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近代改革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蒸汽轮船航行的问世，两国都发现闭关自守的状态已经维持不下去，西方炮舰在其中某一国港口出现，对另一国也产生影响。文化的联系和共同的文字意味着其中一个国家的反应会迅速传给另一个国家，并且对挑战和应战的审察会引起反省和仿效。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危机比日本与西方关系的危机足足早15年；日本在1860年才完全与国际秩序发生关系，而同年，清朝的圆明园却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此后，日本领导人决心保持民族团结以对抗外国人的意志，因19世纪60年代使中国濒于毁灭的四分五裂状态而更加坚决。不久，日本向现代化进军，这给中国带来鼓励，也带来了警告。在刚进入20世纪之际，日本一跃而在国际间与列强平起平坐，这件事使它的各项制度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青年一代学习的中心。
这些年来，两国之间一国在另一国眼中的形象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给分析研究提供了一个课题，而这个课题到现在才正在产生成果。对日本人来说，中国人从有头脑的、内省的和充斥于德川时代艺术家绘画中的圣贤，一变而为1895年印刷商们所描述的在近代日本军队面前仓皇逃跑的乌合之众。这样他们就成了拙而忸怩的学生，在20世纪初的东京街头上，往往因其发辫和衣着而受到顽童们的嘲骂。在中国人眼中，人们记忆中一度曾打破明末安宁的东洋矮子作为近代化的邻邦又卷土重来，并且答应把中国人带入光明的未来新世界，但事实上却证明在这个未来世界中有一个新的亚洲帝国主义。在19世纪中期，一份日本宣言告诫国民说，要像尊重中国人那样尊重西方人；但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日本的领导人警告其国民不要无批判地接受西方人对中国虚弱的嘲笑。中国领导人在一开始交口称誉日本的成就，然后变成了恐惧，并且警告国民应把日本人看得比西方人更危险。可是后来，当现代化的迫切性日益明显时，日本的现代化的制度依然成了学习的目标，而且日本本身也成了孕育中国革命的地方。由于中日两国在各自的近代史中对对方具有那么重要的影响，所以对有关的两方面进行观察是有好处的。
中国的开放对日本的警告
中国对日本现代化的贡献尽管不是有意识的，但仍适合作为本文讨论的开端。贡献是几方面的。从中国传来的危机新闻以及在中国的直接观察和经历都是重要的。日本人对西方的感受本身又引起他们与中国人的竞争意识。从西方著作的中译文中得到的教益虽然是重要的，但不是主要的。
学者们都同意19世纪中期日本因接近西方世界而产生的恐惧感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从中国传来的消息显然对那种意识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早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船只莫里森号出现于日本水域一事引起了种种明显失实的传闻，说什么这位在广州地区有着普遍影响的英国人，现在正准备对付德川政府。1838年，大领主德川齐昭预言，日本将是西方攻击的第一个目标中；国太大，琉球群岛和朝鲜又太小，都吸引不了炮舰的注意。在中国战败的消息传来从而证明他的预言错了以后，影响是巨大的。幕府的大臣水野忠邦写信给他的一个僚属说：“这是一件外国的事，但我认为这件事应该给我们提供一个有益的警告。”[1]不久，荷兰和中国的商人把中国的出版物带到了长崎。
魏源的著作在日本广为流传，那里的一切知识分子都能得到这些作品。他的《海国图志》有许多日本的版本。魏源的关于在物质和技术方面宜于向西方学习的论点，以及他关于学习步骤可以与对道德和政治的正统学说的关心结合起来的主张，是投合许多日本读者的心意的。佐久间象山在向其君主条陈有关海防的问题以后读了魏源的著作，对他与魏源两人的思想如此相似而感到惊奇。他写道：“正当英夷侵犯清国之时，我奏陈了一项计划。后来我看到中国作家魏源写的《圣武记》……魏源与我出生两地，素昧平生。但我们都在同一年撰文哀叹世局，而且我们既未谋面而见解一致，这岂非无独有偶？我们真可以称为异地的同志了。”[2]
当来自中国的新闻在量和质的方面在19世纪中期的日本日益增长提高时，这些新闻就成了使蔓延于该国的危机感加剧的重要因素。从魏源得到的材料使吉田松阴有可能把鸦片战争后解散乡勇之事与广东省的混乱局势联系起来。这种新闻对权贵们的影响很深。但它的全部重要意义则因关于中国叛乱的报道的混乱而没有立刻显示出来。报道来自不同的来源，有的从朝鲜通过对马大领主转述而来，有的通过商船从中国传来，有的通过荷兰人的消息从长崎传来，有的来自一个在中国沿海活动了几年的日本人，有的则来自与倍理一起乘船来日本的一名广东人带来的出版物。日本人关于太平军叛乱的报道最初谈的是恢复明室和英国支持复明战士的情节。逐渐地，比较准确的中国官方报道使读者们了解到基督教、叛乱与所造成的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的关系。在19世纪60年代，上海的日本人有直接报道，但一些虚构的传说（如说复明战士与清军进行大战）绘声绘色，因而混乱不堪。许多这样的报告取材于有关国姓爷（郑成功）的老传说，以美化报道中的英雄，但是愈来愈多的报道，却把中国的灾难与外国的干涉和征服联系了起来。[3]
日本人观察中国灾难后最重要的结果是决心不重蹈中国人的覆辙。19世纪60年代前往上海的日本人开始搜集有关中国人灾难性经历的第一手观察材料。派往上海的第一艘轮船为千岁号，它于1862年出发；由于所有乘客——包括幕府、长州、佐贺、尾张和大村的武士以及商人——都负有他们政治当局委托的使命，所以他们的旅行记载经过其他经上海前往欧洲的人员的记载补充后，就提供了关于中国沿海事态直接影响日本的重要的文献资料。[4]
对大批日本人来说，停泊在上海港口的帆樯如林的外国船只令人信服地证明，要再继续搞闭关锁国的老一套是不可能的。[5]西方人在布置上海防务时所表现的优越感和傲慢气焰以及中国人在对待西方人士时明显地流露出的恐惧心理，同样给许多人以深刻的印象。因此，许多日本人愈来愈相信，必须获取西洋武器以准备抗拒西方。中国的沿海，特别是上海，还成了给幕府及其敌人提供武器与装备的贸易中心。中国沿海口岸的洋行（如怡和洋行）设在日本的分行（特别在长崎）为萨摩族、长州族和土佐族购买轮船和轻型武器。许多重要的中兴领袖——其中有高杉晋作、五代友厚和后藤象次郎——都直接在上海取得军用物资。
就是这些洋行，沿着同一条航线，把其中的一些人送往欧洲。伊藤、井上、森、五代和寺岛等人通过他们在上海短暂逗留时看到的五光十色的景象，第一次对西方有了感受。他们写回本国的信件报告说，他们高兴地看到欧洲人开始把日本坚决的改革和中国时局的日益不稳定加以区别对待了。欧洲人对日本人的效率和中国人的不争气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因而使他们受到鼓舞。从很早时期，人们开始在这些反应中看到一些苗头，即日本人希望与西方而不是与东方站在一起，希望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国家与伴随着“东方”一词而产生的无能和无效率的联想脱离关系。几十年后，在1885年福泽谕吉的一篇论文中对这些希望作了经典式的阐述。他在撰写的一篇论述朝鲜改革失败和法国打败中国的后果的社论中，号召他的同胞们“同亚洲分道扬镳”。此后不久，外务相井上馨在一份备忘录中强调了这个论点，即主张日本除了建立“亚洲边上的西方式帝国”外，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所有这些论点都基于一个事实，即认为必须避免重复19世纪中国的灾难性的经历。[6]
中国较早与西方接触而使日本获得的一个最后的、也是很少被人提到的好处也使人很感兴趣，因为它提供了把以后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的事物。西方书籍的早期中文译本含有重要的汉字词组，它们逐渐进入了日本人的“现代”思想中。到19世纪末，这些汉字词组已在日本广泛流传；后来日本词传入中国时，许多中国人认为要为这些词汇（像为另外一些术语那样）感谢日本。这种传入在出版国际法的译文方面尤其重要，因为需要译好像“right”（权利）和“sovereignty”（主权）这样一些相近的字眼。但这些术语与以后大量涌进中国语言中的日本词相比，数量仍是比较少的。在早期自强运动的任何时期，都没有一个日本留学生为学习现代化而留学中国。
中国人心目中的明治时期的日本
在19世纪后半期，在有影响的中国领袖人物的心目中，日本逐渐变成了一个令人不得不佩服的形象。在冯桂芬的一些著作中，可以看到中国人早期对日本制度变革和对技术作出的努力所流露出的赞扬甚至钦佩之情。李鸿章认为德川后期军事改革的各项措施很好。这些改革虽然是在一个全民发动的运动之外进行的，但它们似乎把传统和技术结合了起来，并且很自然地有助于形成反西方共同战线的思想。他们的这些态度在明治中兴初期的几年还继续存在。根据一位权威的研究，李鸿章在1870年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以后，“给他深刻印象的是，日本在与西方打交道时取得的相对的成就……以及据说日本已筹集巨款兴建兵工厂和轮船之事。李鸿章感到中国应与日本友好，也许甚至应派官员驻在该国，以便阻止日本站在西方国家一边”[7]。后来日本人利用台湾土著对琉球渔民施加暴行之事，作为在1874年向清朝提出对琉球群岛的领土要求和对台湾采取行动的借口，李鸿章及其同僚开始看出日本可能是危险的策源地。明治的变革现在开始表现得过于想彻底地赶超西方了。
1875年的纠纷解决后森有礼来北京，李鸿章与他进行了一次引人入胜的谈话，李对日本想与东亚文化传统决裂的意愿表示意外和震惊。在日本外务省官方的英文谈话记录中，李鸿章谈话的内容如下：“我对贵国近年来作出的几乎一切成绩都深为佩服，但有一件事我还不很理解，这就是你们把古老的民族服装改成欧洲式样……服装是激起对祖先的神圣回忆的事物之一，后代理应以崇敬的心情永远保持下去。”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森要他相信：“如果我们的祖先还活着的话，他们无疑会做我们全部做过的事……大约一千年前，他们改穿中国服，因为他们当时发现中国服比原来的穿着要好。”李鸿章反驳说：“你如果出于理智，就应该穿中国服……它很方便……而且完全可以用贵国产的材料制作。”但森指出：“你们四百年前的祖先谁也不愿意改成本朝开始后改变的服饰（即留辫子）。但毕竟发生了变化，不过你们的这种变化是强加给你们的，尽管你们不喜欢它。”[8]但是，李鸿章一方面警告森不要过分西洋化，并且危言耸听地谈到了借外债的危险性，一方面却在1874年12月的一份奏折中把这两点连同其他措施引为观测日本所以“其势日张，其志不小”的基础。到1885年他写道：“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在这10年的末期，当李鸿章的预言已成为事实，并且亲往下关在伊藤博文面前乞和时，他仍极力设法想使中日两国“成为兄弟而不结成仇敌……对我们一方有害之事，对另一方一定也如此……黄种人准备对付白种人，此其时矣”[9]。
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1894—1895年的对日战争，在中国对待明治维新的态度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在中国，如同在其他国家那样，这场战争也被看成是对两国采取现代化措施结果的考验；而且日本武力的胜利，以及日本的举国一致与中国各地的自行其是的对比，使人们几乎毫无疑问地认清哪一方的组织形式更有成效。被日本打败所引起的震惊，比迄今视以为常的西方列强的侵略所引起的震惊要更为强烈。因此，中国尝到失败的苦果不能全怨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满洲王朝和李鸿章也要分担责任。日本的战胜又被西方提出的新要求所盖过；欧洲列强在1895年进行干涉，并表面上充当中国领土完整的保护人以反对日本提出的要求，但在1897年以后立刻顺手牵羊地掠夺了它们原来加以保护的东西。这种行径在中国引起的愤怒直接导致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见第五章）。
明治时期的日本在清末儒家维新派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在基本上是传统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引进代议制政府的成就，以及它发扬的为国效劳而不是满足个人或某个地区利益的精神，看来可以成为任何追求现代化的国家的榜样。维新派中的重要人物在向中国的读者和领袖人物介绍明治维新各项成就的事实和适用性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样说是有意义的，也是恰当的。例如黄遵宪（1848—1905年）在1877年作为公使馆参赞随同第一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来到了东京。黄遵宪与日本文人进行了许多接触，并且写了一部日本史。这部在他任旧金山总领事后一段时期才完成的著作在1887年脱稿，但它到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才流传，到1897年才出版，书名《日本国志》。就是这个黄遵宪，他邀请梁启超到上海主编强学会办的一份杂志，并且在湖南支持谭嗣同和梁启超。他的日本史在1898年引起了光绪帝的注意，当时黄遵宪正在湖南任职。[10]
维新派中间的领袖人物康有为在他的论点中充分利用了日本的例子。在他看来，明治时期的宪法是使日本强大的一大成就和重要因素。1888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的第一份奏章中介绍了日本的范例，并且在以后坚持他的论点。在1898年，他敦促清帝“外采俄彼得日本明治之政术”，“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从1898年夏季起，康有为就不大提到彼得大帝，而更多地介绍明治；对中国来说，现在主要是放松它的统治和扩大参政的范围。他指出，日本与中国近，其政治形式与社会制度也近似中国。以后，康有为在供清帝参考的研究俄国和日本的长篇论著中重复并且发挥了这些论点。不过，他的主张依然是泛谈多于实指。他赞成寻求新的模式，特别赞成日本的立宪改组。他认为，要实现真正的儒家原则，需要中国政制的民主化。[11]但是，虽然康有为向往日本所向往的一切，却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认为明治的民族主义或社会组织就是他追求的目标。在1911年以前，他倾向于给德国的榜样以更高的评价，因为这种榜样似乎把自由与他认为中国所需要的纪律结合在一起了。
可以设想，明治时期的领袖们能找到很多理由来赞助1898年的维新运动。他们自己在这个时候对西方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扩张非常敏感，并且急于想帮助中国进行抵抗。外务相大隈重信提出了他的“大隈主义”，给政府的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根据他的理论，过去长期接受中国文化和精神的日本现在要偿还那笔债，办法是去牵制西方，使中国取得必要时间能在新的领导下进行改组。在百日维新期间，伊藤博文访问了北京，并受到清帝的接见。在皇太后对维新派发动政变后，维新运动的领袖们得到日本人的保护。康有为取得英国的保护到达香港后转乘一艘日本船到日本避难。梁启超逃到天津的日本领事馆，然后乘坐一艘日本炮舰前往日本。
华人社会在日本日益发展，维新派不久便在其中成为领袖群伦的人物。他们往往与有地位的上层日本人进行接触。大隈重信亲自接见过康有为，此后还与他有通信关系。近卫笃麿亲王也是如此。犬养毅和其他议会政治运动的领袖们都以拥有与这些中国贵宾的友谊而自傲。随着不断高涨的学生运动在日本的华人界中开始蓬勃发展，维新派由于他们的学识和道德威望而沽了光。作为华人界人士的宣传员和发言人的梁启超更是处于黄金时期。在创办一所以徐勤为首的供中国青年学习的学校时，他是主要人物；同时他常常用日本各界所熟悉的论点来提倡他的君主立宪制主张，这样便与主张共和的战士在报刊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与此同时，日本的榜样在义和团之乱以后几年清王朝进行的政府改革中显得重要了。1902年清廷回到北京后，慈禧太后接受了张之洞和刘坤一一系列奏议中提出的关于行政改革和教育改革的基本原理（见第七章）。军事改革包括专门为训练一代职业陆军军官而兴办的学校。日本教官的人数逐渐超过了欧洲教官。派往日本军事学校的中国士官生人数也愈来愈多。日本的武装力量也给中国新式军队的行政结构提供了样板。法制的改革指的就是根据德国的，特别是日本的实践制定新的法典，许多后来成名的日本法律学家首先就是作为中国人雇佣的咨议和顾问而开始他们的事业的。
日本的榜样对立宪制的计划尤为重要，特别在日本打败俄国以后更是如此。在1906—1911年期间，派往日本和欧洲学习的代表团，从伊藤博文那里听到的谨慎的意见，与伊藤本人早期从他德国老师那里听到的一样。这些代表团得出的结论是，清朝的宪法应由朝廷颁赐。1908年，慈禧太后颁布了准备宪政的九年计划，此举与其他同时提出的有实质性内容的建议一样，是直接根据1881—1890年的日本经验作出的（见第七章）。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
其他的改革都没有教育变革产生的那种长远意义。中国从古典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变，从传统的标准和注重传统向西方的标准和注重西方转变，在这些方面，日本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某些人对西学的诋毁，曾经使甚至容闳的一小批学生在1872年留学美国之事也有了争议，并且在1881年迫使学生归国和撤销留学生团。但在日本战胜中国以后的十年中，这种态度让位于重视出洋留学，其重视程度使留学不但对一个人在官场的晋升有好处，而且最后成了晋升的关键性的条件。日本似乎为这种训练提供了最诱人、最经济和最不出乱子的来源。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很可能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它产生了民国时期中国的第一代领袖。[12]在规模、深度和影响方面，中国学生留日远远超过了中国学生留学其他国家。因此，经过最近的调查研究可以这样说，“从1898年到1914年这段时期，人们可以看到日本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的重大影响”[13]。
学生的出国始于甲午战争以后。1896年，第一批13名学生来到日本。在东京神田区专门为他们办了一所学校。他们不懂日文，因而他们初期的课程主要是语言课。不到几个星期就有四名学生离学。单调乏味、难以下咽的食物以及现实的或想象的陋习，使他们灰心失望。但是有七名学生完成了学业，并且成了第一批日本问题的专家。他们开始用中文写作有用的日语教科书和留学日本的指南。
欧洲帝国主义在中国下一轮的侵略始于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的行动，这一轮侵略又引起了学习现代制度的紧迫感，同时也使日本成了一条更易被接受的通向西方化的道路。上面已经谈到，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主要的维新派及其信徒们逃往日本避难。虽然清廷试图利用导致1900年义和团灾难的蒙昧主义的潮流，但像张之洞那些具有改革思想的总督以及像康有为、梁启超等在维新运动中受挫的知识分子仍然继续重视去日本留学。
张之洞早已在他的《劝学篇》中指出，日本人已经从西方翻译了所需要的大部分内容，由于他们的语言与中文相近而易被中国学生所掌握，所以应该利用日文书籍。他强烈地支持出国留学。“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但是日本可以提供特有的方便和经验教训。“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学生毋忘其国；[14]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谈到从中取得的经验教训时，他说：“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20年前出洋之学生也。”[15]
于是一批批学生陆续出洋。1899年，在日本的留学生超过一百名。张之洞派出的使者还调查那里的学习设施。在他的指示下编写的一本留学指南，在1898年完成，在1899和1900年重新出版，它从此一直是标准的指南读物。张之洞这时还派出少数军事专家前去学习。热情提倡的人并不限于官员。梁启超总结了日文的几个优点：它发音少，所有发音在中文中都有；文法不复杂，大部分词汇与中文有关；60%—70%的语言都用汉字书写。
日本的领导人也开始看到中国派学生到他们国内留学的重要意义。像上田万年等学者和大鸟圭介等外交家都开始就教育其邻国子弟而出现的机会和责任问题向其同胞们写文章和发表演说。大隈重信就是在这种气氛下制定出由日本向其大陆邻国偿还历史债务的“主义”的。上田等教育家号召：采取行动，专门为中国学生准备教育计划；设立专门的语言学校，以便使他们在到达后两三年内可以为攻读大学水平的课程做好准备。他还意识到民众的爱憎心理以及可能对中国人进行侮辱，坚持拨专款兴建足够的宿舍，以防止可能对学生进行无礼、利用或“诱使腐化堕落”的行动。假期到日本重要地方的旅行也应作出安排，以便使学生们熟悉日本人生活的各个方面。[16]
在此期间，义和团的灾难以及愚昧的排外主义的失败，使张之洞和刘坤一等具有改革思想的总督取得了新的重要地位，并且使他们的教育和制度改革的使命增添了新的紧迫感。对出国留学的重视迅速加强，为去日本受教育提供机会的出版物也激增。这时，去日留学和出仕二者开始挂上了钩。与此有关并且最终发展而为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是1905年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和最后取消。出国留学代替了经典著作的基础训练，成为进政府工作的基本条件。
对东京学生的人数也有直接的影响。到1905年底，中国的留日学生的估计数已增至8000—10000人，1906年是人数最多的一年，估计人数为6000—20000人，估计数的悬殊如此之大，说明在护照、签证、学校或课程注册等统计数字不可靠的情况下，是难以计算人数的。研究这一留学动态的第一流学者实藤利用当时保守的估计数，算出的总数如下：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
留日的中国毕业生
在留学风达到最高峰时，学生中也有举家赴日的，如父亲陪着儿子，年轻的中国姑娘和缠足的妇女也前来学习。其中只有少数人来日准备正式学习，或者能够正式入学，所以在日本学校的毕业生虽然人数仍较可观，却大大低于驻留在日本的人数。[17]
很少教育机构有能力应付这种汹涌而来的人潮。日本当然也不例外。为了应付中国学生的涌进，采取了种种措施来提供指导。设立了许多的专门学校。成城学校一开始是训练日本士官生的军事预科学校，也接纳中国学生并培养了许多人。其他起重要作用的学校有日华学堂（建于1898年）、高等大同（建于1899年）、东亚商业（建于1901年）和弘文学院（建于1902年），而同文书院东京分院（也建于1902年）的作用尤为重要。例如，弘文学院前后共收7 192名中国学生，其中3810人毕业，学生中有黄兴、鲁迅和陈独秀。许多私立学校，特别是早稻田，新开辟了外国学生区，以供应新收学生的伙食。为了培养未来的现代母亲，还开办了女子学校。开学典礼常滔滔不绝地提起孟母和华盛顿之母，因而生色不少；这样的典礼又使张之洞相信在“东洋”留学的好处。[18]
尽管作了这些努力，大部分学生的情况毫无疑问是很不好的。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人到日本留学，像日本学校接纳他们一样准备不足。许多学生上填鸭式的课程，他们看重节约时间和强调集中精力于关键性学时上。多数学生根本不上正规学校。他们在日本的时间因此变得更短了；他们的急躁和不满情绪直接传到了中国的亲友那里。但是像这样规模的造就民国时期中国第一代领袖人物的运动，必须被认为对整个这一代上层人物的经历有着关键性的重要意义。东京和中国之间的通讯非常方便和自由，所以海外生活的影响远远不限于在日本学校学习的人。因此，学生们的经历和所受的影响这两者的质量问题最能吸引人们的兴趣和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关于中国人在日本的经历，可从留学生的回忆录和自传中看到典型的情况。这种经历还作为文献资料被收在中国和日本当局编的调查和报告中，并且反映在许多学生出版物中。[19]旅日往往从一些已去日本或正准备去日本的人的鼓励开始。学生们往往回国鼓励其他人学他们的样。他们一旦到达东京，神田区就成了他们的家。学生们寄宿在神田区，在那里的商店购物，在那里的饭馆就餐。出现了专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印刷所、食品店和当铺。像富山房等新印刷所最初是作为专门提供所需要的日本著作中译文以及刊物和教科书的企业而开设的。理发师不厌其烦地使他们的辫子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现代化样式，结果凑合成一种向后梳得直而高的发型，称为富士发式。[20]随着中国的地方组织把更多的学生输送到日本，各省同乡会纷纷在东京成立，以便在留学生到达时接纳他们并加以指导。虽然留学生来自中国各地，但未来的革命中心广东、湖南、江苏和浙江诸省最具代表性。
这种经历常常充满着矛盾和讽刺。这可以从无政府主义者景梅九的记述中看出，他从1903年起开始在日留学。他在日本小客栈的第一夜充满着令他惊奇的事。“不过日本更有一种特别的情形，就是旅馆都是板屋席地，进门要先脱鞋的。出洋留学，本为维新；然而到了日本，第一先要复古。”[21]留学生可能会收到告诫他们在日本社会应怎样待人接物的指导性传单。交通是靠左行走，不大声呼叫，不无所事事地在街上停留，吐痰入盂，到盥洗室和大厅的拖鞋要分开使用，要尊重妇女，在拥挤的街车中向老幼妇女让座，注意珍贵物品，保持衣着整洁，不问他人年龄，不贪吃不易消化的日本米饭。[22]
这种名义上一切为了留学的实际留学经验，常常是劳而无功的。日本的教师和作家乐于使留学生们相信，他们的国家面临着日本在明治初期的处境。他们的事例中充满了过去出国在外留学的日本人的经历。各专业的代表人物都准备提供保证，使他们相信，这个专业的成果对中兴之治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
民族主义及其反应
看来，大部分留学生已经学到的主要教训似乎是理解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他们在日本的感受必然使他们在同乡观念中增添了一种日益强烈的中国人的意识。在神田，由于中华民族和中国特点这两种觉悟的鼓舞，一个全国性组织开始形成。神田的中国学生会起了使学生团结一致的重要作用。辛亥革命前不久，美国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也设在神田）能够利用它不受日本人约束的地位，使其规模超过了日本人办的早期的学生会馆。但它们都被用作集会场所，都促使同乡观念与民族主义相融合。同乡意识从未丧失过，大部分留学生首先与本省人集会结社。对革命组织的详细研究表明，它们招收成员和做报告都是通过设在东京的各省同乡会进行的。但留学生的聚集地与革命一样，也把同乡渊源与民族觉悟融合在一起了。[23]
日本在许多方面为加强留学生的民族意识做了工作。恩施态度和民族歧视当然起了重要作用。日本人对中国和中国人长期存在的敬仰心情已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表现的自负心面前烟消云散，关于这场战争，日本政府和人民都认为是文明与中世纪精神之间的一场斗争。在西方不平等待遇面前经过了几十年的长期耐心等待之后终于战胜了中国，这件事产生了影响日本社会和思想意识等一切方面的沙文主义。民间的印刷品、传说和诗歌以及狂热的歌曲，都被用来灌输和加强突然爆发的廉价和哗众取宠的爱国主义。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必然首当其冲。他们的国家已被视为一个弱国，一个无准备的和非现代化的国家。幸德秋水指出：“在对华战争时，日本人的爱国主义空前极端地发展起来了。他们藐视中国人，骂中国人软弱无能，还痛恨中国人。而且这些不只是用言辞来表达；从白发老人直到幼童都对这四亿人满怀着血腥的敌意。”[24]留学生就这样深受嘲弄和蔑视。街上的顽童集中嘲弄他们的发辫，并且跟在他们的后面高声叫喊“清国佬”。
这种环境经常提醒中国人，叫他们不要忘记自己的弱点和失败。一部叙述中国留学生的小说描写说，甚至日本的苦力也撂下了人力车转身问乘车的中国留学生是否知道日本刚打败了俄国，还问这个胜利是否使他们产生嫉妒之意。[25]
可以预料，其后果是激怒了留学生，促使他们剪辫子，易西服，自充现代化。景梅九描述他最初几次与同校的日本人用汉字笔谈的情况。他们说：“辫子不好看，剪了好，我们称豚尾。”在羞辱的驱使下，他直奔理发馆，打着手势要剪辫子。[26]
这种蔑视的态度终于与中国一词联系了起来。“支那”一词可以追溯到唐代，当时此词通过从印度传入的佛经而在中国语汇中使用。虽然此词日本人已在德川时代后期和明治时期用得很多，但仍与“清”交替使用，中日甲午战争仍被称为日清战争。此后，日本人越来越多地使用“支那”一词；在学生运动初期，因为它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暗示，而又可以回避提清王朝之名，所以学生曾被此词所吸引。但随着“支那”逐渐与在街头呵斥追逐中国人的孩子们联系起来时，它就使人联想到中国的虚弱。在民国时期发生的一些灾难和二十一条要求以后，中国人的愤怒变得愈加厉害了。但在明治时期，这个过程还刚开始。[27]
日本通过示范，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作出了更积极的贡献。明治时期的最后十年是日本民族因成就而产生的自豪感蓬勃高涨的十年，它明显地表现在与英国的结盟和对俄战争的胜利上。日本的民族主义对一些甚至非常不关心政治的留学生也有深刻的影响。一个年轻的河南人在日记里对他的学业或环境不怎么关心，但对日本人的爱国主义却感到惊奇。乃木将军在旅顺口丧子的故事赢得了他的钦佩；他写道，甚至日本姑娘也如此爱国，以致她们之中很少有与中国留学生结婚的。[28]梁启超描写了上野青年参军时其亲戚朋友热烈欢送他们的场面，他说他看到一面旗上写着“祈战死”三字。他写道，见此情景，不禁为之矍然肃然，不能忘怀。日本人有“大和魂”，对中国来说，最紧迫者莫过于发展“中国魂”。梁启超随即强调，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确立自爱心和爱国心，这样国民就会爱其祖国。要分享强盛只有起而仿效日本人的自爱和爱国心。日本法学家穗积八束的《国民教育：爱国心》刚问世，就立刻被北京大学堂官书局作为教科书翻译出版。许多论述爱国主义方面的日本著作和传记很快都有了中译本。[29]
由于学生运动充当了培养中国民族主义的温床，所以留学生的人数自然而然地随着政治情绪的高昂或挫折，时而增加，时而减少。从数字看，留学生在1906年以后锐减，虽然人数依然很可观。人数减少的另一个原因，是对许多人在东京所受教育的质量越来越不满。有些观察家认为，这种不满情绪似乎是与那些受教育者质量下降的状况相符合的；事实上，日本刊物开始觉察到，优秀的中国学生正被送到其他国家，只有不很合格的才来日本。这些看法也许有些根据；美国首先免除了义和团之乱的赔款，作为1908年中国学生的教育经费，而日本人直到1924年才开始这样做。对准备差的学生不加控制地涌进日本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中国政府的调查报告和它的代表们开始表示惊慌不安，于是清政府的章程开始规定选拔学生和选修课程的标准，同时禁止受短期训练。日本的教育当局会同执行这些章程，以便管理留学生。这样，又转而引起留学生对本国政府和东道国的愤怒。根据学校毕业生的数字，教学质量可能改进了，但学生组织和不满情绪也随之加强。1907年两国达成协议：日本最好的国立高等学校将向中国留学生开放，让他们学习正规课程；因此在以后两年中，有四百六十多名中国留学生在这些学校入学。1911年6月，中国政府安排在北京开办一所预科学校，以便培养到日本高等专门学校求学的学生。到中国的日本教师的人数也有增加，他们有的自办学校，有的也在中国学校任教。[30]
东京和北京的观察家们和官府的忧虑，因留学生变得日益自觉、激动和警觉而与日俱增。对他们的每一次冒犯只会更激发他们的民族主义，并且使他们的东道主和赞助人感到不便，往往还感到惶惧。1902年，章炳麟等人预定组织一次集会来纪念明朝的末代皇帝，但在最后时刻被日本当局取消了。同年，中国公使蔡钧决定拒绝为九名自费留学生在成城学校入学提供必要的保证。一批留学生拒绝在公使接见他们以前离开公使馆，这时公使馆就召来日本警察抓人，这就给留学生以口实来指责中国当局使用日本警察，要他们把本国国民从享受豁免权的中国使馆中赶出去。由于学生们早已听到蔡钧已经上疏北京，说他们中间有人倾向革命，所以他们的愤怒更趋于白热化。被捕和被驱逐出境的吴稚晖在被押送经过东京的煅冶桥时，企图跳河自杀。梁启超也卷进了这场纠纷，他在他的《新民丛报》中谴责公使是“文明之敌”。实藤调查了当时的14种报纸，除了两种保持中立外，其他都支持学生。经过日本官员和私人的广泛调解，达成了放宽学生保证这一规定的妥协。同时，中国公使馆任命一名官员担任学生监督。此后不久公使被替换，这九名留学生即进入成城学校就学。[31]
第二年，中国政府把攻读军事的留学生转到一所为入日本军事学校而新办的预科学校。这是中国政府针对新公使的呼吁所作的相应措施，因为新公使提出，日本陆军着重忠君爱国，服从长官，无不服管教或反对政府之危险。清政府作出规定，将选派100名18—22岁的官费留学生去受军事教育。同时，东京大学教授寺尾亨办了一所学校，使自费留学生也得以受军事教育，尽管北京政府抵制这种学校。[32]
1903年中国留学生成功地组织了一次行动，反对把中国少数民族和福建人的产品放在大阪博览会的人类馆中展出。大阪商人也参加抗议。但到那时为止，这些纠纷都没有导致中日对抗。由于这些年来日本反俄思潮泛滥（寺尾亨教授就是积极推动战争的“七主战论者”之一），所以下一个事件，即发生在1903年4月和5月以拒俄为主要内容的事件，就更不可能发生对抗了。这次运动的引起是由于俄国拒绝按期撤出满洲和俄国对华提出了它开始否认后来又承认的“七条要求”（奇怪的是它们竟先于1915年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因为俄国人想长期在满洲盘踞。中国的留学生从日本的报刊收集情报，这些报刊对将会长期危害日本在满洲利益的可能入侵非常警惕。没有明显看到日本支持和煽动学生举行示威的迹象，而且事实上日本政府还因害怕造成外交麻烦而加以阻挠和禁止，但是示威活动无疑与日本的舆论是一致的，并且还受到后者的欢迎。留学生自己在神田学生会中组织起来，组成第一个拒俄义勇队，后来又组成学生军。留学生在慷慨激昂的场面中签名发表他们视死如归的声明，并且派代表回国敦促袁世凯总督宣战。不过袁世凯的属员反而劝他们再去读书。中国政府在英国和日本的支持下，拒绝了俄国人的要求。[33]日本外务省在接见北京的代表后，警告留学生说，他们的活动正在给日本带来外交上的麻烦。正在这个时候，运动夭折，其组织改为毫不掩饰其革命意图的军国民教育会。这一连串事件对利用各省刊物和学生会主要学生组织来调动各省学生的支持是很重要的。留学生中像黄兴和陈天华等非常重要的人物，也乘机进一步进行民族主义的和反满的煽动。[34]
到此时为止，留学生的活动名义上是针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蔑视中国的民族尊严和主权，而不是反清。但它仍表现了日益强烈的反北京政府的倾向。与上海几个不满分子中心的联系是密切的；而东京各省同乡会发行的刊物，使全中国都惶惶不安。邹容撰写并有章炳麟作序的激烈反满小册子《革命军》1903年首先在上海出版，同时有香港和东京的版本。冯自由认为它的发行总数达100万册。[35]最近的研究已把这本著作与其他三本书（即章炳麟对康有为改良主义的抨击，以及陈天华在拒俄运动后不久写的《猛回头》和《警世钟》）列为革命时期最重要的小册子。[36]
1905年发生了留学生与日本教育当局的冲突。那年11月，日本文部省公布了一套《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其中第九条和第十条专门规定学校应保证留学生住在具体分配的寄宿舍中，并对他们进行管理；学校要监督学生的行为，拒绝可疑的人入学，并停止犯规学生的学籍。这一规则体现了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关注，因为张之洞已经因学生的闹事和激进主义而变得十分惊慌，所以他警告说，八千多名留学生的思潮充满了革命的危险；但他又说学生十之九受胁迫，煽动肇事者不足什一。[37]留学生立刻抗议，说此项规则是对他们的歧视，因为规则单单不给他们享受日本人享受的宪法自由，并且指责规则具有政治目的。原来推动留学生来日本的各省同乡会和出版物马上又煽动他们退学以示抗议。大批学生归国，没有归国的几千名留学生则罢了四十天课。为了解决这场纠纷，日本驻北京公使内田康哉和张之洞还进行了几次谈判。
在谈判进行时，日本当局开始担心留学生的骚乱。12月7日，《朝日新闻》认为罢课是由于留学生对规则及其目的的误解引起的。它一开始就指出：“东京各地区学校的八千多名中国留学生的罢课成了一大问题。罢课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它是由于留学生对文部省规则进行了极为狭隘和片面的解释而引起的不满造成的；它还起因于中国国民似乎特有的放纵卑劣的意志。”当时尚未积极参加罢课的陈天华花了大半夜写就一份遗书，号召同胞们永远不要忘记“放纵卑劣”这四个字。“惟留学生而皆放纵卑劣，则中国真亡矣！”次日，他在大森跳海自杀，这就使他的遗言更有分量了。他在遗书中写道，“时时勿忘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结果，几乎有两千名留学生返回了中国。随着罢课的深入发展，日本议会议员和其他领导人介入了讨论，于是学生运动再也没有恢复它早期的劲头。对学生的住宿要求不可避免地放松了，到1906年1月罢课开始缓和下来。
罢课为中日两国学生一起行动这一少有的大规模尝试提供了机会。虽然许多人私人之间结成友谊，但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很少有机会在任何社交或非正式场合了解他们的日本同学。1906年1月，发起了成立中日学生会的活动。成立大会有1500名学生参加，他们听了大隈伯爵、青木子爵和其他知名人士的演说。大隈又把中国与四十年前的日本相比，并且指出中国学生留学日本的必然性。马相伯号召中国留学生爱国勿忘学习，学习勿忘爱国。[38]有些留学生获得了更有意义的个人感受。鲁迅后来在赞扬他的导师藤野教授时说，藤野在借给他笔记和检查他的笔记本时的关心是如此引人注目，以致他担心其他学生会指责藤野偏心。但中国留学生回忆录中更常见的，是对日本人傲慢的愤慨和对本国软弱的体会的记载。北一辉后来指出，弱者和强者很少能成为朋友；很明显，最近才弱起来和最近才强起来的人们，在像中日两国那样关系复杂的情况下，似无成为朋友之可能。
尽管留学生人数稍有减少，并且入学的人逐渐只限于更加合格和认真学习的学生，但学生运动逐渐成为产生动荡、不满和行动的重要源泉。在清代的最后几年中，在东京的中国各省的和全国性的留学生组织一直警惕地注视着对中国主权尊严或真或假的侮辱。和其他列强一样，日本人在这些事情上常常有些过错，甚至为了革命者的利益（这些利益可能更合学生的口味）而去冒犯北京的尊严时也是如此。在连续发生的铁路借款和争夺势力范围的纠纷中，留学生发现不乏可以用来保持他们政治觉悟的事件。[39]
翻译的影响
留学日本所产生的文化方面的重要性是很大的。郭沫若在20世纪50年代总结说：“我们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在学习日本以打破封建因袭的同时，这种学习还有助于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40]学生运动首先被想加快求得西学的愿望所推动。早期的学生刊物和报纸都为译文开辟专栏。早在1896年，梁启超就指出中国的翻译活动进行得太慢，他敦促利用日本译文。中国人马上利用日本的各种简编或书籍以寻求西学以外的知识。最早被翻译的日文著作之一（在1899年）是一本东亚史。到1900年，一批中国留日学生（其中包括两名未来的总理，两名未来的驻日公使）已经成立了一个翻译和出版组织。在几年内，一些有魄力的出版商已经收集了各种学科的成百种日文书籍进行翻译。据郭沫若回忆，他在四川高等学校学习的书籍包括日本科学著作的中译本。对日本现代化秘密的探索自然还会导致翻译许多日本的近代史，在20世纪最初几年翻译的一系列著作中，明治时期领袖人物的传记性作品和政治史的数量多得惊人。翻译作品还包括当时日本的政治学研究，如幸德秋水和浮田和民的论帝国主义的著作。
中国之转向日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发生在中国对外国作品的兴趣从纯科技转向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时候。钱存训教授曾经提出，随着20世纪的来临，“兴趣的变化反映在翻译作品方面，因为对过去几个世纪的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热情转到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新的着重点对以后几年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起着重大影响。自1902—1904年，几乎一半翻译书籍与历史和制度有关。对制度改革的兴趣以及日本的影响是20世纪最初几年翻译作品中的决定性因素。”在1880—1940年期间，约有2204种日文著作被译成中文，其中几乎有一半是社会科学、历史和地理方面的。一篇研究翻译动向的文章指出，在总的影响方面，1850—1889年，从日文翻译的作品只占总翻译作品的15.1%，1912—1940年，占18.2%，但1902—1904年却达到了60.2%。[41]很可能那个10年中的其他几年也占这个比例。
日本的影响还扩大到了对西文著作的选译和词汇使用方面。中文借用日文术语的情况是大量的。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这种情况在19世纪80年代浪漫主义的政治小说像《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的通俗译本（都由梁启超翻译）中十分明显，并且蔓延到席卷中国的整个新知识潮流方面。根据近来作的一次统计，在那几十年中，有四分之三的中国新词汇来源于日文，通过已在日文中通用的汉字词组传入。日本的影响不但涉及书的内容，而且也涉及书的形式。日本的现代印刷大约可以追溯到赫伯恩及其日本伙伴岸田吟香于19世纪60年代在上海采购印刷机的时期。半个世纪以后，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发现了新的印刷技术以及西式装订方法，就把它们用于刊物和翻译著作，转而输入中国。[42]因此，学生运动在清末民初传播文化技术的知识及经验的每一个方面都留下了它的痕迹。
日本和中国的革命派
除了知识和教育方面的影响外，日本和中国的革命运动之间还有个人的和政治的直接接触。对这种接触，西方和日本的学术界所倾注的注意要比中国对它的研究多得多。由于回忆录和原始材料的出版，这种接触的范围也更明晰了。[43]
日本人及其政府有许多理由要保持对中国政局的直接关心。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满洲政府垮台的危险和列强瓜分中国的威胁是日本论述民族安全和国际政治著作屡见不鲜的题旨，而加剧的国际竞争和对抗给明治时期的政治家们提出了结盟和选择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他们还必须抓紧时机去影响中国事态的发展。他们理所当然的优先选择是通过对合法政府提供指导和援助来做到这点。通过派军事使团和订教育计划向中国提供援助，日本无可辩驳地证明在实现现代化的竞赛中已经超过了中国，并且使人们真正看清楚日本人在领导亚洲的复兴。另一方面，日本在赶超西方和与西方联合方面取得了成就，所以许多日本人认为，继续遵循福泽提出的与亚洲分道扬镳的意见是符合他们的真正利益的。日本人的这种关心至少在整个日俄战争时期一直保持着，当时之所以不让中国人卷入，是因为怕西方从白种和黄种的种族角度来看待那场斗争。从此以后，日本完全与帝国主义政策缠在一起，这就使得以亚洲人姿态出现的那种赶超西方的紧迫感和吸引力进一步衰退了。
但是还有一种普遍的意见，即东方与西方（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的最后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在明治时期的最后十年，这种论断是很流行的，当时西方许多论述种族斗争不可避免的著作很快被介绍给日本人。有人甚至同意这种看法，即日本显然需要与中国联合在一起。如果中国政府证明没有能力作出反应，或者对日本优越性的种种臆说毫不妥协，那么日本人就必须考虑支持另一个政权来代替满洲政权。
这种成为明治时期特点的种族之争的悲观观点以及畏惧西方统治的心理，在大部分各种政派人物中都是存在的。尽管政治色彩形形色色，战术策略多种多样，但根深蒂固的血缘感和对亚洲事务的责任感——表现为“同文同种”——却很少被人否认。1895年日本解决了独立和与列强平起平坐的主要问题，从此，它就有可能面对亚洲的问题了。这一步对中国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实际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领导层的结构。在20世纪开始时正在取得元老地位的明治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总的来说对走与西方联合的道路的信念是坚定的，因为这条路对他们来说走得很顺利。其中有些人（特别是山县有朋）非常关心未来的种族冲突，但是执政的重任一般促使他们注重西方的海军和工厂这个方面，并且使他们投身于这方面的事业。山县的观点与以他为首的军事专家们的观点一致。军事领袖们特别意识到中国缺乏遏制西方的力量，并且迅速地自己负担起在朝鲜、辽东和“南满”争夺大陆地盘的责任，从那些地方，他们可以弥补其邻国的弱点。对中国北部边境以及那里的俄军的关心促使他们渴望训练中国的新军。像福岛安正等个别军官个人大胆地侦察了偏僻的中亚内陆，因而成了浪漫主义的和传奇式的人物。[44]
与这些拥有实权的上层人物相反，也有人对与西方的关系表示忧虑，厌倦于本国在国际秩序中明显地处于二等国的地位，他们是民族主义和亚洲主义的旗帜鲜明的鼓吹者。这些日本人既无执政重任，也不指导国务，因而能够指责本国的谨小慎微和外交活动。这些人以消息灵通的民族意识卫士自居，是继其前人负唤醒民族之责的重要人物，他们主张拥护天皇，捍护国家和文化民族主义。这一类集团包括了19世纪80年代党派形成时期的民族主义组织，如1881年头山满的玄洋社和1901年内田良平的黑龙会。作为自封的民族主义和道德论的提倡者，这些民族主义领袖人物很容易接近一些富户豪门以及勇敢和有信仰的青年。政府正在制造天皇和国家的新正统理论，对他们既不能否定，也不能控制。在他们的队伍中涌现出了一批朝鲜、中国和满洲方面的活动家，以及在国内政治中进行恫吓和宣传的代理人。
与这些组织有关但见解不尽相同的有荒尾精等人，他们相信日本的经济前途在于发展对华贸易关系。只有在亚洲，日本才能指望应付西方的挑战，因为它拥有地理近便、情况熟悉等有利条件。进入19世纪90年代后的一段时期，在一个坚决要与西方站在一起的社会中，这类情绪仍只为少数人所有，但这个事实却助长了热情和道德优越感，使这些亚洲主义者能借以号召同胞们完成自己应完成的使命。荒尾在陆军参谋工作中崭露头角后于1886年去汉口。他名义上设立一个商号，分派他的下属到各地区做调查，从中搜集中国全国各地的情报。虽然他的指导思想是要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建立日本霸权，但当它施行于中国时，他坚决认为日本的安全直接仰赖其邻国的安全。因此，日本必须改造和加强清帝国。[45]
民族主义运动和亚洲主义运动与以近卫笃麿（1863—1904年）为代表的最高层人士结合起来了。由于他受到社会的普遍爱戴，由于他的国际经验、早期在德国受的教育以及贵族院的领袖身份，近卫拥有发言和行动的至高地位。他以赞助和加强亚洲研究（特别是中国研究）为己任。他主持、资助和领导了在1898年成立的东亚同文书院。东亚同文书院通过设在中国的教育机构和设在日本的研究机构，对作为它主要任务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它创办于1898年，这也是大隈提出“大隈主义”的那一年。从当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以及从日本公众对中国虚弱的厌弃中，近卫感到了一种危险的倾向，即有人主张放弃中国和参加西方进行帝国主义的争夺。在1898年1月《太阳》中的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他号召密切中日合作和联合。他坚决认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种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对和援助中国加以反对外，别无其他选择。“中国人民的生存决不只是事关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日本人必须研究中国，到中国旅行，与中国人交往，只有到那时，他们才能够采取适当的政策以应付两国面临的危险。[46]就像近卫的活动与1898年政府的活动相一致那样，他的活动在1901年又与民族主义的活动合流了。1901年是黑龙会（它力图使日本在黑龙江站稳脚跟）和近卫的国民对俄同志会成立的时间。
不属于权势圈子但仍处于执政上层集团边缘的势力，是与自由民权运动有联系的明治时期的自由派人士。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认为，他们在日本进行争取政治自由主义的斗争与亚洲其他各国人民的自由主义者的斗争休戚相关。他们大部分人虽然利用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立宪思想，但在抵制西方的冲击这一点上仍是热诚的“亚洲主义者”。早期的自由党作者和社论撰稿人都敏锐地了解朝鲜的状况，并且要像在日本那样也在朝鲜提倡自由主义。大井宪太郎在1885年为了自由的目的对朝鲜发动了一场异想天开的对外扩张的远征，在同一时期，很快被日本警方取缔的东洋社会党的创办人樽井藤吉写了一本小册子《大东合邦论》，号召日本和朝鲜合并成一个称为“大东”的国家。他和其他一些人一样，都认为种族战争正在迅速降临，再也不能采取不彻底的措施了。必须建立亚洲的团结。这些计划既包括狭隘的地区观念和傲慢自大，也含有理想主义和信仰；它们既吸引着最坏的明治时期本国至上论者和沙文主义者，也对最优秀的明治时期普遍拯救论者有号召力。同样，像中江兆明等自由派理论家坚持把中国的维新和日本的维新结合起来，并且早在1881年，植木枝盛已经组织了兴亚会。甚至随着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从而使争取议会自由运动的主流更加靠拢明治政府以后，主流中的激进派，即20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利用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热烈兴趣去维护其先驱者的亚洲意识，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了。[47]
日本的自由主义左派提供了他们私人与中国革命派合作的鲜明例子。宫崎滔天被孙中山称颂为“今之侠客也。识见高远，抱负不凡。具怀仁慕义之心，发拯危扶倾之志。日忧黄种陵夷，悯支那削弱”。宫崎及其几个弟兄从早期自由主义运动中脱颖而出，他们试验了基督教，陶醉于亨利乔治的单一税解决法，并且献身于中国的革命事业。[48]
由于这些关于危机、信仰和觉悟的论旨在明治时期的环境中是如此重要，所以那些为其同胞心目中的崇高理想献身的人能与上面简单介绍过的许多集团有着多方面的融洽关系，就不足为奇了。许多重要事件的关系纯粹出于命定的巧合。例如，政党运动的两个领导人大隈重信和犬养毅执政时正值帝国主义在中国扩张造成的危机触发了戊戌变法之际。宫崎滔天的终生事业的开始、孙中山受到支持他的日本要人的引见、北京的百日维新、大隈和板垣的宪政党内阁的产生、同文会的成立、中国维新派的逃亡日本、学生运动的发起等事件，于是都接踵而来了。
上面已经指出，在政治避难中自然地成为上层人物的中国维新派受到了高级日本人士的照顾和殷勤接待。日本政府中的最高层人士提供了帮助，使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日本。这件事的大部分由同文会的领袖近卫亲王穿针引线，而且他暗中参与了此事的全过程。康有为会见了日本领袖人物，受到大隈伯爵的殷勤接待，并与近卫本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在谈话中近卫把明治中兴的长期准备与百日维新表面上的仓促进行作了对比。近卫强调了他一贯的主张，即关心中日两国具有共同的政治和文化，认为必须实行亚洲门罗主义。但是近卫集团感觉到，康有为名声太大，不宜长期留在日本；于是在1899年春季，近卫筹集了外务省的秘密经费，供康有为前往加拿大的温哥华。梁启超也与近卫及其他地位显赫的日本人会过面。1899年近卫亲自来中国。他在中国几次与具有维新思想的官员进行长谈。张之洞就日本让康、梁避难以及梁的著作对中国的留日学生可能产生害处之事表示抗议。近卫不同意这个抗议，也不同意把维新派说得那么重要，他宁愿把话题扯到他爱谈的中日合作和共同关心的事务方面。在此以前不久，近卫还在香港会见了接受日本政府的经费的宫崎和平山周，以便了解华南的政治形势。[49]
像宫崎和平山那样活跃的自由派，在中国的革命派而不是在中国的维新派或日本的贵族中，找到了天然的朋友。1900年，宫崎大力促使康有为和孙中山合作，此事深深地引起康有为的怀疑，以致最后他被新加坡当局逮捕，而近卫在他日记中提到此事时，骂他的同胞[宫崎]为“阴谋者”。发展与学生运动的关系也需要时间。在早期，当留学生仍被谨慎地资助并且偏重于学术活动时，孙中山及其日本朋友受到中国留日学生的支持还比较少。但后来随着留学生人数的增加、人员的日趋复杂以及政治活动的日益加强，革命的情绪蔓延滋长起来了。同时日本的民族情绪因为事实上正掉头去反对俄国，所以对上述情况并没有立刻引起不舒服。结果中国的革命派在日本人以及中国留学生中间找到了为他们的活动作了较好准备的场所。
孙中山在1895年广州第一次起义的尝试失败后，已经逃到了日本。他在横滨剪掉了辫子，留了小胡子，并且穿了日本人裁制的西服。他后来回忆说：“中日战争后，日本人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了发须后，就可以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他从日本前往伦敦，在那里，中国公使馆对他的扣留和几乎成功的引渡使他出了名，这件事他在普遍被人阅读的《伦敦被难记》一书中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在1897年8月又到日本。这时他结识了宫崎和平山。他们原先应犬养毅的要求去中国调查政治，在那里从孙中山的朋友处听到他又回到日本的消息。孙中山很快对他的新朋友产生了吸引力。虽然他们听命于犬养，并且确实把孙中山介绍给他，但他们却忠于孙中山，忠于与孙共同持有的振兴亚洲的观点。
他们的第一项合作事业就是通过购买和运输武器以及小股冒险者去援助阿基纳尔多的菲律宾革命的计划。像那艘陈旧不堪的船只因超重运输枪炮而沉没那样，这次行动也失败了，使几个日本冒险者丧了命。在第二个行动中，日本人试图在“百日维新”的灾难性失败以后使中国的革命派和维新派联合起来，但也毫无成果。虽然革命派和维新派同样依靠日本人的庇护，而且接触同一批日本人（宫崎曾与康有为在香港会晤过，平山曾陪同梁启超到横滨），但中国的维新派很不信任革命派，认为他们的文化和社会地位不如自己。早期得到犬养和近卫帮助成立的学校，很快就处于维新派而不是革命派的控制之下。在此期间，日本人中间的自由派冒险家却倾向于活跃的革命派，而不倾向于维新派。1900年，唐才常在汉口发动的未遂的起义名义上都得到这两派中国人的支持，但此后，在急于进行变革的中国人中间就长期出现了分裂。[50]
1900年夏末，孙中山试图在广东省策动一次革命，发动时寄最大希望于日本的介入。起义的基地是当时已被日本人占领的台湾岛。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一种期望，即日本将利用华北义和团之乱而进入华南。厦门事实上一度被日军所占领，这是为了对付一场策划好的反日“挑衅”。孙中山计划成立一个有几名日本人担任要职的临时政府。他的一个伙伴搜罗了广东省的秘密会社成员，开始领他们前往厦门，以迎接预期来自日本的人员和武器供应。在开始的几次战斗中，造反者所向无敌。但到起义开始两个星期后，当孙中山了解到日本的援助根本不会来到时，就传话放弃这一尝试。带着最后命令的日本人山田良政落到了清军手中并且被杀害。孙中山在为山田良政建碑的纪念词中写道：“君不以政府忻厌为意，衔命冒险，虽死不辱，以殉其主义，斯其难能可贵者。”[51]
1900年的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试图以来自印度支那和美国的支持来进行革命，但都没有成功（法国总督曾经邀请他在1903年前去访问印度支那；在美国，他曾试图支配三合会的领袖）。这些失败，再加上更早以前他因过去为他提供大部分追随者的华南秘密会社的成员无纪律和不可靠而产生的失望，使他相信他应从中国的留日学生（特别是从军事学校的留学生）中吸收人员。当孙中山在印度支那和美国逗留期间，学生运动明显地发展了。日本反俄情绪的高涨也很重要。黑龙会会员们看到他们的民族主义顺应着亚洲出现的机会，并且认为随着清朝的垮台，中国人对满洲的统治就将失去理论根据。因此，在黑龙会的正史中写道：“日本人在援助华南革命的行动中，同时发扬了爱国心和侠义精神。”[52]在此期间，原在1903年因抗俄组成的学生义勇队又为革命增添了力量。例如，黄兴回湖南企图发动一次起义。他开始时担任一所日语学校的教员，但同时还印刷和分发陈天华的革命小册子。实际上，在他创办的早期革命组织华兴会中活动的每一个成员，都已经是或者即将成为留日的学生。但是在这个组织策动一次计划在1904年爆发的起义之前，清当局袭击了黄兴的住所和他的日语学校，主要人物勉强沿着危险而困难的路线返回日本。在日本，曾经帮助过孙中山的这几个日本人立刻与他接触。他与孙中山一样，接受了“同文同种”的论点，并且与宋教仁一起，也成为日本人鼓励和援助的对象。[53]
孙中山回东京时正是1905年夏末学潮高涨之时。他的革命纲领和口号已被制定出来。这时所缺乏的就是一个新的组织，但经过他和日本朋友给他介绍的黄兴的共同合作，这种组织出现了。经过一系列筹备会议以后，1905年7月30日在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家中组成同盟会。约有70人出席，实际上全是中国留学生，他们代表了18个省中的17个省。正式的成立大会定在8月20日举行，这次是在坂本金弥家中举行的。有三位日本人——宫崎滔天、平山周和萱野长知——是正式会员，宫崎在1907年被授予代理权，以便作为该会的日本代表谈判武器给养。同盟会在留学生原在东京成立的各省同乡会的基础上组成；它另外还有传统秘密会社的宣誓仪式和秘密活动的特点，这些都是以三民主义（这是孙中山在西方学习时拟订出来的）和五个口号（其中之一是号召中日友好）的名义进行的。这样，同盟会最大程度地体现了中国通过留学日本以寻求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具体成果。
关于同盟会宣传的思想内容及其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思想的政治斗争，另有论述（见第九章）。同盟会的领袖有时面临一种艰巨的任务，即要对付某些革命派，因为后者不大相信日本舆论中的温和路线。胡汉民在《民报》撰文，为大隈伯爵的“善意”中隐隐流露出来的恩赐观点和傲慢态度以及日本政府更为明显的冷遇进行解释和辩护。[54]在1907年以后，当日本政府在一系列安排亚洲各国边界线的协定中选择正式与帝国主义合作，并要求孙中山离开日本时，甚至这些解释也不够了。孙中山的离日，像康有为八年前一样，也得到外务省秘密资金的安抚，这样就可以防止公开破裂或者他的日本民族主义友人的愤怒；但这又使革命派不能再利用他们的东京根据地，从而使同盟会的活动中心逐渐转移到了靠近中国的其他地方。孙中山离开后，留学生因同盟会中不同省籍和不同的思想意识而产生的离心倾向，削弱了它的团结和力量。但是随着中国青年中教育的提高以及民族主义和不满情绪的不断增长而出现的更重要的倾向，却一如既往地向前发展，最后给革命运动带来了好处，虽然这些倾向并不直接给革命增光。
随着革命的迫近，日本的直接影响衰退了。宫崎和萱野等革命党的代理人却成了政府监视和怀疑的目标。他们的秘密访问日本的中国友人也受到同样的待遇。友好的日本政府的形象逐渐变成了一个特别危险的帝国主义强国的形象，而它邻近中国和容易到达中国的有利条件也更加令人担心。辛亥革命爆发时，人们发现孙中山从美国启程，不是回中国或去日本，而是前往英国，这是因为他希望遏制可能发生的日本干涉；而东京政府本身也对事态的发展一点没有把握，所以它疏远了几乎所有可能在中国取得政权的候选人。在满洲，受日本军队支持的冒险家们最早企图成立一个独立的亲日缓冲国。在其他地方，孙中山的（ 日本）老朋友也在活动，但却不能提供或保证提供其同胞们的支援。社会主义者兼民族主义者北一辉与宋教仁交往密切，但他也设法每天向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打电报，报告混乱的政治局势。他后来退隐著书立说，颇有创见地解释了日本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社会为什么不能在重要的良机中树立自己的领导地位，为什么不能与一个为诞生而奋斗的中华共和国建立信任关系。包括宫崎和萱野在内的其他人士与孙中山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致他们在革命政府失败后也与孙中山一起迅速地失去了光彩。孙中山在短暂的成功之后又要重新依靠日本的善意了，此时他表明比过去更愿意作出关于日本在满洲享有利益的诺言。[55]
日本人还在近代中国更长期更深刻的思想革命中起着作用。当日本政府在桂太郎首相（1901—1906年；1908—1911年）强调高压的帝国主义政策和西园寺（1906—1908年；1911—1912年）执政下的较温和的路线之间进行更替时，社会主义左派知识分子偶尔也找机会在演说和出版物中表达他们对议会制度不抱幻想的意见。宫崎滔天的弟兄宫崎民藏是亨利·乔治单一税理论的坚定拥护者，并在革命刊物《民报》中发表了两篇文章。没有理由可以怀疑这类观点和人事往来对孙中山土地问题观点产生的影响。[56]
在无政府主义思潮中可以找到更为直接的影响。早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就出版了关于俄国虚无主义的著作。日本的激进派后来认为他们在1882年成立短命的东洋社会党之事即与这些著作有关。1902年以后，对无政府主义的兴趣在日本不断发展。早稻田大学的一位教授写了一本关于俄国革命运动的有影响的著作，它着重谈了三个阶段的分期，即革命文学、宣传鼓动和暗杀恐怖活动。这本著作对中国革命派有影响。日俄战争进一步助长了日本人对俄国的兴趣，像二叶亭四迷那样受欢迎的小说家和成为战争化身的民间英雄广濑武夫等人，都深受俄国的价值观和文化的影响。无政府主义这个术语和概念是在1903年通过日译文传入中国人的语言和思想中的。就在这几年，俄国革命派中的个别英雄人物开始成为非常适合中国留学生仿效的典范。这十年中在个别爱国的自杀行动中，在留学生以先驱者自任的意识中，在他们对其政府的暴政的厌恶情绪中表现出来的激情，似乎都与俄国的事例有关。
经过1905年的短暂革命后，一批俄国的避难者和革命派前往长崎。启程前往安南的孙中山通过黑龙会和萱野的介绍会见了他们。宫崎_萱野集团和这些俄国人一起办了名为《革命评论》的杂志，其宗旨是要加快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进程。虽然这个杂志不久被日本警方取缔，但它是在日本的左翼出版物大量涌现的气氛中产生的。《光》、《平民新闻》、《直言》等等刊物都可以从它们的名称中看出社会批判的潮流。当幸德秋水在1906年宣布他转奉无政府主义时，这一切都完全符合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发生的重大转折的情况。有一个时期，《民报》和《革命评论》互相借鉴，互相标榜。《民报》日益落在章炳麟和张继等人的手中，他们甚至在孙中山被逐出日本以前就对无政府主义发生兴趣。这些人根本不亲日（章炳麟对日本的文化和日本人的抱负确实有强烈的批判倾向），也不亲西方。但他们与日本的处境相同的人一样，也处在激进知识分子的大潮流中。他们谴责西方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和制度方面的弊病；他们道德上的责难和审判虽然是以无政府的激进主义表达出来的，但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们自身传统中反对资产阶级物质主义的哲学思潮。
关于日本对近代中国的自由派和革命派思想的影响这个大问题，不属于本章讨论的范围。[57]中国人在借鉴思想意识方面，越来越直接取材于西方的材料，而在从日文译成的中译本中，日本自己的思想也是难以确定的。但是两国的激进思潮显然不能孤立起来加以考虑。对留日的一代中国留学生来说，日本的激进派是私人朋友和道德巨人。景梅九的日记明确地指出，对一个有影响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听到像幸德秋水和大杉荣的讲话是多么重要。日本人的激进主义在东京的华人界中起了很大的作用。[58]
日本的影响当然不是决定性的，但它补充和强化了中国人经历的更大的变革潮流。革命派本身在策划第一次革命时也不是决定性的人物；按照芮玛丽的说法：“他们创造了一个传统，而不是一次革命。”[59]要衡量中国领袖人物个人在与日本人交往时所受的影响是困难的。但在交往中却常常容易了解到某些日本人生活中最重要的经历。“中国浪人”（人们对宫崎及其友人的称呼）在他们的一生中就被认为是这种日本人。对他们来说，建设一个新东亚的斗争是一项超越个人或超越民族界线的事业。但是在中日两国，国际主义的经验都证明是难以容纳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想潮流的。[60]
（杨品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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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德川齐昭，见天保十年六月二十二日（1839年8月1日）奏折，载《水户藩史料》，别集条，98。关于水野忠邦，见日本史籍协会编《川路圣谟文书》8（1934年），第318—319页。材料均引自吉田正《提倡“东方道德，西方科学”的佐久间象山》，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论文集》1，日本1972年版，第54页。关于中国战败的第一个报道是在1840年通过一艘荷兰船只传到长崎的。
[2]关于《海国图志》的日本版本及其影响，见王家俭《 〈海国图志〉对于日本的影响》，载《大陆杂志》卷32第8期（1966年4月），第242—349页。各种译文纷纷出现于1854年，并且持续到明治时代初期。关于《海国图志》对其初期版本之一的编者，即有声望的儒家学者盐谷宕阴（1810—1867）的影响，见范古利克《日本对鸦片战争的反响》，载《华裔学志》第4期（1939年）第478—545页。佐久间象山对魏源的敬慕并不包括魏源所持的关于枪炮的论点。他指出：魏源在这方面“大部分是不正确的和站不住脚的。那好像儿童游戏。不亲自进行研究，谁也不能洞悉这个问题的真髓。像魏源那样的有才之士不能了解这个问题，实在不幸”。引自角田龙作（音）、德巴雷和d.基恩编《日本传统的源泉》，第614页。
[3]关于日本取得有关太平军成就的情报的过程和结果，见市古宙三《幕府末期日本人关于太平天国的知识》，载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明治文化史论集》，第453—495页。
[4]《明治文化史论集》，第481—486页。这里详细叙述了早期的使命、乘客和材料来源。
[5]因此，撰写井上馨传记的作者指出：“当他到达上海，从轮船甲板上看到约一百艘战舰、轮船和帆船停泊在港口，以及船只繁忙地出入港口时，便大吃一惊。侯爵这时才开始认识发展海军以便实行排外主义的必要性，也开始看清佐久间象山教导的全部意义和单纯排外主义思想的不足。”见井上馨侯爵传记编纂会《世外井上公传》第1册，第90—91页。
[6]m.b.詹森：《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看法》，载费维恺等编《中国近代史考察》，第163—189页。
[7]刘广京：《李鸿章在直隶》，载《中国近代史考察》，第74页。
[8]东北大学前教授林武次（音）提供了这次谈话的英文版本，我在此表示感谢。日文版本见木村匡《森有礼先生传》，第102页。这次交谈还见于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稿》，第64—65页。
[9]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119—120页。1895年的谈话记录为英文。见鹿岛守之助（音）《1894—1922年的日本外交》，第202页。
[10]列文森：《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思想》，第23—25页；蒲地典子：《黄遵宪对明治时期的日本和西方的反应》。下一个研究日本现代化的重要中国著作是戴季陶（1890—1949年）的《日本论》，此书发表于1928年。这本富有洞察力的著作的日译文载于《中国》第56—63期（1968年7月至1969年2月）。
[11]见萧公权《君主立宪制：康有为的中国民主化计划》，载《华裔学志》第24期（1965年），第 1—83页；《翁同龢与戊戌变法》，载《清华学报》第 1、2期（1957年4月），第111—245页（关于上述奏折的日期，见第184页及第260—261页的注）；《康有为的哲学思想》，载《华裔学志》第 21期（1962年），第129—193页；《康有为的社会思想》，载《崇基学报》卷7第1期（1967年11月）和第8卷第1期（1968年5月）。萧教授已把他的许多文章收进《维新派和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一书中。彭泽周的《中国的近代化与明治维新》收集并补充了他自1970年以来发表的文章，成为最全面论述日本维新运动的集子。
[12]这方面的权威著作有实藤惠秀的《明治时期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特别应重视《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本章全章利用了《留学史》1960年版的材料；有关的论述取材于第140页和第110—111页。
[13]费正清等编：《东亚的近代化改革》，第631页。
[14]根据《张文襄公全集》卷203中的《劝学篇·游学二》，应为：“一去华近，易考察。”——译者
[15]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1页。
[16]同上书，第45页的摘录。
[17]数字根据上引著作第545页正面的表。他找不到估计1909—1912年和1915年学生数的根据。各学校毕业生的按校统计（上引著作第138—140页）显示学生毕业的学校从帝国大学直到私立女子高等学校。关于1901—1939年的数字，实藤列出中国毕业生总人数为11966人。
[18]关于学校、专业和日期的情况，见同上著作，第64—79页。
[19]实藤准备了一套中国人写的日记目录。到1902年已有57份旅日日记；有一名官方视察员李宗棠记录了这个时期九次去日的见闻（见同上著作，第313、425页）。1906年以后，中国政府出版指导性的月报供在日本留学之用。还有不少小说，其中最出名的为《留东外史》。实藤惠秀在其《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一书中对它进行了研究，此书有1944年的上海版，名《日本文学对中国的影响》，由张铭三翻译。
[20]见孙伯醇（1891一）的回忆。孙伯醇于1905—1914年在东京学习，他在北京任教和在中国外交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回到东京，在外国语大学和东京都大学当讲师。见他的《家塾、同文书院和民报社》，载《中国》第30期（1966年5月），第24—33页。特别可看他的《留学生、学校教育和发辫》，载《中国》第31期（1966年6月），第28—33页。
[21]景梅九然后回顾了汉代的一些风俗，那时中国人也席地而坐，并且提醒读者这些风俗以及过分的礼貌准则仍在日本流行。见《留学回顾》。此书为景梅九的《罪案》中的日本部分的日译文，由大高岩和波多野太郎翻译。
[22]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192—195页）转载了这种《留学生自治要训》的传单，并且指出，当时的中国小说有时把归国留学生描写为文静而有礼貌的人。
[23]郑冼秀兰（音）：《1905—1912年同盟会的组织、领导和财政状况》（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62年），第116—117页。注意k.s.刘在《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一书第40、59页叙述的地方关系。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515页提到学生会在1902年接收了向中国出口日本书籍的机构。
[24]幸德秋水：《帝国主义》，第35页。岩波书店重印了1901年的这部名著。
[25]《伤心人语》，这是梦芸生写的一部论战性小说，在1906年出版。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213页。
[26]景梅九：《罪案》，第34页。
[27]例如，郭沫若在1936年写的文章中说，“日本人称中国为 ‘支那’。本来支那并非恶意，有人说本是 ‘秦’字的音变，但出自日本人口中，则比欧洲人称犹太还要下作。”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224页引了这段话。实藤作了长篇讨论，并对使用此词表示歉意。竹内好在《中国》第16期（1965年3月，第34—36页）的文章中也警告不要用“支那”一词。1930年国民党政府使日本政府同意，在官方通信中不再使用这个名词。
[28]关于用注音符号拼成“sokoman”音的年轻人的日记，见实藤惠秀《明治时期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第277—336页。关于乃木，见第317页。
[29]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512—513页。
[30]关于1907年协议，见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106—107页。关于在华的日本教师情况，见第96页。到清代后期，在华的日本教师约600名，甚至在来华热潮衰退以后很久的1909年，中国学校邀请的356名外籍教师中，有311人是日本人。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当然是费用问题。
[31]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24—460页。
[32]同上书，第68—71页。
[33]关于英国人看到的危机发展以及中国外交部把“七条要求”秘密透露给英国代表的情况，见伦森编：《1895—1904年处于俄国和日本之间的朝鲜和满洲：英国驻日和驻华公使萨道义爵士闻见记》，第213—217页。
[34]关于详细的分析，见永并算己《关于拒俄学生军》，载《信州大学纪要》第4期（1954年9月），第57—83页。
[35]邹容：《革命军》。约翰·勒斯特介绍和翻译此书，并加注释，见英译本第152和84页。
[36]岛田虔次：《中国革命的先觉者》，第64页。此书包括陈天华的政治小说《狮子吼》的日译文，见第81—121页。岛田还在《辛亥革命的思想》一书中刊载了《警世钟》的译文，见第83—144页。又见欧内斯特·杨《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陈天华》，载《中国论文集》第13期（1959年），第113—162页。关于陈天华，又见《中国革命的先觉者》，第61—79页。
[37]引自永井算己《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的性质》，载《信州大学纪要》第2期（1952年7月），第31页。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61—511页也详细叙述了这场斗争的经过。
[38]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92页。
[39]关于铁路争端，见永井算己《江浙铁路事件与清末的民众》，载《信州大学纪要》第11期（1957年），第1—25页。这是一篇研究在1907—1908年抵制江浙铁路的英国借款的文章，抵制运动从东京的江浙学生集会上开始。关于借款谈判，见孙任以都《1898—1911年的中国铁路和英国利益》，第61—68页。
[40]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245页。
[41]钱存训：《从翻译看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载《远东季刊》卷13第3期（1954年5月），第318—319页。
[42]关于传入词汇的统计数，见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378页）。作者认为1905年是留学生翻译作品采用西式装订的转换时期。1867年岸田上海之行的部分日记连同一篇导言载于《中国》第24期（1965年），第5—16页。
[43]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及《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载《中国近代史考察》，第163—189页。
[44]黑龙会的正史，即葛生能久等编的《东亚先觉志士记传》，在最后全面地歌颂了这些东亚先驱者生平的光荣作用。
[45]井上雅二的《巨人荒尾精》提供了一篇传记。又见入江晃（音）《日本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日本帝国和中国》，载古德曼编《对日本帝国和亚洲的再估计》，第35页。
[46]在《中国》第21期（1965年8月），第7—22页中，可以看到关于东亚同文会和东亚同文书院的历史和贡献的权威性简明概述。
[47]对某些这类事情的讨论，见詹森的《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第163—189页。关于宫崎的全集，见宫崎龙介和小野川秀美合编的《宫崎滔天全集》。
[48]根据孙中山万宫崎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所写的序言。
[49]从近卫日记对一系列事件的叙述中，可以研究他与其他人的正式关系和非正式关系的脉络。他在1898年10月16日策划康有为来日，1898年11月12日与他会面，1899年3月14日收到供康使用的资金，1899年10月到香港，1899年11月4日与张之洞会面。见《近卫笃麿日记》第2卷。
[50]关于早期革命运动及其兴衰，见薛君度《孙中山、杨衢云和中国早期革命运动》，载《亚洲研究杂志》卷19第3期（1960年5月），第307—318页。郝延平：《中国维新派和革命派之间流产的合作》，载《中国论文集》第15期（1961年），第91—114页。兰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
[51]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第82—104页。惠州起义的失败促使宫崎写了《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
[52]引自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第111页。关于孙中山与留学生的来往以及他与秘密会社的关系，见郑冼秀兰的《同盟会》，第36页。又见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300页以下。
[53]不过宋教仁从来没有完全接受日本人的这些论点。玉田典子（音）：《宋教仁和辛亥革命》，载《中国论文集》第21期（1968年），第 189页。关于黄兴，最详尽的材料为薛君度的《黄兴和中国革命》。对宋教仁最充分的论述是k.s.刘的《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一书。
[54]岛田虔次在他的《辛亥革命的思想》（第193—194页）中讨论了大隈的几次演说。大隈在鼓吹中国必须采纳日本意见这一点上采取了十分强硬的路线；胡汉民在《民报》试图把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
[55]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乔治·威尔逊：《日本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北一辉》，第45—53页。关于北一辉从中国拍的电报，见高桥正雄编《九州与日本近代化》第4册，第424—480页。
[56]伯纳尔：《1906—1907年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载 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116页。希夫林：《孙中山的土地政策》，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6卷第4期（1957年8月），第549—564页。
[57]伯纳尔的《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提出了这个问题的几个方面。又见石母田正《幸德秋水与中国》，载竹内好编《亚细亚主义》第9卷：《现代日本思想大系》，第384—410页。关于俄国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见唐·普赖斯的《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和加斯特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辛亥革命》。
[58]关于会晤和接触，见竹内善作的回忆《明治末期中日革命运动的交流》，载《中国研究》第5期（1948年9月），第74—95页。但还可见斯卡拉皮诺和希夫林《孙中山和梁启超的对抗》，载《亚洲研究杂志》卷18第3期（1959年5月），第321—342页。其中所选的例子和论点都取自西方的材料。
[59]《革命中的中国》导言，第45页。
[60]黄兴在东京的寓所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学生组织新人会的总部，宫崎滔天的儿子是该会的创办人之一。见亨利·史密斯第二《日本第一批激进派学生》，第59页。
