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统一战线与第二次统一战线之间的10年，即从1927年中期国共分裂到1937年中期，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一个充满灾祸、痛苦和磨难的时代，它使共产主义运动濒于毁灭。然而从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经验丰富并经受过考验的领导层，他们不仅有能力生存，而且有能力获得权力。我们先查看一下党员和组织的危机，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这些年中国共产党所遇到和解决的问题是何等严峻。

党的重建和领导

简言之，中共从1922年第二次代表大会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尽管中国领导人偶尔发表不同观点，但在整个1923—1927年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共产国际能随心所欲地行事。但是，在1927年以后，共产国际的威信一落千丈，需要花大力气来恢复这种威信。这意味着要罢黜和批判陈独秀，撤换和谴责瞿秋白，审查李立三；更重要的是，这还意味着要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并在帕维尔·米夫主持下重新建党。从1927年秋到1931年1月，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事务的干预实际上使中国党降低到“殖民地”的地位。然而1931年1月四中全会以后，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实际上下降了，这些因素包括斯大林越来越专注俄国和欧洲的事务，1934年夏季国民党警察破坏了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联络组织，以及斯大林的血腥清洗，到1937年共产国际已不可能传达他的政策。

在这段时期内，陈独秀对中共的领导已于1927年年中结束。接替他的是一些比较年轻的人：1927年下半年是瞿秋白，1928年夏到1930年夏是李立三，而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是国际派（即28个布尔什维克，二十八宿）。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他们着手重建被破坏的党，并制定一种新的实际可行的革命战略。党员数量由1927 年4月高峰时期的近6万人下降到同年年底可能不足1万人。或许应归功于陈独秀，才使中共在1927年的灾难中没有被完全破坏。有些人把共产党的复苏归因于不断灌输“共同心态”，换句话说，归因于党的机关刊物——主要是《向导周刊》和理论性杂志《新青年》[1]——所传布的意识形态的力量。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已深深扎根于知识分子的头脑之中，他们面对反共高潮坚定不移，继续高举革命火炬。用一位1927年受迫害的幸存者的话说：“失掉了与党或[共青]团的联系，就像失去了亲爱的母亲。”[2]正是这种情怀，使政治上彼此疏远的人转变成兄弟般的同志，并使他们毫不留情地与党内外的敌人作斗争。

当1927年风暴突然袭来时，党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一个年仅28岁的年轻人，在行动上他可能没有陈独秀那样果断，但他肯定掌握了更多的列宁主义和有冒险精神，并且颇精于理论。在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前，瞿秋白曾一度在几个问题上反对陈独秀的领导。作为他所编辑的党的机关刊物的一位多产的评论家，他俄语熟练，因而能读列宁的《怎么办》、《两个策略》之类的关于党的组织和党的战略的著作。瞿秋白在1927年7月至8月接任书记职务后，着手使中共布尔什维克化。此后，在1928年，他认为党是优秀分子的组织，完全不同于它领导下的任何群众组织。它的先锋队地位来自它能通过党内斗争揭露自己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3]在这些方面，瞿秋白重复列宁和斯大林1925年给布尔什维克化下的定义。[4]1927年9月在汕头及12月在广州（“广州公社”）举行的暴动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被大批杀害。在现存的党组织被来自外界的打击所破坏和党内的派别活动所分裂的时刻，瞿秋白只能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尽力而为。他企图至少在上层采用民主协商的程序，但当时政治局往往很少能达到法定人数，他的尝试反而加剧了派别纷争。[5]但是由于瞿强调土地革命，党从城市的地下活动逐渐伸向萌芽状态的农村根据地，大约有15块根据地当时正在形成。

阶级成分

被称为秋收起义的一系列冒险行动失败后，1928年4月瞿辞去党的书记的职务，让位给一位无倾向性的无产者向忠发。在白色恐怖和战争条件下，随时随地要关心安全及叛变，党中央面临一系列的组织问题。第一，党员的阶级成分已从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转变为农民占优势。[6]这种变化有改变党的阶级基础、工作方式和党的政策的危险。因此，1928年7月“六大”的决议和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的信都强烈要求增加城市党员。第二，为了巩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中央不得不与那些曾经与党组织失去关系的党员重建联系。党必须为那些1927年6月前公开活动时期暴露了自己而当前靠党的菲薄的财力为生的积极分子找工作，并将他们安置到非党的群众中去。首先它必须统一对激进工会的控制，这些工会掌握在何孟雄、罗章龙等工会领袖领导下的“实干”派之手。第三，农村支部长期与省委和中央失去联系。例如，地处长沙东南偏僻山区、位于江西和湖南交界处的井冈山的前敌委员会，曾用五个月时间才恢复与湖南省委的联系。1928年6月4日中央送交当时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信六个月后才到达。湘鄂西的贺龙直到1929年春才获悉“六大”的决议！第四，在中央领导层内，宗派主义特别是陈独秀“右”的影响依然存在。随着1927年下半年多次失败后，形势恶化，巩固党组织的希望益发渺茫。[7]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郊外举行，大会责成新的领导（主要是李立三，湖南人，曾到过法国和俄国）恢复党的下列路线：党必须通过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并进入领导层来实现无产阶级化。这样做不应以牺牲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为代价，如允许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继续存在，上述情况就会发生。要抑制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必须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培训，同时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而不危及党和党员的安全。在很分散的农村根据地，应尽一切努力唤起广大群众投身于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群众的反映是政策和作风的正确性的主要标准；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容易失去群众支持，被认为是错误的。在根据地，共产党人本身只应作为思想上的领导者从事活动，不应作为苏维埃的行政人员，以便给群众以权力来监督他们自己的政府，虽然不是监督党本身。[8]

遵照这些决议，李立三立即采取步骤加强了中央的领导。虽然六大表现出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而且李立三自己也注意到党内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但是他似乎没有形成敌视知识分子的立场。李维汉、邓中夏和在河南的有文化的工人都是李的坚定的支持者，人们很难说他们不是知识分子。[9]起初，对李立三领导地位的威胁主要来自工会领导人，对他来说疏远其知识分子同事将是不明智的。[10]

在李立三领导的最初几个月，当小块的农村苏维埃仍在为其生存而斗争时，影响党的统一和稳固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农村根据地。问题在于幸存下来的党领导的工会及其领导人，李谴责这些领导人的极端民主化、平均主义、官僚主义和无原则的宗派主义。[11]为保证党在“白色恐怖”下的安全，他努力抑制党内民主，这可能导致了更大的集权。党内抱怨他与陈独秀一样搞家长制。[12]他本质上是一个活动家而不是学者，主要靠加强纪律来达到统一。既然六大重新肯定了中共的地位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李就借共产国际的权威以推行这一行动路线。他常常用撤职的方法清除反对派。有时甚至为同一目的而解散整个省委。[13]直到1930年9月，在李立三路线失败后，他才企图制定一些限制党内过火斗争的规定。[14]甚至这时他仍以生硬和权威的态度明确地强调纪律。他为了实现党的统一，还利用了党的机关报。《布尔什维克》是瞿秋白于1927年10月创刊的，仍在继续发行，李在1928年11月又创办了《红旗》周刊，从1929年10月到1930年7月，每周出版两期。最后他还成立了由党团、工会负责人组成的总行动委员会。[15]

李立三与毛泽东之间讨论得最多的分歧较多涉及他们对革命形势的估计及相应的战略，较少涉及党的组织。许多人担心农民党员增加可能造成农民意识弥漫党内，但在毛看来这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担心。毛和苏维埃其他领导人在偏远的农村根据地工作，只能在有限程度上依靠发展小规模的工业来增加苏维埃党的无产阶级成分。毛尤其不得不凭借政治教育使农民无产阶级化。农民是处于党的影响下的唯一的群众，也是新党员的唯一的重要来源。然而忧虑依然没有消除——李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工人中开展党的工作。在1928—1930年前后，李在这方面的努力效果不大。

李立三领导下的中共在地区上极度分散，并遭受到严重的破坏，要实现统一与其说是组织上的工作，还不如说是意识形态上的工作。然而李根本不是一个大理论家。随着莫斯科先发生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决裂，后来又发生斯大林与布哈林的决裂，李必须或者逐渐形成自己的路线，或者像共产国际那样游移不定。但不管他遵循谁的指导，他必须说服他的追随者。当说服工作遭到失败时，未被说服的人离开他而走向莫斯科，或完全离开党。但是向忠发、李维汉、贺昌、邓中夏和其他几个人支持他，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核心，足以有效地控制党中央。[16]

尽管王明苛刻地抨击李立三的组织路线，[17]但是共产国际撤换李并不是基于这个原因，而是因为他在战略上的错误（参见下面的注释）。在短时间的混乱后，经过共产国际的许可，中央转到“28个布尔什维克”——王明是他们的领袖——之手。于是在中央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共产国际的权威被用来反对“实干”派的工会领导人。这些人坚持反对李立三，他们发现自己的力量基础由于蒋介石的迫害而损失严重。[18]在农村，共产国际的权威被用来反对苏维埃领导人，自六大以来，他们控制的幅员和人口已有巨大增长。

在所有严酷的党内斗争中，引起28个布尔什维克与何孟雄和罗章龙领导的“实干”派之间争论的问题可能是最含糊的；含糊得出乎常理。当这些争论爆发时，何孟雄与李立三原有的争论已经解决。两次争论之间仅有的联系似乎是党的重建方式以及由谁来重建党。从查阅现存的文件——大多倾向于反对“实干”派——看出的唯一可以理解的要点是何孟雄、罗章龙和他们的支持者建议召开紧急会议，其代表性比28个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顾问帕维尔·米夫建议召开的四中全会更为广泛。紧急会议建议从基层重建党，而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四中全会——实际上于1931年1月召开——只有狭窄的代表性，他们则宁愿从上层来重建党。根据“实干”派的判断，后一条道路对党以及对整个革命运动将产生极为可怕的后果。[19]还有一些个人的因素，例如争夺领导地位，不信任缺少经验的年轻“布尔什维克”，也肯定进入争论；然而它们不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当这些争端汇集到一起时，结果是何孟雄和罗章龙两人过高地估计了工会反对派的力量和团结，这种估计错误导致他们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会上完全失败。何孟雄和另外22人，包括五位年轻的左翼作家，显然被出卖给警方，接着在1931年2月7日被枪杀。

28个布尔什维克在攫取了中央的领导权之后，可能曾企图实现党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化”——一方面要求绝对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实行“民主集中制”。[20]由于他们是一批雄辩者，[21]有理由假定他们宁愿通过委员会进行讨论，而不是采用家长式的命令主义或他们似乎不喜欢的惩罚制度。然而事实上紧接四中全会之后国民党与中共特工人员之间的秘密斗争在1931年加剧，而党在“白区”的工作遭到灾难性的挫折时，委员会会议能否召开以及民主集中制能否实行是很令人怀疑的。[22]

然而，28个布尔什维克比李立三更为成功地集中控制了15个左右的农村苏维埃。四中全会后不久，曾管辖苏维埃的“前敌委员会”由政治局直接领导的苏区中央局取代，其下管辖六个苏区。这六个苏维埃中至少有四个各设分局——位于江西东部与福建边界处的中央苏区（1928年底毛泽东和朱德从井冈山转移到此），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和湘赣苏区。[23]另外两个苏区可能曾由一个特别委员会领导。[24]新机构可能削弱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日益增长的权力；28个布尔什维克当然可能利用这个机构来消除李立三在鄂豫皖苏区的残余影响，以陈昌浩、沈泽民和张国焘接替许继慎和曾中生，而在湘鄂西苏区夏曦取代了邓中夏。[25]

当“白区”活动几乎无法开展时，党中央逐步转移到中央苏区，党员也随之迁徙。中央的转移于1933年初完成，只在上海留下基干联络人员，他们不久被国民党警察逮捕。这次转移不仅加剧了论点和权力之争，而且引进了许多城市党员在开阔的农村从事日常的管理工作，这项工作与秘密的城市工作有很大的不同。由于他们现在与广大农民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旧的生活、工作和写作的方式都必须经历适当的调整。虽然他们面临类似的困难，但他们与按回避原则必须是外地人的旧王朝官员不同，因为他们并不想有意识地养成官僚主义。但他们也不同于苏区的老干部，这些新来的人既没有参加过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也没有学会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当地的方言，包括客家话。而一旦他们掌握了政权，他们并不消除对农民的蔑视，也不防止官僚主义的滋长。[26]

群众路线

各地的游击战士，从阿尔及利亚到古巴，都曾依靠他们为之而战的群众的支持。但是通过宣传和行动以赢得群众支持的实践，并不必然含有概念化的“群众路线”。诚然，自中共六大以来，党中央和苏维埃领导人都优先考虑动员群众。事实上，六大的政治决议甚至提出，党在苏区应把自己扩大为一个群众组织，[27]而毛泽东在1927年《湖南报告》中评论道：“嘴里天天说　‘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28]当1927年中共第一次转移到农村遇着中国农村的人民时，动员群众就成为一件紧迫的事情。这时党员必须明确：谁是农民？他们支持革命的积极性如何？如果失去红军保护因而面临反动派的报复，他们惊恐到什么程度？通过组织和技巧，或者通过政策和宣传，如何更有效地把群众动员起来？

一旦28个布尔什维克与农民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的观点也开始转变。他们现在在党内已不再形成铁板一块的集团，并且他们也没有全部迁入中央苏区。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已完全接受毛提倡的群众路线的全部内涵。虽然1931年9月1日的中央指示要求中央苏区竭尽全力动员群众以巩固根据地，[29]但是它的要旨明确地在于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来动员群众。它对用反对“坏人”代替专门反对地主、富农、商人的那种措辞含糊的军队口号的批评，它对富农分坏田的坚决主张，以及它对忽视反帝工作的不满，全都说明了这一点。中央以为，只需激励阶级特性和阶级斗争，苏维埃就能唤起广大的被压迫群众。这些批评和建议反映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党代会的决议里，这次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1931 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30]在这些早期的指示中没有迹象表明这些运动可能是一种动员群众的方式，没有提到关心人民和爱护人民，也没有允许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和党的工作。

甚至在1934年1月28个布尔什维克路线鼎盛时期召开的五中全会上以及在1934年的决战前，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还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首先直接依靠共产党，依靠党的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和实际工作，依靠党的行动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依靠党员的布尔什维克的纪律，依靠党领导群众斗争的能力。只有坚决地奋斗，反对一切离开和曲解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才能胜利的领导争取苏维埃中国的斗争。”[31]只是在当年初次遭受严重的军事挫折后，甚至在当权的28个布尔什维克的言行中也出现了分歧和动摇。例如一般被认为是长征前28人中最接近毛泽东的张闻天一方面说：

我们都要采取发动群众、经过群众、依靠群众的路线。因为在这里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捉几个人或杀几个人，或没收征发一些地主和富农的东西，而是一个怎样在执行我们的明确的阶级路线中发扬群众的积极性、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团结与组织群众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的问题]。[32]

另一方面，他加紧了“赤色恐怖”。“赤色恐怖应该是我们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回答！特别在战区边区，我们对于任何反革命的活动，必须立刻采取最迅速的处置。”[33]

毛泽东对这一类问题的看法和解决办法显然尚处于发展阶段，它们表现出极大不同。他作为那块根据地的创建者，曾与群众一起工作、战斗和生活，时间比28个布尔什维克中任何一个都长。虽然他可能还没有将他的经验概括成一条政策路线，但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决议强调了两个基本点——群众有批评红军的错误、帮助红军改正错误的权利，以及党的决议应当通过群众来贯彻实施。[34]当然，当时红军是由党的政委们控制的。[35]批评红军的错误等于批评党。毛以毫不含糊的方式说明了党的正确领导的智慧和能力的源泉：“上级组织必须清楚地了解下级组织的情况和群众的生活情况。这就是正确领导的社会根源。”[36]在1932年，这样的思想导致了以下结论：“所有脱离群众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方法都是官僚主义。”[37]

反对官僚主义（即命令主义和自命一贯正确）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的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求的态度是心甘情愿地做群众的小学生，而不只是他们的领导者，并且不能把群众视为愚蠢笨拙的乡巴佬，而应当信任他们，让他们参加行政管理和政治运动。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发动群众而不损害他们的意愿。根据毛在1933年清楚形成的群众路线的概念，不论是先锋队还是阶级，没有谁是完美无缺的，因此，每个人都有必要接受教育。每个人，包括干部和群众，通过接受教育，就能消除坏的习惯和作风，使正确而可靠的情况能从基层反映上来，成为正确的决策的基础，并使决策得以贯彻。

在实践上，这意味着一旦苏维埃制度由军队建立，在这一制度下要尽可能地关心人民生活和社会公正。在重新分配土地和其他财产、惩办反革命和反动派，以及提供救济时，军队本身为建立政权要担负起宣传和组织群众的任务。[38]政权巩固后，它的经济和政治措施都应以增加生产、促进贸易和合理分担赋税为目的。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需要经济结构的改革，如合作社和互助组。[39]它有时还可能需要生产运动和“劳动模范”的惯常做法。有时甚至红军战士也参加农业劳动。[40]为了动员妇女，苏维埃共和国引进并通过了1931年12月的《婚姻法》，而妇女的活动从锅台扩大到田间和战场。[41]1934年红军从中央苏区撤离提高了妇女在残存的游击区中的作用。妇女活动分子并不那么害怕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她们搜集情报，为游击队运送粮食和其他必需品，护理伤员，并且参加战斗。[42]

在执行法律方面，群众必须与他们的敌人划清界限，并使法律能为他们所理解。《婚姻法》和《劳动法》显然是为保护他们而设立的，而管制反革命活动的法律和法规则是为了捍卫苏维埃政权。[43]在运用群众路线方面，苏维埃政府不那么关心做得是否公正，而更关心看起来是否公正。因此审讯是在群众监督下公开进行的，同时教育并告诫群众。[44]不管苏维埃的司法制度可能有多少缺点，它恰给中共的主要敌人陈诚将军以深刻的印象：“它的力量在于它周密考虑排除个人感情。它的好处表现在很少出现贪污腐化的案件。”[45]

假定毛提出的群众路线已赢得党的领导人的赞同，那么其他苏区接着也会接受它，连同它的一切组织和机构。的确，在鄂豫皖苏维埃，动员群众的基本模式是相似的，与中央苏区相比，或许不那么注意经济工作，而更多注重解放妇女。[46]但是那里的领导人张国焘不那么相信重新分配土地作为唤起群众的一种手段的功效，而更相信红军保护群众工作的力量。所以他或许更多依靠强制，而较少依靠细致的说服；以致军事上的挫折常导致他的群众工作的崩溃。[47]张国焘的概念既然如此，他的群众路线就不同于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根据极有限的材料判断，湘鄂西苏区在鲁莽而顽强的贺龙领导下，在1930—1931年间似乎曾建立起一个比较周密的群众组织的网络。他的苏区通过开展生产和垦荒运动及反对迷信、吸毒和赌博的运动来解决生产和社会福利问题。但是夏曦，28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似乎曾反对这种方法。[48]在别的更小的苏区，材料更为缺乏。人们所知的只是在东北的工厂里日本人对中国妇女的歧视，驱使她们投身游击队。而在海南岛，20世纪30年代早期有一支由冯增敏指挥的120名妇女的红色分遣队[49][50]——这一英雄事迹后来被改编为一个革命歌剧中的情节。

宗派主义和叛变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有过多次派别斗争，目的是试图控制革命进程的领导权。[51]从一开始党就建立在主要是师徒式的追随关系上，有李大钊和陈独秀这两个受人尊敬的人物。虽然未经小心考证和分析，但他们之间缺少合作是明显的，其原因可能在于理论上的差异和个人间的不和。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人都坚信马克思主义，都在严酷的受迫害的情况下工作，但他们却并没有像其他一些早期党员那样干脆脱离党。从1927年起，整个革命形势出现了逆转。持不同意见的人得不到法律保护；他们只需经过一个屈辱而痛苦的过程，向国民党的警方或秘密警察自首，就能叛党，他们常常需要出卖以前的同志，但又难保自身的安全。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持反对意见的党员只要不脱党或叛变，往往采取宗派斗争的方式。

但是，如果认为只是出于怕报复才使党尽管有宗派主义仍能维持统一，那就低估了意识形态的力量。这些宗派主义者，无论意见多么分歧，仍然是共产主义者，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战斗。他们之间的决裂主要与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有关；个人的特性和追求权力是第二位的。除意识形态外，还有党的“铁的纪律”。的确，满怀阶级仇恨的共产主义者具有好斗的性格。然而，这只是其个性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超过了追随关系的同志式的爱。那种认为冷酷无情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内宗派主义的观点不足以令人信服。[52]

极端的宗派主义通常是分裂或叛变的前兆，两者都包含思想上的再定向。分裂者可能从党内居主导地位的思想转变到另一种思想，如陈独秀和彭述之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而叛徒则看到了信仰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如李昂、龚楚和张国焘。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组织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因为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他认为1927年的溃败主要是共产国际的责任，而他赞同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批评。[53]1929年春，彭述之收到了托洛茨基的两篇文章：《中国革命的过去和未来》和《六大以后的中国革命》，他毫无保留地表示赞同。加上他早些时候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这导致他和陈独秀两人走向托洛茨基主义并反对中国共产党。[54]他们信仰的转变需要很大程度的理性上的诚实。[55]李昂却迥然不同。他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的措辞为其叛变行为辩解——他要始终站在真理一边，他要揭露共产主义运动的黑暗面和阴谋。他强烈反对“毛泽东的独裁”，说他“比希特勒更暴虐”[56]。龚楚是广西根据地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在党处于革命最低潮时离开了党。除去他个人的不满以外，他的行动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11年来从未为国家的独立、民主和繁荣而奋斗。与此相反，党却一直让人民遭受极大的苦难，远远背离了革命的宗旨。它只不过是苏联的“爪牙”，“大骗子”。1971年在香港《明报》月刊的另一系列文章中，他重复了他叛变的理由。[57]

分裂和叛变的过程未必拖得很长，通常从意见分歧开始。当这些分歧增强时，行动者的信仰体系本身瓦解，导致逐渐背离以前接受的思想，而他自身则经历一个否定并与同志疏远的过程。在这个阶段，分裂主义者需要一种可替代的思想信仰，而叛徒则必须找到一个生存的机会。如果这种转变是从比较连贯的逻辑上的思想转向不那么严谨的思想（如从共产主义转变为孙逸仙的“三民主义”），那么这种转变的理论基础可能是不恰当的，令人想到机会主义和十足的背信弃义。龚楚的例子很好说明了这一过程。他似乎难以让国民党确信他的真诚，因此国民党派他去破坏赣粤边界的一些红色游击队，甚至试图搜寻赣南的项英和陈毅。[58]其他的叛徒，如顾顺章、孔荷宠等，或者被国民党捕获，或者向国民党投降，几乎与思想无关。

张国焘既是一个分裂主义者，又是一个叛徒（关于他的分裂主义，见本章《苏区的毁灭》一节）。他于1936年12月2日，即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前10天抵达延安，当时他在1935年毛儿盖会议上提出的政策路线已彻底失败，他感到被疏远了，情绪消极。然后是1937 年2月和11月对他斗争（即“对张国焘的清算”）的公开羞辱。在这场斗争中，他被指控犯有各种可怕的反党罪行。在王明从莫斯科回国以前，张有一线希望与王明结盟反对毛泽东，但当王明回国并指控他“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工具”时，他对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完全失望了。这个党已不是他曾经帮助建立起来的党，也不是他所需要的党。

张国焘早期就对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苏维埃没有无产阶级基础，在性质上只是小资产阶级，所以苏维埃只不过是要求权力和占有地盘的一种借口，对国家的富强无益。[59]张从一种思想跳跃到另一种思想，他发现了民族主义和蒋介石。他赞同毛泽东的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十大纲领，但指责毛背叛了他自己的夺取政权和地域的原则。他认为毛只不过是“一个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叛徒”，而蒋在抗日战争中所作的努力应当无保留地得到支持，因为这场战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蒋的统一中国的工作也应得到支持，因为它是反封建的。当张国焘从“左派白日梦”中猛醒过来，看到蒋介石完全符合反封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模式时，他对自己的转向问心无愧。根据党章，党员是可以自愿离党的；因此张认为既不存在出卖，也不存在变节的问题。在个人对党疏远和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之下，他对毛的敌视也不容否认。在他离开中国共产党整整30年之后，他仍怀着强烈的感情描绘他的这位老对手——“专横跋扈”、“不讲理达到野蛮的程度”、“狭隘”、“自私”、“目光短浅”、“冷酷”、“诡计多端”、“虚伪”，甚至“渴望成为中国的帝王”[60]。

农村苏维埃的创建

自第一次统一战线在1927年7月崩溃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一直是在中国农村建立避难所，在那里有可能继续进行革命，并有希望引导革命走向最后胜利。对一个被查禁和受迫害的党来说，似乎没有其他途径可供选择。这些避难所实际上是国中之国。它们的创建需要一支军队，这就是1927年4月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儿戏般地提出三点意见的原因。这三点意见是：从华中向东推进，击败蒋介石；向南进军，夺取广州；或者加强湖北和湖南的革命力量。没有武装力量，这些目标都无法实现。[61]后来，到1927年5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才指示中国共产党为武装革命而策动兵变和组织工农武装。[62]这一思路发展成为共产国际7月举行起义的号召。

1927年的起义

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为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系列的起义：8月1日江西南昌起义，8月到10月主要在湖北和湖南的秋收暴动，12月广州公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起义都是第五次代表大会首次提出的三点意见的继续，是根据城市必须领导农村，决战必须在城市展开以及革命高潮正在来临等设想提出的。

为什么选择南昌？共产党人和亲共产党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在左派张发奎的军队中）的优势，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所组织的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地点选在南昌的原因。当时宁、汉分裂，南昌地处宁、汉之间，共产党人可能希望夺取这座重要城市以左右全局。[63]然而，南昌并非一座很重要的工业城市，不能提供无产阶级的基础，也没有农民参加。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参加起义的人大部分是受共产党影响的国民党军队及湖北和湖南的革命青年。[64]

尽管有人指责军队的训练和组织很差，又缺乏配合和群众支持，导致了起义的失败，然而在叶挺、贺龙和朱德领导下从南昌撤退的这支军队，却表现出后来成为红军特征的最初迹象。朱德的第25军由大量革命青年担任下级军官，[65]以连和排为单位分散开展政治宣传和没收土地。[66]叶挺和贺龙则在广东的潮汕地区实施他们的土地纲领，没收地主和公共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并将地租减少到不超过30%。[67]即使在这初期阶段，这些军队已不同于中国的其他军队。

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8月7日召开了有历史意义的紧急会议——这种会议形式后来在1931年1月被“实干”派追究过。不能肯定党是否在理论上为共产国际的代表b.罗明纳兹及其继任者h.纽曼所说服。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与其说是封建的，还不如说是以小型、分散的生产单位为主要特征的亚细亚方式的。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以国民党为代表）也是软弱和不团结的，完全没有能力领导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如果能得到外国无产阶级的援助，它很有可能不间断地被直接推入社会主义阶段。[68]紧急会议后发布的《告全党同志书》，一方面拒绝承认土地革命是一种反封建的起义，但另一方面又断言中国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69]从现阶段向下一阶段的过渡被视为可能是不间断的。会议还强调了国家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反帝和反封建的斗争互相联结，使农民的参加成为绝对必要。按照这种观点，在没有有计划城市起义支持的情况下，1927年的秋收起义从农村向城市发动进攻，这与一星期前的南昌起义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它还提供了反抗国民党镇压的唯一可行的手段。[70]

“利用当年的收获季节强化阶级斗争”的秋收起义，旨在推翻国民党左派的武汉政府，以创建一个国中之国，使中国共产党得以生存并继续进行革命。这次起义计划包括湘赣边界、鄂南、湘鄂边界、赣南、赣西北以及从海南到山东的其他地区。[71]战略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利用各种武装力量充当盾牌来保护并武装农民，夺取地方政权，将它转变为农民协会或改建为苏维埃，分配土地。这一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期望农民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战斗力量，使起义的成果得以保存和扩大，以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由于这种设想被证明是无效的，起义注定要失败。

地图5　30 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地区

然而，这并不是说农民，特别是山区的农民不准备起义。如果他们没有准备，其余的土地革命就无法解释，除非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巧合。起义失败也不是由于领导者有意轻视农民。例如，党中央和毛泽东都把工人和农民看作起义的主要力量。[72]这里有许多战略错误。党设想从农村进攻城市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军队从县城开始夺取大城市，然后推翻武汉政府只是几个月或几周的事。当党发现即使县城也在严密防守或顽强抵抗，难以被毛泽东和其他起义领导人下面混杂的队伍攻克时，它随即把它的目标向下调整到在井冈山这样的偏远农村地区，开展较为谨慎的和长期的游击战争。[73]毛泽东从失败的余烬上把他的部队整编为一个团（与鄂豫边区和湘西的同志们所能召集的相比，这部分兵力是庞大的），并重整旗鼓。直到1928年夏天，他才拥有包括一两座县城在内的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但仍依托山区地形以求安全。未来的鄂豫皖根据地直到1929年冬才夺取并保有第一座县城——商城，并且迟至李立三推行冒险主义的前夕才正式建立根据地。[74]贺龙在1927年底只带着8枝枪和20个党员返回他的故乡，直到1929年5月才集结到足够的追随者攻克两座县城。虽然政治局的11月会议承认这些战略错误，但它体会不到战斗在山区和丘陵的游击队领导人的孤独感和革命低潮感。在革命的这一阶段，如毛在他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你们　[指党中央]要求我们不要管军事，可同时又想要群众武装”[75]。这似乎表明当时党既缺乏军事行动经验，又过于犹豫不决，证实了毛在1938年所说的话，“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76]。

在群众工作方面也缺乏经验。关于应当在何时以及如何建立苏维埃式政府的讨论，似乎一直停留在下列准则上，如1927年的中国是否能与1905年的俄国（即为资产阶级革命作准备），或1917年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相比。湖南醴陵在秋收起义开始时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77]这个苏维埃以及以后的苏维埃大都是利用以士绅阶层——例如宗社、农村学校和民团——为中心的旧的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有时甚至利用秘密会社。激进的受过教育的青年人从受压制的城市回到本村，他们渗透到这些组织中去，既是为避难，也是为了进行鼓动。他们从这些组织得到了创建苏维埃根据地所需的人、武器和钱财。他们犯错误，并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到1927年底，在中国明显地出现了两股共产主义之流，即农村苏维埃和城市领导；前者必须接受后者领导，否则整个运动就会陷入中国农民起义的传统模式。由于农村苏维埃仍然弱小而不稳定，建立中央权威并不特别艰难。

瞿秋白和城市领导人一直认为革命高潮正在兴起，他们继续在江苏的宜兴和无锡、湖北的武汉、河北的南口和天津等地发动起义，结果都遭到惨败。[78]接着在1927年12月11日出现了广州公社。这次起义的背景是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表达——面对托洛茨基的批评，想用中国的胜利来证明他在那里的政策是正确的。叶剑英回忆说：“一个革命者必须找到前进的方向。”南昌起义失败后，广州似乎是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为敌人所吓倒，以及仍能在一个省取得胜利的唯一希望。[79]发动这样一次起义的决定实际上是在党中央的11月会议上作出的，但行动是由处于负责地位的人指挥的，这些人再次对张发奎的合作抱有几乎无法实现的希望。[80]广州起义失败后，攻占主要城市的企图被搁置起来，直到1930年夏李立三采取新的行动。革命显然处于低潮，不可能期望大的行动。

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

在接近1927年年底时，只采取了一些小规模的行动，包括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建立根据地，如井冈山、大别山、洪湖地区、川北和广西的左右江，在这些地方造反者可以安身和坚持斗争。[81]但是，革命者却不得不问：有建立根据地的必要吗？他们能得到农民的支持吗？从偏僻山区的角度看，革命的前途是什么？

在井冈山苏维埃建立初期，毛就告诉他的战士们：

我们闹革命，光是跑来跑去是不行的，一定要有一个家，不然就很困难。有了这个家，就可以作为同敌人进行革命斗争的根据地。敌人不来，我们就在这里练兵，发动群众，敌人来了，我们就靠这个家和敌人作战。我们以家为依托，不断向外发展，把我们四周的敌人一点点地吃掉、赶走，我们的日子慢慢地就好过了。[82]

事实上，从事建立根据地的红军战士和他们的党需要人和钱，这只能靠没收富人财产并分一些给穷人来取得。贫苦农民由于害怕报复，不愿参与土地和财产的没收和分配，除非红军的防卫强大到足以保护他们，并对新的财产制度采取永久性措施。一旦新制度建立，红色政权就能合法地征兵并向人民征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像军阀的辖区，但军阀保护豪绅而不保护贫苦农民。党希望通过建立一支能维护新财产制度和红色政权的足够强大的军队，进行社会和经济上的变革，以收到激发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忠诚的效果。毛泽东和其他少数像方志敏这样的人是相信这一战略的，而张国焘却认为农民是观潮派，而且只关心自身的生存；只有当红军取得胜利时，他们才会支持红军。按照张国焘的观点，发动农民完全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与土地政策无关。[83]

由于重新分配了土地，农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这来自另一消息和评论来源——掌握华中共产党人第一手情况的传教士和外国记者。早在1931年，《教务杂志》（一份首要传教士杂志）上一篇文章承认，这些共产党人“尽管不信神，却得到成百万农民和工人的支持”[84]。像《密勒氏评论报》（一份上海出版的美国杂志）那样的期刊曾在1933年和1934年全年报道过农民对共产党人的支持。[85]当共产党出发长征时，亚朋德和a.j.比林汉考察了共产党原先统治过的地区。在那里他们发现农民们喜欢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86]正是这种支持使红色政权在长征前得以生存，并使游击区在长征后得以保持。令人不解的是，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学者们普遍忽视了来自湖南、江西、福建以及受苏维埃运动影响的其他省份的外国传教士的报告。

建立根据地的基础工作一旦就绪，革命者必须在两个长期战略之间作出选择。第一个是放弃山区的小根据地，代之以在农村打游击，因为小根据地的经济资源难以满足大规模作战的需要。这一战略是通过宣传和经济混乱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直到游击队得以在全国范围起义中夺取政权。第二个战略是在根据地坚持下去，并在组织和武装群众的同时，波浪式地向外扩大根据地。这一战略的目的在于有秩序地增强红色政权的势力，同时施惠于农民，并促进革命高潮的来临。[87]

按照类似井冈山的模式，沿中国南部和西部高原与北部和东部平原之间的丘陵地带，出现了鄂豫皖、湘鄂西以及其他少数几个苏维埃。这些地区有苏维埃存在，内战频繁，因此是军队的集结地，这意味着苏维埃的建立与农民的悲惨境遇之间的关联，对此应作细致而系统的研究。1910年至1920年间，这一地区的内战和军队集结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混乱，可能比中国的平原等地区更为严重。研究平原地区而不研究这一地区就得出结论说农民的悲惨境遇与造反的关系不大，无异于品尝白垩而把它当作奶酪。到1930年，13个左右苏维埃约有300个县在共产党不同程度控制或影响之下。那些没有建立苏维埃的游击队，如1929年7月至10月间在四川由邝继勋所领导的游击队，则销声匿迹，被人遗忘了。[88]

富农问题

苏维埃着手没收土地并动员贫苦农民，这项任务通常由革命委员会或村和区苏维埃承担，这些组织最初都为来自城镇的知识分子所支配。[89]这一事实意味着缺乏政治经验的农民只起被动的作用，而党的基层组织有超越行政机构的倾向。[90]要农民打消他们的被动和怀疑态度，在正常情况下需要6个月的时间，首先他们涉足缺粮和征税等经济问题，然后才涉足诸如阶级斗争等政治活动。[91]一旦被动的障碍消除，土地革命就会帮助穷人把长期深藏的对富人的仇恨发泄出来，并激发他们更积极地参加军事和政治活动。调动农民的这种积极性是土地革命的实质所在。当时中共的理性思考对贫农的政治化和行动化重视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个嘲弄。党始终把它的注意力和热情贯注于城市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却陷入经济斗争的泥沼，要求更多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而这两种利益的政治意义都很有限。

中共的土地政策成为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权力之争的牺牲品。根据列宁对待富农的态度，根据俄国的经验，即富农对群众的剥削甚至比地主更加残酷和野蛮，共产国际于1929年6月20日指示中共对富农采取更为激烈的政策。因此，江西苏维埃于1930年2月通过了一部《土地法》，规定没收全部公共的、地主的和富农的土地；而1930 年5月召开的苏区代表大会（毛泽东未参加）提出没收富农出租给他人耕种的那部分土地。[92]

下到苏维埃一级，富农问题成为一个棘手的实际问题。当富农的至关重要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便阻挠分配土地的工作。根据地与邻近城镇之间的贸易在他们手中，他们可能停业，给共产党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方面的经验在1928年12月井冈山《土地法》中有所反映。[93]后来在1929年4月兴国《土地法》中，对富农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态度。[94]可能出于同样的考虑，鄂豫皖苏区的富农直到1931年，仍保有他们的土地。不论湘鄂西或湘赣苏维埃都没有对富农实行严厉的政策。[95]

当28个布尔什维克取得党中央的权力时，富农问题变得尖锐起来。毛泽东所采取的遏制富农权势的方法，是在第一次分配土地时拿走富农的“剩余土地”（抽多补少），然后在第二次分配土地时再拿走富农的“好地”（抽肥补瘦），[96]而不违背平等的原则。但这一做法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会上受到严厉的批评。[97]1931年9月1日党中央的信指示他改变政策。诚然，富农问题在中央的阶级路线中构成了重要的一环。这条路线对动员贫苦大众是重要的。中央想做的是只给富农分坏地，而不考虑给地主以补偿。从理论上讲，毛并不认为所有的富农都是剥削者。他们可能是半个地主或半个资本家，但他们也可能仅仅是潜在的剥削者。[98]在另一方面，28个布尔什维克把富农定义为“在革命前出租部分土地，放高利贷和经常雇工”者。因此，很清楚他们是剥削者。[99]如果宽厚地对待他们，就模糊了阶级路线，或完全放弃了阶级斗争。[100]

拿走富农的部分“好地”与只给富农“坏地”之间的差别似乎微不足道。然而，有些事实却应引起注意。首先，苏区已扩大到包括市镇，苏维埃政府下的或合作社形式的贸易体制的成长，使富农在贸易中的作用急剧下降，他们的利益可能因动员群众而受到损害。第二，富农利用宗族关系来掩盖他们实际拥有的土地量，以阻止土地革命彻底实施。这在1933年查田运动期间很明显。第三，他们从孤儿、寡妇、老年人或年幼的人那里租到土地，因为他们家中有较多的强劳力，较多的耕畜、农具和流动资金。第四，通过谎报阶级成分，他们可能混入并控制贫农团、合作社和其他群众组织，使土地革命和动员群众在某些地方成为闹剧。[101]因此从1931年起新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接受了28个布尔什维克的阶级路线，只给富农分坏地，而没收他们多余的农具、牲畜和房屋。[102]这一新的反富农路线贯彻到何种程度无从查考。在鄂豫皖，张国焘接受了这一路线，并似乎大力推行了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931年11月举行）的政策。在他的苏维埃于1933年转移到四川北部以后，他和他的同志们加强了反对富农的运动。[103]在其他地方，这条新的路线只是半心半意地执行。[104]正是为了加速反对富农的斗争，发动了查田运动。

查田运动

确切地讲，很难说谁应对发动这场运动负责。对于这么一件重大的工作，说党中央未参与决策是不可思议的，而没有整个苏维埃政府机构的卷入，也难以相信这项决议能够执行。1933年党中央牢牢地掌握在28个布尔什维克手中，但没有人能肯定中央对基层的影响达到何种程度。另一方面，在1934年以前，毛泽东在政府中仍居支配地位，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很可能，这场运动的开始是党的权力和毛泽东的威信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的结合。[105]在1933年6月至9月间运动的第一阶段，显然毛泽东在负责。接着，在10月，党中央插手，宣布了新政策，使运动中断并搁置了一段时间，直到1934年1月至2月召开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此后，张闻天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接管了这一运动。[106]

这一运动开始时，正值国民党第四次围剿末期，军事形势对中国共产党有利，尽管缺粮已成为严重问题。自从1933年3月以来，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打破国民党的封锁，例如建立粮食调剂处，调查各县的粮食供应情况和禁止商人囤积谷物。[107]由于官员和干部的主要精力放在其他方面，苏维埃政府还鼓励群众帮助他们耕种他们的那份土地。[108]最后，政府发布了开展查田运动的命令。这一运动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再次分配土地，[109]除非群众要求这样做；更确切地说，它是为了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查清尽可能多的人的阶级出身。[110]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查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分子，同时提高群众的热情以加强苏区对即将来临的第五次围剿的防御能力。以贫农团为例，在某些地区贫农团徒有其名，而在其他地区，在开展这一运动前，甚至未组织过贫农团。[111]

阶级成分的划分显然是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特别在确定谁是富农，谁是富裕中农的时候。按照毛泽东在1933年6月29日所下的定义：

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富农多半还管公堂。有的占有相当多的优良土地，除自己劳动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此种情况也应以富农看待。富农的剥削是经常的，许多富农的剥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并且是主要的。[112]

人们可以想象，如此复杂的定义是难以运用的。事实上1933年8月8日党中央的第二个决议指出了该定义造成的混乱。[113]随后，人民委员部承担责任讨论土地斗争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富农被重新定为其剥削收入超过总收入的15%。依据这一新定义，有必要重新调查和重新划分阶级。仅胜利一县，[114]3125户中就有1512户从地主或富农改为中农或贫农；这样，调查阶级出身蜕化为计算阶级出身。形势极为混乱。[115]

如果毛泽东的统计是可信的，这一运动到1933年9月已成功地收回能生产307539担粮食的土地[116]（在江西的某些地方是通过粮食产量来计量土地的），并没收价值606916元的财产。他还报告说，某些县1932年到1933年的粮食产量增加了15%—20%。[117]为了对这些数字有适当的认识，请注意苏维埃政府在1933年7月发行了300万元公债，在1933—1934年间发行了1000万元货币，并在1933年7月向人民借谷60万担。[118]查田运动作为一种经济措施，不能被描绘成一项新的成功。

1934年1月重新开始查田运动时，目的已不再以经济为主了，甚至也不是为了红军的粮食供应，而是政治性的。它成为一场反对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一场反对地主和富农的红色恐怖。[119]直到中央苏区崩溃，运动就是这样进行的。

红军

如毛泽东所说，边区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120]。但自秋收起义失败，随后于赴井冈山途中在三湾改编了他的部队后，毛泽东同其他的边区创建者一样，统率着由激进的知识分子担任政治军官的前国民党官兵。在井冈山，这些雇佣兵中又混进了地痞流氓（或游民分子），他们都是出色的战士，但完全不守纪律，也不知道革命的政治目的。贫苦农民则持观望态度，不愿参与他们正在做的事。[121]

1928年4月，朱德和他的追随者来到；他们也是以前国民党的部队。事实上，在1928年和1929年，国民党军队的叛兵似乎成了红军补充新兵的一个重要来源。首先，国民党军队薪饷少并受到军官的虐待；其次，国民党军官间的妒忌和倾轧常常被共产党人利用。[122]1928年7月，两个国民党军官，彭德怀和黄公略，带着他们的部队投奔毛泽东。一年后，罗炳辉的部队在吉安，邝继勋的部队在四川，相继发动兵变。[123]然而到1930年，农民们表现出愿意参军，其中有些甚至被提升为军官。[124]可能这是第四方面军中级军官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读书写字的原因。[125]1934年春第一方面军的阶级成分表明，30%是工人，而68%是农民，后者的大多数（不少于77%）来自中央苏区本身，而国民党的逃兵和叛兵不超过4%。[126]

红军与军阀和国民党军队的不同之处在于优先考虑政治训练。由毛泽东起草的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中列举的许多错误倾向能被概括为：缺乏纪律，不了解革命的政治目的以及不知道红军的任务——作战、筹款和动员群众。政治训练要求红军建立一种双重的组织体制，分别负责战略指挥和政治工作。就在红军提出成立士兵委员会的同时，蒋介石废除了他军队中的政治代表，这真是一种巧合。士兵委员会在红军中是保证实行民主的一项措施，使士兵不致受到上级像牲口一般地对待。[127]红军也有政治军官，但他们的职责没有明确规定过，因此直到古田会议时他们的职责还没有得到确切的叙述。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帮助红军发动群众和建立新政权。[128]除此之外，党代表还在每个班建立党小组并在每个连建立党支部，因为毛坚持在军队中党员和非党员的最佳比率必须是1∶3。事实上，这一比率在1934年是28%对70%。[129]指挥系统和政治系统是分开的，有独立的经费和相似的等级制度；他们之间有完善的联络渠道。在政治系统内部，1931年2月建立的总政治部既控制各级政治军官，也控制各级党代表（当时称为政治委员），但政治委员地位常在同级政治军官之上。[130]在两个系统中，规定的薪水并没有区别。军队中的每一个人，不论其级别如何，都领取相同的薪金，并过着相同的生活。[131]在战斗和维持治安时，军队得到赤卫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支援。[132]经过如此训练的军队自然与同时期内其他中国军队大不相同。除1930年12月的富田事件——在那次事件中一支红军哗变并受到镇压，几百人被处死——外，红军从未自相残杀；也极少感到需要平息农民对它的敌意。由于党掌握一切意识形态上的职权，而政治军官掌握财权，红军常常受党的控制。它是一支得到群众支持的政治化的军队。

群众路线渗透于红军之中，这支军队被反复提醒要遵守毛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此士兵们不会背离他们为之战斗的群众。他们对人民进行宣传并保护人民，还帮助生产性劳动。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巩固了同人民的关系，因此他们能得到敌人活动的可靠情报；而在战败时他们能依靠群众安全地隐蔽起来。1934年10月第一方面军出发长征后，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只有小规模游击队被留下来骚扰国民党军队。[133]

根据各种估计，红军在李立三领导下组织得比原先好，在1930年约有5万人。1931年增加到10万人以上，1932年增至20万人，1933年增至50万人。在1930年李立三冒险路线前后，红军曾进行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整编。那年夏天前，军队被改编为军团；此后，又建立了方面军。虽然在1935年7—8月重新整编，方面军一直延续到改编为1937年辖3个师的八路军以及1938年的新四军。[134]

寻找一种战略

红军创建于1927年革命处于低潮之时，被看成是中共夺取政权，甚至促使革命“高潮”在不远的将来到来的重要工具，但是在1928年六大的政治决议中，没有地方提到军事斗争当时已成为斗争的中心形式，也没有提到军队是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认为下一次高潮的到来依靠一系列外部和内部的因素，也许这些因素比军人更重要。

斯大林新造的词语“革命高潮”尽管含糊不清，但有“左”的倾向。承认革命进入低潮，而不同时宣称它会再次上升，在强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情况下相当于“取消主义”。根据六大决议的精神，下次革命高潮到来之时，即工人运动扩大其规模、增加其强度，帝国主义威胁太平洋和平，中国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更加残酷，以及红军进行的游击战进一步发展之日。[135]决议反复强调中国革命形势的不平衡性，限定不同地区、社会不同部分不平衡地上升到高潮。只要革命形势依然是不平衡的，全国范围的革命形势就不存在。至于高潮何时升起，淹没部分地区还是全国，谁也不能准确预料。

李立三路线

1929年下半年频繁的内战使国民党内派系纠纷恶化，而美国华尔街金融市场的崩溃给共产国际提供理由，认为中国的民族危机正在“加深”，并指责中共“比起群众不满情绪底增长还是落后”[136]。若把这一点解释为共产国际号召采取行动，那就错了；[137]然而，这确实鼓励了李立三摆脱他早期的悲观主义，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他继续制定他的军事战略，形成了所谓李立三路线的核心。到1930年初夏，共产国际断定中国的革命高潮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尽管仍然是不平衡的，“事变发展的趋向是：最近将来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够包括整个中国，但至少也要包括几个有决定意义的省份”。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应该为迫在眉睫的解放战争作准备，而最致命的错误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138]

受到共产国际模棱两可指示的激励，李立三开始利用国外日益恶化的经济萧条和国内的军事混乱。他深受鼓舞，甚至走得更远，断言革命的成果并不决定于有关的政治力量，而决定于所要完成的任务。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可以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一旦夺取了政权并实行领导之后，革命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就可以开始。“在过渡之前，并不需要等待夺取全国的胜利。如果这样做，就是犯了右倾错误。”[139]1930年6月11日中共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项至关重要的决议，即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号召首先的胜利并不意味保卫中共占领的一省或数省的长期战争。除东北和西南外，夺取一个或数个“重要省份”，包括关键的行政和工业城市，将不可避免地威胁中央政府的安全并引起政府与造反者之间的一场殊死决斗，直到交战双方中的一方被消灭为止。[140]因此，长期的地方割据是不可能的；因此，形势上的不平衡很快就会平衡起来。当时李立三的问题不在于否定不平衡；对他来说，问题是多久才能把不平衡变为平衡。毕竟1930年6月或7月共产国际的信确实提到最近将来的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并且提到中国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会比当年俄国快。[141]共产国际对形势的估计和它的政策建议的含混，这一方面反映了共产国际缺乏清晰的思考，另一方面也允许李立三有自行解释的充分余地。[142]

确实，李立三在1928年夏天当权以后的最初几个月中，曾约束自己没有给苏区领导人发出军事方面的指示。[143]这或许是因为刚开始领导时他仍对革命前途抱有悲观情绪。直到1929年下半年，他才开始制定自己的军事战略。[144]他坚持城市的领导权，而把单独依赖红军夺取胜利的观点斥为“严重错误”[145]，他认为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这一目标是在六大通过的）的关键在于大城市工人的斗争，同时由红军、农民起义和国民党军队的兵变来支持。工人斗争的爆发标志着革命形势趋于成熟。换言之，1930年2月李想象工人将开始罢工和武装起义，同时红军向城市进军给他们以支持。[146]一旦取得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不平衡的形势很快会变成足以使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平衡。在李的这一阶段的战略计划中，目标城市是武汉，这一计划表现为1930年4月3日给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一封信，这封信指示红四军沿赣江向沿江城市九江进发，并夺取它。[147]

红军的支持作用不是通过开展游击战，而是通过进攻大城市和破坏国民党军队的运输线来实现。按照1930年6月11日的政治局决议，红军要占领长沙、南昌、九江、沙市和黄陂等行政中心和中等城市，最后攻打武汉。[148]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在1929年2月、6月、10月和12月给中共的指示中，从没有讲清楚自己的战略计划，更不必说行动纲领了。或许被1930年春李立三的报告和政治局的决议中的不安情绪所驱使，共产国际在同年6月或7月给中国党的指示或信中至多也只是说：“必须集中注意去编成和巩固红军，以便在将来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而能够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149]就夺取中心城市而言，共产国际和李立三在看法上并无不同；至于如何夺取这些城市，共产国际没有提出任何战略；关于促使革命形势成熟，共产国际的指示含混不清；“将来”一词的含义可以任意猜测。这些疑问看来只能让当地的领导人、战场上的指挥员自己去弄清。这正是李立三所做的，他一旦弄清了这些疑问，就制定出他的行动纲领。这也是共产国际的官方刊物《国际时事通信》在1930年8月7日一期上对李立三占领长沙的短暂胜利感到高兴并加以赞赏的原因。

按党中央一位领导人的看法，城市斗争和夺取城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比分散在偏远山区的游击活动意义更大、更具有决定性。但在游击队的领导人看来，保住他们的根据地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甚至在第一次统一战线崩溃前，毛泽东就已得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结论。[150]1928年他和他的同志们在井冈山根据地周围的进展，恢复了他们对革命前途的信心。毛并不担心农民斗争超过工人斗争。[151]然而他认识到这种斗争是漫长而艰苦的，因为地主和军阀的统治不同于一小撮资本家在少数中心城市的统治，前者渗透到中国农村的广大区域。[152]这种斗争的矛头指向“封建”政体的心脏和大脑，而不只是它的四肢。毛根据1928年到1929年初的成就，在1929年5 月18日的瑞金会议上乐观地预言，他指挥的红军一年内可能占领江西全省。

1930年初，当毛泽东写下那封著名的致林彪的信时，[153]他不仅纠正了他早先的急躁，而且明确了他的战略：集中兵力占领县城，扩大红色地区，以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加速革命高潮的到来。江西仍然是他的目标，这就是他所理解的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这种胜利能给中共一个稳固的地方政权，作为今后发展的基础。至于城市斗争，这是将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的时候，还不是武装起义的时候。毛在分析形势时，几乎没有注意世界经济萧条，也没有注意中国军事派系间的较大规模的冲突。不管情况如何，他都反对解散他的部队，也反对派遣他们去攻打像长沙那样的城市。[154]

毛泽东勉强接受了李立三的命令，这是李的计划的一部分。1930 年7月底毛试图夺取南昌，当时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攻陷长沙，但又被守军击退。在不到10天里，彭不得不撤出湖南省会。随后从9月1日到13日，毛和彭的联军第二次攻打长沙。当毛看到这场斗争没有希望时，他劝说他的同志们撤退，并把他们的力量用于重建和扩大苏维埃根据地。[155]在毛泽东看来，1930年夏李立三的战略指示[156]就像是虚构的小说。

王明的“两条路线”

随李立三路线失败而来的是蒋介石对苏区的一系列围剿。但中共的想法却在完全不同的思路上。王明在1931年7月的著名的小册子《两条路线》中设计出这一时期中共战略的理论框架，这本小册子大肆宣传战后的资本主义危机正处于第三个发展阶段，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正日益尖锐。[157]似乎为支持这种论点，1931年9月18日后日本关东军占领了满洲。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突然领先于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1932年1月日本对上海的侵犯不可避免地把那里的无产阶级卷了进去，虽然卷入的程度难以确定，却给28个布尔什维克带来了让革命重新回到成市的一线希望。反对帝国主义的论点和城市革命的战略一直是28个布尔什维克在30年代前半期的贯彻始终的政策，直到1937年第二次统一战线形成为止。

在他们的领导下，战略依然是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但此时以农村苏维埃的红军为唯一武器。这一战略的第一阶段是巩固和协调现存的和新建的苏区。只有完成了这一阶段，中共才能为第二阶段夺取全国政权而战斗。[158]1931年9月以后的反日高潮给28个布尔什维克以新的希望，他们在1932年1月9日的战略计划《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再次考虑攻占中心城市的可能性。“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159]长江以南所有苏区都应争取与中央苏区连接，而长江以北也应这样，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经过这样调整和协调，红军能在不久的将来向南昌、福州和吉安进军，而长江以北的红军将威胁武汉、平汉铁路和长江航运的安全。要做到这一点，红军不能只等待敌人进攻，要诱敌进入苏区，然后消灭他们。这种战术被批评为出自“农村学究”之手，不是由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策划的。[160]周恩来本人在其著名的1931年少山报告中，对这种战术表示强烈的不信任。1931年9月1日党对苏区领导人的指示，也认为游击战术的重要性只是次要的，辅助的。红军必须在统一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下受不同的训练，使之能适应阵地战，以赢得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161]

新的战略需要新的军事领导。在1932年8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周恩来接替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后来又成为整个红军的政治委员。[162]

苏区的毁灭

蒋介石发动前三次围剿时（1931年底和1932年），毛泽东依然牢固地掌握着军事领导权。蒋介石很轻视红军的力量和技术，又不了解群众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企图用军阀的杂牌部队对付共产党，在消耗战中达到一石两鸟的目的。这些“被流放的”杂牌军不熟悉当地的情况，他们容易被诱入苏区并被打败。[163]另一方面，红军则依靠快速运动和群众支持，“通常是夜晚行动”并“突然出现，迅速消失”，国民党官方的《剿匪战史》对这种情况作了很好的描绘：

当国军进入一个地区，那儿几乎没有人。剩下的老弱病残被共匪的地下组织所控制，因而不敢和政府军队谈话。有时他们甚至帮助共匪阻碍军队前进……国军对共匪的情况知道得太少了。[164]

第二次围剿（1932年5月至6月）出现的情况大致相似，在这期间共产党的群众工作有了明显的进步。国民党的官方记载抱怨说：“共匪把粮食和人都带走了”；老百姓破坏政府军后面的桥梁，不向他们提供消息，甚至伏击他们；老百姓还骚扰政府军的供应线，以致需用整团的兵力来保护政府的传令兵和军需官。[165]

蒋介石现在认识到他正在对付一个棘手的敌人。在第三次围剿时（1932年7月—10月），他把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并调集他自己的精锐部队，而把“杂牌”军降到后备地位。在陈诚将军（甚至毛泽东也承认他的素质）[166]的有效指挥下，政府军长驱直入苏区，使共产党人感到懊丧。与此同时，蒋意识到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他无法搜集到关于共产党人的可靠情报。他也开始了他的群众工作，禁止强拉挑夫和勤杂工。[167]但1931年9月18日“沈阳事变”后，正在加剧的对日关系中的危机终于迫使蒋介石很突然地结束第三次围剿。在暂时的喘息中中共回顾了战争形势，并对毛在消灭敌人前诱敌深入苏区的战略提出疑问。结果，在贺龙的洪湖地区苏维埃遭到国民党军队蹂躏后，周恩来于1932年夏代替了毛泽东。[168]

日本引起的民族危机平息后，蒋介石重新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于1933年发动第四次围剿。但是红军继续采取躲避战术，速度之快使“政府军在追击中精疲力竭”。红军的群众工作现在已使政府军“无人可用，让我们成为既聋且瞎”[169]。这是中央苏区周围的战争形势。在鄂豫皖，群众工作虽然做得很好，但每当红四方面军受挫撤退时，却往往变得没有活力而消失了。[170]从1932年5月起蒋亲自指挥围剿；9月，鄂豫皖苏区被破坏，迫使张国焘和徐向前进行可说是他们的第一次长征，前往四川北部。在那里，本省第24军和第29军之间的战斗为红四方面军提供了一个建立新苏区的机会。[171]

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

1933年底第五次围剿开始时，中央苏区已失去鄂豫皖和湘鄂西的支持，虽然贺龙正在湖南西北部开辟另一个苏区，方志敏在湖南和江西边界及萧克在老井冈山根据地仍有较为弱小的苏区。现在蒋学对手的样子，比较重视政治工作，并改变了他的战略。在政治方面，他在1933年夏组织军官训练团作为基础；大约有7000名军队干部接受了训练。然后他在中央苏区各处实施行政、经济、社会和教育等工作的军事化，使国民党政府、党和军队通力合作，全力击败共产党人。在基层，他对1934年的春播给予帮助，恢复被称为保甲的联保制度。[172]生活在苏区各处的老百姓被迫搬进标准的“战略村”，并被置于保甲之下，以建立一圈无人地带，意在封锁和饿死共产党人。[173]他们开始实施一项筑路计划，雇佣了2万名工人修筑700英里公路，以增加蒋介石军队的机动能力。同时广泛采用了无线电设备、电话和飞机来改善部队之间的协作。在执行这一切的同时，蒋介石的军队稳固而缓慢地向前推进，沿入侵的路线构筑碉堡。换句话说，这是战略上的进攻伴以战术上的防御，它使毛的诱敌进入苏区的老战略过时。“没有必要去寻找共匪的主力部队，我们只要去占领共匪一定会出来作战的战略要地。”这就是蒋在1933年10月17日下达的指令。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被迫把进攻性的运动战转变为防御性的阵地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蒋把他的这一战略描绘为愚公移山。的确，红军并不愿意打一场单纯的防御战，虽然毛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就此指责当时的军事领导人。但是，根据周恩来的看法，防御性的阵地战已不可避免。

这[堡垒战，阵地战和夜战]在当时是避免不了的，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了。但是我们主要的作战形式当然仍是运动战。在目前[1934年2月]的形势下，我们常常看到一次运动战的遭遇战很快转变成为阵地战。[174]

国民党的堡垒战术经历了两个重要的阶段。起初只有少数碉堡，每个碉堡由一个连或者一个排的正规军守备。在1933年11月，修筑了较多的碉堡，碉堡之间仅相距2/3英里，通常由一个班或者最多一个排守卫。在这种情况下，堡垒形成一个支持网，而一个团的兵力能防护13或14英里长的战线。第二个变化发生在1934年初，当时民团受命守备堡垒，而正规军则转向承担进攻的任务。在这一阶段，红军的火力已大为削弱，以致国民党军队构筑的土碉堡比砖碉堡多。

当碉堡线收紧时，红军把他们的阵地战转变成闻名的“短促突击”，这一战术是林彪发明的。[175]红军依靠构筑“支撑点”——这是共产党人的碉堡——在距国民党几英里的范围内运动。红军希望利用其速度和良好的组织在敌人构筑碉堡时进行攻击。在支撑点周围协调作战的部队需要电话，但红军几乎没有电话。支撑点本身很难经受国民党重炮的轰击。总之，这种战术行动没有达到红军的战略要求。1934年4月广昌决战后，看来是最后手段的游击战重新引起党中央和军队的注意。[176]但在这一斗争阶段恢复游击战，主要是为牵制敌人，意在赢得时间最终从中央苏区撤退，并再次动员群众在红军撤退后重建游击根据地。1934年8月20日，周恩来在军队的机关报《红星》上发表文章指出：共产党战略的最薄弱的环节在于游击战没有深入敌后；在撤离后二年，毛评论说：

当“围剿” 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177]

可能出于这种考虑，1934年7月方志敏的红十军团奉命从江西东部转向浙西和皖南，表面上是对日作战，但事实上是转移蒋对中央苏区的注意力。[178]8月，萧克的红六军团奉命突破封锁线，与贺龙在湖南西北部会师。[179]最后，当时已大为缩小的中央苏区于1934年10月被放弃，留下项英、陈毅、粟裕等人在分散的游击“飞地”孤军作战数年，直到1938年新四军成立。在华中，只留下贺龙和任弼时领导下的小块苏区。更北方有张国焘在川北的苏区以及刘志丹和高岗在陕北的苏区。在蒋介石的压倒优势下，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时，1927年以来艰苦开创的局面现在已被摧毁。

长征

这一史诗般的逃亡，行程约6000英里，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翻越十几座大山，跨过了二十几条河流。历史上很少有意志征服环境的伟绩能与之相比，历史也不能提供一个更好的不间断的即时行动的例子。几乎没有疑问，长征的第一个目标是与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会合——这一意图没有逃脱蒋介石的估计。[180]蒋似乎已经意识到在苏区西南角上的包围圈有缺口，这可能给红一方面军潜入粤北和广西提供机会。当收紧包围圈为时过晚时，蒋希望利用红军入侵的新形势，解决由军事反对派领导的西南政治分会的棘手问题。[181]但广东和广西的领导人没有进行多少战斗就让红军通过了。他们仅实行焦土政策为即将到来的红军制造困难。因此他们不需要蒋用来诱使他们听命的军事援助。[182]在确信红一方面军的意图后，蒋在红一方面军与贺龙之间布置了四道防线，[183]使两支红军决无可能会合。红一方面军渡过湘江，10万战斗员和非战斗员损失近2/3后，政治局领导人在贵州边境附近的黎平（现属贵州）举行了长征中的第一次会议；与红二方面军会合的计划被放弃，而采纳了进入贵州的决定。[184]这是1934年12月的事。四川北部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和徐向前，接到了关于这一决定以及中央拟在川西北某地与他们会师的计划的通知。[185]计划中的路线将在宜宾（叙府）渡过长江。

地图6　到陕西的长征

红军于1935年1月到达遵义后，突然出现从北面、南面和东面威胁四川的态势。[186]这种令人惊恐的形势，给蒋一个机会把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势力插入这个省；而红一方面军自10月以来才得以第一次喘息。红军是在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的，并于19日离开这个小城，[187]在这段时间，军队得到整编，而党的领导人召开了历史性的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决定取道桐梓、松坎和赤水，按原计划进入四川并在宜宾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当这个计划因敌人加强防守而受挫时，红一方面军不得不选择另一条路线。据政治安全局局长邓发说，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目的是逼近日军，并在没有蒋和他的联盟者参加的情况下进行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另一个目的可能是寻找“与俄国联系的可能性，这样也就不会[再]被包围了”[188]。

在战略上，遵义会议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在这以前，红一方面军不得不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对敌作战，因而遭致巨大伤亡和离队。[189]经过11天休整后，红军主要担心的不是前面不堪一击的黔军，而是后面尾随不舍的国民党军。整编队伍和抛弃辎重使军队能够重新进行运动战，并运用快速和佯攻摆脱了尾随在后的薛岳将军和周浑元将军统率的部队。[190]

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在这个时候，张国焘虽然没有受到来自中央和地方军队的不寻常的重大军事压力，却放弃了他的苏区。他自己对这一行动的辩解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红一方面军，而毛泽东主义的历史学家们则指责他犯“逃跑主义”。[191]张采取的路线引导他的部队渡过嘉陵江，取道nan—t’ung、[192]剑门、剑阁、梓潼，然后渡涪江经江油，最后渡过岷江到达理番和懋功。[193]张面临另一种选择，北上与刘志丹和高岗会师。如果他真这样做，并听任毛泽东和贺龙在南方受命运的摆布，那么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政治上可能会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张的实际行动削弱了红一方面军又保存了它，然而这给了他一种军事上的优越条件，从而有可能导致他赢得党的最高政治权力。以后的事件足以证实，1935年2月张的明显的狡计原来是他在长征路上所犯的第一个主要错误。然而，哪一种选择都意味着他是一定要放弃他的苏区的。

就已知的情况而言，遵义会议避免了政治上的争论，集中批判了导致丧失苏区和长征开始阶段严重失败的军事路线。在毛起草的决议中，他无情地抨击了“单纯防御”战术：在1933年冬至1934年福建事变中，不愿利用蒋介石集团中的矛盾，拒绝作战略撤退，并为击破包围而将主力转移到敌方堡垒线后面，以及长征准备不足。[194]由于王稼样负重伤、周恩来承认错误、张闻天向毛靠拢，以及德国顾问奥托·布莱恩受贬，党的领导陷入极度混乱。在回忆1927年8月7日会议往事的气氛中，遵义扩大会议——包括对领导层不满的军方代表——选举毛泽东为三人领导小组的第一把手，这个小组还包括周恩来和王稼祥，以代替党的军事委员会，而苏维埃政府军事事务委员会仍由朱德领导。此外，毛再次进入政治局，可能是张闻天领导的中央书记处的一名书记。[195]

当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6月12日在懋功会师时，有两个要点引起了争论——第一点，是遵义会议的合法性，因为那时有几名政治局委员甚至不是1928年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他们包括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和朱德。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关系到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前途，但在遵义会议上回避了。在懋功，形势有所不同。张国焘想向包括毛在内的新领导的合法性挑战，并改变革命的进程。

一般认为在两军会合时，与毛泽东的精疲力竭的红一方面军相比，红四方面军兵员多，装备好，只是训练较差。张国焘完全知道中共缺乏通过委员会讨论解决党内争端的民主传统，但他同意召开1935年6月24日的两河口会议。由于他的军事优势和确信苏维埃运动注定要失败，他或许希望他能使党的大多数领导人支持他，因为这些人，也只有这些人，处于能使他的政治建议合法化的地位。这时张依然和党一起工作；他还不是一个分裂主义者。他的亲密同事陈昌浩曾问他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你弄清并批评中央的错误以促使领导垮台，结果会是什么样呢？”[196]张没有记下他的回答；他也没有批评领导。他宁愿在会上争论苏维埃运动过去是否成功，讨论如果他们全部北上与高岗、刘志丹会师，前途将如何。[197]换句话说，他在会上所提出的不是他的最高要求——要中央领导做检查，而是他的最低要求——从小处着手，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决定以少数民族联合为基础的西北自治政府代替苏维埃政府。据推测高干会议将包括较多的红四方面军代表。如果他的自治政府的建议被采纳，他将获得他所觊觎的党的最高领导权。

但张国焘的建议将会抹去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的阶级基础。尽管这个政府有一个温和的社会纲领，包括重新分配土地和废除苛捐杂税，但它将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府。[198]因此他的政策建议无异于把中共改变为一个少数民族党。毛获胜并不令人惊奇。但为了团结，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改组了军事委员会，毛继续担任主席，张国焘和朱德担任副主席。张愉快地接受了这一折中方案。[199]

为了弥合其他分歧，8月5日召开了毛儿盖会议。当时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徐海东的红25军团的行踪，也没有人听到莫斯科正在制定新的统一战线战略的传闻。会议没有再次考虑张的建立新政府的建议；它集中研究北上问题。张国焘要求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的建议当场被否决，因为涉及党的事务不应只由两个方面军的代表讨论，代表的正当权限在于军务，如指挥系统和北上本身。[200]关于指挥系统，朱德任命自己为总司令，以张为总政治委员。一切战略问题都由总司令部决定，最后由以毛为首的党的三人军事小组批准。[201]因此，作为握有最后决定权的军委主席的毛泽东位居朱和张二人之上。不存在毛不服从张的问题，只是张蔑视毛。

这一蔑视表现在张国焘对“北上”的不同解释上。毛泽东的目的地是陕北苏维埃，但是张在会上争辩说，在决定长征下一步之前，部队至多只应到达甘肃的岷山和甘南。[202]张最为恼怒的是，毛开始与东路军[203]一起前进，张认为这是毛轻视他的权威。在毛看来，张要求返回阿坝完全是不服从命令。[204]这场争执后面隐藏着关于苏维埃运动前途的争论。如果这场运动被评定为成功的，而且继续下去会有前途，那就有充分理由前往陕北。如果苏维埃运动被判定是一次失败，那么最好重视张的劝告，把自己封闭在偏远的西康一甘肃的群山之中，以待来日。从个人的角度考虑，接受张的判断和建议将导致接受张的领导以及所包含的一切。毛不能这样做。

由于毛泽东拒绝返回南方，中共分裂了。此后不久，张国焘在卓克基召集了蓄谋已久的高干会议，成立了临时党中央，以张为书记。[205]部队由临时中央指挥。三个月后，张的西路军遭到厄运——天气开始转冷，而四川军阀刘湘一再击败张的部队，迫使他们撤退，深入西康和青海。[206]同时陈昌浩进军甘南的企图遭到蒋军阻挠。[207]使张前途更加暗淡的是，他向西北军阀杨虎城提议订立一个互不侵犯协定，但受到冷遇。[208]

同时，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2日开始长征。如果没有国民党在湖南西北部重兵防守，贺龙可能一路向北与毛泽东会师，不必跋涉半个中国。[209]另一方面，广东和广西的混乱状况给贺龙入侵南方提供了机会。[210]他大致尾随红一方面军的足迹，到达西康与张国焘会师，当时受挫的张国焘被迫与毛的中央再度联合。林彪的叔父林毓英曾从莫斯科带回重新统一的折中方案。新到的领导人任弼时、关向应和贺龙利用这个机会联合朱德和刘伯承，催促张北上。[211]张解释说，他长时间推迟重新开始长征是因为要训练他的部队，使他们能在甘肃走廊对付回族将军们的骑兵。[212]当然他并没有这样做。直到他被说服重新长征以前，他并未着手制定一项准备渡过黄河与回族骑兵作战的训练计划。[213]但是现在他的目的地不是他的劝说者们所期望的陕北，而是黄河以北甘肃走廊某个地方。这个狡猾的计划是把毛的陕北根据地作为他的抗日前线，同时利用新疆或苏联作为他的后方。如果拟议中的统一战线形成，抗日战争爆发，毛的军事力量将消耗在作战上，而张在毛后面保留自己的部队，又有俄国人支持，将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唯一的强人。从另一方面考虑，渡过黄河对西路军也是必要的。如果要避免与蒋介石的军队进行艰苦的战斗，并避免冒被赶回毛儿盖陷入绝境的危险，西路军决不能留在黄河南岸。渡河后发生的事情出乎张的意料之外。西路军被国民党的回族骑兵歼灭。张向毛的领导地位挑战的希望也随之破灭。在政治上，他已不再是一个有分量的人了。随着他的分裂主义破产，他的背叛开始了。[214]

“白区”的地下工作

自创建农村苏维埃之日起，“白区”工作与土地革命之间的紧张和合作都在发展。前者在理论上领导后者；而后者在力量上和重要性上一直比前者增长得快。然而，如1945年《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15]中所总结的那样，党中央固执地拒绝“白区”工作服从农村工作。党中央继续坚持一种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机械的解释，完全漠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无产阶级的理论还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都不是无产阶级的领域。

不可否认，在瞿秋白和李立三时期，城市工人运动已成为狭隘的经济运动；而农民，特别是武装的农民，却正在开展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斗争，以破坏他们称之为“封建中国”的堡垒。在文学艺术方面——许多年轻人通过它变得激进起来——中共的影响较大。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中国的文艺创作开始了本身的激进化过程，这种趋势清楚地表现在鲁迅的著作和“创造社”等文学团体的改组方面。1930年3月，在左翼文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不同派别联合在一起，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它影响下的杂志对学院式的评论家，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辩护者和民族主义作家提出了挑战。左联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上海的电影业，把它的注意力从古装武打戏转向当代社会问题。在抗战之前，无论在文学界还是在电影界，这都是最值得赞美的时期。在残酷的迫害下，艺术家和作家创作了值得称道的作品。他们的许多作品被国民党查禁，许多作家本人不是被捕被杀，就是逃往苏区。[216]（参见第九章。）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31年7月共产国际对“白区”工作的指示，几乎没有注意到文学和艺术，也很少注意学生运动，但十分注意工会和反帝。执行这一指示的一个结果是1932年1月日军入侵时，党努力组织上海工人到士兵中去进行鼓动，并企图把战火引入外国租界。这一切都没有效果。[217]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中的宗派主义，导致了与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改组派、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和陈独秀领导的托洛茨基派的斗争。在与“黄色”工会的关系上，中共有意无意地觉得几乎没有合作的共同点。[218]

1931年至1933年党员向苏区迁移，进一步削弱了“白区”工作。党于是有意识地开始努力扭转这种趋势，并使城市与农村之间达到表面上的平衡。根据记载，大约有150名干部被派回城市。但从整体上看，刘少奇指责“左派”（28个布尔什维克）开展城市工作失败是有充分理由的。[219]

当然，中共开拓城市工作的障碍之一是国民党的反谍报活动。为了对付它，中共在六大后不久建立了自己的特别安全机构。它由向忠发、周恩来和顾顺章负责。在这些秘密人员之间的地下斗争中，上海的中共中央被发现并被破坏不下14次。国民党的调查科[220]对中共的地方组织、青年团、上海总工会、共济会、反帝团体、文化组织采取的恐怖行动，使它们的活动减少或停顿。由于顾顺章和向忠发在1931年4月和6月先后被捕，党中央几乎不能在上海存在和活动，因此迁往中央苏区。至少共有2.4万中共党员被捕或被杀，另有3万人不得不向国民党警察局履行自首手续。[221]然而由于国民党的特务人员腐败无能，用钱收买以摆脱困境也不是不可能的。例如，柳宁只花60元钱就使一箱文件销毁，而本人也从监狱获释。[222]

在苏区，康生组织了约2.4万人的五支别动队来搜集逃兵，封锁贸易，检查旅行者和邮件，并训练和组织群众。[223]就其本身而言，中共在各苏维埃加强了政治安全制度。他们有肃反委员会清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营救被捕的同志，帮助被捕者的家庭，搜集情报，建立从江西到上海和香港的情报网，并对国民党特务采取报复行动。[224]

刘少奇

1934年底或是1935年初，刘少奇收拾“白区”工作残局的任务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说丰富的劳工运动经验，刘曾收拾瞿秋白盲动主义后城市工作的烂摊子，并接替罗章龙担任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然后撤往中央苏区。在1935年到1936年，他当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学生、青年和作家，而不在死气沉沉的工会。由于城市里的党支部力量单薄，而左翼同情分子不愿接受极端的激进主义，刘对“一二·九”运动——由北平学生于1935年12月9日组织的抗日示威（见第八章）——中表现的冒险主义持批评态度。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明确区分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并缓和政治口号，以改善党及其外围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他希望党员能在合法的组织中工作，从而能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而在实际上不触犯法律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罪。[225]刘的作风是严格的统一战线作风，他组织学生学习小组和艺术团体，建立学生的民族救亡协会，并声援驻在北平地区的第29军。“一二·九”运动后组织的有400至500名学生的农村宣传队（南下宣传团）在刘看来似乎是太激进了，只会起暴露左翼青年运动的核心的作用。因此他鼓励组织半公开的民族救亡先锋队（“民先”）——在1936年 2月创立时只有300人，但到7月已发展到1300人。[226]在学生联合会中，左翼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有彭真、陈伯达和黄镇在幕后工作。黄甚至设法使自己被推选为清华学生会主席。[227]刘少奇用这种方法保存了他的宝贵的干部，并将学生和河北驻军置于他们的影响之下。这批人就是闻名的“一二·九”干部，战争爆发后他们转移到河北和山西农村地区做农民工作，帮助八路军建立根据地。1927年的经历就这样重演了。在城市的地下工作和农村的公开工作中，刘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带着这样的成就，他于1937年胜利返回延安，而且有足够的声望批评28个布尔什维克，并获得政治局一个席位。刘和毛的联盟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然而，刘在“白区”工作时没有日常的行政事务要处理，没有官僚主义要应付。他在理论上的追求表现为研究一种道德哲学，这是秘密工作所需要的。他是敢于踏入其他马克思主义守护神害怕踏入的哲学禁区的第一个重要共产党人。

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准备

1935年9月，当徐海东的部队最终到达陕北根据地时，那里的苏维埃才重建两年。这个苏维埃声称有六个县，首府在瓦窑堡，曾一度被蒋破坏，这主要由于有中国华洋义赈会修筑的公路。这也曾阻止它和张国焘在川北的苏维埃连成一片。[228]当10月毛泽东和他的东路军到达时，他们增强了苏区的力量，并给它一个发展的机会。1936年中它的首府迁到保安，接着于1937年1月迁到延安。到第二次统一战线建立时，它大约管辖3.5万平方英里面积和150万人口。[229]张学良的东北军恰巧也在1935年10月调往西安与共产党人作战。在国民党计划的最后的歼灭战中，只有8000名健壮的红军与17个国民党师对抗。[230]

主要由于长征中28个布尔什维克和张国焘本人的错误和笨拙的策略，他们在长征中衰落，终于给了党自陈独秀领导结束以来从未有过的一定程度的统一。中共处于穷乡僻壤的时期快要结束了。在对方，蒋以镇压“共匪”为由，设法把他的军队、政治机构和经济制度渗透到西南，使之取得了自1916年袁世凯去世以来从未有过的一定程度的国家统一。西南各种地方势力在巩固其地位的过程中，不得不在国家政治方面作出抉择——要么与中共谈判以阻挡蒋的势力，要么屈服于蒋的压力不让共产党进入他们的地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巩固的过程对中国是有利的，或许帮助中国经受住了八年抗战的紧张和压力。

1931年9月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加剧，曾引起中共的第一次反应，这就是1932年10月发表的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号召。在这个决议中，党想象蒋介石的政权在日本的压力下可能分崩离析，所以没有考虑与蒋介石的联合。但是这次号召在苏区以外几乎没有引起注意，因为国内一般认为这主要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一次行动，而不是保卫中国。决不能让这次号召成功地使中共分享国民党对民族独立斗争的领导。在许多人看来，中共依然只是俄国的工具。

1934年4月蒋介石最后一次围剿期间广昌陷落后，中共的统一战线的建议有了新的意义，这次建议成为扭转日益恶化的内战形势和拯救中共走出困境的一种尝试。1934年4月10日中央委员会致国民的信，故意对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含糊其词。国民党没有明显地被排除在联盟之外；推翻国民党的目的也没有被放弃。[231]战争形势恶化使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变得温和起来，这表现在1934年7月20日周恩来的六点建议中，[232]它提出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力量——甚至蒋介石的军队——的统一战线。尽管这个新建议全然是实用主义的，但它并不完全是机会主义的。它在萌芽状态就包含了指导革命从衰败的苏维埃走上较有希望的道路的新的理论定则。旧的列宁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论点显然值得重提。在列宁的概念中，民族可能没有终极的价值；但在处于日本侵略压力下的中国，中华民族的存在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换句话说，民族的解放斗争（反对帝国主义）会逐渐掩盖社会的解放斗争（反封建）。在重提这种思想时，中共还记得1923年至1927年第一次统一战线的痛苦经验，特别是据信由蒋介石代表的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叛变”。如果中共为了反帝斗争要缓和他们的土地革命，那么必须回答下列问题（用当时的话说）：这是一种民族政治水准的包括一切与蒋有矛盾的抗日力量的统一战线呢？还是一种以动员工农兵为基础的某种社会革命的统一战线，他们有很高的政治觉悟足以监督领导人物以确保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成功？这两种途径的矛盾是明显的。那么中共在策略上应该在动员和武装群众之前建立统一战线呢，还是相反？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没有独立的中共武装力量。在1935年至1936年，中共确有一支军队和一块地盘。为了团结抗日，党应当放弃它们，还是应当让抗战去巩固民族团结，不使两个主要政党中的任何一个牺牲它的自主权？与这后一问题紧密相关的是这个统一战线的性质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如果它只是暂时的，那么这两个对立的政党为民族的生存建立联盟无需同时放弃各自的长远目标，而完成这些目标需要双方继续进行军事和地盘的扩张。如果它是永久的，中国必须经历一次基本的政治变革，以容许各政党用和平的方式为他们的长远目标竞争。这一变革需要全部军队的国家化，建立民主的议会，保障基本的自由等等。首先，在1935年到1936年，最困难的问题是：考虑到蒋的敌意和反复无常，与蒋搞统一战线是不是有意义和有效？这些问题在1935年夏季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会议上被认真地考虑过，当时共产国际号召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以遏制西方法西斯主义的增长和东方日本的侵略。根据这次号召的精神，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233]

宣言中设想的统一战线的范围是很广泛的，足以包括一切抗日力量。然而，宣言依然攻击蒋介石是民族的敌人，应被排除在联盟之外。但宣言在重点上有一个变化——最可怕的敌人已不是蒋介石，而是日本。[234]把蒋排除在拟议中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之外，带来了进一步的问题：蒋会不会站在一旁，注视联军与日本作战而不采取任何行动？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他会不会继续与中共和别的反对派作战？无论他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他有什么正当的理由？他是否会在抗日战争中宣布中立，或扮演日本的一个同盟者的角色？宣言的非逻辑性不久就被意识到了，并由王明于1935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讲话中作了纠正。“如果蒋放弃他的反共围剿并参加对日作战，道路对国民党是敞开的。”又过一些时候，王明在他的文章《新形势和新政策》中称蒋为“蒋先生”，他说：“如果蒋先生愿意改变他的态度，中国共产党能够和他合作。”按照王明的观点，民族矛盾远远超过了阶级矛盾，“中国共产党除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之外再没有别的利益”[235]。

在党的真正权力——即使不是真正的权威——所在地陕北，想法似乎并不相同。1935年11月13日红军的抗日宣言非常明确，既抗日也反蒋。[236]两天以后毛泽东起草了十点建议，在1935年12月25日经瓦窑堡政治局会议讨论，未作多少修改就通过了。毛把蒋介石描绘成为中共所反对的日本“走狗”。[237]

瓦窑堡会议设想建立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领导的卖国集团的所有革命阶级的广泛联盟。为了唤醒和动员这些阶级的人，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以及工人、士兵和知识分子改善生活的要求，只有这样他们的革命热情才能持久。这需要没收包括蒋在内的卖国贼的财产并重新分配；废除苛捐杂税；增加工资和薪金；并组织救济工作。就这场民族战争的战略而论，红军和红区无论如何不能取消。相反，在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占领区应建立革命根据地，应当从这些根据地开展反对国内压迫者和外国敌人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依据瓦窑堡会议的设想，抗日战争同时也将是一场社会革命战争，否则它决不可能成为确保胜利的群众战争。从组织上讲，第一步是建立抗日政府，这与王明提出来的国防政府相似。但组织的发展并不到此为止。在根据地，革命委员会将作为通向建立苏维埃政府的一种过渡形式。创立根据地的先决条件是扩大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和游击队。如果形势按照这种方式演变，蒋介石的中国将受到来自日本的外部压力和来自反对者的内部压力；它将变得虚弱并分崩离析。这时中共将与蒋介石集团中的反对派结成新的联盟。[238]

在瓦窑堡决议中，有两点是清楚的——陕北还没有与蒋谈判的愿望；而农民战争依然是斗争的主导形式，并以城市无产阶级斗争作为最紧密的同盟。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将继续执行，几乎不作修改。但在一场民族战争中，这个战略的应用回避了一个理论问题和一个实际问题：怎样才能唤起农民进行反帝斗争？没有蒋介石参加的抗日统一战线是否可行？

当时国民普遍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已处于穷途末路，它的宏伟计划已不值得认真对待。中共为加强其建议的分量于1936年2月至4月“东征”，渡过黄河进入山西，表面上是去河北和热河对日军作战。当刘志丹的部队向太原推进时，那里的老省主席阎锡山向蒋介石求援。随后刘在战斗中去世，红军撤退，但这并不意味这次冒险完全失败。除了表明中共对日作战的决心外，这次行动征集了8000名新兵，并从背后打破了蒋介石部署的由杂牌军组成的围剿。[239]（参见下面第十二章。）

“东征”另一有意义的结果是西北的地方军事领导人，包括张学良在内，开始相信中共的爱国主义的诺言；随后他们不想与红军作战。张和中共的关系开始改善。[240]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林毓英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新的政策建议。所以毛能在1936年3月14日向国民党宣布，如果政府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红军准备与他们缔结停战协定。[241]党的政策从而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从既抗日又反蒋的两条战线斗争转变为逼蒋参加统一战线。逼蒋的方法是挑起对日军的战斗，以斗争求团结。这是十足的毛泽东主义。[242]

现在两大政党之间至少有了一个商讨的基础。他们可以施展手段取得最为有利的地位以确保抗日的胜利，并在抗战结束后取得统辖和治理中国的领导权。蒋介石在1936年4月用进攻苏区作为回答，毛泽东和朱德则以激烈的言词还击。一旦蒋放弃了进攻，红军的军事委员会就建议为了团结停止内战。[243]同时周恩来和其他中共代表正在上海与国民党领导人如张群和陈立夫进行接触，商讨合作的条件。[244]

自1935年底日本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开始，蒋介石在对日关系中寻求缓和的努力已进入死胡同。[245]张群和日本驻中国大使川越茂的谈判陷入僵局，同时关东军唆使伪蒙军入侵绥远。北平的学生、上海知识界名流和两广的军事领袖，都用更加严厉而刺耳的声调批评蒋对日本的迁就态度。蒋不可能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又不可能消灭中共，这一困境使他准备最终向外国侵略者摊牌。这种可能需要苏联——唯一愿意帮助中国的大国——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根据蒋自己的话，[246]他派了一名使者前往维也纳，试探俄国人的援助意向，而两国政府之间关于互不侵犯条约和军事援助的各种谈判，在1936年整整进行了一年。正是在普遍的抗日情绪、日益恶化的中日关系、不断改善的中俄感情，以及中共对蒋态度较为缓和的环境下，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西安事变。[247]

西安事变

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密谋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事变的发生震惊了世界，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中共。可以理解的是，根据不完整的材料，中共最初的反应表现出恐慌的迹象。从有关的一切抗日力量——苏联、中共和扣留蒋的人——看，蒋如在事变的任一阶段死去，都将使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目的遭受失败。蒋在被扣的最初几个小时（在12月12日晨的混乱之中）几乎丧生，此后，在羁留西安期间，他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既然扣留蒋的张学良没有下令杀蒋，不妨说他从没有想过要暗杀蒋。莫斯科给中共的指示明确要保护蒋。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和中共的队伍中，可能有强烈的仇恨，要求杀蒋，但是这几乎不反映领导人的明智。实际上，据说毛见到莫斯科的指示后勃然大怒；[248]这也可能是他安抚追随者的一种方式，或者是对莫斯科干涉中共内部事务的愤慨的一种表示。随着蒋被扣押，统一战线的建立显然已为期不远了。谈判的问题涉及战略、组织和思想体系，这将长期影响蒋和共产党人的革命前途（参见第三章）。

在南京，以何应钦将军为代表的亲日派主张对西安事变作出强硬反应，讨伐叛乱者和红军，并请回汪精卫以加强与日本和睦相处的可能性。[249]但是有影响的报刊如《大公报》则要求释放蒋介石，用和平手段解决南京和叛乱者之间的分歧。[250]在事变发生地，周恩来、叶剑英等与蒋会谈，坚决主张建立一个统一战线。[251]双方最棘手的问题在于如何在既往的敌视和将来的友好、团结和斗争、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取得调和。

直到这时为止，蒋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是在对付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之前消除中共主张的阶级斗争——这个解决办法与19世纪60年代恭亲王和曾国藩对付太平天国叛乱的政策是一致的。王明的方法是使阶级斗争服从于民族斗争，以达到国家的团结，因为没有团结中国将不能抵抗日本。然而毛泽东认为团结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达到，不可能轻易获得。如果团结来得太容易，它不会持久，不足以支持一场民众抗日战争。西安事变使蒋介石放弃了原来的方式。此后，在中共内部开展了一场辩论，王明主张为了斗争以广泛的合作达到团结，而毛则主张通过斗争以有限的合作达到团结。

由于王明抱有农民缺乏政治觉悟这样一种较为传统的观念，他急于把民族革命带回国民党统辖的城市。他最初计划建立民族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并不意味全面改造南京政府，只是让它容纳其他政党和群众团体的代表。后来他甚至进一步倡导抗日联军统一指挥，统一训练，统一供给，统一装备和统一计划。[252]按照他的观点，没有真诚合作的团结不能确保抗日的成功。[253]所以对他来说，一切必须为了抗日，为了团结。的确，在他的党内，他仍然有相当多的追随者，还有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权威的支持。中国需要俄国的帮助，这有助于增强王明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此外，在华中和华南，游击队不久集合在一起组成新四军，由王明的追随者项英领导。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的个人声望、他的口才以及他的实权，使他成为能向毛泽东领导地位挑战的重要人物。

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几乎不相信蒋是一个同盟者。战争可能是局部的；它可能会和平解决并迅速转变成日蒋联合反对中共的斗争。在这次意外事件中，放弃红军和苏区完全是蠢事。中共不仅应保持它的自主权和自卫能力以防不测，还应促进毛所称的民主和进步以改善人民生活和发动群众投入战争，把它转变为真正的人民战争。为民主和进步的斗争本身就是民族团结的保证。在群众战争中，即使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放弃抗日，中共依然能单独坚持下去，不会重演1927年的历史悲剧。

动员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关键在于适当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改革。党的注意力再一次集中到富农身上。1935年王明在他的《新形势和新战略》中提出的土地政策比毛在1931年以前提出的更为温和：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而富农可以保留他们的农具并分到一份相等的土地，不只是坏地。[254]的确，在这一阶段王明因土地革命的失败而沮丧，但他认为土地革命仅仅是一种武装斗争，极少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255]在瓦窑堡会议上这种更温和的土地政策被接受。富农、中农和贫农都能得到数量相等的一份土地，而不触动富农对工商业的投资。他们的牲畜、动产和农具无需重新分配。[256]到1936年夏，中共调整了他们的土地政策，使它更加接近王明的观点，以促进两个主要政党之间的合作。[257]

中共土地政策的缓和，也有实际原因。陕北的基本土地问题不是高地租和渴望获得土地，而是缺少劳动力以及如何有效地组织劳动力以达到高产，整个华北都是如此。早些时候在那里推行的极“左”土地政策已证明是不利于农业生产的。[258]5 1935年12月土地政策发生了变化，它只没收富农出租的土地，消除了土地分配中的极端不平等，并激发了中农和贫农对群众工作的热情。他们的积极性在于结束地主和富农对地方权力的垄断。当时强调的不是重新分配土地，而是更公平地分配粮食。[259]

毛泽东的另一种战略并不是一种未经深思熟虑的“既打败日本又打败蒋”的政策，像张国焘所描绘的那样。[260]他的要点是如何使蒋继续抗战，以及假如蒋介石与日本媾和，中共将如何独立战斗下去并赢得这场革命。由于军事力量处于劣势，只有动员群众建立并保卫和扩大根据地，才能确保胜利，从而加速全国范围革命形势的到来。抗日战争的总战略，与以前内战的总战略一样，必须是农村包围城市，以切断城市赖以生存的基础，从而把革命引向城市。与此同时，农村的社会革命仍由共产党的军队加以保护，并由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加以指引，不断地取得进展。1937年初，如1936年夏——当时毛泽东与斯诺正在进行系统的谈话——一样，他的战略可能尚未完全形成。但是基本观点都已经有了。毛泽东的许多同志，特别是王明，不同意他的观点，党内仍在继续辩论。同时，有关民族阵线的事态急剧发展，迫使两个主要政党在1937年4月缔结了正式的联盟，距抗日战争爆发还不到三个月。

* * *

[1]本章是同一作者的《1927年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剑桥中国史》第12卷（即本书上卷）第10章的续篇。又见同书第8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史华慈）和第11章《1926年初以前俄国所起的作用》（韦慕庭）。关于概述，见詹姆斯·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其他重要著作是雅克·吉耶尔马：《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年》。

[2]《红旗飘飘》第6集，第15页。

[3]党内分歧以前从未达到这个方面。见《告全党党员书》，《红色文献》，第96页。关于瞿秋白的背景和文学爱好，见史景迁：《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年》，第145—148页和各处；夏济安：《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3—54页；和本书第9章。

[4]刊载在1925年2月3日《真理报》上并收入博伊德·康普顿：《毛泽东的中国：整风文献，1942—1944年》，第269—271页。

[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0页和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24页。

[6]散见各处的中共党员数字都是有疑问的。我引用官方统计数字作为粗略导向。例如，《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2页上的党员数字。一般认为，在所有这些报告中，城市党员的数量是夸大的。反之，许多中共党员离开城市去到农村，也可能夸大了农村党员的数量。许多在农村苏维埃工作的人员显然是城市出身的。

[7]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集》（竹内实编）第2卷，第25、28页；《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603—614页。

[8]《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底决议案》，《红色文献》，第169—191页。

[9]王明：《〈两条路线〉跋》，《王明选集》第3卷，第140—141页。

[10]理查德·c.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年》，第34页。

[11]康拉德·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72—173页。

[12]金一平（音）：《中国共产主义政治：苏维埃统治下的江西》，第183—184页。

[13]《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案》，载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43—44页。这种趋势在1929年11月开除陈独秀、彭述之及其他许多人党籍时达到顶点。见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14]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1930—1934年》，第55—56页。

[15]考虑了所有的事情后，可以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李立三的组织成就的赞扬表现出普遍的乐观，但不是真实的记述。常注明日期为1930年7月23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见《红色文献》第354页）是在4月至5月起草而在6月通过的。

[16]王明：《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3卷，第70、100、108、140—141和143—144页；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34页。我举出这些人名是为了纠正一种认为李立三在1929—1930年几乎完全没有支持者的印象。

[17]王明：《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3卷，第68—71页。

[18]《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6页；北平社会调查所：《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前言》，第2页。

[19]《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决议案》（1930年12月16日），载于《党的改造》第1期（1931年1月25日）。见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95页。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1931年1月20日），载于《党的改造》第3期（1931年2月15日）。全文收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218—221页。又见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35页。

[20]王明：《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1934年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第78页。关于中央集权主义，见王明著名的《两条路线》小册子的末尾，载《王明选集》第3卷，第111页。

[21]1939年我有机会在成都基督教青年会网球场听王明的公开讲演，当时王明同吴玉章和林祖涵一起在出席国民参政会的会议后首途回延安。我以前和以后从未听到比王明更有口才的中国人讲演。

[22]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250—259页。

[23]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51页；《社会新闻》第6卷第19—20期（1934年2月27日），第264页；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183—184页。

[24]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503页。

[25]《红旗》第29期（1932年1月25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35和367—368页。

[26]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464页。

[27]《红色文献》，第194页。

[28]《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4页。

[29]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12页。

[30]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65页；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06页。

[31]《斗争》第47期（1930年2月16日）。

[32]《红色中华》1934年6月28日。

[33]《红色中华》1934年5月25日。

[34]《毛泽东集》第2卷，第82页。

[35]1931年9月1日中央给苏区的指示，收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02—304页。

[36]《毛泽东集》第2卷，第82页。

[37]《毛泽东集》第3卷，第168页。

[38]《古田决议》，《毛泽东集》第2卷，第123页。

[39]王观澜向斯诺提供的情况，见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38页；《红色中华》1934年7月26日；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152—154页；斯诺：《西行漫记》，第183、253页。

[40]《红色中华》1934年6月30日；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152—154页；《星火燎原》第2集，第100页；《红旗飘飘》第13集，第65页。

[41]《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3页；钱塘：《革命的女性》，第13—15页；《红旗飘飘》第11集，第166、171、210页。

[42]《红旗飘飘》第1集，第74页；第7集，第79—108页；第9集，第176—178页；第11集，第151、200—208页。《星火燎原》第4集，第266—268页。

[43]苏维埃法典在1933年10月15日颁布。见陈诚档案第16卷；特吕格弗·勒特菲特：《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民政经验》第5章b节；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404—406页。

[44]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413—414页。

[45]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353页。

[46]《星火燎原》第2集，第462页和第6集，第379—380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192页。

[47]《剿匪战史》第4卷，第685页。

[48]《星火燎原》第2集，第100—102页；贺龙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617页。

[49]陈学昭：《漫走解放区》，第94—95页；《星火燎原》第2卷，第510—522页。

[50]根据1991年7月31日《文汇报》，冯增敏为红色分遣队第二任连长。——译者

[51]关于理论上的处理，见黎安友：《中共政治的宗派主义模式》，《中国季刊》第53期（1973年1—3月），第59页；又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49—151页。

[52]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49页；埃兹拉·沃格尔：《从朋友关系到同志关系》，《中国季刊》第21期（1965年1—3月），第46—59页。

[53]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第7—8页。关于陈独秀分裂主义的其他原因，见林进的文章：《社会新闻》第9卷第8期（1934年12月11日），第296—300页；托马斯·c.郭：《陈独秀（1879—1942年）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第8章。

[54]彭述之：《让历史的文件作证》，《明报月刊》第30期，第18—19页。

[55]正是这个原因，中国分裂主义文献应当受到与中国叛徒文献不同的看待。在这方面中共的学者没有分享他们的俄国同事所拥有的方便，后者可利用大批翔实的叛徒文献。

[56]李昂：《红色舞台》，第189、192页。李昂甚至自称是中共一大的参加者：同上书，第75—76页。李昂这部书大概是这类著作中最不可信的之一。

[57]龚楚：《我与红军》，第2—10、445页。

[58]《星火燎原》第4集，第117—118页；《红旗飘飘》第3集，第229—233页。

[59]《明报月刊》第57期，第95页；第61期，第83—84页。见载在《明报月刊》第62期上的《张国焘敬告国人书》（1938年5月20日）；一种较早的版本发表在张国焘、柳宁等：《一个工人的供状及其他》，第4页。

[60]《明报月刊》第56期，第86、93页；第59期，第85—86页；第60期，第85页；第61期，第93—94页；第62期，第85—88页。又见张国焘为龚楚《我与红军》所作的序（第3、4页）。

[61]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05页。

[62]简·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献选编》第2卷，第390页。关于南昌起义的叙述，我主要依据韦慕庭：《战败的废墟》，《中国季刊》第18期（1964年4—6月），第3—54页。

[63]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29页；参看雅克·吉耶尔马：《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年》第12章。

[64]粟裕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9页；金帆：《在红军长征的道路上》，第10—11页；《南昌大事记》，《近代史资料》第4期（1957年），第130页。这些青年大多是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

[65]经查核，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中并无第25军的番号，朱德所指挥的是第9军；在叶挺所指挥的参加起义的第11军中有第25师，但该师由周士第指挥。——译者

[66]杨成武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01页。

[67]《华字日报》1927年9月28日和9月30日。

[68]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年》，第5、15—16页。

[69]《红色文献》，第93—135页。

[70]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18页；向忠发曾在武汉发动一次中途夭折的罢工以支援起义，见《华字日报》1927年8月5日。

[71]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22页；关于这个地域的暴动计划，参看罗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32期（1967年10—12月），第37—87页。

[72]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22页；《中央通信》第6期（1927年9月20日），收入《毛泽东集》第2卷，第13页。

[73]甚至像湖北黄安这样的县城也受猛烈攻击，以致共产党人不能长期占据。见徐向前和郑维山文，载《星火燎原》第2集，第363—377页和第1集下册，第743—755页。又见罗荣桓文，载《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39—140页和黄永胜文，载《红旗飘飘》第13集，第7页。

[74]徐向前文，同上；陈伯禄文，载《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795—799页。

[75]贺龙文，载《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603—614页；萧作梁：《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城市与乡村的对抗》，第110页。《中央通信》第5期（1927年8月30日），收入《毛泽东集》第2卷，第13页。

[76]《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6页。

[77]《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64页；关于激进知识分子的作用，见j.m.波拉切克：《江西苏区的道德经济（1928—1934年）》，《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第4期（1983年8月），第805—829页。

[78]瞿秋白：《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在十一月会议上的报告，收入胡华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200—222页。

[79]叶剑英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96—197页。

[80]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47—148页。

[81]关于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环境适应学”，见罗伊·霍夫海因茨以此为题的论文，该文载鲍大可编：《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治》。在霍夫海因茨的这篇论文和较早的论文《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20期）中，他忽略了井冈山农民协会的存在。毛泽东在1928 年11月25日的报告（《毛泽东集》第2卷第61页）中，提到在他到井冈山前一年多时间里党在当地群众中的基础工作。关于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见陈志让以《意识形态与历史》为题报道的1980年7月7日和8日与井冈山博物馆馆员的详细讨论（静电复印供交流用）。

[82]黄永胜记录的讲话，《红旗飘飘》第13集，第8页。见毛泽东1928年11月25日的报告，《毛泽东集》第2卷，第28、47—48页。

[83]张国焘文，载《明报月刊》第46期，第99页。

[84]《教务杂志》第13期（1931年6月），第468页。

[85]例如，见《密勒氏评论报》1933年7月22日、1933年11月18日和1934年1月13日。

[86]亚朋德等：《中国能生存下去吗？》，第238—239页。

[87]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集》第2卷，第128—129页。

[88]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230页。规模、人口和红军实力的估计出入很大。确实，如霍夫海因茨已经指出的那样（见本书此处注释），甚至“共产党占据”的概念也需要严格界定。虽然邝继勋失去四川苏区，但据上海《时报》时常报道，他在川鄂湘边区继续进行游击活动。

[89]关于苏区政府的结构和职能，见勒特菲特：《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民政经验》和金一平（音）：《中国共产主义政治》。

[90]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第2卷，第51—52页。

[91]博古（秦邦宪）向斯诺谈到这一经历，见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19页。

[92]关于共产国际指示，见《红色文献》第324—327页和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年》，第87—91页。与桑顿的印象相反，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和其他指示措辞含糊不清。这个指示说，在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战争变得激烈时，可把富农问题放在第二位。大概就是在这种限制下李立三在1930年夏改变了他的土地政策。关于这些法律的全文，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357—361页。但如认为李立三的1930年5月土地法体现了向反对富农的激进政策的急剧转变则是错误的。因为这部土地法不坚持消灭富农，是符合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

[93]《毛泽东集》第2卷，第67—69页和第47、56页。

[94]同上书，第73—75、179—184页。

[95]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191—192、245—248页；《星火燎原》第2集，第99—100页。

[96]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143页。该书中文版比该书1960年出版的英文版好得多。

[97]《红色文献》，第236页。

[98]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第二号（1930年6月），收入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文献研究》，第153—155页。

[99]1932年1月10日中央来信，收入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508页。

[100]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第49页。

[101]《毛泽东集》第2卷，第166—167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508页。

[102]《毛泽东集》第2卷，第259—262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192—193、495页。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第53页。然而，在王明的《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3卷，第61页）中，土地交易是准许的。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的土地政策，地主和富农是不许购买土地的。不久以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第2号通告，规定富农有买卖土地的权利，但不得以垄断方式买卖土地。问题是：在苏区什么人确实在买卖土地？什么人有钱购买土地？见《毛泽东集》第2卷，第262页。

[103]《明报月刊》第40期，第98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262页。

[104]关于湘鄂西苏区和湘赣苏区的经验，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245、249—251页；《星火燎原》第2卷，第99页。

[105]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409—412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203—205页；勒特菲特：《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第154—184页。

[106]例如，所有关于查田的指示当时由张闻天发布。

[10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指示（1933年3月4日），《毛泽东集》第3卷，第195—196页。

[108]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指示（1933年4月14日），《毛泽东集》第3卷，第207—208页。

[109]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指示（1933年6月1日），《毛泽东集》第3卷，第223页以下。

[110]《毛泽东集》第3卷，第254页。

[111]《毛泽东集》第3卷，第223、257页；《斗争》1934年5月24日；王观澜文，载《星火燎原》第2集，第211页。

[112]《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2页。

[113]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211—212页。

[11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划江西省雩都县西北部与兴国县一部为胜利县，治银坑圩。——译者

[115]《斗争》1934年5月26日；张闻天指示，《红色中华》1934年3月15日。

[116]经查核资料，该数字有误，应为317539担。三担合地一亩。——译者

[117]《红色中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特刊，1934年1月26日。

[118]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360、368页。

[119]张闻天文，《红色中华》1934年6月25日；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第285页。

[120]《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页。

[121]3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第2卷，第37页；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39—140页；《红旗飘飘》第1集，第57—59页。

[122]《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465—470页。

[123]方强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431—436页；《红旗飘飘》第10集，第186页；斯诺：《西行漫记》，第273页；斯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270页。

[124]《红旗飘飘》第1集，第57—59页。

[125]陈锡联文，《红旗飘飘》第3集，第90页。

[126]《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史事论丛》，第63—64页。

[127]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39—140页。

[128]《古田决议》，《毛泽东集》第2卷，第123—124页。

[129]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40页。

[130]《毛泽东集》第2卷，第124、253—254页。

[131]《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7页。

[132]同上书，第68—69页。

[133]《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309—310和第2集，第145—148页；斯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237页。

[134]汤良礼：《中国征剿共匪》，第99—100页；董显光：《蒋总统传》第1卷，第203页。

[135]《红色文献》，第152—153、166页。

[13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1929年10 月26日（《红色文献》，第334、340页）或1929年12月末。

[137]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引证史》，第180页。

[138]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7月23日或1930年6月），《红色文献》，第346—355页。

[139]李立三：《反托》，第9页；又见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2页。

[140]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42—51页；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22页以下。

[141]《红色文献》，第335、358页。这封信的日期笼统地写成1930年6月（见a.m.格里戈里耶夫文，l.p.杰柳辛编：《共产国际与东方》，第334—335页）。日期的差异无助于断定这封信是在1930年6月11日有重大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前还是以后对中共战略计划的反应。

[142]例如，见库西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上的报告和l.毛焦尔文[《国际时事通信》第5期，第40页（1929年8月20日）和《国际时事通信》第10期，第18页（1930年4月10日）]。

[143]江苏省委关于中央工作的意见，《中共的政治工作》第1集，第166—167页。

[144]《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78页。

[145]《红旗》1930年3月29日；《中央通信》第15期（1928年11月8日）。

[146]《中央通信》第70期（1930年2月26日）。

[147]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5页。

[148]《红旗》1930年8月16日。

[149]史华慈：《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第143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150]《毛泽东集》第1卷，第175页。

[151]《毛泽东集》第2卷，第133页。

[152]同上书，第59、128页。

[153]同上书，第135、139页。

[154]《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4和61页。

[15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9页，注四；斯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278—279页；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56—159页。第二次进攻长沙不是由共产国际下令的。见哈里森论李立三文，《中国季刊》第14期，第187页和《王明选集》第3卷，第75页。

[156]《王明选集》第3卷，第56页。

[157]同上书，第246—269页。

[158]同上书，第50、74页。

[159]《实话》第3期（1932年4月20日）。

[160]刘伯承文，《革命与战争》第1期（1932年8月1日）。

[161]周恩来文，《红星》第4期（1933年8月27日）；《王明选集》第3卷，第74页。

[162]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45—348页。学者一般认为毛泽东与有周恩来支持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进行了一场权力斗争，而金一平（音）（《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却提出“分工”理论，说毛泽东专门负责政府，秦邦宪专门负责党的工作，周恩来专门负责军队工作，形成集体领导。金一平的基本假设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没有实际权力基础，只有理论言论，不敢向军队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挑战。几乎没有文献证据支持这种说法，金一平的论点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见勒维菲特著《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第86—97页中的关于中共人员及其职分的分析。

[163]《剿匪战史》承认这点不妥当，该书第1卷第93—94页；唐生智和孙科也批评蒋介石的意图，见孙科等：《讨蒋言论集》，第41、133页；又见汤良礼：《中国征剿共匪》，第42页。

[164]《剿匪战史》第1卷，第107—114页。

[165]同上书，第28—44页。

[166]《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2页。

[167]《剿匪战史》第1卷，第54—67页。

[168]贺龙认为这个损失是夏曦的“山头主义”造成的；见缪楚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第90页。

[169]《剿匪战史》第2卷，第170和239页；蔡廷锴在《蔡廷锴自传》第1卷第375页上说，人民一转向共产主义，就团结而高兴。

[170]关于第四方面军的群众工作，见《剿匪战史》第3卷，第467页和第4卷，第683—685页。

[171]关于第四方面军创建新苏区，见《剿匪战史》第4卷，第519页和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207—211页。

[172]这里采用的情况大多来自《剿匪战史》第2卷和第3卷各处；以及汤良礼：《中国征剿共匪》，各处。

[173]刘培善文，《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地区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资料》第1卷，第188页。

[174]《红星》第29期（1934年2月18日）。

[175]国民党政府出版的官方战史（《剿匪战史》）谈到“逐渐收紧碉堡圈”（第2卷第266页），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也支持这种说法。按照第五次围剿的总战略计划，国民党军把由碉堡守护的道路修进苏区。关于李德的战术，见胡继喜（音）文，《中国季刊》第43期，第34页。斯诺关于这种战术是林彪的贡献的说法近由《红旗》1975年第1期的一篇文章证实。又见李德（奥托·布鲁恩）：《中国纪事，1932—1939年》，第68页。我本人1980年在北京军事博物馆看到一本林彪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

[176]《红星》第55期（1934年7月25日）。

[177]《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0页。

[178]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258—259页；缪楚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第92—93页；盛里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史话》，第16—18页。

[179]萧克谈话，载于韦尔斯：《红色尘土》，第139页；王震谈话，同上书，第101页；缪楚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第93页。

[180]李天佑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19页；刘伯承文，同上书，第4页；缪楚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概述》，《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第88页。长征的经过在迪克·威尔逊著《长征，1935年：中国共产主义幸存的史诗》中有详细的叙述。

[181]贺国光谈话，载于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624页。贺国光当时为蒋介石的行营主任。

[182]张国平：《白崇禧将军传》，第62—64页；《春秋》第49期，第14页。

[183]金帆：《在红军长征的道路上》，第45页。

[184]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5页。

[185]《明报月刊》第48期，第85页。

[186]《剿匪战史》第5卷，第883页；薛岳：《剿匪纪实》第3册，第13—14页。

[187]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5页；薛岳：《剿匪纪实》第3册，第7—9页。

[188]《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48、50页；萧华文，《红旗飘飘》第13集，第87页；安德烈·马尔罗：《反回忆录》，第533页。

[189]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4页。

[190]同上书，第6页；《红旗飘飘》第14集，第102—103页。

[191]《明报月刊》第49期，第78页；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9页。

[192]nan—t’ung，未详何地。——译者

[193]徐向前谈话，载于韦尔斯：《红色尘土》，第161页。

[194]陈志让：《遵义会议决议》，《中国季刊》第40期。在福建，蔡廷锴指挥的因1932年1月上海抗战而驰名的十九路军，于1933年10月26日与共产党签订协定（见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49页）后，于1933年11月在福州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全称为“中华共和国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译者）这次行动严重削弱了蒋介石在东北角的包围。由于许多政治问题错综复杂，这个形势并未导致任何形式的十九路军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而福州政府不久即被蒋介石击破。

[195]迪特尔·海因齐格文，《中国季刊》第46期，第287页。毛泽东的“三人军事小组第一把手”的新地位，现在被中国各大博物馆馆长和中国人民大学胡华教授这样的权威视为毛泽东在党的军事等级制度中的真正地位。见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第1卷，第363页。

[196]《明报月刊》第51期，第79、82页。

[197]柳宁：《一个工人的供状》，第12页。

[198]《明报月刊》第49期，第80页。

[199]《明报月刊》第50期，第88页。

[200]《明报月刊》第51期，第81—82页。

[201]同上月刊，第79、82页。

[202]《明报月刊》第52期，第83页。

[203]即右路军。下文西路军即左路军。——译者

[204]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10页。

[205]《明报月刊》第52期，第96页。

[206]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10页。

[207]《明报月刊》第54期，第88页。

[208]《明报月刊》第48期，第85页。

[209]《星火燎原》第4集，第264页。

[210]《剿匪战史》第6卷，第997页。

[211]《明报月刊》第53期，第91页和第54期，第88页。关于这个方案，根据未经证实的情况，林毓英提议把毛泽东的中央改为西北局，张国焘的中央改为西南局，由林毓英本人充当两局之间的调解者，以达到重新统一。见《明报月刊》第53期，第89页。

[212]《明报月刊》第50期，第86页。

[213]《明报月刊》第54期，第88页。

[214]关于红军在长征中的给养问题，只有片断的资料。学者似乎有把握认为向地主和富农征粮是通常的来源（《星火燎原》第4集，第179—180页），这是一种与秋收暴动后游击队征粮相似的形式。

刘伯承与彝族酋长结为盟兄弟的著名故事（韦尔斯：《红色尘土》，第71页）不是典型的。红军在广西龙坪镇苗区逗留10天左右，军营附近每晚起火（《红旗飘飘》第11集，第32页）。在草地，贺龙和罗炳辉沿途进行后卫作战，受到藏人的骚扰（韦尔斯：《红尘》第130页）。有部落时，红军千方百计从它那里获取粮食（《星火燎原》第4集，第128—130页）。自然，红军宣传国民党施行恶政，帮助穷人和交不起租税而被关进监狱的人来讨好彝族和其他部族（《星火燎原》第4集，第118—121页）。

[21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78页。

[216]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杰伊·莱达：《电影：中国电影和电影观众记事》；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137页；夏济安：《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

[217]《红色文献》，第386—392页；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17页；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26页。

[218]《王明选集》第3卷，第51—52页。

[219]《明报月刊》第58期，第87页。

[220]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正式成立于1928年，1932年扩大为党务调查处，该处同时对外用特工总部名义。同年，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成立。1935年，党务调查处与复兴社特务处合并组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原党务调查处为该局一处，原复兴社特务处为该局二处。1938年，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进行改组，该局一处改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通称“中统”），该局二处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通称“军统”）。——译者

[221]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228—261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

溃》，第408—414页。

[222]柳宁：《一个工人的供状》，第66页。

[223]董显光：《蒋总统传》第1卷，第208—209页；易劳逸：《国民党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蓝衣社》，《中国季刊》第49期（1972年1—3月），第1—31页。

[224]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228—238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408—414页。这里的资料未经证实，只应极小心地采取。我已谨慎地不采用龚楚和李昂文章中提供的情况，因为我认为应尽量避开这两个作者。

[225]刘少奇：《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共产党人》第1期。胡佛研究所有这篇论文的手抄本。

[226]李昌：《回忆民先队》，《一二·九回忆录》，第16页。

[227]同上书，第187—189页。

[228]《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第6页；《红旗飘飘》第3集，第168—180页。

[229]韦尔斯：《红色尘土》，第75页；美国陆军部军事情报处：《中国共产党运动》，第2355页。

[230]《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10—11页；《中华年鉴，1936年》，第425—426页。

[231]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226页。

[232]《红星》1934年7月20日，第1页。

[233]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263—269页。在毛儿盖会议上，甚至无人提到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无人知道《八一宣言》的发表。张国焘文，《明报月刊》第50期，第85页。

[234]关于第二次统一战线各个方面的讨论，见l.p.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

[235]《王明选集》第1卷，第9—10、11—13、25、53页；范斯莱克：《敌与友》，第53—54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23页以下。

[236]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187页。

[237]《毛泽东集》第5卷，第10、13—14页。

[238]《瓦窑堡会议决议》，《毛泽东集》第5卷各处。

[239]谢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第103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35—37页。

[240]斯诺：《西行漫记》，第370—378页。

[241]范斯莱克：《敌与友》，第60页。

[242]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302页。

[243]同上书，第194页；《红色中华》1936年5月26日。

[244]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七十概述》，第72—73页。

[245]董显光：《蒋总统传》第2卷，第225页。

[246]董显光：《蒋总统传》第2卷，第245页。

[247]查尔斯·麦克莱恩：《苏联政策与中国共产党，1931—1946年》，第79—91页；蒋廷黻教授应蒋介石之请于1934年末访问莫斯科；见查尔斯·利利：《蒋廷黻：在两个世界之间，1895—1935年》。

[248]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1页以下。

[249]重光葵：《日本及其命运》，第222—223页。

[250]1936年12月14日《大公报》社论，收入张炽章：《季鸾文存》（1962年台北版），第222—223页。

[251]贝特兰：《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真相》（又名《中国的第一幕》），第170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46页。

[252]《王明选集》第1卷，第168—169页。

[253]《明报月刊》第61期，第91页。

[254]《王明选集》第1卷，第97—98页。

[255]同上书，第81页。

[256]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191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指示（1935年12月15日）》，《毛泽东集》第5卷，第13页。

[257]《毛泽东集》第5卷，第63—65页。

[258]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8—9、12页。

[259]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12—15页。

[260]《明报月刊》第60期，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