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一九一九这个学年是我记忆中最不安定也最动摇的年份之一。我不晓得做什么、到哪里去，不论是就地理、国别而言，抑或就学术及感情而言，不错，我获得哈佛谢尔登旅行研究奖学金，就该从事研究哲学，可是我却浪迹天涯而不做有计划的旅行。过去的一两年，我一直在做我所谓的“沉思小游”。不是盘腿打坐如僧人状，而是在街道上、沿着河边等处行走，让我的思想漫游，很少停下来记录。这样做颇能使身心松弛，有时甚至产生好的效果。这次，我开始长途漫游。我将随身衣物包入小行囊，用一根木棍背在肩头，从剑桥西行，远到皮茨菲尔德（pittsfield），途中停留在极便宜的房间。有时，我搭乘城市与城市间的电车，如到布拉克顿（brockton）、普利茅斯（plymouth）及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有一次，我想是在南塔克特（nantucket）附近，我走到一家门口按铃，问应门的女主人：“你有面包和牛奶‘胡佛化’一个徒步旅行的人吗？”她上下打量我一番，走进去给我一个火腿三明治和牛奶，甚至还有一个苹果，让我大嚼一顿。在那些因作战而物资贫乏的年代，“胡佛化”意指依照胡佛（herbert hoover后任美国总统）的劝告，节约消费。我吃完之后，要付她钱。她起初不要我付，最后接受一枚两角五分辅币，让我“觉得好过一点”，她说：“这里没有流浪汉，你也不像是。”（译者按：徒步旅行人和流浪汉之英文均为tramp。）这次漫游最吃力也最冒险的一件事，是爬上葛雷劳克山（mount greylock），爬得我极为疲倦，因而我决定最好乘火车返回剑桥。在旅途中我发现人们告诉你什么事，大多信口而出，并非十分正确的。他们说：“你不会找不到的。”其实，意为极容易找不到。他们告诉你还有一英里，其实，意为约二英里。另外一件使我印象深刻的事，是他们并未注意到我是外国人，也不管我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那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距离珍珠港事变还有一些年。

在另一回合课外活动之前，我没有离开剑桥。杨铨返回中国出任上海《科学》月刊总编辑，交给我任下年在美编辑事务。八月廿一日，我在居留三年之后，“终于”离开剑桥，于九月二十日到达芝加哥，沿途在几处短时停留。我乘船经过科德角，到西方电气公司拜访robert w.king。我和卡甫一同去看塔京顿的《十七》演出。然后我搭哈德逊海湾轮船（hudson bay line）去程奈塔代，到奇异公司看达维。我回到伊萨卡参加“科学社”和“中国工程学社”的联合会议，在会上，中国教育部长范源廉和我的老师齐莱教授都讲了话。其后到锡拉丘兹（syracuse）参加中国学生会议，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会上发表讲演，会后返回伊萨卡，我甚至还有时间跟周安娜和她弟弟（或哥哥）周辨明学跳华尔兹舞。这一切都发生在九月十九日我真的“终于”坐火车去芝加哥之前的四个星期。

甚至在初秋，我已经觉到芝加哥诚如其声名，是个风城。我在“中途”（midway，译者按：在芝加哥郊区，飞机场附近）走了好久，终于找到一家有房屋出租，在追可赛道（drexel ave.）五七三六号，每月租金十二元。我从剑桥运来行李太多，难于找到地方存放。九月二十八日，四个大箱子运到，计一架钢琴、一个大旅行箱、一个大箱子内装钢琴坐凳、《大英百科全书》一套、一个文件橱、一个文件复印箱以及脚踏车零件——东西太多，以至女房东纪图太太要求增加租金。我将脚踏车零件集合起来，还没有怎么骑，第二天便被人偷走。

但我对个人关系却颇为满意。我到达那天便看到我的南京两江学堂的同学丁（ting supao）。我也晤见孙国封和叶企孙。（丁、叶两人一九七三年我到北京都有幸遇到。）大学当局待我如“大学的客人”，热忱为我安排研究处所，给我图书馆及需要时试验室设备。我在九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上这样写穆尔（e.h.moore）教授：“在我记忆中，还未遇到一位更好的教授。”关于安格尔（james r.angell）教授，我是这样写的：“他极为忙碌，但却极易接近。”

我以谢尔登旅行研究员的身份，主要的工作本来应该研究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可是我举棋不定，不知道着重于哲学呢还是着重于科学，我今天依然如此。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初，我的科学史教师沙顿博士给我一封信说：“你不该对开始工作太过胆怯。”但我除为中文《科学》月刊撰写文章外，又写了若干学期报告，题目如《颜色与声音的逻辑》，写这些报告我常请教赖尔逊试验室（ryerson laboratory）的龙恩（arthur c.lunn）教授。除了我的教师之外，我还常见费尔德博物馆（field museum）的劳佛（berthold laufer），以前我想在《科学》上刊载他写的《卡尔丹悬吊》（cardan suspension，译者按：cardano为十六世纪意大利数学家）时，曾写信给他。他指给我看博物馆内的许多无价中国古物，还介绍我到纽伯瑞图书馆（newberry library），他正在那里为许多中国古书如第一版《康熙字典》编目。我继续对天文学发生兴趣，经常使用我的两英寸望远镜。一项极令我失望的现象是一九一八年八月十八日夜晚射手星座掩入月阴，我张大眼睛等待又等待，最后看到它像一个——咳，它毫无仪式地现出来。十二月十一日我到威斯康辛州威廉斯湾夜可思天文台（yerkes observatory），由此斯布罗克（george van biesbroeck）教授引导我参观，特别是圆顶大建筑物里面的最大折射望远镜。以前我和他通过信，以后更常有信札往还。两年后，我寄给他我结婚喜柬，说我们于“一九二一年六月廿一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译者按：原文为廿一日，实为一日之误）结婚。他将这封喜柬贴在布告牌上，作为一种天文现象。

回头来再说我在芝加哥的事情。在这段期间，我比我记忆所及的任何其他时间更为神经过敏且更举棋不定。在多方面，我无法集中心志。第一，我的兴趣广泛，未能专一。我在史蒂芬（stevens）先生指导下学旋律配合法，使用卜劳特所著的《旋律配合法》以及《高高上苍》等中国合声歌曲。我阅读了金氏著的《四十个世纪的农民》，这是劳佛介绍我看的。还流览了“哈佛名著”（harvard classics），虽然我想不久离开芝加哥，我仍然买了一套二手货“哈佛名著”。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左右，我几乎每星期都去教堂，惟因我在基本上怀疑，故未加入任何教堂。在查经班上我遇到陆志韦，多年后他做了燕京大学的校长。

我的内向趋势由于外在世界的巨大变动而多少有些缓和。虽然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似以后参加第二次大战费力那么多，可是我们全都感觉到战争存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七日正午笛声长鸣，每个人停止工作，跑到外边。我走到闹区，看到街道上飞满了纸张；人们敲打盆盖、锅盖以及瓶罐；报纸完全卖光；商店全都关门打烊；图书馆停止开放；彩色纸条从窗户飞出。结果当然是官方声明错发消息。其后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清晨两点一刻，我被欢嚣声吵醒，宣布“世界大战结束啦”。那天没有上课。

我居不安席的情况由于我的身体状态而更趋复杂，至少未得帮助。我受不了芝加哥宽广的“中途”吹来的冷风，我得了西班牙流行性感冒，热度高达华氏一〇二度，卧床不起一星期多。那时我的恶习不多，我还没有吸烟。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一日，我甚至说：“哈哈，自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一日起，我成功地戒绝了嚼口香糖。”为了某种理由，也许是医生的劝告，我以柑橙果腹，以后以牛奶充饥。十二月十日，我觉得有点冷，早晨喝一杯咖啡。在我走出餐厅之际，我感觉脚下有一种迟钝的弹力，就像脚底长了两英寸厚的橡皮。我受不了啦，十二月十四日，我离开芝加哥前往温暖而有阳光的加州。那个年头旅行费用不多，从芝加哥经由洛杉矶到旧金山火车票价加卧铺不过九十元，餐费一天三元。我参观了“大峡谷”，在十二月十七日的日记上叙述我骑骡子走过“亮安小径”（bright angel trail），共写了六页。火车由洛杉矶北上围绕岱阿布罗山（mount diablo）到北柏克莱和有钟楼的加大校园，使我想起了康奈尔的图书馆钟楼。我定居在奥尔斯顿大道（allston way）青年会三二六号房间，度过一个远较温暖的学期。定居？还没有，我搬到电报道（telegraph ave.）二二四〇号，不久搬回青年会四〇九号房，又搬到四二一号房，这才真的定居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