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〇六年，我回到常州，首次进入一所现代化学校，各式各样家庭的子弟在各科教师督导下一起念书。我们通常称这样的学校为“洋学堂”，因为这是洋制度，虽然我所进入的那一所是私立而由一位朱先生管理。那所学校名为“溪山”。用北京话来说，“溪”字应读为hsi，而我却读为ch'i，理由有三：第一，学校就是那么称呼的；第二，按照音韵学，“溪”字代表气音k字音，在i音之前通常为ch’而非hs；第三，“溪山”如读为hsi shan，易与北京的“西山”相混。

当我填房守寡的阿姆娘（常州话“伯母”）由于大姊还不够大，无法长期处理家务，因而回到常州，住在青果巷我家后院，照顾前房留下的三名子女的时候，我也从苏州回常州。阿姆娘以前住在外省，和娘家左家在一起，左家和阿姆娘一块儿回来，住在常州另一地区。阿姆娘仍然时常越过城内的小河去到左家，不过她通常在青果巷家里。

溪山学校名为小学，实则介于中、小学之间，等于美国的grammar school。由于大多数学生来自有知识家庭，中文课程比较以后学校程度为高，例如，我们需读《左传》《文选》，前两年我曾读过一些。我们最敬爱的老师名吕诚之，教我们中文和历史。我开始在沈问梅先生指导之下，有系统地学习英文，沈先生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他不管我们能不能听懂，总是用英文快速讲解，这对训练我们听英语，一定颇有裨益。他还教体育，叫我们围着操场跑。我忘记于老师教的是什么。在数学方面，我们学过几何与代数的长除法（long division）。在夏季年中考试时，英文我得第一，各科平均，得第二。

在撰写早年回忆时，一切完全靠记忆。但自一九〇六年以后，我可以凭日记，除了少数几天中断之外，这几十年来，我一直保持写日记。第一次写日记是在一个星期天，一九〇六年四月十五日。和通常一样，我们写的任何事物，都是用文言文。这是我第一天的日记，全文如下：

十二（即十二时）前往溪山（学校），拟于彼处午餐，惟太晚。故略候片刻。所有人均去杨集操场（yang chi field）踢足球，余去“青年励进社”（youth's improvement society）（系余协助组织者）借书。仆人老劳（laolao）和堂兄科安也在彼借书。余借了《黑行星》；《科学读本》卷一、卷二、卷三；《家庭教育读本》；《儿童心理学》；《国歌书》卷一；《秘密岛》；共八册，交老劳携回。旋去“新春”（书局）（hsin ch'un〔bookstore〕）以八角购《古文观止》（textbooks of literary chinese）五卷至第十卷。（同学）朱达（ch'u ta）亦在彼。询其何以缺课——因伤足。返校稍读《古文观止》。是日天阴。

上项日记用简洁文言以小楷写出，占篇幅11/4英寸×21/8英寸。以后学得较多英文字，我开始将英文字羼在中国字中间，现在我必须以常州音读这些字以明我的本意所在，例如，一九〇六年八月十八日我说“余去堂兄科安家t'ei k'ding n”，常州音近乎“take dinner”（用晚餐），而北方话则应为t'ui k'o t'ing nuo。又“余去看同学石仪（shih-yi）的fa'-z”即father（父亲），而北方话则应为fa-ch'u。十一月三日，“余作ssu-pei-ling to 26 p'ou-ch'i”，北方话应为ssu-pai-ling to 26 p'ei-dji，即spelling to page 26（拼音到二十六页），不久之后，我开始使用缩写字，如ri vy lt，即rise very late（起得很晚），jen vy no shih，即person very not well（人极不适）。又一九〇七年一月六日，我记bk la wd 2 pg，bk，即book，“书”在中文文言亦意为“写”，所以上文缩写之字为wrote large words 2 pages（写大字两张）。

不论在校内及校外，我们的课外活动很多，有的是学术上的，也有的是为了乐趣。我第一天的日记提到过，我们组织了一个“青年励进社”，其重要活动之一是买书成立图书馆。九月九日，星期日，我到那里借了《新小说选》《教育歌曲》《音乐课本》《鲁滨逊漂流记》两册，一册《新民丛报》（梁启超创办的杂志），《儿童心理学》及《家庭卫生》。男人们可以在城内任何处所走荡，而我们这个阶层的妇女则必须坐轿子，我有时候为她们跑跑腿和借书，例如为侬姑借《学校卫生》《黑奴吁天录》《福尔摩斯探案》等（当然全是中文译本）。除了经营图书馆外，“青年励进社”还创办《课余杂志》（after-school magazine），用油印机印刷。我主编科学部分，惟不记得我撰写了什么。

在我的课外活动中，我记得有一件事让大人们大吃一惊。我试验将煤油装在废弃的玩具盒内加热，盒上中开凿穿一个小孔，将盒放在厨房炉灶上，当煤油开始沸腾时，我在小孔上端放一根点燃的火柴，立即有美丽的火焰从小孔冒出，大人们晓得了我在做什么之后，大为吃惊，不让我再为煤油加热。远较无害的是试验将镜子的四框去掉，将其棱角放在太阳光下晒，让它在墙上散出七色光来。我们小孩子八月四日看到月全蚀，极为兴奋，那是我第二次看到，第一次是在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廿七日。另一种让我们小孩子发生兴味的天文现象，是在我们家门前向东方天空望见彗星。我日记上记载是在一九〇六年八月廿七日晚间。我认为是恩克彗星（encke's comet），惟据高达太空飞行中心（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的黄授书博士说，那一定是芬雷彗星（finley's comet）。

叙述我在苏州这一年的事故，我忘记提及我们对世界观的重要改变，即开始以现代的甚至革命的看法看事物。我们开始划分人类为文明人及野蛮人。我们认为清朝当然不久覆亡（四年后果真覆亡），我们全都期待革命到来，可是我们在大人面前不敢说得太露骨。事实上，我父亲曾说可能要改朝换代，母亲立即制止他说：“不要高声！”我想是在我第一年入学的时候，发生反美运动，那是因为在淘金潮之后不久，禁止华工而引起。我们设法查出什么货品是美国货，以便加以抵制，煤油是标准油公司（standard oil）进口的，所以我们便停止用油灯而改用蜡烛。大都是我们青年励进社的社员劝说亲戚朋友抵制美货。

我们的活动并非全是严肃而无玩乐。我开始在校内学踢足球，也去东门外的清凉寺旅游，通常爬上附近的宝塔［译者按：据台北武进（常州）同乡会云，常州东门外为天宁寺，附近有宝塔；南门外方为清凉寺］。铁路修通到常州以后，那个地方当然是必看的风景。夏季常下大雨，在淹水的街道上走来走去，水没到我的踝骨，我觉得很好玩。一天早晨，我一路涉水来到学校，只看到五个学生在那里，那天学校不得不停课。在学校以及在家，我们常玩藏东西和传话，藏一件不大不小的物品，如一顶帽子、一本厚书、一个甜瓜，颇为简单。传话是先由一个人对第二个人小声说一句短话，譬如it's going to snow tomorrow（明天要下雪），第二个人将这句话传与第三人，传了八次或十次。这句话可能成为it's going too slow to borrow（借就太慢）。（我们当然说的是中文）和象棋比起来，我喜欢下围棋；我也有时间打麻将，有时三天我倒有两天打麻将，大姊想法不让我打以免浪费时间。可是那年她嫁到浙江诸暨陈家，少有机会教我做这个那个。我想是前一年在苏州时候，我第一次通宵打麻将，这件事我在上文提到过。城里没有什么玩意可看，也没有电影院。有一次一家旅行电影表演团来到城内上演几天，我去看过一次。上演的大部分是滑稽剧，诸如以水龙头从人们后面喷水，月亮在天上看两个年轻人做爱，然后摇摆落到地球上把两个年轻人吓跑。最后一幕显然带有色情。我忘记提及我在苏州那一年，我偷着看了从聃生舅父图书馆借来的一本说明性的书。那几年是我的春情发动期及青春期，通常自我放纵，不过和私人爱情及自书上与那次电影上得来的理论知识，并无关联。那次影片尚颇规矩，只照出床上两人的面孔，但从他们面部表情无疑可以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影片的名称是“小开心”。后来三房叔公家包租下旅行电影团，在我们家上映一次，放映几小段，惟我们在城内看过而期待的那一段，则未放映，这当然是出于对我家的尊重。

上文是“我们”的课外活动和游戏。“我们”是谁？大多数是溪山的同学，在我日记中提得最多、记得最清楚的是陆元昌、路敏行、朱钟麟、李宗棠、冯沈孙（后二人姓名系译音）、表兄科安、另一表兄（我只记得外号叫“多宝塔”，中国颜体字的字帖名），及屠家三兄弟（老大后来做了常州中学校长）。近亲中间，我和大哥、二姊还开玩笑，和大姊则较少开玩笑，她多少是我的长者。惟正如我前文所说，我对侬姑颇为爱慕，几乎在每天的日记上都提到她。在同学中，我也喜爱李宗棠，不过有时候我们打架，打得把彼此的头发拔掉。我们玩的一件事是为同学取一个单音名字，彼此称呼；我们彼此都称呼这个名字，以致后来反而忘记原名。我的代名是“泼”，活泼的简称，另一人是“杀”，又一人是“必”，在常州音都简短清脆。有人说我必定讨个凶悍的老婆，因为“泼妇”的意思就是凶悍的老婆。幸而在我结婚老早以前，我便不用那个名字了。

提到结婚，一九〇六年五月二十日大姑婆（陆老师和陆医生的母亲）告诉我，我就要和一个名叫陈仪庄（ch’en yi-ch’üan）的女孩订婚啦，我在日记上记载说，婚姻不自由，我至为伤心。我和这个女孩订婚十多年，最后我终于得到自由。

上学的第一年，我的身体一定颇为健康，因为那时校内校外的活动很多，而且幼年自我放纵，我曾在日记上以大字书写“今天余完全失去自制，书此以志此错事”。那时有两件事烦扰我：一是眼睑发炎（大概是十年后患沙眼的先声），因此之故，获得机会在睡觉前享受侬姑为我点眼药水。这个毛病时好时坏，例如五月三十日的日记说眼睛康复，而十月三十一日的日记则说两眼全红。另一件痼疾是心跳，心跳时深感悲观，心悸过去后，一切恢复正常。一九〇六年九月廿一日的日记写有这样一段话：“余至少每年病一次，惟今年未病，此定为余每晨洗冷水浴之结果。”可是十月廿三日心跳毛病又犯，此病一年犯一次或两次，以后数年一犯，多年后得了一次冠状动脉心脏病，以后便从未犯心跳病，颇为奇怪。

在常州上学的这一年，我写了很多，部分原因是我必须将稍早以前及稍迟以后发生的事件包括进去，但主要还是因为这年是我身心发展的转折点。此后，我便离家到南京上学三年（只有假期返家——及回家吃煮螃蟹），留待下节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