，夜幕快要降临了。火车在站台上停留的时候，可以听见站台上士兵行走时皮靴 “托托”的声音。我想前面就是中国的领土了，不知道共产党将如何对待我们这些俘虏。民国时期，我怕国民党，因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后来冯玉祥又把溥仪赶出了皇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伪满期间，我怕日本军阀，他们把溥仪折磨得战战兢兢，过着非人的生活，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自己也是人在屋檐下，不敢不低头，每天提心吊胆地生活。谁知道现在又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此去也许命赴黄泉。溥仪是伪满皇帝，头号战犯，十足的汉奸，他是要枪毙的。我是溥仪的弟弟，虽然官职不高，但地位特殊，共产党会把我们看作旧王朝的残渣余孽，枪毙示众。想到这里，心里就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同行的人大概也都是这种心理，个个面如死灰，沉默无言。押送我们的伯力收容所的阿斯尼斯大尉虽然不时宽慰我们，说：“天一亮，你们就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去，这是值得庆贺的。你们国家的总理已经派人在边境上迎候你们。你们不要多疑，共产党的政权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政权，中国共产党的气量是最大的。”

我对阿斯尼斯的话是不相信的，因为他没收过溥仪的财宝，我亲眼看见的。在伯力，我们虽然受到了比较宽容的待遇，这是因为他们接近西方，受联合国规定的约束。可是回到中国，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这样对待我们，就不知道了。火车在经过长长的一段隧道之后，逐渐减速，最后停在一个小火车站上，这时是7月 31日晚上。我透过窗户，看见车站的站牌上写着“绥芬河”三字，我知道到了中苏边境了。这里原来是片原始森林，日本统治东北时期，因为扫荡抗日联军，把树木砍伐一光，当时就是铁路车站旁边也是够荒凉的。8月1日晨，中苏双方开始交接工作。站台上站着两排持枪相对而立的士兵，一排是头戴船型帽的苏军，另一排是胸前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的中国军队，使这个边境小站显得很威风。两排相对而立的军队之间形成一条甬道，通向中苏两方的专车，我国已经派了一列由机车和两节硬座车厢连接的专列来接收我们。我们下车之后必须经过这条甬道走上我方的列车。在绥芬河车站，阿斯尼斯大尉和中国政府的官员办理了交接手续。当时由中苏双方工作人员按名单依次点名呼唤，战犯听到自己的名字后就从苏方车上下来，答应“到”，复诵自己的姓名，然后经过这条甬道登上中方车厢。这个交换过程是相当严肃的，我们不由得胆战心惊，有的人甚至腿软得走不动路。记得张景惠当时也是有病，一方面也是害怕，他是由别人抱着登上中方车厢的。这些被遣返回国的伪满洲国被俘人员自溥仪、张景惠以下有60人，还有汪伪政权驻朝鲜领事和主事等10人，一共70人。中苏双方逐个点完名后，才撤回列队警戒的武装战士。我们登上中方的车厢后，发现一共有两节车厢，一节是我们这些战犯坐的，一节是接收人员坐的。在车厢中间，我才看到中国方面接收人员的两位领导，一位穿着草绿色料子军装，一位穿着中山装，他们面带笑容地对我们说：

“目前形势是很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八百万军队，建立了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对于犯罪的人来说，党历来实行惩办与改造相结合的政策，相信他们是可以改造成为新人的。只要你们接受改造，痛改前非，争取重新作人，你们会有光明的前途的。现在你们回到祖国来了，政府对你们的学习改造，已经作了妥善安排，现在就要送你们到新的地方去。旅途中为了安全，要求大家遵守以下事项：1．必须服从统一指挥，不得违抗；2．车上有医务人员，有病要报告，可及时得到治疗；3．发给大家的碗筷食具，要保管好；4．车窗糊的报纸不得损坏，不准向窗外窥视或喊话；5．去便所要先报告，进便所不准关门……”

这些话，我听了后感到宽慰，但仍有疑虑。我原想这些官员刚见到我们这些战犯，不该痛骂我们一顿吗？不该给我们戴上手铐和脚镣吗？苏联官员不是说我们要戴手铐和脚镣吗？结果我们并没有被戴上手铐和脚镣，听到的却是这样和善的语言，看到的却是亲切的微笑。但是琢磨起来，和善中仍透着严厉，对我们仍有很多限制，车厢的两端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看守着，我仍有些害怕。讲话中说我们已经回到祖国来了，“祖国”这两个字，听上去感到那样的新鲜，我自问我自己早就是个没有祖国的人了，曾长期流落日本……现在被押解回来，祖国还要我这种大逆不道的人吗？在恐惧中，我不由得又产生了一种惭愧的心情。

我们这节车厢，座位并未指定，随着上车的先后，大家坐下来。年老的一人坐一行，年轻一些的两人坐一行。溥仪是后来被人带上来的，他先在候车室中坐了一会，接收的领导干部还单独找他谈了话。上车后溥仪被特许坐在工作人员的车厢里靠近末尾的座位上。他由于心情过度紧张，半夜里他叫嚷起来，说他听见前面那节车厢里有人在骂斯大林，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他在车厢里来回走动，两眼发直，工作人员急忙安抚他，他不听劝阻。工作人员来到我这车厢叫我去做做溥仪的工作。我见了他，只劝他要听从指挥，遵守旅途中接收人员的几项规定。他似睡非睡地躺倒在座位上。我回到自己车厢的座位上也是睡不着，只是揣测着自己的前途，心里一片慌乱。我想看看窗外景色，火车上的窗户都已糊上报纸，什么也看不见。后来我听人说，有人从已经糊上的旧报纸中看到“张海鹏被镇压”的报道，更增加了疑虑。张海鹏是伪满大臣被捕时唯一逃脱者，不久他也被捕，在当时正在开展的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伏法，所以同来的人想到此去恐怕也要遇到和张海鹏一样的命运，心里充满了临死以前的恐惧。我们坐在车上，看不见窗外景色，窗外的人也看不见我们这些特殊的“旅客”。当时正是夏天，车厢里的空气闷热得很，只有到了车站暂停的时候，由于我们这两节车厢出发以后已被挂在别的车厢的最后，一般的甩在站台之外，别人看不见我们，可以打开窗户透透空气。车刚出发，在牡丹江车站，我们被允许下车厢在站台上活动活动。熙洽有病，溥仪不准下车。我们大家得以透透空气，洗个冷水脸，感到特别轻松。

一上车，令人感到特别高兴的是毕竟闻到了久违了的祖国的空气。解放军战士拉过一大筐碗筷，发给每人一双筷子、一个碗。开车后的第一顿车餐，就是大米稀饭、馒头和咸菜，虽然简单些，但是故乡风味难忘，大家风卷残云似地饱餐了一顿。以后几天内，大米饭、馒头、咸鱼、咸鸭蛋，都使我们这些远离故土、囚居苏联啃了几年黑面包的人感到亲切。唉！遥望故土泪淋淋，脱离了客居的异乡他国，回到自己熟悉的故乡，也算一件好事，但不知此后吉凶如何。走着瞧吧！想着想着，我在隆隆的火车声中睡着了。

三十四 途遇故旧

真是鬼使神差，当我神思恍惚、感到前途渺茫时，我竟意外地遇到故人旧交。火车上有些接收干部，不时找我们谈话，做些思想工作。我认出有个接收干部是我在伪满长春任陆军军官学校连长时的学生，名叫蓝中玉，我装作不认识。我想起：在陆军军官学校当预科连长时，我积极向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宣传“日满一德一心”、“皇军必胜”。1942年秋天日本宪兵队发现学生有“反满抗日”情绪，从学校抓走了十几个学生。当我知道这件事后，以为学生败坏了学校的名誉，是“害群之马”，应该严办。我的主张被日本人校长南云亲一郎听见后，报告给伪满治安部最高顾问竹下义晴，竹下义晴特来征求我处理的意见。我说：“严办吧！”后来这些学生被加重判了半年徒刑。等到他们释放出来时，已经被学校开除学籍，没有职业，无家可归。记得有一名学生怨恨之下，卧轨自杀，走上了绝路。现在冤家路窄，正当我作为战犯被押送回国时，就遇到了当时的学生作为接收干部来看管我，他不会借机报复我么？我还有好果子吃么？我愈想愈怕，就闭目养神，等待着厄运的到来。

“你是有病了么”？蓝中玉来到我的身边问我。

“我没有病”。我说。

“要不要找医生看一看？”

“不用。”

“你是害怕了吧？”

“不怕。”我明明害怕，偏偏口是心非地回答说不怕。那时我们这些人都怕被押回祖国枪毙示众，我竟说出这种谁也不会相信的话来。

“不要害怕。回到祖国要进行学习改造。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待俘虏采取宽大政策，这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已经明文规定了。只要认真学习，认清自己的罪恶，老实交代，都是会有出路的。你要相信政府，安心学习。”

我当时满腹孤疑，完全听不进他说的话，听着听着又闭上了眼。蓝中玉在我面前站了一会，又走了。

后来蓝中玉又借故搭讪着找我聊天，再三向我交代政策。我看出他是没有恶意，确也感到有些安心。他终于向我启口了：“你认识我么？”

我不好意思装作不认识。我说：“怎么不认识？你不是蓝中玉么？因为我现在成了出卖祖国的罪人，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是接收人员。我实在不好意思认你，我怕我要攀认你，会使你感到为难。”

蓝中玉笑了起来，他说：“你当过伪满陆军军官学校的连长，这是事实，也是回避不了的。你要好好学习，认真改造自己思想，前途还是光明的。”他的态度和蔼可亲，使我暂时消除了恐惧。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直觉得两眼发热，激动得要流泪。火车上蓝中玉不断找我谈话，帮助我解除顾虑，可以说他是第一个直接向我进行政策教育的人。患难之中，我难忘第一个向我进行教育的人。

三十五 初到抚顺

火车从绥芬河出发，经过牡丹江到哈尔滨时，已是晚上，深夜到达了长春。黑暗中听到列车员报“长春”站名时，我不由得陷入对故土的沉思，只是火车风驰电掣般地向前驶去，我的思路也随着向前发展。8月3日中午到达沈阳，火车停了下来。上来一些穿军装的人员，叫了溥仪、张景惠等人下车，坐进一辆轿车拉走，没有叫我。被叫下车的人不知此去还能不能回来，吓得面孔煞白，溥仪尤其表现得紧张。他下车后拉着毓嵣直往前走，说：“走！我领着你去见老祖宗！”我们这些没有叫走的人，也是嘀嘀咕咕，很怕要分别处理我们这些人，也许我们是第二批处决吧？一个多小时以后，叫走的人又都回来了，一看他们的神色，我们就放心了。他们神色坦然，说东北人民政府高岗主席接见了他们，劝他们要安心改造，明确地说了不杀他们，中国有强大的政权，政权稳定，多杀一个人没好处，少杀一个没有坏处，并告诉他们将要送他们去抚顺学习改造。招待会还预备了水果、茶点。车厢里突然活跃了起来，大家感到吃了颗定心丸，神情确实稳定下来。有的伪满大臣居然猜测可能要被送到抚顺去疗养，从前他们曾去那儿疗养过。明明是阶下囚，怎能出此妄想呢？我可笑这些同僚们平日啖食鱼肉惯了，连分析问题的起码能力都丧失了。

火车离开沈阳，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抚顺车站。一下车，就使我们这些战犯的头脑猛的清醒过来，明白地知道我们的身份仍是战犯。站台上整整围了大半圈战士，手持上着刺刀的枪，圈外边还放着一挺机枪，有机枪手看守着。我们每七、八个人被押上一辆卡车，卡车上有四名持枪的士兵站在四角拿枪顶着我们。有的人不识相，还想伸出脖子四下观望，马上被战士喝令低头。当这一连串有武装押送战犯的卡车在抚顺市内驶过时，市民莫不驻足观望。我们都灰溜溜地低下了头，这时才觉得自己是多么见不得人啊！

卡车把我们送到一个大院里停了下来。大院周围高墙耸立，上面围着电网。我明白了，这是监狱。我们被送进一栋监舍。中间是个通道，两旁有十多间监号。大约每十人左右住一个监号。我和溥仪、溥仪的老丈人荣源、万嘉熙、润麒五个人睡一排，毓嶦、毓嵒、毓嵣、李国雄、黄子正五人睡对面一排，我们十人住一个监号。一共住了十个监号。监号的铁门上有一个小窗口，看守员可以从这个小窗口内监视我们的行动。通道内还有两名武装人员来回巡视着。夜阑人静时，可以清楚地听见他们行走的“托托”足音。这是铁窗风味，不同于在伯力收容所时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我明白：我是十足的囚徒了。

我们在这个监号里没有住几天，就作了调整。溥仪和毓嵣、毓嵒、李国雄等人和另几个伪满大臣住一个监号，我和万嘉熙等人住一个监号。这种调整也是为了生活上的方便，因为我们的伙食待遇已经作了调整。溥仪和张景惠等伪满大臣吃细粮小灶，有肉。我和润麒等吃中灶。其他人吃大灶。大灶是高梁米饭、大白菜炖豆腐。毓嵣、李国雄等也是吃大灶的，不过为了照顾当时生活尚不能自理的溥仪，和溥仪同住一个监号，这也是溥仪本人的请求。

伪满大臣中有人认识我们在押的监狱，说这就是日伪时期日本人盖的抚顺大狱，专为关押革命志士用的，没想到现在用来关押我们自己了。正是用上了 “以其道反治其人之身”这句成语。不过解放以后，监狱里已有了暖气设备，比以前改善多了。管理所的角落里有间小屋子，放着便桶，大家轮流值日去倒。除此以外，每天还有15—20分钟轮流到院中散步的时间，即俗称“放风”。这时候就可以透过高墙，遥望抚顺北边的高山。山峰层峦起伏，风景很美丽，不过那时我们作为囚徒，实无心来欣赏。我们刚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时，这里还押着其他犯人，都穿着赭色囚衣，重犯还带脚镣，脚镣中间有根铁链把脚镣提起来延伸挂在脖子上。犯人一走路，就“格郎郎”地发出声响。我们刚到那里，一见此情此景，猛一听那声音，真是心惊肉跳。管理所内有工场，是犯人们劳动的场所。犯人们干些锻造、翻砂等铁活儿，整天听着机器轰隆隆的声音，到午夜才能清静下来。直到日本战犯来到管理所，其他犯人迁走，管理所里关押清一色的日伪战犯，管理起来方便些。日本战犯后来参加了制作水泥瓦的劳动，我们就再也听不到大机器的轰鸣声响了。

管理所的战犯都编了号码，身上别上号码，代替原来的名字。溥仪的号码是981号，我是1000号。我们彼此也用这些号码相互称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我生活了11年。

三十六 我们该称呼他们什么呢?

在战犯管理所中每天都要接触到管教人员。他们是从沈阳军区政治部或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司法部抽调来专做改造战犯工作的干部。他们是王兴、刘家义、姜亦成、李福生等。李渤涛是管教科长。我刚到管理所时，所长是孙明斋，1957年起金源任所长。

对这些干部，我们由恐惧到信任，成了我这11年中最亲密的朋友和老师。他们对我们关心得无微不至。刚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时，头两天问过我们： “睡得怎样？习惯么？”每天有书报看，还发给纸烟抽，每天上下午休息时间还播放些唱片，大都是京剧《打龙袍》之类。甚至还给我们送来了纸牌。一开始我们不敢打牌，李渤涛科长说：“玩玩吧！”他甚至允许我们可以玩点输赢，赢几根烟卷抽抽。后来我们还打克郎棋。每天管教人员给我们送饭分菜，二菜一汤，后来管教人员让战犯自己分饭菜，大家都做点工作。伪满大臣常因为饭菜分得不均而发生争吵，这也是一件不大好做的工作。后来我也做过分饭分菜的工作，我做得尽量细致些，不希望在分的过程中发生问题。管理所对我们的健康也很关心，因为战犯大部分人都已年老，体弱多病。刚到时普遍进行了体格检查，掌握每个人健康的基本情况，后来由医务人员对每个人不断进行治疗。有一件事是罕见的、即管理所由沈阳请来牙科医生，携带设备，为全体战犯检查了牙病，并给一些人安装了假牙。我的假牙就是在那儿安装的。这在国际优待俘虏的历史上实无先例。

刚到抚顺，接触到管教人员，由疑惧转向信服的过程中，对这些干部不免产生了好感。我们应该称呼他们什么呢？每天都有事要同他们打交道。于是就有人去问孙所长：“所长，我们对政府工作人员应该怎么称呼？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我们生活上有了问题需要与他们联系，该怎么称呼他们呢？”

“这好办，”孙所长告诉了我们这几位管教人员的姓名，并说，“怎么称呼都行。”

“那我们就叫他们‘先生’吧！”

“先生”这个称呼可以广泛地运用，实在是一个最好的称呼。于是我们就称呼管教人员“王先生”、“刘先生”、“李先生”、“姜先生”，一直到我们离开管理所为止。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我现在回忆当初，还是觉得这些人不愧是我的“先生”。

三十七 “烧香引鬼论”的破产

1950年8月初，我们到达抚顺。10月，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开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者。为了安全起见，管理所决定把我们这些战犯转移到哈尔滨去，住在道外景阳街公安分局看守所院内。这里原来是日伪时期监禁爱国者的监狱。这时已经进入冬季，出发前，每人发了一套棉服。离开抚顺时，街道树枝尚有绿叶；到达哈尔滨，树叶已经全部脱光了。从新的管理所的外面看，是一幢两层流线型的圆楼。到里面一看，犹如一个大铁笼子，整个建筑分成上下两层，每个监号都是扇面型的，各个监号联起来成为一个圆形。监号的前后都有鸭蛋粗的铁柱围着，前面有个小门，犯人得猫着腰才能进去，进去后，只听“咔嚓”一声，一把大铁锁把犯人锁在里面。监号前后都有走廊转圈围着。楼的中央有一个圆台子，上设卫兵站岗。站在岗上，上下监号就都在眼底，一览无遗了。在圆楼的另一面，还设有个监视台监视犯人。看了这个建筑模样，不能不想到过去日本统治者对监禁中国爱国者所费的苦心，可现在也用来监禁我们了。每个监号大约有七、八平方米大小，住六、七个人，犯人晚上放下铺盖睡觉，白天卷起来就地学习讨论。圆形大楼中间角落上设有安装抽水马桶的厕所，于是犯人在这里不用像抚顺似的抬桶倒屎尿，感到方便多了。初到这里，关进笼形的监号，周围那种触目惊心的景象，又一次提醒了我：我已身陷囹圄之中，尽管管教人员对我们仁慈如初。住在监号里，可以听见街上小贩各种叫卖声。有一个女声吆喝：“白糖馅的大饼子”，每天按时由远及近，又渐渐走远，逐渐听不见了。

北国冰封，万里雪飘。哈尔滨的天气虽然很冷，但管理所里却温暖如春，因为监号内有暖气设备，我们热得不用穿棉衣。在哈尔滨管理所度过第一个春节的时候，我们又闹了一个笑话。因为过春节要改善生活，分菜时甚至还有海参。伪满大臣中有个老头子恍然大悟似地叫起来：“这是‘辞阳饭’，是我们离开人间最后一顿饭了，明天可能要处决我们了。”因为根据他的经验，犯人处决以前要吃一顿丰盛的饭，他误以为这就是他们告别人间的最后一顿晚餐了。于是在战犯中间引起了一阵骚动。自然最后是管教人员向大家作了解释才平静下来。在哈尔滨管理所，管教人员组织我们学习时事，进行抗美援朝的形势教育。在抚顺时，我们这些人自命是熟悉政治军事的，不用发动，已经对于时事议论纷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刚一年，自己实力还是薄弱的，怎么能去碰美国这个硬石头呢？中国若是不派志愿军出国，美国就是打到新义州，也不敢越过鸭绿江一步。现在中国参战了，自己挑起纠纷，能顶得住美国这样强大的对手吗？在从抚顺开往哈尔滨的火车上，我想想时局，睡不着觉。这时溥仪也睡不着觉，他悄悄地问我：“这仗打下去行吗？”

我说：“出国参战，简直是烧香引鬼，眼看就完啦？”

溥仪听后叹了一口气，说明他当时也是这个想法，其实伪满战犯都是这个想法。中国出国参战，必败无疑，东北就要被美国军队占领，共产党看到大势已去，怕我们这批人落到美国人手里，就必然要先收拾我们，我们的末日就要到来了。带着这样的思想，我们就遇到了思想改造的第一个题目：怎样看待抗美援朝的形势？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能打败美帝国主义吗？大家口是心非地回答着，心不在焉。当时报上公布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的消息，我们不相信。到1950年末，第二次战役又取得大捷，中朝人民军队把美国军队赶到三八线附近，我们将信将疑。过了年，中朝军队光复汉城，我还是半信半疑。就在这个时候，黑龙江省的公安厅长以检查工作为名来到管理所看望我们，向我们做了个报告。他站在圆楼中间的岗楼上向我们指出了改造思想的必要性。他说很多人都以为共产党迟早是要杀掉他们的。其实要审判我们是很容易的，我们在伪满时期的罪行就足够判刑了，那么为什么还要我们到战犯管理所来学习呢？就是为了要改造我们的思想，并不打算从肉体上消灭我们。相信共产党的政策是能够把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他说，关于抗美援朝是“烧香引鬼”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你们中大多数人都经过“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当时都以为日本强大，抵抗必亡，所以当了汉奸。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却取得了八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事实证明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战败的。现在我们又碰到了美帝国主义这个头号敌人，今天的抗美援朝战争已经取得了节节胜利，将来总有一天我们要彻底打垮美帝国主义的。美帝国主义是个纸老虎。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他建议我们要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来改造自己，这就提出了学习的方法与要求的问题。所里紧跟着布置我们写自传的任务。因为改造思想首先要了解自己过去的思想，每个人的思想又与自己的家庭出身、历史分不开的，因此，每个人要剖析自己，就要研究自己的出身与历史。改造思想，就要客观地无保留地反省自己的历史，这就要写好自传。我对于所长布置写自传的要求无可奈何，只好服从，对于那位厅长的报告却不能无动于衷。是的，如果要杀掉我们，不是早就可以杀了吗？为什么还要采取养起来照顾的办法？为什么有了病还要治疗？对溥仪和我还要在伙食上加以优待，而平时对我们又那么和颜悦色？这是为什么呢？能不能理解成确实想改造我们呢？一想到这一点，心里不免觉得轻松起来。对于中朝两国可以打败美国的话，真要联系到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事实，不能不使人觉得报纸上的话不见得是假话。如果说敌我双方死伤人数可以伪造的话，那么领域的得失就不能长时期伪造下去。慢慢地，我喜欢看报上的消息了，特别美军总司令提出愿意接受和平谈判的建议，我觉得这不可能是假的。要是美国在战场上胜利的话，干吗他愿意同意和平谈判呢？我连我自己都觉得“烧香引鬼论”是可笑的了。

就在这时，我干了一件傻事。正当我思想动摇不定的时候，我怀念日本妻女的心情痛苦地啮咬着我的心灵，我的身体关在哈尔滨的铁笼子里，心却飞到了日本浩那边。浩，你在哪儿呢？慧生、嫮生，你们在哪儿？我多么想和你们在一起呀！不过，我是个战犯，我不能和你们通信，更谈不到见面。我忽然想起了一个鬼主意，我不如申请到朝鲜前线去参战，我要是战死了，这是活该，本来迟早也是要被共产党处决的。我要是被美军俘虏了，这就好了，我要求美军把我引渡到日本去，让我和亲人团圆。于是我鬼迷心窍地在1950年12月初向管理所所长提出了要求参战的请愿书，自称我是一个军人，我愿意把鲜血洒在朝鲜战场上，以求洗刷我过去的污点。非常巧，我们没有串连，但润麒等人也在这时写了要求参战的请愿书。他们是些什么动机呢？根据当时的思想觉悟来看，不大可能有正确的动机。报告递上去后，所里没有给我们什么答复。1951年初，听了公安厅长的报告后，我主动写了检查，检讨了自己的不纯动机。

又过了两年，朝鲜战场大局已定，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慰问团归国代表团团长应邀到所里为我们作了题为《上甘岭战役以及两年来抗美援朝战局的变化》的报告。我听了志愿军战士为了打败美国侵略者奋不顾身前仆后继的英勇事迹，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是这些最可爱的人用他们的鲜血保卫了祖国的安全，也保卫了我们这些铁笼子里面的人的安全，我不能不相信这些有血有肉真实的故事。事后我听说这位代表团的团长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陈赓大将。也就在这个时候，黑龙江省委书记到哈尔滨道外的管理所来看望我们，他觉得这里的房屋构造有些危险，建议把我们迁到道里另一个比较安全的地点去居住。这件事也使我们感动。我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教育下，在管教人员的耐心帮助下，在思想改造的道路上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走，并且初步获得了一些胜利。

三十八 我当了学习小组长

在写自传的同时，管理所不断组织我们学习，学习一些专题，也读了一些专著。李渤涛科长给我们上课。他为我们讲《中国怎样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一课。由于我们已经知道要掌握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正确的学习方法，在学习这一课时就要联系到清王朝的黑暗与腐败，它是怎样屈服在帝国主义洋枪大炮的压力下一步步出卖国家的主权和利益的。我联想到自己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长期以来，一直鼓吹满族是个最优秀伟大的民族，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满族都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即使在伪满洲国摇摇欲坠情况下，我也对日本军官和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的学者说：“日本想要统治中国，必须效法我们爱新觉罗的祖先。不要瞎起疑心，而且还要放心大胆地重用中国人。”这里既有对日本统治者不满之意，也暴露了妄自尊大的偏见。正因为自己有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所以在清室覆灭之后，我总与溥仪一起筹划，为复辟清朝不遗余力，甚至堕落到沦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我又学习了《中国的封建社会》一书，更看到封建社会在刚形成时尚有其进步意义，到后期由于生产方式的落后，已经充满了腐朽与衰败，它必然要让位于更先进的生产方式，过渡到更新的社会形态。溥仪和我都是清王朝的后裔，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代表，自然就要抱着封建社会（到后来已经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这具僵尸不放，而且成为它的殉葬品。明白了社会发展史的原理，我应当欢呼清王朝的灭亡，并且满腔热情地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后来我又学习了《帝国主义论》，更加认识了帝国主义的特征，它们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瓜分殖民地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为了对外扩张而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及“七·七”事变，挑起长期的侵华战争。我自己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的工具，尤其长期在日本陆军学校学习，受这种侵略思想的毒害更深。我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就要与日本帝国主义划清界限，站到中国人民这一边来，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阴谋。此外在哈尔滨管理所期间，还学习了很多毛泽东、鲁迅等著作，观看了很多充满爱国主义内容的电影，这些都使我受到教育。我在学习过程中按照所里的规定，每次学习都写出发言提纲，并且尽量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这些都得到了管教人员的肯定。

有一次，李渤涛科长对我说：“你当学习小组长吧！”

“我……”我一时手足无措，不知该怎样回答。

“不要紧的，你当小组长是满好的。”他鼓励了我。这样我就当了学习小组长。每次开会带头发言，也尽量解决一些学习中发生的疑难问题。每次讨论会后要写一份讨论情况的书面汇报。有时怕我发言过多，影响别人发言的积极性，李渤涛科长还特别授意我暂缓发言，等别人说过后再说。我慢慢学会了怎样掌握小组讨论会。当学习小组长也有些麻烦，因为有些伪满大臣不认真学习，在组内胡说八道，或指桑骂槐，使学习进行不下去。为了使学习健康地进行，就要对他们展开批评。我这个平时不爱得罪人的人也只好鼓起勇气，对他们进行一些必要的帮助。

三十九 一件使我痛苦的事情

每当我百无聊赖，或夜深人静睡不着觉的时候，一个潜伏的念头总是像幽灵似的偷偷地爬上我的心头。那就是我想念我的妻子和女儿。失去了她们，我变得孤独。我常常怀念我们在万寿西街寓所的那一段生活，“相依为命”真是再准确不过地说明了我们两人的情况。也想到在大栗子沟临上飞机时她满怀深情注视着我的情景。谁会想到我们从此竟音信断绝了呢？浩肯定也在想念我，只是她不知道我现在关在哈尔滨的铁笼子里。我们真像苏轼词中所说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我这种思家的痛苦难免要流露出来，有时我和住在一个铁笼子里的三个侄儿闲聊时表示了想念的心情。那时管理所为了教育我们，常常搜集我们的思想情况，了解到我这种思家的情绪。1951年11月，有一次李渤涛科长召集犯人讲话时，突然讲了下面一段话：

“有人到了现在，还念念不忘地惦记着他的日本人老婆。你不想想，日寇是想利用你，所以才让日本女人来同你结婚，为什么你对利用了你的日本女人还这样念念不忘呢？”

我听了犹如晴天霹雳，五雷轰顶，因为当时正是抗美援朝形势紧张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站稳立场、划清界限，跟帝国主义作斗争，当时我这种情况不是正好说明我没有跟帝国主义划清界限吗？而且我娶了日本老婆，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我的老婆利用我为他们侵略中国服务，浩会不会是特务呢？管理所领导在阶级斗争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对我提出警告是应该的。但我相信浩决不会是特务，浩同情中国，她自己就不满关东军趾高气扬的骄横作风。我们虽由日本军方包办而结合，但我们有纯真的感情，我们都是痛恨日本军国主义的。正是由于她愿意当一名中国人，才不断唤醒我头脑中残存的民族意识，而共同痛恨日本军国主义。我当时很难表白自己这种心情，感到十分痛苦。这时李渤涛科长找我来了，这个比我大约年轻二十岁的人竟说出了十分老练而婉转的话：

“你想日本妻子和孩子是可以的，也是很自然的，但这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战争侵略我国是两回事。你要经常想一想，这些年来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使多少中国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现在朝鲜人民也正因为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而陷入妻儿分散的局面。你为什么老陷入自己小家庭的分离而不能自拔呢？这里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国难大于家仇，我们要仇恨帝国主义，把注意力集中到反帝这一方面来。你不要因为想念老婆孩子影响学习，影响改造旧观念，这样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好处呀！”

我一时语塞，竟流下了泪。谁说这里没有仁慈呢？这种既严肃又温暖的语言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改造政策。我虽然想念浩，可是当时的形势我必须把反帝放在首位，我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习形势、政策、时事方面。这就是站在人民立场上观察问题。

四十 劳动改造我们

1953年，我们搬到哈尔滨道里去住。那里是三大间房子。毓嵒、毓嶦、毓嵣、李国雄以及汪伪领事们住一大间，溥仪、我以及伪满大臣们分住另外两大间。虽然门外也上大锁，但比起道外铁笼子来，可就强多了。那里还有个大院子，早晨起床，可以在院子里跑跑步，呼吸新鲜空气，这比起过去的“放风”，可也强多了。这时我们添了一门新功课——糊纸盒（铅笔盒子），这是为我们这些过去臂不动膀不摇的人安排的劳动，是改造过程中不可少的程序。糊盒的过程是先用马粪纸裱上一层白纸，晾干压平，再用铡刀按需要的尺寸裁开，然后放在压印机上压出折叠的印痕来，再折成盒子。盒底用固定尺寸的白纸糊起来，盒盖要贴上商标纸。这种劳动虽然不算复杂，然而也要求干得干净利索。马粪纸切得规矩，商标纸糊得平整，不要有皱纹。在切裁时还要注意安全。《我的前半生》一书已经形象地描绘过溥仪参加劳动时的窘态，而最后使他觉悟到是封建社会耽误了他的一生。我也是这样，起初糊纸盒时，糊出来不像样，满是皱纹，管教员要我看看人家糊的盒子，对比自己糊的盒子。我说了句实话：“像我这样的人过去哪干过这个？”我低下头来仔细地学糊盒子。渐渐地数量和质量都比较稳定。糊盒子每月也有些报酬，所方买了糖果奖给大家，我吃起来觉得分外甜。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一切，也改造了我们这些过去骑在人民头上的寄生虫。

劳动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实在是不可少的。溥仪从小在皇宫里一直是别人侍奉长大的。来到抚顺、哈尔滨管理所里，他的衣服都由毓嵒等三个侄儿帮着洗。我也是，毓嵒等人抽空也帮我洗些衣服，似乎这已是习惯了。但是管教员不让他们帮我洗，让我自己洗，也让溥仪自己洗。有一次姜亦成管教员对我说：“你要能够自己做的尽量自己做，要学会自力更生。要是别人帮你洗衣服，看着也不光彩吧！”

他说得对。我就尽量自己料理生活。我自己洗衣服。我甚至学会了自己缝被褥。后来很愿意到苗圃松土，厨房摘菜，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溥仪是愿意参加劳动的，只是由于过去那种帝王家的生活，干起活来太不像样。缝扣子，不会引针；扫地，不是把尘土扫起来撮走，而是把土往上撩，扬得满屋都是土。我实在看不下去，只好对他说：“你学学人家，看看人家是怎样干的？不能老是这样呀！”有时实在看不下去，就帮助他干活。

应该说我在抚顺管理所里也参加了一些较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些劳动实有益于我的改造。大跃进的时候，管理所也组织我们翻砂铸铁，那已是从哈尔滨返回抚顺了。当社会上那股热风刮到管理所时，所里也砌起了小高炉。矿石在炉内熔成铁水，然后流进各种形状的铸铁模子。我们是专做铸铁模子的，把铁砂打成模子，又把铁芯从模子里起出来，这都要使点劲，高温下热汗直流。当时全国人民都在这样做，我觉得我们这些脱离生产那么久远的人，一旦组织起来，也能做出相应的成绩，不能不相信劳动创造世界这条真理，因此感到由衷的喜悦。我们也到管理所附近的人民公社里帮助农民抢收白菜。寒流袭击，天气骤冷，如不收回白菜，农民三夏辛苦的果实就要付于流水了。我们不知哪里来的力气，一气干到夜里十二点。回到所里时，所里已经预备了新鲜的面包、热气腾腾新炖的肉。第二天上午还让睡觉，以便得到充足的休息。干这些累活，心里觉得甜滋滋的，我觉得和劳动人民的心贴近了。我也编过草帘，抬过筐，知道自己膀力又有所增加，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四十一 溥仪献“宝”

在写自传的过程中，我们都认为这是套我们写“口供”，自己都承认有什么问题，将来就可以根据“口供”判我们的刑。而且为了表现“积极”，社会上正在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我们也应当捐点东西。溥仪经过思想斗争，决定献出三方田黄石印，然而他那藏在手提箱夹层内的珠宝，他仍然拒不交代。自从我们一到哈尔滨，所方就掌握了溥仪私藏宝物的问题，后来我知道是毓嵒揭发这个问题的。毓嵒先给管教人员递个条子，上写：“有重要事情要找李先生谈谈。”李渤涛科长立刻找毓嵒谈话。毓嵒说，回国后经过长时期的教育，认识到应该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他就揭发了溥仪那只黑色手提箱夹层内藏有宝物。李渤涛说这件事还是让溥仪自己交代吧，由别人揭发出来，对他脸面上也不好看，你们照常干活，不要露声色。于是管理所领导就寻找机会启发溥仪交代私藏宝物的问题。

所方先是让毓嵒去告诉溥仪，这个问题该交代了。毓嵒是溥仪认为最可靠，并且在生活上也是最能侍候溥仪，是溥仪在伯力收容所内私自立嗣的人。毓嵒去动员溥仪交代问题，让溥仪感到众叛亲离，被迫也要交代这个他认为最有分量的问题。一天傍晚，毓嵒给大家分饭菜。像往日一样，他小心翼翼地给每个人一勺勺地打菜，分发馒头。来到溥仪面前时，他分完饭菜，又拿出一张叠成小块的纸条悄悄地塞进溥仪铝碗的下面，然后走了。纸条上写的是：

“我们都是有罪的，一切应该向政府坦白。我从前给您藏在箱底的东西，您坦白了没有？自己主动交代，政府一定宽大处理。”

这一切管教人员都看在眼里。溥仪不动声色地收起那张纸条，当时没有打开看。吃过晚饭，夜幕降临，再过一会，人们就要睡觉，楼道内的亮灯熄灭，改开暗灯，我们都逐渐进入梦乡了。过了十二时以后，溥仪借口去厕所，在厕所内看了这个条，并立即销毁。这一切也都让躲在暗处的管教人员看见了。溥仪看条以后，没有什么反应，他要考虑该不该交代？怎样交代？过了两三天，毓嵒在分饭的时候，又给溥仪递了一个条，上写：

“你考虑得怎样？你要不谈，我们就要替你谈了。”

这一下，溥仪陷入痛苦的思想斗争之中。管教人员都看得出来，他在斗争，他都消瘦了。他毕竟年龄大了一些，又是战犯中的头号人物，他考虑这些问题要费些时间。就在这个时候，李渤涛找我来了：“你哥哥在苏联带过来什么财产？你清楚不清楚？苏联搜查过这些财产没有？”

我有些明白他所问问题的涵义，就说：“我哥哥的东西在苏联留下不少。”

“你哥哥有没有东西需要交给我们保管的？”

我说：“我不大清楚。可能有，可能在他那个箱子里。详细情况你们问我的侄儿，他们清楚。因为我侄儿要想办法替他保存那些东西，不能都让苏联没收了。我想只要李先生对我哥哥做些启发教育工作，他会交出来的。至于那些东西该如何处理，这是政府的事。对他本人，这些东西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

我结结巴巴地说着，我已经完全明白所方所指的就是那只箱子里的东西，并且显然所方已经掌握了材料。谈完以后，我立刻写了个书面材料，揭发溥仪那个黑箱子里隐藏着一些珍贵的财物。

又过了三四天，溥仪终于交代了他隐藏的宝物。管理所孙明斋所长亲自找溥仪谈话，对他慰勉有加，鼓励了他的进步。

四十二 重返抚顺，开展了大坦白大检举

1954年3月17日，我们由哈尔滨回到了抚顺。当时抗美援朝斗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美帝国主义被赶过了三八线，局势稳定下来了。管理所决定将我们迁回抚顺。因为我们已关押了三年多，所方向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思想教育工作，应该号召我们坦白自己的罪行，相互之间进行揭发检举，为最后的处理作好准备工作。而这些工作在哈尔滨道里由民房改建的临时监号内是无法进行的。

临出发前，我们改善了生活。伙房养的几头肥猪不能带回抚顺，就全部宰了吃掉，一连吃了几天炖肉和纯肉馅儿的包子。归途中，火车的窗户上没有糊报纸，武装警卫还是跟着我们，但是枪口朝下倒背，也没有上刺刀，我们也没有当初从绥芬河回抚顺时那种紧张的心情，在火车里表现挺安分。有人还希望早点回抚顺的管理所，三年多的教育没有白费劲呀！一到抚顺，略事休整，大坦白大检举就开始了。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派了东北工作团来到管理所主持这项工作。他们已做了长期的调查研究等准备工作，每个战犯都要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由工作团派人记录在案，互相还要背靠背地进行揭发检举。第一次动员会在俱乐部后面的操场进行。我们和日本战犯正式见了面。当初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大约有90万人，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他们全部作了苏联红军的俘虏，大部分在苏联各地服劳役。 1946年后陆续遣返。1950年苏联将969名战犯引渡回中国，他们大部分也都在苏联伯力收容所关押过，彼此遥遥相望，但很少交谈。他们是在1950年 7月21日到达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后来也到过哈尔滨。我们见不着他们，有人因为奉命外出作些零活，偶而能够看见日本人的身影，但始终没有正面看见过他们。这次要开展大坦白大检举，我们坐到一处听动员报告，全体战犯却在这里正式会见了。我们与这些日本战犯在伪满洲国时期是经常见面的，有些人还有来往，但此时此地，却不敢点头示意，因为大坦白大检举即将来临，彼此都要揭发检举，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然后定罪。

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来说，我恨他们，尽管此刻我身陷囹圄，但过去那种受窝囊气的味道没有了，相反，看到他们那种低头正襟危坐、忧心忡忡的样子，我还幸灾乐祸。我想，想不到你们也有今天呀！心中暗暗高兴。

大坦白、大检举开始后，有人提审我们。我交代问题，坦白自己的罪行。讯问员记下口供，交我看过后签字盖章。有时我还签上自己在监号的号码：1000号。我先后坦白了六次，也检举了别人的问题，尤其是溥仪的问题。自己觉得该说的都说了，只等着祖国和人民来判决我，心里反而觉得轻松了。我开始体会到立场的转变的重要性，自己痛恨了过去，就觉得该把这些丑恶的事情向祖国和人民抖搂出来。我相信祖国和人民会正确处理我的问题的。每个战犯都在坦白自己的罪行，但都不知道彼此的进展情况。

1954年5月21日下午，我们被通知到西边大运动场集合。战犯们都排着队，鱼贯而入，挨次坐下。东北工作团的领导主持了会议。他环视了大家，会场肃静无声，然后沉静地说：

“大坦白、大检举已经开始一月多了，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的领导下，这项工作是有成绩的。战犯们不同程度地坦白了自己的问题。这说明过去一段的学习教育还是有成绩的。有的人愿意向人民低头认罪，这是好的。但是距离实际情况还相差很远。今天这个会我们要找个人来坦白给大家听听，大家看这样坦白行不行？是不是彻底坦白了？要知道不管你过去的罪恶有多大，只要你能够彻底悔悟，向人民低头认罪坦白出来，政府和人民会宽大处理你的。你也能够获得人民的谅解，得到重新做人的机会。这是共产党对待罪犯实行最大的人道主义。如果躲躲闪闪，避重就轻，明明有极严重的问题，只是轻描淡写地挑鸡毛蒜皮的说一下，既是欺骗人民，也是欺骗你自己。这样你能过得去这个关吗？最后只能说明你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改造，不想改造自己。那么人民就不会原谅你，就要严厉地制裁你。你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何去何从？两条道路你自己选择。”

说完后，他就把当场坦白的人叫上台。大家一看，都怔住了。

这个人是古海忠之。

管理所的日本战犯中武部六藏和古海忠之是两名文职职务最高的战犯。武部六藏是伪满洲国的国务院总务长官，古海忠之是国务院总务厅次长，他们是真正掌握国务院实权的人物，国务总理张景惠等都要听命于他。古海忠之站到台上，显得畏首畏尾，但却胸有成竹，不到十年，他已经头发斑白，往日的威风不知哪里去了？他用日文发言，结结巴巴地交代着自己的问题。应该说他交代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他是怎样强占东北人民的土地的？怎样掠夺东北资源的？甚至他在东北种植鸦片，从贩卖鸦片中获取暴利，东北人民平均每一百个居民中就有五个吸毒的。他还强征劳工修建军事工程，由于生活条件恶劣，缺衣少食，死亡六千多人。这些罪行都是我过去不知道的，听了毛骨悚然。他没有讲完，就被底下听的人打断了。其他日本战犯站起来愤怒地揭发他和其他战犯的罪恶事实。有几个日本战犯像藤田、长岛、铃木、濑谷等都是罪大恶极的，他们交代得还没有古海忠之好，在被大家质问时都战忄栗地站了起来。有一个名叫广濑三郎的战犯交代得既不好，在会上表现也不服气，当场被管教员带上手铐，带了下去。这个会开得真是惊天动地，令人胆战心惊。看来日本战犯学习有进步，认罪也不错。伪满官吏也有站起来揭发的。本来这些日本战犯骑在中国人的头上作威作福，他们也欺侮伪满官吏，伪满官吏也是恨之入骨的。

那个会上还有个血债累累的日本宪兵队长作了坦白交代。

我没有发言。第二天管教人员问我昨天为什么不发言？我说因为不了解那些具体情况，如果吉冈安直在这里（他后来病逝在苏联），我要毫不留情地揭发他。他是日本帝国主义安插在溥仪和我身边的钉子，他把我们哥儿俩可害苦了。

在大坦白大检举中间，管理所也召开伪满战犯的坦白批判大会，彼此进行了揭发批判。管教员组织我和润麒、万嘉熙三人互相检举，我们都写了检举材料，没有受到管教员的批评，因为和自己的坦白材料基本上一致。这些检举材料也都让我们本人看过，由我们签上意见。我都写：“同意检举材料，揭发属实。”我们也都检举了溥仪，溥仪也检举了我。管理所专门为溥仪开了个坦白会，大家对溥仪展开了尖锐的批评。

溥仪虽然发言很长，但是有为本人表白之意，谈到“献宝”一事，也说是自己主动交出的，这时毓嵒忽的站起来指着他说：“你怎么不说我给你写条子的事呢？”

毓嵣也说：“你怎么不说是毓嵒动员你的呢？”

溥仪结结巴巴，手忙脚乱地承认：“是的，我正要说是毓嵒启发我的……”

这时管教员宣布会议结束，鉴于溥仪已经受到教育。他在结束会议时说：“大家都要实事求是，事情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这是衡量你的觉悟程度的高低、你是否向人民靠拢的标志。我们早已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了大家的材料，也已经可以凭这些材料处理大家，那末为什么还要大家来坦白交代呢？这就是看看大家是不是改造好了？只要坦白交代，人民都要宽大处理他，我们重视改造好了的新人。”

四十三 海外来鸿

在大坦白大检举的滚滚浪潮中，我倾吐了过去的罪恶历史，犹如洗了一个澡，洗去了污泥浊迹，感到轻松愉快了。在这时候，更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与久别的浩、慧儿、嫮儿又恢复了联系。

那是1954年8月与11月之间。一天，孙所长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他让我坐下，笑着问我：“想念妻子和女儿吗？”

“不想。”我违心地回答着，因为1951年我已经因为想念妻儿受过批判。其实这几年来何尝不想念浩和慧儿、嫮儿呢？只是因为我们是战犯，不准和家属通信，所以我只能把对妻女的怀念深深地埋藏在心坎里。我幻想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来割断我俩之间这种缠绵不断的相思。我希望我快点被判刑，我的罪恶已经坦白了，判了刑，我成了正式罪犯，浩就可以和我离婚，结束我们之间关系。其实不判刑浩也可以和别人结婚，我这个人不值得爱，她索性和别人另建立家庭，我也就死了这颗心了。当然还有一个更好的设想，那就是浩等着我，等我服满刑，她携着孩子翩然归来，那我就是最幸福的人了。要是这几年内日本也变成中国那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那就更好了，浩也像我现在那样地受着民主教育，她能够改变她那种贵族小姐式的生活方式，那我们生活在一起就更没有隔阂了。口害！我真是胡思乱想，我想到哪里去了？这几年来我就是这样神魂颠倒地生活着。

孙所长见我神思恍惚，就提醒我给浩和女儿写封信，他给寄去。管理所允许战犯和家属通信了。这真是喜出望外的大喜讯，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出乎意外的是，孙所长还告诉我是慧生曾给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写了信，要求她能够与她失去多年联系的父亲通信。周总理同意她的请求，并且把慧生的信批转给了我。我用颤抖的手接过那封远隔重洋寄来的信，目光落在信上：

“我的中文虽然很拙劣，但请允许我用在日本学习的中文写这封信……我的父亲溥杰久无音讯，母亲和我们都很担心。我们不知给日夜思念的父亲写过多少次信，寄过多少张照片，但是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封回信，只好望洋兴叹。

虽然人的思想各不相同，然而骨肉之情却是同样的。我想，如果周恩来总理有孩子，一定能够理解我们对父亲的思念。一定能够理解盼望与丈夫团聚，同时含辛茹苦地将我们抚育成人的母亲的心情。

现在，中国与日本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我们的家庭是由中国的父亲和日本的母亲组成的，我们全家人都真心实意地期望中日友好。这一心愿是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的。母亲盼望早日回到父亲的身边。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中日友好的桥梁，所以才这样拼命地学习中文。

谢谢，拜托了。请将这封信连同照片转交给我的父亲……”

我读着读着，不禁哭出了声。浩！你教育出了这么好的女儿，能写出这样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的信件，而且从信中可以看出慧生像你一样的热爱中国，她要做个像样的中国人，她还要从事中日友好的工作，这完全是你的意愿呀！想不到我身陷囹圄九年，女儿们在你的哺育下已经成长起来了，我怎么向你表达我的感激心情呀！我向孙所长表示了感谢，我很快给浩写了信。信写得很简短，信里说：“我现在在抚顺。托慧生的福，我能给你去信。……”

我告诉她，是周总理转给我慧生的信的；我还告诉她，周总理欣赏这封信。真的，捧着这封信，我觉得沉甸甸的，这里面不仅寄托着浩、慧生、嫮生三颗赤热的心，它还经过一个伟人的手，传递着伟人的温暖。我捧着这封信，真是觉得手心灼热，因而如醉如痴了。

我写的信经过日本赤十字社，到了浩的手里。母女三人反复地贪婪地读着我的信。如今千山万水隔不断我们夫妻父女的感情，我们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不久，我也收到她们三人的来信。我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她们的情况了。慧生的中文信写得很好，中国话也说得好，她正在读中国文学和中国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她说如今中国是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不能不读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听说她还起了个中国名字，我想如果我将来释放以后可以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话，慧生可以当我的助手。自从浩和我恢复通信以后，我在抚顺管理所的生活似乎变得充实了。为了表达我喜爱两个女儿的心情，我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

寄慧、嫮二女

今生自分永沉沦，

却庆昭苏大地春。

眼底光阴诚过客，

瀛寰儿女已成人！

桑榆欲养阿爷志，

朝夕无违乃母心。

时至会当回祖国，

向东计日乐天伦。

1957年春日作

诗既表达了我对浩的感激之情，也流露了我盼望她们回来，我们全家团聚的愿望。

由于我可以和家属通信，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全部战犯也都可以和家属通信。感谢管理所给了我们这种方便。由于家属来信作了些思想工作，也推动了当时正在开展的坦白、检举工作。我觉得也要感谢慧生的努力，使我们获得了这种幸福。我也和北京的弟弟、妹妹们通了信。四弟溥任，现在的名字叫金友之，他当了小学校长。四妹韫娴和七妹韫欢当了小学教师。五妹韫馨是个缝纫工人，生活很好，她的子女都上了中学，她还学会了蹬自行车。六妹韫娱是个画家。三妹韫颖还当了街道治安保卫委员，她还是个社会活动家，经常到邻里间串门，宣传新婚姻法。想不到当初我们这些娇慵懒散的“金枝玉叶”，都在新社会中有了她们相应的地位。这使我感到高兴和放心。我想到自己，也觉得放心。我相信共产党，只要我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我想党一定会宽大处理我们，给自己以重新做人的机会。

四十四 元帅们的鼓励

我这个想法，进一步得到了证实。

1955年3月间，有一天我和溥仪忽然被叫到所长办公室去。一进门看见屋里坐满了一些戴着金光闪闪肩章的人。孙所长说将军们非常关心你们的学习和改造，你们随便谈谈吧！将军们问了问我们的童年生活和伪满时期的生活，特别问了问现在的情况，问我们对管理所的学习和生活有什么意见。我和溥仪都如实作了汇报，一再感谢共产党的教育和帮助，表示认罪，愿意接受改造。有一位带胡子手中握着烟斗的人，我经常看新闻记录片，认得他是贺龙元帅。他问溥仪：“你在这里，与以前当皇帝时候相比，吃的东西哪个好吃？”溥仪回答说：“这儿好吃，我过去在皇宫里虽然吃山珍海味，但都不知道味道。现在在这里，二两包子一顿能吃六个。”贺龙又问我家中还有什么人，还向我问起嵯峨浩的情况。我告诉他，我们已经通信。贺龙问起以后的发展趋势。我小声说：“她在日本生活惯了，以后不一定会回来了。”贺龙笑着说：“人是可以改变的，我想她总有一天会回来的。”贺龙的话使我吃惊，但也看到了希望。我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海洋般的宽阔胸怀，因而感到新生在望。贺龙最后敲着烟斗说：“不要光是认罪，你们要好好学习、改造。你们将来还能亲自看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况呢！”后来，我知道那天还有聂荣臻元帅在座。

在回去的路上，溥仪问我：“‘能看到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

我不敢说出我心中真正的想法，我觉得这是隐含着我们还有被释放出去的可能。回顾当初我们以为来到抚顺一定要被枪毙的想法，未免觉得太可笑了。我说：“那是鼓励我们要认真学习改造。”

“是的。”

当我们回到监舍，把元帅接见的情况告诉大家以后，在同屋的伙伴中引起了一阵轰动：“恭喜你们，老溥、二溥。”我们那时已经被大家简化地称作： “老溥”、“二溥”，有时叫“大老溥”、“二老溥”，说明原来的帝王之尊已经被推翻了。大家都从元帅这些简短的鼓励的话语中看到了光明的前途。

四十五 到社会上去参观

也就在这以后，到了1956年初，一件使人喜欢又使人害怕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管理所要组织我们到社会上去参观，看一看解放以后的新气象。那时是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刚完成之后，社会上出现了一片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气象。为了使我们的理论学习和社会实际联系起来，所里决定组织战犯去到社会上参观。先看抚顺，然后再到其他的城市。伪满战犯中东北人多，他们生怕在抚顺参观时，群众会认出他们来，会向他们讨还血债，因此提心吊胆；但是又觉得关在管理所的时间太久了，确实也想了解外边情况，很想到外边走一走。

1956年3月7日，我第一次走出抚顺战犯管理所，首先是参观工人住宅。我们去的是煤矿工人住宅区，一排排三层楼的宿舍区，每家工人住宅都是两居室或三居室，每个居室都有厨房和厕所。每家人家都有收音机和缝纫机、自行车，不少人家还有了沙发。居室都布置得窗明几净，墙上都有一张庄严的毛主席像。工人们穿戴也很整齐，哪里还有煤黑子下井衣衫褴褛、衣食不周的影子？也许是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些人的身份吧，不少人家准备了茶水。我们走过时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去坐一坐；我们动身时，又挥手相送，一再邀请我们下次再去。我流下了惭愧的眼泪，工人阶级真是宽宏大量，不计较我们这些罪人的罪恶。

3月7日下午，我们参观了煤炭工业部抚顺工业学校。我看到了敌伪时代日本制造的皮带车床和我国自制的新式车床，还有苏联、捷克、波兰等国的新式机器。对比之下，不难看出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我国自制的新式车床以及苏联等国的机器早就超过了伪满时代日本制造的机器。学校教师在课余时间还自制了各种模型，说明他们教育学生不仅重课本知识，而且重实践，提倡理论联系实际，这正是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和旧教育制度的不同点。我通过参观，觉得眼界大开。我还参观了抚顺市第二国营商店，只见货架上商品充足，琳琅满目，五光十色，顾客拥挤；哪里还有从前商店里货架萧条，物价昂贵，顾客裹足不前的样子？而且今天商店里出售的全是国货，这与伪满时期日本货充斥市场的情况是不能同日而语了。

一天的参观使我们兴奋异常，回到管理所里不用组织就滔滔不绝地议论，这是最生动实际的教育，新旧社会两重天，谁也不能不承认共产党的英明领导，谁也不能不承认我们这些战犯罪孽深重。参观加深了我们自我改造的自觉性，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努力学习，把自己罪恶之身改造成为新人。

1958年、1959年我和溥仪等继续外出参观，到过沈阳、鞍山、长春、哈尔滨等地，都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和我们一道外出参观的还有日本战犯，他们在访问抚顺露天煤矿托儿所时受到了很大的教育。露天煤矿附近有个村镇叫平顶山。1933年中秋节的夜里，抗日义勇军在平顶山和日寇遭遇，击毙了一部分日本守备队队员，烧掉了日本的仓库，天亮以前转移到别处。第二天，日寇为了报复，将全村居民三千多人，不分男女老少全赶到村外山坡上，用机枪扫射杀死，有的还用刺刀挑了一遍。屠杀之后，日寇为了掩盖他们残酷杀人的痕迹，烧光了周围的房子，用大炮轰崩山石，盖住尸体，周围用铁丝网围住，企图从地图上消灭平顶山这个名字。直到1972年，人民政府扒去掩盖在尸体上的山石，在死难者的白骨上盖起了“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让广大群众经常参观，不忘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仇恨。人们在参观遗骨馆时，可以看到两具白骨紧紧地搂在一起，还有母亲搂抱着婴儿的白骨，不少骷髅的头盖骨上还有明显的刀痕，不用说，当时死难者临终时是多么悲惨！在我们当时参观抚顺露天煤矿时，这个遗骨馆还没有建立，但是平顶山惨案是众人皆知的，抚顺露天煤矿托儿所所长方素荣当年是个五岁的小女孩，她就是从死人堆中爬出来的幸存者。日本战犯会见了她，她向战犯们讲了惨案发生时的实况，并且以宽阔的胸怀对日本战犯表示了原谅，要求战犯们今后改恶从善，重新做人。日本战犯跪倒在地，痛哭失声，悔恨自己犯了弥天大罪。我和溥仪一起随同参观，目睹此景，也觉得自己追随日本帝国主义，对人民欠下了债，惭愧得抬不起头来。

我们在台山堡乡参观一家姓刘的农民家庭时，谈起了解放前后生活的对比，大娘沉痛地追忆着解放前吃糠咽菜乞丐般的生活，又充满自信地赞扬着今天的美好生活，谈话中间她不自禁地要谴责那个制造这些罪恶源头的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这时溥仪沉不住气了。他站起来向刘大娘低头说：“您说的那个康德，就是伪满洲国的汉奸皇帝溥仪，就是我。我向您请罪。……”

同来的几个伪满大臣和伪将官也纷纷站起来说：

“我是那个抓劳工的伪勤劳部大臣……”

“我是搞粮谷出荷的兴农部大臣……”

“……”

我也汗流浃背，惭愧得无地自容。

然而那个大娘却意想不到地宽宏大量，她怔了一会儿之后，只叹了一口气说：“事情都过去了，不用再说了，只要你们肯学好，听毛主席的话，做个正经人就行了！”

“正经人”，这个本来不算很高的要求，此刻却是我们这些战犯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崇高目标，因为我们自知罪恶之身距离这个目标尚远。通过刘大娘用宽恕的口吻说出来，觉得只要人民原谅，还是可以争取做个“正经人”的。一时，我们被经过党的教育的劳动人民汪洋大海般的宽阔胸怀所感动，又被这个经过奋斗可以达到的目标所吸引，竟感动得“呜呜”地哭了起来。

外出参观，使我们看到了管理所大门外的宏伟气象，增强了改造的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被批准参观国庆游行队伍。国庆佳节，抚顺市政府组织国庆典礼游行。在抚顺火车站前广场搭起了观礼台，党政军领导都上台检阅。我们被特许在观礼台下边东侧另加两排椅子，同时参观这雄伟的游行队伍。国庆那一天上午，锣鼓喧天，游行队伍手持巨幅红旗缓缓前进，队伍中辆辆彩车载着各种模型，展示着抚顺市工农业战线的辉煌成果。工农兵学商的队伍有秩序地前进着，不断地高呼口号，向主席台频频招手。在文艺大军中，还有东北特有的大秧歌和二人转，随着队伍前进，载歌载舞。我们都身穿蓝色制服，站着看，也可以坐着休息。我看着群众兴高彩烈的神情，不免想起在伪满统治时期群众在日方挟持下提心吊胆地过着衣食无着的生活。如今正是“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姊妹舞翩跹，歌声唱彻月儿圆。不是一人能领导，哪容百族共骄阗？良宵盛会喜空前！”（柳亚子词）我就是在管理所中，也体会到“换了人间”的味道，只是我如今还是个战犯，什么时候可以回到人民中间，跟大家一起共享这种快乐呢？我不免又沉湎在我长期萦绕心怀的这个宿愿中了。

四十六 亲属来访

1956年3月10日，即第一次参观后的第三天，我和溥仪、润麒、万嘉熙以及三个侄子毓嵒、毓嶦、毓嵣都被通知到所长那里去。我们都纳闷：有什么事要找我们呢？一到所长的接待室，发现原来阔别了十几年的载涛叔叔和两个妹妹来看望我们了。

亲人意外相见，真是喜出望外。七叔多年不见，虽已69岁，但脸色红润，健壮如旧。他首先告诉我们不久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他看见了毛主席，当时周恩来总理把他介绍给毛主席，告诉毛主席这是载涛先生，是溥仪的叔叔。毛主席和他握手后说，听说溥仪学习得还不错呀，你可以去看看他们嘛！说到这里，涛七叔的声音哽咽起来，我们全家都感动得流了泪，毓嵒甚至痛哭出声。七叔又说，第二天彭真市长又找到他，告诉他可以带弟妹去抚顺，并发给了旅费。三妹和五妹又抢着说，东北天气冷，政府特地为他们发给了棉衣。说着说着，她们又激动得哭了起来。这时在旁的孙明斋所长知趣地说：“你们慢慢地说吧！” 带着管理所的其他干部退出了接待室，让我们更方便地畅谈。

家人聚会，我们尽情地谈了起来。七叔说到父亲载沣在解放以后，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建议，曾被中央文史馆聘为馆员。他于1951年逝世，临终时除了我和溥仪外，其他子女都在场，妥善地办了丧事。他本人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也是全国政协委员，古稀之年，还参加了他最喜爱的解放军系统的养马工作，在西北高原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他说话时那种愉快的心情溢于言表，连我们也觉得高兴。七叔还告诉我如今满族的人口已由解放前登记的八万人增为二百四十万人。这是由于辛亥革命以后，清廷崩溃，满族处境困难，求职无门，一般的冒称汉族，爱新觉罗的子孙也改姓金、肇、罗等，满族凋零，生活也日趋困难。只有到了解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平等友爱的大家庭，满族人才敢于公开自己的身分。宪法公布之后，根据人口登记的统计数字，满族人口一跃为二百四十万，这里蕴藏着少数民族的一把辛酸血泪。我自己是体会很深的。清廷覆灭，我成为末路王孙，不自量地妄图复辟清朝，鉴于自己没有力量，只有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日本战败，国民党政府也已崩溃，我成了阶下囚，我固有自己应负的罪责，但我又是个没落的满族，更没有好下场了。七叔的讲话却给了我信心，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使我认识到只要我认罪改造，我是有出路的。七叔还郑重地告诉我祖宗的陵墓都保护得好好的。我放心了。我想起已故的父亲载沣，不由得从心里说：“阿玛！不孝男溥仪、溥杰对不起您，连累您晚年牵肠挂肚地想着我们，临终时我们也不能前来送别。现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我们兄弟俩要认真改造自己，您老人家放心吧！”

七叔和三妹、五妹整整和我们谈了一天半。他们住在抚顺市东公园专家招待所，溥仪也被管理所用专车送去同他们叙谈。他们参观了管理所的伙房、浴室和监舍，觉得这里的条件很好，和学校差不多，他们也放了心。

四十七 管理所内的文娱生活

自从大坦白大检举告一段落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撤回北京，这一时期我们处于听候处理的阶段。由于大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提高了一些觉悟，管理所内部在管理方法上也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各监号不再用大铁锁锁门，各监号之间可以互相串门。当然这是指我们伪满汉奸的管理所而言。我们这个所与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管理所之间是不允许串联的。实际上我们没有怎么串门。我们这个所有十多间监号，人住不满，也收拾出一间房子作为图书阅览室，里面有些书报，可借我们阅读。每天的作息时间安排，一般的上午学习，下午就在院内活动，即所谓“放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打太极拳，打排球，打克郎棋，或晒太阳。老人们打克郎棋的比较多。冬天管理所还在院内浇了一小块冰场，供大家滑冰用。冰场方圆50多平方米，冰鞋和冰刀都是战犯自制的，记得溥仪还由几个侄子架着上去滑过，摔了一大跤。晚饭以后则是娱乐时间，可以听广播，下棋或打扑克牌。现在我回忆那时的文娱活动，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这些伪满官吏，过去高官厚禄，现在成了囚徒，也就放下架子，玩起民间经常玩的那些游戏了。有一个现在儿童还经常玩的游戏：丢手绢。孩子们玩时，是大家围坐一个圈，有一个小孩在圈外跑着，边跑边把手绢扔在另一个孩子的背后，那个孩子发现身后有手绢时，就起立捡起手绢追赶，同时也选择对象把手绢再放在另一个孩子的身后。如果小孩不知道身后已经有人扔了手绢，那个扔掉手绢的孩子跑了一圈又回到他的身边，他是要受罚的，罚唱支歌或表演个节目。在玩这个游戏时，孩子们一边拍手一边唱着这样一支歌：

“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他的身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

现在轮到我们这些老头儿来玩这些游戏了。在哈尔滨道里管理所时就玩过。我算是比较年轻的，当时五十出头，在年轻的毓嵒、毓嶦、毓嵣之后就该轮到我。那些伪满大臣六、七十岁的很多。我们这些人虽然跑跑颠颠，玩起来有些风险，但也很乐意玩这些游戏。人们自然把耍笑目标转移到溥仪和我身上，我们显得迟钝，常常发现不了身后有手绢而被人抓住。被罚的节目就是把我们的眼睛蒙住，双手放在背后，大家轮流走过去打一下，我要猜出这个打我的人是谁，猜对了就放开眼，重新丢手绢。我总是挨打的时候居多，我也有猜对的时候，但是别人硬是不走，为了好继续打下去。管教人员看不下去，只好说：“人家已经猜对了，为什么还说不是呢？该换一换了吧？”我本人倒是不在乎，反正是玩游戏，大家取个乐嘛！当然也有我去打别人手心的时候，我常常是打了一下后赶紧把我的手高高举起走开，后来别人告诉我，说我这样打法“独树一帜”，与众不同。我也奇怪，怎么连打个手心我也跟别人不一样呢？说明皇族出身的人实在太脱离群众了。当然时间长了，人家也会猜出这种打法就是我。

管理所也搞晚会，逢年过节时更热闹些。我们先把通道中间用红绿花纸剪成练带装饰起来，点缀出节日气氛。过节时大家一齐动手包饺子，有的人居然拌馅儿，擀皮儿，捏饺子非常熟练。初到抚顺时伙食还有大、中、小灶之分，这时吃饭已不再分灶，除了病号可以有照顾外，伙食标准已经统一了。晚会开始时，第一个节目是唱歌。我们唱歌，唱的是《社会主义好》。也有诗歌朗诵，我常写些旧体诗朗诵。我还写过相声段子、双簧段子。我毕竟是北京人，我写过《逛北京》、《春联》这些带北京味儿的段子。我也登台演出，我当捧哏，显得呆板枯燥；与我配合的老杨，他则大卖力气，居然博得阵阵掌声。我们这些战犯中有的会表演很好的节目，像李文龙表演的魔术有一定水平，毓嶦给他当下手，配合得很好。我写过两个剧本：《打击侵略者》、《从黑暗走向光明》。前者是写英国侵略者侵略埃及的故事，后者是写我们自己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故事。万嘉熙任导演，主持了演出，溥仪还登台演出。演出是成功的，特别是《从黑暗走向光明》，活生生地演出了我们这些人在抚顺接受改造的经过。有的人边看边流泪。奇怪得很，我这个平时由于长期在日本关东军的监视下变得谨小慎微、性格很不开朗的人这时也活跃起来，敢写剧本，甚至还和人开开玩笑，说个调皮话。我比溥仪要活跃些。人们也不再视我们为金枝玉叶，通常叫我们为“老溥”、“二溥”。我们听到这些既普通又亲切透着人情味的称呼时，也觉得美滋滋的。开晚会时大家哄我来一段京戏，我在醇亲王府时就爱听京戏，那时常听谭鑫培、杨小楼、龚云甫的戏，私下也学谭派的唱腔，但是没有正式唱过。现在到了这种场合，大家一哄，我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就站起来唱段《卖马》、《空城计》，有时甚至还学唱麒麟童的《追韩信》。一唱完，下边就大声叫好：“二溥行！”

管理所在院中搭起了露天戏台。为了可以在上面演出大型节目，还组成了一个乐队，可以演奏各种乐器，这都是由日本战犯组成。其中有一个吹口琴的，原是个职业演奏者，演奏起来就是与众不同。日本战犯还能演出些日本民间舞蹈、合唱等节目。他们还演出了揭露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大型话剧《原爆之子》。这时期伪满战犯也组织起了学委会，领导学习和文娱活动，甚至包括卫生评比等事务。学委会主任是五妹夫万嘉熙。

四十八 慧生殉情

自从和浩、慧生、嫮生以及北京的弟妹恢复通信以后，我觉得生活变得充实了。管理所大墙内的天空似乎也变得宽阔了。我天天盼望海外来信。我通过信和妻女们交谈着，觉得生活有了盼头，我等待着有朝一日走出大门与家人团聚。慧生的中文信写得很好。她攻读中国文学，已经读了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中文版鲁迅的《彷徨》，甚至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这使我想起她周岁的时候，为了占卜孩子的未来，让孩子在一个摆着各种各样东西的盘子里随意抓东西，抓到什么就意味着她将来有什么样的前程。慧生居然抓着离她最远的笔。这使我觉得很高兴，孩子与笔墨有缘，这就能继承我将来的事业了。现在她真的喜欢中国文学，而且已经知道爱新觉罗家的门第，她要使她自己能够有足够的文学素养可以继承起书香门第的传统。我的慧儿！你让我得到多大安慰呀！你给了我多大的信心呀！如果我要是改造不好，怎么对得起你们呀！慧生要考大学了，她想报考东京大学哲学专业。她来信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尊重你本人的意见。”亲友们不同意，说读哲学容易被赤化的；有人说报考东京大学哲学系的女生只有慧生一个，混在男生中间，耳鬓厮磨，又谈论哲学，时间长了，弄不好姑娘的性情发生变化，万一变成个独身主义者怎么办？于是慧生动摇了，她决定参加学习院的考试，报考国文专业。我想这也不错，将来她可以把日本的古典文学介绍到中国来。我和浩，还有慧生，不是都愿意作中日友好的桥梁吗？

浩可是很久没有来信了。1954年11月26日她来信说，为了鼓励我和溥仪学习和写作，她要送给我们两人各一支自来水笔，她将托正在日本访问的李德全部长带回来。现在已是1958年1月了。李德全部长早已于1957年底回国，怎么还没有把笔送来呢？浩本人也迟迟不来信，出了什么问题吗？真使我不放心。1月26日，管理所收到李德全部长带回来的已回到日本的前日本战犯写给目前仍留在管理所内日本战犯的信，因此我觉得我的笔也快捎来了。

但是浩的信仍没有来。

望穿秋水。1月28日，浩的信终于来了。同时到达的还有浩的妹妹启子的信。拆开一看，真是晴天霹雳，我的慧儿她自杀了。难怪浩没有给我来信，她正陷在难以自拔的悲痛之中。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弄清楚事情的原委。慧生在学习院认识了男同学大久保武道，两人相爱。浩的心思是：她既嫁给了中国人，她就是中国人，女儿也是中国人，应当嫁给个中国人，而且应该是满族。浩这种热爱中国的想法，始终让我感动。当我长期以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复辟清朝，同时又因受日本欺侮深感屈辱内心陷于极端矛盾的时候，常因浩的反抗日寇横行霸道的情绪而增强了自己的民族意识。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不如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女人呀！我要保持中国人的尊严。但是在儿女婚姻问题上，应该是尊重本人意愿的，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阻碍女儿和一个日本人结婚。我想起慧生在最后一封信中就告诉我她有个男朋友，她很喜欢他，但没有提到结婚，也没有说明她的母亲持反对态度，只是问我她该如何办？我想我是有罪之身，长期不和女儿在一起，也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实在没有资格来答复她这种问题，因此回信中只说我不了解情况，希望她照母亲的意见办。这使得慧生非常失望，她本来希望得到我的支持，结果得不到我的支持，只好走上了绝路。她和大久保两人在1957年12月4日下午7时相约在日本静岗县天城山隧道到八丁池之间开枪自尽。五天之后遗体才被人从一棵百日红树下发现。两人依偎着，手枪已经射穿了太阳穴。慧生实由我而死，要是我能给她一些支持的话，或我再劝劝浩，她是不至于走上这条绝路的。我又增加了罪孽。

慧生殉情的消息很快传遍了管理所。当天管教科金源科长找我谈话。金科长安慰我说：

“人总是要有一死的。不过你的女儿正在求学，不到死的年龄，正应该奋发有为，力求上进的时候，她的死是令人可惜的。你不要难过，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好地学习改造。你要认识到这件事你也是有责任的，因为你不在家里，不和老伴在一起，你不能对女儿进行工作。假如你要是和老伴在一起，你直接做一点工作，这件事也会处理得好一些，你女儿也不致于自寻短见。你要从这件事上看到自己的罪过，因而增强改造的勇气。女儿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你已经失去了女儿，再悲痛也没有用。你要更加爱护剩下的这个女儿，让她健康地生长。不要过于悲伤了。”

天哪！这比父母还亲切的安慰，我哪能不感动呢？我又一次掉下了泪。是的，为了浩，为了唯一的嫮生女儿，我要擦干眼泪，坚强地生活下去。第二天，我就给浩发了信。我写信时仿佛慧生还活着，难以相信她已经去世了，我向浩忏悔了我的罪过。我写到：

“我把将来的一切全都寄托在慧生和嫮生身上了。我之所以能经受种种磨难，活到今天，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和两个女儿和浩团聚……这是为什么啊！？天各一方，身为父亲不能为女儿做任何事情，这是我终生的遗恨。如果说谁有罪的话，那就是我，是身为父亲的我……”

我纵使一千遍一万遍检讨我的罪过，也已经晚了，因为慧生毕竟已经离开我了。1月30日，就在我最悲痛的时刻，浩和女儿托李德全部长捎给我的金笔寄来了。握着金笔，想到寄笔给我的慧儿已经不在人世了，不觉潸然泪下。我夜不能寐，神魂颠倒，在夜深人静之际写下了三首怀念慧生的诗。

哭慧女三首并序

呜呼慧儿！吾三十有二生汝，五十之年丧汝，在此驹隙十八年中，因我之故，曾使汝茕孑东篱寄食，复使汝焦恻北京上书；还使汝萤雪成恨，祸发天城荒麓；终使汝弃乐习文，反致沟通中日文化大志成空。还使……罪咸在我而祸偏及汝。

（一）

呜呼慧儿！吾为汝父，

负汝实深。死者已矣，

生者何堪？有母飘零；

有妹无告，罪咸在我，

苦汝深矣！负汝深矣！！

呜呼慧儿，偏有此父。

已矣已矣，恨何有极！！！

（二）

呜呼慧儿，吾为汝父，

而悼汝哭汝，悼也无及，

哭亦奚益！生暌万里，

死亦殊途，清夜扪心，

徒溅空泪。呜呼慧儿，

嗟何及矣。

（三）

呜呼慧儿！吾伏枕哀吟，

汝不可闻。我忏我恸，

汝岂或知？呜呼慧生！

汝其瞑目于地下，

乃父将迎尔骨还吾故土。

呜呼哀哉！

慧生死后，浩为了纪念她以及自己这颠沛流离的一生，写了《流浪的王妃》一书在日本出版，来信叫我写序。未见过书的内容而写序的可能就是我一人，但为了怀念慧儿并忏悔自己，我还是写了序并附上这三首诗，诗后还加上了三首律诗：

情到难堪愈见情，

曾夸吾女有女是萦。

萤窗识我哀成错，

鲋辙呼谁渴望营。

永世别来长恨处，

廿年夭折可怜生。

瞑怀前后空余泪，

咄咄书空慧字名。

误尽生平愧掌珠，

累她龆稚寄人庐。

十年梦里犹呼父，

万里瀛寰更上书。

骨血自连心臆痛，

恩情宁为死生殊。

无边悔恨无穷泪，

清夜扪心暗悼初。

噩耗遥传尚半疑，

分明笑貌忆平时。

空垂老泪瞻而母，

自作余殃祸我儿。

岂计幼聪偏命薄，

备尝死别复生离。

冬窗暗焰寒灯下，

伏枕低吟悼女诗。

一九五八年慧儿周年忌日前一月并十二天 爱新觉罗·溥杰

序寄走后又过了一月，到12月4日，是慧儿遇难的周年忌日了，我不觉悲从中来，又吟一律：

两眼未干哀儿泪，

去年今日又并年。

荒山碧血真吾恨，

遗牍与我倍汝怜。

无用心情伤事后，

那堪言笑忆生前。

老妻弱女天涯外，

一度思量一黯然。

四十九 翻译和写作

自从大坦白大检举开始以后，我除了积极坦白自己的罪行及检举揭发别人的问题外，我还接受了管理所的委托，执行了两项任务。

一项是从事翻译工作。因为管理所内还有一部分日本战犯，他们也用日文交代自己的罪恶，互相进行揭发检举。这些日文材料需要译成中文，管理所就委托我和三妹夫润麒、五妹夫万嘉熙来做文字翻译工作。我做得更多一些。这项工作对我是有教育意义的，可以使我了解到更多的日寇罪行，从而也加深了对自己的问题的认识。翻译工作也是很忙的，有时来了一大堆翻译材料，甚至不能参加小组的学习。

有一天管教员李福生问我：“你做这些翻译工作，有些什么感想？”

我说：“我要努力做好这项工作，将功补过，争取自赎。”

“还有什么？”

我说：“我原先只知道事情的轮廓，不具体。现在则知道很多具体内容了。”

“还有什么？”

我想了想说：“没有了。”

事后一想，自己真是嘴笨，并且是临事则迷。我怎么会没有呢？应该汇报一下自己通过翻译工作，增强了对日寇罪恶的认识，也增强了对自己罪行的具体认识。既然没有汇报也就算了，反正确实也是有提高的。翻译工作基本上持续到我特赦离所为止。我从事这项翻译工作，对所内的其他战犯也是保密的。有一次我接到一叠需要翻译的日文材料，在翻译中间发现丢失两页，我着急了，遍找不着，就写了一份检讨。第二天金源科长将检讨书退回，并交给了我这两页我认为遗失的材料，笑着对我说：“这不是你的错，是我将这两页忘了交给你了。”这种坦诚负责的态度使我感动。我从一个基层干部身上看到了共产党历来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使我感到欣慰，共产党说话算话，光明磊落，我相信只要跟着共产党走，我会有光明前途的。

还有一件工作：就是帮助溥仪写自传。如上所述，我们在哈尔滨管理所时，所方已经给我们布置了写自传的工作，即每个人要剖析过去，从自己过去的脚印上寻找自己犯罪的根源。我们这些人的自传还比较好写，一般的也都写完交了上去。只有溥仪的自传难写，内容涉及到他从北京私跑到天津，又从天津偷跑到东北，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等重大情节，复杂曲折，本人又顾虑重重，因此所方决定派我帮助他写。大约是1955年上半年我参加了这项工作，到1958年夏季基本上写完了初稿。写法是溥仪口述，我整理成文，有时一连几天进行这项工作。进行写作的过程，也是溥仪转变立场彻底坦白的过程。他犹豫狐疑，害怕政府加重处理，常常需要我向他交代政策，有时甚至进行尖锐的批评。但他终于在所方的教育以及我的配合下完成了写作任务。初稿完成后也有十几万字。后来领导审阅后觉得对广大读者有教育意义，决定由李文达帮助整理后交群众出版社出版。这就是《我的前半生》一书的来由。很多人知道我曾帮助溥仪写了《我的前半生》的初稿，就是指的这件事。

五十 张景惠之死

在管理所关押的伪满战犯中，有一个人需要提一下，他就是伪满内阁总理张景惠。他的地位仅次于溥仪。他已年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受到的照顾也是比较好的。在大栗子沟时，他还能主持伪满政府的解体会议。到了苏联，他被迫戒了鸦片烟，又不适应异乡生活，身体变得衰弱下来。到抚顺以后，他有时打打“八段锦”，晒晒太阳，也没有人跟他说话，身体更加衰弱。在哈尔滨时，他可以不参加糊纸盒劳动，重返抚顺，更不参加翻砂铸铁等较重体力的劳动。但奖励糖果点心等食物时，他也有份，也没有人和他计较。坦白检举开始以后，张景惠因病瘫痪在床，由别人代写了一份认罪材料。张景惠口述表示：“我的罪恶太大，蒙政府宽恕，我的子侄们还获得了光明的前途，感谢政府。”鉴于年老，管理所也没有过高要求他。他的肠胃不好，不能吃普通饭菜，常常每顿饭吃两块蛋糕、一杯牛奶。他有时也感慨地说：“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好哇！”

张景惠有个儿子叫张绍纪，现在的名字是张梦实，曾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日法系系主任、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日伪时期，他在东北参加了党领导下的抗日地下组织。苏联红军解放东北以后，他被苏军带往伯力收容所，替苏军做翻译工作。那时我和他住在一起，我们住在一间通道里，里面一间房是溥仪和毓嵒住，外面的房子就是我和润麒、万嘉熙、毓嵣、毓嶦、李国雄、黄子正等住，还有张绍纪。张绍纪会说日语、俄语。他当时的任务，就是在红军和日本战犯之间当翻译，有时他也替张景惠当翻译，帮助张景惠和苏军通话。在我们回到祖国之前，张绍纪已经提前回国。当我们从绥芬河返回抚顺途中，路过沈阳，东北人民政府首长接待了溥仪、张景惠等伪满战犯，我没有参加。战犯们听说第一批由苏送回国内的战犯均已被处决，情绪非常紧张。这时首长叫出张绍纪来，张绍纪向大家证明了没有一个人被处决，使大家情绪趋向稳定。到了抚顺，张绍纪就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专做日本战犯工作，和我们的接触就少了。张景惠有时想他的儿子，问：“绍纪还在吗？”1956年初，张绍纪调到北京工作。考虑到他以后和张景惠见面的机会少了，管理所领导特地安排他和张景惠见一次面，叙叙家常，正式告别。那天晚上金源科长让张绍纪夫妇和张景惠在一号会议室见面，彼此一时无话可说。金源科长就介绍说：“这是你儿媳妇！”张景惠说：“是吗？哦！”彼此聊了一会儿天，就告别了。回到监舍，张景惠对别人说：“这小媳妇是我儿媳妇吗？我不认识她呀！”也难怪他不认识，彼此没见过面嘛！

1958年6月14日夜里，管理所的监舍里忙乱起来，很多医务人员携带医疗器械奔向监舍。原来张景惠病危，医务人员给他注射针剂服药，他才转危为安。此后张景惠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大小便失禁，医务人员每天为他挂盘尼西林和葡萄糖瓶输液。张景惠在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下维持着他的生命。后来张景惠因为病重，经上级批准，所方允许将他送市立医院住院治疗。1959年1月11日13时张景惠终因患动脉硬化、心肺病、心力衰竭而病故，终年87岁。

五十一 特赦

1957年初，在我们欢度新年佳节之后，有十三个犯人得到了免诉处理，我的三个侄儿和李国雄、黄子正都被释放了。在热烈欢送之后，我们又度过了欢腾的春节，又有四个犯人得到了释放，其中包括我的三妹夫润麒和五妹夫万嘉熙。这时溥仪的岳父荣源已病逝在哈尔滨的管理所。当初在沈阳被捕的伪满战犯至今仍关押在管理所的只有溥仪和我了。何时才能释放我呢？这个经常萦绕在胸怀的问题不免又一次次地爬上心头。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我的罪孽深重，我必须加强学习和改造，等着吧！

1959年9月18日清晨，广播器传来了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关于特赦战犯的建议以及刘少奇主席颁布的特赦令。毛主席的建议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罪犯。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考虑上述建议，并且作出相应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9年9月14日

接着广播了刘少奇主席的特赦令。

听完广播，大家因为思想上缺乏准备，先是陷入短暂的沉寂，继而清醒过来，发出一片欢呼。口号声和掌声连续不断，持久不息，管理所大墙内掀起了一片欢庆的浪潮。

9月18日，这是个难忘的日子。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沈阳事变，把溥仪和我引上了毁灭的道路。1959年的9月18日，报纸公布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的特赦令，又为我们打开了新生之门。党呀！您那宽阔的胸怀，太阳般的温暖，照亮了我们罪恶的身躯，您又给了我们生活下去的勇气，感谢您呀！党！我和溥仪两人互相探问：我们能第一批获准特赦吗？溥仪很自卑，说他是头号汉奸，当过伪满皇帝，第一批特赦准没有他。我也感觉希望不大，我虽没有当过皇帝，但我是溥仪的弟弟，伪满崩溃之际，我又当了随从武官，和溥仪同时被俘，我又几次去日本留学，大概也不会特赦我。否则为什么那几次释放犯人时没有放我呢？我们俩心情都忐忑不安。我想到如果我能获准特赦，就可以和浩与嫮生团聚；如果不能特赦，那仍然过着两地分居、翘首倚望的生活，我心里不免觉得痛苦。

1959年12月4日，管理所召开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台上坐着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管理所的所长等人。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在会上宣布了特赦人员的名单。第一名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捧着特赦通知书，当场痛哭失声，我也流下了泪。那一批抚顺战犯管理所一共赦了十人，我为溥仪的能被特赦感到高兴，但也为自己没有被特赦感到沮丧。我的问题在哪里呢？我哪一天才能回到人民队伍中呢？

在溥仪获释回到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在管理所内看了电影。看完电影，他找我谈话告别。那是在一间会议室里。

溥仪严肃地对我说：

“二弟！（我俩早已打破君臣之间的界限，改为兄弟相称了）我要离开这里了。真不放心你还留在这里。但我相信你会正确对待这个问题，争取下一批特赦时能有你。我想你的主要问题还是日本老婆问题。日本人为什么要给你找个日本老婆呢？那是让你紧紧地跟着日本帝国主义走。嵯峨浩肯定是个特务，她要千方百计拉着你靠拢日本帝国主义的，所以你必须和嵯峨浩划清界限，和她离婚。即使你将来放了出来，也要和她离婚，以表明你的政治立场是正确的。此次，你没有批准特赦，恐怕主要还是你没有处理好日本老婆问题。

“第二，自己这次特赦出去，只剩下孤身一人。妻子死的死，离婚的离婚。我只有紧跟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自己光明的前途。

“第三，到社会上去以后，我要凭自己劳动维持生活。过去，当末代皇帝，衣来伸手，饭来张嘴，过的是寄生虫生活。现在通过管理所的劳动锻炼，体质也有所提高，今后我可以凭两只手劳动来养活自己。我要为人民服务。”

我听了溥仪的话，心里很激动，很明显，他是有进步了，不枉在管理所改造十年。我说：“我和你一样，特赦出去，也是孤身一人，浩能不能来中国，还不知道。我也必须依靠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另外，我回到社会上，也要凭劳动养活自己，过去的剥削生活是可耻的，我也感谢这几年管理所的劳动锻炼，可以使自己今后能够劳动为生。但是第一个问题实在不能同意，我们虽然靠日本军阀包办完成了这桩政略婚姻，但我俩的感情却是真挚的。浩是反对日本军阀侵略中国的，浩是听我的话的。我如果特赦出来能够和浩重逢的话，我可以影响浩，使她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我俩共同从事中日友好的工作。”

我对溥仪的临别赠言，只同意他的后两点，对前一点持保留态度。那天晚上我们兄弟俩一共谈了一个多小时。在我们兄弟之间，这种情况真是少有的。

管理所的金源所长已经不当管教科长了，也找我谈话。他主要指出我不要有想不通的地方。溥仪为什么第一批获赦？因为他对日本帝国主义深恶痛绝，他在揭发批判日本帝国主义方面都超过了我们，所以应该先释放他。大家也是有前途的，不过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应该积极争取早日获得特赦。他不谈要我和嵯峨浩划清界限这件事，因为他了解浩的政治态度。

第二天，我挥泪送走了溥仪。他由李福生护送到北京，安排他今后的生活。

大批日本战犯也是在这时特赦遣返日本的。

我在管理所又住了一年。到1960年11月，第二批特赦开始了。我希望能够特赦出去，又怕其中没有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到1960年11 月28日，管理所又召开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在会上宣布了十几个特赦人员的名单。我被叫到前面，听法院代表宣读特赦通知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一九六○年度赦字第三十四号

遵照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洲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杰进行了审查。

罪犯爱新觉罗·溥杰，男性，五十三岁，满族，北京市人。该犯关押已满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改造，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我泪流满面，听不清法院代表在读些什么。捧着那张通知书，激动得发抖。我当时语无伦次地讲了几句话，已经记不清讲些什么了，只是觉得：“党呀！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让我变成一个新的人了。”

特赦之后，我要准备回北京了。我恋恋不舍地环视着我在这里住过的监舍，我亲手莳弄过的花草，喂养过的猪崽，还有待我如亲人的管理所的干部。那时金源所长已调到辽宁省公安厅工作。协理员刘凤奎找我谈话，问我到北京居住在哪里。我说就先住在五妹夫万嘉熙家吧！刘协理员亲切地说：“以后有空，欢迎你来这玩玩，这里毕竟是你新生的地方呀！”是的，我不会忘记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临走那一天，当我们这些特赦人员走出大墙门时，很多尚未释放的战犯来送我，向我挥手说：“二老溥，在北京再见吧！”我向送我的刘协理员等一一握手告别，眼泪不觉又流了出来。感谢你们！亲爱的人们！再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